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然之“人”与应然之“人”
———关于“人”的概念的语用语义分析
赖金良
内容提要 把“人是什么”变换为“`人'是什么”,澄清“人”的概念的不同用法及其意义,有助于避开本质主义的追问方式及其困境。从不同角度或以不同标准去理解人,必然导致“人”的概念规定的多样性。某一时代的思想家通常只能以自己所处时代的人作为现实原型来刻画和建构“人”的概念。与实然之“人”的概念不同,应然之“人”的概念并不是经由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的抽象概括,而是经由从描述到规范、从现实到理想的提升建构而形成的。“人”的概念的二重化是一种潜在的方法论模式。人文社会科学中那些最常见的关于“人”的概念规定,与其说是对于实然之人或本然之人的客观描述,还不如说是关于应然之人的某种理想建构。人道主义主要依据本然论证应然,其特点是从本然之“人”的抽象假定导出人的应然状态,而马克思主义则主要依据必然论证应然,其特点是从实然之人的真实存在出发,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为依据,来设定和论证人自身发展的应然目标。
关键词 “人”的概念 实然之“人” 应然之“人”
〔中图分类号〕B0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4)04-0016-08
一、“人是什么”与“`人'是什么”
关于“人是什么”问题的任何实质性而非描述性或解释性的回答,都必然会涉及“人的本质(或本性)是什么”的问题,而这恰恰是包括科学和哲学(神学可视为哲学之变体)在内的人类智慧迄今未能解决的一大难题。考虑到这一点,笔者以为,不妨避难就易,调整一下问题及其思路,把“人是什么”的问题变换为“`人'是什么”的问题,以便在思考人的问题时避开以往那种本质主义的追问方式及其所导致的困境。所谓避难就易,当然只是相对而言,但有一点是比较明确的,即“人是什么”的问题被置换之后,该问题所蕴含接回答,因而也就不必再像以往那样,为那个“人或人的本质应如何定义”的问题去费心纠缠;换句话说,与“人是什么”的问题不一样,“`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其追问的对象或着眼点,已不再是人本身而是“人”这个概念及其意义,因而其答案不要求弄清“人是什么”或“人的本质是什么”,只要求弄清“人”意味着什么或“人”这个概念的意义是什么,即只要弄清人们在使用“人”这个概念时所表达的意义(含义)是什么就可以了。
诚然,这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的。实际上,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下或在不同的语用语义环境中,人们使用“人”这个概念所表示的意义或含义,往往是有着很大的差异的;不仅如此,这种差
如,在人们多少有些耳熟的“那个人真不是人!”这句话中,前后两个“人”所表示的意思就是迥然有别的。与此有关的一些情况及其所涉及的问题,本文将在后面作进一步的分析讨论。这里笔者要强调的是,尽管“人”这个概念可以被用来表达不同的思想内容,其实际的意义或含义可以有多种多样,但在特定的语用语义环境中,它的意义或含义还是比较容易为人们所把握和确定的。正因为如此,人们之间才有可能使用“人”这个概念进行思想交流。如果说,那个“人是什么”及其所包含的“人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因其所固有的形而上的性质,难以进行科学的实证分析并求得相对确定的答案,只能任其在哲学思辨的领域中继续“百家争鸣”下去的话,那么,这个“`人'是什么”即“人”的概念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则更多地带有形而下的性质,因而是可以借助于经验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并找到相对确定的答案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用“`人'是什么”置换“人是什么”,把“人”的概念及其意义作为分析的重点,既是一种研究视角的转换,同时也是一种研究方法的调整。
关于“人”这个概念及其意义的分析,必然会涉及语词概念与思想概念两个方面,因而从方法论合理性的角度考虑,选择一种较有解释力的语言意义理论是至关重要的。语词概念(名词或术语),通常是用来表达相应的思想概念(思想内容或观念)的,而思想概念则是人们头脑中对于相应的现实存在(或称“实在”)的反映、理解、重构及其产物,由此形成了“语言—思想—实在”三者之间的复杂联系。仅此一点便足以说明,无论是关于语言指示实在的“指示理论”,还是关于语言描画实在的“描画理论”,其有效性及合理性都是颇成问题的。大家都还记得,著名哲学家L·维特根斯坦在后期放弃了他原先曾主张的关于语言意义的“描画理论”(Pictur e theory)或“图像论”,转而倡导由语言的实际用法而不再像以往那样由语言对实在的描画关系来确定语言的意义,“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不是所有情况———我们使用的`语义'一词,可以这样来定义:一个词的
①语言意义理论发展变迁的某种缩影,但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过的那样,语言毕竟是一种既为别人同时也为自己存在的实践的意识,其直接的功能和意义在于表达并传递思想,因而相比较而言,这种基于语言实际用法的语言意义理论,无疑更具有合理性和解释力。因此,关于“人”的概念及其意义的分析,必须从作为语词概念的“人”入手,即通过分析“人”这个语词概念的不同用法,以确定它的不同意义或含义即它所表达的不同思想内容(作为思想概念的“人”),进而通过分析作为思想概念的“人”(即人们头脑中所理解的“人”)的不同规定性及其差异,弄清它们所由以形成的多样性原型及其现实基础。这项工作决非一篇文章所能完成,本文的主要意图是提出并倡导这样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其中所做的有关分析和论述只是些初步的尝试。
读者也许会问,把“人是什么”变换为“`人'是什么”,有什么必要呢?或者说,这种变换是否真的意味着一种新的有价值的研究思路呢?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尽管从问题的表述形式上看,新的问句只不过是在原有问句的主词上加了一个引号,但这决不是一种无关紧要的“文字游戏”,因为问题及其提法的这种变换,意味着把“人”的概念及其意义作为分析思考的重点,而这恰恰是以往的思想家们所忽视的。“人”这个概念的使用频率之高,是众所周知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献著述或许有所例外,在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方面,恐怕古今中外还没有哪一部著作是不与“人”打交道的,而人们的日常生活更是几乎每天都会提到“人”。人们谈论“人”,却未必真正明白自己在谈论什么。人们使用“人”这个概念,却不一定清楚这概念意味着什么。这样说并非耸人听闻,这种情形实际上是相当普遍的。类似的现象曾被哲学家们称之为“语言的迷障。”人们往往是处在语言迷障之下而意识不到自己被迷障。在理论思维以及在日常意识的领域中,许多与人的问题有关的分歧或争议,往往是因为未能澄清“人”的概念的不同用法及其意义所造成的。任何有效的以语言为中介的人际交往或思想交流
实然之“人”与应然之“人”
过程,都有某些相对稳定的语用语义规范可循。当然,一项研究只能涉及有限的范围,不可能一一检索并罗列出“人”这个概念的所有各种不同用法及其意义,但要讨论或思考人的问题,就必须了解并阐明“人”的概念的一些基本用法及其意义。这对于摆脱“语言迷障”达到思维的确定性和清晰性,无疑是非常必要和有益的。
不仅如此,通过语用语义分析澄清“人”的概念,将有助于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审视“人是什么”的问题。人们头脑中的“人”是以现实世界的人作为基本原型的,虽说两者之间往往并不一致,但人们除了用自己的头脑(思维)去理解和把握现实世界的人之外,实际上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的途径。因此,“人”的概念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是与人是什么的问题密切相关的。按照那些基于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近代思想家们的理解,人生来就是独立、自由、平等、利己的,而这种所谓“合乎自然的个人”,既是社会历史本身的起点,同时也是社会思考的逻辑起点。包括古典经济学和近代社会契约论在内,都是以这种天生独立的个人作为出发点的。这可以说是近代以来西方大多数思想家所理解的“人”的概念。透过这一概念的语用语义背景及其所关涉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其真实含义、恰当性及适用范围,是不难鉴别和判定的。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分析的那样,这些思想家头脑中的“人”的概念,是对16世纪以来就进行准备并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某种预感,他们当作历史起点的所谓“合乎自然的个人”,实际上只是近代社会历史变迁的产物和结果,而那些被他们视为“人类天性”或永恒本性的东西,不过是由近代社会历史进程所赋予人的规定性①。马克思对这些近代思想家所理解的“人”的概念所作的分析澄清,不但深刻地揭示了他们所说的“人”的真实含义和实质,同时也为我们思考人是什么以及人的本质或本性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二、“人”的概念规定的多样性方法论上较具合理性的选择,因为对相关语用语义背景的分析是把握语言意义的基本途径。当然,这只是从语词概念进到思想概念的必要步骤,还不是概念分析的重点所在。一般说来,作为语词概念的“人”,即“人”这个名词或术语本身,虽然因语言文字方面的差异,往往有不同的读法(语音)或写法(字符),例如在汉语中读作“Ren”,写作“人”,而在其他语言中就不一样了,但这些不同的读法或写法是可以相互通译的,即语音或字符方面的差异,并不妨碍它们成为同一个语词概念(名词或术语),因而就“人”这个语词概念本身而言,并不存在实质性差异的可能性。可能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是作为思想概念的“人”,即人们头脑中所理解或所设想(构想)的“人”。正像大家所熟悉的那样,马克思所说的“人”与费尔巴哈所说的“人”,作为语词概念是相同的,而作为思想概念却是不同的。由于相同的语词概念(名词或术语)可用来表达不同的思想概念(思想内容或观念),且此种情形无论在文献著述还是在日常语言中都相当普遍,因此关于“人”的概念及其意义的分析,除了从语词概念进到思想概念,揭示“人”这个相同的语词概念所表达的各种不同思想概念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弄清这些作为不同思想概念的“人”的具体含义及其规定性,阐明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实质性差异,以及它们各自可能具有的特定的认识实践功能。
说到人们头脑中的“人”(作为思想概念)可能包容的多样性及其实质性差异,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当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或以不同的标准去理解人时,他们心目中所形成的“人”的概念(观念)或形象不可能是一样的。当然,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逐一掂量几乎是因人而异的各种各样的“人”及其差异。对概念分析来说真正重要的,只是其中那些带有实质性的差异。这方面似乎还不曾有前人作过专门的论述,所以笔者无法像某些读者可能期待的那样引经据典,只能基于学理上的思考、体会或感悟做些不那么“学术味”的阐述。为便于分析和叙述,可将“人”的
人文杂志2004年第4期
概念之间的各种实质性差异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不相容的或互拮的,另一类是相容的或互补的。
所谓“不相容的或互拮的”,意即存在着这样一些关于“人”的概念,它们相互之间有着实质性的内在矛盾或不可兼容性,或者说,人们不可能同时接受它们而不违背起码的思维整合性原则。一般来说,那些对人是什么以及人的本质或本性之类的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理解的人们,他们头脑中的“人”的概念或观念必然无法相互兼容。即使这些人不是思想家或学者,他们也会由此形成人生观及为人处事准则方面的相互抵牾,因为这种日常意识水平的“人”的概念或观念,是一种被意识到了的有待付诸生活实践的自觉的人格标准或形象,譬如说,对于一个以“利己本性”诠释“人”的概念、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恐怕很难指望他能够自觉地为他人做出贡献或牺牲。如果这些人是所谓思想家或学者,那么,由于涉及人的问题的各种思考、推理或论证过程,都是以对于人的理解作为基础概念和出发点的,思想家们头脑中所存在的无法彼此兼容的“人”的概念或观念,必然会导致他们在基本观点及理论体系方面的相互矛盾和对立。
话说回来,假如思想家们能够明确地意识到并自觉地表明或承认,他们所谈论的实际上只是人的某种具体的社会历史规定性,或者只是某种特定时间空间范围内的人,上述不相容的情形原是可以避免的,可问题恰恰在于,思想家们似乎缺乏这样的意识和自觉。对于那些习惯于在理性思维领域中摸爬滚打的思想家们来说,从个别进到一般、从特殊进到普遍已经是一种职业本能,醉心于建构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关于“人”的概念规定也是无可非议的,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们在这个“从经验上升到思辨”的概念建构过程中,并没有严格遵循合乎逻辑的科学抽象程序,而是借助于某种“思想跳跃”的方式完成的,其基本方法论特点是:直接地把个别变成一般、把特殊当作普遍,亦即用特定时空范围内的人(特殊)去冒充所谓“一般的人”或人的一般规定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的人”,①后者把德国人当作“一般的人”或“人本身”———“`人本身'实际上是`德国人'”。②由于各自所依据的现实原型不同,他们心目中的“人”的概念或观念也就难免相互径庭,边沁的“人”所遵循的是某种实实在在的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原则,而费尔巴哈的“人”则以理智、意志、情感作为基本规定性而不愿为“不洁的利己主义”所玷污。从思想史上看颇多类似情形。某一时代的思想家通常只能以自己所处时代的人(特殊)作为原型来刻画“人”的概念(普遍),不同时代的思想家们所建构的“人”的概念往往难以相互兼容,而常见的结果是后人不满意前人并对前人进行否定或修正,并由此导致思想史上“人”的概念及其理论的不断推陈出新。顺便说一句,把生活在近代社会的特殊类型的人设定为一般的人及其概念规定,进而把由近代社会历史进程赋予人的特殊规定性视为人所固有的自然本性,这个借助于思辨思维从特殊“孵化”出普遍的过程,正是近代抽象人性论得以形成的重要方法论根源。
所谓“相容的或互补的”,意即存在着这样一些关于“人”的概念,它们之间虽有实质性的差异但却并不相互矛盾或抵牾,或者说,它们对于以人为对象的思维过程来说都是有效的和必要的。这里所说的是“人”的概念规定的多样性,与关于人的描述性分析的多样性还不是一回事。人们常说人是直立行走的动物、制造工具的动物,或者说人是社会动物、理性动物、情感动物,诸如此类的说法,都是各有其道理的而且并不相互排斥,因而也是“相容的或互补的”,但这只是从不同方面或角度对人所作的描述性分析的多样性,严格说来还不是关于“人”的概念规定的多样性。当然,从生物分类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说法当中的任何一种都足以把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而且从分类学上确定人在自然界的位置以及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基本特征也是必要的,但关于这些区别及其特征的各种描述性分析,所勾画的只是同一个概念即“人”的普遍的类概念,它们之间
实然之“人”与应然之“人”
的差异及多样性并非不同概念之间的差异及多样性。
一般说来,在特定的语用语义背景(包括文献著述的上下文联系及整体思想关联等)中,“人”这个语词概念意味着什么或表达什么样的思想概念,是比较容易确定和把握的,其具体思想内涵及外延并不需要专门加以界定。由于缺乏具体明确的概念界定,概念划分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但通过对不同语用语义背景的分析比较,仍不难发现一些具有实质性差异的“人”的概念,它们之间存在着彼此兼容或互补的关系。最常见的例子是,“人”的概念在逻辑上表现为普遍(全称)概念、特殊(特称)概念或个别(单称)概念的多样性,它们之间的差异有时是借助于相应的量词特征来标示的,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则是量词往往被省略,因而弄清“人”究竟是普遍性概念还是特殊性概念抑或是个别性概念,就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了。虽说大多数情形可能比较简单,仅凭日常智慧应付起来也已经绰绰有余,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人”的概念的这种可相互兼容的多样性。另一个比较常见的例子是,“人”的概念在内容上,往往有作为生物学生命之“人”与作为人格生命之“人”的实质性差异(或多样性),前者不过是生物分类学上属于脊椎动物门—哺乳类—灵长目—人科—人属的有机体,实际上只是一种“生物的人”,后者则是具有自我意识或理性并在道德及法律上承担一定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主体,因而是一种“社会的人”。这两种意义上的“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诸如“人的骨骼”、“看到人来了”、“人能够直立行走”等语句中的“人”,主要是指“生物的人”,因为作为人格生命的“人”是没有骨骼、既看不到也不会直立行走的;而像“人的权利与义务”、“人的道德责任”等语句中的“人”,则一般是指“社会的人”,因为作为生物学生命的“人”是既没有权利与义务也无需承担道德责任的。20世纪生命伦理学领域中的两大争议,即关于胎儿(胚胎)算不算“人”或人工流产是否有违道德与法律,以及如何判定“人”已经死亡或以脑死亡者作为器官移植供体是否题说来话长,不便扯得太远。本文拟作为重点加以讨论的,是另外两个关于“人”的概念,即实然之“人”与应然之“人”的实质性差异,以及它们在人类思维过程及人文社会科学中所起的作用。
三、实然之“人”与应然之“人”
当然,关于“人”的概念的这一划分主要基于抽象的概念分析,———所谓实然之“人”与应然之“人”,并不是同时并存于现实世界中的两种彼此不同的人,而只是思维领域中的两个彼此不同的关于“人”的概念或观念。“应然”即意味着尚未“实然”,只有实然之人才是现实世界中所存在的人,才是“人”的概念据以形成的现实原型和出发点。既然如此,人们头脑中又何以会形成上述两个彼此不同的关于“人”的概念或观念呢?这个问题已涉及人类思维特别是概念形成过程中所特有的某种可称之为“二重化”的现象及其机制。虽说关于概念“二重化”的具体机制,迄今还没有从哲学认识论上得到必要的揭示和阐明,但概念“二重化”的现象却是相当普遍的。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概念,特别是那些与人以及人的职业、身份等等相联系的概念,相当一部分都是表达“二重化”思想含义的概念。例如,当人们对某位父亲、某位教师、某位干部、某个人甚或自己表示严重不满时,往往会说“他哪是个父亲!”“他哪是个教师!”“他哪是个干部!”“他哪是个人!”“我真不是人!”等等。也许,这只是些哲学家们不屑于深究的常识性例子,但其中所蕴含的某些道理却是有待思考的。值得注意的是,对不具有父亲身份、教师身份或干部身份的人,上述相应的说法是没有意义的,就像对非人事物例如一棵树说“它哪是个人!”毫无意义一样。显然,诸如此类的说法要有意义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即主词与谓词之间,必须既具有某种肯定性关联,同时又具有某种否定性关联,而这样一来,它们的展开形式就成了一些在逻辑上相互矛盾的双重判断:“他是父亲———他不是父亲”、“他是教师———他不是教师”、“他是干部———他不是干部”、“他是人———他不是人”、“我是人———我不是人”。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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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思想内容看,———如果把由同一语词概念所表达的两个不同思想概念分别记作P1、P2的话,那么,这些双重判断的基本结构就相当于“S是P1而且S不是P2”,因而并不包含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换句话说,这些双重判断中的“父亲”、“教师”、“干部”、“人”,都是些表达“二重化”思想含义的语词概念,就其与主词之间的肯定性关联而言,它们所表达的是经由从个别到一般的抽象概括而形成的具有实然含义的描述性思想概念,就其与主词之间的否定性关联而言,它们所表达的则是经由从现实到理想的提升建构而形成的具有应然含义的规范性思想概念。这就是概念“二重化”现象。
那么,人类思维中的许多概念为什么会被“二重化”呢?考虑到这里所讨论的概念“二重化”,主要是指概念被“二重化”为实然含义的概念与应然含义的概念,我们不妨进一步作如下假定,即那些与人的存在、活动及其结果没有任何联系,仅以非人事物的存在、变化及其结果作为现实原型而形成的概念,通常是不可能在上述意义上被“二重化”的,因为对于完全缺乏自觉意识或自由意志的各种非人事物,除非我们引入人类自身的价值追求及其评价标准,谈论它们应该或不应该如何的问题,就像谈论牵牛花是否“应该”爬在墙上一样,是毫无意义的。尽管人们有时也会说出诸如“猫应该捉老鼠而不应该捉小鸡”之类的话,但“应该”(或“不应该”)一词的这种用法完全是童话式的,生活的童话色彩往往会赋予某些无意识意志的非人事物以人格特征,而关于“应然”问题的分析是不能以此作为根据的。只有以人类自身的存在、活动及其结果作为现实原型,才会在人们头脑中形成具有实然含义与应然含义的“二重化”概念,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在描述性概念基础上能动地建构规范性概念的“二重化”过程,往往是必要的甚至是必然的。
作为具有意识意志或自由自觉特性的行为主体,人类不但会在头脑中形成关于自身存在、活动及其结果的实然状态的概念或观念,而且必然会通过概念“二重化”机制,进一步形成关于自状态与应然状态为思想内容的知识(概念或观念),对于人类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类认识世界是为了按照自己的目的或意图改变世界,而所谓改变世界(包括改变人类自身在内)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使世界从人类所面临的实然状态向人类所期待的应然状态转化的过程。人们之所以会对自己或他人的存在、活动及其结果感到满意或不满意,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上的关于实然状态与应然状态的相互对照比较。城市的一座标志性建筑竣工了,多数市民感到比较满意,那是因为该建筑的实然状态比较符合他们心目中所期待的应然状态;相反,如果预先所构想或期待的应然状态未能转化为实然状态,人们就会感到不满意。像城市建筑这类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结果的有形事物,无论是对其实然状态的描述反映,还是对其应然状态的理想建构,在人们头脑中所形成的都是些具体的观念形象。除了具体观念形象的领域之外,关于实然状态与应然状态之间的观念上的比较对照,也同样适用于抽象概念规定的领域。以前面提到的“父亲”、“教师”、“干部”为例,这些都是由特定社会关系赋予人们的社会职能身份(法律关系上的“父亲”属于社会职能身份),而任何关于社会职能身份的概念规定都具有“二重化”的思想含义,即一个社会对诸如“父亲”、“教师”、“干部”之类的社会职能身份,除了有着相应的实然规定及描述性判据之外,还必然有着相应的应然规定及规范性要求或期待。当然,各类词典通常只提供关于语词概念的描述性解释,而语词概念所表达的规范性思想含义往往被忽视,例如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只有关于“父亲”是生养(或领养)有子女的男性、“教师”是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员,“干部”是担任一定领导或管理职务的人员等描述性规定,而没有诸如“父亲”应尽抚养教育子女之责,“教师”应言传身教为人师表,“干部”应以身作则廉洁奉公等规范性内容。但是,可以按照上述描述性判据确认的实然含义上的“父亲”、“教师”或“干部”,不一定就是符合规范性要求或期待的应然含义上的“父亲”、“教师”或“干部”,这个道理人
实然之“人”与应然之“人”
二重化问题。为便于叙述,前面曾经提到的生物学生命之“人”与人格生命之“人”的差异将被省略,因为这里所说的被思维当作现实原型或出发点的人,可视为人的生物学生命与人格生命、社会规定性与自然规定性的统一体,即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人科动物。只要是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人科动物都是实然之人,无论其年龄、性别、种族、国籍抑或语言文化、家庭出身、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智力发展水平等等有多大差别,都可毫无例外地归属在实然之“人”的概念之下。实然之“人”的概念作为关于人的普遍概念或类概念,像科学知识体系中的其他许许多多普遍概念或类概念一样,在方法论程序上,是通过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的抽象概括而形成的,其概念规定只是描述或反映了人的一般共性规定或人所共有的一般规定性。不用说,如果这世界上没有实然之人的存在,也就不会有实然之“人”的概念或观念,而没有实然之“人”的概念或观念,即使再富有想象力或创造力的头脑,也不可能完全凭空臆造或构想出应然之“人”的概念或观念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应然之“人”的概念须以实然之“人”的概念作为描述性基础,但它们据以形成的方法论程序却是很不一样的。与实然之“人”的概念不同,应然之“人”的概念并不是经由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的抽象概括,而是经由从描述到规范、从现实到理想的提升建构而形成的。这种方法论程序上的独特性,甚至可以说是由应然之“人”的概念规定及其本性所决定的。
大致说来,以外部世界实然之人的存在作为现实原型并在人们头脑中形成实然之“人”的概念或观念,是一个思维能动地描述或反映存在的过程,像一般科学认知过程所要求的那样,实然之“人”的概念形成过程必须严格遵循对象性事实决定的原则,即其概念规定必须如实地反映并符合作为对象性存在的实然之人本身所固有的规定性。但这还不是“人”的概念的二重化过程。所谓“人”的概念的“二重化”,指的是人们在头脑中以实然之“人”的概念或观念作为思想原型(思想性概念的过程,其特点是在对象性事实决定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并遵循主体性价值决定的原则。就像艺术创作主体基于特定的审美追求或期待,把源自生活即具有事实意义的“生活的真实”提升加工或塑造为高于生活即具有审美意义的“艺术的真实”一样,虽说形象思维与概念思维有所不同,但无论艺术形象还是理性概念的思维建构过程,都少不了主体性价值内容的渗入,这个道理恐怕还是相通的。人类在以自身作为思考对象时,除了探究“人是什么”的问题并对“人”作出描述性界说之外,还必须探究“人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并对“人”作出规范性界说。正是由于把人类主体对于自身的规范性要求和期待等主体性价值内容及其判定标准纳入了关于“人”的概念规定,“人”的概念才从实然含义的概念被真正提升建构为具有应然含义的概念。换句话说,“人”的概念的二重化即实然之“人”与应然之“人”的概念规定及其差异,是人类自身的实然状态与应然状态、现实存在与理想目标之间的差异在思维领域中的反映及其产物。
四、应然之“人”与人文社会科学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中,不管思想家们是否意识到,“人”的概念的二重化都是一种潜在的方法论模式,而关于应然之“人”的概念规定更具有核心概念的重要性。当然,从思想史上看,虽说许多思想家都曾经明确区分“是什么”与“应如何”的问题,并由此引出了关于事实与价值的两类不同学科知识及其分野,但对于“人是什么”与“人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却缺乏有意识的或明确的划分,尤其是在自然主义的本质(本性)论思维方式的主导之下,“人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往往被归结为“人是什么”(诸如“人生来是什么”或“人的自然本性是什么”等)的问题,———由于人之应然(应该如此)已被归结为人之本然(本来如此),而人之本然不过是某种被特定化了的人之实然(实际如此),思想家们在从“人的自然本性”过渡到“合乎自然本性的人”,即从“人本来是……”过渡到“人应该是……”时,并没有明确
人文杂志2004年第4期
模式,“人”的概念的二重化仍在人文社会科学思考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诚然,我们不可能详细罗列思想史上各种关于“人”的概念规定,更不可能逐一甄别判定它们当中何者相当于实然之“人”、何者相当于应然之“人”。我们在这里想要指出的只是,包括所谓“自由自觉的人”、“理性的人”、“独立自由的人”、“权利平等的人”等等在内,这些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最常见因而也是最基本的关于“人”的概念规定,决不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是描述性的,它们与其说是对于实然之人或本然之人的某种客观描述,还不如说是关于应然之人的某种理想建构,其中所包含的人类对于自身的应然期待是不言而喻的。任何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都有着自由与不自由、自觉与不自觉、独立与不独立、平等与不平等相统一的双重规定性,而且从以往的人类历史进程来看,人的不自由、不自觉、不独立、不平等,甚至可以说比人的自由、自觉、独立、平等有着更为广泛的经验性存在。思想家们之所以更愿意强调和突出人的自由、自觉、独立、平等,并把它们作为“人的本性”纳入关于“人”的概念规定,是因为他们也像大多数人一样,意识到了人的自由、自觉、独立、平等的稀缺性,正是这种“稀缺性”使自由、自觉、独立、平等成为人类对于自身的价值追求和应然期待。
那么,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是否也有关于应然之“人”的概念设定呢?笔者的答案是肯定的。大家都还记得,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著作中,马克思曾经构想过某种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目标的“作为人的人”、“合乎本性的人”或“真正的人”,并由此提出了如何使“人的存在成为人的存在”、“人的行为成为人的行为”、“人的需要成为人的需要”、“人的效用成为人的效用”、“人的感性成为人的感性”,以及如何使“人真正成为人”、“人解放成为人”的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他(当时)看来,实然之人即现实世界中实际存在的人,还不是“真正的人”或“作为人的人”,而是某种处于异化状态的人或“异化的人”,因而其存在、行为、需要、效用、感性等等,还不是合乎本性的或真正的人的存在、行为、需要、效用、感性。以本文作者的理解,这种在现实世界中尚不存在的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目标的“真正的人”、“作为人的人”或“合乎人的本性的人”,正是一种由思维所建构的关于应然之“人”的理想追求和价值期待。诚然,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过的那样,马克思早期的一些著作受旧哲学特别是人道主义的影响是相当明显的,但我们恐怕不能仅仅因为这一点,就否定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关于应然之“人”的概念设定及其重要意义。虽说随着唯物史观的创立,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一系列著作中,马克思已极少使用诸如“作为人的人”、“真正的人”之类的术语,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了关于应然之“人”的概念设定,恰恰相反,“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个性”以及“自主活动的人”、“自由的人”、“全面发展的人”,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所追求和期待的人的发展的理想目标。换句话说,以唯物史观的诞生为标志,马克思所经历的思想转变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区别,并不在于有无关于应然之“人”的概念设定,而在于如何设定和论证应然之“人”的概念。大致说来,人道主义主要依据本然来论证应然,其特点是从某种关于本然之“人”的抽象假定出发,由“人”的本然状态(“人本来是什么……”)导出“人”的应然状态(“人应该是什么……”),而马克思主义则主要依据必然来论证应然,其特点是从实然之人的真实存在出发,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为依据,来设定和论证人自身发展的应然目标如“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个性”、“人的全面发展”等等。与人道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所包含的应然之“人”的价值目标和理想,已不再是“人”的概念推演过程的某种逻辑结果,而是以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科学分析为基础的。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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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然之“人”与应然之“人”
调解制度是我国在纠纷解决当中一项有效且便捷的纠纷解决制度，是由中立第三方主持，在查明纠纷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纠纷当事人在合法、自愿的前提下秉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对双方的纠纷问题达成协议从而定纷解争的一种活动。我国的调解制度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理念，在发展我国传统文化中互谅互让、以和为贵的思想上充分体现了我国现代法治和谐的基本要求。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这种当初基于行政权的不可处分性而作出的规定，随着行政审判实践和理论界的研究而产生动摇。尽快修改行政诉讼法，消除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尴尬，应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现实国情所需。最高法院已经根据行政审判实践提出在《行政诉讼法》修改前，法院可以就协调解决行政争议之方式进行探索和实践，总结经验。从理论上来讲，行政诉讼法上的调解与民事诉讼法上的调解在实质上是一样的，都具有诉讼法和实体法上的行为的双重属性。行政诉讼中采用调解是当事人以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为处分标的双方合意行为，达成的调解协议应当与判决书的效力相当，从而可以作为强制执行的法律依据。因此行政调解制度的构建是顺应司法为民这一历史要求的，应当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法律助推器”。笔者试从法学理论与审判实践上论述在行政诉讼中建立调解制度的可行性，在与法学同仁进行商榷的同时，也希望在今后行政诉讼法修改时能将在现实实然中早已存在并应用的行政诉讼调解不再是停留在实际操作层面而是上升到法律层面。一、我国的诉讼调解制度马锡五审判方式，在建国前有效地解决了我国人民群众的内部纠纷，并在建国初期得到发展。在1991年我国第一部民事诉讼法实施前的时间时里，调解是审理民事纠纷的主要主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审判方式的改革：着重调解的工作方式，使调解制度得到了规范并发挥了其优势。人民法院作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作为各种矛盾和纠纷的终局解决者，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诉讼调解。人民法院在坚持合法、自愿原则的前提下，促使纠纷当事人在平等的基础上秉着互谅互让的精神所最终达成的调解，既体现了法治精神要求，又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的体现，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无疑是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调解有利于当事人息诉，能够实现纠纷和矛盾的彻底解决，减少上诉、再审、申诉、缠诉等现象的发生。我国目前诉讼每年都呈增长趋势，案件判决率，上诉率、再审率居高不下，这些现象的发生，使得社会对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产生一定的信任危机，而调解结案则可以极大地避免这种现象。调解有利于解决执行难问题，执行难除了信用金融诚信体制不健全、地方保护主义、司法腐败等原因外，关键点还是在于义务人没有履行能力，但调解的结案的纠纷当事人一般都能自动履行，很少有案件需要法院强制执行的。调解与效率的关系与法官和当事人情况直接相关，特别是审前调解和简易程序中的调判结合，可以较大地提高法院的审判工作效率，实行案件的繁简分流，有利于法院资源的合理分配。而且，调解可以在原告的诉讼请求之外一并解决双方更多的争议，而不必另案处理，符合法院所追求的公平与效率主题。保证审判的效果，维护社会稳定，既是社会各界对法院的要求，也是法院保护自身建设的需要，调解可以达到当事人无反悔、无申诉、无上访的最佳纠纷解决效果，是司法的理想境界。理论固然来源于实践，但其一旦形成，则可对实践发挥能动的指导作用。建立行政调解制度，在行政诉讼中发挥调解的特殊作用，是解决行政争议实现公平正义的应有之义。尽快修改行政诉讼法，消除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尴尬，应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现实国情所需。二、在法律上确立行政诉讼调解的必要性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经济行政案件不应进行调解的通知》中已经规定审查和确认主管行政机关依职权所作的行政处罚或者其他行政决定是否合法、正确，不同于解决原、被告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问题，人民法院不应进行调解，而应在查明情况的基础上作出公正的判决。如此规定说明，调解的实质是参与调解的主体为了实现自己的权利，而对自己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作出实质上的处分，以牺牲一定的权利为代价求得争议的解决。因此，调解只适用于那些有完全处分权利来处分自己的褓和程序权利的诉讼形式，而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者，
修订版《语言学纲要》第五章语义和语用答案 第五章语义和语用 一、名词解释 基本词汇——基本词汇就是人们自古至今常用的，用来表达日常事物现象的，并成为构成新词基础的那一部分词。基本词汇里的词是语言词汇的核心。 多义词——一个词有多个意义，它们概括反映相互有联系的几类现实现象。如“跑”就具有“两只脚或四条腿迅速前进”、“逃走”、〈方〉“走”、“为某种事务而奔走”、“物体离开了应该在的位置”、“液体因挥发而损耗”等六项互相有联系但又各不相同的意义，是多义词。 反义词——语言中有很多意义相反的词，叫做反义词。反义词，是现实现象中矛盾的或对立的现象在语言中的反映。分相对反义词和绝对反义词两种。具有反义关系的两个词之间只需要有一个义项相对或相反就可以了。 施事——自主性动作、行为的主动发出者。 焦点——人们之所以要说话，是为了向对方传递他们所不知道的信息，也即新信息。从信息的角度看，句子中的新信息是说话者所传递信息的重点所在，是说话者认为受话者不知道因此希望受话者特别关注的部分。这就是句子的“焦点”。 情态——情态是体现“说话者对所言的主观看法”的范畴。主要表达“必然性”、“可能性”、“必要性”等方面。 语气——语气是表达“句子的言语交际作用”的范畴，指的是句子所携带的反映说话人使用句子的目的和说话人情绪的意义，包括陈述、疑问、祈使、感叹等 言语行为——人们说出的话不仅仅是人类经验的映像(句义)，也不仅仅是特定说话者对人类经验的具体认知，它还是一种社会行为。像打人、吃饭等其他社会行为一样，“说话”这种社会行为也有对行为者之外的事物(特别是受话者)或行为者自身产生某种效力的
目标，也有因行为而引发实际变化的效果。简而言之，言语交际行为本身也构成新的人类经验，与现实世界中的其他人、物、现象、事件有着“行为—效力”的关联。这些是语言在另一层次上的意义。从这一视角对语言意义的关注称为言语行为研究。 二、填空 、( 一般性 ) 、( 模糊性 )、( 全民性)是词义概括性的三个重要的表现形式。、多义词有多项意义，最初的那个意义叫(本义)，离开上下文人们就能知道的那项意义叫( 中心意义)。汉语中的“老”有“年纪大”、“经常”、“陈旧的”等意义，其中，“年纪大”是( 本义 )，其余的是(派生意义)。 三、分析题 、指出下列同义词的意义差别 父亲——爸爸语体色体不同，父亲是书面语体，爸爸是口语语体 得到——获得感情色彩不同，“得到”是中性词，，“获得”是通过努力得到好的结果，是褒义词。 眼红——嫉妒语体色体不同，嫉妒是书面语体，眼红是口语语体 秘密——绝密词义轻重不同，秘密轻，绝密重。 3、收集汉语“烹调类”单音节动词，用一组语义特征描写它们的词义。 蒸、煮、烹、煎、烤、烘、煨、炸、煸、爆 、试分析下列句子的语义结构。
古代思想家对法的应然与实然问题的追寻（下） 这些主张，在后来法家的代表人物李悝、商鞅、韩非那里得到进一步阐发，形成了更为完整的法家传统。战国早期的李悝著《法经》，最早从对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作出了较为系统的成文规定，“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然皆罪名之制也。”51商鞅非常强调法的现实性，所谓“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52就是说，法律制度不应法古或循今，应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商鞅基于其人的本性“好利恶害”的性恶论，主张通过“壹赏”、“壹刊”、“壹教”、“立法明分”，即建立统一的封建法律，厉行封建式法治。商鞅的法治，当然只是有限法治，是封建君主不受制约的“刑无等级”，严格适法，即“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53而且由于“法之不行，自上乱之”，因此在商鞅的这种封建式法治之下，也要求君主率先垂范，做到“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54在适用法律上，“不失疏远，不违亲近”。55时逢战国末年的韩非同样从性恶论出发，主张必须以法制众。他认为法律必须是成文的，以资作为衡量人们遵守的行为准则，所谓“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56这样的法要得到贯彻，君主必须掺合“术”、“势”，“抱法处势”，藏术于胸，以确保法律的实现。总之，法家强调法律的实定性和实在化，颇似有一些法实证主义的意味。他们无不将法视为成文的、颁布的、统一的，并通过有效刑罚手段加以实施的行为规范。 道家的代表老子从因任自然的自然主义和天人合一论出发，最先提出了类似于古希腊、罗马的自然法思想，主张“贵以贱为本”、“贵贱不分”的平等观，倡导以人为中心，所谓“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57他认为，凡属人类社会，必有其相互维护其生存的共同法则，但他认为这种法则不是儒家的礼，而是一种自然秩序-道，进而提出带有中国传统色彩的自然法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58所谓“天恢恢，疏而不失”。59 “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60 “天
《“不可或×”的语义、语用分析语义和语 用》 时下，“不可或×”格式在新闻媒体中频频出现，其中的“不可或缺”高居榜首，而与“不可或缺”相对应的“不可或得”不甘落后，见报率也比较高。如：（1）我认为，个人生活的快乐，乃至社会的和谐，除了国泰民安、平安健康，还需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那就是人们的精神生活。（《大众科技报》xx-03-26） （2）他们认为，对维纳斯而言，无情的历史，偶然的毁坏，恰恰成全了维纳斯，使她成为了人类艺术宝库中不可或得的珍品。（人教论坛xx-02-19） “不可或×”被频繁地使用，难免会出现被误用甚至被滥用的现象，如： （3）高职毕业生在企业要做到不可或缺 3月31日，教育部副部长陈希在吉林省调研时指出，高等职业教育大有可为。他说高职院校专业应具有鲜明的职业指向，其毕业生在企业不可或缺。（中国青年网xx-04-05） 例（3）是中国青年网的一则新闻，标题中的“不可或缺”显得生硬，而且与正文中陈希部长所表达的意义大相径庭，“不可或缺”一般形容客观的现象或事实，而不用于主观的目的。 一、“或”的意义探源 要探讨“或”的意义来源，首先要了解一下各类辞书对“不可或×”的“或”的解释。由于“不可或缺”的使用频率最高，各大辞书
在解释这类“或”时往往以“不可或缺”作为例子。纵观各大辞书，“不可或缺”的“或”解释大致有四种情况： ①副词，稍微。以《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为代表。 ②有时。以《新华成语词典》为代表。 ③有点儿。“不容许有一点儿拖拉延缓。”以《新华字典》为代表。 ④有。“不能有所短缺。”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为代表。 这些关于“或”的解释纷纭复杂，莫衷一是。其他的辞书如《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汉语大词典简编本》、《汉语大字典》等均未明确对“不可或缺”的“或”进行释义。 表面上以上四种解释对“不可或缺”都说得通，但如果用来解释“不可或得”的“或”就未免有些牵强。后三家辞书没有明确对“不可或缺”的“或”作出解释，但这三家辞书都存在这一解释：“或”——“语气助词，常用在否定句中加强否定语气”，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 “或”的“语气助词”用法最早出现在《诗经》时代。 （4）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诗经。小雅。天保》） “或”用在否定词“无不”之后。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三）对“或”的解释是“语助也”。后来又有“莫之或×”格式的出现。 （5）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孟子。滕文公上》） （6）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汉。贾谊《论积贮疏》） （7）夫书理无二，义归有宗，而硕学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
实然的刑罚目的与应然的选择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总是处在发展变化之中。刑罚目的亦是如此。而实然的刑罚目的说明了我国现实的刑罚目的，应然的选择则表明了我国刑罚目的应有的一种发展方向。 一、我国实然的刑罚目的 虽然我国刑法没有明文规定刑罚目的，但是从我国刑事法律的有关条文规定来看，还是可以判断出我国刑罚的实然目的。 现行刑法第一条规定：“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条规定：“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我国监狱法第一条规定：“为了正确执行刑罚，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前引三部法律的第一条在说明立法意图时都使用了“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这一用语来说明其立法的法律依据。而所谓“根据宪法”，则应该是指根据现行宪法第28条，即：“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反革命的活动，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犯罪活动，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说明：1999年1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议将该条修改为：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犯罪活动，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客观而论，宪法第28条实际上从宏观上规定了我国刑事法律的总体目的。从语法角度来看，前引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的三个条文中，都有一个表示行为目的的状语“为了……”，这就意味着这三个条文分别从微观方面表明了我国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与行刑法的创制目的。由于创制刑事法律的目的反映了国家运用刑事手段处理社会矛盾的基本目的，因此，创制刑事法律的目的集中代表了国家制刑、量刑、行刑的整体目的-即刑罚目的。如果我们以因式分解的方法将前引三个刑事法律条文进行分解与重组，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一个等式： 刑罚目的=（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秩序）+（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 这里有必要说明：由于在关于刑罚的本质问题上我不认为刑罚是对犯罪的报应（惩罚）而是对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的报应（惩罚），据此，对上述等式可改造为：
死刑存废之应然与实然--陈兴良 「摘要」死刑的存废是一个古老但历来颇受世人关注的活题。原因在于，死刑关系一个人的生死。死刑的威慑力究竟有多大？对杀人犯不处死刑能否得到普遍大众的认可？死刑是否真能阻止住恶性暴力犯罪的日益增加？废除死刑是否会引发犯罪？这些问题都与死刑的存废密切相关。 「关键词」死刑，存废，限制 死刑废止，从其应然性来看，是刑罚人道主义思想的必然结果；从其实然性来看，它又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对我国现行死刑制度之存废，应持否定的态度。死刑，是存置还是废止，这是一个问题。从应然性上来说，我们应当提出死刑废止的问题，并大力加以弘扬。 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作为一名刑法学者，我们应当进行死刑废止论的启蒙。也许有人会说，在犯罪形势严峻，死刑广泛适用的今日中国，宣扬死刑废止论是不合时宜的。对此，笔者大不以为然。难道我们今天比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第一次正式提出死刑废止论时还更不具备条件吗？回答是否定的。1764年，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对欧洲中世纪封建专制社会的刑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以过人的勇气提出了死刑废止论。贝卡里亚提出：“死刑并不是一种权利，笔者已经证明这是不可能的；而是一场国家同一个公民的战争，因为，它认为消灭这个公民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然而，如果笔者要证明死刑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有益的，笔者就首先要为人道打赢官司。[1]贝卡里亚以人道的名义向死刑发出了死刑令。只要我们考察一下贝卡里亚提出死刑废止论所处的时代背景，就不能不对他的巨大勇气表示由衷地敬佩了。贝卡里亚生活的时代，欧洲刚从中世纪的黑暗岁月中走出来，但严刑苛罚仍然是这个时期刑法的根本特征。在英国，根据著名法学家布莱克斯通在18世纪60年代保守的估计，当时英国仅规定死刑的成文法便达160多部，而每部成文法中又规定了数种乃至数十种死罪，更不用说普通法上的死罪数了。对于英国刑法的残酷性，恩格斯指出：“谁都知道，英国的刑法典在欧洲是最森严的。就野蛮来说，早在1810年它就已经毫不亚于加络林纳法典了：焚烧，轮辗，砍四块，从活人身上挖出内脏等等曾是惯用的几种刑罚。不错，从那时起最令人愤慨的酷刑固然已经废止，但刑法中仍然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大量野蛮的和卑劣的酷刑，处死刑的有七种罪（杀人、叛国、强奸、兽奸鸡奸、破门入盗、暴力行劫、纵火杀人）；而以前应用范围广泛得多的死刑，也只是到1837年才限制在这几个方面。” [2]在法国，就在贝卡里亚提出死刑废止论的前十年-1757年3月2日，达米安因谋刺国王被判处死刑并被残酷地执行。这一死刑执行场景，正如同罗伯斯庇尔所说的那样，是一场整个民族进行的隆重的谋杀。法国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引述了一位目击现场的官员布东留下的记载，详尽地描述了处死的过程。[3]在贝卡里亚的祖国意大利也是如此，废除死刑的观点与18世纪意大利的刑罚残酷现状是格格不入的。1792年1月12日，意大利伦巴第刑事立法改革委员会开会讨论了死刑的存废问题，贝卡里亚处于少数派地位。直至1794年11月28日，贝卡里亚逝世也没有在自己的祖国实现废除死刑的梦想。1859年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通过法令废除了死刑。1889年意大利统一后的第一部刑法典第一次废除死刑，但在1926年又恢复了死刑。二战结束后，1947年意大利刑法典废除了普通刑事犯罪和平时的军事犯罪的死刑，一直到1994年才废止了战时军事犯罪的死刑，从而最终实现了死刑的废止。这时，距离1764年贝卡里亚提出死刑废止论，已经时隔200多年。可以想见，贝卡里亚提出死刑废止论的时间，他的心灵是何等的寂寞。正如贝卡里亚所言：“同信守蒙昧习惯的众人发生的喧嚣相比，一个哲学家的呼声确实太微弱了。”[4] 死刑废止论，是从刑罚人道主义出发所得出的必然结论。如果仅仅从功利主义出发，死刑是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尽管死刑对于犯罪的威慑力，往往被死刑存置论所夸张，并且被大多数当政者所迷信。但相对于其他较轻的刑罚，作为最重之刑的死刑，其威慑力是其他刑罚
现 代 汉 语 修 辞 学 系部：文学院 班级：汉语言文学本（二） 学号：114102042032 姓名：冯茹心
“闲着也是闲着”类句式的语法结构、语义及语用分析 什么是?闲着也是闲着?类句式，我们平常都会在什么语境下使用这类句式呢？先看下面几个例子： (1)我对朋友说：?你没事儿，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陪我出去逛街呢?。 (2)妈妈说：?咱们家老房子没人住，空着也是空着，租出去也不错，每月还可以收点租金?。 （3）今天收拾房间，发现柜子里有好多穿不上的旧衣服，妈妈说让我把它扔了，我倒觉得：扔了也是扔了，挺可惜的，捐出去的话还可以为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做点好事。 例(1)的?闲着也是闲着?、例(2)的?空着也是空着?和例（3）的?扔了也是扔了?有共同之处：?也是?一词的前后的短语是一样的形式，都是?——?也是?——?句式，而且都是动词或动词短语形式，所以，我们可以把?闲着也是闲着?、?空着也是空着?和?扔了也是扔了?归纳为同一种句式。因为在实际生活中?闲着也是闲着?是最为常见的，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所以我们把这类句式称为?闲着也是闲着?类句式。这类句式不仅在语法结构方面有一些限制，而且有独特的语义和语用价值。下面我们就从这三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闲着也是闲着?类句式语法结构分析 1、?闲着也是闲着?类句式中的?也是?一词不变，一般是连接的前后同 形成分可以变化，但不能任意变化，一般是单音节的动词或动词性短语但也不乏有一些双音节动词（睡觉、溜达等等）的情况，但不能是三个或三个音节以上的成分。如： 例(1)我对朋友说：?你没事儿，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陪我出去逛街呢?。 在例（1）中，我们可以说?闲着也是闲着?但不能说成?没事做也是没事做?，虽然这个短句子代入整个句子中读起来似乎也行，但不符合我们平时的说话习惯，无论是书面语还是口语表达中都未见过这样的表述方式。 2、?也是?连接的前后成分可以是单个动词，也可以是动词短语。当?也 是?连接的前半部分如果是单个动词，那么后半部分可以是单个动词也可以说动词短语，但是，当?也是?前面部分为动词短语时，?也是?后面的成分必须和前面保持一致。如： 例（1）我对朋友说：?你没事儿，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陪我出去逛街呢?。这个例子中的?闲着也是闲着?我们把它换成?闲也是闲?或者?闲也是闲着?，这样的话也都可以说得通。但是如果换成?闲着也是闲?就不通顺，并且在意思
2019自考语言学概论笔记第五章（语义） 第五章语义 1. 简答语言的理性意义和非理性意义。 答：语言是交流思想和感情的工具，语义也就必然包含这两方面的内容，即一是思想，就是所谓的“理性意义”，二是情感，就是所谓的“非理性意义”。理性意义也叫逻辑意义或指称意义，是对主客观世界的理解。在词语平面上，它是与概念相联系的那一部分语义，在句子平面上它是与判断和推理相联系的那一部分语义。理性意义是语义的基本要素。非理性意义是说话人的主观情绪、态度以及语体风格等方面的内容，它一般总是附着在特定的理性意义之上。 2. 解释“语义”。 答：语义是同语言形式结合在一起的意义，同语言形式的结合是语义的基本特征。 3. 解释“语言意义” 答：语言意义是一般的、稳定的意义，是语言形式本身表达的意义。 4. 解释“语境意义”。 答：语境意义是个别的、临时的意义，是语言形式在特定的交际场合、知识背景等语境音素作用下所表达的意义。 5. 解释“词义”。 答：词义是同词的语音形式结合在一起的人们对一定对象的概括反映和主观态度。 6. 解释“词的理性意义”。
答：同词的语音形式结合在一起时，对一定对象的区别性特征的理解就是词的理性意义。 7. 解释“义素”。 答：义素是从义项中分析得到的词义的语义特征。 8. 解释“义项”。 答：义项是词典释义的最小单位，是从词语的各种用例中概括出来的共同的、一般的、稳定的意义。 9. 简答义素和语素之间的区别。 答：义素和语素不是同一个概念，它们是两种性质上根本不同的单位。义素是对一个词的语义特征实行分析后所得到的最小语义单位;语素则是最小的音义结合体。义素是一种从理论上分析出来的语义单位，就不是一种自然语言的单位，义素不直接与语音相结合。语素不但有一定的意义而且有一定的读音，是人们能够直接感受到的自然语言的单位。 10. 简答义素和义项之间的关系。 答：一个词能够同时有几个理性意义，其中一个意义在语言学上叫一个义项。现代语义学把分析音位的区别特征原理用于词义分析，把义项进一步分析为若干语义特征，这些语义特征就是义素。 11. 简答词的通俗意义和科学意义的区别。 答：词的理性意义因为概括深度上的差别而分为两类：一种是人们对事物所具有的一组非本质特征的反映，这种词的理性意义能够称之为“通俗意义”;另一种是人们对事物的本质特征的反映，这种词的理性意义能够称之为“科学意义”。 12. 简答义素分析的作用。
第27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5年11月 Vol. 27 No.6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Nov. 2005 ────────── 收稿日期：2005-05-31 作者简介：刘淑芬（1981-），河北唐山人，广西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2004级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生。 - 38 - 试论语法分析中句法、语义、语用的三位一体性 刘淑芬 （广西大学 文化与传播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摘 要：在语法分析中要区分三个平面——句法平面、语义平面和语用平面，这三个平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具有三位一体性。对句子进行语法分析时，要注意把握三个平面的三位一体性。从而使句子从静态分析达到动态分析，这也将对对外汉语语法教学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三个平面”理论；句法；语义；语用；三位一体性 中图分类号：H0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5）06-0038-03 语言是一种极其复杂的交际载体，一种极其复杂的符号体系。语言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分析语言不可能在一个平面上 进行。 [1] 在进行语法分析和语法研究时既要区分句法、语义、语用三个不同平面，又要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的“三个平面理论”，是新时期汉语语法研究的热点之一。一个具体的句子，总是涉及到句法、语义、语用这三个不同的平面，对句子进行语法分析时必须同时进行句法分析、语义分析、语用分析才算最后达到语法分析的目的。如此才能使静态语法分析和动态语法分析相结合，达到全方位的语法分析，体现出三个平面的三位一体性。 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的理论，主张自觉地既明确区分又相互兼顾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的理论。语法的三个平面都有自己的形式和意义：“句法、语义、语用的形式都是语法形式；句法、语义、语用的意义都是语法意义。”[2]句法平面的语法意义称为句法意义，指的是词语与词语结合组成句法结构后所产生或形成的显层的关系意义。语义平面的语法意义称为语义意义，简称语义，指的是词语和词语相互配合组成语义结构后所产生或形成的隐层的关系意义。语义只有在一定的语义结构中才能形成，因此词汇意义、逻辑意义、语境意义、社会文化意义等，不属于语法范畴的语义。语用平面的语法意义称为语用意义，指的是词语或句法结构体在语言实际使用中所产生或形成的语用价值或信息。语用意义往往体现着说话人的主观表达意向。 三个平面中，句法和语义是表里关系或显层和隐层的关系，这在抽象的句子结构里看得更为明显，句法结构同时也是语义结构的表现形式；而在具体的句子即交际中实际运用的句子中，语用成分或语用因素与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成分之间的关系是信息和载体的关系、内层和外层的关系、客观和主观的关系。至于三者在语法分析中的价值，三个平面 有三种结构，也就会有句法成分、语义成分、语用成分，它们在具体的句子中是同时存在的，共同构成句子的要素，三者互相制约，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不过由于着眼点和观察角度不同，研究中会有所侧重：“从说写角度看，句法是核心，是个轴。研究语法，要紧紧扣住句法，以句法为基础，向深层挖掘语义，向外层探求语用。”[2]因此，句子的语法分析应该是多角度、多层面的而不应该是孤立的。 在分析一个句子合法不合法时，一是要看句法上词语间结合得妥当不妥当；二是要看语义上词语搭配得合理不合理；三是要看语用上词语安排得适切不适切。凡符合妥当、合理、适切三个条件的句子，可以说是一个合法的、有效的句子，反之，可能是一个不合法的句子或是一个有语病的句子。由此可知，在对句子进行具体分析时，要求把句子放在交际的过程中观察，看语境对句子的语义和结构产生了什么影响，使句子发生了什么变化等等。采用静态的分析与动态的分析[3]相结合的方法，体现出三个平面的三位一体性。 例如：“门把风吹开。”这句话从句法上看虽符合“主语（门）+状语（把风）+动词（吹）+补语（开）”的格式；但从语义上看，此句违背了“把”字句的主语必须是施事，而介词“把”介引的对象应为受事的原则，同样让人不知所云；再从语用方面看，此句所传达的信息是不真实的，而且由于缺少语气词“了”则不能表达陈述确定的语气，使人觉得一句话没说完，因此是一个不合法的句子。如果转换成：“风吹开了门。”“风把门吹开了。”或“门被风吹开了。”无论从哪个平面上看都是合理合法的。而且，这三句的主语、施动者（或受动者）、主题三者是重合的，也就是说，句子的主语兼有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的因素，因而三个平面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但在有些情况下，主语、施事（或受事）、主题并不是等同的，例如：“今天，我们班的同学都
第五章语义和语用 一、语义的定义 1.意义：语言文字或其他信号所表示的内容。 2.语义： 3.词义： 句义 意义>语义>词义 2.语义：从语言学角度看，语言符号所标记（代表）的意义内容就是语义。 语义指用语音形式表现出来的语言单位的内容以及语言单位在使用时所表现出来的含义。 其中语言符号包括静态备用单位（语素、词、固定短语）和动态组合体（自由短语、句子、句群、段落）等两大部分，其表示内容都属于语义。 词义——句义 二、语义的分类 有语言单位固有的含义，也有语言单位在语境中所表达的特定含义，还有社会文化背景所赋予它的特殊意义。 静态语言义和动态言语义 语言意义和言语意义 （一）词汇的性质特点 1.词汇定义 （1）词汇（2）词汇学 2.词汇的性质特点 （1）语言的建筑材料 （2）词汇是语言符号聚合而成的分层体系→系统性。 （3）具体语言中的词汇形成特定的系统→民族性 （4）直接反映社会变化→发展性 2.词汇的性质特点 （1）语言的建筑材料→从功能角度言的。其最终职能是进入句子→完成交际 （2）词汇是语言符号聚合而成的分层体系→系统性。 （3）具体语言中的词汇形成特定的系统→民族性 （4）直接反映社会变化→发展性 （二）词汇的内容及构成 1.词汇的重要单位→词/ 固定结构 （1）词P120 ①定义P120、86 ②性质特点 （2）固定结构 2.词汇的内容 （1）词的总汇 ①基本词汇（定义、特点、类型） ②一般词汇（特点、内容） ③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的关系 （2）固定结构的总汇（熟语总汇） ①成语（定义、特点） ②惯用语 ③专有名称 ④歇后语、谚语、格言等其他固定的句子结构 （1）词：词汇中最基本的单位 ①P120定义：语言中具有特定语音形式和语义内容的、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的造句单位。 ②P86性质特点
认识人的“应然性选择”与“实然性选择” 如果说“必然性”与“偶然性”是人对于客观规律、客观条件、客观现实的认识把握，那么人的“应然性选择”与“实然性选择”才真正从人这个主体去发挥他的认知和实践。在这里，主体的人的思维能动性、主观能动力更加使人的行为实践接近了现实和真理。 认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我们发现了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认识人的“应然性选择”与“实然性选择”，我们要厘清人在面向自身的思想与现实、面对理论与实际的选择上，它们是怎样的一些关系。 所谓人的“应然性选择”，是指我们从思维概念上，或者说从思想方面、理论认识上对实际情况作出的认识、判断、选择。比如，专家、理论家们常常告诉我们，事情应该那样去做。人的“实然性选择”，是指人们通过具体的行为实践所做出的现实选择。再比如，我们照着专家、理论家们所说的那样去做了，却发现实际上的操作与理论有偏差或误差，于是我们做出了纠正这种偏差、误差的选择。 由此可见，一、保证“实然性选择”的正确的前提需要保证“应然性选择”的正确。而“应然性选择”的正确需要科学地分析主客观条件。在没有条件、或条件很不成熟、也不能创造条件的情况下，冒然进行了“实然性选择”，摔跟头自然在所难免。因为那是你主观头脑认识的“应然性选择”，不是客观实际的正确的“应然性选择”。
我称之为“非应然性选择”。把“非应然性选择”当作“应然性选择”既是思想认识的错误，也是“实然性选择”的错误。二、即使我们有了“应然性选择”的正确，也未必能完全保证“实然性选择”与“应然性选择”的高度同一。在人的现实选择中，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理论对现实具有指导性，也具有普遍性。然而，实践却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实践出真知；理论源于实践；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列宁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要联系实际。反过来说，理论不联系实际是教条主义；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经不起现实考验；来源于实践的理论、真知只有实践才能提升和发展它；我们也发现，人的“实然性选择”（现实选择）是有对错之分、高下之分、好坏之分的。不过，我们可以在现实的磨砺中通过实践纠正错的、不好的行为选择，以达到实践的正确性，以及思维的真理性，即思维的此岸性。 人的“应然性选择”是具有理性精神的。可是，人却不是一个十足的理性动物。甚至我认为，人首先是感性动物，后才是理性动物。所以，人的“应然性选择”与情感、目的、意志发生冲突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出具有理性精神的“应然性选择”。 现实世界里，人通往正确的“应然性选择”往往只有一条路或几条路。而人在“实然性选择”的过程中却走出了许多条弯路、曲折路，包括死角路。因为，在“应然性选择”与“实然性选择”当中，我们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cc16034109.html, 浅析语义学与语用学 作者：王晓晓 来源：《校园英语·月末》2019年第07期 【摘要】语义学、语用学，一直以来被定义为是用以表达语言意义，两者经常被学者们提及。本文分别对语义学和语用学进行了简短的总结、定义，并分别加以说明。对近期语言学的学习研究做了一个小结。本文还对语义学和语用学作了一些区别对比，提出了二者一些有助于研究学习的关联点。 【关键词】语义学;语用学;关系 【作者简介】王晓晓（1983.06-），女，汉族，重庆人，重庆工程学院，讲师，本科，研究方向：英语教学研究。 语义学、语用学，一直以来被定义为是用以表达语言意义，两者经常被学者们提及。语义学、语用学研究始于语言哲学。早在1938年，Morris就认为符号学（semiotics）由符号关系 学（syntactic，即句法学）、语义学（semantics）和语用学（pragmatics）三个部分组成。 一、语义学概述 首先来看看语义学。语义，即与语音形式相承，是具体的语音形式所表达的内容。数据的含义就是语义。简单地说，数据就是符号。数据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只有被赋予含义的数据才能够被使用，这时候数据就转化为了信息，而数据的含义就是语义。 语义可以简单地看作是数据所对应的现实世界中的事物所代表的概念的含义，以及这些含义之间的关系，是数据在某个领域上的解释和逻辑表示。我们通常把概念意义作为了最核心的内容。概念意义是指一个词的基本意义，它是抽象的与客观事物不发生直接的联系。概念意义是交际的核心因素，不正确理解词的概念意义，就会引起交际冲突。 而内涵意义，它是超出概念意义以外的意义，往往与客观事物的本性和特点有联系。例如：英语中“politician”一词是指那些为追求名利不择手段往上爬的“政客”，含有贬义。而汉语中“政治家”一词则往往含有褒义，指从事与政治工作方面有关的人。类似的还有：individualism和“个人主义”，politics和“政治”，community和“社团”等等，其内涵意义都不能画上等号。 而搭配意义主要是指词与词之间的横向组合关系，搭配往往也是约定俗成的，不能用母语的搭配规律套用到英语学习中去。例如：汉语中的“红茶”在英语中应用“black tea”，英语中的“black coffee”在汉语则是“浓咖啡”，汉语中的“浓茶”在英语中则是“strong tea”。 二、语用学概述
语法、语义、语用的区别 (2012-12-23 22:38:32) 汉语是缺乏形态标志的语言，注重意合是汉语语法的一个主要特点。汉语的语序对语义的制约性很强，句法成分之间存在着较复杂的语义关系，在许多情况下仅对语法形式进行句法结构分析是解释不了句子的内部规律的。教学实践表明，让外国学生按照教材上所展示的句法结构模式去造句，他们有时会造出许多符合句法但不合情理也不能使用的句子来，究其原因，正是错在句子语义搭配和语用选择上。 句法、语义和语用这三个平面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句法是基础，语义和语用都要通过句法结构才能表现。句法结构中构成成分之间存在着诸如主谓、动宾、动补、偏正等句法关系意义，同时也存在着诸如动作与施事、受事、处所、工具等语义关系意义，还存在着诸如陈述、话题、焦点和预设、已知信息与新信息等语用意义。但是，句法、语义和语用实际上又处于不同平面上，它们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对应。例如：“写文章”、“写毛笔”、“写黑板”，句法结构完全相同（动宾），但分别表达了“动作与结果”、“动作与工具”、“动作与处所”不同的语义关系；又如：“客人来了”与“来了客人”，两个句法结构的语义关系基本相同，“客人”与“来”都是“施事”与“动作”的关系，但句法关系分别是主谓和动宾。语用意义也不相同，前一个结构的“客人”是定指，表达已知信息，后一个结构的“客人”是非定指，表达新信息。更复杂一点的结构，如：①“床上躺着一个人”；②“那个人在床上躺着”；③“那个人躺在床上”；④“床上的那个人躺着”，这几个句子的句法结构关系各不相同，但语义关系基本相同，“人”、“床上”、“躺”之间都是“施事”、“处所”与“动作”的关系。 语法教学中进行语义分析，除了上述指出的句法成分间的语义规定性，即施事（主体）、受事与事（客体）、对象、处所、时间、结果、原因、目的、方式等之外，主要还是对语义指向的分析。由于汉语句法上的结合关系与语义的结合关系存在着不一致的现象，语义指向分析对理解句子的语义结构显得尤其重要。如：①“这些书我都看过了”；②“这本书我们都看过了”；③“这些书我们都看过了”。这三个句子中的“都”在句法上均与动词“看”结合，构成偏正关系，在语义上“都”的语义指向分别是①“这些书”（受事），②“我们”（施事），③在没有特定语境时，“都”所涉及的可以是“我们”，也可以是“这些书”，还可以是“我们”和“这些书”。再如：①“饭吃多了”。②“饭吃饱了”；③“饭吃快了”； ④“饭吃完了”。以上几例按照句法分析，它们的层次构造完全一样，但分析其语义指向，“多”指“吃的饭”多了，“饱”指吃饭的人“饱”了，“快”说明的是“吃”这一动作行为，而“完”既可以说明“饭”完了（即“饭吃光了”），也可以说明吃饭这一动作行为的结束。以上几个句法结构体，“多”“饱”“快”“完”都与“吃”是句法上的直接成分（动补），但语义结构上却有区别。④ 语法教学中的语用分析，是对语言现象的动态分析，指明其使用的条件和语境，以利于学生恰当地使用学过的句子去交际。⑤比如动词重叠式，主要表示“短时、尝试、轻微、少量”的意义，但在具体语言环境中，意义又有所侧重，有着不同的表达功能和限定条件。如为什么我们可以说“讨论这个问题”，但不能说“讨论讨论一个问题”呢？这是因为后一句违背了“动词重叠后，其宾语前带数量词作定语时，数量词须为确定的。”这样一条语用规则。 ⑥其他如：动词带补语时，不用重叠形式，所以不能说“我想想清楚再说”，“请把房间收拾收拾整齐。”又如，否定式陈述句不用动词重叠式，不能说“我不想去唱唱歌”。（但可以说“你怎么不去唱唱歌？”）；动词做修饰限制语的成分时，也不能用重叠式，不能说“你试试的那件衣服很合身。”等等。类似这样的各种条件限制，对汉语为母语的人来说，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