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三马不同的后半生
民国时期，在我国西北的甘、宁、青地区，存在着数股强大的回军武装力量。由于其首领皆为甘肃河州（今甘肃临夏）回族马姓，故称“马家军”，俗称“西北群马”，又因割据范围分成“宁（夏）马”、“青（海）马”、“甘（肃）马”等，其势力还曾扩张到新疆。马家军原为家族武装势力，它们参与了当时中国政坛的纷争，先后依附清政府、北洋军阀、冯玉祥、蒋介石等，统治了西北地区数十年，产生了一批显赫一时的马姓军阀。他们以“甘、河、回、马”（即甘肃人、河州人、回族、马姓）这四条为用人标准，核心权力采取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封建继承方式，经数十年的发展，逐渐成为左右西北局势的军阀武装。
20世纪40年代后期，西北“群马”中以马鸿宾、马鸿逵、马步芳三个集团最具实力，人称“西北三马”。当西北各族人民欢庆翻身解放之时，“西北三马”也面临着前途的抉择，又因各自的行为而造就了天壤之别的结局。
青海“土皇帝”马步芳：在埃及当寓公，后在沙特当“大使”，不改其荒淫本性。马步芳，字子香，甘肃河州人，1903年出生。早年曾入宁海军官训练团，结业后在其父马骐和叔父马麟统率的青海地方军事集团中供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马步芳历任旅长、师长、军长、纵队司令、集团军总司令等职。1936年，马步芳任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代主席，1938年任青海省政府主席。1936年底，马步芳率部进攻红军西路军，犯下了累累罪行。抗战期间，马步芳任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兼陆军第八十二军军长，率兵参加抗日战争。1945年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1948年9月兼任西北军政副长官。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40年，尤以马步芳最为残忍凶狠，荒淫横暴，人称“土皇帝”。1949年5月，华北、华东地区人民战争形势一日千里，西北地区也解放在即。5月18日，由于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率国民党代表团赴北平参加和谈，马步芳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同时还获得了陆军中将加上将军衔，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当“西北王”的夙愿。7月，由于张治中留在了北平，马步芳正式担任了西北军政长官。野心勃勃的马步芳，决心由过去仅统治青海一隅，扩大到统治整个西北地区。他对西北长官公署的原有高级人员，作了大规模调整，凡行政、财经、建设等“肥缺”，一律由“马家将”充当。同时，在他的统治范围内大肆搜捕共产党和进步人士。还颁布了《紧急治罪法》，实施法西斯统治，把死刑扩大到了无所不包的范围。但马步芳的迷梦很快便破灭了。1949年8月20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指挥下发起了兰州战役。就在解放军对兰州发起总攻的前一日，马步芳留儿子马继援督促部下作拼死一战，而他自己则悄悄溜回了老巢西宁，并设法将历年搜刮来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往国外，先运往香港，后运往中东。8月27日，兰州解放。国民政府国防部长徐永昌受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委派，飞抵西宁，一面要追究马步芳的责任，一面指示他以西宁为基地作困兽之斗。马步芳不服气，同徐永昌大吵一通。后来，马步芳借口向国民党中央求援，背着徐永昌，带着一群姨太太乘飞机飞往重庆，永远离开了被他残暴统治了40年的青海。9月6日，马步芳得知西宁已被解放军攻占，顿时号啕大哭。他认为重庆不是久留之地，不久就飞抵广州，并电令还在西北战场上的儿子马继援速来广州会合。不久，马家家族和青马集团的部分核心人物也先后汇集到广州。9月下旬，马家所有人员迁到香港，聚居于皇后大道100号。10月上旬，马步芳接到蒋介石要他去台湾的电令，不得不遵命。他把西北战场失败的全部责任完全推到了宁夏省主席马鸿逵的身上，而蒋介石却命他重返西北，收拾残部，继续同解放军对抗。西北战局已无法挽回，蒋介石此时让马步芳去西北，实际上是叫马步芳去做解放军的炮灰。这使马步芳感到不寒而栗，觉得台湾也不可久留，得想法离开。
马步芳施展了惯用的“黄金外交”，以2000两黄金贿赂了能在蒋介石面前说上话的国民党元老吴忠信，由吴向蒋周旋，才获准暂不返回西北。10月11日，马步芳飞回香港，以到麦加朝觐为由请假，办了出国护照。尔后，他同逗留在香港20多天的亲属部下，包租了英国
航空公司的三架专机，大人小孩共200多人，从香港飞往沙特阿拉伯王国首都利雅得。
自1950年起，马步芳迁居埃及首都开罗。他在开罗住宅区马尔地33号购买一处宅院，作为自己的私宅，其内部的装修陈设超过埃及王宫。他另外购买13层楼房一幢，作为其余人员的住所。为了不坐吃山空，马步芳在开罗开了一家舞厅和三家酒店。与此同时，马步芳还大做走私生意。过去国民党政府拨给他的大批军费，都被他兑换成黄金后私吞了。后听说黄金在印度黑市上值钱，便组织偷运倒卖。1957年，埃及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马步芳无奈之下，迁回沙特阿拉伯居住。马步芳从权力顶峰一下子跌落到漂泊在海外过着寓公生活的普通老百姓，每天无所事事，就特请了中文、阿拉伯文家庭教师，坚持同全家大人小孩一起学习阿拉伯语和文字，还请人给他读《古兰经》。看起来马步芳似乎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可一旦国际形势有点风吹草动，其反共嘴脸就会暴露无遗。到20世纪50年代末，台湾当局想乘国际反共反华，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矛盾和青海藏区、甘南地区发生一些民族纠纷和冲突的机会，妄图策划反攻大陆。马步芳也抓住这一机会吹嘘，是他指挥的游击队仍在大西北坚持反共斗争，他还诡称，大陆来朝拜的人员就有他的游击队代表和联络员，是来接受他的指示，并再三请他回去领导反共大业的。马步芳还想再过“土皇帝”的瘾，于是行贿台湾当局，最后谋得了台湾当局驻沙特的“全权大使”。马步芳压迫当地侨胞的手段是相当毒辣的。沙特华侨很多，都是虔诚的穆斯林。他们多以缝衣制帽为生。马步芳把所有的缝纫机全买下，迫使侨胞用高价向其转购。各国的华侨来麦加朝圣，也遭其盘剥，不从者就诬以“通匪”等“罪名”，让沙特不予签证。他还将原先在沙侨民的护照扣押在手，使得自己在沙特更是颐指自如。荒淫无度的马步芳刚到沙特时，常带着一大群姨太太去麦加朝觐。阿訇见了大为诧异，认为一个男人不可能有这么多妻妾，必定是他拐了别人的老婆。因此当面骂他道：‘你这人带别人的太太来朝觐真主，把真主亵渎了。我要打你的耳光，赶你出去，还要报告政府，驱逐你出境！”吓得马步芳赶快把太太们就近送人，别人说养不起，他又贴上一点钱，等到朝觐结束后，又去硬讨回来。这件丑闻后被传为笑料。1961年春，马步芳为台湾当局的“外交事业”又制造了一起大丑闻。起因是五姨太马月兰的反戈。马月兰是马步芳堂弟马步隆的女儿，马步芳去开罗时，她和父母、妹妹、弟弟们随行。马步芳看上了侄女的美貌，要纳她为妾，还威胁马步隆夫妇说：“你们不把她给我，我要你全家都活不成！”就这样，马月兰成了伯父马步芳的妾。马步芳来沙特当“大使”后，马月兰被关在吉达海滨的住宅里，不准与任何男人接触，还常遭到马步芳的殴打，而其父母和妹弟，则远远避开。不料，马步芳又瞄上了马月兰的母亲和她的两个妹妹，要她写信召她们来马公馆“一同生活”。马月兰无法忍受这种母女姊妹同受一兽蹂躏的耻辱，一口拒绝，结果遭到马步芳的非人折磨。刚巧，此时台湾当局又给驻沙特“大使馆”派来一个“参赞”宋选铨。宋的妻子是外国人，思想开明，很同情马月兰的处境，于是帮助她逃出虎口，藏身于自己的住宅。接着，马月兰不断向台湾“外交部、“监察院”、“立法院”等处发出控告信，要求他们责成马步芳速将她被扣押的护照发还，好让自己来台湾控诉这位伯父丈夫“大使”的罪行。马步芳知道后，下令在“大使馆”内挖了个坑，准备活埋宋选铨，又亲自带领数人去砸宋家的门。宋选铨和马月兰跑到阳台上向外大声呼救。沙特警方立即派来警察，当场将马步芳一行拿住。但是马步芳是“外交使节”，享有豁免权，而其余的人则被送往警局关押。这时，台湾当局“外交部”派来调查此事的官员闻讯赶到，力劝马步芳以“党国声誉”为重。马步芳马上向其下跪磕头，请他不要把“党国”和“家事”混淆。接着，马步芳爬起来，与站在阳台上的马月兰对骂。马月兰会讲阿拉伯语，忽而用中国话回骂马步芳，忽而用阿拉伯语向围观的沙特行人作公开揭露。当时约有近800人围在现场，造成了交通堵塞。最后，由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出面调停，把马月兰护送出境。从黎巴嫩直至港英当局，马月兰一路控诉。不久，马月兰出现在台湾“监察院”的控诉席上。继而，沙特华侨的联名控告信雪片似的飞来。台湾报纸上净是“踏花归来马蹄香，风流大使太荒唐”、“后宫多佳丽，侄女充下陈”等标题。“监察
委员”们亦纷纷以“败坏邦交，贻误国是”、“乱伦逼婚，迫害侨胞”等罪名，提出劾马案，直至要追究“外交部”、“行政院”的责任。马步芳自然不会送上门来受审，台湾当局更想尽可能遮盖丑闻。最后，由马步芳“自请辞职”完事。马步芳在沙特弄得声名狼藉，中东各国也不欢迎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丑类。从此他就一直躲在公馆消磨时光。据传，1975年，一位到麦加朝圣的青海穆斯林老人曾暗访马步芳。弥留之际的马步芳已说不出话，两人见面时用西部独有的方式手谈。说到欠下家乡的感情时，老人出示一个羊头、一个马头和一个牛头。马步芳连连摇头。再问时，马步芳已是老泪纵横，他颤抖着指指天指指地又指指自己的心。1975年7月31日，恶贯满盈的马步芳在无限乡愁中暴死在遥远的异国沙特阿拉伯，终年73岁。
“宁夏王”马鸿逵：负隅顽抗，终被歼灭，无奈去台，最后客死美国。马鸿逵，字少云，甘肃河州人，1892年出生。1910年毕业于兰州陆军学校后，长期在其父亲马福祥统率的宁夏地方军事集团供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第十一军军长、宁夏省政府主席、蒙藏委员会委员、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西北行营副主任等职，1936年授陆军上将军衔。1949年5月，为了争夺西北军政长官的职位，马鸿逵和马步芳两个互不相让。后来，马鸿逵获悉白崇禧决定支持马步芳出任西北军政长官，但又恐二马相持不下，授意由马鸿逵出面保荐马步芳当长官，过一阵后，再由马步芳保举马鸿逵当甘肃省政府主席。这样的安排，虽然距离马鸿逵原先的期望太远，但好歹甘肃地盘也是他垂涎已久的。
于是，马鸿逵顺水推舟，再约马步芳在宁青交界处的享堂进行会晤，谈妥互相电保，以示团结，并一起出兵合攻陕西。未曾想二马入陕部队不堪解放军迎头痛击，顷刻溃败。而马鸿逵眼巴巴等待兑现的“甘肃省主席”支票，也因马步芳蓄意由自己兼任而化为泡影。马步芳还想把甘肃省主席留给儿子马继援，青海省主席由亲信马骥接替，以实现甘、青一体化。在兰州坐等了两个多月的马鸿逵忍无可忍，痛骂马步芳背信弃义。宁、青二马的矛盾也白热化了。在感到自己任甘肃省主席彻底无望后，马鸿逵索性又飞台湾，向蒋介石哭诉。蒋介石认为马鸿逵还有利用价值，当面答应不久便明令发布他的“主席”任命。但马鸿逵看透了前景，他向部属说：“老蒋这个时候才叫我到甘肃去，他早作啥着呢？”于是他当面向蒋介石拍胸脯，背里却嘱亲信在台湾、香港两地购置房屋，并将他历年来搜刮宁夏人民的血汗所得，变成黄金，源源运往香港。1949年8月1日，马鸿逵的甘肃省政府主席任命终于下来了。为消除二马隔阂，阎锡山又电召马步芳来广州与马鸿逵见面。二马相见说起西北吃紧的形势，几度抱头痛哭，还拿出《古兰经》来，向真主发誓，一定要和衷共济，同返兰州，作最后挣扎。不料，就在离开广州的前一天午夜，马鸿逵突然变卦，将随从们从床上叫起来说：“我们明天飞宁夏，不去兰州。我想，与马步芳同去兰州，他必定会把我扣起来，强迫宁夏出兵。必要时他有杀害我的可能。我们如果去兰州，不送命于共产党，便送命于马步芳。你们快收拾，天亮我们就走。”一大清早，马鸿逵一行直接飞宁夏，与马步芳公开决裂了。不久，解放军合围兰州，马步芳于无奈之中，忙向马鸿逵求援。马鸿逵摆过架子后，再派宁夏兵团从银川出发，作出驰援兰州的姿态，其实只驻扎在宁夏海原县境的兴仁堡坐观成败。果然，马步芳历年积攒起来的军事血本，经不起解放军痛打。8月26日，兰州解放。消息传到宁夏，马鸿逵且惊且喜，幸灾乐祸道：“我不相信把你（指马步芳）放不倒！”马鸿逵估计宁夏迟早必失，便开始转移大量财产，在台北、香港和美国购买房产，作流亡的安排。据说马鸿逵转移出来的黄金有7吨半，还有大量珍贵珠宝存入美国银行。甘肃解放了，宁夏就成为下一个目标。解放军希望马鸿逵不要步马步芳后尘，诚心诚意多次给他提供弃暗投明的机会。傅作义从包头给他打电话，劝他起义。马鸿逵的老部下孟宝山也来银川，当面转达解放军第十九兵团首长杨得志、李志民的关于和平解放宁夏的诚意。兰州解放后，兰州军管会领导韩练成还特别派人送来亲笔信，要他认清大势。然而，马鸿逵始终不相信共产党会宽大处理已被列为43个战犯之一的自己，他执迷不悟，发出“打光、烧光、放水”的叫嚣，
裹胁部下作困兽之斗。9月1日，马鸿逵被蒋介石电召去重庆，临行前把宁夏军政大权交给他的次子、时任宁夏兵团司令官的马敦静。19日，在马敦静又一再拒绝和平解放宁夏的敦促后，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发起总攻。前后三天时间，马鸿逵苦心经营多年的部队被歼，银川市在风雨交加中迎来了黎明。马鸿逵让部下替他拼死，却舍不得让儿子陪葬。解放军向银川发起总攻时，马敦静便乘飞机逃到了重庆。去台湾之前，马鸿逵曾派部下去广州国民党行政院财政部骗领宁夏军费。财政部则以宁夏局势不明而拒付。马鸿逵又得知宁夏省财政厅科长雷云清从重庆领到一笔行政经费，约现洋5万元，折合黄金约1700两。马鸿逵即以省主席名义将其扣留私吞。另外从宁夏带出的整块黄金400两和9000元银元券办公费，也被他中饱私囊。10月13日，马鸿逵一家登上了去台湾的飞机。不久，蒋介石在召见马鸿逵时，问到咸阳战役中马部擅自撤退的原因，语气很不满意。事后马鸿逵了解到，这是马步芳、马继援父子抢先在老蒋面前告了他一状，很是气愤。这个冬天对于马鸿逵来说是难忘的，虽然台北的天气不如宁夏寒冷，但是他却备感难熬。在12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全会上，他失去了“中央执行委员”的头衔。”接着，“监察院”里有一些“委员”联名提出对马步芳、马鸿逵的弹劾案，要追究他们贻误军机、丢失西北的责任。马鸿逵没想到死心塌地跟着蒋石当殉葬品，亦会落到这般田地，好不伤心。他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免得夜长梦多。马鸿逵先以治病为名，把四姨太刘慕侠打发去香港。尔后，她拍来急电，谎称病危，要马鸿逵飞港见最后一面。马鸿逵手拿电报，亲自去找“副总统”陈诚，谈及夫妻情分，老泪纵横。陈诚还算开通，特批假期一月。马鸿逵这才携六姨太赵兰香等离台去港，再也不回来“销假”了。马鸿逵到香港后，住进先已购置的英皇道辉浓台继园1号。次年，五姨太邹德一和马敦静一家人也先后以种种借口飞到香港，同在一起生活。马鸿逵居港期间，台湾当局“行政院”继弹劾之后又因其“放弃职守，擅自撤兵”，正式给他“撤职查办”的处分。国民党“中央党部”也先以“附匪”，后改“未报到归队”为由，将马鸿逵“开除党籍”。当然最后也不了了之，马鸿逵补交了五张照片，算是恢复了党籍。至于撤职，马鸿逵早已无职可撤。只是在国民党中央改组时，将马鸿逵的“中央执行委员”改为新设立的纯属荣誉性的“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而马鸿逵对于台湾当局也不抱什么希望，所以后来蒋介石来电召他回去，他也不予理睬。鉴于香港有台湾军统特务活动，马鸿逵觉得香港也不安全，决定到美国去。抵美后，马鸿逵先住旧金山，后来迁居洛杉矶郊区，办起一家“普马拿”牧场，以养马为业。想到还有“人质”在台湾，他不但不敢在任何公开场合对蒋介石有所抱怨，偶尔还要唱几声呼吁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集团的高调。然而，对故乡的思念之情，须臾未离马鸿逵的内心深处，老而愈笃，甚至在私下里对人掩面而泣，哽咽道：“恐怕此生回不了大陆了！”
马鸿逵后半生漂泊异国他乡，虽然钱财不缺，生活富裕，但由于妻妾争吵，子孙不孝，家庭很不幸福。1956年，五姨太邹德一为了结束在这个是非家庭中的痛苦生活，要求离婚。马鸿逵无奈，只有同意离婚，给了她15万美元。到了1960年，马鸿逵的儿子马敦静和孙子马家骅又因财产对簿公堂，后竟将马鸿逵也告到了美国法院。马鸿逵一辈子哪受过这样的窝囊气，悲愤交集，从此一病不起。1962年，马鸿逵抱病撰写了《给马步芳的一封公开信》，揭露马步芳父子当年在青海及西北地区的种种劣迹。到1970年1月，马鸿逵的生命已经快走到了尽头。他命令孙女马爱玲将他口述的生平经历和感受编辑整理，取名《马少云回忆录》，赠送亲朋好友作为纪念。1984年1月，香港文艺书屋将其正式出版。1970年1月14日夜，此前动过心脏病手术才出院未久的马鸿逵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挣扎着谆谆叮嘱刘慕侠，一定要把他的遗骸送回祖国。临终前，马鸿逵反复吐着含糊不清的话语：“我死也要回去……”这夜，马鸿逵病逝，终年78岁。遵照马鸿逵的临终遗言，六姨太赵兰香只身护送其遗体去台湾，将他埋葬于台北县三张犁回教墓地。
“马家的圣人”马鸿宾：十字路口选择起义，在人民政府任职，为西北建设做贡献。
马鸿宾，字子宽，甘肃河州人，1884年生。11岁就开始了行伍生活，升迁至清军管带。辛
亥革命后历任宁夏镇总兵、甘肃新军司令、宁夏镇守使，后率所部参加冯玉祥的国民军，任第二十四军军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宁夏省政府主席、甘肃省政府主席、第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十一军军长、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等职。1945年5月，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1949年，在马家军阀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时任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的马鸿宾认清形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选择了与其堂弟马鸿逵完全不同的道路，率由其儿子马敦靖、马敦信担任正副军长的国民党陆军第八十一军和平起义，从此走上了一条崭新的为人民服务的道路。
但是，马鸿宾迈出这历史性的一步，也是相当沉重的。“西北群马”的实力，要数马鸿逵和马步芳最强。但是论资历声望，马鸿宾则是西北马家世系中的元老。论“群马”的宗亲辈分，他是马鸿逵的兄长，是马步芳的“老爸爸”（叔父）。马鸿宾自幼跟随叔父马福祥过着军旅生活，受叔父的影响很大，常以儒将自诩，既潜心于伊斯兰先哲著述的研究，又对孔孟之经典广泛吸取。马鸿宾主张“以德服人”和“谦受益”，个人生活也一直比较俭朴，因而总被马鸿逵讥讽为“我们家的圣人”。1949年初，蒋介石想以第八十一军和甘肃白海风的骑兵师合编为固海兵团，以马鸿宾的儿子马敦靖为司令，希望马鸿宾部配合马鸿逵、马步芳部抵抗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对蒋介石的命令，马鸿宾不能不执行，但此时他也愈来愈感到前途无望，他约束部队，静观局势发展再作出抉择。马鸿宾感到自己势单力薄，怕不被重视，想兄弟俩共同行动。1949年6月，宁夏兵团正在陇东打仗。一次，马鸿逵到前线看望部队路过中宁县时，马鸿宾劝告道：“我看共产党向西北进军，目的不在我们方面，而是为了消灭胡宗南。等胡宗南解决了，我们插上共产党伪旗子，接受和平，就可保安全。”但被马鸿逵拒绝了。8月26日兰州获得解放后，解放军又兵分三路，向宁夏挺进，同时接连派出有声望的民主人士和宁马旧部分赴银川，向马鸿逵、马鸿宾以及他们的子弟传达和平解放宁夏的诚意。9月14日，解放军解放了马鸿宾的根据地中宁县后，马鸿宾深切感到自己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马鸿宾在对共产党的肤浅了解中自认为自己的哲学同共产主义哲学是不矛盾的。他还听说彭德怀司令员曾肯定过他。彭德怀说：当年“红军长征到宁夏同心县时，当地群众说马鸿宾是个好人”。因此，马鸿宾相信“共产党不一定会害他的”，至少到海外去过流亡生涯，不符合他一贯哲学思想。马鸿逵在逃往重庆之前，再三关照儿子马敦静别受伯父的影响，顽抗到底。马敦静一面作负隅顽抗的部署，一面下令驱逐劝其归顺人民的代表们。而马鸿宾则对代表们采取了保护措施。至此，解放军把争取的重点，集中到马鸿宾父子身上。可是马鸿宾仍有犹疑，特别是感受到马敦静兵团的压力，遂决定先飞包头，和傅作义、邓宝珊商量。当时，傅、邓正策划绥远起义，他们同马鸿宾谈到深夜。在老朋友面前，马鸿宾说了心里话，既担心共产党同他清算旧账，又担心八十一军单独起义的话，本人和部属的安全得不到保障。邓宝珊便以北平和平解放为例，力劝马鸿宾说：“对宁夏的各级将领来说，你也是老长官，他们是会听你的话的，要好好控制队伍，及早起义。”
9月18日，马鸿宾回到宁夏。翌日，马鸿宾的儿子马敦靖和解放军签订和平解放协定，宣告起义。解放军首长当场宣布保证马鸿宾全家生命财产安全，马家在中宁的财产，凡被动用的，一律归还。9月22日，银川市在解放军的强劲攻势下，处于混乱中。守城部队有溃散逃跑的，有缴械投降的，也有顽抗死战的，乱兵抢劫已在市面上公开进行。在此情况下，马鸿宾不顾个人危险，出面召集军政要员会议，要求“娃娃们”赶快放下武器。同时，马鸿宾又致电彭德怀司令，“请即令杨得志司令员派兵进驻银川，以安定人心”。会议后不久，宁马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宁马保安司令部参谋长马光天、宁夏省政府秘书长马廷秀等，纷纷投诚。审时度势的马鸿宾，开始走上为人民为家乡做贡献的正确道路。两天后，银川市军管会成立，杨得志任主任，马鸿宾等三人任副主任。1949年12月23日，宁夏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马鸿宾被任命为宁夏省政府副主席。国民党八十一军起义以后，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军，马敦靖任军长，马敦信任副军长。独立第二军下辖两
个师、四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实编9414人。12月18日，在独二军驻地中卫县城，举行了隆重的授旗典礼，马敦靖代表全军接受军旗，并率领全军指战员宣读誓词，表示独二军永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革命立新功。心情激动的马鸿宾参加了这次授旗大会。1950年1月8日甘肃省人民政府成立后，马鸿宾相继被任命为甘肃省副省长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甘肃省政协副主席。1951年7月3日，马鸿宾响应抗美援朝总会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捐款人民币一亿元（合新币1万元）。
年逾花甲的马鸿宾在党的领导下，努力为祖国西北建设作奉献，获得了人民的信任。从1954年起，他在甘肃省历届人代会上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当选为甘肃省第一副省长，接连当选第一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当选民族委员会委员。马鸿宾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60年10月21日，马鸿宾因患胃癌，经多方医治无效，在兰州逝世，终年77岁。甘肃省各界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周恩来总理送了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