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根解損的觀念調整
黄执中
（一）
一般而言，我总觉得所谓比赛论点上的问题，其实，往往都只是技术上或信息上的问题。所以，当时为了回答学弟的这个问题，我手起刀落，匆匆打了篇差不多七百字的短文。不过，就在按下回复键之前，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越看越不满意。
于是，我嚼着口香糖，坐直身子，开始增添删改，一个多小时后，短文延伸成了长文……但看起来还是很怪……于是，我一边含着山楂糖，一边转身开始翻书，这次，长文扩张到了五千字……嗯，依然不对劲……又在不知道多久之后，我拍掉桌上芝麻糖的碎屑，沮丧的，删掉了整篇文章，当时，全文是一万四千字。
那天深夜，我最后写到手指微微发抖，嗯，不是因为糖中毒，而是因为当我开始试着用圈内既有的解释过程来解释我对一个稍嫌无趣（绍良，请原谅我这么说）论点的解释时，我却发现──喔，我希望这真的是我的发现──过去既有的解释方式之所以能够解释，其实是源自我们在不经意间所套入了的已然解释。
用白话来说，这叫做「理论的循环论证」。
所以第二天一早，我起身，用最快的速度写下了我前一晚的整个思考过程。虽然，这最后可能是我想错了，虽然，这最后依旧还是没有回答到学弟的问题……不过，谁知道呢？
我们都知道，在政策辩论中有所谓的四大核心议题，分别为需要、根属、解决与损益。传统上，在理解与拟定辩题架构的时候，其讨论流程往往依序是「需要→根属→解决→损益」。不过我认为，这个流程用在辩论上，其实并不正确──要能够真正理解并解释政策辩论的架构脉络，其所应遵循顺序，反而应该是「解决→根属→需要→损益」。
这两种顺序，前者，我个人暂称为「医生模式」，后者，则暂称为「推销员模式」。
什么是医生模式？
比如说：看病的时候，医生会问病人：「你哪里不舒服啊（你的需要是什么）？」这时，病人也许会说：「我的肚子痛（我的需要是让肚子不痛）！」可是，引起肚子痛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胃癌，也可能是胃炎，而医生总不能什么药都开一点（只知需要无法判断解决方案）。所以，他必须先试着找出是什么造成了病人的肚子痛（找出肚子痛所根属的原因）。而在一连串的检查后，医生终于发现，这位病人的肚子痛，原来是胃溃疡引起的（肚子痛根属于胃溃疡）。
此时，医生便可以向病人建议各种治疗胃溃疡的方法（向决策者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看他是要选择用药物，还是要动手术。
不过，每一种治疗法，多半都有其各自的利弊，像吃药或许安全、便宜，却是复原慢、疗效差；而开刀虽然能快速根治，却是费用高、风险大……这时，病人就得根据自己的条件与偏好，去评估利弊（损益比），选出一个最好的治疗方式（当然，所谓的最好，必定是一种价值判断）。
以上，就是医生模式在处理问题时的基本流程。
在此，让我先强调几个观念：
一、确认根属性，是确认解决力「有／无」与「强／弱」的关键
对每一个决策者而言，他们最需要、却同时也是最难以判断的，就是：要如何才能在某方案实际执行之前，确认此一方案解决问题的能力？
比如说：由于高登市的治安持续恶化，亟待改善（需要），因而市政府提出了一个警力增强计划，打算扩编警察员额，加强打击犯罪（解决方案），并将此案送进市议会，希望可以争取到预算（提交决策）。此时，盯着厚厚的一本计划书，市议员们又怎么知道这项耗资不菲的计划，是否能解决高登市的治安问题（解决力的有无）？又能解决多少问题（解决力的强弱）？
所以，他们必须要先搞清楚：高登市的治安恶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找出治安恶化的根属）？
治安为什么会恶化？可能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警察贪污，所以不愿抓坏人，可能是警械老旧，所以不敢抓坏人，可能是警察太笨，所以抓不到坏人，可能是警力不足，所以坏人抓的太少……当然，也可能与警察都无关，其实都是检查官在私纵犯人。
所以，如果高登市的治安恶化，主要是导因于警察的风纪、素质或配备（确认根属为何）；那么光是增加警察人数，恐怕还是没有用（从而推断解决力的有无）。反之，如果高登市的治安恶化，有某部分的原因，的确是来自警力不足；那么随着厘清这部分原因所占的比重（确认根属的强弱），我们便能进一步的，预测出警力增加对改善治安的影响有多大（从而推断解决力的强弱）。
二、确认根属，是扩大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
另外，在前述看病的例子中，那位医生在发现了肚子痛是根属于胃溃疡后，除了建议药物与手术，他也可以选择继续向下挖掘，去寻找造成病人胃溃疡原因（找出更深层的根属）。此时，医生或许会发现：原来病人之所以会长期胃酸分泌过多，是因为他平日的精神压力过大。于是，医生便可以提出种种抒解精神压力的方法，以减轻症状产生（找到新的解决方案）。
接着，要是这位医生还不满足，继续向下挖掘，他就能再找出造成病人精神压力过大的原因，然后，再找出其原因的原因……结果，病人之所以精神压力过大，是由于夫妻口角；而夫妻之所以口角，是由于家境贫困；而家境之所以贫困，是由于中年失业；而中年之所以失业，是由于阿扁执政……
于是，每向下挖一层，这位医生就会发现更多可能的解决方案（例如：离婚、抢银行、换总统），可是，由于每向下挖一层，解决方案就会变的更间接，变量更大（例如：抢了银行后，家境就不再贫困，夫妻就不会口角，精神就没有压力，胃就不会溃疡，肚子就不会痛……），故虽然解决方案的的选择增加了，却不一定通的过损益的检验。
当然，除了垂直回溯，这位医生也可以试着横向思考：从这位病人的肚子痛中，找出其它可能的共因。这种情况，叫做「多因一果」──亦即这位病人之所以会肚子痛（果），乃是根属于下面几项因素共同成立的结果：首先，是因为他的体内有胃这个器官（共因一）；其次，是因为他的胃发生了溃疡（共因二）；
再者，是因为他的胃部有感知神经作用（共因三）；最后，是因为他的脊椎将痛的感觉传递到了脑部（共因四）……而只要上述任何一个因不存在，就不会产生果。
所以医生满足病人需要的解决方案，也可以是：一、割除整个胃，二、治疗胃溃疡，三、服食止痛剂，四、脊椎神经阻断……不要觉得这几种方法很蠢，因为所谓的安宁疗护，就是从这个方向去思考的；而安乐死，则更是找出了会让世间所有病人感到肚子痛的最大共因──因为人活着（至于上述方法值不值得，就是价值判断了）！
附带一提，相较于上述的例子，佛教找到了另一种痛苦所根属的共因：他们认为一切世间的痛苦，都是根源于人有感受、有分别。所以这位病人若是能执意修行，进入无增无减、无苦无乐、无生无死、无思想觉受，不分别、不爱恶、不取舍，观外境如梦如幻，内事悉皆空寂，一切灭尽、寂静无形的涅盘境界，那么他就会发现，任何肉体与心灵上的痛苦，便都是假的、虚妄的（这是一种完全靠价值转变来解决病人需要的方法）。
到此，我们总算大致了解了医生模式，接下来，我要解释什么是推销员模式。
（二）
什么是推销员模式？
比如说：某位推销员按了某户人家的门铃，对屋主说：「您好，请问您想买一台贵妇人果菜榨汁机吗（你是否想采用我的解决方案）？」此时，屋主面无表情，回答道：「不，我不想买（我没有需要）！」
此时，如果推销员摸摸鼻子就走，那么，他就不是推销员了。所以他一定得先想出一套理由，好让屋主觉得：我应该要接受推销员所建议的方案。所以推销员必须先问问自己：要在什么情况下，人们才会需要一台「贵妇人」呢（要在什么样的需求下，对方才会采用我的解决方案）？
于是，这位推销员开始仔细研究他的榨汁机。他发现：贵妇人果菜榨汁机有许多特点──某些特点，像是造型可爱、价格低廉、自动清洗装置……是「贵妇人」所独有的，别家的产品都做不到（这些特点，根属于「贵妇人」）；而某些特点，像是能打果汁、滤残渣、不锈钢刀刃……则是不管哪一家产品，只要是果菜榨汁机，通通都会都有的（这些特点，不根属于「贵妇人」）。
接下来，这位推销员得继续想：这些「贵妇人」所独有的特点，能为人们满足什么需求呢（寻找出根属于解决方案的需要）？也许可爱的造型，可以让它成为厨房装饰的一部份？也许低廉的价格，可以吸引住宿舍的穷学生？也许方便的自动清洗装置，能让懒惰的老公都会乐于打一杯果汁给家人？
不过，为了让最顽固的顾客点头，在找出适当的需要之后，推销员还得要想办法扩张这些需要的质与量：或许，他可以强调厨房布置的目的，不只是为了美观，更重要的，是愉悦的厨房气氛能让烹调充满情趣，其对促进夫妻生活的影响，啧啧啧，更胜印度神油（提升需要背后所代表的意义）！或许，他也可以提醒顾客，如果他每次使用榨汁机后都能省下十分钟的清洗时间，那么，一位上班族每年就可以省下一百二十个小时，相当于多了五天年假（累积需要当中所隐含的数量）。
最后，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无论「贵妇人」的价格有多便宜，都不可能是免费的。所以，在推销员陈述完他的种种理由后（向决策者提出可能的需要性），这些理由是否值得付出代价来满足，还是要由顾客根据自己的条件与偏好去评估利弊，才能做出最好的决定（当然，所谓的最好，也必然是一种价值判断）。
以上，就是推销员模式在处理问题时的基本流程。
好，让我们先暂停，好把医生模式与推销员模式做个比较。我想，写到这里，大家应该都已发现：这两种模式的最大差别，是在于他们的目的不一样。前者是要解除病痛，后者是要卖出商品；所以医生思考的，是要为病人找出解除病痛的方案，而推销员思考的，是要为顾客找出购买商品的理由。
对医生而言，他所面对的病痛（需要）是既定的、不能选择的；当病人抱怨肚子痛时，医生总不能说：对不起，我不喜欢治疗肚子痛，你可不可以改成牙痛？因此，医生模式的努力方向，是「在既定的需要下，确认根属于此需要的原因，进而寻找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
但对推销员而言，情况刚好相反，他所面对的商品（解决方案）是既定的、不能选择的；当公司生产榨汁机时，推销员总不能说：对不起，我不喜欢卖榨汁机，可不可以改卖台灯？因此，推销员模式的努力方向，是「在既定的解决方案下，确认根属于此方案的特点，进而发展所有可能的需要」。
而如果换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政策性命题作例子，那么，医生模式所讨论的问题就是：台湾应如何解决能源危机（能源危机是题目所设定的需要，讨论的目的，是找出能解决危机的方案）？而推销员模式所讨论的问题则是：台湾是否应继续兴建核电厂（兴建核电厂是题目所设定的解决方案，讨论的目的，是找出让人同意兴建的理由）？
再者，如果我们把前面所提到关于「贵妇人」的种种特点，做个进一步的分类，我们就会发现：
首先，有些特点，是几乎一切物品都具备的，例如占空间、有质量……而有些特点，是专属于电器用品的，其它物品（如桌椅、草木）都不具备，例如要耗电、会短路……又有些特点，是专属于榨汁机的，其它物品（如电视、冰箱）都不具备，例如打果汁、滤残渣……还有些特点，却是专属于贵妇人果菜榨汁机的，其它物品（包括其它榨汁机）都不具备，例如专利的造型、创新的清洗装置……
所以，这里便有了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身为一个推销员，他能够使用一个不专属于「贵妇人」（不根属于解决方案）的特点，来创造需要吗？
假设，某位推销员按了门铃，然后对前来开门的屋主说：您好，马老先生，我知道您是位书法家，所以当您在挥毫的时候，如果纸会滑来滑去，想必一定很麻烦吧（让纸不会滑动，是书法家的需要）？而这个问题会发生，其实就是因为您的宣纸份量太轻（纸张会滑动，根属于它的重量不足以抵销笔墨的附着力），因此，只要有个东西把纸压着，就不会有事了。好在，您今天是遇到了我，因为本公司生产的贵妇人果菜榨汁机，净重足达五公斤（解决方案），用来当纸镇，绝对是八风吹不动。绝对可以让您写字时，稳如泰山，屹立不摇（利益）！
好，先不管马老先生最后买了没有，在此，我们先问问自己：这位推销员所提出的解决方案（购买「贵妇人」），有没有产生利益？或着，问的更清楚一点：该架构所主张的利益（压纸），是否应被裁判承认？或着，问的更严重一点──这个架构，有没有初步成立？
对此，我曾听过两种说法：主流的说法，是认为这位推销员的架构虽然初步
已成立，其利益亦获承认（虽然微小），可是由于反方（顾客）能够轻易的提出更有利的替代方案（捡个路边的石头当纸镇），所以他的解决方案，将会很容易在稍后的损益比中落败。不过，由于持此论的裁判，是以场上实际进入的损益讨论作为判决点，所以若该比赛的反方未主动对正方的微小利益提出反驳，则此类裁判便认为其不得不「含泪判正方赢」──换言之，这类裁判对于反方，课以较高的的反驳责任。
而另一种少见的说法，则是认为这位推销员所主张的利益，并不根属于其解决方案，亦即他只论证了顾客可以（Could）买「贵妇人」当纸镇，却没论证顾客应该（Must）买「贵妇人」当纸镇，因此，根本不用进入反驳环节，他的立论就已经初步不成立──换言之，这类裁判对于正方，课以较高的的整体举证责任。
这类型的观点稍嫌复杂，请容我慢慢解释……
（三）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得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初步成立」。
无论是为了自然法倡导者口中的初始正义，还是为了法实证主义学者所计算的的司法效益，我们都知道：在法治国家中，检察官是不能够想起诉谁，就起诉谁的。通常，检察官必须先向法官提出他的起诉理由，证明某个原本应享有无罪推定的嫌犯，的确有了审判的必要后，这件官司才会正式成立，被告也才会被要求出庭辩护。
而同样的，在脱胎自法庭辩论的奥瑞冈规则中，对于扮演检察官的正方，我们也有着类似的要求──就是正方必须在第一次上台时，先证明某个原本被推定为合理的现况，的确已经有了改变的必要后，这场辩论才会被视为初步成立，反方才会被要求上台负起反驳责任。所以辩论上所谓的初步不成立，就相当于法律上的不起诉处分──前者会被直接判输，后者，则根本不会进入司法程序。
在了解了何谓初步成立后，让我们想一想下面这两个假设：
假设一：某位检察官正在侦办一宗窃盗案，经过搜证，发现某位「会开保险箱」的锁匠张三不但「身强体壮」、「纵跃自如」，而且案发当晚也「没有不在场证明」。于是这位检察官认为，只要手上的证据不出错，那么就足以证明张三可以是（Could Be）涉案的这个贼（也就是说：张三拥有犯案的能力），因此准备将之起诉。
假设二：某位检察官正在侦办一件窃盗案，经过搜证，发现某位「坚称与屋主素不相识」的李四不但在保险箱上「留下了指纹」，而且也有证人从案发当晚的监视录像带中，「认出了李四的相貌」。于是这位检察官认为，只要手上的证据不出错，那么就足以证明李四应该就是（Must Be）涉案的这个贼（也就是说：除了李四，不会是别人），因而准备将之起诉。
好了，如果我们是法官，谁的起诉会成立？张三？还是李四？而如果张三和李四都拒绝认罪，那么，法官会认为那一位被告会有「出庭反驳检方证据的责任」？张三？还是李四？
首先，在假设一中，由于检察官所提出的证据（身强体壮、会开保险箱），并不是一位犯下本案的贼所「专属」的特点（世上身强体壮，会开保险箱的人不
止张三），所以他所提出的，是一项「无法根属于张三是贼」的证据。因此即使这位检察官的证据无误（张三的确会开保险箱），也不代表能排除其它的可能（例如另一位会开保险箱的王五）。
换言之，倘若张三要声明自己清白（张三「不是」贼），他并不须要去否认检察官的结论（张三「可以是」贼）──因为他们两个人的立场，能够并存。
相反的，在假设二中，由于检察官所提出的证据（保险箱上的指纹、监视录像带上的的相貌），乃是一位犯下本案的贼所「专属」的特点（只有犯本案的贼，才能出现在库房，并留下指纹），所以他所提出的，是一项「根属于李四是贼」的证据（亦即只有当李四是贼时，这项证据才会产生）。因此只要这位检察官的证据无误（保险箱上的指纹的确是李四的），那么对这个案子而言，就不会再有其它的可能。
换言之，如果李四要声明自己清白（李四「不是」贼），他就一定得要去反驳掉检察官的结论（李四「应该就是」贼）──因为他们两个人的立场，不能并存。
由此可知，要判断正方架构是否初步成立，就要以在其证据成立的前提下，对方是否必须负起反驳责任为标准（至于证据实际上是否成立，则是在反方负起反驳责任后，所要反驳的内容）。
有了这种观念后，再回头去看之前在推销员与书法家的案例中，我们所提到的问题：推销员是否能用一个不专属于该产品的特点来创造需要？
答案是：恐怕不可以，因为一个不专属于产品（解决方案）本身的需要，将不能排除其它可能的解决方案。而对一位推销员来说，让顾客认为他需要买一个纸镇与需要买「贵妇人」当纸镇，在意义上是全然不同的──如果推销员不能证明后者，那么就这个推销方案本身的目的（卖出「贵妇人」）而言，显然在初步上便是无法成立的。
当然，由于世上永远有笨人，所以一个在理论上不成立的架构，不代表在实务上一定不会有效果（有些傻子不管推销员说什么都会买）。但构思理论的原始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解释而非预测世界（虽然后者一直是我们的理想），故若是有人以实务上「有愚蠢行为的发生」，去质疑理论的诠释能力，甚至去否定理论思维的意义与价值，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到此，我们总算是讲完了最困难的部分，后面的，就会简单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