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综述?
第三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毕 苑
2009年8月27—30日,第三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贵阳召开。本次会议以“近代中国的社会流动、社会控制与文化传播”为主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贵州师范大学主办,首都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苏州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湖北大学和山西大学等兄弟院所大力协助,来自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家的20多位海外学者和中国大陆及台湾等地的近百名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会议共收到论文90余篇。
作为一股蓬勃的史学潮流,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已经实践了20多年,两年一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也举办了三届,正如大会组委会主任、社会史中心理事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虞和平在开幕词中所说,研讨会举办以来主题逐届变化,从“近代中国的城市?乡村?民间文化”,到“晚清以降的经济与社会”,再到“社会流动、社会控制与文化传播”,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在视点和方法上的推进。从各位学者提交的论文中,可以看出近期近代社会史研究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值得探讨之处。以下是本届研讨会论文的几个特点。
阶层和群体流动研究
从研究对象来看,对社会集团、阶层的分析仍然是相当一部分研究者的关注所在。
以土匪问题为研究对象,对社会史研究者来说并不陌生,裴宜理(E.Perry)、贝思飞(P.B illingsley)等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都在此领域颇有建树。裴宜理在她的开拓性研究中,考察土匪作为暴力团体的内部活动特点及其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所使用的社会生态学和环境学研究方法及独特细腻的描述等,都启发了后来的研究者。中山大学的何文平以民国前期广东的盗匪权势与地方社会为论题,对“兵匪流动”的特色进行发掘和剖析,这是该文的重点和亮点。作者发现,兵匪流动使得盗匪得以接近地方政治,从而渗入地方社会,进入权力体系。这种“非法”向“合法”的挑战和转变,不但影响了地方社会权势的多元化,也为民初军阀政治的形成埋下了伏笔。日本关西大学的松浦章则利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藏《明清档案》,对清代内河航运中的盗贼进行分类研究,填补了以往研究中为人忽视的一面。这些研究让我们看到“非常态”的近代社会更加能够反映社会结构的多面性及其内部的复杂关联。
士绅研究同样是近年社会史研究中一个成果斐然的领域,它所牵涉的士绅身份、地位变化和地域区别、阶层流动、权力变迁及文化转型等问题广阔而复杂。中山大学邱捷以晚清经济较为发达、社会变迁较为迅速的广东香山县为例,对《香山旬报》所见香山的士绅权力机构和诉讼、缉捕等资料加以分析,指出旧式士绅权力机构和新政时期成立的绅商机构存在着权力交集,但其权力非但没有扩张,且一同受到民众的挑战,在清末最后几年对地方的控制权都有所下降。香山的资料还显示,19世纪后半期士绅机构不仅存在着孔飞力(P.Kuhn)所指出的地方机构“军事化”倾向,而且还出现一种趋向,作者把它归结为士绅机构的“基层政权化”,从而提出了一个较有张力、引起讨论的问题。清中期的士绅群体或许能更突出地体现近代社会转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周祖文的论文就是以嘉庆刑科题本为中心,尝试对这个数量庞大、分布广泛的生监阶层进行观察。论文辨析了费孝通、张仲礼和何炳棣等的绅士概念,认为就生监的社会功能来看,以往研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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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苑/第三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乡绅土地所有制”观点值得认同,但“乡绅统治论”则
缺乏说服力。
作为近代一个新兴阶层,商与绅紧密相连。近代商人团体的兴起是近年来引人注意的一个论题。虽然研究成果相对不多,但是有关商人团体的兴起、商民运动和商民协会及其与党治的关系等问题,越来越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兴趣。华中师范大学朱英以国民革命时期长沙市商民协会会所被捣毁作为案例,考察了这样一个问题:倡导成立商民协会原本是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动员商民支持国民革命的重要举措,为何长沙市商民协会成立不久却发生会所被店员捣毁的事件?论文认为,这是一个由店员要求改善待遇而引发劳资纠纷、因商民协会仲裁不力而造成的冲突事件。其值得分析之处在于,从这件事可见北伐之后商民运动兴起,国民党在处理工商矛盾和劳资政策上所面临的新难题。论文认为,以往研究中指出的国民党劳资政策“袒工抑商”特点固然可作为一般结论,但也需视具体情况而定;有些结论夸大了共产党人在长沙商民协会中的影响和商民斗争的“革命性”意义,则失之于简单化。无独有偶,韩国明知大学校的李升辉同样关注商会研究,他考察了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商会的组织形态,认为以往对于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和上海商民协会的研究存在失误,二者实际上是被一部分商人和知识分子所利用,中小商人还没有达到组织代表自身阶级利益团体的阶段。
教员阶层同样是近代社会转折以来产生的新职业阶层,日本东洋文库的大泽肇对民国政府时期上海和江南地区的小学教员群体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论文考察了该地区公立小学教员的学历、年龄、就业、转任转行及经济文化生活状况等,通过资料数据说明,小学教员群体流动较为频繁,学历上新教育和科举教育背景的教员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的年龄和文化上的断层。论文引用的图表资料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浓厚兴趣。
对社会阶层的研究、对新社会群体的重视是本届研讨会论文的一个特点。湖南师范大学周秋光、陈叙良对清末湖南社会流动与湖南社会的近代化转型进行了全景分析,让读者看到前者对后者的推动作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李长莉认为,深入发掘近代社会大变动以来各种社会力量的流动消长,我们可以尝试建立一种“价值分析”来综合评估其社会地位,从而解析推动近代社会转型的因素。这也是社会群体和阶层研究的意义所在。
大众生活研究
对民众生活状态的关注和研究是本届会议论文的又一个突出特点。在多年的社会史实践中,大众生活研究因其材料贴近日常且繁杂琐碎,更易受到“鸡零狗碎”之讥,这就使得如何整合凌乱的日常生活史料成为衡量社会史研究是否走向成熟的标尺。就此而言,本届会议论文表现出相当进展。
正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刘志琴在报告中所分析的,新世纪生活方式研究成为一个热点,这是中国社会开放进步带来的学术新气象;历史上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变化与文化结构乃至政治结构的变化息息相关,它理当成为一个富有潜力的课题。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熊远报对18世纪北京的街区景观与居民日常生活的描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闵杰对预备立宪时期风俗革新的分析,首都师范大学梁景和对北京1949年后“十七年”文化生活的叙述等等,无不反映了不同时期民众生活的“正常”与“非正常”状态,及其与政治文化的紧密关联。
本次会议有数篇论文关注城市生活与城市治理。作为分析城市化、近代化的重要样本,同时是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现代生活方式,城市管理研究随着城市史的兴起而日渐突出。华中师范大学严昌洪选取了民国时期人力车夫的管理问题为研究对象,认为在交通方式近代化过程中出现了由人力车引发的居住、人道主义和社会治安等问题,市政府通过工务局、财政局和警察局对人力车夫登记,制定交通规则,制定价目,征税、检验和改良,处理劳资矛盾、交通问题以及取缔等手段进行管理。不恰当的管理方式遭到人力车夫以抗暴、抗捐和反取缔等行为进行的激烈抵制。中共中央党校高中华的论文则关注天津脚行制度所反映的近代搬运业状况,使读者了解到一个独特、复杂的近代城市行业。
东华大学廖大伟、罗红的论文考察1927—1937年间上海的垃圾治理与华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试图通过这样一个日常问题,说明城市近代化是一个全方位互动演进的过程。这篇论文细致描述了上海华界垃圾治理组织机构、制度建设、实施办法、经费来源等问题,认为垃圾治理的进步提升了市政管理水平,完善了城市建设的法规,加强了政府威信和政治整合,改善了城市形象。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杜丽红则将目光关注于近代北京的饮水进化史,认为1900年前后,北京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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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经历了从传统井水到洋井水开凿和自来水开办两次改良,自来水的出现使以现代西方“细菌”理论为基础的卫生观念渐渐走进城市民众观念之中,论文认为这反映了近代科学话语和国家权力的关联。江西师范大学游海华、胡卫星研究熊世辉主赣时期江西公路建设状况,考察它与江西境内国共势力消长和地方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关系,较有新意。
近代生活方式的变化伴随着人物身份与形象塑造的转变,这个主题一向是社会文化研究者感兴趣的焦点。本次会议有好几篇论文涉及于此。中山大学胡雪莲分析了妻妾身份之争这个有趣的议题。论文通过研究民国《民法?亲属编》生效后广州销量最大的《越华报》所报道的妻妾身份争议案件,认为法律取消妻妾、主奴地位差异,却带来因妻妾身份不确定而产生的纠纷;案件双方的辩控说明,妻妾姘身份差距缩小没有带来女权整体提升,也没有强化男权,而是强化了供养者对于被供养者的优势地位。该论文提出了一个引起探讨的结论。湖北大学的郭莹、张慧对1970年代豫西南农村的“换亲”现象进行研究,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说明了贫困、习俗所造成的人口流动凝固,这个观察令人深思。在某种意义上说,“身份”也是政治文化的一种表现。
事件史与制度史研究的推进
事件史和制度史研究是传统史学较为成熟、积累丰厚的领域,近年来社会史在方法、视角上的转换,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呈现出新的生长点,展现出新面貌。
例如五四运动,作为一场学生运动学者们不乏关注和研究。日本东京大学的吉泽诚一郎反思以往“群众运动”的研究方法,提出了一个有意义的问题:长期以来被学术界过度使用几乎失效的论断———“群众运动是推动历史的力量”,今天还有没有再次清理的空间?他提出推进群众运动的“社会史”研究,探讨社会意识与群众运动的关系,所以“学生运动与控制暴力”成为他的分析视角。与近年来将晚清与五四相联络的观点类似,论文认为晚清以来和暴力相对的“文明抵制”观念成为城市群众运动的新手段,陈独秀、蔡元培、邵力子、梁漱溟、蓝公武和罗家伦等人对学生的暴力牺牲精神的态度各不相同,这说明暴力的正当性是此后中国社会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困境,这是五四运动为后人遗留的课题。另一个关注五四的学者是韩国鲜文大学的吴在环,反宗教运动是他的论述对象。他认为,五四运动的科学启蒙意义得到一致肯定,但是科学主义情绪和宗教观念之间的矛盾,或者说,反宗教运动中科学主义的面貌如何,都值得细细剖析。五四时期用“科学”武装起来的激烈的反宗教运动使唯心主义无法立足,唯物主义成为普遍认可的价值观,这种状况潜伏了全盘的、整体性极左倾向的危险。如果把宗教承担社会伦理的功能加以引导和活用,则可能妥当维持社会健康的平衡点。
抗日战争也是一个庞大的论题。日本首都大学的奥村哲对大问题进行大分析,考察抗日战争作为民国时期中国社会转折点的意义。此文的价值在于从全球化角度对中国现代一元化社会体制的思考。作者认为传统中国社会基本是地缘性结合的村落,民众之间的社会性关系薄弱;这种散漫粗放的社会状态因为抗日战争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政府需要尽全力动员庞大的人力物力,同时克服国民意识薄弱和粗放型统治等特点,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根本转型,尤其是民众的国民化转型。这场由国家主导的近代国家整合最终与中国当代社会相连。
日本中央大学的深町英夫关注的是较少为人注意的事件:1940年蒋介石趁新生活运动六周年之际而发动的“伤兵之友”运动。这个题目或许是以往研究“事件史”的寻常选择。不过深町英夫除了描述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伤兵和民众的反应之外,还以伤兵的“身体”为焦点,探讨了以创造“均质的国民身体”为目标的国家运动背后所隐藏的制度缺陷、军民矛盾与社会意识的龟裂,给人以新颖之感。
要说小事件,华中师范大学付海晏研究的题目是1930年代北平白云观的住持危机,这个具体的个案涉及中俄外交、宗教革新和近代国家化等多种问题,因而被众多中外学者所关注。论文以故事的叙述方式将这个牵连广泛的事件呈现出来,说明近代道教在国家化和外部势力压力下自我革新的复杂困境。这种以小见大、关连广泛的写法是近年社会史研究的一类典型,它使具体问题进一步细化,同时显示出转型时代的政治文化面貌,就方法论而言具有持续的生命力。
值得指出的是,在社会史研究者把较多注意力集中于事件、个案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关连时,对研究对象本身的具体情况和细致过程的考察并没有被忽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人员有几篇扎实的考证文章皆反映出这个特点。赵晓阳对太平天国刊印圣经底本源流的考析认为,太平天国刊印的圣经是以郭士立译本而不是马礼逊译本为底本,太平天国刊印圣经对于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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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在中国的流播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影响。这一考察拓展了太平天国和圣经汉译的研究,深化了人们对文化传播的理解。朱浒对红十字会诸位创始人地位的考辨,细致分析了红十字会的诞生历程及自立过程,厘清了长期以来红十字会首任会长和创始人模糊不清的状态。吴敏超的“中国经济派考论”指出所谓“中国经济派”其实经历了一个学术附会政治的包装过程,其主将并不存在托派背景,真正创办《中国经济》的主将则是改组派背景,勾画了193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长期以来受到批判的“中国经济派”的真实面貌。还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郑永华对妙峰山香会碑刻的年代进行订误,考证了妙峰山香会的初始时间等。这些考辨研究让我们对社会史研究建立在严谨史料基础上充满了信心。
既重视挖掘事件与广阔复杂的社会结构的牵连,也不轻视历史事件的内在理路,这一点在有关制度史的论文中也有体现。例如贫困救助问题,作为一项社会救助制度或政策,它和政府财政之间关系密切,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后者。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陈桦从财政角度考察清代的贫困救助活动,认为清代财政体制的中央集权性质和农业社会特点造成了财政救助重点往往倾斜于救灾救荒,贫困救助则得不到充分重视,这使得贫困救助不得不依赖于基层社会。苏州大学黄鸿山、王卫平探讨了劳动教养制度的起源,论文从慈善救助事业中的“教养兼施”理念说起,认为这个带有儒家政治学说的慈善救助理念在传统社会中逐渐推广,清末戊戌维新前后由社会思潮发展成为中央政府的政策,此后在实践中它的强制惩罚意味则逐渐强烈。同样是探讨制度运作问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唐仕春的论文更关注近代同乡资源流动与制度运作的关系,表现出对制度史研究在方法上的拓展尝试。经济社会史研究方面同样有类似特点。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蒋清宏的论文从国际货币制度变迁的角度,对世界经济危机期间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因素进行了考察,从而总结白银资本的国际流动特点,呈现了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境遇。
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拓展
从某种角度说,中国的近代化是世界全球化历程的一部分。以全球化的视野和角度展现被杂糅的社会文化现象、分析其来龙去脉,已成为社会史研究的一个新趋势。本次会议论文也反映出了这个态势。
例如对文化保守主义的研究,这个问题是近年来思想界、史学界关注的焦点,它反映了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所经历的文化困境。日本帝京大学森纪子对辜鸿铭保守主义逻辑的分析可谓细致精彩。论文指出,辜鸿铭代表作之一《清流传》(The S tory of A Chinese O xford M ove m ent),忠实援用了英国著名评论家、诗人马修?阿诺德(M.A rnold)的社会阶层三分法作为分析清朝社会的思考框架。在深刻反映辜鸿铭中国文化观的《春秋大义》(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一书中,辜氏不去宣扬以“孝”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唯独疾呼“忠”,何以如此?作者认为,这是张之洞对辜鸿铭的影响造成的,其与张之洞主持的新教育改革中列于首位的“忠君”教育宗旨不无关系。故而作者指出,辜鸿铭所主张的儒教道德是近代国民国家形成时期的产物。辜鸿铭对欧美新人文主义思潮的继承吻合了当时对物质主义的反省,因而在海外引起较大反响;但是他在国内的影响就复杂得多,到今天也还没有结束。这篇论文的跨文化研究特色使它包容了更丰富的资讯和视角。
对知识史的研究也有进展。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毕苑在清末博物教科书中看到了与严复进化论不一样的进化论。博物教科书中的进化论较少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传载的是科学的生物进化知识。而科学进化知识的传授者、编写博物教科书最多的人,恰是近年来争议较多的“保守主义者”杜亚泉。论文辨析认为,杜亚泉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形而下”的科学观与其东西文明观其实相通,作为科学知识的传播者,他的思想不脱“体用”模式。如果说此文稍具思想史意味,那么华中师范大学魏文享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会计学社的研究则是知识史、职业史与学术团体研究的结合。论文详细考察了中国会计学社上海分社的设立,其创办的刊物和补习学校,及其所进行的学术活动,让读者看到新式会计学在组织上、知识生产及传播上走出传统、迈向现代的复杂过程。
文本研究的多样化和对阅读史的关注也是本次会议论文的特点。日本一桥大学坂元弘子的《近代中国漫画及其传播》为读图研究的风靡做了一个很好的诠释。论文以大量漫画向读者展示,作为都市大众文化的中国漫画文化,在全球化环境中不断吸收多种异文化后丰满成型;论文以社会性别观点来分析漫画文化与民族主义的密切关联,颇有独到之处。日本关西大学许海华对前近代中国的日本国图认识的研究同样使用了大量地图,使读者获得更直观的感受。
信息传播研究是本次会议论文的一个热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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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近代史所高莹莹对1898年至1914年间德人在青岛的报业经营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文章引用不少日文、德文资料,勾勒出殖民统治与殖民地文化的复杂关系,内容充实,史料丰富。山西大学胡英泽以刘大鹏的个人阅报史为聚焦点,观察一个内地乡绅对于报纸讯息的反应。刘大鹏其人学界已不陌生,哈佛大学教师H.Harris on女士是海外著名的“刘大鹏专家”,她对这个内地乡绅所做的研究,启发了不少中国学者。胡英泽论文对Harris on女士的发现或认同或修正,详细描述了刘大鹏阅报的渠道、方式、内容分类和记录评价,让读者看到一个信息传播的独特个案。日本关西大学郑洁西对前近代时期中日两国的人员往来、信息流通的探查,也是观念史和信息交通史研究的一个不错的尝试。
学者们也没有遗漏近代文化转折的大问题。首都师范大学迟云飞对孔子和儒学地位的衰落进行分析,认为根本原因不在于儒学的精神价值,而在于它拿不出一套应付“变局”的办法来;中国传统思想中强烈的实用精神使得在近代中国显得不够实用的儒学不可挽回地衰落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左玉河探察科举停废与儒学社会根基动摇的关联,认为科举制度作为制度化儒家的核心部分,它的废除,切断了儒学和政治权力的联系,动摇了儒学传播的根基,从而给儒学以致命性打击。福建师范大学杨齐福对清末民初教育转型的缺失进行考察,同样表达了对文化转型的关切。韩国璟园大学校的郑文祥对1930年代前半期的上海大学文化感兴趣,认为当时上海的大学,既存在代表国家权力的三民主义文化的渗透,又有继承五四传统、以学生会活动为主要形式的抵抗文化,还有极具消费城市特色的城市文化,这一时期的大学可以说是多种不同文化并存竞争、相互制约的能动性文化。从这几篇论文我们能够明显领略文化转型之迅疾风貌。
除了理论评析之外,本届会议论文也表现出对以往的区域社会史理论或方法进行反思,以及提出新解释模式的尝试。就区域研究的方法而言,日本京都大学森时彦的论文值得介绍。他从河北省新河县的户口变化分析该地社会流动状况,描述了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后期,户口数所反映出的社会经济变化。这种建立在扎实数据基础上的研究,对探讨社会流动问题具有启发意义。另外在满铁资料的支持下,华北地区的村落共同体一度成为海外学者的关注焦点,产生了一些较有影响的研究,例如杜赞奇的“文化权力网络”等。日本爱知大学马场毅就华北农村的水利组织和村落、宗教圈问题进行再考察,其中他对闸与村落的权力范围分析细致,认为水利组织与村庄不是一对一的重合关系,杜赞奇在这个问题上的某些看法不符合事实。苏州科技学院朱小田的论文关注江南村落女红,试图在世界一体化市场体系中,还原女红作为日常生计的本来面目及其固有特质,进而发现江南女红的近代性。这对于认识中国经济结构的性质,进而判明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无疑是有意义的。山西大学张俊峰进一步推进自己近年来对水利社会的研究,通过对山西广胜寺水环境及水资源、组织、争端、信仰等方面的论述,描述了华北地方社会的经济、政治、权利与习俗特性,从文化类型学角度提出山西汾河流域汉人社会是“泉域社会”的概念,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
上述分析并非本届社会史会议的全貌,而是会议论文呈现出来的一些特点。这些论文的方法、思路,反映了近期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某些成就和动向。总的来看,以微观研究反映“大社会”的思路仍然会成为今后众多研究者的用力之处。学者们认为,经过多年的史学研究,具体史实的爬梳、逻辑的重组仍然存在较大空间,而史料之细致可靠、论证之严谨周密,是所有研究的基础。在创新运用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同时,史学研究者的社会人文关怀则更显重要。与此同时,社会史与其他近代史领域研究的通约性、交融性还会继续增强,这将使社会史研究一方面整合自身、检验社会史方法的解释力,另一方面更有效地开掘史学论题。
〔作者毕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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