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月1日，施行48年之久的《农业税条例》正式废止，与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农民每年减负总额将超过1200亿元，人均减负140元。为了保证乡镇机构在免征农业税后正常运转，2005年中央财政为此安排转移支付662亿元，用于补助地方财政。2006年起每年将安排转移支付782亿元。这一德政之举，赢得国内外各界人士一片赞赏，九亿农民更是欢欣鼓舞。如果我们能够用更加深邃的目光来解读全面取消农业税这一里程碑式的改革，你就会发现中国政府高瞻远瞩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战略。全面取消农业税，不仅仅在于减轻了农村负担，更为重大的意义在于催生一个崭新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村生产经营模式。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一、中国农村生产经营模式沿革
中国历史上的革命或改革，都是以土地制度变革为线索进行的。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农村经营体制共发生了四次重大的变革。
新中国建立后，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成为当时一切工作的中心。作为一个农民当家作主的农业国，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成为改变当时衰落的农业的国策。中国政府用了三年时间完成了土地改革，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获得了自己的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整个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粮食产量1952年比1949年增长40％，超过了解放前最高产量年份的18％。这一成就源于土地所有者与劳动者关系的根本性改变，使劳动者焕出空前的劳动激情。
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了农业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探索，以《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和《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为契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到1955年3月，全国基本上实现了初级农业合作化，解放了的生产力在中国农村广袤的土地上信马游缰，农村经济一派欣欣向荣。但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鼓舞下，到1955年末短短的9个月时间，高级社已经成为中国农村普遍实行的制度。尽管由于建立高级社操之过急所遗留的弊端很快就显露出来，但并不因此而影响“一五”的辉煌成就。
“一五”的成就直接促成了“大跃进”运动的兴起。人民公社体制成为大跃进运动的直接成果。这一超越了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及“左”的思想的影响，使农业发展遭受了严重的挫折，接下来的“十年动乱”，使中国农业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成果是人们开始尊重规律，按规律办事。由此而产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降低了生产关系的级次，但确实适应了当时极其落后的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这一激励机制和原有的国家农业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存量相结合，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人们终于从徘徊和迷茫中找到了农村的发展方向。但迅速发展的农村生产力却极快地反作用于这一“小农经济”经营管理体制，使联产承包责任制在5-10年内体制能量释放殆尽，尽管我们采取了诸多的措施在不断地挖掘这一体制的潜力，但市场经济的全方位的冲击，使人们再一次站到了农业经济发展的十字路口。
二、农民收入的绝对相对增长
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口袋里有了钱。1985年农业附加值较1978年增长55％，农村人均收入增长了1.7倍。但农民收入的绝对增加趋势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潜力的释放在不断趋缓。一家一户经营成本的增加、随人口增加人均土地份额的减少、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各种收费摊派的增加等等，致使一个时期农民收入增长呈现徘徊状态，农村、农业、农民的问题再次成为经济界关注的焦点。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已处于起飞的前夜，若完成起飞、成熟阶段，必须处理好经济协调发展及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关系。中国有九亿农民，若农村的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二元经济结构状况不能得到根本的改变，中国的现代化就难以成立。中国的决策者在通盘考虑经济发展战略过程中，把农村问题的解决放在中国现代化建设重要位置上。以解决农民收入增
长徘徊不前的问题作为推进农村生产经营模式变革的突破口，2000年开始了农村税费改革，直到今天全面免征农业税。尽管这一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经济发展问题，但对于缓解农民收入增长困难、减轻农业发展成本、为农业现代化建立作包括体制上、分配关系上及政策上的准备等等，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在现有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下，农民直接增收的空间已经不大，政府只能通过以减少农民负担的方式间接地增加农民的收入。若想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解决农民增收缓慢的问题，从而推动中国农村经济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必须变革现有的生产关系，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三、全面取消农业税，将催生农业新的生产经营模式
全面取消农业税，意味着旧有的以农业税为主体税种的农业生产经济管理模式中纳税主体与客体关系的根本性调整，以土地为生产母体的直接税收征缴关系在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消失，新的客税关系正处于建立之中。正如金人庆部长所言，“取消农业税，只是取消专门对从事农业生产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主要是农民）征收的税种，不能把全面取消农业税简单地理解为从此农民不缴税了，根据宪法及有关税收实体法的规定，农民作为公民在生产生活中与城镇居民一样具有依法纳税的义务。”这段话一是讲每个公民包括农民都有纳税义务，二是讲在新的农业生产经济模式出现后，将依据新模式的形态承担相对应的纳税义务。
尽管联产承包责任制依然是农村的基本生产经营模式，但在广大农村的田野上一刻也没有停止对未来发展道路的探索。苏南模式、广东模式、泉州模式、山东模式以及近年来所诞生的农村综合服务化体系等等，就这样在探索中产生的，以其不同的特点与活力，经受着市场经济的洗涤和冲刷。尽管他们的模式不同，但其共同的特点，都是以公司制的形态出现的。这既是相对高的生产力对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变革要求，也是农村市场经济发育的必然结果。我们可以毫无怀疑地说，以公司制的形式经营我国农村经济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稳定是相对的，变革是永恒的。以公司制代替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是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简单的否定，而是一种继承和扬弃。联产承包责任制无论是对中国经济体制总体改革揭幕和推动，还是对我国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其意义都是历史性的。但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及其迅猛发展，国家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城市企业向农村市场的进入，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等等，这一切都促进了农村市场主体的实体化的形成及由分散向集中转换，并对其赋予了新的含义和利益目标的追求。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创新是各类市场主体面临各种外部条件变化带来的获利机会而不断改进、创新制度安排以获取潜在收入的过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转换就是在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实现的。
从实证经济分析，新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并非是一刀切式的统一“公司制”，而是以较多的“公司制”形式出现为主要特征。生产经营模式的选择应该与本地的自然与经济特点相结合，应该与市场要素发育程度相结合，也要充分考虑地理区位优势。无论生产经营模式如何变迁，其目的性都是更好的发展农业、农村经济，粮食生产及耕地保护都是模式转换过程中重中之重需要加强的要素。在新的生产经营模式下，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三角洲等粮食主产区，应该在土地相对集中的条件下，走机械化生产的道路；山东半岛还是要以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为主；江浙、广东、福建等地区要继续搞好乡镇企业的发展；西南地区应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要与国土整治战略相结合。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它是通过体制的直接变迁和政策促动来实现的，这一战略巨大成功在于体制创新与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的结合。当我们惊喜的发现中国文化的兼容并蓄及中国人对市场经济无以伦比的深刻理解时，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已经和正在创造着历史。如果说城市改革的成功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基础的话，那么新的农村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