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内法律法规体系与反腐
摘要：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党内逐渐出现了大批的官员腐败现象，对于那些有腐败前兆但还未触及法律底线的现象来讲，为保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因此，党内法律法规体系的出现便具有很强的必要性了。在此，本文将从腐败的渊源及党内法律法规体系的基本概念到这些法规的作用及一系列影响来阐明党内法律法规体系的必要性所在。
关键词：“党内法律法规”“腐败”“必要性”“联系”。
党内法规是党的中央组织以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党内规章制度的总称。党章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是制定其他党内法规的基础和依据。
（一）腐败的原因及形式：
首先，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经济发展的同时，我国的党内腐败问题也逐渐变得令人不敢小觑。腐败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不断积聚和丰富的产物，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封建残余意识及陋习是滋生腐败的历史渊源。虽然新中国建立已半个多世纪，但封建社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己动机仍侵蚀着人们的思想，金钱至上、权力至上的思想残余仍
在党内和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以致有些党员干部因迷信金钱万能和权能通神而陷入腐败之中。西方社会腐朽的生活方式也是诱发腐败的重要因素。实行改革开放，借鉴和利用世界先进的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资本主义腐朽的思想也会通过各种渠道趁机钻进来，使一些分不清什么是人类文明进步健康的生活方式，什么是腐朽没落低级趣味生活方式的党员干部陷入腐败之中。
腐败自古以来就是各朝各代的一个大问题，各种腐败形式层出不穷，对现在的中国而言，党内的腐败现象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1）经济腐败：经济腐败，就是一部分掌握公共权利的官员大搞权力寻租，将权力作为谋取个人私利的有效手段。它是一种最为普遍的腐败形式，表现最为直接和赤裸，过程也极其简单。腐败分子将自己掌握的权力这种稀有资源转化为个人利益。主要表现为贪污和受贿。
（2）组织腐败：组织腐败就是在干部任免过程中不遵守法定程序和制度，破坏了干部任免秩序。任人唯亲，把金钱和关系作为考察干部的唯一指标，形成利益集团，官官相护，严重的违反了国家、党的组织路线，组织原则和组织方针。
（3）作风腐败：作风腐败主要表现在工作生活过程中，无视党的最基本的纪律、党的方针政策；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之风盛行；不坚持实事求是的路线，专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欺上瞒下，无视党的形象、无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尽管根据腐败的方式的不同将腐败划分为经济腐败、组织腐败和作风腐败但是大部分腐败，集经济、组织、作风等腐败于一身，经济上贪污受贿、组织上买官卖官、作风上奢侈糜烂。这是因为思想防线一旦垮掉，在极度膨胀的私欲支配下，利欲熏心，想尽一切办法、利用一切手段敛取钱财，从而染指各种形式的腐败。
（二）腐败的危害及古代对此的处罚
腐败主要带来的危害有：1、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2、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3、制约我国政治文明建设；4、妨碍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发展。
事物总是相互依存的。自古以来，有腐败就会有反腐。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腐败与反腐败几乎充斥着每一个王朝的政治、社会生活。古代王朝中，对腐败现象大多以重刑处之。譬如，在秦朝“通一钱者黥为城旦”，即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就要受到脸上剌字并服苦刑的刑罚；北魏时，监临官（主掌和执行官员）“受羊一只，洒一斟者，罪到大辟（杀头）”，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定律：“义赃（徇私贿赂）一匹，枉法无多少皆死。”；唐律则规定：监临主司（主管官员）受财枉法，受贿相当于一尺绢的，要判处杖刑一百，并且一匹加一等，十五匹判处绞刑。而普通百姓盗窃，即使五十匹，只是役流而已。唐律还规定，官吏间接受财物也要处刑。如官员若在其管辖范围内收受百姓财物、牛羊瓜果等供馈，或向百姓借贷财物，役使人力等，均以贪污罪论处，以防止官吏对下属及百姓吃拿卡要、敲诈勒索；惩腐最严厉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大明律》对官吏贪污、受贿等罪所
定的条目多而详，而且往往要处以凌迟、挑筋、剥皮实草等酷刑。属员贪赃，主官连坐；父亲贪赃，子孙连坐；清朝将惩贪治吏作为治理国家的“第一要务”，对贪官多“赐令自尽”，连坐属员。有学者对唐、宋、明、清四朝正七品官月俸数与当时的贪污受贿数额作过比较，结论是当时官吏贪污受贿相当于正七品官一个多月甚至低于一个月
的俸禄，就要被绞杀。
然而，现代社会终归是文明社会，我们不可能因为腐败而去动用那些毫无人道主义而言的刑罚，而这也会违背我们反腐的最终目的——反腐是为了更好的文明。当然，这并不是说作为现代社会我们会容忍腐败的存在而视若不见，现代社会，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一切行为将在法的框架内进行，我们对腐败行为同样制定了相应的国家法律制裁。然而，现今的中国虽然法制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终归还不够完善，对于一些腐败行为或已有明显腐败行为前兆的现象来讲，他们还未触及国家法律的底线，他们还达到刑罚的最低要求，然而，他们的行为可能对道德而言已是极大的挑战，或已经为社会所不忍，为民众所愤慨，可以说他们恰好是钻了法律的空子，这时，党内法律法规体系的作用将最大限度地展现出来了。下面将就这些现象中较为突出的进行分析。
（三）现今微腐败
礼金现象：我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礼仪之邦。发红包送礼金本是人情来往的通常形式。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却把赠送红包、礼金演变成一种带有明显功利色彩、贿赂性质的交往行为。产生这种
现象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因为行政权力的自由裁量空间过大。我国的行政体制正处于改革的时期，政府职能转换没有完全到位，少说人手中掌握着决定个人发展、单位效益、企业利益的立项权、审批权、工程发包权、人事任免权等，这些公共权力有一定的弹性，掌权的人自由裁量空间过大，没有硬性的监督制约措施，可上也可下，可左也可右，朝哪个方向倾斜都有道理。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单位和个人为了各自的利益，用红包、礼金开路，跑项目、跑资金、跑客户、跑官职，形成了一种“跑部钱进”的特殊现象。然而，对于这种现象，惩罚措施是有的，但却存在着相当大的盲点。一是只惩治接收方，没有惩治赠送方；二是惩治本级或下级容易，惩治上级难；三是惩治收送礼金行为未上升到法律高度。而第三点也是最大是盲点所在，也正是这些现象敢于存在的原因所在。因此，在目前我们无法改变法律规定门槛的前提下，完善党内的法律法规就显得很有必要了，这样，对于那些未达到贿赂罪的或处于贿赂罪边缘的那些行为就有一个很大的打击及
震慑作用了，而这必将有力地净化党的廉洁作风问题。
与他人通奸：2014年6月5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副总经理戴春宁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在违纪情况通报中，出现“与他人通奸”的措辞，引起舆论和社会的广泛关注，网上也一时成为热词。
“通奸”指有配偶的一方与配偶以外的异性自愿发生性行为，属于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自古以来，通奸作为一种伤风败俗的行
为，一直为人们所不齿，且受到严惩。最早的通奸刑罚见于《尚书》：“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可见，周朝就对通奸罪制定了严苛的刑罚，将通奸者处以宫刑。在现代，自然不会有此重罚，但通奸作为对社会道德，社会风气的一种破坏，仍为社会大众所不受，所不齿。正所谓腐败的背后往往是作风问题，这里，我们且将作风问题广义地归为腐败一类。
在我国的刑法及相关法律中，一般情况下，没有对通奸作出定罪的规定。但是在党纪中则有对通奸的惩戒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五十条明确规定：与他人通奸，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而此，“通奸”一词虽不会触及法律，但随着党内法律法规体系的逐步完善，其惩戒程度自然会令有意者望而却步的。如此，上行下效，民风淳朴，社会和谐。
诸如此类虽未违法，却又有错的现象仍有许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四）党内法规的加强
2013年11月27日，中共下发了首个党内法制定五年规划纲要，要求健全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体系，意图以“家法”规范中纪委的腐败惩治以及预防手段，比如强化巡视制度、完善领导个人事项报告制度。这份五年规划纲要——《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督促中共在反腐
倡廉建设方面完善党内立法，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据悉，这次编制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在中共历史上实为第一次。
（五）党内法规的制定
法治反腐败要靠健全完善的法律和制度，而且必须是系统的和严密的法律和制度。中央既然选择以法治方式和途径反腐败，自然就必须健全、完善系统严密的党内法规。
为此，不能没有顶层设计，尤其不能不制定中央党内法规制定规划或规划纲要。
建设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法规制度体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强调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
一是要处理好与宪法的关系。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制定任何法规制度都必须以宪法为最根本的依据。
二是要处理好与党章的关系。十六大党章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纲领，是党内最重要、最基本的行为规范。起草制定的党内任何法规制度都必须以党章为基本依据。
三是要处理好党内法规制度与国家法律体系和法律规范的关系。要在与国家法律基本精神一致的前提下，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四是要处理好下位法规制度与上位法规制度的关系。在起草制定法规制度时，必须详细了解在相关问题上，国家法律法规、党内法规以及党中央、国务院有哪些政策规定，不能与之相冲突。
（六）党内法规有别于国家法律法规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法规的区别。一是调整对象不同，党内法规主要调整的是党内关系和党内生活，国家法律法规主要调整的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二是制定机关和制定程序不同，党内法规是由省级以上党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规定的程序制定的，而国家法律法规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等根据《立法法》规定的程序制定的；三是适用范围不同，党内法规适用于党组织和党员，国家法律法规适用于一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四是实施方式不同，党内法规主要以党的纪律作为实施保障，国家法律法规主要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需要说明的，虽然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有所区别，但两者之间是协调统一、良性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党内法规必须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原则和精神；另一方面，把党内法规中成熟的制度规定适时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法律，是立法的一个重要源头。党内法规的实施有利于保障宪法和法律的实施。推进党内法规建设，对国家法律来说不是削弱而是加强。我们党依法执政，既要依据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又要运用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二者统一于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宏伟事业中。
在刚刚过去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建立完备的党内法制体系作为五个法律体系之一提出，显示了党对党内法律法规体系的重视，也反映了党对本次司法体制改革的决心与力度。
党内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在现行的中国来讲是很有必要的，至少在目前，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体系，在国家大法的体制下，为我们党、我们的国家的廉政建设，以及各项改革，添砖加瓦、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