2000年第3期No.3,Ma y2000
外国语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总第127期
General Serial No.127
文章编号:1004_5139(2000)03_0053_08中图分类号:I046文献标识码:A
作者本意和本文本意
)))解释学理论与翻译研究
谢天振
(上海外国语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上海200083)
摘要:翻译,无论是文学翻译还是非文学翻译,都离不开对原文的理解和解释。翻译的这种性质决定了解释学理论与翻译研究的极其密切的关系。而现代解释学理论家围绕作者/本意0的争论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传统翻译观念的崭新/视域0。本文拟从该理论关于作者/本意0、文本的确定性和可复制性等问题的论述,探讨其对当代翻译研究、尤其是有关翻译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等问题的启示。
关键词:作者本意;本文本意;解释学;翻译研究
Author's Meanin g and the Meanin g of Text
)))Hermeneutics and T ranslatio n Studies
X IE T ian_z hen
(The Academy of Soci al Sciences,Shangh 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Shanghai200083,Chi n a)
Abstract:Any kind of translat ion,literary or unlit erary,is bound up w it h the understanding and explica-t ion of source text.T his nature of translation determines its close relation w ith hermeneutics)t heor y of understandin g and ex p lanat ion in a certain de g ree.T he debatin g of t he modern Western hermeneutics t heorists p rovides us a com p let el y new Horizont to examine translat ion.Based on their t wo diametricall y opposed view points on author's meaning,the present paper tries t o discuss such problems as t ranslatabilit y and untranslat ability in new perspectives.
Key words:aut hor's meaning;meaning of text;herm eneutics;t ranslation studies
翻译,无论是文学翻译还是非文学翻译,都离不开对原文的理解和解释。如果说,理解是对原文的接受,那么,解释就是对原文的一种阐发。在这个意义上,译者既是原文的接受者即读者,又是原文的阐释者即再创作者。
传统的解释学(H ermeneutics),从古希腊的解释学,中世纪的/释义学0和/文献学0,直至近代德国的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和狄尔泰(Dilthey)的哲学解释学,都贯穿着一个明显的客观主义精神,从而强调接受者应该努力把握/文本0的原意,把握创作该文本的作者的/本意0,这一精神与传统的翻译要领也是一致的。
进入20世纪以后,以海德格尔(Heidegg er)、伽达默尔(Gadam er)等人为代表的西方现代解释学一反传统解释学的理论,宣称作者的/本意0是不存在的,因此对作者/本意0的寻求也是徒劳的。他们认为,当作者创造出了一件作品(文本)以后,这件作品(文本)就是一个脱离了作者
1
赫施5解释的有效性6,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年,第269页。2
伽达默尔5真理与方法6,转引自耀斯5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家6,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7页。
的自足的存在。因此,阐释者不必去与作者认同,而应把注意力放在探究文本所关注的问题上。
但是在当代美国解释学理论家赫施(E.
D.H irsch)看来,唯一能决定本文含义的只有创造该本文的作者,他说:/一件本文只能复现某个陈述者或作者的言语,或者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一个含义能离开它的创造者而存在。01他更直截了当地指出,/本文含义就是作者意指含义。0
鉴于翻译与理解、解释的密不可分的关系,现代解释学的上述新理论观念以及60年代当代美国解释学理论家赫施等人针对伽达默尔的论点所提出的一些新观点,无疑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传统翻译观念的崭新/视域0。
一、对作者/本意0的质疑
在翻译时,译者面对的是原文文本,但他们孜孜以求的是原文所包含的/意思0。古往今来,大凡严肃的翻译家,他们总是把正确理解和表达原文的/意思0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这里所说的/意思0,在许多情况下,就是指隐藏在原文文本背后的作者的/本意0。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所有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殚精竭虑,苦苦求索的首先就是原文作者的/本意0。原文作者的本意是译作的根本。译者一边读着原文,一边总是在想:/这句(段)话作者想表达什么意思呢?0这看起来很像是一场对话)))译者通过原文文本与原文作者对话。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译者是没有机会与原文作者直接对话的,因此译者通过原文所进行的这场/对话0实质上是一场单向对话,译者对原文作者/本意0求索的结果正确与否,通常是无法得到原文作者的亲自鉴定或认可的,像法译本5浮士德6竟能得到原作者歌德本人的赞叹,并被认为/比德文本原文还要好0,这可说是古今中外翻译史上绝无仅有的佳事。
在翻译中,译者追寻作者的本意,并把作者的本意视作译作根本,这个在传统翻译观念中原本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却由于现代解释学理论的某些观念而受到冲击、甚至产生动摇,因为现代解释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宣称,作者的本意是不存在的,因此对作者本意的寻求也就是徒劳的了,这就不能不促使我们从现代解释学理论的角度对翻译进行一番新的审视。
现代解释学理论的出发点并不是针对翻译而来的,它主要是针对艺术作品的理解、阐释和研究。鉴于艺术作品的研究者对作品所进行的分析和阐释在许多层面上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的解读和表达之间存在着颇多相通之处,因此,现代解释学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借鉴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众所周知,任何翻译都是从对原文的理解开始的,而解释学理论正是在理解这个问题上,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很值得翻译研究者重视的观点。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一个我们卷入其中却不能支配它的事件;它是一件落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从不空着手进入认识的境界,而总是携带着一大堆熟悉的信仰和期望。解释学的理解既包含了我们突然遭遇的陌生的世界,又包含了我们所拥有的那个熟悉的世界。02把这段话用于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可以说是再确切不过的了:有哪一个译者不是带着/一大堆熟悉的信仰和期望0去着手理解他所翻译的原文文本的呢?又有哪一个译者在翻译时不是一边置身于一个/熟悉的世界0,一边又面对着一个/陌生的世界0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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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明惠5翻译与文学的关系及其在比较文学中的地位6,载5中外文学6,1978年第6卷第12期145页。4
参见谭载喜5西方翻译简史6,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35页。
5
转引自赫施5解释的有效性6,第1-2页。
6
参见赫施5解释的有效性6,第1-2页。
传统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多要求我们的翻译家克服自身因素(包括历史、心理、社会等因素)的局限,抛弃自己熟悉的信仰和期望,抛弃自己熟悉的世界,进入原文文本那个/陌生的世界0,把自己设想成是原文文本的作者,并且进而设想原文作者在进入译文这个/陌生的世界0后会如何写作。正如有一位学者所指出的,/译者须了解原作者及其所处之社会背景,更须体验原作者的心理过程。这一经了解、领悟、体验而后重整组合的手续,便是翻译的过程。03德国翻译家施莱尔马赫(Fr iedrich Schleiermacher)也曾提出/两种不同途径的翻译0的观念,其中之一就是/使外国作者像本国作者那样说话、写作,译者不仅仅要自己看懂原文,还必须使原作者进入与译作的读者直接对话的范畴04
。
然而,现代解释学理论家却认为这样的理解是不可能做到的。伽达默尔指出,/重要的是使用解释学的现象去辨识我们把什么东西带进了陌生的世界。这样就可以通过发现我们自己不加怀疑的先已形成的判断来获得关于我们自己的知识,并且通过扩展我们的视域直至它与陌生世界的视域相会合,以获得那个陌生世界的知识,从而使两个视域融合。05
关于/使两个视域融合0的观点,伽达默尔在5真理与方法6一书中说得很清楚。他认为,传统解释学中的客观主义努力执着于对本文(从翻译研究的角度说,也可理解为是原文)作者本意的迷信,而没有看到人类理解的历史性。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无论是理解者)))人,还是理
解的对象)))本文,都是历史地存在的,也就是说,都处于历史的发展演变之中的。这种历史性就使得对象本文和主体都具有各自的历史演变中的/视界0,因此,理解就是本文所拥有的诸过去视界与主体的现在视界的叠合。伽达默尔称之为/视界融合0(H orizo ntv erschmelzun g ),这样,在现代解释学理论看来,人们面对本文所达到的理解就永远只能是本文与主体相互融通的产物。鉴于理解的历史性,本文作者的本意是不存在的,它在历史长河中已演变成了一系列他者,因而,理解根本无法去复制本文作者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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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伽达默尔关于理解的历史性的话引入到翻译研究领域,乍一看,人们很可能以为这一观点从根本上摧毁了中外翻译家几千年来的努力:既然本文作者的本意是不存在的,既然理解根本无法去复制本文作者的原意,那么,翻译家们孜孜以求的原文的/意旨0也就成了镜中花水中月了,他们的所有努力也就成了不可能有结果的徒劳了。其实不然,伽达默尔的观点对于翻译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借鉴意义。
首先,伽达默尔关于两个视界融合的观点在一定程度相当确切地道出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实质。在翻译中,尽管大家都明白,译者应进入原文文本的世界,应努力领悟作者的本意,但在实际翻译中,译者总是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熟悉的世界里的知识和信仰带进原文这个陌生的世界。这种情况在各国早期的翻译中比比皆是,英国菲茨杰拉德翻译的5鲁拜集6是在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译作,但它与其说移译了波斯诗人的诗体,不如说通过模仿原诗格律创造了一种英语的新诗体,正如有的评论家所说的,它把一个/几乎被遗忘了的波斯诗人脱胎换骨变成了厌世的英国天才0。我国早期翻译家周
75毒蛇圈6,周桂笙旧译,岳麓书社印行,1991年,第
87-88页。
8此例转引自林以亮5翻译的理论与实践6,载5翻译研究论文集6(1949-198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年。9
许钧5文学翻译批评研究6,译林出版社,1992年,第95-96页。
桂笙的翻译更为突出,他在翻译法国作家鲍福的小说5毒蛇圈6时,竟凭空加入了一大段描写女主人公思念父亲的话,因为在他看来,既然此前小说中描写了父亲对女主人公的慈爱之情,此时就非得(依照中国人的观念)插入一段反映女儿对父亲的孝顺之情的话不可。出版者吴趼人甚至在篇末公然宣称:/后半回(女主人公)妙儿思念瑞福一段文字,为原著所无。窃以为上文写瑞福处处牵念女儿,如此之殷且挚,此处若不略写妙儿之思念父亲,则以慈孝两字相衡,未免似有缺点。且近时专主破坏秩序,讲家庭革命者,日见其众,此等伦常蟊贼,不可以不有以纠正之。特商于译者(即周桂笙)))引者),插入此段。虽然,原著虽缺此点,而在妙儿当夜,吾知其断不缺此思想也。故虽杜撰,亦非蛇足。07当代翻译中也有同样的情况,如5西游记6英译者把书中一个人物/赤脚大仙0误译为red-le g g ed im mortal(红腿的不朽之神)8--他显然以英语的理解方式把汉语里的/赤0仅理解为/红0(如5水浒6里的/赤发鬼0,英译为red-headed devil),却不知道/赤0在汉语里还有/光、裸0的意思。
其次,伽达默尔关于理解的历史性观点在翻译中也是很容易得到印证的。法国小说5红与黑6汉译中的一个段落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这一段描写主人公于连在市长家当家庭教师,有一次在听到当地的贫民收容所所长瓦尔诺先生在市长面前夸夸其谈时,对虚伪的瓦尔诺产生了极其厌恶的感情。这段话翻译家罗玉君在50年代翻译如下:
他忍不住私自咒骂道:/正直诚实的颂赞!
人人都说这是世界上唯一的美德,然而这是怎样的一种现实呀!派他照管穷人的救济事业以后,他私人的产业,顿时增加了三倍之多,这是怎样公开的贪污,这是怎样卑鄙的荣耀啊:我敢打赌,他赚钱甚至赚到最悲惨的孤儿弃婴身上去了。对于这些可怜的无父母的小孩来说,他们的痛苦和牺牲,比旁的穷人还要更多!啊,社会的蟊贼啊!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啊!,,
当研究者把这段话与原文对照之后,发觉在原文中很难找到诸如/社会的蟊贼0、/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0之类具有强烈批评色彩的字眼,原来这是/译者凭着自己的主观性,从自己的立场、观点出发,给这些并不蕴含着如此深刻的思想内涵的字眼添加了不必要的、中国人特别敏感的主观成分。09然而,经历过中国大陆五、六十年代那种特殊政治气候的人都知道,虽然上述对原文的理解与译者/自己的主观性0有关,但另一方面,这种理解还与当时特定的政治气候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情况恐怕就是伽达默尔所说的理解的主体的历史性了,因为同一段话,到了90年代,翻译家的理解就不同了,试比较另一位翻译家郝运在八、九十年代重新翻译的这段话:
/对正直的颂扬是何等的动听啊!0他高声嚷道,/简直就象世上难有这个美德,然而对一个自从掌管穷人的财产以后,把自己的财产增加了两三倍的人,又是怎样的尊敬、怎样的奉承啊!我敢打赌说,他甚至连支供弃儿用的经费都要赚!而弃儿这种穷苦人的困难比别的穷苦人还神圣得多。啊,这些恶魔!恶魔!,,0
这里,/这是怎样一种现实呀!0以及/公开的贪污0、/卑鄙的荣耀0、/社会
的蟊贼0等词语就都不见了。这种变化与翻译的进步当然有很大的关系,但在这进步的背后,难道不就是理解的历史性,或者具体地说,是理解的主体和客体所经受的历史演变在起作用吗?伽达默尔的理论为我们观察历代译本的变迁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二、对作者/本意0的捍卫
然而,如果说伽达默尔关于理解的主体和客体的历史性论述对于我们进行文本解读,甚至进行翻译研究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话,那么,他由此进一步提出的有关阐释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的设想,就不仅遭到了古典解释学派的反对,而且在翻译研究者看来也是值得商榷的。
伽达默尔认为,必须把阐释者与文本的关系设想成双方处于平等地位的对话。这样的对话假设参与者双方的关注有共同之处,而并不仅是/图谋0对方。于是,阐释者就不必把注意力集中在文本上,而必须把注意力对准与文本有关的问题上,随文本一起处理这个问题。这样,阐释者就不必与作者相认同(伽达默尔认为,无论如何,这种认同都是一种幻觉),而只是去探究文本所关注的问题,并顺着文本的最初问题所追踪的方向接受进一步的质询。10
伽达默尔的这种假设,不仅从根本上否定了作者本意的存在,而且也否定了文本本意的存在,这样的假设显然是大可置疑的。如果说,作者的本意由于作者处于历史性的演变之中而会有所演变,从而表现出一种不确定性的话,那么,已经由作者完成并变成了一个客观存在体的文本,它的本意应该是相对确定的。当代美国解释学理论的代表人物赫施正是由此对伽达默尔的观点提出了反驳。在赫施看来,人们一般所说的对同一本文的理解始终处于历史性的演变之中,也即伽达默尔所说的理解的历史性,这并不是指本文作者的原初含义发生了变化,而是本文的意义发生了变化。他指出:/发生变化的实际上并不是本文的含义,而是本文对作者来说的意义。011他进一步强调指出,/本文含义始终未发生变化,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含义的意义。012
这里,赫施提出的两个概念/含义0 (Sinn,si g nificance)和/意义0(Bedeutun g, meaning)值得我们注意。从以上赫施的分析可以发现,赫施所说的/意义0与我们平常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意义0显然不是一回事。根据他的划分,通常所说的/意义0可区分为/含义0和/意义0两层意思,他进而分析了含义和意义的不同:/一件本文具有着特定的含义,这特定含义存在于作者用一系列符号所要表达的事物中,因此,这含义也就能被符号所复现,而意义则是指含义与某个人、某个系统、某个情境或与某个完全任意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像所有其他人一样,在时间行程中作者的态度、感情、观点和价值标准都会发生变化,因此,他经常是在一个新的视野中去看待其作品的。毫无疑问,对作者来说发生变化的并不是作品的含义,而是作者对作品含义的关系。因此,意义总是包含着一种关系,这种关系的一个固定的、不会发生变化的极点就是本文含义。013
假如我们不把赫施的这一观点仅仅局限在作者与本文的关系上,而是进一步扩展为译者与本文(也即原文)的关系,再去看翻译中的某些现象,我们一定会对翻译有一些新的认识。手头正好有一个现成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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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耀斯5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6,顾建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7页。11同1,第16页。
12同1,第214页。13同1,第16-17页。
14参见拙著5译介学6,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7页。15同1,第18页。
16同1,第56页。本文引用时译文略有改动,原译文/正是词义的这种可复制性,才使解释具有可能发生。0现改为/正是词义的这种可复制性,才使解释成为可能。0
著名翻译家方平在为拙著5译介学6所撰写的序言中曾提到朱生豪翻译的5罗密欧与朱丽叶6中的一句译文不妥。朱生豪的译文为:
他要借你(软梯)做牵引相思的桥梁,可是我却要做一个独守空闺的怨女而死去。
这是朱丽叶在决心去死的前夜,盼望着夜色降临,好挂一条软梯,让她的心上人在流亡之前,爬进闺房与她共度难解难分的一夜,此刻她对着软梯发出了如上感叹。方平认为,/思想本可以自由飞翔,何须借软梯来牵引、做桥梁呢?0查找原文,原文是:
He made yo u a highway to my bed,
But I,a maid,die maiden-widow ed.
原文to m y bed的含义很清楚,是/上我的床0的意思,但是/受到我国几千年礼教文化干扰的前辈翻译家悄悄地把-床.改译为得体得多的-相思.,顾不得因而产生了经不起推敲的语病。0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一个尚未出嫁的闺女怎能直截了当地说出要她的心上人/上我的床0呢?朱译之所以如此处理,显然事出有因,也就是下文就要提到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忌讳0在起作用。现在,90年代的翻译家方平把此句译为:
他本要借你做捷径,登上我的床,
可怜我这处女,活守寡,到死是处女。14
方译显然更贴近原文的本意。
两个译者面对同一句话,却有不同的翻译(或解释),借用赫施所说的话,这是因为/在时间行程中作者(此处当为译者)))引者)的态度、感情、观点和价值标准0发生了变化,因为后一个译者是在一个新的视野中去看待同一部作品(本文)的。具体地说,40年代译者在处理/登床0一语时所感受到的性忌讳和性压抑的民族心理,到90年代的翻译家那里,已经发生了变化。对照原文可以发现,本文的/含义0没有变,变化的是/意义0,也即是译者与本文的一种/关系0。这也是赫施与伽达默尔的一个主要分歧所在:赫施认为/作者对其本文所作的新理解虽然改变了本文的意义,但却并没有改变本文的含义0,15伽达默尔却认为本文的整个意义(包括赫施所说的/含义0)全都是变动不居、无法确定的,从而走向对本文作者原意包括本文原意的否定。
对于翻译而言,赫施的观点毫无疑问具有更为积极的意义。这是因为赫施看到了本文含义所具有的确定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文含义的可复制性,他说:/词义具有可复制性特点,正是词义的这种可复制性,才使解释成为可能。试想,如果含义是不可复制的话,那么,它也就不会被人们各有所异地具体化,这样,它也就既不会被理解,也不会得到解释。从另一个角度看,含义又具有确定性特点,我们正是据此确定性,才说含义是可复制的。016
词义的这种可复制性,不仅使得解释成为可能,也使得翻译成为可能。杜诗/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0正是这样在英语世界里/被人们各有所异地具体化0,产生了好几个不同的译本。他们有的把它译成:
T he m y riad chr y sant hemums have bloomed t wice.Da y s t o com e_tears.
The solitary little boat is moored,but m y heart is in the old_tim e garden.(Amy Low ell译)还有的把它译成:
T he si g ht of chr y santhemums a g ain loosens t he tears of p ast memories,
17同1,第26页。
18本文所举杜诗三则译文,均见A.C.格雷厄姆5中国诗的
翻译6,载5比较文学译文集6,张隆溪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
T o a lonely detain ed boat I vainly at tach m y hop e of going hom e.(William H ung 译)
在第一种译文里,/丛菊已经开放了两次,未来的日子将伴随着泪水;孤独的小船已经系住,但我的心仍在昔日的庭园。0在第二种译文里,却是因为/看见了重新开放的菊花,才引得诗人泪流满面,沉浸在对往昔的回忆中;诗人把归家的希望徒然地寄托在那已经系住的孤舟上。0两种译文反映了两个译者对同一本文的本意的不同理解和解释,表达的内容相去甚远。表面看来,似乎本文(尤其当这个本文是诗的时候)的本意不可捉摸,难以传译,其实不然。赫施指出,人们之所以以为含义是不确定的、不可复制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人们误把对含义体验的不可复制性视为含义本身的不可复制性了。其二,人们之所以认为含义无法被解释者把握,那是由于把确切理解的不可能性误当成理解的不可能性。赫施认为,人们能理解本文并不是说,人们能对本文获得确切的理解,认识与确定性并不是一回事,/把确切理解的不可能性与理解的不可能性完全混淆,在逻辑上是错误的,而把认识与确定性相提并论也同样是错误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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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施的上述区分,对我们分析翻译研究中聚讼不已的可译与不可译之争很有借鉴意义。所谓/对含义体验的不可复制性0也许可视作原作者创作本文时的特定的心理感受,如杜甫在写作上述诗句时的特有心情,那当然是/不可复制的0。但这两句诗本身的含义应该是可以复制的,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客观存在,更因为这个含义是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而凡是通过语言表达的本文,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特定语言限制。这种限制是一切语言媒介所固有的,这就使得通过语言表达的本文的含义同样受到制约,因而具有确定性和可复制性。
如果说,赫施关于本文含义的确定性和可复制性是从正面肯定了对本文的理解和解释的可能性的话,那么,赫施有关确切理解的不可能性与理解的不可能性之间的区分,是从反面肯定对本文理解和解释的可能性。
仍以上引杜诗/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0为例。作为英译文的两个解释者必须对原文中隐匿在诗句后面的可以意会,但难以言传的作者本意作出确切的理解和解释:诗中的/开0是指花开还是泪流开?系住的是孤舟还是诗人的心?/他日0是指过去,还是指未来的某一天,这一天可能像他在异乡看见菊花绽开的两个秋天一样悲哀吗?泪是他的泪,还是花上的露珠?这些泪是在过去的他日还是在未来的他日流下的,或者他现在是在为他日的哀愁而流泪?他的希望是全系在可以载他回家的舟上,还是系在那永不会扬帆启程的舟上?他的心是系在这里的舟上,还是在想象中回到故乡,看到了在故园中开放的菊花?等等,等等,简直难以尽数。确切理解的不可能性由此可见一斑。但是,这种不可能性并不意味着理解的不可能性,正因为此,所以译者们仍然孜孜不倦地从事翻译,追求最能确切传达原文全部信息的译文。针对上引杜诗,A.C.格雷厄姆提供了第三种译文:
T he clus tered chrysant hemum s have o p ened tw ice in t ears of other da y s,
T he forlorn boat,once and f or all,tethers my homew ard though ts.
格雷厄姆的译文较前两种在对原文的确切理解和表达上又往前前进了一步。18翻译就是这样,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一代又一代译者的努力,追求最能确切表达原文的译文。
由以上所述可见,赫施关于必须区分本文含义的确定性和可复制性以及确切理解的不可能性与理解的不可能性的这个理论,正好从解释学的角度为翻译研究中的可译性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三、结论
本文主要引用了解释学两个主要流派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和赫施的观点,但是我们并不想卷入解释学领域里孰是孰非的争论,我们仅想从两位解释学大师的理论中得到对翻译研究的启迪。
伽达默尔关于理解的观点,即认为理解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无论是理解的主体)))人(具体即接受者、读者),还是理解的客体)))文本,也都是历史地存在的,因此也就都处于历史的发展演变之中。由这种理解的历史性,他进而得出/本文作者的本意是不存在的,它在历史长河中已演变成了一系列他者,因而,理解根本无法去复制本文作者的原意0的结论。从表面看,伽达默尔的理论似乎对人们的理解和解释行为(当然,也包括我们讨论的翻译行为)当头泼了一盆冷水,采取了一个悲观消极的立场。这种观点若引入到翻译研究中,就是典型的不可译论,其实并不尽然。因为尽管伽达默尔得出了/作者本意不存在0、/理解无法复制作者原意0等结论,但与此同时,他赋予理解以更大的意义,因为他认为,由于这种历史性使得理解的客体)))文本和理解主体都具有各自的、处于历史演变中的/视域0,所以理解就不是消极地复制文本,而是进行一种创造性的劳动,这是很有见地的观点,也从理论上论证了翻译家劳动的创造性价值。
但是站在翻译研究者的立场,我们也许更倾向于赫施的观点。上面已经提到赫施正确区分了确切理解的不可能性与理解的不可能性以及对含义体验的不可复制性和含义本身的不可复制性之间的关系,这一理论为翻译中的可译性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与此同时,赫施提出面对一件本文会得出诸种各有所异的理解,这是理解的历史性使然,无论理解出现多大差异,在对本文的理解活动中总有共同可循的价值判断存在,这个观点又触及到了翻译标准的必要性问题,对翻译研究者来说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而伽达默尔的理论由理解的历史性进而否定本文作者的原意,则无异于否认共同价值判断的可能性,如此下去,面对本文的解释活动、包括翻译活动,就都有可能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这无论是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和解释,还是文学作品的翻译,显然都是极其不利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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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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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艾柯等[意].诠释与过度诠释[C].柯里尼编,
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7.
收稿日期:1999_10_13
作者简介:谢天振,男,浙江人,教授。5中国比较文学6杂志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文学理论
和译介学。
解释学翻译观的利与弊 张 健 （巢湖学院外语系，安徽 巢湖 238000） 摘 要：伽达默尔从解释学视域下探讨翻译活动，其思想有着深厚的哲学根基，伽氏的翻译 理论一经问世就备受译界关注。对于解释学而言，高奏赞歌者颇众，骨头里挑刺者却寥寥无几。本文旨在辩证地探讨解释学翻译观于翻译研究的利与弊，更好地理解翻译的本质。关键词：伽达默尔；解释学；利与弊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868（2012）01－0089－07 收稿日期：2011-11-27 作者简介：张健（1972-），男，安徽合肥人。巢湖学院外语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外语言对比及翻译学。 1导言翻译与哲学息息相关。“哲学研究、特别是语言哲学中涉及到大量的翻译理论，翻译理论也包含哲学思辨和哲学方法论的运用。”（刘军平， 2010:64）而“解释”可谓是哲学的“品牌词”，但凡 涉及哲学的概念，往往会打上“解释”的标签。从“解释学”（hermeneutics ）词源来看，“解释”和“翻译”被相提并论早有历史了。在西方古希腊神话中，赫尔墨斯（Hermers ）是奥林匹亚山中诸多神灵的信使，负责将神的旨意传递到人间，可是神有神语，不同于人类的语言，只有将神语译成人语，人间方能领会神旨，所以翻译必不可少。同时，毕竟是神旨，少不了晦暗不明之处，所以翻译时也就少不了解释，也就是对其中微言大义进行阐发，于是乎翻译、解释与传递同步进行。后来不少学者对翻译中的解释十分重视，并将哲学解释学引入翻译研究当中，以求理论支持。自从19世纪以来，解释学逐渐成为翻译研究的焦点。当然这其中功不可没者大有人在，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 ）开启了哲学解释学之门，但施氏 的解释学翻译思想尚处萌芽状态，不足之处可见一斑。狄尔泰（Dilthey ）又将此扩大至整个精神科学范围，使解释学“从专门的技术性学科转变为人文科学家的一般方法论学科”。（郭安，1999:22） 此后，海德格尔（Heidegger ）将原有的解释学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升至本体论，加大对世界本源的哲学研究，而海氏的弟子伽达默尔（Gadamer ）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将解释学发展为一门显学，可以说，伽氏才是解释学的集大成者。当然，仅从哲学原创性来看，伽达默尔不算抢眼，但就翻译哲学而言，伽氏绝对算得了开天辟地的人物。 在伽氏眼中，翻译完全是意义的理解，译者和读者的身份时有重合。译者在译前首先是作为原文读者的身份出现，而后在其理解、阐释之下，才有译本的诞生。难怪后来乔治· 斯坦纳（George Steiner ）在其大作《巴别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 -tion ）中专门从解释学（即斯坦纳所称的“诠释 学”）视阈深入探讨了翻译的解释性。可以说，解 2012年第14卷第1期 巢湖学院学报 No．1．,Vol．14．2012总第112期 Journal of Chaohu College General Serial No．112
解释即翻译”指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当努力消除源语和目标语之间因时间距离和语言差异所造成的误解，浅论“翻译即解释”在普遍诠释学时期的含义是? 一、“翻译即解释”的由来 诠释学，英文为Hermeneutics，德语为Hermeneutik，希腊文为Hermeneutike。对Hermeneutics的译名学界尚未形成统一意见，界将其译成诠释学、解释学、释义学等，界多是将其称为阐释学。 最早出现的诠释学是神学诠释学和诠释学，经历德国的宗教改革后，诠释学研究的范围开始面向一般的世俗文本，语文学诠释学由此开始，诠释学作为一种理解与解释的技艺为人们熟知。19世纪，经过施莱尔马赫的改造，诠释学以理论的形式确立下来，成为理解与解释文本的方法论。后又经过狄尔泰、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等人的不断努力，诠释学上升到了实践哲学的层面，从方法论上升到了本体论。 无论哪一种诠释学，都是一种意义指向的理论。同样，翻译也是对意义的追寻，对文本信息的获取。16世纪牛津大学神学教授L.汉弗雷(L.Humphery)，在其著作《诠释方法》一书中，把希腊文Hermeneutik解释为“翻译”，这是“翻译即解释”这一命题的首次提出。17世纪，法国学者休特(P.D.Huet)《论解释卷二》中，进一步论述了“翻译即解释”这一命题，他不仅肯定了汉弗雷的观点，而且将翻译与诠释、译者与解释者并列起来进行讨论。休特认为：“翻译者(解释者)在进行翻译——诠释时，既不能对作者在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个性特征所减损，也不可增补，应该完全忠实地描绘出作者的性 格。”[1](P43) 美国学者帕尔默也认为翻译是诠释学的应有之义：“翻译是‘产生理解’的基本诠释过程的一种特殊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们将异质的、陌生的或难以理解的东西携入自己语言的媒介中……翻译行为并非一种寻找同义词的单纯机械性收集整理的事情。”[2](P43) 二、“翻译即解释”在施莱尔马赫诠释学中的表现 施莱尔马赫认为，正确的理解不是直接的，而是必须通过解释，理解与解释是同一的，解释是理解的表现形式，理解与解释的目的是重构作者的意图。在特殊诠释学时期，学者们认为，直接理解是正常情况，误解是偶尔的异常情况，所以解释相对于理解是辅助性。施莱尔马赫则为，诠释学的出发点是误解，而这种误解是普遍的，不是个别的，解释是为了避免那种由于无视规则的理解尝试而产生的误解，所以解释是理解的必要手段。 施莱尔马赫在长期注释《圣经》的实践中，发现了教义的解释与语义的解释之间的矛盾：《圣经》在不同时代由不同作者写成，如果仅从语义出发，这些不同时代的语言所撰写成的文本之间就会有很多语义上的矛盾之处，从而难以形成一个整体的观念，现有的基督教共同信仰就会被破坏;如果仅从教义出
2012年第03期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No.03，2012 第28卷JOURNAL OF EDUCATIONAL INSTITUTE OF JILIN PROVINCE Vol .28（总279期） Total No .279 收稿日期：2011—10—11 作者简介：李晓玲（1983—），女，河南濮阳人。河南科技学院外语系，助教，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和外语教学。 哲学阐释学三原则和翻译研究 李晓玲 （河南科技学院外语系，河南新乡453003） 摘要：阐释学是一门研究理解和解释的学科。现代西方阐释学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提出的三大哲学阐释学原则“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为一本多译等翻译现象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哲学阐释学；翻译；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2）03—0145—02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语言论转向和翻译理论界的文化转向为我们开辟了许多新的译学 研究的视角。人们从更多的方面和角度来研究翻译。以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西方现代阐释学，颠覆了许多传统的理论和观念，改变了人们看问题的方式。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所提到的 三大哲学阐释学原则 “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为一本多译等翻译现象提供了新的 研究视角。 一、理解的历史性在理解的模式上，伽达默尔继承了海德格尔前结构理论：每一种解释都建立在一种前有的基础上，为了理解某个事物，我们总得先要具有这个事物。我们对任何事物的理解都建立在我们已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对每一种事物或现象的解释都不可避免地受“前见”的影响，这种“前见”就是我们已有的知识和经验。译者只有把自身置身于历史性的视域中，才能真正理解原作的意义 。“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历史的，理解的历史性又构成了理解的偏见，进而决定了理解的创造性和生成 性”。［1］我们是历史性地存在的。无论是认识的主体或客体，都内嵌于历史性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文本的理解无疑也是历史性的。理解的历史性导致了历史的偏见，包括误读现象。伽达默尔认为这 种偏见是“合法的” 。他认为正是这种“合法的偏见”构成了理解的历史性因素。伽达默尔声称“偏 见未必就是不合理的和错误的，实际上，我的存在的 历史性产生着偏见，偏见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我的全部体验能力的最初直接性。偏见即我们对世界敞开 的倾向性”。［2］伽达默尔对偏见的积极性的一面的论述使我们认识到了误读的意义。庞德唐诗英译中 的错误在美国引起的新诗运动，寒山诗于20世纪50和60年代在美国和日本引起的激潮，都说明误读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价值。理解主体不同的历史背景使他们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从而生成了不同的偏见，进而在翻译中做出不同的选择，书写出不同的译本。 二、视域融合 视域融合是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第二大原则。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它包括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伽达默尔认为，作为理解者或解释者的译者，其视域并不是封闭孤立的，而是开放动态的。因此，作为理解者和解释者的译者，其任务就是扩大自己的视域，并与其他视域交融，达到一种历时性、共时性的 “视域融合”。理解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无论是理解的 主体———理解者，还是理解的客体———文本，都是历史地存在的。两者都各有自己的视域。译者对文本的理解是由其带来的各种成见所规定的，它们构成了译者现在的视域。而文本总是含有作者原作的视域。不同历史时期的读者带着当时的时代氛围形成的视域和文本的历史视域相遇和融合。但这种理解 5 41
162河 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第11卷Ｏ文章编号：1673–2804(2011)01-0162-03 阐释学方法论关照下的翻译学 张 睿，韩 虔 （大连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116024） 关键词：阐释学；翻译主体；翻译客体；权力话语；翻译标准 摘 要：回顾了阐释学发展的历史，解释了现代阐释学中“前理解”、“视域融合”、“偏见”等基本原理的内 涵，最后从翻译的主体研究、客体研究、权力话语、翻译标准等四个方面的讨论了现代阐释学对翻译学的深 刻影响。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志码：A 20世纪的西方哲学从认识论的科学主义转向了语言论的阐释哲学（Hermeneutics），对人文科学的影响巨大，不仅仅使人们开始对语言给予普遍性的关注和重新审视，而且人们认知范式的变化颠覆了许多传统的理论和观念，改变了人们看问题的方式，也深刻地影响了翻译理论研究。对强调“忠实性”的翻译标准、作者的主体性、文本的绝对权威等等方面，阐释学开启了崭新的视角，对研究语际间语言转换的翻译学理论来说，具有很强的方法论意义。 一 现代阐释学的内涵 阐释学是目前人文社会科学中比较流行的方法论，“它最早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不过是用来指传达神喻、解释经典的学问”[1]。阐释学的发展经历了古典阐释学、传统阐释学和现代阐释学三个阶段。古典阐释学局限在宗教层面，解读经典、注释经书，满足于获得经典文本的原初意义。传统阐释学由施莱伊马赫的浪漫主义理论、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和赫斯的意图说文本理论三大体系构成。传统阐释学承认理解的历史性，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理解和认识这样的意识活动，都必然受到历史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但是“传统阐释学力求使阐释者摆脱一切历史影响，超越历史环境，达到对文本完全不带主观色彩的、透明的、无蔽的理解”[2]。他们把阐释者自己的历史环境的东西看成是理解的障碍，看成是产生误解和偏见的根源。所以传统阐释学认为阐释的核心是避免误解，阐释者的任务应该是客观地还原作者及文本的原初意义。 现代阐释学沿袭了传统阐释学的阐释具有历史性的观点，但是却接受了阐释者对文本的误读。两大领军人物是德国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和迦达默尔。 海德格尔对阐释学的贡献之一是提出了“前理解”的概念。前理解包括了“先有”、“先见”、“先知”三个层面的意思。这三个层面涵盖了历史、文化、语言、意识、心理等人类一切从逝去到当下的精神物化物。他认为，任何一个阐释主体在进行文本的阐释前，就已经处于这种前理解状态中，受到既定的文化，历史、语言、意识、心理的侵占，不可能无蔽地、透明地对文本原初意义进行阐释。因此，“阐释主体从前理解起步达向文本，势必带着历史‘偏见’去理解文本的意义”[3]。可以说，就是历史导致了“此在”的阐释主体对“彼在”的文本意义获得中的偏见。 迦达默尔从海德格尔那里承接了“前理解”及其三个层面的含义，统统把他们纳入到他自己创建的术语“视域”中，即他认为在文本理解过程中存在两种不同的视域：一个是阐释主体的视域，一个是文本（作者）的视域。“阐释主体的视域指浸淫阐释主体的历史语境的彼端（逝去）与此端（当下）之间”，亦即“从逝去的历史延伸而来的阐释主体存在着的当下视域”[3:44]，被称为第一视域，是历史强加给主体展开理解的起点；文本作者创建文本所存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为第二视域，它影响了作者的理解即文本意义的生成。阐释者无法摆脱由自身历史存在而来的“先见”，但同时却又不可能以自己的“先见”去任意曲解阐释对象，“先见”只接纳它所能接受的理解。因此，对任何文本的理解，都会卷入这样两个不同历史背景，即阐释者的“先见”和被解释者的内容，只有二者融合在一起，产生意义，才会出现真正的理解，迦达默尔称这个过程为“视域融合”。所以阐释者因为受到自己“视域”的影响就不可避免地会走向理解的偏失，这个偏失就是理解在走向视域融合的过程中产生的“偏见”。迦达默尔不强调无蔽地、透明地获得文本的原初意义，而是充分肯定了阐释者或读者在阐释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并且承认个人的历史存在对个 第11卷 第1期河 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V ol.11No.1 2011年1月Journal of Hebei Politechnic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Jan.201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稿日期：2010-03-11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ce17221669.html, 浅谈解释学与翻译 作者：王文霞杨洪娟 来源：《校园英语·上旬》2016年第06期 【摘要】翻译的基础是理解，而理解也正是解释学的核心。这种特殊的关系，就是我们常说的“翻译即是理解”。也正是由于这种关系，翻译与解释学之间的关系才源远流长。施莱尔马赫、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正是这其中的大家。 【关键词】解释学翻译施莱尔马赫海德格尔伽达默尔 引言 解释学（Hermenutics）一词源于希腊神话中的信使赫耳墨斯（Hermes）。这位来往与人 间和神界的信使，把众神的旨意传达给人间。在这个过程中，神界与人间的语言是不相同的，需要赫尔墨斯在理解神的语言的基础上，把这种对人类来讲，完全陌生的、无法理解的语言进行解释，然后把它的意思重新用人类的语言表达出来，也就是翻译为人类的语言。对解释学的这一最初喻意，表达的意思便是翻译即是解释。 基本的解释学翻译观认为，翻译的前提是理解。理解便是翻译，翻译便是理解，没有理解就无法进行翻译。要做翻译，就一定要先理解完全原文本中的这种陌生语言所表达的意义。在充分的理解后，翻译就是一种转换——把完全陌生的语言转换成熟悉的语言，将无法理解的话语转换成可以理解的话语。在这种转换过程中，总是有译者的思想的存在。所以翻译也是一种自由。它体现在对文本的理解自由和转换自由。本文就解释学与翻译的三位大师的理论进行简单阐释。 一、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理论与翻译 施莱尔马赫（F.Schleiermacher，1768～1834）是德国哲学家、解释学家和古典语言学家。他对德国宗教、生活和文化影响重大，被公认为“现代神学之父”、现代基督教新教神学的缔造者。他是第一个将解释学从特殊解释学带到普遍解释学，并进行了系统的反思。 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的出发点是“误解”。文本是作者的思想和意向的反应，翻译解释重新体现作者的思想和意向。但由于原作者与译者毕竟不是同一个人，他们自身所处的时间、历史、生活环境、社会政治、语言文化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别，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或多或少的误解。施莱尔马赫对此提出了两种应对策略：主观重构或心理重构和客观重构或语言重构。这都是强调对文本的创造性重构。 心理重构是把语言当做作者的表达个性的工具，用心理置换的方法，让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设身处地地还原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心理和精神。具体包括理解的普遍性法则和理解的个体创造性。普遍是说人们内在心灵的互通。尽管不是同一个人，但作者在文本中表达的思想情
从阐释学视角看施莱尔马赫的翻译思想 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作为一名颇有影响力的德国哲学家、语言学家,在翻译领域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他的论文《论翻译的方法》被誉为西方翻译史上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之一，对德国翻译理论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施莱尔马赫的阐释学理论 施莱尔马赫是一位以哲学方法来思考语言问题的学者。在当代哲学中，他被誉为现代解释学之父，他的阐释学理论深刻影响了其翻译理论，为其翻译理论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施氏提出阐释学是一门理解文本意义的艺术，也是一门避免误解的艺术。他认为误解是阐释学的出发点，而且，这种误解是普遍存在的，误解的普遍性决定了阐释学的普遍性。误解使阐释学成为了必要，而阐释学就是要消除在理解过程中产生的误解。 那么要如何消除这种误解呢？施氏认为误解最深层的原因就是“语言”和“思维”的差别。，要想避免误解就要从两个方面来解释文本，即客观的重构（语言层面的重构）和主观的重构（作者精神状态的重构），并且认为主观的重构更为重要，解释者只有重建作者的精神世界和历史情境，才能更为准确地阐释文本。 与之相对应地，施氏提出了语法解释和心理解释。早期的阐
释学侧重于语法解释，及对文本进行语义学的分析。这一部分是客观的，不以作者和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由于语言是在不断发展的，每个人的历史经验也千差万别，语言作为一种表达感情的方式，也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因此，仅从语义层面来诠释文本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为了克服这种局限性，施莱尔马赫创造性地提出了心理解释这一概念。心理解释是一种主观的方法，旨在揭示文本的深层意义和作者的精神状态。施莱尔马赫提出，要想把握作者的精神状态，必须通过“心理移情”的方法，在心理上进入作者创作文本时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重建文本与该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的联系。 二、施莱尔马赫的翻译思想 1813年，施莱尔马赫发表了题为《论翻译的方法》的论文，文章从理论上阐释了翻译的原则和方法问题。施莱尔马赫认为翻译不仅存在于不同语言之间，同种语言也需要翻译，比如说方言，抑或是不同历史阶段的语言或方言，都需要翻译。 施莱尔马赫是西方第一个将笔译和口译明确区分并加以阐 述的人。他认为，口译主要是指商业方面的翻译，而笔译主要是指从事科学艺术领域方面的翻译。（谭载喜，2006:106-107）。 此外，施莱尔马赫还对翻译进行了分类，认为翻译分为真正的翻译和机械的翻译。真正的翻译是指文学作品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翻译，这类翻译相对较复杂，要求译者有较高的理解和阐释能力。笔头翻译属于真正翻译的范畴。机械的翻译，是指实用性的
2000年第3期No.3,Ma y2000 外国语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总第127期 General Serial No.127 文章编号:1004_5139(2000)03_0053_08中图分类号:I046文献标识码:A 作者本意和本文本意 )))解释学理论与翻译研究 谢天振 (上海外国语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上海200083) 摘要:翻译,无论是文学翻译还是非文学翻译,都离不开对原文的理解和解释。翻译的这种性质决定了解释学理论与翻译研究的极其密切的关系。而现代解释学理论家围绕作者/本意0的争论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传统翻译观念的崭新/视域0。本文拟从该理论关于作者/本意0、文本的确定性和可复制性等问题的论述,探讨其对当代翻译研究、尤其是有关翻译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等问题的启示。 关键词:作者本意;本文本意;解释学;翻译研究 Author's Meanin g and the Meanin g of Text )))Hermeneutics and T ranslatio n Studies X IE T ian_z hen (The Academy of Soci al Sciences,Shangh 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Shanghai200083,Chi n a) Abstract:Any kind of translat ion,literary or unlit erary,is bound up w it h the understanding and explica-t ion of source text.T his nature of translation determines its close relation w ith hermeneutics)t heor y of understandin g and ex p lanat ion in a certain de g ree.T he debatin g of t he modern Western hermeneutics t heorists p rovides us a com p let el y new Horizont to examine translat ion.Based on their t wo diametricall y opposed view points on author's meaning,the present paper tries t o discuss such problems as t ranslatabilit y and untranslat ability in new perspectives. Key words:aut hor's meaning;meaning of text;herm eneutics;t ranslation studies 翻译,无论是文学翻译还是非文学翻译,都离不开对原文的理解和解释。如果说,理解是对原文的接受,那么,解释就是对原文的一种阐发。在这个意义上,译者既是原文的接受者即读者,又是原文的阐释者即再创作者。 传统的解释学(H ermeneutics),从古希腊的解释学,中世纪的/释义学0和/文献学0,直至近代德国的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和狄尔泰(Dilthey)的哲学解释学,都贯穿着一个明显的客观主义精神,从而强调接受者应该努力把握/文本0的原意,把握创作该文本的作者的/本意0,这一精神与传统的翻译要领也是一致的。 进入20世纪以后,以海德格尔(Heidegg er)、伽达默尔(Gadam er)等人为代表的西方现代解释学一反传统解释学的理论,宣称作者的/本意0是不存在的,因此对作者/本意0的寻求也是徒劳的。他们认为,当作者创造出了一件作品(文本)以后,这件作品(文本)就是一个脱离了作者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网络整理，本司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如有异议或侵权请及时联系，本司将立即删除！ == 本文为word格式，下载后可方便编辑和修改！ == 阐释学派翻译理论 篇一：当代西方主要翻译流派及其理论家 《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 主要翻译流派及学者 语言学派翻译理论 Roman Jakobson 罗曼·雅科布逊 原籍俄罗斯，后移居捷克，最后加入美国国籍 Bertrand Russell 柏特兰·罗素 Peter Newmark 彼得·纽马克 J. C. Catford 约翰·卡特福特，英国 Eugene Nida尤金·奈达，美国 Basil Hatim巴兹尔·哈蒂姆 Mary Snell-Hornby玛丽·斯奈尔—霍恩比 阐释学派翻译理论 George Steiner乔治·斯坦纳，英国 Antoine Berman安托瓦纳·贝尔曼，法国 功能学派翻译理论 Katharina Reiss 凯瑟琳娜·莱斯，德国 Hans Vermeer 汉斯·弗米尔，德国 Christiane Nord 克里斯汀娜·诺德，德国
文化学派翻译理论 James Holmes 詹姆斯·霍尔姆斯 Itamar Even-Zohar伊塔玛·埃文—佐哈，以色列 Gideon Toury 吉迪恩·图里 André Lefevere安德烈·勒菲弗尔 Susan Bassnett苏珊·巴斯奈特，英国 Theo Hermans西奥·赫曼斯，荷兰 解构学派翻译理论 Walter Benjamin瓦尔特·本雅明，德国 J. Jacques Derrida 雅克·德里达，法国 Paul de Man保罗·德曼，美国 Lawrence Venuti劳伦斯·韦努蒂，美籍意大利翻译理论家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Sherry Simon雪莉·西蒙，加拿大 Lori Chamberlain劳丽·钱伯伦 Barbara Godard 巴巴拉·格达德，加拿大 Luise von Flotow 路易斯·冯·弗罗托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 Douglas Robinson 道格拉斯·罗宾逊，美国 Tejaswini Niranjana 特佳斯维妮·尼南贾纳，印度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盖亚特里·斯皮瓦克，印度裔美学 Else Ribeiro Pires Vieira埃尔斯·丽贝罗·皮尔斯·维埃拉，巴西 苏东学派翻译理论 安德烈·费道罗夫
大 众 文 艺 69 外语语言研究摘要：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的阐释学翻译理论历来备受译界关注，他的巨著《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研究语言和翻译的本质，以及翻译的任务和目标等重要问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对翻译的四个步骤的阐释学阐述。本文介绍了斯坦纳阐释学翻译理论的内涵，翻译的四个步骤：信赖、侵入、吸收和补偿等等。同其他理论一样,阐释翻译理论有其价值,特别是对翻译实践具有实用价值,但是他也有其必然的局限性。 关键词：阐释学；信赖；侵入；吸收；补偿 1. 引言 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西方翻译理论界产生过重大影响。1975年，他凭借一部独特的翻译著作扬名西方翻译理论界--《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这部有关语言和翻译理论的著作被成称为“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2. 阐释学的基本定义 一般地说,阐释学的基本定义是进行解释的科学或理论,是一种关于理解和理解文本意义的理论和哲学。阐释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从词源学上讲,hermeneutics 这个词起源于古希腊神话中hermes赫尔墨斯，古希腊神话中传达信息的信使之神。西方阐释学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神学阐释学。第二阶段是方法论阐释学。 斯坦纳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语言的产生和理解过程，实质上是一个解释的过程。斯坦纳认同阐释学的普遍性，这点可以从他对翻译的定义看出来：1.我们之所以能够保持我们的文明，就因为我们学会了翻译过去的东西。2 .翻译实际上就是理解和表达。3.任何一种方式的交流都是一种翻译，都是历时或共时性的意思的转化。4.研究翻译即研究语言。这也即是斯坦纳的翻译理论被归入阐释翻译学的原因之一。 3. 翻译过程的四个步骤 斯坦纳认为翻译的阐释学即“对翻译文本的理解”。他阐述了以阐释学为基础的翻译活动的四个步骤：即信赖(trust)、侵入(aggression)、吸收(import)和补偿(compensation)。 信赖是对以往认知行为的肯定和体现。但是,从心理上看是极度危险的。译者可能要面对“对他十分不利甚至充满敌意的文本。”也就是说译者相信文本中一定有内容,但内容转化过来却可能是空洞的,毫无意义的。正是由于这种来自原文的敌意和强烈抵抗,才催生出了翻译的阐释活动第二步aggression,即侵入。 有些理解并不是十分理智的,每个理解行为的目的都是要兼 并另一个实体,理解行为不仅指的是理解而且还指消化。消化在语际翻译中就意味着侵入和损失。译者入侵的同时也会获得。有些原文本经翻译后内容扭曲，或译文比原文更受欢迎。 对文本内容和形式的吸收不会造成一个真空状态,它一定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它们在不断地随着外部世界的变化而变化,文本也会受到作者认知补充的影响。吸收会带来两种结果,一种是消化,一种是感染。斯坦纳认为我们要辩证地看这一问题,翻译行为丰富了我们的方法,但是“也可能会出现译入语文化被操纵,甚至被致残的现象”(斯坦纳,1998:315)。 成功的翻译必须寻求原文与译文的意义对等,词语对等只能满足一时的需要。如果无法达到对等,补偿就是必需的。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即译者拿走太多或是太少,或把一些不合适的地方删去。而斯坦纳眼中的阐释翻译是要“恢复平衡即为译者的道德。”是要力求恢复平衡。在翻译行为中,为了恢复原有的平衡,补偿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4. 总结 斯坦纳的阐释翻译理论是对翻译理论的一个贡献,特别是对汉、英互译来说,它有着很强的实用性,但它也有其局限性。阐释翻译理论从哲学入手，拒绝自然科学方法的引入，反对将翻译概念化，最终陷入哲学循环阐释的死胡同。但斯坦纳对翻译理论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他独特的角度，惊人的洞察力给予人们无限的启发，也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思路。参考文献 [1] 符白羽. 阐释学在翻译领域中的运用. 长沙铁道学院学报，2006.[2] 金敬红，李思国. 斯坦纳和勒代雷的阐释翻译理论评介.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 [3] 乔治.斯坦纳（庄绎传编译）. 通天塔—文学翻译理论研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 [4] 吴志萌. 现代阐释学语境下斯坦纳的翻译观.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5. [5] Jeremy Munda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2001. 作者简介 梁文静（1984—）女，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2007级研究生。 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理论评介 梁文静 (四川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610054) 业、勤勤恳恳、努力工作，加上敢想敢为、敢担当，不敷衍、不推卸责任。第四，严格自律、遵纪守法、定期归纳总结，日三，省乎己，不断取得进步，如此，家庭才能和睦、企业才能创造效益、社会才能进步、国家才能繁荣昌盛。 五、“非异人任”，其中的“任”既有责任的存在，责任履行不好是必就会出现错误的。也就是过错的存在。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事物和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中运动、存在和发展的。因此，对于不能好好履行责任的行为和行为主体，对一切主观故意和客观过失，我们都要从外在渠道加以约束，在国家层面、社会层面要形成规范化、制度化。西方的三权分立是一种模式，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是一种模式，它在社会体制上进行常规监督，另外，政府内部的有关机关还应进行切实有效的行政监督，同时要发挥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的力量，对领导干部要实行问责 制，对社会上的违规违纪行为进行提醒、处分，对违法犯罪行为要进行从严处罚，加大检举、检察力度，从重、从快、从严，从源头上杜绝异人任、余之过的事情发生。 总之，责任是一个亘古不变的永恒话题，在现代社会它的内涵、外延更加复杂，探讨“非异人任”，对今天的我们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古往今来，人类繁衍生息如一场接力赛，时代赋予了每个人责任。前辈的力量已承接在我们下一辈的肩上，科技兴国的责任也已落在了我们的肩上，作为肩负21世纪振兴中华重任的我们，应当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自己的责任，人生才会充实，生活才有意义。
解构主义的翻译理论 马梦琪 一、什么是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末自法国兴盛起来的一股颇引人注目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其重要代表人物有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麦克·福柯(Michel Foucault)和朱丽娅·克利斯蒂娃(Julia Kristeva)等。解构主义是在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中建立起来的,以消解性为主要特征,系统地解构了结构主义关于结构和意义等重要概念,故名曰“解构主义”。二、解构主义的起源与发展 解构主义最先兴起于哲学领域。在海德格尔看来，西方的哲学史即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发端于柏拉图对于古希腊逻各斯（Logos）问题的强行曲解。在柏拉图及其弟子看来，真理源于逻各斯，即真理的声音，上帝之音。这种逻各斯主义认为，世上万物的存在都与它的在场紧密相联。为此，最理想的方式应当是直接思考“思想”，而尽量避免语言的媒介。他们要求语言应该尽量透明，以便人类能够通过自身的言语(speech)，自然而然地成为真理的代言人。换言之，逻各斯主义认为，言语与意义（即真理，上帝的话）之间有一种自然、内在的直接关系。言语是讲话人思想“自然的流露”，是其“此刻所思”的透明符号。据此，逻各斯主义也被后人称为“语音中心论”(phonocentrism)。与此同时，书面文字(writing)则传统地被认为是第二位的，是一种对于声音的代替，是媒介的媒介。即便是索绪尔(Saussure)的能指，也首先是一种“声音的意像”。书面文字作为能指，则是由声音转化而来的。 另外，他们也认为在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原则，一个中心语词，一个支配性的力，一个潜在的神或上帝，这种终极的、真理的、第一性的东西构成了一系列的逻各斯，所有的人和物都拜倒在逻各斯门下，遵循逻各斯的运转逻辑，而逻各斯则是永恒不变，它近似于“神的法律”，背离逻各斯就意味着走向谬误。 19世纪末，尼采宣称“上帝死了”，并要求“重估一切价值”，他的哲学思想对西方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解构主义的思想渊源之一。另外两股启迪和滋养了解构主义的重要思想运动，分别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以及欧洲左派批判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