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韦伯的“理性化”逻辑及其局限性
作者：荣娥
来源：《理论月刊》2009年第06期
本站发布时间：2010-4-3 22: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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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韦伯学说始终围绕“理性化”这个核心概念而展开,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从发生学意义上对西方社会理性化的过程追根溯源,认为宗教的理性化促生了文化理性化,而文化理性化又导致了经济理性化即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细究韦伯命题的前提,韦伯的理性化逻辑存在着一定方法论上的局限性,某种程度上有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合法性论证之嫌。
关键词:理性化; 新教伦理; 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
一、理性化——韦伯学说的核心概念
韦伯社会学的主旨是从个体的主观意义出发去把握社会行动,从而把握社会结构。“理性”(又译合理性),主要指在社会行动以及社会形成物当中,行动者所赋予的明确、理智而又系统一贯的主观意向。而“理性化”(又译为合理化)这个概念则强调相应的过程,在韦伯眼里,理性或合理性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一步步彰显的过程可称之为理性化,它实质上就是社会逐渐讲求效率和可计算性,不断驱逐神秘性和去除人性化的过程。
从社会行动的主观意义出发,韦伯建构起其社会变迁模式:理性化是社会变迁的一种内在趋势,一种发展方向,而在变迁的每个阶段,更为理性的形式通过合法性论证取代次理性的形式,进而实现社会的变革。近代西方社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理性化运动,现代西方文明的一切成果都是理性化的结果:只有在理性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支配下,才会产生出经过推理证明的数学和通过理性实验的实证自然科学,才会相应地产生出理性的法律、社会行政管理体制以及理性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资本主义。[1]
于是,人类历史的演进和社会变迁就是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行为由非理性走向理性。那资本主义理性化的源头究竟在哪里呢?韦伯通过论述,认为“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2]而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却孕育于西方基督教的宗教改革后所形成的新教伦理之中。
于是乎,宗教改革似乎就成为西方理性主义发展的一个契机,西方社会也就在宗教的理性化过程之后完成了现实生活的理性化发展。在韦伯那里,这一理性化过程就表现为:宗教的理性化(新教伦理)→文化的理性化(资本主义精神)→经济的理性化(现代资本主义)。正是西方的宗教改革使得人们的信仰落到现实生活中,在人们的生活意义中,世界得以去魅化,理性化的思维因素得以形成,在意识形态上“可计算”的理性主义取得合法性地位,这又为资本主义的理性化发展提供了极大的精神动力与文化支持,于是,现代意义上的理性资本主义大行其道,得以迅速发展。不过,不管是宗教改革促使理性化的产生,还是理性化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这都是社会诸因素“选择性亲和”的结果,是“不可预期性”的。
二、新教伦理的兴起——宗教的理性化
西方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实质上是使得神圣宗教世俗化,削弱了教会的力量和作用,使每个信徒直接面对上帝。新教是基督教改革教派的总称,韦伯重点考察了加尔文宗,其次是虔信派、循道宗和浸礼宗诸派等诸派的教义与教理变化。韦伯着重指出以下几个与资本主义精神产生密切契合的方面。
(一)“天职观”
在现代意义上使用的“天职”(Calling)一词主要包含以下几层意思:第一,对尘世日常行为的宗教评价或者说赋予日常行为以宗教的意味。对日常实践行为的强调或敦行的观念在古希腊晚期就已萌发,但把完成世俗事务的义务视为至善却是新颖的。正是这种超拔或提升,不可避免地使日常的世俗行为具有了宗教的意义,并且由此首创出该种意义上的天职概念。第二,天职概念为全部新教提供了核心的教义。新教认为上帝所接受的唯一生活方式不是修道禁欲,而是完成每个人在尘世上的地位所赋予他的义务,这就是他的天职。天职的完成意味着他完成了上帝的旨意,因而他必然返回天堂并成为上帝的恩宠。路德提出上述概念和思想,这些思想一方面促进了宗教的进化(因行获救开始替代因信获救),另一方面也带来实际的后果(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催生作用)。
(二)预定论
在加尔文看来,尽管每个人的命运在其出生之前早已由上帝以其绝对意志加以决定,个人的宗教活动和神职人员、圣事都无济于事。韦伯指出,加尔文的“预定论”因其极端的非人性,必然给笃信其辉煌的一贯性的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重要后果,那就是每一个人所感到的前所未有的孤独。对于宗教改革时期的人们来说,生活中至关重大的事情是他自己能否得到永恒的救赎,因此他被迫孤独地沿着自己的道路去面对那个永恒的早已为他决定的命运“谁也无法帮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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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预定论排除了通过教士、教会、圣事而获救的可能性,由此大大强化了教徒们的主体自律自为意识,把魔力、巫术从世界中清除出去,使人们除了自己以外别无所靠,也因之大大淡化了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预定论必然产生两类相互联系的宗教忠告,一类是把自己视为上帝的选民,把所有的疑虑统视为魔鬼的诱惑,并与之进行斗争,这被认为是一种绝对的责任。另一类忠告是把紧张的世俗活动视为获得人生自信的最合适的手段,认为只有世俗活动才能够驱散宗教的疑虑,给人带来恩宠的确定性。信守预定论的教徒积极投身世俗生活,这是加尔文教之所以能改变社会生活的内在原因。
(三)禁欲主义
韦伯区分出禁欲主义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为了救赎,个人完全从尘世中隐退,以苦身修行为宗旨,以隐居独处为特征,并且认为这种方式是达到救赎的唯一途径,此即为“出世禁欲主义”。另一种是宗教改革后新教的禁欲主义,这是一种入世的禁欲主义或世俗的禁欲主义,它使教徒怀有一种特殊的宗教神圣情绪,力求做到在世俗职业中证明自已是上帝的选民,
从而把教徒引向参与世界的救赎之路。
禁欲主义在西方有一种明确的理性特征。禁欲主义使得教徒的修行生活发展成为一套合乎理性的行为,目的是克服自然状态,使人摆脱非理性的冲动影响,摆脱对外界和自然的依赖。清教徒就象所有理性类型的禁欲主义一样,力求使人能够坚持并按照他的经常性动机行事,而不依赖感情冲动,这种禁欲主义的目的是使人可能过一种机敏、明智的生活,最迫切的任务是摧毁自发的冲动性享乐,最重要的方法是使教徒的行为有秩序。
禁欲主义又是如何深入个人的思想之中的呢?如何确定自己受到恩宠呢?况且只有在证明具有与自然人生活方式明显相异的特殊行为之后,才有可能取得这种恩宠,由此产生出对于个人的推动力,激励个人有条有理的监督自己的行为,以使自己获得恩宠,并因此而把禁欲主义注入其行为之中。但是,这种禁欲主义行为意味着人的整个一生必须与上帝的意志保持理性的一致,而且这种禁欲主义再也不是一种不堪承受的负担,而是每一个确信拯救的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在私有财产的生产方面,禁欲主义谴责欺诈和冲动性的贪婪,被斥之为贪婪、拜金主义等等的是为个人目的而追求财富的行为。因为财富本身就是一种诱惑,但在这里禁欲主义是那种“总是在追求善却又总是在创造恶的力量”,这里邪恶是指对财产的占有和占有的诱惑力。因为,禁欲主义为了与《圣经·旧约》保持一致,为了与善行的伦理评价相近似,严厉的斥责把追求财富作为自身目的的行为;但是,如果财富是从事一项职业而获得的劳动果实,那么财富的获得便又是上帝祝福的标志了。更为重要的是为一项世俗的职业而殚精竭虑,持之不懈,有条不紊的劳动,这样一种宗教观念作为禁欲主义的最高手段。
当消费的限制与这种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也就显而易见了: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于是,韦伯认为新教的禁欲主义思想“必定成为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活态度普遍的发展,可以想象的最有力的杠杆。”
三、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理性化产物
在韦伯而言,资本主义是由自由的劳动组织形式、合理的资本运作方式与勤劳节俭的职业精神等因素所组成的,是带有理性色彩的近代资本主义,而不同于那种具有金钱贪欲,通过暴力或行政势力等手段敛财的前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不仅在西方世界中早已存在,在中国、印度和古巴比伦都早已存在,但是却仅仅只有西方发展了现代资本主义。
韦伯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来说明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将其概括为珍惜时间、讲究信用、以钱生钱、勤劳、节俭、守时、公正、谨慎、诚实等。这些品质绝不单纯是立身处世的手段,而是一种独特的伦理,这种伦理将挣钱视为人生的唯一目的,但挣钱方式必须是合理的。
资本主义精神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营利是生活的最终目的。富兰克林伦理观所宣扬的至善——尽可能多地挣钱是和严格避免放任本能享受生活相结合的,因而是没有幸福主义,更不必说享乐主义的成分搀和其间。这种至善本身就是目的,对个人来说显得完全
是先验的和绝对非理性的。获利不是当作人生幸福的手段,而是人生的最终目的,这种自然关系的颠倒虽然的确难以置信但却是资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第二,劳动是一种绝对的自身目的,是一项天职。个人应该服从于他的“天职”。不论一个人所从事的职业到底是什么,他都对此有责任和义务。“集中精神的能力,以及绝对重要的忠于职守的责任感,这里与严格计算高收入可能性的经济观,与极大地提高了效率的自制力和节俭心最经常地结合在一起。这就为对资本主义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那种以劳动为自身目的和视劳动为天职的观念提供了最有利的基础:在宗教教育的背景下最有可能战胜传统主义。”[3]第三,企业家精神,主要是创新精神,不安于现状,具有确定不移且高度发展的伦理品质以及洞若观火的远见和行动的能力。这些人是在冷酷无情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既精打细算又敢想敢为。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人都节制有度,讲究信用,精明强干,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事业中,固守着严格的资产阶级观点和原则,对已经取得的成功永不满足。韦伯认为,上述的资本主义精神作为一种强大的生活理念决不是与某种经济的运作过程同步出现的,它先于普遍的资本主义活动,是以西方宗教改革后的理性化宗教伦理为支撑的。
四、理性化的吊诡
韦伯力图通过证实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之间的关系,向世人强调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理性化的发展过程。然而,韦伯多少受到他当时所处的时代风气的影响,有些文化悲观主义,使得他并未局限于彰显人类理性的成就,反而刻意以悲观的语气在《新》文的文尾反讽了理性发展的吊诡。
当禁欲主义所形成的经济秩序发展到后来却“深受机器生产的技术和经济条件的制约”时,禁欲主义消逝,天职观念转化为经济冲动时,资本主义在制度层面不断理性化的结果必将是“清教徒想在一项职业中工作,而我们的工作则是由于被迫”。这句话道尽了在资本主义“钢铁时代”中个人的渺小与无奈。“今天这些条件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决定着降生于这一机制中的每一个人的生活,而且不仅仅是那些直接参与经济获利的人的生活。”而这命运将注定将变成一只铁的牢笼。这个由理性主义文化发展而来的文化发展到最后阶段,就必将是“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现代文化受到资本主义洗礼后,展现在个人生活面前的,是一个解除魔咒的、世俗功利主义笼罩一切的世界。理性的计算、科技工具的运用以及计划性的社会变迁扩大了科层制的影响范围,乃至现代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无不朝向“形式理性”的运作原则。在此意义下,个人除了注定背上职业人铁笼外,还得时时面对组织内部秩序的要求与宰制。于是,个人在这双重压力之下,表面上看来拥有了传统社会无法想象的自由选择机会,实际上却越来越像资本主义这部大机器中的一个小零件,在严密组织的官僚科层制里循规蹈矩地运转,这是理性中的“非理性”,也即马克思意义上的“异化”。
韦伯所提出的观点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的限制,触及到了“现代性”本身的根本病因,吊诡的是韦伯认为让“理性”蒙上阴影的,归根到底也是那一股如脱缰之马的“理性化”力量。不过,韦伯对理性化过程本身的吊诡,只是给予了实然层次的犀利分析,却并未提出一套应然的解决办法。
五、理性化抑或是合法性论证?
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是源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端,而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又是对应于宗教改革的结果。也就是说,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理性基础——天职观与理性的生活方式,这就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获得了其文化与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从而使资本主义由不合法的社会形式转变为合法的社会形式。也即,韦伯审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有在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合法性论证之嫌。
因为,在韦伯建构起新教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关系架构之间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存在,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在韦伯看来,新教伦理是先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存在,进而哺育了资本主义精神。但这一在韦伯先验的看来的关系是否成立呢?韦伯对这种关系的论证,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存在着一种相关关系,即“新教徒在近代经济生活中拥有较多的所有权和管理地位”。在韦伯看来,相同社会历史地位的情况下,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表现出的不同经济取向和职业选择反映出了宗教的重要作用。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事实,这种相关关系可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即,一是资产阶级主要是新教徒;二是新教徒主要是资产阶级。这两种解释的取向是相反的,前者试图以新教徒来界定资产阶级,新教徒处于先的位置;后者则试图用资产阶级来解释新教徒的社会成分,新教徒处于后的位置。其所可推导的结论也是完全不同的,由前者可得出资产阶级是由宗教因素的作用而形成的结论;而后者则可得出资产阶级的兴起推动着新教的发展。显然,在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的关系中存在着一个孰先孰后的问题,但遗憾的是,韦伯却回避了这个问题,直接从前者(资产阶级主要是新教徒)出发研究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而且在研究宗教教义的改革时,他并未考虑到宗教改革可能存在的社会基础,而似乎认为教义的改革仅仅是宗教逻辑自身发展的结果,从而得出了其结论。
当然,陈述二者的先后关系,并不能从表象上直接推论近代资本主义和宗教改革的因果关系,也不可贸然笼统地推论经济决定论,但是近代资本主义究竟能不能从宗教改革那里溯源也许就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于是,韦伯的发生学意义上的理性化溯源就存在一定方法论上的局限性。
但是,后来的批评者简单认为“韦伯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从唯心主义出发来替资本主义进行辩护”。笔者却并不认同,因为韦伯在论及西方的文化发展时,始终强调片面的唯心论或唯物论不足以解释“西方现代理性主义”之兴起,在对“资本主义兴起”这一重大论题的解释中,他刻意强调精神力量对物质利益,即经济生活所产生的影响。韦伯曾强调研究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只是力图澄清,在无数不同历史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中,宗教力量对于形成特殊的世俗现代文化所起的作用。”并且,在全书结尾处,韦伯强调“仅仅只是尝试性地探究了新教的禁欲主义对其他因素产生过影响这一事实和方向,但也应当而且有必要去探究新教的禁欲主义在其发展中及其特征上又是怎样反过来受到整个社会条件的影响,特别是经济条件的影响。”可见韦伯并非是唯心主义者替资本主义辩护,而只是从一个特定角度去观察的结果。
参考文献:
[1]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3]顾忠华.韦伯学说[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BA090116陳靜音【心得】 本文論述了韋伯對西方社會之所以發展成今日西方社會的理性化過程，及由此理性化過程導致的禁制現象。 韋伯本身所講的理性概念是一個解釋性的工具，他把理性概念擺到整個歷史脈絡中來講。韋伯將理性分為二種，一是實質理性，一是工具理性，並認為西方理性化的過程就是實質理性和工具理性辯證的過程。 韋伯對工具理性的批判，是針對西方資本主義造成社會問題而提出，這對於我們社會所給予的啟示，並不在於實質上的運用，而在於觀念上的啟發。社會上的任何行動均有其所要訴求的意義，一個行動是否合理，除了看行動的結果是否合乎要求之外，還須視其過程有無妥當。時代不斷在進步，人們的觀念、想法也不斷在前進，故每一時期皆有其訴求的重點，前一時期是合理的行動，可能到後一時期就成為有礙進步的不合理行動。就台灣社會來說，國民政府剛遷移至台灣來時，為防止彼案共產黨的入侵，實施戒嚴，整個社會草木皆兵，人民的權利遭到不合理的剝奪，但這對當時的人民來說並無不妥。甚至認為這是政府為保護台灣居民，維持社會安定的德政。三十幾年過去，時代邁動，自由的潮流自世界各地不斷地湧進台灣，人民的自主權利意識抬頭，加上台灣的國力已非昔日阿蒙，過去的種種限制已遭人民所反抗、唾棄，戒嚴的措施必定被推翻，解嚴是勢在必行的。因此政府須針對人民的訴求進行改革，例如集會遊行法的解禁、政黨成立合法化、言論上的鬆綁等。合理化的發生，多半源自於一種轉化的歷程，透過漸進性、改革性或革命性的轉化歷程，將原本行之有年的卻漸趨不合理的觀念、制度或生活方式，轉化成為新的、合理的。由此可知韋伯的合理化辯證理論是適用於解釋各種社會、各種行動變遷的。 韋伯區分理性為二，工具理性與實質理性。二者就定義來說
韦伯定律 即感觉的差别阈限随原来刺激量的变化而变化 而且表现为一定的规律性 用公式来表示 就是△Φ/Φ=C 其中Φ为原刺激量 △Φ为此时的差别阈限 C为常数 又称为韦柏率。韦伯定律的提出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辨别能力的重要指标。如果要比较不同个体某一感觉道的辨别能力而所用的标准刺激又不相同时 就不能用差别阈限的绝对值进行比较 而要用韦伯比例来比较。另一方面 由于韦伯比例的倒数1/C可以用来作为感受性的指标 所以通过韦伯比例我们还能对不同感觉道的感受性进行比较。 韦伯在研究对顾客初始刺激量和变化刺激量之间关系时 总结出识别刺激变化量大小与初始刺激量成正比 提出了K=△I/I的公式 其中K 为常量 △I 为刺激变化量 I 为初始刺激量。这就是消费者心理学中提到的韦伯定律。他总结出一般刺激变化量在10%以上时 消费者能够明显察觉到变化。例如 当某品牌商品价格为5000 元 价格变化幅度在500 元左右时 顾客能够明显感觉到其价格的变化。当然 这也会受到个人和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例如 当整个市场上的该商品价格都在下降 而且下降幅度差不多时 这样对顾客的刺激就小得多。相反 如果整个市场上的行情没变 一个商场该品牌原价5000 元 突然降价300 元销售 这就会引起消费者的极大注意。当然这不仅仅局限于在定价方面 广告宣传、促销活动、商品陈列等等都有广泛应用。 情感中的韦伯定律 在情感生活中 韦伯定律也常有体现。有些人总抱怨恋人对自己不如刚认识时那么好了 其实这也是韦伯定律在作怪。在还不熟悉的情况下 对方给你的一点点关怀你都会觉得情深似海 而当你们相恋许多年之后 与原来相同的那些关爱也会觉得平淡如水了。一个女孩和母亲吵架赌气离家。在外逛了一天 直到肚子很饿了 她才来到一个面摊 却发现忘记带钱了。好心的面摊老板免费煮了一碗面给她。女孩感激地说 “我们又不认识 你就对我这么好 可是我妈妈 竟然对我那么绝情……”面摊老板说 “我才煮一碗面给你吃 你就这么感激我 你妈帮你煮了十几年饭 你不是更应感激吗 ”女孩一听 整个人愣住了 是呀 妈妈辛苦地养育我 我非但没有感激 反而为了小小的事 就和她大吵一架。女孩鼓起勇气 往家的方向走 快到家门时 她看到疲惫、焦急的母亲正在四处张望。妈妈看到女孩时 忙喊 “饭都已经做好 快回去吃 菜都凉了 ”此时女孩的眼泪夺眶而出……我们对亲人朋友的关爱习以为常 而陌生人的一点帮助 却我们就感激不已。这便是“韦伯定律”在操纵我们的感觉。对于亲人朋友 我们对他们的关爱习以为常 而且期望值很高。有时他们少了一丝关爱 我们甚至会恶言相向。对于陌生人 我们没有抱着多大的期望 因此 他们的一点点帮助 我们都感动不已。 从韦伯定律中读出生活智慧 我们的感觉很敏感 ，但也有惰性，：它会蒙骗我们的眼睛 ，也会加重我们的感受而迷失理性。所以我们应带着谦卑的心对待万物众生 。韦伯定律中的生活智慧是 ：给予方要多做雪中送炭的事， 少做锦上添花的事 ，尽量不做画蛇添足的事 ；而受予方要懂得珍惜自己的点滴所得，善待身边的人。
人的政治理性化:马克斯.韦伯的政治教育思想探究 马克斯·韦伯的生平和学术都与他的政治关怀有着密切而直接的关系,他一生很注重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教育问题,并努力扮演一位政治教育家的角色。以理性化为线索做精细的梳理,探究韦伯的政治教育思想。韦伯的政治教育面对着特定的时代和问题,其政治教育思想的逻辑线索是理性主义;其政治教育的目标是要形成理性的政治人、成熟的现代政治人;其政治教育的方式因政治家、行政官吏等教育对象的不同而异;其政治教育的价值是要促进政治人在民族国家中理性定位,促进政治人与民族国家的协调与和谐。 标签：政治教育;韦伯;理性化 一、韦伯政治教育面对的时代和问题 韦伯所处的德国时代是一个“价值重估”的纷乱时代,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等意识形态都在寻求它的“承载者”,然而,德国的这个时代却正是一个政治不成熟的时代,政治的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化的容克地主仍操纵着政治,在经济上处于上升阶段的中产阶级却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俾斯麦给德国所留下来的遗产是“一个完全没有政治学教育和任何政治意志的民族,一个习惯于由一位伟大政治家全盘操纵其政治的民族”〔1〕,其结果是官僚阶层独断专行,而理性、成熟的政治人不能诞生。 19世纪前的德国是集权国家,容克地主是其属民利益的天然代表,在它们的带领下德国获得了民族统一。但19世纪的经济变化已经慢慢侵蚀了这种容克权力的物质基础,在它们为统一民族方面取得重大成就时,其经济地位却在不断虚弱。他们被迫从宗法式地主变为资本主义经济人,经济利益成为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容克已不是整个社会共同利益的代表,其政治变为阶级的政治,而不是民族的政治。韦伯认为,容克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现在它已陷于经济上的垂死挣扎,以往的社会地位无法恢复。然而,虽然容克集团政治的意义发生了变化,但它们的权力本身并没有改变,他们通过对政治机构的控制仍然维持着传统的统治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资产阶级与容克地主在价值观上同化的结果,容克的统治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资产阶级的默许,同时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也加强了容克和资产阶级之间联盟的作用。这些正是韦伯进行政治教育的历史焦点所在。德意志民族要走上理性的现代国家,必须对各个人群尤其是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教育。韦伯认为,当前资产阶级的幼稚有余而教育不足是民族发展的致命危害,同時指出资产阶级缺乏政治教育的原因在于俾斯麦的统治,“俾斯麦压制了所有的政治天才,他使资产阶级一直逐渐习惯了接受强有力的领导”〔2〕。其结果是,资产阶级一直没有得到在政治上发展的机会,以至使德国陷入了经济上没落的阶级执掌政权而经济上先进的阶级反而过于幼稚不堪领导国家的危险。如何使“资产阶级适于统治,按照韦伯的意见,这部分地要靠政治教育”〔3〕,必须完成繁重的政治教育,向资产阶级灌输政治意识,戒除其作为政治附庸的习惯,鼓励正当的政治意志和政治责任品质,把民族的政治与经济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有资格充当领导阶级。当前,经济的发展使社会“四分五裂”,德国毫无行动魄力,也没有强烈的民族激情,容克失去传
修罗思维碎片之一：韦伯“理性铁笼”命题 最近在看社会理论和现代性方面的文献，感触颇多，由于时间紧迫，没有成文，只是说一些小感想。今天主要想从韦伯的理性铁笼说起！ 韦伯“理性铁笼”这样一个命题是西方韦伯学的一个基本概念，而和法律有关的，是他的法律合理型统治，韦伯认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必然导致法治合理型统治，按照帕森斯对韦伯的解读，韦伯这种对统治类型的理想建构是建立在社会发展历史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法律合理型统治必然会取代传统型和克里斯玛型统治成为现代社会的统治类型，而也正是这一点，韦伯关于法治的理论被帕森斯认为是现代理性主义的集大成者，韦伯自身也被认为是稳重严谨的理性主义者，但是帕森斯之后的例如米茨曼等人认为帕森斯对韦伯是一种误读，虽然帕森斯由于解读韦伯而使得美国社会学和社会理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在韦伯是理性主义者这一点上是误解了韦伯，韦伯不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而是一个理性的悲观主义者，正是由于这样，他才对克里斯玛、情感（pathos）和爱欲（eros）进行了详细论述，将这些非理性的事物当作现代社会的救世者。所以才有理性铁笼和克里斯玛的周期性出场这种论述。 那么我个人对于韦伯理性铁笼和克里斯玛周期性出场的理解是站在西方现代学术史的 基础之上，也站在西方理性主义发展的历史基础之上的。 西方的理性主义有两个阶段，可以称为古典理性主义和现代理性主义两个阶段，而同样，从另一个角度来区分，还有神本位的理性主义和人本位的理性主义。那么我们所说西方进入现代社会，进入和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社会，进入到社会理论家们加以二元划分的后一个阶段的时候，人本位的理性主义代替了神本位的理性主义，这个阶段既是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的阶段，也是韦伯所说的“除魅”的阶段，而这个过程中，人本位的理性主义发展的过程，人本位的理性主义发展有这么几种模式（当然这几种模式有时间的先后差异，但是并不是后者取代前者）。
2014年第4期（总第225期）学习与探索Study ＆Exploration No．4，2014Serial．No．225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理性化 陈 阳 （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哈尔滨150080） 摘 要：对马克斯·韦伯思想的诠释长久以来存在着争议。这不仅是因为韦伯思想本身的广博与充满张 力，更是因为韦伯触及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性问题。从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出发，以文本的变化为基础， 通过对韦伯思想的发展与变化进行梳理，从中能看到韦伯理性化思想的发展轨迹，从而有助于我们对韦伯的新教伦理进行深入研究与他的理性化主题予以进一步把握。 关键词：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理性化；滕布鲁克；施路赫特中图分类号：C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 （2014）04－0027－04 收稿日期：2013－12－25；修订日期：2014－02－28作者简介：陈阳（1977—），女，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从事文化哲学研究。 对马克斯·韦伯思想的诠释，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美国经历了“帕森斯化”和“去帕森斯化” 的过程；在欧洲经历了卢卡奇、马尔库塞等人的悲观主义的阐释与批评［1］3－31。1975年，德国学者腾布鲁克发表了关于韦伯作品的专论文章，使对韦伯的理性化主题的诠释成为关注的新焦点。腾布鲁克在关于韦伯主题统一性的文章中，对韦伯的著作史进行了考察［2］。从腾布鲁克所提供的韦伯著作史线索出发，考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文本内容的变化，有助于我们对韦伯的新教伦理进行深入研究与他的理性化主题予以进一步把握。 一、新教伦理研究计划的提出与改变 在1905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结尾处， 韦伯曾经提出了一个未来的研究战略：“禁欲的理性主义对于共同体构建及伦理的社会政策的内容的意义现在必须予以描述，即，它对于组织类型和社会共同体的功能的意义，这些社会共同体的范围从秘密宗教集会直至国家。在这之后，我们必须分析禁欲的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理性主义的理想和文化影响之间的关系。进而，我们必须研究禁欲的理性主义与哲学的和科学的经验主义、与技术的展开以及，一般而言，与非物质文化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最终，我们需要研究禁 欲的理性主义的历史进程，从中世纪现世禁欲主义的最初迹象开始，直到它分解为纯粹的功利主义的全部过程。我们然后还需要在其特殊历史表现中以及通过禁欲宗教信仰扩展的特定地区来追溯这一发展。只有在完成这样的研究之后，禁欲主义的新教对文明的影响的范围才能被勘定，并与现代文明的其他成分进行比较，这些成分可以 在回应个人的行动时改变与成型。 ”［3］118－119韦伯意欲对禁欲的理性主义同西方的其他因素的关系进行研究， 并研究禁欲理性主义的历史过程，将其与现代文明的其他因素进行比较，从更广阔的领域探讨禁欲理性主义的意义，进而对禁欲主义新教对文明的影响得出准确的结论。 1920年，韦伯在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一文收入《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中时，在文末增加了一个脚注。韦伯说：“然而，我并没有按照最初的意图，即直接延续本研究，按照上文所概括的研究日程继续推进；相反，我决定沿着一种不同的进路来推进研究。我做出这种决定部分是出于偶然（由于特勒尔奇的《基督教会的社会学说》出版）， 部分是下述决定的结果，即祛除这种关于新教伦理的研究的孤立性，并将其置于与文明发展整体关系中。为了做到这一点，我那时决定率先将关于宗教与社会之间的普遍— ——历史关系的几项比较研究的结果写出来。 ”［3］292韦伯表达了希望将问题放置于“文明发展的整体关系中”、置于更大范围的普遍历史视野里的想法。 这一研究计划的改变，带来的结果就是韦伯 · 72·
2012年5月 山东社会科学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哲学、社会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2－03－01 作者简介：卢晓琳，女，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在读。①顾忠华 ：《韦伯学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②［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③苏国勋 ：《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④［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1卷，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⑤注：关于社会行动的划分， 详见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德］马克斯·韦伯．顾中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2．韦伯的“理性化”在麦当劳化语境的阐释 卢晓琳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在现代性语境中，韦伯展开了对“理性”和“理性化”的讨论，他认为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和问题都来源于理性与非理性的紧张和对立， 导致现代社会陷入无法自拔的困境，人沦为非人格化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麦当劳和麦当劳化将韦伯的理性与非理性带入后工业时代的生产和消费过程，更加深刻地阐释了韦伯的理性化理论。高效性、可计量性、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既是麦当劳化高度理性的表现， 也是其非理性的重要因素。［关键词］韦伯；理性；麦当劳化；阐释［中图分类号］ C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2］专辑－0044－04 一、韦伯的 “理性化”“理性”自启蒙运动后作为现代性的内核，承载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学术界对于“理性”的关注不曾停息，从马克思的“异化”到韦伯的“理性化”再至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都是对现代社会经历的理性化进程的自觉体察。韦伯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其论著涉及的范围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到统治类型、理性化和合理性等等，如此丰富的学术体系，对其研究的中心主题的确定就尤为重要，“大多数学者认为理性和理性化是贯穿韦伯学术研究及 其作品的主题。”①韦伯创造性地将“理性”及 “理性化”置于现代性的语境，描述现代西方世界是如何成功地变得更加理性，并且分析为什么世界其他地区未能首先实现理性化。 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飞速提高，但与此相伴的却是人精神世界意义和价值的逐步沦落和丧失。在这种背景下， 韦伯形成了他的现代性思想，“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 的时代。”②在韦伯对现代性的前景的预测中，理性 将会快速主导更多的社会部门， 全社会的人都位于一系列理性架构中。基于对现代性的理解，韦伯最初在法律社会学领域关注理性，他将基于形式化法律的理性化称之为“合理性”，即“合乎理性”。“理性”及“理性化”逐渐突破法律领域的局限，被广泛用于宗教、经济、组织、政治、艺术等领域。“宗教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非理性向理性宗教的进化过程。所谓非理性的宗教是充斥着大量神秘的、巫术的、情绪的、传统的力量，总之是不可计算的，不能由人控 制的因素在起作用的宗教。 ”③至于组织制度层面的合理性，官僚体制集中地体现出理性化的特点。“它的优越性，其主要来源是技术知识的作用，由于现代技术和商业方法在货物生产中的发展，这种技 术知识已经变得完全不可或缺。 ”④也就是说，官僚制行政意味着从根本上以知识进行支配，这是使它变得尤其理性的一个重要特征。 韦伯将“理性”概念应用于社会各方面的分析 4 4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c718571175.html, 韦伯理论的现代性概述 作者：岳胜 来源：《青年时代》2017年第34期 摘要：马克斯.韦伯认为，欧洲的近代发展，它的这条独特道路与文明是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是解神秘化（祛魅、理性化或合理化）的过程。被韦伯称之为理性化的过程，即欧洲现代文明也涉及到一个转向：中世纪转向近代资本主义。其社会发展的意义论证，就不是在神圣的宗教话语之中去寻找其意义基础，而是解神秘化、理性化的过程中导致了三大价值领域的独立。 关键词：韦伯理论；理性化；现代性；概述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一章中谈到了原来那种田园诗的、道德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在资本主义兴起以后）脱去了、消散了。马克思也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益关系、金钱关系、计算关系都很清楚。如同韦伯所理解的，理性化就是计算，没有宗教的色彩。按照韦伯所言，早在康德哲学那里，就为现代性的世俗化奠定了框架，并划分为三个方面：现代自然科学：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性化，坚持理性的原则。面对自然灾害，人们不再愚昧地借助于上帝的力量加以解决，而是相信了经验自然科学。自律的艺术：自律的艺术解决的是人与内在之间的关系。在现代性之前，艺术非为艺术本身（非自律），通常充当宗教礼仪功能。艺术自律以后，强调了艺术就是艺术本身。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为自律的艺术进行了先验论证，并提出了关于美的概念，即美就是普遍令人愉快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后来，现代性艺术发展到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但在后来的欧洲艺术理论那里，则对此提出了反对的意见。这种观点认为，超现实主义的唯美主义失去了社会功能和社会批判功能。为此，先锋主义就重新强调打破原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传统体制，要求艺术要直接干预生活。比格尔在《先锋主义理论》中，讨论了欧洲唯美主义与先锋主义的冲突与争论。在今天看来，这在反传统、反宗教、反神秘主义的意义上讲，自律的艺术此观念是很可贵的、有价值的。放眼现实社会，是不能坚持做到为艺术而艺术的。 用一系列原理建立起来的道德与法律，处理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的秩序应建立在法律和现代的道德基础之上。在去神秘化以前，是以血缘的、权威的和各种各样的等级制度作为社会规范。韦伯也讨论了从古代至现代社会制度建构原则的三类型。表现为：第一种是传统的专制类型，专制通常联系到等级；第二种是偶像崇拜，人们服从的非权力本身，而是领袖的魅力，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秩序建基于非理性原则之上；韦伯认为，（理性化以后）建立在宪法基础上的宪政国家更合理。康德的三大批判就使得三个不同的价值领域区分开来（理性化表现为三个方面）结果即：“从而使我们能根据理论问题、审美问题或道德实践问题的各自内在逻辑来完成学习过程。”理论问题、审美问题和道德实践问题。在资本主义产生以后，三个方面遵循各自不同的内在逻辑原则，不可混淆。比如，自然科学中，科技的发展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不能自然带来道德水准的提高。在哈贝马斯看来，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的批判矛头就直指工具理性这种规范基础。在批判工具理性的同时，马尔库塞与阿多诺晚年却走向
韦伯的制度分析思想 一、关于制度的涵义及其适用性 韦伯所关注的是社会行为在社会交往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的实现是以行为参加者所存在的合法制度的观念为取向的。所以韦伯以合法的制度为前提来研究社会行为真正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在什么样的制度框架之内发生。因此，韦伯认为：“只有当社会行为一般以可以外在化的‘准则’为取向时，才可以把一种社会关系的意向内容称之为一种制度”，准则可以是具有经济性质的，也可以具有宗教、政治的性质，所以，韦伯这里所说的制度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但它们都在特定的社会现实中反映。无论什么样的制度，如果它发生效用，即对以某些准则为实际取向的社会行为有有约束力或有榜样的作用时，那么才可以说这个制度是适用的。但是制度的适用与不适用在社会学来说，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界限，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是明确表现出来的，而在同一个社会里，人们可以通过遵循一种制度的意向，也可以绕过或违反它，这从纯粹目的合乎理性的角度来看，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的适用机会也可以发挥作用。但对于一个常态的社会来说，人们的现实社会行为并不更多的不遵守或违反某种特定的制度，即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更重要的是在制度的适用的观念为取向的机会与现实社会行为之间存在着一般意义上因果关系，究其根源，在于制度的维持能够得到有效的合法性保证。 二、制度的合法性保证 对于某种制度的服从，都存在着某些合法性的观念，除了受形形色色的利害关系的制约外，还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及各种合法性观念的错综复杂的制约。因此，从普遍的和抽象的性质来看： （一）、宗教共同体下的信仰合法性 在韦伯的《宗教社会学》中，他认为，并不仅仅是为了揭示宗教的本质以及对其做一个明确的界说，更重的是分析宗教这种特定的共同体行为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宗教作为一种对世俗世界的反映模式，恰恰在它最初的形态中，至少是一种相对合理的行为，虽然是根据经验规则所进行的行为。这里所要说明的是，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宗教范围之内的各种怀有魔法动机的各种活动，如祈祷、忏悔等，从表面上看具有神秘主义的性质，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它正好反映了一种对社会本身所起着某种特定的规约作用，不论这种规约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而且当宗教行为通过社会化而得到持久的保证时，并且随着特定团体的出现，那么宗教共同体所具有的社会规范就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首先，从微观上来看表现在最初的家族和氏族的团体中。过去以男性利益为中心的家族或氏族团体，在宗教制度约束的作用下，它既保证家族内部成员之间的合法性地位，确立了各自应该用有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也保证了继承权，尤其是长子唯一继承权的优先权的顺利实施，阻止了家族的分散和解体。从以上可以看出，存在着宗教约束的地方，他保持了特定家族结构的不断延续，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尤其是对社会文化的延续起到了积极地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从宏观上来看，在传统社会中一个大的政治团体到国家，其团体内部统治者的合法地位要想得到人们的普遍承认，或者统治者所具有的行政管理班子要想顺利的执行统治者的政策意图，并不仅仅是通过暴力来实现统治效果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宗教垄断上的合法化来实现的。就像韦伯所说的：“每一个持久的政治团体一般都有一个专门的神来保证政治团体的卓有成效”。因此，无
马克斯·韦伯为什么认为中国没有“科学”？ 何爱国 摘要：韦伯被公认为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韦伯认为现代化的核心或者说最能体现现代化的指标是理性化。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化运动，实质上是一场西方式的社会理性化运动。现代西方科学无疑是这场理性化运动的产物。科学是系统化和理性化的知识，在前现代就已经存在。而现代西方科学则是现代西方式理性化的科学。韦伯认为这场理性化运动与西方独有的理性主义思潮有内在关联。理性主义具有多面性和相对性，不同的理性主义有不同的建设指向。中西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差异就与不同的理性主义思潮及其建设指向有深切的相互制约和连锁的关系。西方理性主义或者说新教理性主义是以“入世而不属世”为救赎特征的，因此它与现实世界保持着一种高度紧张的对抗和征服型的关系，对现实世界是一种“理性的征服”。而儒教理性主义是“入世而属世”的，以实现现实世界的和谐发展为特征的，它对现实世界是一种“理性地适应”。两种不同的理性主义，其建设指向是两种不同的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道路。在现代化困境重重的今天，韦伯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理性主义进行的思考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关键词：现代化；理性化；西方理性主义；新教理性主义；儒教理性主义；科学 德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被公认为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奠基人，韦伯认为现代化的核心或者说最能体现现代化的指标是理性化。其实韦伯基本上把现代化等同于一种西方方式的理性化。16世纪以来日益向全球推进的现代化运动，是一场西方式的社会理性化运动。韦伯认为这场理性化运动不是全球都可能走的道路，而是一条独特的西方道路，与西方独有的理性主义思潮有内在关联。理性主义具有多面性和相对性，不同的理性主义有不同的建设指向。中西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差异就与不同的理性主义思潮及其建设指向有深切的相互制约和连锁的关系。西方理性主义或者说新教理性主义是以“入世而不属世”为救赎特征的，因此它与现实世界保持着一种高度紧张的对抗和征服型的关系，对现实世界是一种“理性的征服”。而儒教理性主义是“入世而属世”的，以实现现实世界的和谐发展为特征的，它对现实世界是一种“理性地适应”。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导向中西方不同的科学和社会发展道路。 一、理性主义的文化规制 韦伯认为“理性主义”此一名词是有许多不同意涵的，一种从其他生活领域的观点看来特别非理性的行为方式也有其“理性”，正如经济、技术、科学、教育、战争、法律和行政的“理性化”一样。所有的领域均可按照完全不同的终极价值和目的来加以理性化，“事实上，我们可以从根本不同的基本观点并在完全不同的方向上使生活理性化”，也就是说，理性化是有不同的选择坐标的，不同的理性主义坐标完全可能导致不同的理性化路向。因而，从某一观点来看是理性的东西，换一观点来看完全有可
试析韦伯的“理性化”逻辑及其局限性 作者：荣娥 来源：《理论月刊》2009年第06期 本站发布时间：2010-4-3 22:42:26 阅读量：40次 摘要:韦伯学说始终围绕“理性化”这个核心概念而展开,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从发生学意义上对西方社会理性化的过程追根溯源,认为宗教的理性化促生了文化理性化,而文化理性化又导致了经济理性化即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细究韦伯命题的前提,韦伯的理性化逻辑存在着一定方法论上的局限性,某种程度上有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合法性论证之嫌。 关键词:理性化; 新教伦理; 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 一、理性化——韦伯学说的核心概念 韦伯社会学的主旨是从个体的主观意义出发去把握社会行动,从而把握社会结构。“理性”(又译合理性),主要指在社会行动以及社会形成物当中,行动者所赋予的明确、理智而又系统一贯的主观意向。而“理性化”(又译为合理化)这个概念则强调相应的过程,在韦伯眼里,理性或合理性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一步步彰显的过程可称之为理性化,它实质上就是社会逐渐讲求效率和可计算性,不断驱逐神秘性和去除人性化的过程。 从社会行动的主观意义出发,韦伯建构起其社会变迁模式:理性化是社会变迁的一种内在趋势,一种发展方向,而在变迁的每个阶段,更为理性的形式通过合法性论证取代次理性的形式,进而实现社会的变革。近代西方社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理性化运动,现代西方文明的一切成果都是理性化的结果:只有在理性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支配下,才会产生出经过推理证明的数学和通过理性实验的实证自然科学,才会相应地产生出理性的法律、社会行政管理体制以及理性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资本主义。[1] 于是,人类历史的演进和社会变迁就是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行为由非理性走向理性。那资本主义理性化的源头究竟在哪里呢?韦伯通过论述,认为“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2]而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却孕育于西方基督教的宗教改革后所形成的新教伦理之中。 于是乎,宗教改革似乎就成为西方理性主义发展的一个契机,西方社会也就在宗教的理性化过程之后完成了现实生活的理性化发展。在韦伯那里,这一理性化过程就表现为:宗教的理性化(新教伦理)→文化的理性化(资本主义精神)→经济的理性化(现代资本主义)。正是西方的宗教改革使得人们的信仰落到现实生活中,在人们的生活意义中,世界得以去魅化,理性化的思维因素得以形成,在意识形态上“可计算”的理性主义取得合法性地位,这又为资本主义的理性化发展提供了极大的精神动力与文化支持,于是,现代意义上的理性资本主义大行其道,得以迅速发展。不过,不管是宗教改革促使理性化的产生,还是理性化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这都是社会诸因素“选择性亲和”的结果,是“不可预期性”的。
论韦伯的现代性思想 毕天云 [关键词] 韦伯；现代性；理性化；马克思；哈贝马斯 [摘要] 现代性是社会学的中心主题，韦伯是一位现代性理论家。本文分析了韦伯关于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现代性的展开过程和现代性的命运等思想，并与马克思、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思想进行了简要的比较，最后讨论了韦伯现代性思想的意义。 众所周知，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最早产生在欧洲（确切地说是西欧）并非出于偶然，它既是欧洲社会思想发展的结果，更是欧洲社会现代化的产物。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现代性不断孕育、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以现代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现代性问题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至于我们可以说，现代性问题是贯穿社会学发展的一根“红线”，现代性问题是社会学的中心主题。当今国际知名的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早在1971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马克思·涂尔干·韦伯》一书中就指出：“马克思、涂尔干与韦伯的社会学观点，皆根植于他们对现代社会形式之基本结构与发展趋向的不同观念上。”[1]英国的另一位社会学家尼格尔·多德在1999年出版的《社会理论与现代性》一书中，以“现代性”为主题线索，介绍和评析了“古典社会理论”、“现代社会理论”和“后现代社会理论”中有代表性的十五位社会学家的现代性思想。[2]韦伯，作为古典社会学的三个大家之一，他的研究视野当然不可能（事实上也没有）“游离”于社会学的“中心主题”之外。特纳（Bryan S. Turner）认为：韦伯是“一位现代性理论家”，“理解韦伯对其事业的看法的最佳方式，是将其看作对现代性性质的孜孜探求。”[3]目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在学术界炒得沸沸扬扬，要理解和把握现代性的真谛，最好的途径之一就是“返回古典”，看看讨论现代性问题的“祖师爷”们“说过些什么”，后人从中能“得到些什么”，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韦伯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思想家，在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宝库中，现代性思想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理解韦伯的现代性思想，首先要理解他所生活的时代背景。韦伯晚于马克思46年出生，在他还是一个儿童的时候，马克思的理论已经在思想界和政治“场域”产生了巨大影响。马克思主要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韦伯则主要生活于资本主义从“自由时期”向“垄断时期”过渡的时代背景下：资本主义世界在自由竞争时期建立起来的市场交换法则由于垄断的形成而显得软弱无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商业精神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物质生产方面创造出越来越多的人间奇迹，但与此相伴的却是人们精神世界的意义和价值的逐步衰落和丧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韦伯阐述了他的现代性思想。在1919年向慕尼黑一批青年学子发表的“以学术为业”的演讲中，韦伯指出：“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4]这段论述集中地表现了韦伯的现代性思
第五讲：韦伯的现代性理论 韦伯主要从“理性化”这一独特视角来分析原生现代化问题。在韦伯看来，正是西欧文化传统中独特的一系列内生因素导致了西欧率先走上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 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并从发生学上说明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找寻并说明近代西方形态的独特性。在试图做出这种说明时必须首先考虑经济状况，因为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是与此同时，与此相反的关联作用也不可不加考虑。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如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害，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的、内在的阻滞。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1他认为这个问题不能只从欧洲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演变中寻求答案，尽管这些演变也是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兴起的重要因素。但除此之外，宗教改革所产生的新教伦理是一个极重要的思想与精神因素。 韦伯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实质是理性化和合理化，主要体现为两个层次：其一是“世界图像”合理化——“文化合理化”；其二是科层制的“社会合理化”——社会关系与制度的合理化。这两个层次的理性化反应在“社会行动”、“价值领域”和“社会结构”等方面：从社会行动方面看，现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是工具理性支配下的目的合理性行动，而非传统行动、情感行动与价值合理行动；从价值领域方面看，在传统社会，价值领域尚未分化而高度整合，到了现代社会，价值领域被分化为认知—技术领域、道德—实践领域和审美—表现领域，这三大领域均处于持续的理性化与自律化过程；从社会结构方面看，社会合理化导致资本主义科层制的出现，在经济与政治方面了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基础。 然而，导致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理性化却最终带来了工业文明中隐含着的难以克服的矛盾和负面影响。本来，新教伦理赋予资本主义谋利行为以新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为了宗教救赎就得控制贪婪与挥霍，达到节约与自律。但资本增值的铁的逻辑却抛弃了新教伦理的规约，经济冲动力再次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资本家成了资本的人格化身，禁欲主义的精神已不可挽回地遭到了颠覆。这样，就必然出现“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矛盾。世俗化的人已无法从宗教感召中获取信念支柱，变成了金钱社会的奴隶与官僚体制的仆人，直接意味着人生意义的丧失。同时，现代官僚制所蕴含的目的合理性逻辑，集中体现在对技术效率与功能关系的崇拜上：在效率化、法制化、对事不对人的严格管理的现代科层制统治下，人成了庞大科层组织机器上的一个特定功能符号，不再拥有丰富、完整、全面、具体、有情有义的人性特征，这就意味着人的自由的丧失。 韦伯的悲观结论表明，启蒙现代性的美好理想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历史展现中出现了逆反。其实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本身，这是启蒙现代性在资本主义社会架构中无法解脱的命运。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第15-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