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士族门阀政治
一、东汉魏晋的士族发展
1、士族的概念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士族门阀阶级，他们几百年既垄断政治权利又垄断文化，构成了此期历史的突出现象。本讲把士族门阀阶级的兴起、特征及没落作为主题，同时也要了解皇权、贵族、官僚之间的关系。
周代的政治形态是贵族政治，现代社会是一个流动化的社会，社会制度比传统社会自由传统得多，因此我们对贵族政治比较陌生。传统社会，身份和财富政治地位不一定有直接关系，但确实存在这样一种高贵的身份。周代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生活方式有着明显的差别，等级之间的凝滞性相当之强。周代各个阶级之间礼制和婚姻上的不平等。如婚姻上，勾践向吴求降：请勾践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比如饮食上，“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为国君者华之，巾以綌；为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龁之。”这种情况到了秦汉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秦汉社会具有更大的流动性，尽管地位高低、权力大小和贫富的差距依然非常悬殊，但是身份的流动性非常大。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进入士族门阀政治，官僚开始出现贵族化，我们固可以认为这是历史的倒转，或者说贵族政治的回潮，这是历史早期或者中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现象。唐宋明清，官僚政治在此复兴。贵族政治世卿世禄，官僚政治是选贤任能的，科举制采用考试的办法使得社会重新获得了流动性，给普通知识分子提供上升的渠道。科举制繁荣起来的时候，门阀政治衰落了。
清代郭某赠官僚蒋心余一副对联以阿谀拍马：一代翰林风月手，六朝兰锜谢王家。兰锜是兵器架，是高官才配享受的一种摆设。六朝有若干大士族，最著名的就是王谢，这两家不光世代冠冕而且文采风流几百年不衰，号称七代人人有集，直到六朝后，王谢这样的大家族仍然为后人所向往。学者毛汉光收集了中古士族称谓，他发现在这个时期，这些词大量出现在典籍之中：高门、门户、门地、门第、门望、膏腴、高粱、甲族、华侪、贵游、势族、势家、贵势、世家、世胄、门胄、世族、门阀、阀阅、名族、士流、冠冕、高门大族等。这样的词语被大量使用，恰好反映这是一个士族门阀的时代，士族门阀就是贵族化了的官僚。
2、东汉士族的发展
士族门阀是如何形成的呢？首先他们来自东汉士族的继续发展。中国士阶层经历了如下的发展，先秦表现为士人，两汉的主体为儒生，到了东汉末年出现名士，社会上出现了实力雄厚，人数众多，影响深远的名士阶层，魏晋以下这个阶层开始家族化，发展成为中古士族。其次，社会文教的破坏造成了学在家族。战乱使汉代遍及各方的私学毁于战火，只有少数家族才保存了文化。这样，王朝从这些少数保存文化的家族中来选官也是可以想象的。第三，政治动荡导致统治集团封闭化。政治险恶风雨飘摇的时候，他会尽量从心腹爪牙的家族中选官，这是政治动荡时的制度退行性现象。第四，汉魏政权交替出现禅让式的王朝更迭，促成了权势只在若干特定的家族中传承。
学界在如何解释魏晋南北朝历史有不同看法，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名家有四大名旦之说，就是何兹全先生、王仲荦先生、唐长孺先生和周一良先生。周先生没有参与历史分期的讨论，但何、王、唐三人都持魏晋封建论，他们认为汉代依然是奴隶社会，魏晋南北朝才进入封建社会。魏晋封建说就突出了魏晋时代的特殊性。王、唐是马克思主义学者，都从经济关系上来
解释，他们认为世家大族占有大量土地和不完全占有土地的耕作者依附农民——部曲佃客。国人熟悉的是战国封建论，学界不赞同者大有人在，郭沫若先生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学派。在此之前，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对中国社会做出一个分期学说。内藤湖南和他的后继者所形成的京都学派以三段论给中国历史分期。一直到东汉以前，中国社会都属于古代社会，自从魏晋以下，中国社会进入六朝贵族制，这就是“六朝贵族论”。在唐宋之间，贵族衰落，君主独裁开始强化，中国开始走向近代，日语中称为近世，但是中国并没有过渡到近代工业社会，仍然停留在专制主义时代。由于内藤湖南在20实际初提出了此理论，这是最早用现代眼光来观察中国古代史的分期说。内藤湖南的分期说在国际学界影响非常之大。内藤湖南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阐释了三分法。古川道雄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古川道雄是京都学派至今在世的以为泰斗式的人物，他也采用内藤的三分法，他提出豪族共同体和非封建的中世，把这一时期作为一个特殊时期。
秦汉间中国历史发生巨大转型，是一个断裂时期，中国社会一度非常平民化，出现了布衣将相之局，但在此之后，新一轮世家因素的积累，在朝廷上社会上逐渐推进。秦汉虽然选贤任能，但也保障官僚特权，如二千石的官僚子弟有优先做郎官的特权，这样造成了官僚家族世代延绵的可能性。在乡里的豪强世家，他们拥有大田庄、大宗族和大量依附民，这样的豪强地主在东汉不断发展，其子弟也在本地任官。此外在文化界，先秦学术传承主要不以家族为单位，西汉亦如此，但东汉出现了经学世家的现象。东汉后期更出现了一些名士家族，比如荀淑有子八人，“并有名称，时人谓之八龙”。概括地说，士族门阀就是东汉的三种世家，即官僚家族、豪强家族和士人家族的三位一体。乡里豪族由于拥有经济实力，就可以让子弟读书，由于修习经书拥有了文化，就进入士林通过明经做官的道路成为官僚，政治权力又会加强他们在乡里的权势。这样的家族在东汉后期就非常明显，累世传经，累世三公，著名的有弘农杨氏和汝南袁氏。弘农杨氏世传《欧阳尚书》，号称四世三公，杨氏家族在东汉后期声望非常之高。汝南袁氏世传《孟氏易》，四世六公，门生故吏遍天下，袁绍就出自这个家族。
3、魏晋士族权势的确立
魏晋之间，由于统治集团的封闭化，魏晋两朝政治权势一脉相承，曹魏创业集团的骨干依然是司马氏的骨干，世家化的倾向非常明显。官僚冠冕不绝，家世延绵的情况陡然格外突出。禅让形式的政权转移有利于世家的形成，有一篇专门论文收录于《乐师与史官》，文中指出魏晋易代用“禅让”，未经战火充分洗礼，未能彻底扫除前朝政府而另起炉灶。西晋统治集团成员依然是曹魏那批高官显贵机器子弟，他们所积累的腐化、老化、贵族化的因素，几乎原封不动带入了西晋朝廷。王朝对它们无法绳之以法，只能优容甚至纵容，以换取支持。西晋刘颂曾言：“陛下践阼，其所服乘皆现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难正，故曰时遇叔世。当次之秋，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纲之会也。然陛下犹以用才因宜，法宽有由，积之在素，异于汉魏之先；三祖崛起易朝之为，未可一旦直绳御下，诚时宜也。”在士族门阀世家化的进程中，皇权明显旁落，这是一个显著的特征。
官僚发生贵族化，皇权明显的衰落，皇帝由此有意扶植自己的皇族子弟。秦尺土不封，汉初分封但武帝削藩，真正的专制帝王是用专制法制来统治帝国，而不是用皇族宗族来维系政权。而西晋时期出现了宗王政治，司马氏皇权大力扶植皇族子弟，这是一种退行性的政治现象。八王之乱既是其严重后果，魏削宗室而权臣篡，晋封同姓而骨肉残。唐长孺先生：在贵族政权之下，皇室作为第一家族凌驾于其他家族之上，皇帝作为第一家族的代表君临天下，其家族成员有资格也有必要取得更大权势以保持其优越地位。
二、东晋门阀政治
曹魏和西晋时期，士族门阀开始兴起，到了东晋，士族门阀达到了顶点，出现了大门阀与皇帝共天下的局面。
1、王与马共天下
五胡乱华造成了西晋的瓦解，并非晋武帝直系的司马睿，于永嘉元年（公元307年）移镇建邺，以镇东大将军都督扬江湘交广五州军务，成为江左最高军政长官，由此承担了一个历史任务：开创江左五朝之局，维系不绝如缕的中华种族文化。晋元帝司马睿是旁支，因此声望有限，在洛阳沦陷后，他和一批从北方南来的士大夫共同经营江东政权，因此他必须给这批士大夫以重大的政治优惠，这样就又给了士族门阀政治以又一个充分发展的动力。
司马睿拜琅琊王时，诸参军拜奉车都尉，掾属驸马都尉。辟掾属百余人，时人谓之“百六掾”。“百六掾”后来就构成了江左五朝士族的基本阵容。在司马睿即位登基时，百官陪列，命导升御床共坐。导固辞，至于三四，曰“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古人有言“名器不可假人”，一个皇帝怎么可能屈尊拉大臣（王导）一起坐御座，而且实在他的即位称帝之礼上呢？晋元帝此举缘由，史实所载：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第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琅琊王氏和司马氏共同治理天下，王敦掌兵，王导主政，两人构成江左政权的政治和军事支柱，司马睿不得不对琅琊王氏示好。成帝幼冲，见导，每拜。又尝与导书手诏，则云“惶恐言”，中书作诏则曰“敬问”，于是以为定制。王导死时，葬礼采用天子之礼。
田余庆先生的名著《东晋门阀政治》从解释王与马共天下开始[西晋八王之乱时：东海王司马越与琅琊王衍的结合；永嘉南渡之后：琅琊王司马睿与琅琊王导的结合]，提出门阀政治的概念。魏晋士族发展是内因，五胡的冲击造成洛阳的崩溃是外因。晋元帝开启东晋，微弱的皇权只能依靠门阀的支持，进入门阀政治时代，皇权与门阀共治。
对于王导的历史作用，学者有不同的评价。清代学者王鸣盛：《王导传》一篇凡六千余字，殊多溢美，要之看似煌煌一代名臣，其实并无一事，徒有门阀显荣，子孙官秩而已。所谓翼戴中兴、称“江左夷吾”者，吾不知其何在也！陈寅恪的《述东晋王导之功业》：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同意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历来对王导的评价，以此为最高。
2、吴姓士族与流民武装
王导的政治经营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在东晋政权中，有两大群门阀士族，从北方流亡到南方的士族叫侨姓士族，在东晋政权中是骨干和中坚；但江东本土也有包括东吴亡国之余的士族[亦称吴姓士族]拥有雄厚的乡里基础。如义兴周氏曾有三定江南之功。西晋末年江东有三次大动乱，都赖周玘以乡里及吴姓士族势力配合平定。因此对于司马睿和北来侨姓士族于江东建立政权，历史上曾有记载：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会三月上巳，帝亲观褉，乘肩轝，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导因进计曰：“……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帝乃使导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之后王导为了笼络江东士族，还有许多举措，例如王导原是北来之人，操中原话，后来经常说江东吴语，以表笼络尊敬江东士族。
除了江东士族和侨姓士族之外，东晋政权的稳定还有赖于第三种势力，即流民武装。当时在五胡的铁蹄之下南逃的民众形成了若干流民武装。东晋政权对于流民武装及流民帅的态度与对江东士族的态度不同，一般不许他们过江，让他们停留在江北。如果流民武装过江，也只能在京口一带居住，这样一批人就构成了江东政权的军事屏障。这些流民武装的特点就是非常强悍善战，但是他们和士大夫是两种人。后号称百战百胜的北府兵就是由流民武装所组成的。[西晋以广陵在洛阳以东，故设东中郎将镇守。东晋元帝以琅琊王舒为北中郎将镇广陵，因广陵在建康以北，故以“北”为号，称“北府”。晋成帝苏峻之乱，郗鉴以广陵之众渡江平叛，北府迁至京口，成为下游重镇。北府统帅非侨姓门阀不能染指。]
3、东晋门阀政治
田余庆先生特别考察了流民帅、北府兵和东晋朝的政治关系，以及考察了吴姓士族和侨姓士族之后，对东晋政治的特点做了概括：
第一、皇帝垂拱：朝劝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
第二、门阀当权
侨姓士族：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
吴姓士族：吴郡朱、张、顾、陆
第三、流民御边：利用流民武装捍卫江淮
“门阀政治”指“门阀与皇权的共治”，是相对于皇权政治而言的，只存在于东晋一朝。“士族政治”指门阀的政治社会特权，是相对于官僚政治而言的，存在于整个魏晋南北朝。
官僚的贵族化使得君主予取予夺的空间被压缩，而秦代刀笔吏的工具化官僚使得皇权空前铁腕有力。门阀与皇权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皇帝利用官僚打击贵族。如商鞅变法时，扶植刀笔吏打击贵族，没有军功的贵族剥夺特权。因此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特曾经概括专制主义集权主义的发展：专制集权主义的发展必定发端于一个君主的集权要求，而这个君主必定要用新兴势力来打击传统贵族。同时贵族化的官僚削弱皇权。
贵族是专制主义的对立物，这一点从世界范围内也得到印证。梁启超：贵族政治虽平民政治之蟊贼，然亦君主专制之悍敌也。试征诸西史，国民议会之制度殆无不由贵族起；培根：一个完全没有贵族的君主国，总是一个纯粹而极端的专制国，土耳其是也。因为贵族是调剂君权的，贵族把人民底眼光引开，使其多少离开皇室；中国周代存在着世卿世禄制，所以周代的君主并不是专制君主，他并不能完全节制星罗棋布的诸侯国；孟德斯鸠：在没有贵族的君主国，君主将成为暴君。
三、中古门阀制度
宦和婚是士族研究最经典的两大课题，田余庆先生从皇权和门阀角度研究东晋历史被认为突破了传统模式。
1、士族的任官特权
魏晋南北朝士族门阀获得了家族选官特权，其支柱之一就是九品官人法。九品中正制是曹魏所创，中正由朝官兼任，负责品评士人，依才德而定为九品，作为吏部的任命根据。按士人表现变化，品有升降。中正共分九品，从上上、上中一直织下中、下下，而中正品和官品的关系，据日本旭这宫崎市定研究，中正品和起家官品大致上相差四品。如被中正评为上上即一品之人，便起家官品为五品，如被中正评为六品，宫崎市定认为就只好做流外官了。就制度本身看，并没有对士族门阀的优待，因为定品的根据是才德，但任何制度都是在一个特定背景和环境之下运作的。九品中正制是在一个门阀社会中运作的，中正实际都是大士族来担任，他们评定的标准就是父祖的权势以及门第的高贵，于是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的评语。士族家的子弟，一般都评在二品以上。据多数学者认为，一品是虚悬不用的，一般不轻易给人，东晋南朝时期，士人子弟一般评为二品，而寒人子弟被评为三品，二品三品之间是一道身份的鸿沟。
当时的门阀士族号称平流进取，坐致公卿。南朝沈约回顾战国秦汉魏晋南朝的历史：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
南朝的王僧达是王导的五世孙：自负才地，三年间便望宰相。世家大族在魏晋南北朝深厚的民族危机情况下维系这中华文化，周代学在官府，春秋末年到战国两汉学下民间，魏晋南北朝则是学在家族。王僧达之孙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
为了给士族门阀提供政治优惠，朝廷特别设置了一些官职供士族门阀起家。故南朝特别重视起家官，起家官代表了一个人的身份高贵与否。这样的官职中有代表性的就是秘书郎和著作郎。秘书郎有四员，宋齐以来，为甲族起家之选，待次入补，其居职例数十日便迁任。著作郎亦差不多，秘书郎官位比著作郎稍高一些。江左多任贵游年少，而梁代尤甚。当时谚言：上车不落[一解不下车，一解上车不跌跟头]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著作郎和秘书郎的任选只看门第不看才能，秘书郎看似是需要高度写作才能的官职，其实只要会一些日常问候语即可担任。
2、士族的门第婚
婚姻是衡量社会流动和社会等级的尺度。女嫁高门，门当户对是一般社会婚姻的基本倾向。从婚姻的择偶标准及相关现象能折射出当时社会的特点。如谈及西汉社会的平民化，游侠商人在社会上非常活跃，当时人不重门第。皇帝娶皇后也不重门第，武帝后卫子夫，成帝后赵飞燕，都出身歌女，地位低微，但皇帝并不介怀。东汉便不同，春秋之义，娶先大国，按照古礼，从诸侯功臣之家选取皇后。魏晋南北朝时期，门第婚成了这个社会的一个侧面。士族讲究门当户对，实行士族的内婚。
侨姓士族联姻：琅琊王导孙望珣，娶陈郡谢万女；琅琊王珣弟王珉，娶陈郡谢安女；琅琊王僧达，娶陈郡谢景仁女。凡是这样的婚姻，时人看来，都是金童玉女，社会瞩目的婚姻。侨姓士族高于吴姓士族，因此吴姓士族朱张顾陆虞魏孔谢独立构成了又一个内婚群体：吴郡张融妹，嫁会稽孔稚珪；吴郡陆慧晓，娶吴郡张岱女；吴郡陆叡，娶同郡张畅女。
[南朝]风闻东海王源，嫁女与富阳满氏。源虽人品庸陋，胄实参华……窃寻（满）璋之姓族，士庶莫辨……王满联姻，实骇物听！——沈约这一例反应了门第婚是当时的风气。
东床快婿的故事背景也是门第婚，即琅琊王氏和高平郗氏两大士族联姻。
梁朝末年北来降将侯景在南朝作乱，对三吴大加摧残。他之所以下辣手的原因之一与门第婚有关。侯景上表求降时，曾经请娶于王谢，可是梁武帝的门第观念很重，认为鲜卑降将不配
娶王谢，武帝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一下访之。”侯景恚曰：“会将吴儿女以配奴！”
3、标榜郡望
中古士族制度还留下标榜郡望的风习。“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唐柳芳《氏族论》]由于隋唐源于北朝，很多北方的士族到了隋唐时，仍然能够在政治上产生影响。唐代名人中崔卢李郑特别多，《西厢记》的女主角姓崔，崔姓中有两家特别崇高，一家是清河崔氏，一家是博陵崔氏，一段时间内清河崔高于博陵崔。《西厢记》传奇中崔莺莺家应是博陵崔。关中郡姓到了隋唐政治地位十分重要，比如城南韦杜，去天尺五。
受汉族士族制度影响，鲜卑也形成若干士族，当时成为虏姓。
4、谱学的发达
在士族社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谱学特别发达，最著名的是贾氏谱学。
晋孝武帝时，贾弼之“大搜群族”，成《十八州士族谱》712卷，其子贾匪之、孙贾希镜“世传谱学”。
南齐王俭，增广贾书为《百家谱》。
梁武帝命王僧孺修订，成《十八州谱》710卷，东南诸族别为一部，名《东南谱集抄》。可见吴姓士族是低于侨姓士族。
柳芳《氏族论》对谱学为何如此发达做出很好的阐释：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贾氏、王氏谱学出焉。由是有谱局，令史职皆具。士族有不同房支，为了弄清楚他们的家系，根据门第高下来任官，如琅琊王氏有乌衣巷王氏和马粪巷王氏，一段时间内马粪诸王比乌衣诸王高。一个家族的家谱成为选官依据。
魏晋南北朝重郡望的习气一直影响到唐，以致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中写到：唐人好称族望，如王则太原，郑则荥阳，李则陇西、赞皇，杜则京兆，梁则安定，张则河东、清河，崔则博陵之类。虽传志之文亦然。迄今考之，竟不知为何郡县人，殊可恨！
杜甫，祖籍襄阳，生于河南巩县，因曾住长安杜陵（少陵），其十三世祖为杜预，京兆杜陵杜氏乃中古名族，故自称有“杜陵野老”，也有标榜郡望的意思。韩语，河南河阳人（今孟州），焦作孟州市西有韩园，是韩愈故里和寝陵。韩愈自称“韩昌黎”，因为昌黎是韩氏的郡望。苏东坡曾嘲陈慥：“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陈氏惧内，其妻子即为河东柳氏。
5、士庶之辨
古代士族社会与庶人社会是截然两分的，世代官胄，家族联姻，和社会下层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南朝时，士族经常凌辱寒人，并且宣称“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寒人即使通过个人的努力，赢得了君主的信任，掌握了权力，但由于身份依然低下，仍然被士族所蔑视。
中书舍人纪僧真深受梁武帝信任，并得与荀家联姻，一日向梁武帝乞作士大夫[特指士族]。齐武帝曰：“由江敩，谢瀹，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纪僧真承旨诣敩，登榻坐定，敩便
命左右曰：“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在魏晋南北朝，士族的高贵门第是由传统形成的，不是皇帝个人所能改变的。
路琼之，太后兄路庆之孙。尝盛车服诣王僧达。僧达了与不语，谓曰：“身昔门下驺人路庆之者，是君何亲？”遂焚琼之所坐床。太后怒，泣涕于帝。宋孝武帝曰：“琼之年少，无事诣王僧达门，见辱乃其宜耳。僧达贵公子，岂可以此加罪乎？”在士族社会里，哪怕是皇亲国戚也会受到士大夫的蔑视。
四、南朝皇权的重振
南朝皇权力量逐渐上升，相对应士族的地位逐渐下降。欧洲曾经出现长期的真正的贵族，在那个时期，君主就是一个大贵族，和其他公侯伯子男地位相差不大。正是因为欧洲贵族势力比较强大，因此在近现代之交君主、贵族、教会以及新兴的资产阶级势力相对均衡，由此议会制度民主制度产生。在中国，尽管魏晋南北朝出现了贵族化的时代，但是最终专制主义重新崛起压倒了贵族。
1、刘裕与北府兵
刘裕利用北府兵夺取了皇权，说明在文化士族之中出不了皇帝，中国的皇帝有一个军事的来源，必然是马上得天下的。刘裕凭借显赫的武功，当仁不让地做了皇帝，后人评价：“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刘裕的北伐事业在此之前恐怕时候曹操能比。一个依靠军事力量的皇帝，所带来的必然是皇权的复兴。加之刘裕所依赖的是以流民武装为基础的北府兵，所以田余庆先生：东晋一朝大事，几乎都与流民群有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而刘裕的成功终归又是靠京口流民的力量。军人将领与流民武装相结合，滋生出了新的皇权。《宋书》追溯从晋到宋的政治变迁：“宋祖受命，义越前模。晋自社庙南迁，禄去王室，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高祖地非桓、文，众无一旅，曾不浃旬，夷凶翦暴，祀晋配天，不失旧物，诛内清外，功格区宇！”同时“孝建、泰始[宋孝武帝、宋明帝]，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田余庆先生：次等士族[指刘裕作为军事将领，然不必将其作为士族]的势力业已转化为皇权，中枢和藩镇总是控制在皇室手里，门阀士族任务虽然还可能兴风浪于一时，形成政局的暂时反复，但是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是确定不移地一去不返了。
皇帝通过三个措施实行自我强化，即一武将执兵柄，二寒人掌机要，三皇子镇要藩
2、武将执兵柄
东晋的士族还是相当有活力，既有文化，又能执政，还能掌兵。如王导的从兄弟王敦就是一名武将；如四大家族王庾桓谢的第二家庾氏庾亮等谋划北伐；苻坚率八十万大军企图颠覆东晋政权时，谢家的子弟率领北府兵在淝水一战战胜苻坚。东晋的士族能文能武，但到了南朝，门阀士族由于过于优越的特权以及他们的文化习尚开始衰落，首先开始退出军事领域。在南朝初年，除了谢混在一段时间内军权在握，已经不再看到士族大家执掌兵权，基本上退化成单纯的文人。
赵翼论“江左士族无功臣”：檀道济、朱龄石、沈田子、毛修之、朱修之、刘康祖、到彦之、沈庆之等之于宋，王敬则、张敬儿、陈显达、崔慧景等之于齐，陈伯之、陈庆之、兰钦、曹景宗、张惠绍、昌义之、王琳、杜龛等之于梁，周文育、侯安都、吴明彻底等之于陈，皆御武勘乱，为国家所倚赖。而所谓高门大族者，不过雍容令仆、裙屐相高……
门阀退出军事领域被大大削弱。南朝寒门武将驰骋疆場、捍卫国土，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士族重文轻武的风尚，对武将从政依然是沉重的压抑。还有一些武将家族沾染士族风习，转而习文，反而使家族衰落下去。南朝的武人最终没有形成一个新兴的政治力量，这点与北朝不同。
3、寒人掌机要
南朝皇帝已经有能力从寒人之中选拔若干亲信，把机要之权交给他们。这些寒人所担任的机要之职，大多为中书省的中书通事舍人。宋齐中书省有中书通事舍人四员，各任一省，地居机要，人近天子，官品虽卑，权势颇重。刘宋皇帝，凡遇选授迁转诛赏大处分，上孝帝皆与戴法兴、巢尚之参怀；前废帝即位，道路之言谓：法兴为真天子，帝为赝天子。南齐的茹法亮、吕文度并势倾天下，太尉王俭常谓人曰：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
之所以出现寒人掌机要的原因，赵翼分析如下：其时高门大族，门户已成，令仆三司，可安流平进，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且风流相尚，罕以物务关怀，人主遂不能藉以集事，于是不得不用寒人。人寒则希荣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不觉倚之为心膂。
不仅中国史，甚至世界史范围内，凡是要加强专制集权的皇帝，总是要任用一些低微的寒人来打击传统贵族。
但是寒人掌机要这一特点在南朝仍然有局限性，由于士族门阀依然在社会上居于最高层次，他们对寒人依然能形成压抑。宋代学者叶适就有评价：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不然，则戴法兴与徐爰、阮佃夫辈，皆士大夫之选，岂得尚为恩悻耶？南朝史书把寒人掌机要之人都列入了恩悻传，意思是他们只是凭借皇帝的恩宠才得到政治地位，他们依然被看作是寒人甚至是小人，尚有相当的蔑视，说明南朝的政治依然有它的局限性。
4、皇子镇要藩
皇子镇要藩这一点本来在西晋出现过，又在南朝出现。
南朝皇子以皇子封王，镇守荆、扬、徐、江、雍等要藩，始自刘裕。刘裕下令：“京口要地，去都邑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遗诏诸子次第居之。”田余庆：门阀政治下，微弱的皇权孳生不了那种必须依附于皇权而行专擅的宦官、外戚、宗室，孳生了也难于长期起重要作用。动乱的根源却较易来自士族中的权臣。
皇族和士族二者之间，也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根据陈长琦先生的统计：
皇权重振后即扶植宗室，诸王再度成为政坛主角。这类似西晋，但很不同于东晋门阀政治。宗室相残，说明皇权仍不稳定。宗王政治对于皇权而言，是饮鸩止渴，真正的专制大帝王并不会依靠宗王，而甚至是削藩、打击宗室，他们依靠专制和法制就能够维护自己的统治。
5、南朝与士族的没落
到了陈朝，南朝政治进入了死胡同，士族门阀衰而不僵，其传统权势与文化风尚依然阻碍着政治变革；寒人与武将被文化士族压抑，难以形成新兴政治力量；吴姓士族地位上升，酋帅土豪参与政治角逐，但由于江左政权的正统性在侨姓士族手中掌握，故其政治号召力有限。
历史在北朝走出中古时代，南朝那些显赫一时的大士族到唐朝迅速地衰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