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城市化动力机制探讨
——兼论中西部加速农村城市化的战略选择陈扬乐
一、中国农村城市化动力机制研
究概述
关于中国农村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研究文献颇
多,如宁越敏(1998)、崔功豪和马润潮(1999)、薛凤旋和杨春(1997,1999)、许学强(1998)以及阎小培和刘筱(1998)、张小林(1996)、李王鸣和谢良葵(1997)等。综合各家观点,中国农村城市化的动因主要有:地理环境、政策、对外开放、外资的利用、大中城市的扩散、社区政府的作用和农民主体的行为等。不同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如薛凤旋和杨春(1997,1999)多次著文阐述外资投入对中国城市化的重要意义,提出外资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新动力的观点,认为珠江三角洲城市化的“外向型”是明显的和具有主导性的,并将以外资投入作为主要动力的城市发展称为“外向型城市化”;许学强(1998)则指出,政策制度是中国乡村—城市转型的关键,起着关键和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对中国农村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理解可简化为二元理论模式,即自上而下型和自下而上型。然而,以二元城市化动力机制来分析中国80年代以来的城市化进程无疑太简单(宁越敏,1998),宁越敏提出了政府、企业和个人三元主体在城市化进程中共同作用的观点。
二、中国农村城市化动力机制新
探
城市化是城市地域范围不断扩大、城市人口
不断增加、城市特征不断加强的过程,是区域社会
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和必然结果。决定区域社会
经济和城市化发展过程、特征、性质和方向的也不外乎区域本身所固有的因素和来源于区域之外的因素,即制约区域社会经济和城市化发展的内因和外因。也就是说,可以将农村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概括为内力作用和外力作用。当然,内力作用与外力作用并非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渗透,有时也相互转换,共同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
11内力作用与“内生城市化”
制约农村城市化的内因是指区域本身所固有的、对农村城市化的发展性质、方向和特征以及城镇的功能、规模等起决定性作用的各种自然和人文要素,主要有区域资源条件、地理位置、生产力水平、社区政府、社区的企业和社区的个人主体等。内因对农村城市化的制约作用即农村城市化的内力作用。以内力作用为主要动力的城市化本文称之为“内生城市化”,如苏南模式。传统的“核
心—边缘”(Co re 2peri phery )理论、
“极化和涓流”(Po larizati on and trick ling dow n )理论正是强调国家或区域内部各种因素对农村城市化的影响。资源条件包括自然资源、自然条件、社会经济资源、社会经济条件以及技术条件;地理位置包括交通位置、政治位置和经济位置。它们不仅自始至终影响农村城市化形成发展的整个过程,而且也是农村城市化区域性特征产生的基础。如工矿城镇或旅游城镇的发展离不开本地丰富的矿产资源或旅游资源;大城市边缘的小城镇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大城市的辐射作用,很难想象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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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地区建设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基础的卫星城或在远离大城市的地区建立卧城;边境贸易城镇的形成基础则正是其边境位置。
生产力水平是对城市化性质、方向、特征、进程以及城镇职能、数量、规模等最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如农业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农业生产能为城市提供的食物、原料、劳动力等的多少,因而制约着城镇的数量和规模以及城市的产业结构。东部发达地区是我国生产力水平最高的地区,因而也是我国农村城市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区域;中西部的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农村城市化进程也相对缓慢。
社区政府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起着核心决策的作用。苏南地区之所以能成为我国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最快的地区,就在于其社区政府强有力的领导。相反,某些县(市)、镇领导对加快小城镇建设认识不足,抓小城镇建设的力度不够,延缓了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同时,受社区利益的制约,乡镇企业难以打破社区界限而向小城镇集中,致使农村市场化滞后于非农化。
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向小城镇集中以及工业小区和市场的建设,调整了区域产业结构,提供了就业机会,增强了区域经济实力,从而促进了小城镇职能的改变、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以及城镇基础设施的改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农村城市化模式都是以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的。事实上,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的过程。
社区的个人主体因素包括社区人口文化素质、思想意识、劳动技能等,这是农村城市化过程中最为能动的因素。我国的乡镇企业与小城镇之所以最先在苏南发展起来固然有许多原因,但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苏南农村劳动力有发展非农产业的传统,具有“吃螃蟹”的精神。而在小农意识浓厚的地区,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至今仍处在萌芽状态。
从总体上看,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小城镇发展和建设的内部条件较好:或是有悠久的务工经商的传统,第二、第三产业发达;或是靠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接受强大的城市辐射作用;或是人口素质和生产力水平较高;或是拥有多方面的优势。在外部环境条件的有效配合下,各地充分发挥优势,积极推进农村城市化与小城镇建设,农村城市化进程和小城镇建设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而在中西部农村,乡镇企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人口素
质相对较差,城市网密度较低,尤其是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偏少,技术水平低,人才、资金短缺,一句话,影响和制约农村城市化和小城镇建设的内部条件较差,再加上不利的外部条件,农村城市化和小城镇建设发展水平低、速度慢。
21外力作用与“外生城市化”
影响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外因是指来源于区域以外、加速或延缓农村城市化发展进程并影响农村城市化的性质、方向和特征以及城镇规模、功能等的各种自然和人文要素,主要有境外投入、宏观政策的变化、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行政中心的变更、行政区划和管理因素的变动等。外因对农村城市化的促进或延缓作用即农村城市化的外力作用。以外力作用为主要动力的城市化本文称之为“外生城市化”,如珠江三角洲的农村城市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和深化,“自外”的力量正在逐步增大,对城市化的进程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构成一种重要的外部力量型的城市化类型(崔功豪和马润潮,1999)。
境外投入是指源自区域之外的资金、技术、信息、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乃至企业的迁入。这是许多小城镇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如珠江三角洲小城镇的兴起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改革开放,尤其是外资的利用。改革开放不仅加速了乡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乡村人口的城市化,更重要的是吸引了外资的投入。外资的投入既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增加了城镇的就业机会,也加速了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虽然我们要承认改革开放政策所导致的地方积极性,农业和农村企业的变化和发展以及因珠江三角洲的开放而引入的国内资本及国内市场的开发同样是珠江三角洲1978年之后城市化的发展动力,但外资的利用所导致的“外向型城市化”是明显的和具有主导性的(薛凤旋和杨春,1999)。再如,90年代初开始,由于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或出于环境保护等原因,不少城市工厂纷纷从市区迁往郊区的工业园区,成为郊区城市化的新动力(宁越敏,1998)。
自80年代起实施的东部倾斜政策加快了东部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村城市化进程;以三峡工程建设为起点的西部大开发,也必将带动中西部社会经济和农村城市化的大发展。中西部要紧紧抓住西部开发这一历史机遇,用足、用活国家所给予的优惠政策,努力改善自身条件,积极主动地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推进区域城市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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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农民进入集镇务工经商并落城镇户口、调整建制镇标准等方针政策的实施,使城镇数量和规模快速增长,从而成为80年代中期农村城市化的重要动力,这在全国各地都有明显的表现。
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市镇设置标准的变化以及撤区并乡建镇,我国建制镇数量和人口迅速增加,小城镇人口的增长来源也由过去的以自然增长为主转变为以农村人口的迁入为主。新增城镇和城镇人口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反映了我国城市化的实际情况。
就整体而言,与东部相比,中西部农村城市化的外因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如外资利用方面,至1994年底,外资的89%分布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只占约11%;固定资产投资方面,1994年,东部占6517%,中西部合计只占3413%(卫珑,1996)。
三、中西部加速农村城市化的战略措施
与东部相比,无论是制约农村城市化的内因还是外因(自然资源条件除外),中西部明显处于不利地位。中西部要加速农村城市化进程,固然首先要从内因入手,包括努力控制人口规模、提高人口素质、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等,但同时要充分借助外部力量。
11努力改善内部条件,营造加速社会经济发展与农村城市化的良好氛围
当前制约中西部农村城市化的内部不利因素主要有农村人口增长快、素质低,基础设施差,资金、技术、人才短缺等等。
人作为消费者是绝对的,作为生产者则是相对的,即只有与一定生产资料和劳动工具相结合的劳动者才是生产者。而且,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化大生产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远远高于对劳动力数量的要求。对中西部来说,一方面,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不利于资金积累,难以扩大再生产,同时,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抵销了农村人口的城市化,不利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人口素质低,尤其是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奇缺,产业的知识技术含量难以提高。所以说,人口因素是中西部地区大开发、大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人口警钟要天天敲,计划生育要时时抓;要将“科教兴国”落到实处,认真抓好“普九”工程,大力培养和引进科技、管理人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的流动总是指向投资效益较高的因而也是基础设施比较完善的区域。中西部人才、资金、劳动力、资源等生产要素所以出现“东南飞”现象,落后的基础设施是一个不可低估的因素。人口问题和基础设施问题的叠加,严重制约着中西部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的速度和能力,也相对排斥了境外投入。因此,在同样有着户籍制度改革、建制镇设置标准的调整等政策前提下,中西部农村城市化并没有像东部那样蓬勃发展、蒸蒸日上。因此,加强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就成为中西部的当务之急。要广辟资金渠道,如“以地生财”,工业小区、市场建设与小城镇建设三位一体等,采取多种形式,如租赁、入股、民营、合资、市场化等,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21充分发挥外界作用,加大开放和引进力度,推进农村城市化
21世纪是“城市经济”时代,因此,区域经济要发展,一定要提高城市化水平。与东部相比,中西部不仅影响农村城市化的内因较差,而且外因也较差。内因是一定区域所固有的,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如人口素质的提高就不是一两天能实现的,而且有些因素甚至不能改变,如地质地貌条件。与内因不同,影响农村城市化的外部因素变化较快,变化幅度也可较大。所以,改变外部条件就成为中西部加速农村城市化和小城镇建设的短期内带根本性的措施。
西部大开发为中西部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有利时机。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国家应该而且也将从政策上、制度上、投入上等方面向中西部倾斜,如国家拟从八个方面向中西部实行政策倾斜,外国政府贷款项目、多边双边受援项目,除有特殊要求外,今后将全部安排在中西部地区;在开发当地优势资源和加快基础设施方面,将适当扩大开发利用本地优势资源的权限;等等。除政策倾斜,国家应加大对中西部的投资力度,国家主管部门要有计划地将一部分重点项目安排在中西部。要给地方政府以更多的自主权,尤其是给县、乡(镇)政府以更大的自主权,并给中西部适当的优惠政策,鼓励东部发达地区和海外资金、企业、技术、人才投入到西部大开发之中。
因政策、体制和投入等方面的优势,东部近20年来已得到了迅速发展,很多经济指标已达到或接近中等发达程度,已具有相当的实力来支持中西部建设。因此,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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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坚持因地制宜、优势互补、经济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以经济效益为中心,项目合作为基础,企业合作为主体,加强东中西合作,以此推进中西部区域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实现东中西部地区共同繁荣富强。
小城镇要积极主动地与大中城市、大中型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乃至国外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援助,将大城市因产业结构调整而分离出来的企业吸引到小城镇来安家落户,或者与大中城市或大中型企业联合在小城镇办企业,同时要将自己的产品打入城市市场。
参考文献
1 宁越敏:新城市化进程——90年代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和特征探讨,《地理学报》1998.53(5)。
2 崔功豪、马润潮:中国自下而上城市化的发展及其机制,《地理
学报》,1999,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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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薛凤旋、杨春:珠江三角洲的“外向型城市化”,载许学强主编,《中国乡村—城市转型的动力和类型研究》,科学出版社,1999年。
5 许学强:中国乡村—城市转型的动力和类型,载许学强主编,《中国乡村—城市转型的动力和类型研究》,科学出版社,1999年。
6 阎小培、刘筱:珠江三角洲农村城市化的形成机制与调整措施,载许学强主编,《中国乡村—城市转型的动力和类型研究》,科学出版社,1999年。
7 张小林:苏南农村城市化发展,《经济地理》1996.16(3)。
8 李王鸣、谢良葵:农村城市化机制研究——以浙北为例,《经济地理》1997.17(1)。
9 卫珑:缓解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问题观点综述,《经济学动态》1999.12。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人口所
本文编辑:黄士正)
(上接第61页)将居、家委会进行调整,再将相对类同的若干居家委会以社区组织的形式联组形成具有地域特征的基础社区。基础社区或称地域特征社区,不是在街道和居委会之间形成的一级行政化社区管理层面,而是通过健全的社区组织系统和完善的功能系统实现居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社区层面。基础社区的建立充分体现了地域特征、社区自然属性,具有以下优点:第一,由于规模的科学合理划分,将有利于管理、服务和克服居民意愿代表性覆盖面较小的局限性。第二,通过资源的共享,弥补居(家)委会社区资源的不足,便于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第三,有利于政府和居民的广泛联系,符合城市管理向减少行政层面,增强民主法制建设的趋势。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探索将自上而下的行政制管理,与自下而上发展的民主自治的社区制管理相结合,发挥社区承上启下的弹性作用,给基层城市管理改革提供了广泛的操作、试验空间。第四,基层社区的建设有利于政府职能部门在社区层面上的职能延伸,有利于在中介组织的发展,承担更多的社会职能,弥补由于政府职能部门人力财力不足所造成的社会事务空位现象,有利于在更大范围满足社会需求,促进社区发展,形成小政府大社会。
二是培育社区组织。从城市管理和社区服务方面遇到的热点、难点问题中分离出适合社区单位、居民自治的项目和内容,指导基础社区建立具有各种社会功能的社区组织,通过各种代表居民意愿和单位利益的社区组织实现居民自我教育、管理、服务的民主管理机制。
三是随着城市居民由“单位人”逐渐向“社区人”的转化,居民对基础社区的依赖性日益增强,社区意识将转化为参与社区管理的积极性,具有居民自治属性的居委会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因此,必须在居委会的组织结构、运作方式上进行调整。目前亟待改变人员老化、文化偏低,设施简陋、经费不足、工作被动的状况,实现居委会干部年轻化、知识化、职业化。
21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逐步实现政府职能转变
在日本,法律法规、各项制度相对健全完善,对社区有较强的约束力。地域中心职责明确,机构简化,人员配置合理,各项职能发挥作用的效率较高,工作较细,内容符合民需,效果较好。我国城市政府要实现转变职能,重心下移,必须努力推进法制建设,在完善基层组织立法的基础上,搞好社区建设,发挥社区组织功能,使社区担当起从政府和企业剥离出的社会职能,同时强化政府在宏观规划、管理、资源配置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北京市西城区民政局
本文编辑:黄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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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城市化动力机制探讨
中国的城市化面临哪些问题 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城市化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过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结构变革中的一个重要线索，经过了城市化，标志着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大大加速。21世纪是世界城市化的世纪，也是中国将继续快速城市化的时期。然而，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复杂性、艰巨性和特殊性，中国的城市化也面临着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 1、城市数量虚假上升有的地方政府把城市建设作为一项政绩工程，不考虑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盲目追求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镇人口比重的增加，贪大求快，只追求建设速度和数量，其实中国城镇人口的统计存在许多人为的水分，中国实际城镇化速度并没有这样高。 2、城乡二元的制度差异使城镇化与农村发展遗留问题多 （1）土地及农民工权益等制度环境成为城乡协调的突出矛盾。在经济上，主要是城市向农村扩张征地，使农民成为无地、无业和无保障居民，引发严重社会矛盾和危机。在社会发展方面，流动人口增多，造成城镇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犯罪率上升、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农民工落户问题突出等。在生态环境上，城乡环境污染问题十分严重 （2）城乡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差距状况。城乡之间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发展滞后方面的差距依然明显，有些方面的矛盾开始突出。城乡社会发展差距悬殊。一是在教育方面。二是在医疗方面。 （3）农村及城市贫困问题。贫困人口绝对数量依然很大。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中国推进城镇化，实现真正意义上人口自由迁徙，最大难点在于如何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长期以来，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处于分割状态。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还非常薄弱 3、城市化不均衡性，各地区之间城市化水平差距大。 东西部城市化差距大。东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基本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之下的大都位于中西部地区。城乡差距大。收入分配不公平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大，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这个差距不断扩大。城市化的不平衡性引起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其中以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城市房价攀升和大城市病态现象最为显著。城市化的差异致使经济活动、人文活动和人力资源上出现巨大差异,房价持续上升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一个热点问题。也是让人们十分头疼的问题。 4、城市化引发粮食危机 城市化导致城镇用地过多，出现土地撂荒，土地产出为零，甚至为负数的情况，造成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和土地配置的不经济。中国土地城镇化速度太快，城镇土地边际效益大大下降，而且耕地资源的大量占用，直接威胁着中国粮食安全。我国每年都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粮食，这不仅仅是人口多引发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市化引发的。 5、城市化引发环境、资源和能源问题 我国现在的工业化水平还较低，“三高一低”的经济增长方式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和能源，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上升时期，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不断增长，但人口多、农村人口基数大、土地资源耕地少、自然灾害较多。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土地资源的合理分配，要重视土地资源特别是耕地的保护。同时，城市化也严重污染了环境，人为推动的城市化缺乏资源合理分配的内在机制，对社会和环境问题不够重视。 6、城市化引发许多其他社会问题 城市化使得许多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涌向城市，进城务工也是农民提高收入的重要途径。但是，在实际中农民进城打工却受到很多不合理的限制，而且他
中国的城市化现状及发展方向【引言】当前，当今，城市化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也最有力的发展趋势之一。然而，一个国家城市化的进程也作为了一个国家发达程度的象征，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社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以来，国民经济取得了较大发展，城市化发展也取得了很大进程。然而，城市化进程是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要得到较好的发展并非易事，所以需要一个较好的指导方针来作指导，不然就会陷入发展不合理的陷阱。但是，在西方一些国家，城市化水平太高，以至于出现了逆城市化的现象。【关键词】：城市化现状存在问题发展方向中国城市化发展现状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经历了很长的道路，我国的城市化自1949年10.6%曲折的发展到1978年时为12%。从1978年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的经济步入快速发展的阶段，相应的城市化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全面总结以前城市化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同时，智慧的中国人积极探索、创新寻找新的发展方向。特别是从84年中国开放城市户籍管理制度，大量扶持乡镇企业及私营企业的发展，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进入90年代，国家政策大力扶持推进城市化进程，到20世纪末时中国的城市化已取得了较大发展，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36.2%。这主要得意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步入高速发展阶段，各地普遍呈现出活跃现象，大中型城市迅速发展，形成了城市群、城市带、大城市圈，国家也大力加大了政策的扶持力度，把城市发展摆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为48%左右。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虽然取得了较好的发展，但是与西方的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到20世纪中叶，一些西方国家的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分别为：美国72%，英国87%，联邦德国79%，荷兰86%，加拿大77%，澳大利亚83% 。到现在简直就不值得一比了，不过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的城市化起步较晚。中国的城市化中存在的问题 城市规模的无限制扩大，城市人口的迅猛增长，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六个方面：（1）环境污染严重，原有生态环境改变，环境质量下降，趋于恶化；（2）中心区人口密集；（3）交通拥挤；4、地价房租昂贵，居住条件差；5、失业人口增多；（6）社会秩序混乱。【范恒山 2009年09月】总的来说，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为，大城市膨胀发展，中小城镇发展缓慢。这就说明我国城市化发展不合理，存在很大问题。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方向首先，在城市化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城市环境的污染，道路交通的拥堵，居住环境差等，因此，要建立现代化合理化信息化宜居型城市就得，建立卫星城，开发新区；改善城市交通和居住条件；保护和治理城市环境、扩大绿化面积。加快中小城市的发展，分担大城市的功能。其次，应根据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市化起步晚，发展速度缓慢，发展不 合理等特征，制定合理的城市经济发展战略和城市化战略，不能盲目追求城市化的进程，而忽略了城市化进程对环境、交通、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再次，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建设，不能盲目的照搬照套西方的城市化模式和策略，根据中国国情研究和探索出适合中国发展的城市化道路。主要发展创新型特色城市，放宽大城市管理规模，重点建设几个国际型超级大城市。什么叫创新型特色城市呢？创新型特色就是别人没有的我有，别人有的我比他好。中国的大小城市估计有成千上万，但大多数城市不出名，城市形象不好，没有影响力，也许别人压根就不知道有这个城市的存在，何来出名，何谈城市形象，城市影响力呢？举个列子：一个中型城市，也许你什么卫生、环境等都做得很好，但就是不出名。原因就是没有特色，但如果你一个中型城市，你把他的绿化全部弄成一种比较有特色的植物（比如把南昌的全部绿化植物卖了，全部改种成竹子），或者把整个城市重点发展一种产业。水城威尼斯，宗教圣城耶路撒冷，无论它人口多杀，环境有多好，我们大家都知道。但不是说把城市全部建成宗教圣地或是把城市全建在水上。主要说明要形成自己的特色，要有所创新。
新立：中国城市化建设进入新阶段 2002-12-04 杨良敏 中经网江苏中心采编 内容摘要：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认为，目前城市化滞后工业化的矛盾仍十分突出，但随着十六大的召开，中国城市化建设正进入新阶段，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可达到48%－50%。他提出采取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形成城市群体，郊区城市化、城市郊区化等六大战略来推动城市化进程。同时，要力避几种倾向：一是大批农民进城形成大量贫民窟，但可通过培训，建廉租房，提供农民工子女教育，搞好社区管理；二是防止建设中形成新的泡沫；三是避免产业结构雷同，没有特色。 前不久在上海举行的“21世纪中国城市化发展·长江沿岸城市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上，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在发表演讲时认为，目前城市化滞后工业化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但随着十六大的召开，中国城市化建设正进入新阶段，他提出采取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形成城市群体，郊区城市化、城市郊区化等六大战略来推动城市化进程。 当前城市化水平滞后工业化约10个百分点 郑新立说，当前城市化水平滞后工业化约10个百分点，工业建筑业占GDP的比重占到51．1%，但城市化水平只有36．2%，其中5个百分点由外来务工者提供。这一水平比发达国家低很多，比许多工业化程度相近的发展中国家也要低10个百分点以上。由此，低城市化率愈发显现出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 郑新立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其大大制约了农民收入增长和农村市场规模的扩大，在人地矛盾突出的情况下，使农村劳动力出现剩余，潜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占全国69%的人口对GDP的贡献只有1／5多一点。同时，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使城市大量工业消费品生产能力过剩，制约了第三
1 苏州城市化进程及其动力机制分析 摘要：苏州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同时也是社会差距最小的城市之一，本文通过分析苏州城市化的各个过程总结出来政府政策、工业化、要素集聚、外资和信息化等因素在其中的作用，由近及远、以小见大。 关键词：城市化、进程、动力机制 城市化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和经济现象，是指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一个社会历史进程。而我国学者主要从三个层面加以界定，可具体表述为；( 1 )城市化的特征是农村人口比重相对减少，城市人口比重相对增加，第一产业的人口相对减少，第二、三产业的人口相对增加的过程，( 2 )城市化的内容包括人口地域结构、产业结构、生活方式等的城市化；( 3 )城市化的实质是人口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的非农化过程。作为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与标志之一，城市化对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不容忽视。苏州地处长三角核心腹地，是中国城市化最早开始的地区之一，也是如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根据2011年苏州市的统计数据城镇化率已超过百分之七十。 表1. 年份人均GDP（元）GDP（亿元）城市化率（%）三产结构2001 30000 1760 54.2 5.3:56.7:38 2002 35700 2080 58.1 4.4:58.2:37.4
2003 46793 2802 62.3 2.8:63.1:34.1 2004 56992 3450 63.3 2.2:65.7:32.1 2005 66826 4026.52 65.4 2.0:66.8:31.2 2006 78308 4820.26 66.5 1.9:65.4:32.7 2007 91346 5700 67.3 1.7:63.7:34.6 2008 106412 6701.3 67.8 1.6:62:36.4 2009 116850 7400 68.7 1.8:58.8:39.4 1.城市化进程分析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近30年中，城市建设和城市化进程十分缓慢，甚至出现过逆城市化现象，苏州城市化重新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洪银兴陈雯把江苏城市化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城镇化；二是城镇城市化；三是城市现代化[1]。本文根据其定义将苏州的城市化进程划分为了三个时间段。 第一阶段，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发展时期。八十年代初，在农村联产承包制推行和乡镇工业兴起的双重作用下，苏州出现了农村劳力大规模转移的高潮，120余万农民进厂进镇。乡镇工业产值成为全市工业总产值“半壁江山”，小城镇也随之迅速扩张。但由于建设资金缺乏，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阶段，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大建设时期。九十年代初，苏州开放型经济取得突破性进展，“东园西区、一体两翼”的城市新格局形成，标志着苏州进入了城市现代化的新阶段。大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来人口进入中心城市和小城镇，改善投资环境成为共识，竞相进行老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与对策 摘要：城市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也是我国走向经济大国的必经之路，不仅加大了城乡的人口流动，促进了农村地域发展，平衡了城乡发展的节奏，拉动了国内消费，也带动了城市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但随着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大，同时也产生了诸多问题，例如城市人口拥挤、交通问题、住房紧张、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公共安全管理问题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进一步推进城市化进程健康化、有序化、科学化。 关键词：城市化问题对策 一、城市化概述 城市化，也称为城镇化、都市化，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社会才能有更大的创新和进步。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放开了原有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工流向了城市，同时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可谓“追梦改革万里春，农民潮涌作工人。荒滩野岭高楼起，立体网联城市群。”但是，正在进行中的城市化也给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因此，单纯、刻意、过激地进行城市化，并不适宜中国的国情及稳健发展的需要。当务之急是将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都总结出来并找出相应的对策，正确认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现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李善同指出：在选择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时，应当优先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1.有助于提高我国的整体竞争力。 2.有助于缩小区域差距、优先区域布局。 3.有利于资源节约与利用。 4.有利于城乡统筹发展、和谐发展。 李研究员提出的标准将对我们找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对策提供坐标，指明方向。 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 1.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人口问题 普遍意义上的城市化主要就是指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虽然一方面缓解了农村区域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城市人口增长过快、人口拥挤的问题。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1）我国大部分城市还不具有良好接纳包容这么多农村人口的条件，这就使得原本就不算发达的城市，无法解决这部分迁移人口的生活、工作、学习、住房等各种问题，也给原本基础设施条件差、住房条件差的城市无形中增加了更多的压力，也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工商业集中，人口密度大，人工设备密度高，活动强度大，人多车多，导致交通拥挤。城市地域不断向四周蔓延，城市功能混杂，建筑密集，
１9７8－200０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197８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大大加快，从城乡居住人口这个城市化指标来看,２0００年城镇人口所占比重达到36·２２%,比１9７8年提高了18·3个百分点;而1949—1９78年的2９年里，城镇人口比重仅提高了7·3个百分点。但并不是说这个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应该能够做得更好一点。本文试图对这22年的城市化做出恰当的评估，指出其特点和成因，并依此提出建议。 一、197９年以前中国城市化评估 (一) 城市化水平。 众所周知,从１949年建国到1９78年“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大陆的城市化相当缓慢，在1950至１980年的3０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８．4%上升到４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１6.2％上升到30.５%,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１9．4%。[１] 这种城市化的缓慢并不是建立在工业发展停滞或缓慢的基础上，正相反，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慢，工业总产值1９78年比1９4９年增长了3８．１8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９４9年的3０%提高到1978 年的72.2％；社会总产值增长12．44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49年的41．4％上升到1９78年的77．１%；国民收入总额则从1９４９年的３５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３01０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提高7．41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国民收入构成中的比重，也由19４9年的31．６%上升到１97８年的６4.6％。[2] 另据麦迪森计算，从１9５0年到１97３年，世界GＤP总量年均增长4．9%，人均GDP 增长2.９％，其中中国大陆GＤP年均增长5.１％，人均增长2．９%，高于和等于世界平均水平,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
中国城市化问题与城市化战略的新选择 摘要：小城镇的道路并非是适合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选择，根据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注重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坚持提高、完善大城市与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相结合，促进区域城市化的发展，有力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才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的新选择。 关键词：城市化；城市化问题；城市化战略 城市化不仅是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和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而且城市化也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和解决农村劳动力出路的有效办法。至2000年底，我国共有城市668座，城市人口4.56亿，城市化率达到了36.9%。根据世界多数国家城市化发展规律，中国已经进入了从30%到70% 的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但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亦出现了诸多问题，如城市化水平较低、城市化地区性差异明显、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增长与城镇容量间的矛盾突出等。实践证明：积极发展小城镇并非是适合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选择，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也应将重点放在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上，放在提高城市质量和城市的现代化水平上来。因此，根据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注重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坚持提高、完善大城市与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相结合，促进区域城市化的发展，促进建制镇适当集中，有力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才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的新选择。 一、中国城市化进程分析 中国城市化进程始于建国，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步伐非常缓慢。1949～1978年近30年的时间里，我国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城市化的发展模式是政府发动和包办型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广大农村和众多农民被游离于工业化的进程之外，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不能进入城市化的进程，这就使我国城市化水平仅仅从建国初的10.6%、136个建制市增加到1978年底的17.9%、193个建制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城市化的发展模式是以市场导向的改革进程中新出现的由民间力量或社区组织发动并得到政府认可或支持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这期间城乡之间的壁垒被逐渐打破，各种生产要素开始在城乡之间跨地区流动。伴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乡镇企业的崛起，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摆脱了土地和农业的束缚，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初步形成了以特大城市为中心，大中城市为骨干，小城市为纽带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尽管如此，但是由于中国工业化刚刚起步，城市化水平与世界水准仍有较大的差距。可见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处于由初期起步阶段向中期加速发展阶段转换的时期，伴随着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化的发展也必将与世界性潮流接轨，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因此分析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道路新战略显得至关重要。 二、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进入到加速发展的新时期。但长期实施的城市化方针却严重阻碍了我国城市化向更高层次的迈进。城市化水平较低、城市化地区性差异明显、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增长与城镇容量间的矛盾突出等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1. 城市化水平较低 按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到200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36.06%，这个指标，不仅低于世界上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也与自身工业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不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陈斌超 （陇东学院土木工程学院，甘肃省庆阳市邮编：745000）摘要：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城市发展较快，但其中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如城市化水平低、质量差，城市开放过热，城市化区域不平衡，城镇贫困人口与社会平均水平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均，农民工、留守儿童、老人不断增加，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等。对此，我们可以采取一些解决措施，如走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调整城市化发展战略；协调区域间的发展；解决城市贫困、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分配制度；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大力保护环境、改善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等。 关键词：城市化；面临问题；措施 “城市化是指第二、三产业在城镇聚集，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使城镇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城镇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城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农村普及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城市化是任何一个国家由贫穷走向繁荣的必经之路，在城市化进程中，工业化、农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知识经济导致了城市化，城市化也反过来促进了他们的发展。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人类得到了许多好处：经济成果喜人、生活水平提高、社会繁荣……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是每个国家都避免不了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城市化中，许多问题就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显现出来了。 1 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1 城市化水平低、质量差、城市开发过热 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以前（即1978年以前），我国的城市化发展速度缓慢，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市化速度很快，城市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由于我国城市化起步较晚，人口基数过大，现代城市基础设施不完善，我国城市化水平还是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我国当前城市化的问题和发展战略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2012年11月13日 编者按：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推进，城市化进程始终以两倍于世界同期平均速度的步伐高速发展。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目前城市化发展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是否可以一直持续下去，明晰这些问题对于我国未来经济发展走向、提升国家综合国力、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入到加速发展的新时期。但长期实施的城市化方针却严重阻碍了中国城市化向更高层次迈进。 我国当前城市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背景链接 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意味着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城市化进入关键发展阶段，这必将引起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非均衡道路；是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非规整道路；是以抑制农村、农业、农民的经济利益来支持城市发展，导致不能兼顾效率和公平的非协调道路；是片面追求城市发展的数量和规模，而以生态环境损失为代价的非持续道路；是以生产要素的高投入，而不是投入少、产值高，依靠科技拉动经济增长的非集约道路。 传统的城市化存在着诸多弊端，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必须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关于《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 该报告是由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教授担任主编，组织多名专家历时1年完成的研究成果。这是继2009年之后专门研究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的第四部年度报告。 城市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的非同步 投资与消费失衡：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拉动GDP增长的百分点数，尤其2009年，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达到95%以上，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达到了8.7个百分点；而同期的消费贡献率只有45.4%，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点数只有4.1%，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率为-40.6%，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也出现了负值。在我国城市化发展中，一直存在着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发展问题。按照国际惯例，发展中的转型国家，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正常水平为30∶70，正常的下限是35∶65，但是我国的投资消费比接近1∶1。可见，我国消费率偏低，投资率偏高。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失调是我们重建设、轻消费、居民收入水平低下、社会保障不健全等原因。 第三产业比重过低：如果按照三大产业投资水平来看，第二产业投资一直保持较高水平，长期以来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向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倾斜。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始终没有取得突破，2010年我国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整个GDP的比重只有43.1%，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只有34%。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看，我国主要以商业餐饮、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为主；邮电通讯、金融保险等基础性服务业以及信息咨询、科研开发、旅游、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新兴服务业虽然发展较快，但比重仍不高，发育仍不足。此外，我国服务业产品创新不足，服务品质和技术水平不高，在组织规模、管理水平与营销技术上与国外服务业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难以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需要。
城市化机制
城市地理学作业一 城市化机制的探讨 ——中国城市化内在机制与城市化发展规律 姓名：亢姝 学号：1012093073
班级：城市规划1002 指导老师：李涯丽 城市化机制的探讨 机制——本义是指机械的结构与工作原理，生物学和医学借用来指有机体内部各个部分的工作方式及其相互间的关系，现泛指事物的组织及其运行变化规律。 一、中国城市化的内在机制 城市化的引力机制包括效益引力机制和社会引力机制。 其中效益引力机制是城市化过程中最为基本的动力机制。 马克思一直把物质利益看作人类活动和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因,如果离开对人类活动的比较效益的分析,就很难令人信服地说明城市化的根
本动因。从人的活动动机上去挖掘城市化的根源和形成机制,此种方法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方法。只有从这一方法入手,才能找出和发现城市化最深层的秘密正确说明城市化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城市兴起和成长的前提 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城市兴起和成长的前提。 在国外，英国——依靠其军事、政治力量、现代交通工具，而日本则靠贸易发展；在中国，粮食基本自给，耕地数量，农业技术进步，粮食产量（现状）耕地减少：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还湖的政策，城镇、交通建设、农民建房等。逐渐的，农村是城市规模扩大、数量增加的劳动力来源地，城市化本身就包含着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
口的过程。只有当农业生产发展到能将部分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流入城市Ⅱ、Ⅲ产业的行列中来，城市化才能发展。 经济增长与城市化 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一大批农业劳动人口从农村转人城市工业部门。到年解放前夕,中国已拥有一支几百万人的产业大军,城市化程度已达到。解放以后,由于“左”的干扰,中国城市化进程出现几起几落的局面,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进程才随着经济的复苏和发展,逐渐进人正常发展轨道,到年底,我国城市化水平已达到左右。认真研究一下这段城市化的历史,我们就可以发现,比较效益机制在吸引农业劳动人口向城市流动、向第二、三产业流动中起了多么大的作用。从投人产出效益比较
班级：08经济本一班姓名：曾德健 学号：80412020
中国城市化问题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巨大发展，我国的城市化也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进程。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也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21世纪人类最大的两件事情，一是高科技带来的产业革命，另一个就是中国的城市化。确实，实现城市化，这是中国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在过去32年间，我国城市化率从17%上升到47%以上，提高了30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从1977年的不足1.7亿人增长到2010年的接近6.4亿人（估计），增加了4.7亿人。如果按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推算，其中至多7000万人是原有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其余4亿人都是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这应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城市化过程。虽然说我国的城市化步伐越来越快，但是不可否认的中国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经济快速发展了，我国的城市化却长期滞后于工业化，这就产生了许多经济、社会矛盾和问题。有两种城市化进程。一种是以政府规划为主导的，伴随着暴力拆迁。一种是基于分立产权谈判缔约，呈现出生长形态的城市化进程，伴随着协商和讨价还价。城市是现代文明的中心，是工业化发展的条件和必然结果。城市能够聚集和配置好各种资源，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从上世纪末，国家提出城镇化战略以后，城市化的步伐已经加快了。1998年的城市化率33.4%，2008年达到45.7%。提高12.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23个百分点，每年增加城镇常住人口1906万，城市化已经很快了。但为什么还会产生如此繁多的社会矛盾呢？问题主要出在建设什么样的城市和实现城市化的道路问题上。 就如那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所说的，中国的城市化可以和高科技相提并论了。外国西方国家的城市化跟中国的城市化有很大的区别，，西方的城市化是工业化自然而然带来的人口聚集，发展出了城镇，然后一步步的进行城市化，而中国的工业化并没有发展到那样的程度，也没有相应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支撑，没有因工业化自然而然的带动城市化，而是城市化先于工业化的发展，而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也没有正确指导和规划。中国在新技术方面没有优势，而政府大量地征地卖地、拆楼建楼推进城市化却成为经济发展的“持久的
中国的城市化 城市化是绕不开的发展之路 世界的平均城市化水平约为47% ，发达国家和地区约为75% ，发展中国家在38% 左右，最不发达国家大约为22% ，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是31% ——中国要不要比学赶超？ 今年，各方对中国城市化水平的预测纷纷出笼：国家统计局说，未来5 年将达到3 3%—35% ，新世纪前10年将达到4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善同说，20 年内将提高到60% ；最新的说法是，在未来30～40年内达到70% 。 9 月，“中国城市化论坛——大城市群发展战略”从上海一直开到广州，以 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大城市群和以香港—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大城市群 将在2015年进入亚洲最大的三大国际城市群之列，专家们为中国的城市圈欢欣鼓舞。 且慢！几年前“珠三角迷乱都市化”的警告言犹在耳，都市里的村庄还赶不上现代化的快舞，撤县改市的换牌运动和城市圈的圈城运动是否另一场“大跃进”？ 在2001年8 月之前，珠海斗门县还是广东珠三角庞大的城镇群中的最后一个盲点。8 月1 日斗门县撤县成为珠海市的一个区，中国港—澳—珠三角地区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落。
作为中国内地经济最发达地区的珠三角，2000年的城市化水平是50% ，规划中2020年将达到70% ——达到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而在更广袤的中国内地，新一轮的大规模城市化运动才刚刚开始。 城市化：经济发展的救命稻草? 尽管中国城市化历程曾经教训惨痛，但在中国，起码是目前，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仍然富裕程度最高。绝大多数人都因此坚信：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必成正比。有专家预算，在现有水平上，城市化每增长1 个百分点可直接拉动GDP 增长1.5 个百分点，是推动我国经济再高速发展20年最基本的动力之一。“如果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即达到50% 以上，每年可望增加上万亿元的消费需求! ”类似的乐观论调充斥了媒体，似乎城市化是扩大内需振兴经济的唯一途径。中国城市化的常用方法是“摊大饼”，围绕中心城市，像摊饼一样布局，乡改镇，县改区，县改市，每一级改制升格都有相应的经济与人口指标为依据，客观上也形成一种错觉：高速城市化不仅带动经济发展，同时也能彰显经济发展的“业绩”。但真实情况远非于此：珠海本地的报纸上，扑面而来的是斗门改制给当地政府百姓带来的欣喜与“振奋”云云。学者杨云彦1994年做了一个调查发现，湖北省小城市的人口增长中，60% 是由政区扩展而增加的。有些甚至占到80% 左右。结果不仅农村没有变富，城市反而变穷了，有的地区出现了“城市乡村化”。也难怪普通人有这样的看法：城市化嘛，不就是换块牌牌吗? “过度城市化又称超前城市化，是指城市水平明显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城市化的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的速度，城市化主要依靠传统的
中国城市化发展及其特点 摘要：我国城市化道路蜿蜒曲折,经历了一个连续而又不稳定的发展阶段。这段曲折历程又可分为四个时期:①1949—1957年城市化短暂健康发展时期;②1958—1965年城市化剧烈波动时期;③1966—1978年城市缓慢发展和城市化徘徊停滞时期;④1978年至今,城市化进入持续稳定的加速发展时期。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由1949年的10.6%上升到1997年的29.62%。关键词：：城市化进程、城乡二元、改革开放、集约型城市化、健康发展、区域城市化 城市化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世界城市化发展的经验表明,城市化快速发展是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不可逾越的阶段。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的步伐前进的，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工业、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现阶段已进入到高速城市化的起飞线上。如何依照可持续发展理论，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进程，是21世纪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回顾 一百多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走的是一条十分曲折、反复的道路。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由于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以及受到军阀割据的困扰，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十分不均衡，有些地区，比如上海，城市迅速扩张，另一些地区则完全处在工业化的进程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城市布局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但是，自5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更有甚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也就是说，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比较典型的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等。此种逆历史潮流的作法，非但不能真正解决城市人口聚集问题，反而使我国的城市化问题积蓄、矛盾累积。由于我国的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样，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就呈现出一种突然爆发的局面。总之，我国的城市化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道路
中国城市化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占地面积达960万平方千米，人口数量居世界第一的大国，城市化问题是最近几十年来人们特别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中国城乡，城乡中国，在几十年的发展中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第一、工业化超前，城市化落后；第二、市场改革激发了大量的城乡人口流动，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经济社会的版图分布，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第三、城市化加速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造就了城乡关系的紧张。这篇《中国的城市化问题系列评论》就中国城市化的原因、发展和特色进行了细致的阐述。 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我国出现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不相匹配的现实，这也是我国城市化的特色之一，即“工业化超前，城市化落后”。据数据表明，中国的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比值为1.09，而全球的平均比值为1.95。相比之下，美国、英国等经济大国的比值则达到了4以上。这表示中国工业化推进的城市化率的提升，远远不及全球水平。对于发达的美国来说，更多的人力资源都集中于“交易部门”，也代表着人口聚集于城市，所以城市化率比工业化率有更快的提升。中国并没有忽视交易部门的重要性，只不过在开放与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外贸易代替了内地交易部门的更快增长，所以工业化相对于城市化超前。 而城市化滞后则是由城市偏向导致的，是“维护城市”的偏向主导了体制与政策，才强力阻挠了人们择城而入、择地而居的自发倾向。乡下人为什么要到城市里生活？农村的不容和不留是推力，向城镇聚集、需求集中刺激出来的细化分工，“无意中”创造更多的收入是拉力。不管是推力还是拉力，都是城市化的动力。重要的是城市化的动力要大于禁止人们择城而入、择地而居的阻力。这就要提到“迁徙自由权”和“经济自由”。“迁徙自由权”，这个曾经在“54宪法”中被写入的权利已经很难再实现。人们是想去城市生活的，但由于受到国家的限制而产生了阻力。“经济自由”则是城市化的根基。从历史的结论来看，限制乃至消灭普通农民的经济自由，是形成“农民等级”的基础条件。中国不支持“资本主义”，其实就是压制了农民本来就不多的经济自由。而结果就是把“农民阶级”变成了“农民等级”。等级社会是不能推进城市化的。幸运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意识到经济自由是行为主体对机会以及由机会带来的机会的选择，而这恰恰构成城市化的微观基础。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使中国扩大了经济自由，加快了城市化速度。 不过，近年来人们发现，我国“土地城市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人口城市化”的增长速度。感觉中国更加重视土地的城市化，这就会导致城市人口密度的下降，反而成了“反城市化”。可以从各个层面看出，农民进城的权利和土地进城的权利都在成长，但是不平衡的。 就土地方面来讲，“城市土地国有化”“城市设立模式”以及“唯有国有土地才可市场化”共同铺就了我国城市化道路的制度基石。“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是宪法准则实践的后果，对城市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逻辑上，既然城市土地国有，那么改造城市的土地在法律上也属于国有，这对我国城市边界的扩张有着强劲推动力。关于城市设立方面，批准设立城市的行政审批权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这对土地财产关系的变化有重大的影响。另外，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对资源利用发生了积极影响。不过，唯有国有土地才能合法进入市场流转。政府掌控着更多的土地就意味着更多的融资机会和更强的财政实力，推动了城市扩张。“征地权”在这三个动力的基础上，提供了一把利剑。“征地权”代表着一股“强制推进”的动力。“征地权”的不断发展，使中国城镇化有了与过去不同的经济基础。 现如今的中国将商业利益、金融力量、土地资源和政府的合法强制力结合在了一起，要开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新的模式。
1978－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武力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大大加快，从城乡居住人口这个城市化指标来看，2000年城镇人口所占比重达到36·22%，比1978年提高了18·3个百分点；而1949—1978年的29年里，城镇人口比重仅提高了7·3个百分点。但并不是说这个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应该能够做得更好一点。本文试图对这22年的城市化做出恰当的评估，指出其特点和成因，并依此提出建议。 一、1979年以前中国城市化评估 （一）城市化水平。 众所周知，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大陆的城市化相当缓慢，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19.4%.[1]这种城市化的缓慢并不是建立在工业发展停滞或缓慢的基础上，正相反，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慢，工业总产值1978年比1949年增长了38.18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1978年的72.2%；社会总产值增长12.44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49年的41.4%上升到1978年的77.1%；国民收入总额则从1949年的35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3010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提高7.41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国民收入构成中的比重，也由1949年的31.6%上升到1978年的64.6%.[2]另据麦迪森计算，从1950年到1973年，世界GDP 总量年均增长4.9%，人均GDP 增长2.9%，其中中国大陆GDP 年均增长5.1%，人均增长2.9%，高于和等于世界平均水平，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 上述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独特现象，是与改革开放前大陆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由此导致的计划经济体制分不开的。本文即准备从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及其对劳动力供求关系和转移的影响，来探讨这个时期城市化缓慢的主要原因。 1949－1878年全国城镇人口变化情况[4]
阜阳市城市化进程及其动力机制研究 摘要：本文对阜阳城市化进程进行了历史回顾，同时对其动力机制进行了概要分析。通过这些分析发现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并提出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城市化、动力机制、阜阳 1.前言——区域概括 阜阳，是皖西北重要的门户，位于黄淮海平原南端、淮北平原的西部，是淮海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部与河南省周口市、驻马店市相邻，西南部与河南省信阳市接壤，北部、东北部与亳州市毗邻，东部与淮南市相连，南部紧靠淮河与六安市隔河相望。阜阳交通便捷，是华东二通道的起点【1】。阜阳市面积占安徽省的7%，共9775平方公里，人口占安徽省的15%，共947.3万人，城市建成区面积90平方公里。阜阳市辖3个市辖区（颍州区、颍东区、颍泉区）、4个县（太和县、临泉县、颍上县、阜南县）、1个县级市（界首市）、10个经济技术开发区。 2009年，全年生产总值（GDP）324.6亿元。处于淮北与淮南煤炭“金三角”板块地带中心的阜阳，地下煤炭资源储量丰富，已探明可采储量80亿吨，煤炭均为5000大卡以上的优质煤，正崛起成为华东能源新基地。 2.城市化进程分析： 根据国家宏观政策影响下的不同的政治经济特点，自建国以来可大致划分为短暂发展时期(1949年～1957年)、起伏波动时期(1958年～1965年)、停滞时期(1966年～1976年)、过渡时期（1977年～1981年）和乡村城市化时期(1982年～1991年)、快速城市化时期（1992年～至今）。相应地，阜阳市的城市化进程也可划分为类似时期。本文以1978年改革开放前后为界，介绍阜阳的城市化历史进程。 2.1改革开放前的阜阳城市化过程 1953年～1957年的短暂发展时期。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社会初步稳定，人民的生活环境逐渐恢复正常。阜阳处于中国中部安徽西北部，在国内稳定的同时，阜阳也有了一个良好的恢复发展环境，城市化水平开始提高。受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影响，阜阳的工业开始了一
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三个阶段 据国家建设部《2003年城市建设统计公报》显示，至2003年末，我国设有城市660个，城市人口近3.38亿，城市面积39.9万平方公里，城市化水平为33%左右。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1998年为55%。在工业革命之后，中国的城市化之所以长期处于落后的状况，是因为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走的是一条十分曲折，时而又不断反复的艰难道路 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第一个阶段 近代史之前的中国城市化，因为它对中国今天城市化的发展不具有现代化意义上的启示作用，因此本文不予涉及。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100年内，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具有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第一个阶段。它的发展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 城市化的发展十分不平衡。东南部城市化进程较快，而中西部地区则远不如 东南沿海，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今天。 城市工业化特征差距悬殊。比如东南沿海的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广州 等城市不仅在城市规模上迅速扩张，而且其工业化进程也较迅速。而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城市甚至不处在工业化进程之列。东南沿海城市的建筑、通讯、工厂、商业、交通已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有了相当程度的联系。譬如上海外滩一条街的高楼大厦，青岛的洋楼区。而其他不发达地区城市则不具备这些工业化的明显特征。 城市的商业化功能不显著。有一种说法，西方资本主义的每个城市都是以市 场为中心的，而中国城市是以官府、衙门为中心的，象北京，紫禁城是它的中心。而市场则散布在四周，比如菜市口、花市、瓷器口都在边上而不在中心。这一阶段的城市中心是属于官府，城市的政治、军事的特征和意义更为显著和重要，也就是说，中国城市形态上商业化的功能不占主导地位。 城市文化畸形发展。由于列强的入侵，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已经受到了西方 文化较大的影响。同时，由于长期的封建文化的熏陶，中华民族的一些风俗、传统习惯、戏剧、本土文化也占有一定的空间，这二种不同的文化在同一个城市空间里共存，相互影响但又并行发展着，实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奇特现象。例如：这一阶段的上海已经与传统的中国城市距离很远，西方的文化随处可见，并且占主流地位，但中国的传统文化又顽强地在这个城市中生存着。如沪剧、越剧这些地方剧种也拥有大量的观众，这种文化畸形发展的现象令人十分费解，不过，人们认为这个现象与上海日后形成的海派文化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第二个阶段 这个时期大约是1949年~1980年左右，这30年间，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走得非常艰难，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处在一种“反城市化”的状态。例如：对农村与城市在户口的管理上实行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模式，限制农民向城市的流动，甚至出现过大规模地把城市的人口向农村转移的现象，这些做法在客观上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长期处于停滞、缓慢，有时甚至是倒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