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卷第2期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Vo1.29No.2 2015年4月JOUＲNAL OF CHINA INSTITUTE OF INDUSTＲIALＲELATIONS Apr.2015梁启超翻译思想中的文化政治取向：
文化民族主义*
周宣丰
（五邑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江门529020）
［摘要］作为中国近代文化民族主义的开拓者和具有维新思想的爱国翻译家，梁启超将翻译纳入了抵抗英美列强霸权语言文化、整合西方优秀文化和本土文化、重构“中国性”和民族文化认同的文化民族主义活动。他翻译中的这种文化政治取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借“翻译强国”思想宣扬和传播民族危机、民族复兴意识；借译介“政治小说”改造国民性、重铸“新民”；以“豪杰译”挪用西方思想文化并本土化重命名生成“中国性”；编译亡国史提高中国“亡国灭种”的警觉。梁启超借翻译以传播、推广文化民族主义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参与了“新中国”民族身份的想象与重构，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化的进程。
［关键词］梁启超；翻译思想；文化民族主义；民族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375（2015）02－0105－05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
in LIANG Qichao’s Translation Thoughts：Cultural Nationalism
ZHOU Xuanfeng
（Wuyi University，Jiangmen529020，Guangdong Province，China）
Abstract：As the founder of Chinese modern cultural mationalism and a pariotic translator with reforming idea，LING Qichao treats translation as part of the agenda of cultural nationalism which is to resist Anglo American hegemonic powers of language and culture，to integrate excellent western culture and native culture，to reconstruct Chineseness and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 of his translation is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spread the consciousness of national crisis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 with the thought of saving nation through translation，reform national character and reconstruct new char-acter through translating political novels，appropriate western culture and thought and rename to create a Chineseness with a local-ized orientation through the hero translating skill，alert Chinese the crisis of ruining the state and destroying the race through trans-lating and editing the history of perishing nation.LING Qichao’s translation thought with the orientation of cultural nationalism is of historical significance.As a cultural－political practice，his transtation has participated the imagin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of New China，and has promoted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China.
Key words：LIANG Qichao；translation thoughts；cultural nationalism；national consciousness
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疼痛的社会、面临诸多复杂而棘手的社会、文化、政治问题。抵抗帝国霸权、改造国民性、重构民族文化认同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一切文化政治活动的主题。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梁启超的翻译话语无疑受到时代主题和集体叙述框架的规约，有着鲜明的文化民族主义价值取向。
*［收稿日期］2015－01－20
［作者简介］周宣丰（1977－）女，湖南娄底人，博士，讲师，五邑大学外国语学院，主要研究方向：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为广东省高等学校“千百十工程”科研项目“梁启超翻译的文化民族主义内涵意义研究”（项目编号：30413006）、博士科研启动项目“晚清翻译与民族文化身份的想象与塑造”（项目编号：30413007）的部分成果。
梁启超与文化民族主义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江门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和国家观念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早于1899年在面对西方传入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作为新知识分子的他在《东籍月旦》中首次使用了“民族”一词，并于1901年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区分了“民族主义”和“民族帝国主义”不同的内涵。他认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而“民族帝国主义者，言人民恃国家而存立者也。故宁牺牲凡百之利益以为国家，强干而弱枝，重团体而轻个人。”在欧美列强的入侵下，他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1］显然，梁启超在此将民族主义视为抵抗民族帝国主义的一剂良药，无疑这是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的民族危机意识和民族自觉意识的觉醒。而文化民族主义，指的是在文化领域内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维护本民族文化独立的一种民族主义倾向。这是在强势文化入侵下面临文化认同危机所催生的文化反弹和文化抵抗行为。对此，吉野耕作（2004）追溯了其产生的根源，他认为：“这是一种在民族文化自我认同意识缺乏、不稳定和受到威胁时发生的，试想通过文化自我认同意识的创造、维持、强化来争取民族共同体再生的一种活动”。［2］以建立民族新文化为指向的中国近代文化民族主义也正是在西方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下，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面临崩溃，在民族文化认同面临巨大危机的危难关头下诞生的。
在梁启超看来，民族身份是“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的根本。然而，自19世纪以来，由于中西巨大的语言文化势差和权力势差，西方往往从文化本位主义出发将中国塑造一个化约式的本质主义的“非我族类”的“他者”，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西方将中国指认为“东亚病夫”。这给中国近代民族文化认同带来了巨大冲击，刺痛了中国国人特别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民族自尊心，成为近代中国人的一种集体创伤。然而，正是这种民族耻辱感成为激发民族自强与复兴、反对列强霸权民族意识的重要源泉，成为文化民族主义发展的一道利器。由此，改造国民性、启蒙“新民”、重构民族新文化认同迫在眉睫。与“我族”文化中心主义不同的是，以他为首的有西学背景的新知识分子主张“远袭欧美，近法日本”。因此，西学成为了国家救亡图存、改造国民性、塑造“新民”的最佳良药。但是，又与“他族”文化中心主义不同，他并不为西学是瞻，其文化立场超越了“自我”与“他者”的本质二元对立。宣扬西学、开启明智与维护民族文化独立和重构民族文化认同并不相悖，相反，这是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提高。因此，他构想的“新民”是以西方作为参照物经过改造“国民性积习”得以重铸的。
那么，什么才能成为“启迪明智”、重铸“新民”的利器呢？为什么小说能成为新知识分子书写“新民”的政治工具呢？这点我们可以从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发现线索。安德森在把“民族”界定为“想象的政治共同体”的时候并未直接描绘民族的“客观特征”，而是直指集体认同的认知层面。他从认识论结构和社会结构探究了“民族”想象的政治认知成为可能的条件。就社会结构而言，他认为18世纪初兴起的两种想象形式———小说和报纸———为“重现”民族这个“政治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手段，“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最初也是最主要地通过文字（阅读）来想象的。［3］概言之，小说的“化民”、“醒民”作用对散布民族意识和建立民族文化认同是非常重要的。在近代中国，在以“新民救国”为主题的民族叙述框架内，小说因其启蒙性被委以重任。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详细阐释了小说在塑造“新民”方面的重大意义：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4］
梁启超翻译思想中的文化政治取向
梁启超维新改良、救亡图存的政治思想延伸至了文学文化领域，他对西学的推崇、尤其是对政治小说，继而延伸到了他的翻译事业。对他而言，翻译是政治介入、文化干预、传播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种文化政治活动。翻译空间为他提供了“公共空间”参与想象和重构民族新文化和民族文化身份。因此，无论是他的“翻译救国”、翻译选材、翻译策略等都有着鲜明的民族立场和民族意识。
（一）欲借“翻译救国”思想撒播“民族救亡意识”
第二期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5年4月
“启蒙救国”作为近现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和集体叙述框架，支配、规范着所有的文化活动。同样，翻译作为一种文化政治实践，自然而然地被纳入了文化民族主义活动的范畴，被委以挽救民族危机、重构民族文化认同的重任。他在《论译书》中写道：“苟其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昭昭然也！”他从中国的现实国情与中、日失败的教训以及西方诸国的强盛经验正反两方面论证了“译书为强国第一义”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中国见败之道有二：始焉不知敌之强而败，继焉不知敌之所以强而败，始焉之败，犹可言也。昔日本是也，尊攘论起，闭关自大，既受俄、德、美劫盟之辱，乃忍耻变法。”相反，西方诸国之强盛则得益于翻译事业的兴旺。“……，欧洲诸国各以其国之今文，译希腊、罗马之古籍，译成各书，立于学官，列于科目，举国习之，得以神明其法，而损益其制。故文明之效，极于今日。”［5］因此，译介西学的主要目的在于进行异域思想文化的移植，推进民族思想文化的革新从而达到重构民族文化、化解民族文化认同危机。
（二）欲借“译事三义”规范翻译的民族立场
翻译实践要能有效地服务于特定时代的文化政治斗争，发挥书写和重构民族性的社会文化功能要与特定的政治议事日程和具有一致政治意向的广大读者群相一致，包括翻译策略和翻译文本的选择。为此，梁启超提出了“译事三义”：第一义：“择当译之本”，他把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宗旨的洋务运动“器物”救国方案失败的一部分原因归因于所译之本，“中国官局旧译之书，兵学几居其半”、“当知西人之所强者兵，而所以强者不在兵”，故在“当译之本”中，译介“西方章程”之书为第一要义，显然，梁启超将戊戌变法失败后的“制度救国”的政治理想寄托在翻译中，这为翻译作为一种“政治介入”（political engagement）和“文化干预”命题提供了有效的例证。第二义：定公译之例。这是针对所译西书中存在的“驳杂繁芜，讹谬俚俗”导致的可读性不强而提出的，“译书之难读，莫甚于名号之不一。同一物也，同一名也，此书既与彼书异，一书之中，前后又互译，则读者目迷五色，莫知所从。”。可是，要激发民族情绪、培养民族意识的话，译文的可读性以及迎合目的语读者的审美需求对形成“中国”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认知意识是非常重要的。为此，他从以下几个方面将西学文本中的“他性”重新进行本土化叙述：（1）将人名、地名音译，“中国以京语为主，以天下所能行也。”；（2）管制，“有义可译则译义，义不可译乃译音，此不易之法也。”（3）名物，“必以造新字为第一义。”；（4）律度量衡，“李斯之制秦权秦量是也”；（5）纪年，“以孔子生年为主”。显然，他的文化政治策略不言自明，“他性”叙述模式的本土化有利于抵抗英美语言文化霸权，增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当然，“译事三义”也是梁启超功利主义翻译观的真实写照，如果将其与巴西的“食人说”翻译隐喻比附的话，翻译西学就是基于民族文化立场上的一种“吞食”，一次“输血”，“不是排斥异类输入，而是吸收和转化异类”［6］。
（三）欲借译介“政治小说”发表“区区政见”
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传统中国面临崩溃，整个文化价值体系摇摇欲坠，民族文化认同随之也产生了危机，以梁启超为首的一部分近现代知识分子看到了小说，特别是政治小说在西方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建构民族身份认同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他故而积极投入了政治小说的译介，欲借译介政治小说表达政见，实现“启蒙救国”的政治抱负。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论述了“政治小说”在欧洲各国变革中的重要性以及在日本译介西洋小说，特别是“政治小说”在日本明治维新中发挥的作用：
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
于日本维新之运有大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明治十五、六年间，民权自由之声，遍满国中，于是西洋小说中，言法国、罗马革命之事者，陆续译出，有题为《自由》者，有题为《自由之灯者》，次第登于新报中，自是译泰西小说者日新月盛，……而其浸润于国民脑质，最有效力者，则《经国美谈》、《佳人奇遇》两书为最，呜呼！［7］
政治小说作为译介域外文学文体的首选，传达了其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焦虑感和“图强救国”的政治抱负以及“立宪维新”的政治理念。政治小说起源于英国，以迪斯累理（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两度出任英国首相）和布韦尔－李顿（Bulwer－Lytton，1803－1873，曾任英国国会议员）两位作家为代表。19世纪后半期，
周宣丰：梁启超翻译思想中的文化政治取向：文化民族主义
这两位作家的近20部政治小说被译成日文，成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宣传民主自由、政治家介入政治的媒介，有力地推动了维新的进程和革命的成功。19世纪末，由梁启超经由日本引入中国，自此以后，政治小说成了文学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先锋。在《中国之唯一文学报：＜新小说＞》一文中，梁启超提出：“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以吐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其立论皆以中国为主，事实全出于幻想，其事皆出于自著。”［8］他之所以大力提倡译介“政治小说”，一来是因为相对于中国传统小说而言，“政治小说”写的都是与政治民志与政治议论相关的有利于国家政治发展的话题，因此，译介“政治小说”可以说是康、梁等维新派“制度救国”、文化政治空间拓展思路的延续；二来在社会政治实践受挫的事实面前，梁启超等转向文学以此寄托政治精神和施展政治抱负，译介“政治小说”作为政治介入的一种手段，参与了政治斗争。正如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的绪言里指出的，他创、译政治小说是“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9］。
梁启超译介“政治小说”始于《佳人奇遇》。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在逃往日本途中接触到了日本政治家、小说家柴四郎（1852－1922）的《佳人奇遇》，这部以“以稗官之体，写爱国之思”和“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的政治小说立刻引起他的强烈共鸣，他随阅随译，尝试向“预想的中国读者”传递“反抗外敌、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的民族主义精神。作为领袖群伦的精神偶像和最权威的官方赞助人———光绪皇帝政治理念的代言人，他的译本在《清议报》上连载后，引来了强烈反响。他通过翻译引进新思想实现文化革新和社会变革的精神在广大读者群中传播、渗透，激发了民众的民族危机意识以及为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列强的民族情绪，构筑起了新民救国的民族话语营垒。在他的影响下，众多知识分子掀起了译介（包括从日文转译）“政治小说”的高潮，译介了矢野文雄（1850—1931）的《经国美谈》（周逵译，1900）、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梁启超转译、1902）、末广铁肠（1849—1896）的《雪中梅》及续集《花间莺》（熊垓译，1903）、《黑奴吁天录》（林纾译，1901）、《比律宾志士独立传》（吴超译，1902）、东洋奇人著的《未来战国志》（马仰禹编译，1902）、佚名著的《游侠风云录》（独立苍茫子译，1903）、矢野文雄著的《极乐世界》（披雪洞主，1903）、广陵佐佐木龙著的《政海波澜》（赖子译，1903）、《美国独立记演义》（佚名译，1903）、《多少头颅》（亡国遗民译1904）、押川春浪著的《千年后之世界》（包天笑译，1904）、《新舞台》（徐念慈译，1905）、《苏格兰独立记》（陈鸿璧译，1906）等等。［10］这些作品大都以追求民主、反抗专制为主题，唤醒和激发了民众的民族危机意识和建立新中国的民族意识。当然，翻译的政治化、政治小说的大力译介以及政治小说所取得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效应是依托于时代政治大气候的，是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整个社会的政治运动有着内在的联系。
（四）欲借“豪杰”译法宣泄“民族情绪”
除了翻译文本的选择之外，翻译描写学派代表铁木志科（Maria Tymoczko）还指出翻译策略也是翻译参与政治斗争必须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梁启超而言，创、译均以宣讲政见、启迪明智为终极旨归，因此，对原文的增删、挪用等只要能更有效地服务于其终极旨归都有其合理性。他所倡导的“豪杰译”正是这种“经世致用”观的写照。据郭延礼考证，“豪杰译”最初是日本明治初期政治活动家和新闻记者的一种译法。他们为了强调小说的政治色彩和教化作用，常常在翻译域外文学时，改变其原作的主题、结构和人物，或任意增删，这种改编式的翻译被时人称为“豪杰译”。［11］梁启超将其引入中国，自此以后，“豪杰译”曾成为晚清译坛的一种风尚，严复、梁启超、林纾、苏曼殊、周桂笙等都采纳了这种译风。
某种翻译策略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流觞与整个历史时代的文化政治气候、译者的主体性选择以及中西文化价值取向等因素相关。萌生和发展于民族危机、文化危机关头的中国近代西学翻译，在寻求民族文化认同和“求新”意识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民族主义话语（nationalist discourse）衍生着翻译话语。通过译介西学借用外来思想文化以此革新民族文化、重建民族文化认同的宗旨使得那个时代的翻译观呈现出浓厚的功利性和意识形态性。翻译策略注重的社会文化效果要远远胜过其美学效果和伦理取向，因此，对原文的“创造性挪用”和“自由式改写”是译者撒布民族意识，重构民族文化认同的主体性体现。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既然要激发中国读者的政治热情和民族意识，就必须符合他们的阅读习惯、迎合他们的阅读兴趣，因此，梁启超将小说中主人公的名字本土化；（2）增删一些与国家主
第二期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5年4月
流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话语相左或者相符的情结、描写或者言论等，简言之，对译本进行意识形态过滤。例如，梁启超在翻译《佳人奇遇》的时候，将《佳人奇遇》原文作者批评和攻击清政府对朝鲜与日本政策的那部分进行了删改；（3）译者通过大量加注、评论或情节表达阅读原作产生的情绪以此助长读者的民族情绪，从而使译文更好地起到“觉世”的作用。因其文化政治功利性而遭受非议的“豪杰译”具有了历史合理性，折射出晚清译者和读者对“新中国”的憧憬，是想象和诠释新中国的一种方法。
（五）欲借编译亡国史警示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感
晚清新知识分子通过多样化的翻译形式推动着文化民族主义的深入发展。其中，“编译”就是宽泛意义上的一种翻译形式，是“变译”的一种，而“变译是译者根据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扩充、取舍、浓缩、阐释、补充、合并、改造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中心内容或部分内容的翻译活动。”“是针对某种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发展起来的。”［12］随着西方列强的步步紧逼，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的溃败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国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尤为深重。为了唤醒民众的民族危机感和激发其民族意识，维新知识分子非常重视亡国史的警世作用，故而掀起了编译亡国史的热潮。据李伟统计，就1901年至1907年短短6年间就编译出版世界各国衰亡史31部。编译亡国史的目的在于以史为鉴，一方面，警示清朝统治者“维新必强，守旧必亡”的历史规律，另一方面，激发中国民众的民族危机感和民众复兴的爱国意识，渗透建构民族－国家的重要性。梁启超曾指出：“读建国之史，使人感，使人兴，使人发扬蹈厉。读亡国之史，使人痛，使人惧，使人怵然自戒。虽然，处将亡之势，而不自知其所以亡者，则与其读建国史，不如读亡国史”。［13］弱小民族亡国史的编译有力地推动了近代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加速了中国的近现代化进程。
结语
翻译话语与特定时代的宏大话语息息相关，受其支配与规范。正如蒙娜·贝克（Mona Baker）所言，翻译叙述（translation narrative）既可以是主流政治的延伸，有助于强化集体叙述，也可以对抗、弱化主流叙述。［14］“启蒙救国”和“文化复兴”成为19－20世纪晚清中国的时代主题和“集体叙述”框架，无疑也支配和规范着这个时代的翻译事业，使其呈现出鲜明的文化民族主义取向。梁启超等维新知识分子将翻译视为一种文化政治实践，通过“翻译救国”和“译事三义”思想的宣讲以及以“豪杰”译法的翻译策略积极从事政治小说的译介和亡国史的编译，最大程度上发挥译文的“觉世”和“新民”作用。显然，这是知识分子民族自觉意识的体现，他们通过译介西学并将西方文化加以本土化的“创造性挪用”以此革新民族文化。梁启超翻译思想中的这种鲜明的文化政治取向参与了“新中国”这一民族身份认同的想象和重构，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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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简洁］
周宣丰：梁启超翻译思想中的文化政治取向：文化民族主义
本人承诺本文无抄袭、无造假、无一稿两用。 梁启超的翻译思想 On the Translation Theory of Liang Qichao Zhang Cuili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张翠玲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100192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的革命家和学者，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其翻译思想。一是翻译与救国，梁启超把翻译看作强国之路。二是翻译的方法，梁启超针对当时社会上的翻译弊端提出了翻译方法和策略。三是翻译与佛典，主要讨论梁启超对翻译文体、佛典翻译与一般文学的关系等的看法。 关键词：梁启超；翻译思想、佛典翻译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anslation theory of Liang Qichao, one of the greatest revolutionaries and scholars in modern China. The first part deals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d a strong China. The second part discusses the methods of translation. In the third part, the paper explores the Sutra translation in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on China’s native literature in terms of style and vocabulary. Key words: Liang Qichao; translation theory; Sutra translation 1. 引言 提起梁启超，多数人会首先想到他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其次会想到梁启超丰厚的学术著作。他出色的才华，超人的精力和勤奋精神都值得后辈汗颜。他一生著述多达1400多万字①，内容涉及宗教、哲学、史学、文学、经学、法学等领域。梁启超在翻译领域的论述也颇有见地，很多见解和看法堪称翻译理论之滥觞。梁氏的翻译思想集中在《论译书》（收于《变法通议》）和《翻译文学与佛典》之中，细读之后，深感他对翻译本质认识的深刻，实为我国传统翻译理论之瑰宝，现将其翻译思想分三部分总结如下。 2.翻译与救国 梁启超（1873-1929）生长的年代正是清王朝腐败没落的年代，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后，全国一片颓败，国破民哀。而此时，西方已完成工业革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扩张时期。1898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发起了维新运动，他们上书朝廷、痛陈改革之必要和迫在眉睫，并出版《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宣扬变法。 梁启超把翻译看作向西方学习的主要途径，是“强国第一义”，并把翻译事业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把翻译西方之书看作救国之道，看作开启民智的途径。他在起草的由李瑞棻上奏的《奏请推广学校，设立译局、报馆折》（见罗惇曧《京师大学堂成立记》）中提出“设藏书楼”、
谭嗣同传|梁启超|阅读答案翻译译文 谭嗣同传|梁启超|阅读答案翻译译文 谭嗣同传 谭君字复生，又号壮飞，湖南浏阳县人。少倜傥有 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首在浏阳 设一学会，每七日集众而讲学，君慷慨论天下事，闻者 无不感动。 今年四月，定国是之诏既下，君以学士徐公致靖荐 被征，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杨、林、刘同参预新政。而西后及贼臣忌益甚。及七月二十九日，皇上赐衣带诏：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君与康先 生捧诏恸哭。时诸将之中，惟袁世凯久使朝鲜，力主变法。君密奏请皇上结以恩遇，冀缓急或可救助，词极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袁世凯，特赏侍郎。初三日夕， 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 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 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 得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仆与足 下同受圣主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 闻也因相与言救上之条理甚详。 初六日变遂发。是夜，袁世凯向荣禄揭发“围园劫
后”之密谋。顷之，抄捕南海馆①之报至，君从容语余曰：“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 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明日，君携所著书及诗 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力劝东游，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遂相与一 抱而别。初七八九三日，君复与侠士谋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 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 嗣同始！”卒不去。君既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望 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 留肝胆两昆仑。”就义时，慷慨神气不少变，高呼：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年仅三十有三。 （节选自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略有改动。） 注：①南海馆：康有为先生的居所。 【参考译文】 谭君字复生，又号壮飞，是湖南浏阳县人。年少时 豪爽洒脱，胸有大志，深通群籍，能写文章，喜欢侠义 之举，擅长剑术。最早在浏阳开设了一个学会，每七天，
>读陆放翁集朝代：清代 作者：梁启超 原文： 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 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 写翻译写赏析分享评分：678910 很差相关翻译写翻译相关赏析写赏析读陆放翁集评析 梁启超的《读陆放翁集》作于他一八九九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出走日本期间，写的是读陆游诗集引起的感慨。这里所选的是其中一首。诗的前两句从大处着笔，指出千百年来诗坛柔弱不振的总趋势。在这种柔 ... 作者介绍梁启超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汉族，广东新会人，清光绪举人，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并...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网友上传(或整理自网络)，原作者已无法考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古诗文网免费发布仅供学习参考，其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转载请注明：原文链接| https://www.doczj.com/doc/c66070508.html,/view_3454.html 古诗大全古诗文网https://www.doczj.com/doc/c66070508.html, KKD6BM 明茨伯格被称为管理学界的离经叛道者，在其《战略历程：纵览战略管理学派》中，他并没有给战略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是把战略理论归结为十个学派，并一一点评。他认为，
简单从一个角度来解释战略就好比是盲人摸象：摸到鼻子的人说大象是一条蛇，摸到耳朵的人说大象是一把扇子，摸到膝盖的人说大象是一棵树，摸到尾巴的人说大象是一根绳子，摸到大象身躯的人说大象是一堵墙营销3.0版本，令人应接不暇。那么，营销的本质是什么？ 很多人觉得这是已经有定论的话题，不值得讨论，当然也有人说营销就是4P，或者4C，则是典型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最初在美国，营销的含义是：若干市场因素的各种结合从而影响市场供给，这些因素包括促销、推销、有组织的销售活动。1967年，菲利普构建为出发点的产物非但对人们的工作无益，反而使人迷失。营销理论需要从本质上去解构。解构主义领袖人物雅克一个问题不可以一次性、终极性地解决，而只能是分步走，分时间、分空间、分不同的角度来解决。对营销的重建与深度认知，须先从各方面多视野地去看待营销，尽力地去勾勒出它的一个暂时性的全貌；然后再对这个全貌的每一侧面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与吸收。 现在，就让我们解构营销本质，蒙上眼睛，一步步去摸营销这头大象。 1流通说 1922年，美国学者弗莱德促使商品所有权转移和实体分销所做的努力。1960年，美国市场营销协会把营销定义为是引导货物和劳务从生产者流向消费者或用户所进行的
简析文化与翻译的关系 论文摘要：如何破除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障碍，更有效地传达原作所表达的意思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从中西方文化在思维差异、文化心理、宗教信仰、自然环境及生活习俗等几个方面，阐明文化差异对英汉翻译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翻译文化意识文化与思维 1．引言 朱光潜先生认为，外国文学中的联想意义在翻译中最难处理。因为它在文学语境中有其特殊的含义，这种含义在词典中是查不到的，但对于文学来说却又十分重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了解一国的风俗习惯和历史文化背景，否则在做翻译的时候就会有无法下手的感觉。(朱光潜，1996：184)。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1871)一书中，首次把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提了出来，并表述为：“文化是一种复杂，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作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可见文化的覆盖面很广，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语言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出一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 翻译之所以不那么容易，乃是因为语言反映文化，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并受文化的制约。一旦语言进人交际，便存在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表达问题。这就要求译者不但要有双语能力，而且要有双文化乃至多元文化的知识，特别是要对两种语言的民族心理意识、文化形成过程、历史习俗传统、宗教文化及地域风貌特性等一系列互变因素均有一定的了解。正是以上这些互变因素，英汉民族的语言文化才体现出各自特有的民族色彩。 2．影响翻译的文化元素 2．1宗教 大家都知道，《圣经》在西方的文化生活中扮演着源头的角色。相关数据表明：绝大多数的美国人仍然信信仰宗教。而中国人则长期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即使在中国广为流传的佛教，也是一种受到深刻世俗影响的多神论，这就不同于西方人大一统的一神论宗教观念。中国人信仰佛教·道教，在语言中就有“玉帝”、“佛祖’’等词语，而西方则人信仰基督教，所以就有“上帝”一词。汉语中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英语中就有两种不同的译法，即“Man propose，Heaven disposes”；或者是‘‘Man Dropose，God disposes”。它们的差异就在于对“天”字的不同翻译。“天”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具有浓厚的佛教·道教色彩，而“God”则具有明显的基督教色彩。后者的归化变译法固然利于西方读者的理解与接受，但不利于“天”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内涵的传播。英语深受宗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些成语中，如It’s in God’s hands(听天由命)等。翻译中对于宗教知识的掌握是十分必要的。以汉语中的“临时抱佛脚”这个成语为例，如果简单地翻译成“to embrace Buddha’S feet in one’S hour of need”就会让西方读者感到奇怪，为什么在有需要时要抱佛主的脚呢?这样做有什么用呢?如果我们稍加处理的话，西方读者理解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to embrace Buddha’s feet in one’s hour of need——seek help at the last moment”。(包惠南，2003：20)。 2．2文化心理 由于不同的民族使用的语言是不一样的，而且它们的历史和文化也是各不相同的。所以各个民族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各具特色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这对一个民族的心理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历史文化的不同主要在一些历史典故以及许多忌讳和好恶的差异上得到体现。以数字“9”为例。这个数字在中国古代的意义很特别，因为它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意义：即九九归一，一统天下之义。而“4”这个数字由于和汉语中的“死”读音相近，所以很多人现在还是不喜欢这个数字，尤其是电话号码。相当多的人不愿意要以“4”为尾号的号码。至于“8”这个数字由于与发财的“发”谐音而深受一些人的热捧。而在西方人的意识里，4、8和9只是极普通的自然数符号，并不具备这些特殊的意义。众所
姓名：方守义学号：201420270 班级：外应一班On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Translation Methods Abstract:Language is the carrier of a culture. It contains rich cultural information. Therefore translation is not merely to convert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and it is also a communication activity which involves converting one type of culture into another. Cultural factors begin to gain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of translators. we find that cultural differences pose major barriers in translating. A thing which is self-evident in one culture has to be painstakingly explained in another. The most serious mistakes in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are usually not the result of verbal inadequacy, but of wrong cultural assumptions. Hardly can any text be successfully translated without appropriately dealing with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ource and target cultures. Therefore in this paper I inten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s reflected in translation, then to put forward some translation methods(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in dealing with them. Key words: cultural differences; domestication; foreignization 1. Cultural Differences 1.1 Different Geography Geographical culture refers to the culture formed by the area, natural condition and circumstances the country lies in. In ancient Greece, the long winding seashore along the islands, which led to Asia Minor. Relations among the people were not so strictly classified. The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and features in each country have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determining 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language expressions. Different nations use different expressions and words for the same phenomena and objects. It is because the different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and features in each country reflect different life experiences. 1.2 Different Ways of Thinking The Chinese people are known to the world by their intuitive, whole and dialectical way of thinking. The westerners have had a frame in their heads before speaking or writing, while the Chinese people usually express their ideas free from any fetters. Different ways of thinking affect the accuracy of translation. The English stress formal logic, and the English syntactic structures emphasize hypostasis .While the Chinese do not stress formal logic as much as the English do, Chinese syntactic structures emphasize parataxis, which causes great difficulty in Chinese-English
题目：论梁启超的翻译强国思想 学校学院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专业班级 2009级MTI 学生姓名冀菲菲 学生学号2120011492 2010年3月1日
摘要： 梁启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政治的变化引发了思想的变化进而引发翻译思想的变化，梁启超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时候提出了变法图强、学习西方、救国图强的思想。本文就其翻译强国思想提出的背景揭示其主要内涵及其与当时政治的关系。 关键词： 梁启；翻译；强国；政治；文学 引言：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常被誉为“维新志士”，凸显其在政治领域的地位；同时很多人也将他赞为“百科全书”似的学者，褒扬他的学识渊博。诚然，梁启超在这两方面都是当之无愧的“急先锋”。然而他在另外一个领域的成就，往往为人忽视，那就是他对翻译西学的提倡和对翻译的独到见解。与同时期著作等身的严复与林纾相比，梁启超的确稍逊一筹，但在翻译理论和方法的贡献上，可与之平分秋色。梁启超的翻译强国思想，翻译文体革命及翻译文学理论，翻译的语言价值以及其翻译方法与标准直到今天也有其特殊的借鉴意义。 （一）“翻译强国”提出的背景 1.社会背景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而封建制度更是长达两千年之久，自清朝以来，封建制度衰落，政治危机四伏。在经济上，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土地兼并严重；在政治上，清政府政治腐败，阶级矛盾激化；文化上，八股文、大兴文字狱；而在外交上，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这些情况进一步巩固，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因此在当时企图走军事强国之路是行不通的，因此在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中国再次战败，军事强国之梦化为泡影，战争后中国国势艰危，民生凋敝，中华民族陷入极其深重的危机。为挽救统治危机，清王朝进行了军事改革。除此之外，面对民族和生存危机，中国的知识界和各阶层民众始而震惊，继而奋起，以不同的形式展开了救亡图存的斗争。许多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的几次战败归根结底是由于中国的闭关锁国、中国的封建制度以及各类禁锢人们思想的愚民手段，因此，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失败后，明智的中国人如龚自珍、魏源、郑观应乃至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意识到中国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正面临着亘古未对之强敌，中国必须变革，必须向西方学习，才能够生存下去，开始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2.基本形成过程 2.1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光绪皇帝，发起了维新变法运动，他们试图引进西方的政治体制以求自救，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失败了，但是这次运动却促进了新的价值体系的产生，它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资产阶级接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2.2维新思想家认为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时因为中国的体制，军权日益尊，而民权日益衰。而在西方实行的是民主制度，因此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实行民主制度，梁启超认为，要兴民权则就应该开民智，而开民智就应该放在开绅智上，最好的途径就是通过翻译，因此梁启超提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强，以多读西书为功”。其翻译强国思想由此基本形成。
英语翻译与中外文化差异的关系研究 伴随中外学术交流的频繁展开，英语作为中外交流的桥梁，越来越受到关注。翻译工作者只有把握好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才能让英语翻译表达更为准确，才能从根本上提升英语翻译人员的翻译能力，更好地展现语言的魅力。基于此，文章主要分析了英语文化对英语翻译效果的影响。 标签：英语文化；翻译效果；影响 一、文化和翻译的内涵 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形成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经历长期的历史沉淀。其内涵主要包括两个内容：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此外，文化也是不同的。基于流畅性和准确性的翻译是一种改变语言信息的文化行为。翻译产生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迫切需要沟通和交流的背景下，同时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文化与翻译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任何翻译都与文化密不可分，英语也不例外。经验丰富的英语翻译和翻译研究人员都重视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在英语翻译过程中，虽然理解了原文的意义，但远不止简单的语言理解，因为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语言会受到文化的影响。在英语翻译过程中，译者对段落理解的准确性主要取决于他或她对文化的理解程度。 翻译是语言转换的过程，但由于翻译具有许多社会功能，是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也是一种心理活动。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时期的翻译功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译者必须在翻译过程中理解翻译的功能及其相关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只有这样，译者才能正确处理英语文化因素对英语翻译效果的影响，并在英语翻译中成功传达。否则译者很容易犯下社会语用错误。可以说，如果不考虑文化因素，翻译工作无法进行，没有文化的翻译将是苍白无力的。 二、英语文化对英语翻译效果影响 1.社会历史背景对英语翻译效果的影响 每个国家的历史都不同，所以不同国籍的人会有不同的行为和態度。与此同时，民族语言的发展是由社会发展过程和民族的一切历史文化背景决定的，尤其是思维方式差异的影响更加突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强调“和谐”，主要体现在句型流畅。英语更加侧重分析，句型主要是基于主语和谓语为主，再加以短语及从句。译者应注意用英语句子表达的文化含义，而不是字面翻译，以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2.环境对英语翻译效果的影响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原文+译文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梁启超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 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sǔn]试翼，风尘翕[xī]张。奇花初胎，矞[yù]矞皇皇。干将发硎[xíng]，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译文] 日本人称呼我们中国，一种称呼是衰老的帝国，再一种称呼还是衰老的帝国。这种称呼，大概是沿袭着西洋人的说法翻译过来的。唉！我们中国难道果真是衰老的帝国吗？梁启超说：不！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在我的心目中只有一个少年中国存在。 要想谈论国家的老少，请先让我来谈谈人的老少。老年人常常回忆过去，
试论文化与翻译的关系(一) 论文摘要：如何破除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障碍，更有效地传达原作所表达的意思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从中西方文化在思维差异、文化心理、宗教信仰、自然环境及生活习俗等几个方面，阐明文化差异对英汉翻译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翻译文化意识文化与思维 1．引言 朱光潜先生认为，外国文学中的联想意义在翻译中最难处理。因为它在文学语境中有其特殊的含义，这种含义在词典中是查不到的，但对于文学来说却又十分重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了解一国的风俗习惯和历史文化背景，否则在做翻译的时候就会有无法下手的感觉。(朱光潜，1996：184)。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1871)一书中，首次把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提了出来，并表述为：“文化是一种复杂，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作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可见文化的覆盖面很广，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语言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出一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 翻译之所以不那么容易，乃是因为语言反映文化，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并受文化的制约。一旦语言进人交际，便存在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表达问题。这就要求译者不但要有双语能力，而且要有双文化乃至多元文化的知识，特别是要对两种语言的民族心理意识、文化形成过程、历史习俗传统、宗教文化及地域风貌特性等一系列互变因素均有一定的了解。正是以上这些互变因素，英汉民族的语言文化才体现出各自特有的民族色彩。 2．影响翻译的文化元素 2．1宗教 大家都知道，《圣经》在西方的文化生活中扮演着源头的角色。相关数据表明：绝大多数的美国人仍然信信仰宗教。而中国人则长期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即使在中国广为流传的佛教，也是一种受到深刻世俗影响的多神论，这就不同于西方人大一统的一神论宗教观念。中国人信仰佛教·道教，在语言中就有“玉帝”、“佛祖’’等词语，而西方则人信仰基督教，所以就有“上帝”一词。汉语中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英语中就有两种不同的译法，即“Manpropose，Heavendisposes”；或者是‘‘ManDropose，Goddisposes”。它们的差异就在于对“天”字的不同翻译。“天”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具有浓厚的佛教·道教色彩，而“God”则具有明显的基督教色彩。后者的归化变译法固然利于西方读者的理解与接受，但不利于“天”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内涵的传播。英语深受宗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些成语中，如ItsinGodshands(听天由命)等。翻译中对于宗教知识的掌握是十分必要的。以汉语中的“临时抱佛脚”这个成语为例，如果简单地翻译成“toembraceBuddha’Sfeetinone’Shourofneed”就会让西方读者感到奇怪，为什么在有需要时要抱佛主的脚呢?这样做有什么用呢?如果我们稍加处理的话，西方读者理解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toembraceBuddha’sfeetinone’shourofneed——seekhelpatthelastmoment”。(包惠南，2003：20)。 2．2文化心理 由于不同的民族使用的语言是不一样的，而且它们的历史和文化也是各不相同的。所以各个民族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各具特色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这对一个民族的心理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历史文化的不同主要在一些历史典故以及许多忌讳和好恶的差异上得到体现。以数字“9”为例。这个数字在中国古代的意义很特别，因为它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意义：即九九归一，一统天下之义。而“4”这个数字由于和汉语中的“死”读音相近，所以很多人现在还是不喜欢这个数字，尤其是电话号码。相当多的人不愿意要以“4”为尾号的号码。至于“8”这个数字由于与发财的“发”谐音而深受一些人的热捧。而在西方人的意识里，4、8和9只是极普通的自然数符号，并不具备这些特殊的意义。众所周知，在西方人
解析梁启超政治思想转变 一、概述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状况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的启蒙学者，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有变法救亡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权思想，虽然他的思想受到时代的局限，但其中的合理因素依然闪烁智慧之光。 梁启超的学问是无时不为他的政治目的的实现服务的。就像他自己所说：“吾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然与国中政治关系，殆未尝一日断。”又诚如任公自道：“惟好攘臂扼腕以谈政治，政治谈以外，并非无言论，然匣剑帷灯，意有所在，凡归政治而已。”1从1898年的戊戌维新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再到民国初年，梁启超任公终其一生总是为国家富强而努力奋斗，用自己的笔针砭时弊，讨伐民贼，以一介书生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坛上奋力拼搏，结果戊戌变法只进行了103天就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镇压了；辛亥革命后，他寄希望于袁世凯来建立政党政治，结果却迎来了一个大独裁者；他联合蔡锷等将袁世凯推翻后，又梦想段祺瑞来再造共和，并自愿出任段内阁的财政总长，结果段和袁几乎如出一辙，不但共和变成了泡影，而且军阀混战，政治失序，社会动乱，民不聊生。严酷的现实使梁启超深切地感到，所谓民国，只是一个假招牌，“至于政治社会的内容，连骨带肉都是前清那个旧躯壳”。纵观梁启超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悲剧人物，从维新变法时期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人物，到20世纪初期的保守派，甚至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政客。 二、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转变过程 （一）维新变法时期的思想状况 1．师从康有为 1890年，梁启超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有为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梁启超说，康有为发起了“甄别经典著作”的运动。他说康考察了由汉代至清代的众多典籍——这些典籍的真实性久已受到怀疑，得出了许多极有意义的结论。康的《新学伪经考》一书指出，刘歆的著作是为王莽篡位（新王朝公元8—23年）服务的伪书。这个结论在哲学领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康关于“孔夫子是改良者”的著作和《大同书》，唤起了更大的兴奋感。梁启超评论说：“若以新学伪经考比飓风，则此二书者，其火山喷发也，其大地震也。”2用这两部对梁启超早期政治思想影响最大的著作，康成功的清除了中国批判传统中的杂质，从而促进了从西方引入改良精神的活动，也使梁启超成为康的忠实追随者。 2．受西方思想的影响 另一方面，在梁启超之前，早有许多中国人开眼看这个世界了。他们翻译了许多各国政治思想方面的著作，对这些文化蓝本的接触，使得梁启超不自觉地对中国政治的现实发出感叹。过去的事实让他认识到中国拥有百倍于西方的士兵，西方
《外语与外语教学》(大连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11期(总第127期)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教 授 孙致礼 文化与翻译 以前,人们常说我国翻译界存在两大流派: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前者强调传达原作的艺术意境,因而把“传神”、“入化”视为翻译的最高境界;后者则将语言学的某些理论运用到翻译研究上,要求译作与原作“等值”、“等效”。但是,令人可喜的是,近些年来,我国翻译界又悄然崛起了一个新的流派:文化学派。他们认为,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两种不同的民族语言相交流,实质上是两种不同的民族文化的交流。在语言的交际过程中,两个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人能否相互沟通,不仅取决于他们对于语言本身的理解,而且取决于他们对语言所负载的文化蕴意的理解。因此,他们主张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翻译。① 中外学者对翻译下过各种各样的定义,其中张今先生的定义尤为惹人瞩目:“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要把原作品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象或艺术映象,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中译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②进行文化交流,促进社会进步,这正是翻译的根本任务和最大意义所在。 从我国翻译界目前的状况来看,文化学派似乎尚未形成堪与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并驾齐驱的势头。但笔者认为他们的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下面,笔者就从文化与翻译的角度,谈谈自己的一点肤浅体会。 一、“文化传真”是翻译的基本原则 鲁迅说:“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③什么叫“异国情调”呢?显然,鲁迅指的不是在语言上“一味仿效西洋”,而是尽量保存原文所蕴含的异域文化特色。这就是说,翻译不仅要考虑语言的差异,还要密切注视文化的差异。文化差异处理的好坏,往往是翻译成败的关键。语言可以转换,甚至可以“归化”,但文化特色却不宜改变,特别不宜“归化”,一定要真实地传达出来。因此,“文化传真”应是翻译的基本原则。 “文化传真”可以说是在“更大语境”下做翻译。有时,从语言的角度考虑,可以得出一个译法,而从文化的角度考虑,可能得出另一种译法,而且可能是更高一筹的译法,例如: (1)“Y ou don’t want to lose Larry altogether,do you?” She shook her head.(S.Maugham:The Razor’s Edge, p.256) “你不想完全失掉拉里,是吗?” 她点头。(周煦良译《刀锋》,p.245) 在回答否定疑问句时,英美人着眼于所问的内容是否属实,而中国人则着眼于问话本身是否正确。如果仅仅从语言的角度考虑,周先生的译文无可指摘;然而,从文化的角度考虑,似乎有些“失真”:原文明明是“摇头”,译文为何改成了 “点头”?笔者认为,这两句话改一个译法,则可达到“文化传 真”的效果: “你并不想完全失掉拉里吧?” 她摇摇头。 “文化传真”的反义词是“文化误导”。如果我们光在文 字上作文章,不考虑其文化内涵,有时难免会破坏原文的“异 国情调”,代之以不伦不类的“本国情调”。例如: (2)“I bet you can’t spell my name,”says I. “I bet you,what you dare I can,”says he. “All right,”says I,“go ahead.” “G eorge Jaxon-then now,”says he.(Mark Twain:The A 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Ch.17) “我敢说你准不知道我的名字是哪几个字,”我说。 “我敢说你这可难不住我,我知道,”他说。 “好吧,”我说,“你说说看。” “荞麦的荞,自治的治,清洁的洁,克服的克,孙子的孙— 怎么样,”他说。(张友松、张振先译《哈克贝利?费恩历险 记》,p.116) 上面两位译者用心虽好,结果却是弄巧成拙:使不懂洋 文的读者误以为英文用的也是方块字。如果这种译法在50 年代还可说得过去的话,现在却是万万要不得的,而应老老 实实译成: ①王宁:文化研究语境下的翻译研究,《外语与翻译》,1998年第2期。 ②张今:《文学翻译原理》,第8页。 ③《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第246页。
梁启超简介 梁启超（1873年～1929年）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学者。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三十自述》），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家。戊戌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从戊戍变法前一两年开始，梁启超与夏曾佑、谭嗣同等便提出“界革命”的口号，并试作新诗，但此时的新诗只不过是“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的作品。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进步诗歌理论，对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起了指导作用。在他的理论影响下，黄遵宪等一大批新派诗人出现了。梁启超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也努力实践新的诗歌理论，他的诗作留存不多，多数创作于流亡日本时期，但是用语通俗自由，敢于运用新思想、新知识入诗，诗风流畅。《爱国歌四章》、《志未酬》等诗感情真挚，语言明白晓畅，是其诗论的较好体现。梁启超于提出“诗界革命”口号后又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并在创作上进行了积极的有意义的尝试。与 诗歌、小说、戏曲相比，梁启超在散文方面取得的成就要高得多。以他于1896年《时务报》到1906年《新民丛报》十年内发表的一组散文为标志，完成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散文领域的创举——新文体的确立（亦称“新民体”）。梁启超“夙不善桐城派古文”，在散文的内容与形式上都进行了重大突破。他的散文或揭露批判黑暗丑恶的现实，或为祖国的现状忧心忡忡，或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与科技，积极呼吁变法自强，将散文作为其变法思想的宣传工具。在形式上，他的散文议论纵横、气势磅礴，笔端常带感情，极富鼓动性，“对于读者，别具一种魔力”；语言半文半白，“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拘束”代表作《少年中国说》，针对中国现状，分析透彻，说理条理清楚，运用一连串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行文一泻千里，文章呈现出大气磅礴的风格。故梁启超散文的影响极大，“每一文出，则全国之身目为之一耸。”以梁启超散文为代表的新文体是对桐城派以来散文的一次解放，它的出现为中国古典散文向现代散文尤其是“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转化作了必要的准备。 梁启超被公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能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辛亥革命前，他在与革命派的论战中发明了一种新文体，介乎于古文和白话文之间，使得士子们和普通百姓都乐于接受。同时，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用到“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他还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很多新
收稿日期:2009-06-03作者简介:张黎黎(1984-),四川德阳人,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2009年6月第31卷 增刊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 o u r n a l o f C h i n a T h r e eG o r g e s U n i v e r s i t y (H u m a n i t i e s ＆S o c i a l S c i e n c e s )J u n .2009 V o l .31 S p e c i a l s e c . 论梁启超“翻译强国”思想 张黎黎 (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030) 摘 要:梁启超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他的翻译活动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政治色彩。本文主要讨论梁启超“翻译强国”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这一思想的内涵以及和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和政治主张的关系。 关键词:梁启超; 翻译强国; 政治主张 中图分类号:H 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19(2009)增刊-0174-02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的政治生涯对其翻译思想影响甚远。“翻译强国”这一思想贯穿于梁启超一生的翻译思想。他所呼吁的“翻译强国”即通过翻译引进西方著名的论著, 包括政治论著,思想论集,社科著作,小说著作等,传播西方先进的成果以救国图存。从传统到现代,中国社会始终面临着一系列的危机和矛盾,而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要通过自己的思想,为国家寻找一条能够有效沟通历史和未来的发展路道。而梁启超等文人志士在西方民主科学的社会体系努力寻求答案。按韦伯的设想,健康的人类社会应该包括了科学、道德和艺术三个领域,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它更是全方位、系统化的社会改造。从鸦片战争到戊戌政变前,中国信息的传播主要是等级传播占据着绝对的领导地位,即社会精英群体向社会大众传达信息。因此,梁启超企图通过翻译引介西方文明成果,强荐社会精英群体,即中国的统治者,教化闭塞的民众,以圆强国之梦想。 一、“翻译强国”提出的社会背景 1856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清王朝溃不成军,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因此,中国企图开始走军事强国之路。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二千多年,根深蒂固。政治上是专制统治,到当时清末时期更加进一步强化;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绝对的统治地位,政府采取“重农抑商”、“闭关锁国”的愚民政策,思想上,儒家思想、八股取士、大兴文字狱等,严重束缚 了人们的思想,摧残了人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国日益变得愚昧落后。在如此恶劣的社会环境下,企图走军事强国的道路,无疑是把中国推进了一个死胡同。因此,时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中国再次战败,精锐北洋水师全军覆灭,军事强国梦破灭,此乃不足为奇。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国“军事强国”之路是行不通的。 中日甲午战争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的衰落归根结底在于中国社会封建的体制,闭关锁国的政策以及禁锢民众思想的愚民手段。因此,许多仁人志士将放眼世界,借荐西方民主政治体制,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1897年,康有为和梁启超公车上书,发起了维新变法。他们试图引进西方政体以图自救。然而,由于诸多政治原因,维新失败。虽然这次变法没有取得成功,却促进了新的价值体系的萌芽,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学者从维新变法后开始崭露头角,如王国维,辜鸿铭,章太炎,鲁迅,蔡元培,胡适,冯友兰等国学大师。他们大部分都到过国外如日本,欧洲等国留学,学贯中西。 维新思想家认为中国之所以贫弱是因为民权不兴。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而西方之所以富强是由于西方实行的是民主制度。为了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则必须兴民权。梁启超依据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认为要兴民权就必须开民智而开民智的重点应该放在开绅智上,最佳的途径则是通过翻译出版。因此,梁启提出著名的论述,“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强,以多读西书 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