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这一时期政治相对稳定，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相对安定，因此被称为盛世。“康乾盛世”固然是封建社会的又一次太平盛世、繁华高峰，但又是一个不完美的盛世。首先“康乾盛世”在中国历史的纵向看，其盛世规模只有量的增加而没有质的改变；其次，从世界的横向看，康乾盛世时期的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科技已经落后于西方，这是开皇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没有出现的情况。
原因：
1、政治局面安定。在康雍乾时期，自从三藩平定之后，中原地区就没有战争，国内也没有战争，社会上就没有大规模的破坏。因此社会安定，经济得以飞速发展。平定三藩和统一台湾标志着明清之际开始的中国社会各阶级以及满汉各族统治力量集团间力量对比的漫长调整过程终于结束，为康乾盛世的到来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条件。
2、就外部条件来说，当时中国产品丰富，换时往往出超。西文国家的物品不足，只能是拿银子来换中国的产品，这样大量的白银就流入中国。清朝大批推广高产作物。
3、三代皇帝励精图志，勤政英明，调整了统治政策，采取了一系列促生产力措施，如康熙时期：实行更名田鼓助垦荒，实行固定的粮食税。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取消了人头税，放松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吸取明中后期的教训，清前期皇帝努力做到“乾纲独揽”，强调“勤政”在康、雍、乾三朝尤为突出。
表现：
1、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国家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至高无上的基本原则。然而，在清代以前，统一问题，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和中原地区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到了清朝实现了国家的完全统一，康乾盛世从此达到了全盛时期。在这一方面，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确很有作为，他们为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如：康熙帝：平定三藩，平定漠西蒙古噶尔丹的叛乱，派施琅率军入驻台湾，设台湾府，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也巩固了祖国的海防；册封西藏宗教首领以王世班禅并规定册封制度；两次抗击沙俄，组织克萨之战，签订《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规定了黑龙江、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为中国领土。雍正：在西藏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管理，并设驻藏大臣。乾隆帝：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大小全川土司叛乱，热情款待安置土尔色特部的回归，设伊犁将军进行管理等。
2、经济方面：中华民族经过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发展，至康乾盛世，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成就。从农业来看，不论是当时的人口数量，还是耕地面积，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历史时期。对外贸易急剧增长。主要出口商品有茶、丝、土布，尤以茶叶占第一位。此外，中国城市手工业等达到很高的水准。
3、学术文化的集大成是康乾时期中国文化的显著特征。康乾时期古籍研究、整理所涉猎的范围异常广泛，包括经学、史学、天文、古算、地理、农医学等方方面面，从此较宽广的范围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弊端：
1、为了限制明末以来土地兼并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及恢复农业生产，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使得资本主义萌芽受到压制，出现了齐行叫歇的工人斗争，土地兼并仍然严重。清朝已陷入了固步自封的境地。
2、思想方面，政府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文化高压政策禁锢思想，八股取士，大兴文字狱，肆意屠戮文士，流放关外的士人竟高达成千上万，严重制约了社会思想的进步，并扼杀了明末以来的启蒙思想解放进程，被欧洲人称为“中国的中世纪”。
3、政治上君主专制空前加强，由于缺少权力的制约，政治上的清明愈来愈难以维持。
4、相比之下，当清朝吹嘘所谓“康乾盛世”之时，整个社会发展缓慢，欧洲世界却爆发了工业革命，科技文明跨越式向前发展，西方世界出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中国则陷于贫困、落后和长期危机之中。大清国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差距越拉越大。
5、改土归流，加强了国家对边疆地区的管理，但却加剧了中央与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矛盾，引起了多次边民起义，此外，改土归流亦只流于形式，仅是“换了官名，人还在，一姓土皇”。
社会科学2001年第10期 历史研究与评论论 康 乾 盛 世 周 武 帝国时代的最后一个盛世 1644年4月25日,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在北京皇宫后的煤山上吊自杀。一个半月后,摄政王多尔衮以“为明复仇”的“义师”之名,亲率八旗子弟在京城耆老的“迎视”之下神速地占领了北京,取代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10月9日,年仅6岁的顺治帝正式从盛京移驾北京。于是,雄居关外的大清国遂由一个边地汗国一跃而为中原王朝,帝国历史的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入主中原之后,清朝立即面临两大严峻的挑战:一个来自中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夷夏之辨;另一个则来自满汉之间的紧张、矛盾和冲突。就前者而言,满人一向被视作蛮夷,因此,他们的入主中原在正统的视野中是“以夷猾夏”,并不代表“天命”所归。就后者而言,满人是一个少数民族,汉人占绝对多数,以少数统治多数,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纯熟的运作技巧。面对这两大桃战,清初统治者一方面致全力于中国的再次统一,并通过建立和巩固对“天下”的统治,来赢得和保持“天命”。这个过程总体上说相当顺利,除了在江南遭遇比较持久酷烈的抵抗外,基本上是所向披靡,“传檄而定”。随着长期军事征服的结束,以及“华夷联合”体制的确立,从康熙中期起,清朝便快速地步入一个海晏河清、国泰民安的鼎盛时代。 这是帝国时代最恢宏的一个盛世。这个盛世历康、雍、乾三朝,持续100多年。在这一个多世纪里,中国的人口、财力和事功等各个方面都超迈汉唐规模,并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了极致,所谓“德业于今臻盛大,直超三五辟鸿蒙”。论疆域,比明朝扩大了一倍以上,且东西南朔,“四夷咸服”;论财力,“内外度支,有盈无绌,府库所贮,月羡岁增”,经济总量占居世界首位;论人口,从1700年到1794年的不足百年时间里已不止翻了一番,达3.13亿,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3;论文化,则完成了包括《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在内的“御纂诸书”;论城市,当时世界拥有50万以上居民的城市共有10个,中国就占了6个,即北京、南京(江宁》、扬州、苏州、杭州和广州……。18世纪来华的英国人曾比较中西,推断当日中国的“国家收入”是“英国总收入的四倍,法国瓦解前总收入的三倍” 。而1750年间,“中国一地所出版的书籍就比中国以外整个世界的总量为多” 。这种量比,从一个侧面写照了盛世的国力和盛世的恢宏。 然而,这又是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个盛世。实际上,从乾隆中叶开始,这个中国历史上登峰造极的盛世已渐渐暮气四起了。1799年,乾隆驾崩,绵延百余年的盛世便随之一去不复返了,并急遽地进入了一个“四海变秋气”的时代。几乎在同一时间里,“诸欧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学新器,绝出前古,横被全球”(康有为语)。西方世界,特别是英国狂飙突进的产业革命和民主革命不仅使其本国历史发生脱胎换骨的变迁,而且使各民族独立发展的分散的历史逐渐变成整体的世界的历史。欧洲的商人、传教士和使节在通商和传教的目的驱使下急速地向东方走来,但是,盛世中的君主却对外部世界的历史性变动浑然不知,更不屑于去知,甚至因“恐外人之交
【编辑说明】这是姚念慈先生2009年10月在庆祝王戎笙先生七十寿辰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稿，经作者同意，象牙塔网络发布。 对“康乾盛世”这样的大题目，我没有什么发言权。我对清初历史做的一点探讨，都属于实证性和辨析性的，至多只是透过具体的分析来窥视清前期的社会性质和时代特征，类似管中窥豹。而“康乾盛世”则属于综合性的讨论，我还没有充分的思考，只能就所看到的一些论述提出一点感受。 讨论“康乾盛世”，实质上就是对清前期进行历史定位，我觉得首先必须分疏出许多分支课题进行深入研究，然后才谈得上综合性的结论。可是我们的研究往往是在具体研究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就预先设定一些前提，并以这些预设前提来指导具体的研究。当前清史研究的“主流”对清前期的研究，约而言之，就是以“统一中国”、“满汉平等”、“康乾盛世”这三言十二字要诀作为基本预设，然后在这些预设下进行具体“论证”。但这些预设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究竟是否成立，其实很难定论。例如清军入关建立全国统治，究竟是“统一”战争，还是民族征服？或者还是什么“轮流坐庄”？是否因为明清之际距离世界近代民族国家潮流尚早，或者因为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就可以模糊和淡化对清军入关的正义性的质问？清廷对蒙古，尤其是厄魯特蒙古的战争，究竟是克服分裂势力，还是扩张？清廷的民族政策究竟是满洲统治者所标榜的“满汉平等”，还是存在严重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都是还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如果再深入进去，又会涉及到许多重要的子课题，甚至像“中国史”的基本定义或“历史上的中国”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在这些具体课题有了相对明确的结论，或者达成基本共识之后，才可以得出令人信服的高度综合性和概括性的研究。否则很容易流于空论。目前清史的研究状况和思想分歧，似乎并未成熟到可以进行这样的综合性研究的程度。 就我个人看来，“盛世”这个词本身带有很浓厚的封建意识的味道和明显颂扬的主观色彩。今天我们论述历史，是否一定要沿用“盛世”这样的字眼，也值得考虑。描述一个王朝的上升或顶峰阶段，我们可以用兴盛、强盛、兴旺、全盛、鼎盛时期等等词汇，都可以反映出相应的内容，而比“盛世”更符合现代史学的要求。 清前期是否出现过“康乾盛世”，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应该有不同的陈述和不同的标准。因为这不是一个事实的认定，而是一种价值判断。论述者在进行价值判断时，必然会将自己的社会价值观投射在他的历史研究上。故而他就不能只是一个历史从业者，而且必须是一个知识分子。 从表象而言，知识分子基本特征，在于它的相对独立性和批判精神。但我们必须说仅此还不够，仅仅具有独立性和批判精神，并不见得就具备知识分子的良知，还要看他对谁保持独立，他的批判对象是针对谁。众所周知，乾嘉时期的章学诚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其实他对清廷统治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政治上毫无批判精神。他是痛恨当时占据学术主流的知识分子群体拿了官方的科研津贴却又游离于政治之外，而他自己虽不具备资格享受官方津贴，却偏要自觉地站出来做满洲统治者的“卫道士”，来颂扬清朝统治的“时为大”。这就是他的所谓“救弊补偏”、“扭转世风”。所以，撇开学术不论，从思想潮流来看，章学诚绝对算不上进步的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必须作为人民大众主体利益的自觉代言人。当统治者或者强势集团的利益与弱势的人民大众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必须毫不犹豫地站在后者一方。人道主义应该是对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根本性的要求，这与历史研究的理性精神并不矛盾。基于这一点，我们在寻求历史的现实意义时，在以现代史学的要求来诠释中古史时，就必须确立一个基本准则，即从近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说对近现代社会的形成贡献了多少积极的因素这一点出发，来衡量中古史晚期，也就是从所谓“近代社会转型”的视角来给清史定位。如果以这样的立场来对待清前期的历史，在今天是否还值得大力宣扬
“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兴衰比较 作者：李杰“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都面临同一个大前提，即国家初建，人口锐减，百业凋零，国家经济压力非常大！ “文景之治”是西汉第三四代君王开辟的的，汉高祖刘邦和汉惠帝都没有完成突破瓶颈的历史任务，文帝和景帝通过40年的休养生息最终为强大的汉王朝积聚了巨大的能量，汉武帝继位后，就是依赖“文景之治”的坚实基础开创了雄汉的伟业，不过国家经济社会形势也接近崩溃，之后经过休养生息，经济社会才逐步恢复！ “贞观之治”是李唐王朝第二代君主李世民开创的盛世，当时唐王朝国内外形势相当严峻，李世民对内着重解决人口增长，农业发展等主要问题，对外致力解决东、西突厥的军事威胁问题，并赎回被突厥俘虏汉族群众，最终取得丰硕成果，国家大破之后，出现大兴的局面。经过武则天和唐明皇的治理，更出现了开元盛世，国力达到李唐王朝鼎盛。 “康乾盛世”是满清爱新觉罗家族第四、五、六代君主开创的盛世局面，前三代君主都是处于争夺天下历史阶段，康熙、雍正、乾隆真正实现治理中国政治实践。主要还是解决人口问题、农业发展问题，并通过“摊丁入亩”的赋税制度的全面实行，完成汉族统治者无法完成的经济体制改革，彻底推动封建农业社会进入顶峰。之后，王朝逐步步入下坡！ 上面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的产生背景，为什么盛世不能持续，这里面有一个致命因素，就是私有制！三个王朝中，西汉王朝、李唐王朝是出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期和兴盛期，在建设国家之初，小农经济得到相当保护，国家财力充足，足以应
付各种变化，但盛世之时往往预兆着衰败，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小农经济逐步被严重破坏，国家经济收入日益减少，财力不足，许多问题无法应付，逐步衰落！清王朝是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土地兼并早在建国之初已经形成，从宏观上说，它已经进入了封建社会的辉煌顶点，必然衰落。加之帝国主义的侵略，加速了他的衰落和崩盘！
D.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后侵略中国 二、材料分析论证题 1.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史学家戴逸指出：“中国社会已落后于西方，但历史经常被迷雾笼罩着。18世纪的康乾盛世，貌似太平辉煌，实质正在滑向衰世凄凉，可当时中国没有人认识这一历史真相。只有岁月推移，迷雾消散，矛盾激化，百孔千疮，才逐渐暴露。历史的悲剧只有在悲剧造成以后很久时间，人们才会感到切肤之痛。” ——摘自《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语卷》问题： 1、被迷雾笼罩着的“康乾盛世”表现在哪些方面？（6分） 2、“实质正在滑向衰世凄凉”又表现在哪些方面？（4分） （二）、木乃伊般的天朝上国 马克思在评论鸦片战争后果是写道：“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至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自然要解体一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2第3页） （1）“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指的是什么？它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 （2）这种“与外界隔绝”政策得以在中国推行的根源何在？ （3）怎么理解这个“保存在密封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自然要解体”？ （三）、“中国文化热” 17—18世纪的欧洲出现空前的中国热，当时的中国在世界文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许多思想家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德意志的莱布尼茨盛赞儒家道路及影响下的社会秩序和国家统一。法国的伏尔秦认为，儒学不是宗教；中国的考试制度使官吏职位人人皆可争取，欧洲应加以采用。 (1) 简述欧洲“中国文化热”出现的背景。（3分） (2)“当时的中国在世界文明中具有重要地位”表现在哪些方面？（3分） (3)从何时起中国开始失去世界领先地位？造成这种状况的国内国际原因有哪些（5分） （4）依据材料三并结合德、法历史，分别说明菜布尼茨和伏尔秦为何推崇中国文化。（4分）
康乾盛世真是盛世吗(2012-06-10 21:28:58)转载▼标签：康乾盛世杂谈 一直以来，从清朝康熙二十年起，到嘉庆元年止的这段时间被人们称为康乾盛世。认为这段时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又一次太平盛世，再次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峰，创造了中国前所未有的辉煌。事实果真如此？康乾盛世真是盛世吗？ 首先要了解一下判断盛世的标准，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是盛世的因素很多，例举一下主要的因素，社会生产力、人口、人民生活质量、库银数量、国家版图以及思想文化等。我们从这些因素中看看康乾盛世是否算的上一个真正的盛世。 先从社会生产力上看，清朝主要以农业为主，大量开垦荒地，耕地面积持续增加。清代前期，商业贸易相当繁荣，各种商品行销海内外，四方流通联系十分密切。可康乾盛世铁和布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品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代的水平，中国工业产量仅为世界的十分之一左右，不及二百年前的明代，这段时间国外发生重大的工业变革，产业革命蓬勃发展，而康乾盛世几乎没有什么发明创造和技术更新。 康乾盛世真是盛世吗 从人口和人民生活质量上来看，康乾盛世的人口达到封建社会的高峰，乾隆五十五年突破三亿，几乎占当时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清朝养活了三亿人，而明朝的人口基本稳定在6000万，有人将此归结为清朝统治者勤政的结果，实际上这是因为明末引进的番薯、玉米等高产粮食作物在康乾盛世得到大面积的推广，我们知道番薯、玉米这两种作物对生长条件的要求极低，产量却极高，正是这两种作物养活了清朝的绝大多数人，有人说之所以有康乾盛世就是因为番薯和玉米，虽然这只是片面的，但可以看出这两种作物对康乾盛世的作用。 从库银数量上看，康熙末年库存800万两，雍正时达6000万两，乾隆初2400万两，乾隆末达7000万两。以至于让人们以为康乾盛世时期国库充盈，实际上库银数量如此多一是因为人口众多、田亩增加，工商税也大增，如盐、矿税收；二是捐纳多；三是上下交征利，如朝廷贷款给盐商做生意，坐收本息；四是物价上涨，康熙至乾隆时期普遍上涨了3至5倍。 康乾盛世真是盛世吗
珐琅彩与康熙乾隆盛世 台北“故宫博物院”隆重推出一个名为《华丽彩瓷─乾隆洋彩》的特展，吸引了大批观众前往观赏。这批被称为“洋彩”的瓷器，烧制量非常稀少，由乾隆皇帝亲自指导定名、配座、装匣、评列等级，绝大部分珍藏于乾清宫端凝殿与养心殿，除少数陈设圆明园，后遭入侵者掠夺之外，基本上流失于外者少之又少，坊间难得一见。 康熙年间，清宫中造办处设立“珐琅作”专门烧制珐琅器。清宫珐琅彩瓷分两类，一是磁胎画珐琅（珐琅彩)，一是磁胎洋彩，均是“珐琅作”内完工的官窑瓷器。其工序是先在景德镇御窑场或宜兴等地烧制器胎，检选品质绝佳者运送入宫，再于“珐琅作”加绘珐琅彩，入炉再次烧成。这种一器需经两地制造的瓷器，是陶瓷史上的空前创举。所谓“洋彩”，就是摹仿西洋绘画技法描绘的珐琅彩瓷。乾隆年间，督陶官唐英每年春秋两季，亲自前往江西景德镇监造御用瓷器”，为了博得君心，唐英不断推陈布新、研究新技法，绞尽脑汁设计新样式，烧制出一批被誉为‘鬼斧神工’奇巧的镂空转旋器；他又开创‘锦上添花’剔刻技法，将洋彩的华贵绚丽臻于极致。‘洋彩’就是唐英创新运用的名词。唐英之后，景德镇官窑再也无法烧出如乾隆早期的精美绝世之作。” 洋为中用 珐琅彩瓷是清宫造办处珐琅作利用珐琅料在皇宫内、圆明园及景德镇烧制成的一种极为名贵的宫廷御用瓷器，被誉为“世界上最奢侈的艺术品”，其艺术价值、收藏价值、投资回报价值都非常高。珐琅彩是在金属珐琅器影响下，在我国的五彩瓷基础上发展创烧而成的一个品种，也是在康熙帝直接授意下创烧的。即是用珐琅料在已烧好的素胎上绘画花鸟、山水等纹饰图案,然后再入窑复烧而成。 故宫藏清雍正珐琅彩雉鸡牡丹纹碗 五彩和粉彩中都不含的化学成份“硼”珐琅彩中有：珐琅彩中含“砷”；康熙前的瓷器中黄色为氧化铁，而珐琅彩中黄色的成分是氧化锑；珐琅彩还有
论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是清朝近300年历史中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极致。但康乾盛世犹如落日余辉，自乾隆以后，黯淡无光，清王朝也进入了离乱之秋。 “盛世”铨释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代鼎盛时期，史称“康（雍）乾盛世”。什么叫“盛世”？学术界确有不同认识和不同的解释。毋庸讳言，“盛世”是封建史家对历史上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概括，他们在使用这个术语时，实有严格的内涵规定。译成当代的话，“盛世”乃“最好的历史时期”之谓。总观中国历朝历代，“盛世”的内涵，应包括：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政局稳固、国力强大、文化昌盛，等等。当然，这不是封建史家规定的“盛世”标准，也不曾作出过规定，但他们所肯定的“盛世”，无不包含了上列各项“指标”内容。在清以前，为史家所共识的“盛世”有：西汉“文景之治” 至武帝而极盛、唐“贞观之治”至开元而成盛唐局面、
明永宣之治而至盛。还有一盛世，即为史家所忽视，也为孔子所哀叹“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以上“盛世”，都是封建社会最好的历史时期。应当指出，史家所指康乾“盛世”，既不是与清朝衰败相比较，也不是只与前一朝的末世相比较而言的，而是史家从中国历史的全局即对各朝各代进行比较后作出的判断。 “盛世”成因 清朝以前的几个“盛世”，皆从大乱走向大治。清康乾盛世也不例外。清承明末天下大乱，入关以来，经几代人不间断地奋斗，最终将清朝推向鼎盛。 清朝自顺治元年（1644年）进关，历经18年统一战争，削平大顺、大西及南明诸政权，除台湾，全国归于一统。以摄政王多尔衮、世祖为首的统治集团所作的一切努力，为清朝全面实施大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玄烨即位（圣祖）后，又经20年进一步治乱，以康熙二十年（1671年）平定吴三桂8年之乱为契机，乘胜收回台湾，圣祖首次南巡，亲临治黄工地，阅视河工，标志国家全面转入经济建设，从而拉开盛世的序幕。 康熙朝开创了全新的盛世局面。雍正朝继其后，继往开来，继续把盛世推向前进。乾隆朝集前三代人之大成，始成
令人震惊的历史真相 1.秦始皇灭了六国，但并未统一中国，因为当时还有一个卫国。 评价：大概是秦始皇在阿房宫那边的工作太忙，把这事给忘了吧。 2.中国历史上最牛的权臣是南北朝时期的宇文护，他权倾朝野的时代历经西魏、北周两朝，这期间他一共杀了3个皇帝。 评价：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3.唐朝最强盛的“开元之治”时期，全国有户820万，是唐朝的最高值；而隋朝“开皇之治”时期，全国就有户890万。终唐一世，各项经济指标都没有恢复到隋朝水平。（《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 评价：原来唐朝并未超越隋朝。 4.被“主流”专家们诟病为“军事软弱”的宋朝，对外战争（交战规模万人以上，不包括统一战争和国内战争）的胜率超过了70%；而被认为是军事最强盛的唐朝却在对外战争中胜少负多。（本人花了8个月时间，看过《新唐书》《旧唐书》《宋史》《辽史》《金史》《元史》《西夏书事》《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资治通鉴》《宋会要辑稿》等书统计出来的，时间较紧，或有错漏，但>70%是没问题的。） 评价：原来我们以前学到的历史都是骗人的。 注:由于唐朝错误的民族政策，产马地尽在蛮族之手，导致宋朝从始至终只能在平原以步兵的血肉之躯抵挡蛮族铁骑的冲击，所以宋朝的胜利一般都是击溃战而不是歼灭战。倘若一段时期宋朝对外胜率低于60%，那基本就意味着亡国了。 5.宋朝士兵的平均作战负重是32公斤，训练负重还要高于这个数值；现在美国最精锐的特种部队的训练负重不到15公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宋会要辑稿》等） 评价：人类在退化？（身体方面） 6.中国在北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城市化率达到惊人的30%以上；在所谓“康乾盛世”时代，这一比例也不过9%；新中国在21世纪初才重新达到这一数值。（《元丰九域志》《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等） 评价：原来历史并不总是进步的。 7.同样是元丰年间，中国华北地区的钢铁年产量达到了15万吨；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在1788年钢铁产量才达到7.6万吨。
【史料及解析】专制时代晚期与康乾盛世 中国自秦朝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以来，经历了一两千年的演变过程，到明清时期，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发展达到顶峰。君主专制高度强化，已极大地妨碍着社会的进步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而当时西方许多国家则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从而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步伐，从此开始大大落后于西方，从而埋下日后被动挨打的祸根。 宋朝以后，中国古代少有盛世景象，但在17、18世纪，当封建社会快要败落的时候，当专制时代的晚期却出现了康乾盛世。而清代盛世的再现，是在满族君权下形成的。 康熙8岁即位，16岁亲政，首先诛杀权臣鳌拜而乾纲独断。他是一个勤劳的皇帝，其晚年自述：“予年将七旬，在位五十余载，天下粗安，四海承平。虽未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但孜孜汲汲，小心谨慎，夙夜未敢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岂仅劳苦二字所能概括?前代帝王，或享年不永，后世史论，辄以为酒色奢侈所致，此皆不过书生好为讥评，虽纯全尽美之君，亦必择摘瑕疵而后快意。 予其为前代帝王剖白，盖天下事繁，不胜劳惫所致也。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为人臣者，仅有诸葛亮一人耳。若为帝王，仔肩甚重，无可旁诿，岂臣下所可比拟?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政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勤劳一生，了无休息。”此后，君主亲自批阅奏章成为清初诸帝相沿的规矩。据说雍正因此而常常迟至午夜都不得安寝。亦足以说明君权日积而愈重。 满洲贵族君临中国的过程，同时也是其自身汉化的过程。这不仅表现在清代基本上继承了明代的政治制度，而且表现在他们接受并且自觉提倡中国的传统文化。 康熙在位60年，曾诏举博学鸿儒以奖励文学，尊祀朱熹于十哲之列以表彰理学，同时又提倡汉学；购求遗书，编纂群籍，成《图书集成》1万卷。好大喜功的乾隆，更是集多士之力，总汇古代文化，成《四库全书》7.9万余卷。虽说其用意在借此删书，然而在文化史上，这样的巨制毕竟是前无古人的。 与之相称，清代设官任职，至少在外观上不以划分满汉畛域为能事。职官之品级崇高者，六部堂官以上则设满汉各一半，地方督抚则满汉兼用。这些做法比元朝统治者要高明得多，结果是满族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和传统，汉族亦接受了满族的君权。在以后的200余年中，清初遗民哀愤耿耿的种族意识因此而渐为世人淡忘。
高中历史 6.26《康乾盛世（下）》教案华东 师大版第三分册 康乾盛世教学目的： 1、掌握康乾盛世出现的原因、表现、影响。 2、从中国历史的纵向发展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看待盛世，进行中外对比。 3、从新的历史角度评价康、雍、乾三位皇帝。 4、学会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初步观察历史，评价历史。 教学方法： 1、启发式。不断设问，引导学生思考。 2、以旧推新。通过对学过的旧知识进行回顾，推导出新的知识。 板书设计： 一、康乾盛世的出现： 1、概况 2、康乾盛世出现的原因： 二、康乾盛世与封建制度衰落的关系： 1、封建制度渐趋衰落含义： 2、封建制度渐趋衰落的表现：
3、盛世与封建制度衰落的关系 三、纵向角度看盛世： 四、横向角度看盛世： 五、康、雍、乾的功与过六、学习方法： 教案内容 一、康乾盛世的出现： 1、概况： 清朝前期，在康熙（1661 年1722 年）、雍正（1722 年1735 年）、乾隆（1735 年1796 年）三位皇帝统治期间，由于他们注意个人业绩、励精图治，不断调整统治政策，因而在他们统治的130 多年的时间里，即从17 世纪的中期到18 世纪末，在中国出现了被史学家艳称的“康（雍）乾盛世”。它具体表现在：政治方面，国土辽阔，政治统一，社会稳定；经济方面，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开垦荒地大量增加，耕地面积随之扩大，手工业更加发达，商业较前活跃，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民族关系方面、各族人民联系加强，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边疆地区得到开发；对外关系方面，挫败沙俄的侵略企图，捍卫了国家尊严和领土完整。这与以往的中国历史相比，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2、康乾盛世出现的原因： 教学方法：
落日的辉煌——17、18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 （注：2000年6月19日，《学习时报》以头版整版篇幅发表了署名本报编辑部的文章《落日的辉煌——17、18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这篇受到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的文章一经发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据不完全统计，《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文摘》等国内外几十家报刊予以报道或转载。——https://www.doczj.com/doc/c23316896.html,/246680.htm。这是社论-政论式的文章，免不了宏大叙事，不必求全责备，其中的忧患精神还是值得我们体会的。） 从17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第一个10年止，精确地说是从1644年到1911年的268年间为清朝统治时期。这是中国悠久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君主制王朝。在这268年间，自康熙(1661-1721) 经雍正(1722-1734)至乾隆(1735-1796)的130多年，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个辉煌盛世，史称康乾盛世。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极致。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1／3，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以致英国迟迟不能扭转对华贸易的逆差。 然而，正是在同一个时间，在地球的另一端，尤其是在英国，一种新的文明挑战全球的工业文明正在萌发；一场伟大的革命最终改造了整个旧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正在进行；一个新的运动冲决中世纪封建神学桎梏束缚的思想启蒙运动正在蓬勃发展。由此以降仅100多年的历史，就彻底地改变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中国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国急剧地坠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而一蹶不振。 康乾盛世前后100多年魔术般的变化，令全世界的思想家、政治家以及有识之士们大为震惊。 马克思称之为奇异的悲歌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 16页) 邓小平指出：“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90页) 这段历史太值得后人警醒。康雍乾三代君主，英明有为，但是面对世界范围工业革命历史性大变动、大转折，却茫然无知，毫无准备，甚至采取错误的对策，把门关上，最终导致中国的长期落后。今天，当我们即将跨入一个新的世纪、面对一个更加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国际环境的时候，把康乾盛世放入一个世界性的范围来看，尤为发人深省。 盛世辉煌 中华民族经过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发展，至康乾盛世，其经济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成就。她的农业、手工业、贸易、城市发展等，都曾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从农业来看，不论是当时的人口数量，还是耕地面积，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历史时期。据统计，康熙24年(1685年)全国共有耕地6亿亩，到乾隆终年(1799
对康乾盛世的再认识 众所周知，康乾盛世是清政府最为辉煌的一段时期。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将中国封建社会推向了巅峰。然而，在这辉煌的景象背后却有着潜在的巨大危机。 一．经济 在康乾盛世时期，虽然出现了社会经济全面高涨的局面，粮食生产总值在世界上也数一数二，但总归是农业经济，还是比较落后的一种经济形式。当时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已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现象，可是这种新的生产因素还只是在江南等局部发达地区的一些生产部门中存在，再加上政府的重农抑商政策和“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牢牢地将农民固定在贫瘠的土地上，无疑等于扼杀了任何资本主义的萌芽。这使得耕织结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在全国仍居主导地位。这种自然经济结构由于其狭小的生产规模、简单的性别分工、落后的生产技术、较低的生产效率，所以经济结构十分脆弱，经不起一丁点风吹草动，具有脆弱性、封闭性、落后性。这也使得社会经济极易走向崩溃。 而欧洲当时工业革命爆发，已经消除农业中的封建制度和小农经济，由手工生产转为了机器生产，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为其生产活动注入了新的动力。而其“按时计工受值”的雇佣劳动关系的推广也极大的促进了劳动者
的劳动积极性。这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适应为西方在以后的短短几十年赶超中国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二．文化 当时中国的科举制早已名存实亡，它已不再是靠能力选拔官员的一个制度，改而实行“八股取士”。这只是为封建王权培养的一批走狗。在社会上又大兴文字狱，残害大量文人学士，严重禁锢了人民的思想，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死气沉沉而昏暗的时代。 西方这时候进行的工业革命给社会也带来了许多变化，他们在民主思想的熏染下，民风开放，科技以飞快的速度发展。同时更加重视科学教育的普及，使其人们的综合素质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也拥有了更加优质的劳动力资源。 三．政治 康乾盛世看似应当是一个政治开放的时期，其实不然。相反的，它还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发展到巅峰的时代，像军机处的设立就是皇权高度发达的象征之一。虽然它完善了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保持着高效的办事效率，但从现代政治的角度来看，当时高度集中的权力是某种程度的制度上的倒退。 而当时的西方大兴资本主义革命，废除了封建制度，与中国相比无疑是先进了太多。他们的政体不是君主立宪
论康乾盛世时期政治制度的弊端 摘要：“康乾盛世”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盛世”。本文对这一时期政治制度的弊端做了深入的分析，指出其政治上日益狭隘和倒退，先进生产力受到打压和抑制；官僚机构腐化堕落，吏治腐败愈演愈烈；统治者逆历史潮流而行闭关锁国，官员、士大夫在精神上萎靡消沉，庸碌无为，政治制度日趋平庸腐朽。 关键词：康乾盛世政治弊端吏治腐败闭关锁国 “康乾盛世”是清王朝前期中国封建社会相对兴盛的一个时期。一方面，这一时期清王朝的统治处于一种建国初期的上升和强力时期。从农业来看，不论是当时的人口数量，还是耕地面积，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历史时期。手工业来生产规模扩大，分工进一步精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疆域空前扩大。另一方面来看，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均已落后于西方，封建制度已如落山之日盛世下的清王朝已是弊端日现积重难返。清政府为了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导致一度强势的资本主义萌芽终被呃杀；与此同时大兴文字狱，残害仕人，钳制思想，禁锢文化，中国从此进入一个封闭、沉闷、昏暗、颓败的时代。而与此同时，欧洲已发生工业革命走生了资本主义的强盛道路。但清王朝统治者并没有足够的眼光和远见来超越封建社会衰败的进程引导中国走向革新、开放、富民、强国的道路。“康乾盛世”时期，其政治制度的弊端已显露无遗。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政治上日益狭隘和倒退，先进生产力受到打压和抑制。 清政府并没有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清承明制”。清代对大臣的管制十分严格，由于前期皇帝多勤政，又推崇乾纲独断，导致内阁、军机处形同虚设，常常是“跪受笔录”。在地方上，清政府设立严密的监察体系和措施，如御史制度和密折制度，严格控制地方权力，统治制度陷于空前僵硬。 清王朝对处于萌芽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控制、压抑、打击，把工商视为“末业”，认为兴商既不合祖宗成法，也对国家无利。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朝廷对民间手工业在经济上实行高额征税，低价收购，无偿摊派；在政治上或则限制其开设，或则控制其流通，或则严格约束工人，或则指定特许的商人，对工商业的发展千方百计地压抑阻挠。康乾时期国际环境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在西方世界，产业革命爆发，启蒙运动风行，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欧洲列强凭借自己强大的综合力量，力图按自己的意志重新改造世界，相形之下，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国际地位正日渐衰落。尽管康熙、乾隆对外国的天文、数学、医学、军事产生过浓厚的兴趣，但是，他们并没有将这些可以使民族和国家发展、强大的东西引导进来。 自唐宋以来，中国政治哲学不断丰富发展。宋明时期已出现了重构政治哲学的逻辑要求，对汉唐以来的思想哲学进行了消解并在孕育新的文明高度。明末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江南士人着力发展一种更为顺应资本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然而正在中华文明凤凰涅槃之时，满清入主中原，落后的统治阶级根本无力理解和实践这新产生的思想，反而大力推行尊孔读经八股取士等制度。回归已被汉族士人扬弃的汉唐儒学无异于刻舟求剑。 当西方列强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实行民主政体的时候，康乾盛世的中国却在一步步收紧专制制度，把封建皇权推上空前集权的高度。这种体制更加缺少约束和监督机制。官吏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腐化，贿赂行私层出不穷，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陷于停滞，严重阻滞了中国由
1）葡萄牙传教士加斯帕尔·达·克鲁斯（Gaspar da Cruz）的《中国志》（Tr actado emque se cōtam muito pol est岢co as cous da China）； 2）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 3）曾德昭是耶稣会士，1613年到达中国南京，1636年返回欧洲，在旅途上完成了《大中国志》； 4）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关于中国的报道，以及《爱丁堡评论》的文章。5）佩雷菲特所著《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克鲁斯的《中国志》1548年从欧洲来到果阿，开始了他的东方传教生涯。1556年他曾造访中国。关于中国的造船水平，克鲁斯着重介绍了中国船队的庞大规模，甚至比喻说，中国皇帝能够用船在中国与马六甲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并对中国船只的类型以及龙骨水车的应用做了说明。这有力的反驳了许多大肆宣扬明朝禁海对贸易的影响，而即便在禁海期间，中国的大航海时代也蓬勃发展，和满清“禁海、毁船、禁船、迁界”完全扼杀航海是两个概念。 明朝的禁海于1567年解除了，可在此之前，私掠贸易船队规模不小，嘉靖年间的王直，徐海，吴平，曾一本，林道干，林凤等人的舰队，是具有“商业─舰队”复合体的特征的。克鲁斯于1556年访问中国时留下的记录充分的说明明朝海禁的力度远没有满清“禁海、毁船、禁船、迁界”完全扼杀航海的程度，明朝的禁海只是针对海盗的戒备。 1585年门多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出版，并在16世纪末先后被译成拉丁文、意大利文、英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以及荷兰文等七种文字，共发行46版。该书是16世纪有关中国自然环境、历史、文化风俗、礼仪、宗教信仰以及政治、经济等概况最全面、最详尽的一部著述，也是《利玛窦中国札记》发表以前，在欧洲最有影响的一部专论中国的百科全书。 书中记录了中国复员辽阔，有15个省（南、北二直隶，13承宣布政使司），每省的大小都相当于一个欧洲国家，道路系统完备，官道可容15匹马并行，如罗马大道，路边商铺林立，还有类似威尼斯的水城，北京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国住宅犹如庄园，长城雄伟，建筑水平高超，农业发达，盛产丝绸、天鹅绒，纺织水平精湛，1582年西班牙国王喜获中国床单，织法之巧妙令菲利浦二世惊叹不止。很多西班牙能工巧匠都来观赏、借鉴。瓷器很便宜，欧洲人原来以为瓷器是用粉碎的贝壳做的。最精致的瓷器是贡品，薄如玻璃。商业发达，而且同行的手工业作坊集中于一个街区。军队有步兵，也有骑兵，也有战舰，4天内可征集600艘。门多萨还进一步阐述了中国造船的艌缝技术，由于填缝使用的添加剂十分合理，不但防水还可防虫，使中国船只使用寿命比欧洲长两倍。中国士兵在数量上多于欧洲，在器械上处于均势地位。中国有独特的教育体系。各类图书十分丰富。中国人富于文明和教养。门多萨特别提出，在中国人所有的发明中，最令葡萄牙人和其它西方人震惊的是中国人也有火炮，而且在欧洲人之前已
康乾盛世退出历史课本康乾盛世应感谢玉米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给欧洲的殖民者带来了黄金白银，以及大量有待开发的土地。欧洲人一下子阔了起来，整个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准备好了迎接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然而，哥伦布的发现似乎并没有在东方的中国引发激荡，中国甚至在很久之后才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一块美洲大陆。 其实，世界是一个整体，美国大平原上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就可能会引起南美洲的一场风暴，这就是混沌学所说的蝴蝶效应。美洲大陆的发现，不仅改变了欧洲，同样也给古代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美洲的一些农作物也改变了中国社会，它们是：玉米、地瓜（即番薯）、花生、向日葵、辣椒、烟草。 这些农作物中，玉米棒子和地瓜对粮仓的贡献最大。明末清初的时候，不论是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能够种小麦和水稻的土地，基本上已经开发完毕了，以当时的亩产，也只能支撑1亿多人口生活，再多生一批人，就得饿死一批人。就在这时，美洲的玉米和地瓜经过漫长的传播道路，跨越了半个地球来到了中国。 玉米是一种适应能力很强的农作物，北到 __、 __这样的苦寒之地，南到南美洲腹地的原始丛林，都可以种植玉米。所以玉米进入中国后，许多原来无法种植小麦的干旱、贫瘠之地也可以开垦了。相
对于小麦，玉米的产量更高。虽然从营养价值看，也许要略逊于小麦，但对于贫苦的农民来说，填饱肚子比营养价值要更重要。明末清初的这段日子里，失去土地的农民纷纷涌向无主的丘陵地带，他们在山坡上种植玉米，在山脚下种植地瓜，粮仓充实了，多要几个孩子也能养活了。 美洲印第安人贡献的农作物不仅填饱了中 __肚子，还改善了中__伙食。古代中国长期是农业社会，畜牧业不发达，于是肉类很少，虽然鸡蛋、鸡肉和猪肉含有丰富的动物蛋白，但贫苦农民却难以享受得到，底层自耕农的食谱中除了主食之外，很少会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富含植物蛋白的大豆为古代中国人提供了蛋白质需求，而且相对来说，大豆价格便宜量又足，是自耕农们改善伙食的好选择。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中国人喝牛奶会拉肚子，喝豆浆却没事的原因，因为中国普通大众经过几千年的素食食谱熏陶，肠道中缺乏分解牛奶成分的酶。 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花生和向日葵，给底层农民们提供了摄取蛋白质和油脂的其他选择，而且花生和向日葵同样可以在贫瘠的山区种植，这真是古代中 __福音，两者迅速风靡全国，成为人们重要的零食。稍感遗憾的是，这两种作物提供的蛋白质也还只是植物蛋白。普通中国人（游牧民族除外）开始有能力消费牛奶制品，仅仅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情。
康乾盛世——落日的辉煌 从17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第一个10年止，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这268年间，自康熙经雍正至乾隆的130多年，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个辉煌盛世，史称康乾盛世。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极致。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1／3，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以致英国迟迟不能扭转对华贸易的逆差。然而正是这个大清帝国，在乾隆晚年以后即逐步走上了衰落的不归路，昔日的鼎盛已成为明日黄花。 康乾盛世前后100多年魔术般的变化，令全世界的思想家、政治家以及有识之士们大为震惊。从农业来看，不论是当时的人口数量，还是耕地面积，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历史时期。从手工业来看，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生产规模扩大，手工作坊、手工业逐渐增多。市场也有了一定的发育，对外贸易急剧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也有很大发展。 然而，当康乾君主谨慎地牵引中国社会这艘古老的大船，沿着原有的航线进行再一轮冲刺的时候，诸欧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学新器，绝出前古，横被全球。西方社会爆发了一系列改天换地的伟大革命，迅速地脱离传统的发展路线而突然加速前进，跃上了世界文明进程的制高点。这些革命，不论胜利与否，彻底与否，其结果都加速了封建专制统治的灭亡，推动了民主政体的建立，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 在变化了的世界面前，康雍乾三代君主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和极度的愚昧：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囿于传统、反对变革，满足现状、固步自封，特别是限制工商业、蔑视科学技术、闭关锁国、加强集权、禁锢思想的做法，愈加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的进步。 康乾时期，是人类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的时代，是经济国际化趋势日渐明显的时代。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却采取了逆时代大潮的封闭国策。对外政策的着眼点是怀柔远人，外夷归附，宣扬恩德以保持国内秩序的稳定。至于航海探险、远洋贸易、对外扩张，这一切既缺少实行的手段、能力，也没有试探的兴趣。它不重视对外贸易的经济利益，只把通商当作怀柔的手段。当英国商人给清朝的文书中要求扩大通商，声称中英通商与天朝有益时，乾隆皇帝却轻蔑地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它盲目坚持天朝体制，以四夷之共主的面貌出现，在国际关系中，既不考虑交往的平等性，拘泥于三跪九叩之类礼仪末节；也不考虑经济利益，用朝贡代替国际贸易。 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终清一朝，弥漫着轻视和蔑视科技之风，把科技知识视为形而下，把发明创造称为奇技淫巧。清廷一方面引导知识分子只钻研儒家经典；另一方面采取高压政
“康乾盛世”评价及争议 “康乾盛世”固然是封建社会的又一次太平盛世、繁华高峰，但又是一个不完美的盛世。首先“康乾盛世”在中国历史的纵向看，其盛世规模只有量的增加而没有质的改变；其次，从世界的横向看，康乾盛世时期的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当时的经济生产总量仍高于西方，但是生产技术却相对落后了）、文化科技已经落后于西方，这是开皇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没有出现的情况。 还有，盛世下的清朝有很多弊端：第一，为了限制明末以来土地兼并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及恢复农业生产，清政府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使得资本主义萌芽受到压制；第二，八股取士，并且大兴文字狱，残害大量文人学士，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人民的思想。在此期间，整个社会发展缓慢，欧洲却爆发了工业革命，科技文明跨越式向前发展，大清国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差距越拉越大。此外，还有改土归流，加强了国家对边疆地区的管理，但却加剧了中央与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矛盾，引起了多次边民起义，此外，改土归流亦只流于形式，仅是“换了官名，人还在，一姓土皇”。 某些史学家不赞同“康乾盛世”的提法。如周思源不同意康乾时期是“盛世”，只能称“康乾之世”。他的主要理由有：汉唐之所以公认为盛世，与其政治环境宽松、精神昂然进取有很大关系。而康雍乾三朝最大的失误就是禁锢思想，以文字狱为代表的严厉的残酷的禁锢思想。至于“康雍乾时期的经济发展，是明末以来战乱频仍之后的一种恢复性发展。而并不是由于新的生产方式和使用新的科学技术引起的生产力革命性大提高。” 史学家戴逸在肯定“康乾盛世”提法的同时，也曾指出其四方面消极因素：闭关锁国、重农轻商、禁锢思想、轻视科学，称之为“盛世的阴影”。 鲁迅说他看了外国人的一些记载，怀疑康乾盛世完全是文字狱吹出来的。鲁迅对康乾时期的重要文化成就之一《四库全书》多次发表批判言论，如“清人篡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 清初以敢言而闻名的思想家和政论家唐甄所著《潜书》曾描述：“清兴五十年来，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并指出皇帝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认为“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 然而，在18世纪康乾盛世期间，当前往中国的传教士们将当时的中国图景呈现在人们面前时，立即引来整个欧洲对中国的强烈向往。结果在17世纪末至18 世纪末的100余年间，在欧洲形成了长时间的“中国热”。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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