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春山居图》
故宫博物院（the Palace Museum），建立于1925年10月10日，也是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其文物收藏主要来源于清代宫中旧藏。故宫博物院现在中国一共有两处，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两者均为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北京故宫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其它四殿分别是法国的凡尔赛宫、英国的白金汉宫、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和美国的白宫。
《富春山居图》为纸本水墨画，宽33厘米，长636.9厘米，是元代著名书画家黄公望的一幅名作，世传乃其画作之冠。它以长卷的形式，描绘了富春江两岸初秋的秀丽景色，峰峦叠翠，松石挺秀，云山烟树，沙汀村舍，布局疏密有致，变幻无穷，以清润的笔墨、简远的意境，把浩渺连绵的江南山水表现得淋漓尽致，达到了“山川浑厚，草木华滋”的境界。
黄公望此画原本打算送给好友无用师，但在开始作画之后三四年里，他一直没有完成这幅长卷，而这段时间，他四处云游，每每回到山中别墅才会在长卷上补充一点。长卷表面上看来一气呵成，其实断断续续画了多年。
无用师着急，问黄公望何时能完成。黄公望答曰，干脆外出时随身带着这幅画，以便尽快完成。可是，无用师又担心，万一途中被别人索取岂不是更得不到这幅画?于是，他就让黄公望先题跋，写明完成后要送给无用师。
在黄公望题跋4年之后，黄公望去世了，究竟他什么时候完成这幅画，一直没有定论。有人说，题跋后不久他就完成了，所以整幅画画了3、4年，也有人推测，他直到去世前才完成，所以说一直画了7年。无论哪种说法，也都只是臆断。但我们可以由此得知，黄公望用了很长时间，才使这幅长卷不断完善，因此可谓凝结毕生心力。
流传：几度易手被焚殉葬一分为二
1350年黄公望将此图题款送给无用上人，《富春山居图》便有了第一位主人，从此开始了它在人世间600多年的坎坷历程。
此画作成之初，无用上人就“顾虑有巧取豪夺者”，不幸被他言中。明成化年间“明四家”之首的沈周藏此图时便遭遇“巧取”者，沈周请人在此图上题字，却被这人儿子藏匿。之后此图又出现在市上高价出售，敦厚的沈周既难于计较又无力购买，只得背临一卷以慰情思。
后来，画作被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收藏，董其昌晚年把它卖给了吴正志，清顺治年间，吴氏子弟，吴正志之孙，宜兴收藏家吴洪裕得之后更是珍爱之极。恽南田《瓯香馆画跋》中记：吴洪裕于“国变时”置其家藏于不顾，惟独随身带了《富春山居图》和《智永法师千字文真迹》逃难。
书画界将《富春山居图》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相提并论，是因为他们有相似的命运。唐太宗因太喜欢王羲之的字，而将《兰亭集序》陪葬；吴洪裕收藏《富春山居图》，死时也要用它陪葬，因怕后人在其死后不照办，于弥留之际，点火焚烧《富春山居图》，幸好被其侄子抢下，但已烧成两段，从此，《富春山居图》变为《无用师卷》与《剩山图》两部分。
《无用师卷》的传奇：乾隆钦定真伪颠倒是非
1652年《无用师卷》经丹阳张范我转手泰兴季国是收藏，后经高士奇、王鸿绪等辗转多人收藏，最终被安岐买到。安岐后来献入宫廷，为乾隆皇帝收藏，静静的放了近200年。
1745年，一幅《富春山居图》被征入宫，乾隆皇帝见到后爱不释手，把它珍藏在身边，不时取出来欣赏，并且在6米长卷的留白处赋诗题词，加盖玉玺。没想到，第二年，也就是1746年，他又得到了另外一幅《富春山居图》。他一边坚定地宣布后者是赝品，一边又以不菲的价格将这幅所谓的赝品买下，还特意请大臣来，在两卷《富春山居图》上题跋留念。直至1933年，故宫南迁文物停留上海期间，徐邦达在库房里看到了这两幅《富春山居图》，经过仔细考证，他发现乾隆御笔题说是假的那张，实际是真迹，即《无用师卷》，那幅伪作，被称作《子明卷》。而今，这真伪两卷《富春山居图》都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共同见证着中国书画收藏史上的一段笑谈。
20世纪30年代（1933年），日军进入山海关，故宫万余箱的珍贵文物分5批先运抵上海，后又运至南京，随其他文物一起南迁，直至1949年，国宝迁台，《富春山居图》的《无用师卷》于是入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剩山图》的传奇：书画家吴湖帆为大义忍痛割爱
1938年秋，上海古董名店汲古阁的老板曹友卿拜访书画家吴湖帆，因吴湖帆既是曹的“大客户”，也是“顾问”，曹友卿此行就随身带了一幅刚刚买到的残卷，请吴湖帆“掌眼”。徐徐展卷，只见画面雄放秀逸，山峦苍茫，神韵非凡。吴湖帆捧画赏识良久，从画风、笔意、火烧痕迹等处反复研究，断定这就是黄公望的传世名作《富春山居图》的前一部分《剩山图》，当即向曹友卿提出购买。几番交涉，吴湖帆拿出家中珍藏的国宝级青铜重器周敦(敦，古代食器)，换了这幅残卷。
从此吴湖帆自称其居为“大痴富春山图一角人家”，后来浙江博物馆供职的沙孟海得此
消息，数次去上海与吴湖帆商洽，希望能够将此画入藏浙江博物馆，沙孟海晓以大义，又请出钱镜塘、谢椎柳等名家从中周旋，吴湖帆被沙老的至诚之心感动，终于同意割爱。于是1956年，画的前段《剩山图卷》来到浙江博物馆，成为浙江博物馆“镇馆之宝”。
合璧之路：温总理寄情于画多方促成
早十几年前，浙江博物馆就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进行了沟通，希望合璧展出《富春山居图》。但是台北故宫博物院一直没有明确回应。2005年，合璧一事出现转机。浙江博物馆通过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牵线，得到了台湾方面的反馈：“剩山图”先去台湾展览，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无用师卷”来大陆的事暂且不谈。
2010年3月14日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回答台湾记者提问时，出乎意料地说了这样一段话：“在元朝有一位画家叫黄公望，他画了一幅著名的《富春山居图》，完成之后不久就去世了。几百年来，这幅画辗转流失，但现在我知道，一半放在杭州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一半放在台湾故宫院（台北故宫博物院），我希望两幅画什么时候能合成一整幅画。画是如此，人何以堪。”温总理的意思是冀两岸如画早日合一。3月16日，著名收藏家马未都在其博客介绍了该图的颠沛流离，指出总理之意在于：两画合展，两岸统一。
温总理关于《富春山居图》合璧的倡导引起强烈反响。次日，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即表示，台北故宫博物院将举办黄公望特展，希望到时能在台北完整展出《富春山居图》。浙江省博物馆馆长陈浩也迅速作出回应，表示该馆收藏的“剩山图”可以拿到台湾展出。
温总理的一席话，也促使刘长乐重新展开斡旋。今年元月，台北故宫博物院与浙江省博物馆终于达成合作协议，两图于六月正式合璧。
元代画家黄公望（1269—1354）绘制《富春山居图》时不会想到后来发生的事情。1347年（元至正七年），当时已78岁高龄的黄大师经过数年的揣摩，终于下决心开始画家乡山水长卷，此画费时三年，定名《富春山居图》，后成为中国山水画长卷的典范，在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中占有一席。
博物馆。此次两岸分离距吴洪裕焚烧又过去三百年，时间如此巧合。前天，《富春山居图》成为世界级新闻，中国总理温家宝希望两幅画“合成一幅画”，并发出“画是如此，人何以堪”的感喟。我昨晚应邀凤凰卫视全球连线，谈论此事，海峡两岸翘首企盼，不仅仅是两画合展，更重要的是两岸统一。2010.3.16
1350年（至正十年），黄公望将此画送给无用上人，《富春山居图》从此在第一位藏家的担心中开始了漫长又富有传奇的历程。明成化（1465—1487）年间，此画到了大画家沈周手中，沈周到处显摆，请人题跋时不幸丢失，虽后又在画肆遇到，但囊中羞涩，只好背临
一卷了以自慰。明末，画又到了董其昌之手，董其昌晚年时卖给一个叫吴正志财主。明末清初时，吴正志的孙子吴洪裕遭遇改朝换代，什么都丢下了，随身只带了《富春山居图》和《智永法师千字文真迹》。后来吴洪裕老了病了，做出了一个只利于自己的荒唐决定，先一日焚烧了《千字文真迹》，翌日焚烧《富春山居图》为自己殉葬，这一刻距画成约三百年，幸亏吴的侄子吴静庵在画开始燃烧之时将画抢出，《富春山居图》虽烧成两截，但毕竟幸存下来。
两截画长卷叫《无用师卷》，现藏台北故宫，短卷叫《剩山卷》，入藏浙江省博物馆。此次两岸分离距吴洪裕焚烧又过去三百年，时间如此巧合。
前天，《富春山居图》成为世界级新闻，中国总理温家宝希望两幅画“合成一幅画”，并发出“画是如此，人何以堪”的感喟。我昨晚应邀凤凰卫视全球连线，谈论此事，海峡两岸翘首企盼，不仅仅是两画合展，更重要的是两岸统一。
“内八刹”与“外八刹”
北京有“九坛八庙颐和园，东四西单鼓楼前”之说。所谓“九坛八庙”是古代北京的宗教祭祀场所，无论是“九坛”还是“八庙”都表现出当年古城的宗教氛围、状态和文化。
在佛教的信众和老北京人的心目中，还有“内八刹”和“外八刹”之说。“刹”是古代寺庙，主要是佛教寺庙的别称，如“古刹”、“宝刹”等。“内八刹”泛指柏林寺、嘉兴寺、广济寺、法源寺、龙泉寺、贤良寺、广化寺和拈花寺。这八个寺庙均在北京的老城区内。其中广济寺、广化寺、法源寺保存较好，寺庙香火旺盛，信众如云，每年有多次法事活动。柏林寺与拈花寺尚有遗物可寻，庙的形制及主要殿堂被保存下来，损坏不是十分严重。而其他几座庙已无遗物了。像嘉兴寺，在解放后一度改为停棂的殡仪馆，中共早期领导人任弼时及画家齐白石死后都曾在这里举办过追悼活动。
贤良寺在东城金鱼胡同南，曾是李鸿章来京时的“行馆”，他住在这里时，与洋人签订了辛丑卖国条约。在上世纪80年代初彻底拆毁，在遗址上盖了大楼。至于龙泉寺，也是历史悠久的古庙，曾办过孤儿院，救济无家可归的儿童。在20多年前，龙泉寺被拆，建了一所学校。
“外八刹”在老城区之外，指的是觉生寺、广通寺、万寿寺、善果寺、南观音寺、海慧寺、天宁寺和圆广寺。目前，仅觉生寺（俗称大钟寺）和万寿寺有遗址可寻，而且近年得到过修葺，如今这里成了博物馆。其他几座庙只是保留在地名和一些70岁以上老人的记忆中。前不久，天宁寺的塔得到了修整，并对外开放，在塔下盖了些房，据说将来是天宁寺了，不少人希望天宁寺能重现辉煌。
在“外八刹”中最有知名度的是觉生寺，这里的大钟堪称为世界和中国的第一大钟。
广济寺虽然坐落在阜内大街的店铺商肆中，却为闹市的天空中静静撑起一片清凉，让人心生寻幽之意。现在的广济寺，游客很少，大多是些香客，很多老人在这里拿着小册册，来回诵经，看她们虔诚的样子，似乎远离尘世。据说每逢周六，寺庙里的法师都接受信众的皈依，为授三皈五戒。此外，寺里的讲课堂还为广大信众讲经说法。每年的阴历四月初九，释迦牟尼佛寿诞日，六月十九观世音菩萨寿诞日等佛教重大日子，广济寺都会大开山门，广纳四众弟子，举行隆重的法事活动，成为北京广大信众礼佛以及开展佛事活动的重要场所，成为一处坐落在红尘深处，随顺方便，广济终生，慈悲弘法的佛门宝刹。
北京的钟鼓楼可以说是很能代表北京的一组建筑。在古时候没有钟表，据记载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才把钟表带到了中国，不过那也是皇家专有的，所以钟鼓楼起到的是报时的作用，有点类似于现在的电报大楼。在中国古代，每座城，甭管大小，都要建钟鼓楼。钟鼓楼位于北京的中轴线上，而且是最末端。我们现在所说的中轴线基本是明朝形成的，南起永定门，一路往北，经过正阳门、天安门、紫禁城、景山、出地安门过鼓楼截止在钟楼。您要是注意看的话会发现，其实鼓楼和钟楼的建筑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鼓楼是砖木结构的古建筑，但是钟楼几乎就是砖石垒起来的，而且形制瘦高，就像是一枚大印一样，稳稳地盖在了北京城中轴线的最尾端。
您别看咱们说的中轴线是明朝形成的，但是钟鼓楼却是打元朝就有了。北京的鼓楼始建于元朝至元九年，起初也不叫鼓楼，而是叫齐政楼。齐政楼建好之后正好位于元大都的城中心。咱都知道，明朝定都北京之后，把元朝的城池往南移了五里地，所以现在的鼓楼是位于中轴线的最北端了。元朝的齐政楼在建好之后曾经多次遭受过火灾，也是历经修缮和重建，在明朝永乐十八年重建的时候，把齐政楼正式改名叫鼓楼了，也正是因为鼓楼的多次重建，也使它原本的位置成了一个谜。
有人说元朝的鼓楼应该在现在鼓楼的西边，而且还有证据。现在鼓楼西边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街叫什么啊？旧鼓楼大街，这就是说元朝那会儿的鼓楼应该在这条街上。但是也有反对意见，认为鼓楼从元朝建起来到现在就没挪过窝，而且也有理由。不能因为旧鼓楼大街这个名字就武断地下结论，因为乾隆京城全图上标得很清楚，现在的旧鼓楼大街在乾隆京城全图上标的是药王庙街，所以可以推断出，旧鼓楼大街这个名字应该是乾隆朝或是以后才有的。为了写得详实，我也查了一些资料，我觉得最有说服力也是最直观的应该就是地图，我找到了元朝和明朝北京城的地图对照了一下，我觉得鼓楼在元朝最初修建的位置应该是在旧鼓楼
大街上。您看现在北京城的鼓楼和钟楼一南一北，离得挺近，但是元朝地图上标的鼓楼和钟楼的位置离得非常远，鼓楼是在现在旧鼓楼大街的南口，而钟楼是在现在的旧鼓楼大街的北口，紧挨着二环了，而现在的旧鼓楼大街在元朝的地图上并没有标注街名，当然了，这只是我查证的结果，如有纰漏，还望赐教。
我们现在看到的鼓楼是两层建筑，楼上原本摆放着主更鼓1面和群鼓24 面，象征一年二十四节气。而且鼓面都是用整张牛皮蒙的，高有两米多，直径一米四。早年间击鼓报时很有意思，每天从戌时敲鼓，这叫定更，也就是现在的晚上七点到九点，定更鼓一敲北京城就要关城门了，没事也不能在街上瞎溜达了，这叫“净街”。从这起，俩小时算是一个时辰，每个时辰都要击鼓报时，钟楼的大钟也要配合着。关于击鼓撞钟，老话都说是“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敲两遍一共是108响。到底是怎么个敲法估计我光说，您肯定也想象不出来，不过现在这种击鼓撞钟在北京还能听见。北京八大处的灵光寺和牛街的法源寺，到了晚上大概九点，僧人们还要击鼓撞钟，也是108下，不过人家在寺院管这个叫“止静”，也就是禁止喧哗了，其实这和老北京钟鼓楼的作用差不多。
在那个没有钟表的年代，可以说钟鼓楼就是北京人生活起居统一的时间标准。老百姓算时间要听钟鼓楼的报时，官员们上朝也要听钟鼓楼的报时。可是您想过没有，钟鼓楼上击鼓撞钟的人是怎么知道时间的呢？起先鼓楼上有一座铜壶滴漏，这是中国古代的计时工具，做工极其精美，也算是一台精密仪器了，结构很复杂，用语言很难描述清楚，如果您感兴趣，不妨上网查一下图片，看起来很直观。后来鼓楼的这座铜壶滴漏在历次的火灾和重建中遗失了。到了清朝，鼓楼上开始改用燃香计时了，所以您看古代小说，总有这么一个词叫“一炷香的时间”，这说的就是燃香计时。可是咱前头也说了，中国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就有外国进贡的钟表了，要是在鼓楼上放个座钟，那不比燃香计时算得准确吗？我觉得这里有这么两个原因：其一，钟表虽说打明朝就进到了中国，可那毕竟是皇家贡品，御用的，不能够随意流出皇宫；其二，中国人习惯了自己传统的计时方式，不愿意用外国的钟表。其实归根到底是不愿意把时间弄得那么精确，别看现在几乎每个人都有表了，可是这个习惯直到今天也如是。比如您跟外国人约个事，尤其是德国人，那都是精确到分钟的，咱们下午两点整在鼓楼见面，而且外国人赴约的时间基本都是卡着点的，但是咱们中国人互相要是约个事呢？都是说“咱们两点来钟或是两点左右在鼓楼见面吧！”您看是不是？这是中国特有的！
现如今您要是去鼓楼上游览，我刚才说的那个古代计时工具“铜壶滴漏”您还能看见，不过那已经是复制的了。至于我说的那24面大鼓，据说除了一面是原来的，其余的也是复制的了。关于鼓楼大鼓的消失可不是因为鼓楼失火造成的，而是因为一次浩劫。清朝光绪二十
六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慈禧带着光绪西逃，去西安避难了，留下一座北京城和城里的老百姓任由八国联军蹂躏，他们是到处的杀人放火，抢夺财物，也毁坏了不少北京的建筑、文物。当八国联军闯进鼓楼的时候，他们看见了楼里的二十四面大鼓，原本是打算把这二十四面鼓全都抢走，可是无奈这鼓太大了，根本搬不动，于是八国联军恼羞成怒，用刺刀把鼓面全都给挑了。民国十三年，当时的政府把鼓楼改了名字，叫“明耻楼”，这也是告诉民众勿忘国耻，并且还在鼓楼里陈列了帝国主义侵华的罪证。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鼓楼完成了它报时的使命。1949年解放以后，鼓楼成了当时东四区文化馆的所在地，1957年，鼓楼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列为了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1984 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拨款对鼓楼进行大修。
说完了鼓楼，咱们再来聊聊北京的钟楼。现如今的钟楼位于鼓楼北边，大概一百多米。我查了很多资料，都说钟楼在元朝位于大都城的万宁寺中心阁的位置，但是后来我查了元朝的北京城图，那上面标注着，元代的钟楼应该是位于现在的旧鼓楼大街最北端和北二环的交界的路口。其实关于钟鼓楼位置的变迁，一直是众说纷纭，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钟楼始建于元朝至元九年，《析津志》当中有记载：“ 钟楼至元中建，悬钟于上，声远愈闻之。”这段文字不但是说明了钟楼的始建年代，而且也说出了元朝的钟楼上便悬挂了大钟，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钟楼是明朝永乐十八年重建的，楼上挂的大钟也是那一年铸成的，那么元朝钟楼的大钟到底去向何处了？至今也是一个谜。
现在一说北京的大钟，最有名的肯定是永乐大钟，悬挂在北三环的大钟寺里，其实它是北京的第二大钟。北京钟楼里悬挂的大钟同样也是铸造于永乐年间，但是它无论是体积还是重量都远远超过了大钟寺的永乐大钟，我给您一组数据您就一目了然了，大钟寺的永乐大钟，通高 6 •75 米、直径 3 •3 米、重46 •5 吨；而钟楼大钟通高7 •02 米、直径3 •4 米、重达63吨。
咱们前边说了，鼓楼从1924年起，就结束了自己报时的历史使命了，钟楼也是在这个时候停用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更迭流转，2001年的传统佳节除夕之夜，沉寂近了77年的钟鼓楼又恢复了击鼓撞钟的活动，现在每逢春节，您还能听到钟楼的钟声。
老北京说到药铺有这么一句话：“丸散膏丹同仁堂、汤剂饮片鹤年堂”，这两家可都是北京城有名的老药铺，今天咱就说说这两家买卖。
咱先聊同仁堂，同仁堂的创始人姓乐，原本是浙江宁波府的人，他们家来北京闯荡算是比较早的，由打明朝永乐年间就来北京了。刚到北京的时候，乐家就是摇着串铃走街串巷行医治病的郎中。什么叫摇着串铃呢？这咱多说几句，这串铃是行医的郎中使的一种响器，形象点说，有点像咱现在吃的面包圈，但那是铁做的，中间是空的，里边有铁珠，用的时候套在四
个手指头上，再拿大拇哥一攥，摇起来带响。串铃也叫“虎撑”或者是“虎衔”，串铃不光是早年间行医的郎中使用的响器，而且也是他们的护身符，关于串铃的来历，还跟药王爷孙思邈有关系呢！相传药王爷孙思邈有一回进山给人治病去了，进山的半路上被一只猛虎挡住了去路。药王爷一看，想跑是不可能了，人能跑得过laohu吗？索性拿起担草药的扁担准备跟laohu 拼个你死我活。这个时候，他发现这laohu趴在地上没扑他，只是张着大嘴在那喘粗气，孙思邈再一看，这只laohu的眼睛里有一种哀求的神色。孙思邈觉得这只laohu并不是要伤人，可能它是有求于我吧。孙思邈战战兢兢地走了过去，离近了一看，原来这只laohu的嗓子眼卡了一块骨头。其实要把这块骨头掏出来也不难，因为laohu嘴大，好伸手，可是又怕这laohu 一难受，把自己这条胳膊咬下来。正在犹豫之时，药王爷忽然想起来了，药担子上有一只铜圈，这是挂药筐使的，于是把这个铜圈取下来，放进laohu嘴里，这样就把laohu的嘴给撑住了。骨头掏出来，这只laohu摇头摆尾地感谢孙思邈，然后回身，窜进了山林。这件事情在江湖上可就传开了，江湖行医的人纷纷效仿，这铜圈可就成了郎中们出门必带的护身符了，咱说的串铃就是由打这铜圈演变来的。
咱们言归正传，乐家的祖先来到北京，默默无闻地干了一个朝代，直到明朝灭亡，清初的时候，乐家的买卖才有了起色，乐家的后代乐尊育进了清宫太医院。您别看是进了太医院，可是起初也就是一个管理文件的小官吏，但也就是这次机会，为日后创办同仁堂打下了基础。清朝康熙八年（1669），乐尊育的儿子乐梧岗，在大栅栏的路南开办了同仁堂药铺。为什么叫同仁堂呢？其实这是出自同仁堂的古训“同心同德、仁术仁风”。
咱现在一说同仁堂，都说“国药同仁堂”，听着确实气派，其实这要是追溯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雍正年间。那个时侯同仁堂为宫廷御药房供应“供奉”，说白了就是给宫里的御药房供应药材，这可以说是让同仁堂扬名立万的事情。要是在别人看来，能给宫里供药，这是祖上积德了，可是同仁堂却很个性，跟御药房做买卖也得是先领了钱，然后才发货，这叫预领官银，这么一来，同仁堂的资金周转也就宽绰多了。
同仁堂能为宫廷供药，想必也是他们家的药确实好，所以在清朝的时候，有这么一首诗就是赞美同仁堂的，“都门药铺属同仁，丸散人人道逼真；纵有岐黄难别味，笑他若个术通神”。同仁堂自己一直坚持的理念就是：“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怎么不敢省人工、不敢减物力呢？我给您说个事儿，您就知道了。同仁堂有一种名药，叫紫雪丹，做的时候得用古法炮制，要用金锅银铲，做出来的药，疗效才好。这要是搁在平时，对于同仁堂来说也不难做到，可是咱说的这件事发生在光绪二十六年，那一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北京，连慈禧都跑了，同仁堂的乐家也去避难了。等到避难回来，金锅银铲那还能
有吗？早被抢了，可是为了保证药效，古法不能改啊！于是乐家想了一个变通的办法，把家里连男带女的金银首饰都收上来了，放在锅里跟药一块熬，让金元素入药，提高药效。再比如，同仁堂的虎骨酒有名，但是虎骨酒做出来不能当时就卖，必须得存放一段时间，给药酒减点燥气，这样才能提高药效。所以同仁堂的虎骨酒做出来都是先在缸里封存两年，才能出售。咱都知道，封存起来是又赚不了钱，而且还占地方，可是同仁堂绝不马虎，因为人家还有一条古训：“ 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要不然人家能成老字号吗？
做的东西好，这是一方面，可是做买卖的没有不愿意宣传自己的，不过宣传也得讲究方式方法。宣传说白了是为了扬名，可是扬名也分美名和骂名啊！下边咱说说早年间同仁堂的自我宣传，值得现在很多商家借鉴！我把它分为了四种宣传方法，分别是“方便大众”“ 地主之谊”“ 雪中送炭”和“临终关怀”。咱一个一个地说，先说什么是“方便大众”。老北京有这么一句话：“臭沟开、举子来”，什么意思呢？说是清朝那会儿开春的时候有两件大事，一个关系朝廷，一个关系百姓。开春了，一般这个时候，各地的举子们要来北京参加考试，这叫举子来，这是选拔人才，关乎朝廷；还有就是每年开春老北京都要通下水道，为夏天做准备，这就是臭沟开，这关系百姓的生活。所以每到春天通臭沟的时候，便道边上都堆着挖出来的臭泥。这要是白天还好，晚上那会儿北京没有路灯，这谁要是踩了一脚，您说得多恶心吧！所以每年开春通臭沟的时候，同仁堂就在自家店铺周围的臭沟边上都挂上灯笼，天一黑就点起来，给行人们照路。那会儿天一黑，都能看见白纱灯上写着“同仁堂”三个字，格外的显眼，大伙不光是记住了这个字号，心里也是感恩戴德啊！
第二个宣传方法叫“地主之谊”。清朝那会儿，各地的举子参加会试都得来北京，所以每到会试之年，北京都会云集各方学子，基本那个时候北京的各大会馆都得住满喽。会馆里住的差不多都是同乡，大家在一起一来互相有个照应，二来也了却了思乡之情。可是初来乍到北京，再加上一路上舟车劳顿，难免到了北京会有个水土不服。同仁堂就看准了这一点，他们免费拿出一批药，发给这些举子们，虽说不收钱，可是咱不能不佩服同仁堂目光长远，举人们得了同仁堂的照顾，没考上的，回家之后，能把同仁堂的名号传遍中国；这要是考中的，免不了以后就会在朝为官，这要是回想起自己刚来北京那会儿，同仁堂这么照顾人，你说对这买卖能不好吗！这就叫“尽地主之谊”。
第三个宣传方法叫“雪中送炭”。旧社会穷苦人很多，要是夏天还好说，这要是到了数九寒天，穷苦人可就倒霉了，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路边上净是冻死的倒卧。这个时候，同仁堂还惦记着穷人呢！每到冬天，同仁堂都会在打磨厂、珠市口、瓷器口等等这些地方支起粥棚，给穷人舍粥，甚至还施舍棉衣。
第四个宣传方法叫“临终关怀”。中国人历来很重视生死大事，可是旧社会贫富分化太大，有钱人死了之后大操大办，用金丝楠木上好的棺材，出殡的队伍能排出二里地去。可是穷人就不行了，家里穷点的，顶多能对付一口四块板的棺材。有的棺材板实在是太薄了，老北京管那叫“狗碰头的棺材”，说是狗一撞都能把棺材撞漏了。有的甚至连“狗碰头”的棺材都买不起，拿个草席子裹着就下葬了。同仁堂可怜穷人，只要是有人证明这家儿家里死了人了，确实买不起棺材，同仁堂就施舍棺材。这对于同仁堂这样的大买卖也许不算什么，但是对于死者家属，那可是天大的恩德了！
同仁堂作为中国的老字号，在抗日时期，它也体现了爱国本色。那是1939年的夏天，当时日本产的避暑开胃药“仁丹”在北京很畅销，您要是看反映抗日的电视剧，老能看见墙上贴着仁丹的广告画。同仁堂为了抵制日货，就开始研究自己的避暑清热药。经过了反复的研究，同仁堂生产出了一种“六神丸”，可以清热解毒、消肿止痛，尤其对咽喉病疗效显著。因为六神丸比仁丹疗效好，所以销量很大，不光是中国人喜欢，更可笑的是，就连日本人都上赶着买咱们同仁堂的六神丸。更有甚者，批量购买，然后运回日本再高价卖出。看到这里头有这么大的商机，1942 年的时候，有一个日本商人想出高价买走六神丸的配方，同仁堂给出的答复，总结成俩字，就是“玩去”。（听一段快板，同仁堂）
咱们接着聊鹤年堂。鹤年堂药铺最早是开在菜市口，铁门胡同南口西边，在路北。现在虽然店铺挪地方了，但总归是没离开菜市口。其实要是比起历史，鹤年堂远比同仁堂历史长。同仁堂乐家，是明朝永乐年间来北京行医的，但是创办同仁堂药铺是清朝康熙年间的事了，而鹤年堂药店创办于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创办人是元末明初著名的回族诗人、医学养生大家丁鹤年。要说起来鹤年堂得算是正根儿的“老北京”了，它比故宫和天坛都大十五岁。要说到鹤年堂的来历和店铺的选址都是有典故的，鹤年堂的创始人丁鹤年出身于医药世家，明朝永乐三年（1405）他游历北京的时候，就在菜市口创办了鹤年堂。那为什么单选菜市口了呢？因为丁鹤年是个回民，而菜市口离着牛街又不远，所以他就把店铺选在了这儿，那么鹤年堂字号的来历其实就是取自创始人的名字，他叫丁鹤年，所以字号就叫鹤年堂了。不过关于鹤年堂的来历，在北京也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说鹤年堂的牌匾是出自明朝奸相严嵩的府邸，严嵩府的花园里有一座厅堂就叫鹤年堂，鹤年堂药铺的匾就是那座厅堂的匾额。现如今您去鹤年堂药铺，一进门就能看见药斗柜上挂着一块黑底金字的牌匾，上头写着“鹤年堂”，相传这三个字就是出自严嵩之手。当然了，这也只是一种传说，也许是商家当年的一种宣传手段吧。因为鹤年堂开业于明朝永乐三年，而严嵩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是明成化十六年（1480）了，这前后差着少说也有七八十年了。
鹤年堂虽是一家老药铺，它却为中国的考古乃至文化做出过杰出贡献，这事得从清朝末年开始讲起，那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当时著名的古文字学家王懿荣身染疟疾，而且病得还挺严重。他请来大夫看完病，药方里头有一味药叫做龙骨，其实所谓的龙骨并不是龙的骨头，在医学上解释，龙骨就是“古代哺乳动物象类、犀类、三趾马、牛类、鹿类等的骨骼化石”。当时王懿荣就来到鹤年堂抓药，把药抓回家，准备熬药的时候，无意当中，王懿荣发现这龙骨上头好像刻着什么奇怪的符号，有点像篆书，可又不是。当时药也不熬了，王懿荣来了兴致，因为咱介绍了，王懿荣是古文字学家，所以他就开始研究起了龙骨上的符号，不光如此，为了研究清楚，他还让家里人去鹤年堂把这种带符号的龙骨都买回来。经过认真的比对、研究，王懿荣发现这是古人刻在兽骨上的一种文字，从此，举世闻名的甲骨文就这样被发现了。这些龙骨是河南安阳小屯村的农民在耕地的时候刨出来的，被鹤年堂无意中收来了。王懿荣因病抓药发现了甲骨文，这是他对中国文化做出的贡献，可是这龙骨是从鹤年堂抓来的，所以说，鹤年堂也是功不可没。
鹤年堂地处菜市口，这是清朝的刑场，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以在老北京流传着很多关于它的传说。比如老北京有句歇后语：“鹤年堂讨刀伤药——死到临头”。这其实是一句骂人的话，因为清朝每年秋后朝廷大审过后都要处决一批死刑犯，砍头的地方就在鹤年堂的门口，而“鹤年堂讨刀伤药”就是骂人家是菜市口砍的头。鹤年堂有没有刀伤药，这个资料上没有记载，但是据说以前鹤年堂倒是卖过一种剧毒的麻药，犯人喝了这种药，瞬间麻醉，砍头的时候也没感觉了，所以有钱的人家，为了给犯人减轻点痛苦，就去鹤年堂买这种麻药。
鹤年堂还有两样东西也是被北京人所熟知的，就是人血馒头、铁算盘。据传说，在清朝的时候，鹤年堂除了卖药，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负责设宴招待监斩官和刽子手。据说每次菜市口杀人之前，鹤年堂都会接到通知，明儿个有差事，准备酒菜，日后付款。第二天，监斩官和刽子手酒足饭饱之后才开始行刑。监斩棚就搭在鹤年堂的门口，每当行刑的时候，鹤年堂的伙计都得从店铺里抬出一个桌面大小的铁算盘，站在门口使劲地摇晃，为什么啊？您想啊！人都要死了，那叫声能好听吗？摇这铁算盘就是为了把犯人的鬼哭狼嚎给压下去，迷信点的说法，是说怕冤鬼找上门来！
在正式砍头之前，有一些犯人家属，会事先买通刽子手，请他们在人头落地的时候，用一个大馒头塞进死者的脖腔子里，为的是防止鲜血四溅，阴魂不散。更有甚者，说这种沾了人血的馒头能治痨病，其实这种说法，在鲁迅的文章《药》里面，就有详细的描写，不过这只是迷信思想的愚昧而已。
不过老北京也有自己的水稻，因为种植水稻需要水源充沛，而北京的海淀在早年间可以满足这个条件，所以那个地方的水稻在以前很是有名，被称为京西稻。所谓京西稻，就是指在北京西郊的万寿山、玉泉山周边地带生产的优质稻米，这种稻米，米粒圆润，晶莹明亮，富有油性。听老人讲过，九月九重阳节，大家有秋游、登高望远的习俗，而老北京的稻子一般都是在阴历的八月十五，中秋节的时候成熟，九月九距离八月十五不过才过了半个来月，那个时侯要是去玉泉山登高，隐隐的还能闻见一阵阵的稻香味。除了北京产的稻子，距离咱们很近的天津小站稻也是赫赫有名，小站稻油性大，吃起来香。刚才说的这两种水稻虽然很有名，但是老北京的大米有很大一部分还是产自南方，通过大运河的漕运给运到北京。漕运可不同于一般的运输，这是一种国家行为，由大运河把粮食运到北京城，这种漕运过来的粮食被称为漕粮，供的是宫廷的消费，百官的俸禄和军队的粮饷。当年漕运的粮食是到齐化门，也就是咱现在说的朝阳门卸船，所以朝阳门早年间存粮的粮仓特别多，现在还能看见的有南新仓，地名还有的有禄米仓。禄米仓，您听这名字就知道，这里屯的粮食是给官员发俸禄用的。当年皇粮主要都是漕运来的大米，因为南方的水稻产量比较高，而且大米比较容易储存，但是有的时候年景好，水稻产量多了，供大于求了，要是长期储存，大米也会受影响，比如会慢慢变黄，甚至到最后发霉了。这发黄的米，也叫“老米”，据说这种老米因为时间储存的太长了，油性已经没了，可是吃起来却是别有一番味道，开胃、爽口。大米发黄了，但是也没坏，不能不吃啊！扔了怪可惜的，于是有些人吃这种老米，慢慢的还吃上瘾了。因为老米这种特有的口感，所以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老米反而比新米还得贵。如果要是从医学养生的角度来看，老米虽然吃起来开胃、爽口，但是对于人的身体健康还是不好。
据传说后门桥的下边桥洞的正中间刻有“北京城”3个大字，北京的“京”字正好坐落在北京城的中轴线上，河水上涨时，如果把这3个字淹在水下，北京就有遭遇水灾的危险。故有“水淹北京城”之说。民间传说把后门桥说得神秘莫测，在历史上后门桥确实是北京城的命脉。侯仁之教授在2000年12月22日参加后门桥修复竣工典礼时说：“这座石桥原名海子桥，700多年前，早期的北京城从原来的莲花池旁迁移到现在的什刹海来的时候，海子桥就是全城规划建设的新起点。现在，全城的中轴线也是从这里开始向南再向北延伸。”他建议“将习惯称呼的后门桥改回元代时的名称万宁桥，希望子孙后代万世安宁。”
50年代，北京的一次施工，从地安门地下挖出一只石鼠，从正阳门地下挖出一匹石马。
这两件孤立的文物，在地下埋藏了多久？它们同时出现在中轴线上，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存在着某种隐秘的联系？
天干地支中，子为鼠，午为马。这两只分别被埋藏的石雕，暗示着中轴线实际上是城市
的子午线。整个城市的建筑都以此为对称。即使大地上的景物不断被时间篡改，这两只被埋藏的石兽也将恒久述说曾经存在的真相。
“东单西四鼓楼前，王府井前门大栅栏”，一句短短的顺口溜道尽了北京的商业兴旺之地。王府井商业区真正兴起是在清末，但也就十来年功夫，便在民国初年跻身于北京著名商业区之列，一时间商品齐全、名店云集，还博得个“日进斗金”的称号，绝非凡尘俗地。
两个“第一”
“早晨七八点钟光景，人群就开始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人群在一分一秒地增加。王府井大街显得比往常更加热闹了。有的人瞧着表，有的人询问着时间，都急切地、兴奋地等待着大楼开业??当大楼的五个大门同时开启时，人，像潮水般地涌了进去??”这是《北京日报》报道的1955年9月25日北京百货大楼开业的盛况。当天，光是被踩掉遗落的布鞋、皮鞋就收集了两筐。一个商店的开业，轰动了偌大一个北京城。
地处王府井大街中心的北京百货大楼（王府井百货商店）是新中国第一个大型百货商店，由建筑师杨廷宝主持设计，采用了当时国际上先进的现代建筑风格，又结合了传统民族建筑的特点。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商品匮乏严重，加之少数不法商人投机倒把，坑骗顾客，所以人们对国营商业有着一种特殊的信任。百货大楼的开业适逢其时，因此极尽火爆，很快被誉为“新中国第一店”。古老的王府井在一片新生的喧闹中酝酿着巨大的变革，百货大楼就是它的见证。
在“金街”王府井大街和“银街”东单北大街之间，夹着一条金鱼胡同。这条胡同因离皇城较近，清朝时外省官吏进京述职多居于此。1951年，新中国建造的第一座宾馆就落成在金鱼胡同里，按今天的说法，也算是坐拥“王府井商圈”。由于接待的第一个任务是亚太和平会议，遂定名为和平宾馆。
和平宾馆是杨廷宝的又一作品，外形简单质朴，没有任何装饰和线条，仅在墙面上按内部的需要整整齐齐地开了一系列窗子；平面功能合理，客房面积经济，是经典现代建筑，也是新中国初期“方盒子”建筑的代表。在那个正需要快速度、高质量、合理造价搞建设的时代，和平宾馆是一个榜样，它很快顺利完成了亚太和平会议的接待任务。
王府井百货大楼与和平宾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商业建筑的代表作，如今已经被双双列入2007年底公布的第一批《北京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中，成为了“现代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