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0月16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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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吕日周在长治（下篇）
本报记者 卢跃刚
“你们不可以秉灯接待吗？你们不可以凌晨接待吗？你们不可以在大庭广众的场合接待吗？”吕日周上任前，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找他谈话，说：你去长治，要通过转变干部作风，端正用人导向，调整经济结构，解决长治遗留的突出问题，创造长治久安的环境。在省委的支持下，吕日周施政有两条非常清晰的思路：一是反对浮夸，勤政廉政，廓清吏治，取信于民；一是疏通渠道，下情上达，建立亲民形象，积极处理并缓解社会危机。其口号是：“政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2000月3月27日，吕日周写了两封信，一封给统计局，反浮夸，“挤水分”；一封给市信访局，强烈督促信访局转变作风，以适应长治发展的新要求。他在给信访局的信中写道：“我不知道你们的人力如何，但不管怎样，从今天起，立即把市委、市府（办公楼）的一层设若干接待上访人员的席位，进行登记、记录、接待；甚至可以在进门处，打上阳伞，进行接待。要热情、详细听取、记录，然后分类处理。最后，市里再组织、再集中集体办公，处理问题……你们的工作还要加强力度。没人，可以借、调人员；没钱，可以批点款；但没有很好听取上访人员的意见，就是你们牵头单位的责任。”“你们的自逼机制是什么？如何督查你们？你们的创新机制又是什么？必须向媒体公布。一个多月了，我怎么一点也看不到你们的创新呢？请你们立即改变过去的按部就班的作风。你们不可以秉灯接待吗？你们不可以凌晨接待吗？你们不可以在大庭广众的场合接待吗？你们不可以向全市人民发出通告，告诉人民有什么问题，到什么地方向你们反映情况吗？你们在‘三讲’中，又是怎样总结这方面不足和边整边改的？如上问题，向我汇报。”信访局的人大吃一惊。信访局原来是个什么单位？在人们的心目中，不过是一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问题过滤器，更是各级政府和部门左推右搪、敷衍塞责的垃圾桶。现在好了，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而且成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牵头单位”———地位窜升。吕日周此举是被逼出来的。他到长治不久，就多次被上访群众围堵，进出不了大门。有一回，他刚从办公大楼里出来，就被一群上访群众堵住，要求解决问题。他干脆不走了，就地坐在台阶上，对上访群众说：“排队排队，大家排队，我挨着谈。”30多个
上访群众见市委书记一屁股坐在石台阶上，拉开了谈的架势，顿时诧异，随即依次排队，秩序井然。有的说伤害案件，有的说基层干部财务不公开，有的说基层干部超生问题……吕日周一一处理，一谈谈了两个多小时。堂堂市委书记，坐在市委市政府大楼台阶上接待上访群众。上访群众诧异，机关干部们更诧异。一位干部说：“吕书记，在这里接待上访人员，你的身份……”意思是说，你这样接待上访群众，不符合你市委书记的身份。吕日周顿时变脸：“我不接待你接待吗？”吕日周在基层调研也发生过被上访群众围堵的情况。一天，他正在武乡县委招待所睡午觉，被窗外闹哄哄的人声吵醒了。他打开窗子看，院子里上访的看热闹的围了几百人，有人喊着：“我们要见吕书记。”吕日周下楼，闻讯赶来的干警为他拦出一条通道，意思是赶紧上车走人。吕日周没上车，而是走进了群众。今天来堵吕日周的主角是武乡县的“老大难”———故城镇信义村的五位代表。信义村是个大村，以程、王、刘、石几个大姓为主，十几个姓氏杂居。该村曾是武乡县的“红旗村”。镇党委副书记兼村党支部书记石树堂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私自调整承包土地，超生第四胎，批宅基地，财务不公开，村民上访到镇、县未果，1999年5月两次80人、30人到长治市集体上访未果，1999年冬100多人到太原集体上访，围堵了省委省政府大门，堵塞了交通。三次越级上访都没有解决问题，土地撂荒，人心涣散，“红旗村”变成了长治有名的“上访村”。村民听说吕日周到了武乡，派了五个代表来见他。吕日周和五个代表一一握手，听完情况介绍后，说：“你们带材料没有？”代表说：“带了。”“给我。我一定派人去你们村调查落实。”“县委副书记来过，没有处理。”“他处理不好，我们就开常委会讨论处理他，派能处理的副书记来。”第二天，一位市委副书记带领市县两级工作组40多人进驻信义村，住了一个多月，撤销了石树堂的全部职务，彻底解决了村民反映的问题。通常情况下，新书记上任都面临信访高发期，反映了群众需要改善生存环境的强烈愿望。吕日周在山西声名远播，所有遗留问题自然潮水般向他涌来。他说：“信访反映出来的问题，往往是社会矛盾最集中、社会冲突最尖锐最激烈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是为政者首要的任务。不解决，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问题，就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点的问题变成面的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哪还有心思搞经济建设。所以，非常时期，必须有非常办法。”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市委市政府大楼一层、各
县委县政府大楼一层、市属局委办公楼一层都辟出来，“秉灯接待”上访人员，党政领导和职能部门联署办公，三个多月共接待上访人员2000多人次，处理上访案件近千件。而且确立党政一把手为“信访第一责任人”，出了问题，解决不了问题，拿第一把手是问。他说：“不怨群众断马路，是因为干部不给群众找出路；不怨群众堵大门，是因为领导不迈进老百姓家门。”等着不行，问题找上门来不行，必须主动下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吕日周针对干部队伍“深入不够，发现问题不够，解决问题不及时”三大问题，提出了“变上访为下访”，“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人心”。两个含义：一是让信访部门和各级信访第一责任人矛盾不上交，积极主动解决问题；一是以吕日周为首，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带头、带动、带领”，动员机关干部下基层调研，解决具体问题。对自己，要求《长治日报》公布他下基层的“日程表”，接受同僚和群众的监督。对下属，要求市委督察室定期检查市直各局委和县一把手下基层情况，吕日周亲自点评，报纸公布，让全市人民都知晓。仅2001年，吕日周下基层209天，住工厂、学校、农家86夜；市四大班子领导平均下乡调研40天，住宿8夜。还有一个措施，就是在公开场合与群众对话。市信访局统计，截至2002年3月，两年时间里，市直属45个委、办、局和相关单位组织对话54场次，收集群众反映的问题2980条，现场答复2723条，其余问题落实到有关部门，限期解决。吕日周说：“我们下去了，踏踏实实调查问题，真心真意解决问题，他们还上来干什么？”“明天中午12点前，如果解决不了教师的工资问题，我就建议县委撤了你们几位！”2000年3月7日，是长治县南董村离休干部刘秋保记忆深刻的日子。这天上午九点，大门外突然来了两台车，下来四个陌生人，说要见他。一问，才知是刚来的市委书记吕日周和管教育的副市长秦来英等四人。一个多星期前，吕日周收到刘秋保一封信。刘秋保在信中说，他的老伴范春花执教30多年，是屡受表彰的模范教师，1998年10月去世，丧葬费1000元和生前10个月的基本工资4870元，拖了一年多不给。老伴生病期间，“没有领过一分钱的医疗费”。刘秋保是1944年参军的“老八路”，给吕日周写信时已经75岁。他多次找教育部门和县里，毫无结果，只好向吕日周写信求救，碰碰运气。没想到吕日周带着副市长今天会登门拜访。他跟吕日周说：“我再三再四找县教育局要钱，碰了一鼻子灰。他们对我说，你要钱，去找王虎林要去！我们没钱！钱都被王虎林贪污了！”王虎林何许人？王虎林曾任长
治县委书记，他以离任前突击提拔300多名干部，大肆收受钱物，以“官帽批发商”被逮捕法办而闻名全国，长治县深受其害。但是，教育局是什么话！欠了教师的工资，不给不说，还让这70多岁的老八路去找已经关进监狱的罪犯。在吕日周的干预下，第二天，县教育局长登门致歉；第三天，学校校长和会计送来了拖欠的工资和丧葬费。但是，刘秋保把消息告诉其他老师时，却遭到了校方的责难。言下之意，发了你的，别人的发不发还单说呢。后面的情节吕日周不知道，却印证了吕日周的担忧：刘秋保老伴儿的问题解决了，其他老师呢？全市有5万教师，60多万学生，如果长期拖欠工资，将会严重影响教师队伍稳定。市教育局汇报说，全市共拖欠教师100多万元工资，可是补发时达到200多万元。4月初，市教育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过长治的媒体向全社会公布：长治解决了教师工资拖欠问题。吕日周不放心，5月初从太原开会回来，拐到了偏远的沁源县王陶村小学。他看见上课时间学生自习，一个教师在打毛线，问：“为什么你不去给学生上课？”教师不知面前这位高个戴眼镜者是市委书记，没好气地说：“我能坐在这儿就不错了。”“为什么？”“我已经一年多没有工资了！”吕日周干脆住在王陶村不走了。他让人去找乡书记和乡长，找不见，找来了个管教育的乡党委副书记。乡里有多少学生，有多少教师，欠发了多少工资，这老兄一问三不知。吕日周大怒。一怒一问三不知，二怒市教育局和各县搞不清或隐瞒真数字。他对面前这位乡副书记说：“明天中午12点前，如果解决不了教师的工资问题，我就建议县委撤了你们几位！”第二天，吕日周五点起床，乡副书记已经等候在门口了。他报告说：“吕书记，教师的拖欠工资昨晚12点以前解决了。”吕日周说：“我是表扬你，还是批评你？你是给书记发工资，还是给教师发工资？你们到底有钱还是没钱？”吕日周让人通知管教育的副市长、市教育局局长，长治、武乡、沁县三县县委书记立即赶到沁源县，召开现场会。他提出：只要有干部的工资，就有教师的工资。吕日周在挤牙膏：王陶村现场会统计拖欠教师工资数300万元；各县普查下来400万元；最后解决教师拖欠工资花了500万元。从100万元到500万元，4次变动，如此力度，多少周折，实事求是何其难。12年前，吕日周在朔州当市长时，就有《为民办教师催发工资歌》。为了表达解决拖欠教师工资问题的决心，长治县县委书记、县长自罚一个月工资，国家级贫困县———武乡县拍卖了县委县政府8辆小汽车，并且登报公示。从此，吕日周把他在朔
州当市长时发明的“数学”等式发扬光大，镌刻在太行山石上：“开会＋不落实＝0”，“布置工作＋不检查＝0”，“抓住不落实的事＋追究不落实的人＝落实”。2000年9月8日、10月11日，2001年1月14日、3月7日，《长治日报》先后四次公布了市委市政府鼓励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反映不落实的人和事，揭露工作中各类问题的通知。“官僚主义怕什么？他们最怕的是公开，怕群众千万双眼睛盯着。”一开始，吕日周就意识到，抓落实，一双眼睛监督不行，千万双眼睛监督才有分量。如果想在较短时期内处理社会危机、改善党和政府形象、迅速发展经济，仅依靠内循环的官僚体系不行，还需要一个外循环系统来促。外循环系统是什么？是媒体和长治广大群众。《长治日报》总编辑弓德旺送我一本吕日周对《长治日报》及其子报《上党晚报》报道批示的汇编，最早2000年3月10日，截止到2002年8月4日，计有209次。弓德旺告诉我，这还是不完全统计。据一份权威的统计，吕日周对《长治日报》及其子报的批示381次，加上其他新闻媒体，批示400余次，截止到2002年9月，执政900多天，平均两天批示一次。通读下来，所有批示紧紧围绕八个字：“政务公开”和“舆论监督”。吕日周对我说：“官僚主义怕什么？怕上级批评？怕，但不是最怕。他们最怕的是公开，怕群众千万双眼睛盯着。”为了消除舆论监督的阻力，在吕日周的倡导下，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四级干部（市、县、乡镇、村）都公开，谁不公开谁下台”。“公开”就是在新闻媒体上公布。目的很清楚：运用媒体施政。吕日周对媒体的批示有特点：不拐弯抹角，不含糊其辞，不讲究修辞，不照顾情面，不回避矛盾，急风暴雨，单刀直入，直指要害；大到处理社会危机，小到搞好市容卫生，内容方方面面，无所不包。他的基本判断是：“我们的问题多如牛毛，我们舆论监督的问题九牛一毛。”吕日周有起早的习惯，五点钟起床，六点钟必须看到《长治日报》，报社专门送。弓德旺这个《长治日报》总编辑不好当。他告诉我，以前《长治日报》搞过一个舆论监督的栏目“群众来信”，一个星期一次，后变成半个月一次，又变成一个月一次，再后来干脆取消了。“‘群众来信’都登些鸡毛蒜皮的事，不触及敏感和重大的问题。只要一开会，领导就打招呼，开会就不要搞‘群众来信’了。”弓德旺最怕什么？最怕早上五六点钟被吕日周叫到家里去训话。只要看见报纸上没了批评报道，就批评弓德旺“你看你们都办了什么报！”批这张报纸是“无能总编办的无能报纸。”2001年11月23日的《长治日报》让吕日周
大怒。他狠批《长治日报》。“尚书记（管宣传的市委副书记尚平安），报纸我曾批示50—60次，但是只要我不批示，稿子就复样，就没有了舆论监督的内容。你可否在全国范围内招聘主编，（看）谁能把长治日报办成全国第一流的新闻监督报。否则人们来长治学习什么？山西为什么来长治开现场会？这一任务由你去落实。这一段的报纸不能看！旧路太好走了，庸人太好做了。有了这种办报人，人民倒楣！”但是《长治日报》并没有理想的改善。12月23日他继续狠批：“从这张报纸看，长治没有问题，大家都是好东西。可爱的总编辑：你们骗得我多高兴，长治形势好得没问题，不需要监督。卢书记（尚平安的继任）：先宣传部，后报社，传达我的意见，这张报纸走下坡路，办报人的旧思想旧病复发了，又走上官僚式道路。不深入，不研究，不分析，照搬照登，何其省脑、省心、省力。如再不纠正，谁看这张报？不在办报上下工夫，只在卖报上喊嗓子，是笨人！活人办死报，整顿一个星期，清退无能者，大范围吸收人才！”全国招聘《长治日报》总编辑，标准是“全国第一流的新闻监督报”，动静也太大了，自然没有实施，也不可能实施。吕日周话说得难听，说得激烈，意在鞭策，希望报纸加强舆论监督。他知道，有干部攻击他“把《长治日报》办成了‘大字报’”，许多干部不习惯用舆论监督的办法来推动工作，《长治日报》也有压力，于是2000年提出“四级干部都公开，谁不公开谁下台”。与此同时，长治市委借鉴广东珠海经验，责成宣传部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闻舆论监督的暂行办法”，下发各级党组织，并在报纸上公布，在长治创造一个重视和支持舆论监督的社会氛围。《长治日报》头版刊发“暂行办法”的当天，配发了“本报评论员”文章《增强战斗性、坚持真实性、维护严肃性》。长治的新闻媒体被动员起来了。《长治日报》、《上党晚报》办了“了望哨”、“啄木鸟”、“回音壁”，市电视台和有线台办了“社会大视点”、“记者发现”，市电台办了“社会扫描”、“热点关注”。电台还办了“行风热线”，让31个市直职能部门的领导干部轮流被邀请到直播室，就一些热点难点问题和群众对话，并将对话情况在《上党晚报》公布。有统计说，仅2002年1—6月，就有580多位听众把电话打进直播室，反映问题656个，解决落实480件。两年多来，长治各级新闻媒体播发批评报道近2000篇，批评大小干部1000多人次，160余名干部丢了乌纱帽。“我们在报纸上挨了批，在报纸上公开检查，不仅没有影响威信，反而赢得了群众的理解”200
1年3月31日，市教育局长范长喜刚上任教育局长的第二天，吕日周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这天的《长治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吕日周就《上党晚报》3月29日的一篇报道给副市长秦来英的批示：“秦来英副市长，贯彻西沟会议精神，没听说教育蹲点，你要带头、带动、带领！那就由你立即带上教委全部人马进驻壶关县店上镇山后河村蹲点‘三深’7天，6点起床讲‘三个代表’的党课。查明此村发生此种严重问题的根源何在？责任人是谁？市政府如何采取果断措施，在全市范围内解决此类严重问题？教育系统又是如何贯彻西沟会议精神的？山后河村‘长期没有合格教师，27名学生流失20名’的严重问题，我却看不到任何一级党组织和政府的报告，可见‘三深’差距有多么大！我感谢《啄木鸟》李慧良同志的文章，否则，这20名农民的后代可能成为文盲和科盲。工作要扎实，要落实。我们不是经常开教育工作会吗？可在山后河村，这一切等于0,‘春风不度玉门关’变成了‘落实不到山后河村’了！”“书记公开批评市长”成了当地爆炸性新闻。范长喜上午正在看望教育界的老干部老教师，突然接到市委办公厅的通知：“吕书记有批示，必须马上下乡。”他赶紧找报纸看，一看“吃了一惊”，“还有点逆反心理，第一，在报纸上公开批评管教育的副市长是不是有点过了；第二，书记是不是管得也有点太具体了；第三，就这么一点问题，蹲点7天，时间是不是太长了”。下午两点准时出发，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一辆大轿子车40多人，副市长加上教育局领导干部、工作人员，工作组浩浩荡荡开进了山后河村。山后河村是个贫困的小山村，65户人家，长期没有党支部书记，村长是个恶霸，男老师来了没有工资，女老师来了，村长骚扰呆不住。最频繁的时候，一个星期换一个老师。1998年开始，群众反映情况，无人过问，进而发生村民拒交公粮事件。山后河村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学生流失辍学问题，而是综合治理问题。第二天，吕日周也跟着进了村。范长喜在山后河村，观念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他意识到，长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教育发展机遇。他回来后，立即布置下发了1.5万份问卷，调查全市基础教育情况，收集梳理了诸如教师短缺、教育质量差、民办转公办、危房改造等14大类300多个问题，逐一解决。其中解决了4000名穷孩子上学问题。2001年各级政府各种渠道筹措资金1.4亿元，大干100多天，对全市837所中小学危房进行了新建和修缮。教育部2002年3月在长治召开了“全国中小学危房改造现场会”。副市长秦来英则在《长治日报》发表了蹲点山后河村的体
会文章。范长喜说：“吕书记这个人，心里装着老百姓，工作非常实，谁不落实就收拾谁，跟过去官场作风不一样，较真儿叫得厉害。以往教育工作找领导汇报得排队，现在是三天两头给我批示，嫌我们力度不够，催着干。我是经常挨批评，但是吃了批评心里愉快，因为事情都办成了。”“被公开批评的领导干部威信会不会受影响？”我问沁县县长魏书校。沁县“村村通公路”的工作倒数第一，被领导和报纸批得稀里哗啦，他和县委书记2002年8月8日刚刚在《长治日报》头版并排登了“检查”。“怎么会影响威信？干不好工作才会影响威信呢。我们在报纸上挨了批，在报纸上公开检查，不仅没有影响威信，反而赢得了群众的理解，推动工作顺利多了。”吕日周对我说：“新闻舆论监督是手段，不是目的，关键是要解决问题，发展经济。新闻舆论监督发挥了先导作用，还必须制度化。今年1月，长治市委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实施‘五大监督’的意见（试行）》，实行‘五大监督（党政监督、人大监督、政协和民主党派监督、新闻监督、群众监督）’制度性联动。最近，我们还准备就新闻舆论监督进行地方人大立法。”这说明，长治的新闻舆论监督正在由吕日周“人治”向制度化转变。“长治的变化，是人心的变化”长治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指标之一，上访信件、人次大幅度减少，2001年市、县信访部门接待总量12702人（件）次，比2000年下降44.73％；2002年截止7月，5717人（件）次，比去年同期下降38.52％；去年下半年至今，一年多的时间里，长治没有发生一起赴省城和北京的上访案件。指标之二，长治在2000年、2001年连续两年实现经济的大幅度增长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GDP增长11.2％，财政总收入增长15.04％。对于长治两年多的变化，市计委主任李照汉有更深入一层的解读。他说：“长治的变化，是人心的变化。”“三带”，“三深”，“五步曲工作法”，“变上访为下访”，及时处理历史和现实的遗留问题，缓解社会危机；“拆墙透绿”，把市委市政府大院变成24小时开放的公园，建立亲民形象；开辟多种对话渠道，反映群众的疾苦、愿望和呼声……吕日周就是想改变官心、民心。他急，一急便容易失分寸。比如“黄马甲事件”，市民如果在长治大街上有随地吐痰、乱扔赃物废物，就穿黄马甲，黄马甲背后写着“不文明行为人”，惩罚严重过当，虽然实施不久便取消，亦引起社会的广泛争议。这是小争议，还有大争议。比如，他经常骑自行车到农村、工厂、学校下基层，有人说他是“做秀”。他的回答很简单：“谁不知道小
车坐着舒服？谁不知道坐车有效率？谁都不是傻瓜。我是被下面骗怕了。我一个人来到长治，要想打开局面，必须了解到一手情况，必须到第一线解决问题。骑自行车，轻车简装，想在哪儿停就在哪儿停，想在哪儿看就在哪儿看。谁也别想蒙我。”他不在乎，继续接着骑。有人批评他“以党代政”，“管事太具体“。他的回答是：“具体事情就是要人管。别看具体事，具体事往往就是大事。只要是长治的事情，我作为市委书记有责任有义务管。”今年9月23日从太原开会回长治，已经凌晨1点，他在街上两次给110打电话，测试110的反应速度；然后接着查银行和市公安局值班室值班情况，一直查到凌晨3点。他有一个“笤帚理论”。他说：“一个人干事，肯定会暴露缺点，一个人不干事，可能一点缺点也没有。打个比方：笤帚不扫地，自己肯定干干净净；要去扫地，地被扫干净的同时，自己身上也沾满了灰尘。”吕日周今年57岁，明年年初换届到站。我在长治采访，不管是什么动机，几乎被采访的官员都有一个担忧：“吕日周走了怎么办？”吕日周本人也有类似担忧，长治的许多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长治是否能“长治久安”，仍然是未知数。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在山西原平县当县委书记的时候，要求机关干部带头起早扫雪，一直坚持。他记得很清楚，1989年1月5日，他离开原平县赴朔州上任的那一天，天降大雪却没人出来扫雪，结果县城18个人摔断了胳膊腿，其中有副县长王芷芳。这个故事似乎包含着一种令人伤感的隐喻。不过，也有比较乐观的估计，说，即使吕日周离开长治，吕日周的某些个人风格肯定会带走，但是吕日周开创的受到群众欢迎的社会风气和制度带不走，长治已经开始变化的人心带不走。不管怎么样，吕日周在长治，做了并正在做人民欢迎的事情。
吕日周在长治（上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