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9总第413期商业研究
COMMERCIAL RESEARCH
文章编号：1001－148X （2011）09－0153－05
基于长期协整的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技术创新分析
严海宁，谢奉军
（南昌航空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南昌330063）
摘要：国内有关对外商直接投资是否有利于我国技术创新的研究，大多局限于采用短期面板数据的方法，导致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本文从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角度，对1987－2008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长期协整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只对我国过程创新有短期的积极作用，但不利于我国产品创新水平的提高；总体而言，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并没有起到全面促进我国技术创新的目的，而完善市场竞争环境和提高企业规模所起的作用更为显著。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产品创新；过程创新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识码：B
收稿日期：2011－04－14
作者简介：严海宁（1975－），男，武汉人，南昌航空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企
业创新；谢奉军（1973－），男，安徽含山人，南昌航空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企业组织。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科“十一五”（2008年）规划重点项目《航空生态产业链构建模式及其在鄱阳湖生态经
济区中的作用研究》
，项目编号：08YJ06；江西省软科学项目《航空产业支撑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模式研究》
，项目编号：CB200800235；南昌航空大学社科基金项目《研发产业视角下航空研究院所的改制研究》
，项目编号：EA201009053。一、引言
当前，由于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在这种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下，尽快提升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显得尤为迫切。而多年来，为了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水平，我国先后实行了“以市场换技术”和“以竞争促技术”的引资战略，各地通过争相引进外资以达到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目的。这使得我国吸收外资的规模在不断扩大，长期居于发展中国家首位。不可否认，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是否有利于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国内一直存在着争议，主要观点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没有起到促进作用，如何洁（2000）使用1993－1997年28个省连续5年共140个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发现一个地区通过单纯提高对外开放程度不仅不能提高FDI 对本地的正向外溢效应，还会适得其反
［1］
；李晓钟和张小蒂（2007）对我国2001
年和2005年的相关数据，以发明专利申请量作为创新能力的衡量指标，认为外资对我国发明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客观上存在着某种“替代”甚至是“挤出”效应，因此，期望通过FDI 的技术转让和技术外溢来获得那些能够提高一个国家或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技术是比较困难的
［2］
。
第二种持相反的观点，如冼国民和严兵（2005）利用1998－2003年省际层面的相关数据，认为外资对中国东部地区的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有显著的正面溢出效应
［3］
；王红领等
（2006）选取20个工业行业1998－2003年共6年的数据，采用科技活动经费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科技活动人员占从业人员比重和专利申请数量作为内资企业的研发投入指标，认为FDI 对内资企业生产效率提高是有帮助的，而其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是促进了内资企业的自主研发投入
［4］
。
第三种观点认为两种影响同时存在，如蒋殿春和夏良科（2005）运用1998－2002年5年的行业面板数据，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高技术行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的途径，结论是FDI 的进入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提升的作用有两种：通过培训和人员流动效应起到了
DOI:10.13902/https://www.doczj.com/doc/cb2628289.html,ki.syyj.2011.09.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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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作用；但是外资企业的进入所产生的竞争效应却对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起了显著的抑制作用［5］；张海洋（2008）运用1999－2002年期间外资进入的28个大中型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认为尽管外资对自主创新投入的影响不显著，但外资活动对自主创新产出，即新产品生产效率的影响在所有回归中都呈显著的正向影响［6］；路江涌（2008）利用我国1998－2005年制造业大样本企业层次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研究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生产效率的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渠道，发现本市范围内外商投资水平对内资企业的净溢出效应为正，而全国范围的外商投资水平对内资企业的净溢出效应为负［7］。
以上观点的差异，一方面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国内已有的文献基本上都使用的是面板数据的方法。虽然面板数据能够从时间和截面构成的二维空间来反映数据的变化规律，具有控制个体的异质性、减少回归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等优点，但是由于选取的时间和部门各不相同，特别是时期较短，多数数据都是集中在1998年以后不同的时间段，缺乏更长时期且时间一致的实证分析，其结果自然有所差异。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是个长期的渐进积累的过程，只有选取较长的时间段才能对此问题有更为透彻的了解。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国内研究在选择衡量创新的指标上并不完全相同，不同的指标得出的结论会有所差异。不过现有的衡量指标虽多，但还没有对过程创新和产品创新进行明确地区分，导致相应的研究容易出现混淆，从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产品创新（Product Innovation）指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是产品种类的增加；过程创新（Process Inno-vation）又称工艺创新，指对生产工艺的完善，是产品质量的提高。这是对技术创新的一种重要衡量标准，国外对此的研究已有较大的进展，众多学者（Cohen＆Klepper，1992；Weiss，2003；Tang，2006；Roper＆Hewitt－Dundas，2008）［8－10］发现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存在明显差异，必须区别开来进行分析，而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还有所欠缺。
正是基于这两点不足，本文从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这一新的视角，通过长期的协整分析来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和我国技术创新的关系。
二、实证分析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之所以采用长期协整分析来研究，是由于大部分时间序列数据都是非平稳的，不能满足多元回归等传统分析方法对数据平稳性的要求。有时当变量之间没有联系，也会显示出一个很高的R2和变量间的显著关系，这就是所谓的谬误回归或伪回归问题，而协整分析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它不是像多元回归方法那样事先假定变量间存在关系，然后进行检验，而是事后假定，需要先判断变量的单整阶数。只有当变量的单整阶数相同，或者不同阶数的变量经过某种组合后，在一个回归中“一起飘移”或者说“同步”，理论上才可以认为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也才可以假定方程式。
（一）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产品创新和过程具有多维度的涵义，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理解。但由于数据来源的限制，本文只能各自选取一个指标表示，无法选取多个变量进行更为精确的刻画。其中产品创新最常见的衡量指标是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这个指标可以很好地说明企业产品创新的产出水平，这里用NTP表示；过程创新的衡量指标是微电子控制设备占生产经营用设备原价比重，之所以选择这个指标，主要是因为影响过程创新的因素虽然很多，但过程创新水平的提高对先进的技术设备存在相当的依赖，这个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对过程创新投入的水平，用EMP表示。这里我们使用相对比重而不是绝对比重作为衡量指标，是因为相对比重比绝对比重更能准确说明技术创新对企业的重要性。
在自变量的选取上，除了用实际使用外资额表示外商直接投资，用FDI表示外，还需考虑影响我国企业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的其它因素，这样对外商直接投资作用的认识就会更加深入。理论上一般认为竞争程度和企业规模都对技术创新有着显著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这两个因素需要考虑在模型之内。由于可以获得的数据有限，我们选取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中有科技机构的企业数占全部企业数的比重表示竞争程度，这一比重越高，说明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越为激烈，用EIP表示；对于企业规模的衡量，我们用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除以企业数得到企业的平均规模，用ES表示。至于还有很多其它影响技术创新的因素，由于其重要性不足或难以找到统一口径的数据，本文暂不考虑。
本文关于企业的数据来源于大中型企业的数据，因为大中型企业的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基本情况。根据国家统计局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二号）的数据，在2004年末，在大中型企业中，开展科技活动的企业所占比重为38.4%，小型企业中开展科技活动的占9.0%，可见后者远不及前者；在科技活动经费投入中，代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总的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为1104.5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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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其中，大中型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954.4亿元，占据了绝大部分。这说明从整体而言，大中型企业在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故选取大中型企业的数据足以说明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状况。另外，对所有变量都取自然对数，目的是为了减少数据的波动，消除时间序列中的异方差现象，且不改变变量之间的原有关系。
以上除了FDI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9》外，其他的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由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最早的相关数据只能截止到1987年，所以我们选取的数据是全国大中型企业1987－2008年共21年的数据，这21年正是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影响最为显著的时期，弥补了以前研究数据时间偏短的缺陷。
（二）单位根检验
本文实证分析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为防止“谬误回归”，首先要检验它们的稳定性，即对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法检验序列平稳性，运用Eviews5.0对lnFDI和lnEIP进行单位根检验，根据根据AIC和SC值最优的原则选择滞后期，结果见表1。
表1单位根检验的结果
检验变量ADF统计量5%临界值检验形式（C，T，K）结论
lnNTP－3．239914－3．733200（C，T，3）非平稳
lnEMP－2．244265－3．673616（C，T，0）非平稳
lnFDI－1．434984－3．710482（C，T，2）非平稳
lnEIP－2．599476－3．673616（C，T，0）非平稳
lnES－1．474980－3．673616（C，T，0）非平稳
DlnNTP－3．147685－3．081002（C，0，3）平稳
DlnEMP－5．906304－3．040391（C，0，1）平稳
DlnFDI－3．841104－3．710482（C，T，1）平稳
DlnEIP－4．834210－3．040391（C，0，0）平稳
DlnES－5．435915－3．690814（C，T，0）平稳注：D表示一阶差分项，检验形式（C，T，K）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中的常数项、趋势项和滞后阶数，检验形式中的C表示带有常数项，T表示带有趋势项，K表示采用的滞后阶数。当ADF值大于临界值时说明序列不平稳，反之则拒绝虚拟假设，表明时间序列是平稳的。
由表1给出的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变量lnNTP、lnEMP、lnFDI、lnEIP和lnES均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而其一阶差分序列均为平稳过程，由此本文认定变量lnNTP、lnEMP、lnFDI、lnEIP和lnES均为I（1）过程。
（三）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
Granger（1969）建立了检验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计量方法，考察经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经济意义上的相互关系。由于lnNTP、lnFDI和lnEMP、lnFDI两对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选择合适的滞后期，可以对它们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进一步明确它们之间的关系，结果见表2。
表2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
检验变量原假设滞后期F统计值P值结论lnNTP lnFDI不是lnNTP的格兰杰原因36．545680．01003拒绝原假设lnFDI lnNTP不是lnFDI的格兰杰原因30．742470．49508不拒绝原假设lnFDI不是lnNTP的格兰杰原因47．207960．01258拒绝原假设
lnNTP不是lnFDI的格兰杰原因42．465350．14047不拒绝原假设lnEMP lnFDI不是lnEMP的格兰杰原因110．39850．00530拒绝原假设lnFDI lnEMP不是lnFDI的格兰杰原因10．112560．74160不拒绝原假设lnFDI不是lnEMP的格兰杰原因24．087480．04196拒绝原假设
lnEMP不是lnFDI的格兰杰原因22．541830．11702不拒绝原假设
从检验结果来看，对“lnFDI不是lnNTP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可以认为拒绝原假设，而对“lnNTP不是lnFDI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不拒绝原假设，因此可以认为lnFDI和lnNTP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产品创新的格兰杰原因，但反之因果关系不显著。同理亦可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过程创新的格兰杰原因，但反之因果关系不显著。
（四）Johansen协整检验
上述的ADF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的lnNTP、lnEMP、lnFDI、lnEIP和lnES都是同阶单整序列，此时不能直接对其进行OLS估计，不然可能导致谬误回归，而必须对其进行协整检验。把5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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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分为两组，分别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以分析FDI与我国企业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之间的关系，根据AIC和SC最优信息准则确定滞后阶数都为1，检验结果见表3。
表3Johansen协整检验的结果
检验变量协整方程个数假定特征值迹统计值5%临界值概率＊＊lnNTP没有*0．87261976．1553147．856130．0000 lnFDI最多一个*0．69835139．0664629．797070．0032 lnEIP最多两个*0．56181017．4995915．494710．0246 lnES最多三个0．1387552．6887753．8414660．1011 lnEMP没有*0．89998080．4915047．856130．0000 lnFDI最多一个*0．69823539．0486129．797070．0033 lnEIP最多两个*0．46492817．5422115．494710．0243 lnES最多三个*0．2947576．2858423．8414660．0122注：*表示在5%的显著性上拒绝原假设；＊＊MacKinnon－Haug－Michelis（1999）p－values。检验过程包含常数项，不含趋势项。
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nNTP、lnFDI、lnEIP、lnES与lnEMP、lnFDI、lnEIP、lnES两组内的检验变量都表明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说明两组内的检验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因此在模型中不必剔除时间趋势，可以直接回归分析。将协整关系写成数学表达式，如方程式（1）和（2）所示。
lnNTP=11．22434－1．130487lnFDI－2．719642lnEIP+0．743249lnES（1）（0．13046）（0．73076）（0．35077）
［－8．66524］［－3．71892］［2．09067］
lnEMP=－9．548976+0．403784lnFDI+1．469596lnEIP+0．441875lnES（2）（0．02159）（0．13258）（0．05965）
［18．5594］［11．0834］［7．27401］
注：（）表示标准误差，［］表示t统计量。
由于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因此协整方程的系数为弹性。从回归方程（1）中可以看出，FDI每增加1%，NTP就下降1.13%；EIP每增加1%，NTP就下降2.72%；ES每增加1%，NTP就上升0.74%。由回归方程（2）中可以看出，FDI 每增加1%，EMP就上升0.40%；EIP每增加1%，EMP就上升1.47%；ES每增加1%，EMP就上升0.44%。因此，可以认为FDI和NTP长期存在反向关系，和EMP长期存在正向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对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的作用有着显著的差别。EIP对NTP和EMP的关系和FDI相同，不过相关系数要高得多，这说明国内的竞争程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远高于外商直接投资。ES对NTP和EMP的影响都为正值，表示企业规模的扩大同时有利于企业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水平的提升。
（五）脉冲响应函数
协整分析提供了变量间长期的信息，但是没有为变量的动态特征提供更多的信息，引入脉冲响应函数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脉冲响应函数是用来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于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对一个变量的冲击直接影响这个变量，并且通过VAR模型的动态结构传导给其它内生变量。通过描述这些影响的轨迹，能够比较直观地刻画变量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及其效应。图1和图2分别给出了lnNTP和lnEMP对于lnFDI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结果，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间数（单位：年），纵轴分别表示lnNTP和lnEMP的变化，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
。
图1lnNTP对lnFDI的脉冲响应
从图1中可知，lnFDI给予lnNTP的冲击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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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海宁：基于长期协整的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技术创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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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推移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初期这种影响是负向的，在lnFDI 上调一个单位标准误时，lnNTP 在lnFDI 的冲击下，脉冲响应的初始值在第1年为零，然后迅速地下降到第3年的－3.89%。后期这种负向作用才逐渐减小，在第6年时转为正值之后，逐渐稳定在1.3%左右。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可能是在最初几年国内企业的产品创新被外资企业压制后，通过不断的适应和学习，慢慢地加强了自身的产品创新能力。从而使得在以后的几年里，外商直接投资还能对我国企业产品创新产生正面影响。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正面影响相对负面影响而言，还是比较小的。因而在总体上，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企业产品创新的影响还是以消极影响为主
。
图2lnEMP 对lnFDI 的脉冲响应
从图2中可知，lnFDI 对lnEMP 的冲击是正值，脉冲响应的初始值在第1年为零，随后迅速上升为6.45%，第3年达到最大值6.48%，然后呈现出逐年稳步下降的趋势，不过始终保持正的影响。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带动了我国企业产品创新水平的提高，但是对这种效应也不能估计过高，因为从长期来说，它有逐渐减小的趋势。而且我国不可能无限地引进外资，任其占领国内市场，我国企业最终还是得依靠自身的努力来提高过程创新的水平。
三、结论和启示
本文运用长期协整分析的方法，从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的角度入手，讨论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以上研究，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和启示：
第一，长期以来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涌入，只能在短期内促进我国企业的过程创新，对产品创新的作用还是以消极为主。比较这两个指标，我们倾向于认为产品创新更为重要。因为我们对产品创新使用的是产出指标，对过程创新使用的是投
入指标，对于外资是否促进了东道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不仅要看对技术创新投入指标的影响，更要看对技术创新产出指标的变化，产出指标的提高才是企业技术创新的最终目的。从这点上来看，大规模地引进外资只会导致国内市场的丧失，并没有起到全面促进国内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
第二，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相同，但其负面作用更为突出。这说明决定技术创新的因素并不是外资规模的大小，而是市场的竞争程度。我国与其片面依赖引进外资促进技术创新，还不如通过改善国内的市场竞争环境更为有效。
第三，企业规模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它在提升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的水平上具有积极作用。因此，采取各种措施促进企业规模的合理扩大，改变长期“一盘散沙”的局面，无疑是迅速增强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一条捷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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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春雪）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及效益分析 第一章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现状及特点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和国际分工的细化，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我国经济在经历了近20年的持续高增长之后也开始步入以增长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为主的转型时期。市场容量的扩大、需求的多层次性、工资差距的变动以及“消费断层”的存在促使在华外商直接投资无论在投资动机、投资方式还是在投资类型方面均呈现出新的特点。 1.1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现状 1.1.1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从外商直接投资项目规模看，2002年我国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34171项，是1983年的54倍、1990年的约5倍；其次，从外商直接投资的合同外资金额规模看，2002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合同外资金额达827.68亿美元，分别是1983年和1990年的约43倍和13倍；最后，从外商对华实际投资规模看，2002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527.43亿美元，是1983年的65倍、1990年的15倍。2008年，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业产值和纳税分别已经占全国的30%和21%，占出口的比重高达55%，直接吸纳的就业人数达到4500万，在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在中国投资的达到480家。截至2009年5月底，中国累计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约9000亿美元。外资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1.2增长速度持续稳定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无论在批准项目数、合同外资额，还是在实际利用外资额上都保持着稳定的增长速度。1984-2002年全国批准外商
直接投资项目平均增长率为24.91%，其中，1984-1998年均增长率更高达59.4% 。合同外资额增长率总体上也保持着增长的态势，1984-2002年均增长率为21.47%。实际利用外资金额1999年出现下降外，其余年份均保持增长，1983-2002 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年均增速高达33.5%。近几年来，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也从过去以“引进来”为主要特征调整为“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2007年，中国企业的非金融类对外投资额达到190亿美元，是2004年的3.4倍，2008年又增长到410亿美元。由此可见，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额仍持续稳定并且保持着快速增长的状态。 1.2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特点 1.2.1外商投资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外商在我国的投资过去主要集中于以轻纺为主的传统工业，近年来开始转向重工业方面投资,逐步投向石油化工、冶金、汽车和飞机等工业。另外，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高技术领域吸收外商投资持续大幅增长，外商投资设立研发中心和地区总部数量也迅速增加，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新增外商投资也得到了有效遏制，使得外商在华投资的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最近几年外商在我国制造业中的投资发生了重要变化，我国制造业正在从加工组装基地向全球制造基地转变。随着跨国公司投资规模的扩大和投资水平的提高，中国在继续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的同时，在高附加值产品和技术研发上的优势也开始形成。以往许多跨国公司不愿意向中国转移最先进的产品和技术，但这种状况最近几年发生了明显变化，大量日本企业正在将最先进的制造技术和产品转移到在华投资企业。例如东芝在华投资已由以往集中于家电、机电、能源领域转向信息技术及软件领域，并将在今后加大IT业方面的投资。阿尔卡特将其全球先进技术和产品向在华合资企业和中国市场全面开放，上海贝尔阿尔卡特有限公司将全面获得阿尔卡特开发的最新技术和产品。柯达公司已经将全球的Easyshare数码相机生产转移到上海。医药行业中的大型跨国公司，开始在中国生产其最新产品，将中国列入全世界其新药上市首批名单等等。 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现状及问题探析 [摘要]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地区分布不尽合理,投资规模小,经济效益偏低;投资存在一定的盲目性,缺乏高效统一的宏观管理与协调机构;海外企业缺乏高素质的人才,经营管理水平不高;我国海外投资风险尚缺乏有效的防范制度和措施。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问题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1.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与流量 从我国近几年来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出, 虽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但从总体规模上我国与部分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根据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截至2003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332亿美元,相当于1990 年的13倍。2004年延续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上升势头,中国2004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36. 2亿美元,年末存量接近370亿美元。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是增速惊人。在5月举行的第四届东亚投资论坛上,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陈健在论坛上透露,该年一季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FDI) 为193. 4 亿美元, 同比增长353%。 2.对外直接投资区域选择 从投资区域结构看, 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区域更为广泛, 2006年我国对外投资合作业务已经遍及世界约2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 在亚洲的直接投资额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30%,在非洲的直接投资额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比例约为3%,在拉美国家的直接投资额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0%,拉美已经取代亚洲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第一大目的地。可以说, 我国90%以上的对外直接投资投向了亚太地区, 相比之下, 欧洲其他地区所占份额极小。 3.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与投资方式 近年来,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家逐渐放宽了对外投资政策,对外直接投资主体逐渐由国有企业主导向投资主体多元化方向发展。国有企业占整个投资主体的比重由2003年的43%降至2006年的26% ,而有限责任公司由2003年的22%上升至2006年的33% ,超过国有企业跃居对外投资主体首位,私营企业则位居对外投资主体的第三位。这表明有限责任公司和民营企业已逐渐发展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新生力量,投资主体结构进一步优化。另外, 跨国并购已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重要方式。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1.缺乏清晰的境外发展战略,投资存在一定的盲目性 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往往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具有完整的全球战略,以世界市场作为角逐的目标,对再生产周期的各个环节实行国际化安排。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初级阶段,还未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发展战略。首先,我国有些企业从事对外投资不是生产经营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而是带有某种试探性、偶然性。其次,我国更多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仍是扩大出口市场,增加出口创汇,而不是依据企业全球化发展战略的实施计划而进行投资的。这样企业海外发展的持续性和全体布局性就较差,也将导致企业在全球市场的长期竞争中缺乏后劲。 2.企业缺乏核心技术 核心技术与核心产品是企业在市场中取胜的主要因素。目前, 我国还处在技术引进阶段, 在关键技术上, 还难以与国外具有高新尖技术和成熟产品的企业抗衡。从总体上看,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的技术优势不足。对许多引进的先进技术缺乏消化吸收, 创新能力不强, 特别是一些高端产品的核心技术仍然依靠进口, 甚至某些行业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根本没有竞争优势可言, 因而无力参与国际竞争, 甚至连国内的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效应风险述评 内容提要：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提高国内企业业绩具有诸多正面效应和积极作用。但随着外资进程的加快，利用外商对华投资的风险问题也随即出现，亟待需要解决和深入研究。本文在问题提出的背景下，就近期相关中外资风险的问题进行文献综述和评价，进而提出规避风险的政策建议，以期我国经济建设的健康持续发展。 关键词：FDI风险政策建议 一、问题背景 我国改革开放，利用外资所取得的成绩令世人瞩目，但伴随引资战略进程的加快，我国在引进和利用外资中存在一些潜在风险，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许多问题亟待解决。首先，国内被外资垄断的一些行业，排挤了我国民族企业，威胁到我国的产业安全，加大了国内市场风险。其次，外贸依存度虚高，外企出口占总出口的50％以上，反映了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企实现，我国对外资的依赖性过高，影响到我国的国际收支安全，加大了国际市场风险。第三，外资的技术外溢效果从总体上看不太明显，我国出口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占绝对层次的现状并没改变，贸易环境持续恶化的趋势也没扭转，表明利用外资优化出口产品结构的目标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第四，外企的技术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增强了我国对外国技术的依赖性，影响了我国自主技术创新的能力和积极性，技术的相对落后使我国产业和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偏低，加大了国际和国内市场风险。第五，外资对总体就业的贡献率很低，与其在我国获取的利益不成比例，同时，外资的区域选择偏好也加剧了我国地区经济差异和个人收入差异。 尽管目前有许多国内外学者对此方面问题进行了有效的理论探讨，但绝大多数国内专家在从总体上论述了外资的正面效应后，只是略带论述了外资的负面效应，还不够深入；或从单个方面探讨外资的负面影响，如国内学者在技术外溢和技术安全方面，运用了大量的计量与实证的分析方法，但分析结果大相径庭，对统计计量标准与方法也存在较大的分歧。作为国外学者则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整体进行分析，或以中国为例进行局部分析，直接对我国具体情况进行深入客观分析的较少，并且国外专家分析也难免会从自身的角度和立足点出发来看待中国问题，不一定完全符合我国国情。虽然外资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及对策有专门阐述，但缺乏理论系统分析，因此本文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我国全面履行人世义务的过渡期即将过去。这意味着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将加快，外资会以更快的速度进入我国，国际投资的自由化趋势难以逆转。在积极参与了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多边投资自由化活动中，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并存的现象使我国的政策出现了两难
近十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状况的实证分析 摘要：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已超过国际贸易，成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外商直接投资已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资本渗入的主要形式，我国也在近几年超过美国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最大接收国。本文利用理论与实证对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分布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结论和建议。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发展；协调策略 一、引言 外国直接投资作为生产国际化和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的一种重要方式,日益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力量之一。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也叫国际直接投资，它是以控制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取利润为目的一种国际投资基本形式。近年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GDP指数逐年攀高，外国投资者越来越倾向于来华投资。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决定了近一半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储备资产的增减和国际收支的平衡，也直接影响着中国各个领域的发展。目前，我国实际吸收的FDI存量已突破5000亿美元，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成为世界最大的FDI流入国。FDI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就业、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
二、我国利用外资的总体趋势 本表为2000—2011 年的年度数据，相关数据根据近十年《中国统计年鉴》经计算整体所得。
据外资快报统计，2011年1-4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8152家，同比增长8.61%；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88.03亿美元，同比增长26.03%。到2011年四月累计外商直接投资逾1445.38亿美元，已连续18年居发展中国家之首； 2011年1-3月份，对华投资前十位国家/地区（以实际投入外资金额计）依次为：香港（196.87亿美元）、台湾省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在华直接投资 经济效用研究 The Economic Utility of FDI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China April 2012
摘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速度的不断加快，国际直接投资日益频繁，投资流量、规模迅速扩大，对整个世界经济格局的变革产生了深刻影响。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吸引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数量逐年增加，引资额已连续多年位居发展中国家的首位。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无疑已然成为世界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员.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不断取得突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从无到有，规模从小到大，已然形成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开放发展新格局，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将站在历史沿革角度，运用历史眼光正确看待外商直接投资的历史、现在及未来，对改革开放30年的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发展历程的重点进行梳理。通过历史比较，对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期的作用得出综合评述，本文力求在每一章节做到条理分明，层次清晰。 本论文拟分五部分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前言。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介绍选题的背景和研究意义；国内外学界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经济效用研究方面的成果和文献综述；课题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研究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第二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历程及特征。包括基于历史角度，回顾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五个阶段发展历程；在华直接投资来源地、投资方式、产业布局、区域分布四个方面的特征分析。 第三部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促进作用分析。首先从宏观角度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经济效用，然后选取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技术进步、产业发展、市场化改革等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第四部分：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分析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进程中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的结构风险，如外资进入与国家经济安全、不均衡分布扩大经济水平差距、产业结构失衡影响工业结构效益；日趋受到普遍关注的环境污染与破坏问题。 第五部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政策建议。分为三个具体部分进行评述。首先强调用国家发展战略眼光引导。其次政府立法规范在华外企的经营行为。最后提出寻求创新发展之路的方向。 关键词：改革开放；直接投资；历程；经济效用
评价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内容摘要:近年来,在世界范围上,中国被广泛地认为是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主流文献应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得出结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透过资本形成、出口扩张、技术转移和推动经济结构和制度转变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本文则从涵盖结构主义、激进政治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等学派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和后进发展研究的一个多方位视角,来评价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通过比较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确实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却妨碍了生产性效率的提升、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综合而言,总的效应却应该是偏向于负面的。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相对生产率,比较优势,经济发展 一、现有文献概述与批评 现有的研究文献绝大多数遵循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同程度上,它们接受这样的假定,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意义,是代表了接受体的资金和技术资源的一种“净增加”。这种分析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总量的主要指标的比率简单标示出来,然后“读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由此得出判断,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和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之比,在1980年代相对较小,进入1990年代以后就开始大幅度上升。这些研究同时发现,在日益扩张的中国外贸出口中,外资所占份额也在急剧上升。这两项指标,对于迅猛发展的沿海地区省市表现得尤为显着(Chen et al. 1995; Kaiser et al. 1996; Lardy 1995; Whalley and Xin 20XX; Zhang and Song 20XX)。 第二种方法,可以说是第一种方法的补充,主要专注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各项指标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这种分析意在检测外商直接投资对可观测的指标,如GDP增长等的间接影响,这种影响在在第一种分析中不能够显示出来。另外也试图想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那些不可观测的指标,如全要素生产率等的影响。这些分析发现对于各种不同的回归模型结果各异,但总体结论是,相关性都表现为正,而且在统计上显着。其中最乐观的发现是,在19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年增长达%,加上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形成使GDP增长个百分点,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贡献在1990年代年平
外商直接投资间接投资互补性研究论文 [摘要]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是我国经济转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和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手段。然而学术上对其研究要么局限于直接投资的研究,要么局限于间接投资的研究,而对从两者关系的角度研究的则未见也。本文分析了二者的互补性,发现两者都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提出二者并举的政策建议。 [关健词]外商直接投资外商间接投资互补性 对外投资是指资本突破国家界限在国外的投资,按照投资主体是否拥有对投资企业的实际管理权,可以把对外投资分为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DirectInvestment-FDI)与对外间接投资(FPI)。前者指投资者以控制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取利润为主要目的。后者主要是指购买外国公司的股票和其他有价证券的投资,以及中长期国际信贷。本文所指直接投资是指外商在华注册登记的三资企业,而把股票投资和对外借款及其他外商投资作为外商间接投资。 学术上关于FDI的论著主要集中在解释成因和讨论影响两个方面。早期的FDI理论主要从微观或宏观层面出发,重在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形成的原因。微观层面如海默(1960)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基础上的垄断优势理论,雷蒙德·维农(1966)建立在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上的产品周期理论,巴克莱和卡逊(1976)等建立在科斯定理基础之上的内部化理论,以及约翰·邓宁(1977)建立在产业组织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上的折衷理论(OLI);宏观层面如日本小岛清(1978)的比较优势理论。近期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宏观(即国家层面)上,主要讨论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以及提出政策建议,多为实证研究。 FPI的理论主要是证券投资理论,大都从微观层面即从投资者层面论述如何规避风险,提高投资效益,如上世纪50年代马柯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60年代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AssetPricingModel)”及70年代史提夫·罗斯的“资本资产套价理论(ArbitragePricingTheory)”等。近期也开始有宏观即国家层面的论述。如有学者(于永达,2000)在分析FPI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国家应力主FPI的健康发育、有序
外商直接投资的基本形式 我国吸收外商投资，一般分为直接投资方式和其他投资方式。采用最多的直接投资方式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和合作开发。其他投资方式包括补偿贸易、加工装配等。 中外合资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亦称股权式合营企业。它是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共同投资举办的企业。其特点是合营各方共同投资、共同经营、按各自的出资比例共担风险、共负盈亏。各方出资折算成一定的出资比例，外国合营者的出资比例一般不低于25%。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是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各种方式最早兴办和数量最多的一种。在吸收外资中占有相当比重。 中外合作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亦称契约式合营企业。它是由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共同投资或提供合作条件举办的企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在各方签订的合同中确定。举办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一般由外国合作者提供全部或大部分资金，中方提供土地、厂房、可利用的设备、设施，有的也提供一定量的资金。 外商独资 外商独资企业指外国的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依照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全部资本由外国投资者投资的企业。根据外资企业法的规定，设立外资企业必须有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并应至少符合下列一项条件，即采用国际先进技术和设备的;产品全部或者大部分出口的。外资企业的组织形式一般为有限责任公司。 合作开发 合作开发是海上和陆上石油合作勘探开发的简称。它是国际上在自然资源领域广泛使用的一种经济合作方式，其最大的特点虽高风险、高投入、高收益。合作开发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即勘探、开发和生产阶段。合作开发比较以上三种方式，所占比重很小。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外商在中国的投资逐年上升，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美国“9.11”事件之后，中国作为全球投资安全的“避风港”[1]和国际的投资热点[2]，各国投资者不断加大对中国的投资。截止2002年12月底，全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424,196个，合同外资8,280.60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4,479.66亿美元[3]。2002年作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第一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首次突破550.11亿美元，创历史最高记录，从而使中国第一次成为世界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4]。作为投资者，外商在决定对中国进行投资的时候，希望中国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能够获得高额的投资回报和具有畅通的退出机制。但在过去较长时间和当前，由于历史的原因、境外缺乏对中国的了解及国外一些媒体的误导，许多境外投资者认为，由于中国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政策等原因，所以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缺乏有效的退出机制，或者退出机制不畅通，从而对到中国投资产生顾虑。为此，本文在全面考察中国国内法律和有关国际法律制度，并结合一些外商投资企业重组实践的基础上，就许多外商所关心的在华直接投资的退出机制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并提出一些新的看法。一、对外投资的退出机制概述在任何国家和地区，投资者在决定投资方面有许多共性，参与对中国投资的外商也不例外，他们一方面追求投资回报的最大化，另一方面需要确保投资的安全。一些投资者，特别是一些机构投资者，它们会经常根据整体发展战略的调整和投资环境的变化而适时修订其投资计划，因此，境外投资者（特别是一些跨国公司和投资基金）在决定在中国投资的同时必然会考虑日后如何退出的问题，这就会涉及到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退出机制问题。所谓的“投资退出机制”，是指投资机构在其所投资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或特定时期，将所投的资金由股权形态转化为资金形态，即变现的机制及相关的配套制度安排。考察国际上一些发达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等的投资退出机制，投资退出机制主要有四种方式：1.股份上市、2.股份转让、3.股份回购、4.公司清理。[5]投资者退出投资可以同时通过一种或多种方式来实现，这些退出机制会因不同国家的投资环境和法律制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相比而言，由于股份上市方式比较便利且增值幅度较大，目前已经成为各国投资者首选的和主要的退出选择方式。[6]二、外商在华投资的退出机制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三部基本法及其实施条例(细则)；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还须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7]。除此之外，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经营、重组、收购、投资、终止和清算等事宜，我国还相应制订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条例和办法等，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有效地保护了境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8][!--empirenews.page--]考察这些法律和法规，结合一些外商投资企业重组、退出的实践和相关案例，外商在华投资的退出机制主要有如下几种：股份上市如前所述，首次公开发行上市(InitialPublicOffering，简称IPO)作为国际投资者首选的投资退出方式，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外商同样可以通过股份上市的方式退出在华投资，而且已为一些投资者所采用。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实践，就股份上市的退出机制而言可以采用境外控股公司上市、申请境外上市和申请国内上市三种途径。1．境外控股公司上市在国际投资的实践中，投资者通常不会直接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投资，而是首先在一些管制宽松的离岸法区如百慕达、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美国特拉华州和香港等地注册一家控股公司，作为一个项目公司进行对华投资，而投资者通过该控股公司间接持有在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投资者设立一家控股公司进行投资的目的一方面是通过法人制度规避投资风险，另一方面是为日后该控股公司的上市和重组做好准备。以控股公司的形式申请上市是国际上通行的上市模式，为国际上大部分国家和证券交易所所接受，如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和创业板均接受控股公司的上市。深圳金蝶软件公司在1998年引入了美国国际数据公司(IDG)的风险投资，为了在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金蝶在开曼群岛注册成立了控股公司金蝶国际软件集团有限公司[9]，作为金蝶上市的主体；金蝶国际软件集团(HK.08133)2001年在香港创业板上市时，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利弊分析 (2009-04-09 11:29:19) 鲁月峰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综述 麦克杜格尔（Macdugall,1960）较早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原因和影响做了理论研究，后经肯普(M.C.Kemp)等人对其分析的发展形成国际资本流动的一般模型。麦克杜格尔和肯普认为国际间的资本流动将使各国的资本边际产出率趋于一致，从而可提高世界的总产量和各国福利。麦克杜格尔以后，随着国际直接投资规模的明显扩大和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西方学者采用宏观结构分析和微观行为分析的方法对国际直接投资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许多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其中有海默（Hymer1960）等人的垄断优势论，哈佛大学教授维弄（R.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巴克利（P.J.Buckley）等人的市场内部化理论，邓宁（J.H.Dunning1977）的国际生产折衷论，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的比较优势论等等。在国际直接投资对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经济学家H.钱纳里和A.斯特劳特1969年创立的“两缺口”模型，该模型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经济发展主要受三种因素约束：一是储蓄约束，即国内需求水平低,不足以支持国内投资需求的扩张，二是外汇约束，有限的外汇收入不足以支付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品和消费品进口，三是吸收能力约束，即由于缺乏必需的技术和管理，无法有效的使用外资和各种资源，这三种约束都将阻碍经济发展。实质上双缺口模型是在新古 典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得出的，而以罗默(P.Romer)、卢卡斯(R.Lucas)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认为，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贸易可以产生一种外溢效应（Spillover）,加速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从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在实证研究方面，西方学者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跨国比较分析来研究外国资本流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通常的做法是将经济增长率对外国投资水平和外国资本的积累进行回归分析；另一种做法是通过生产函数导出的增长方程研究外国资本对本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对国际资本流入与国内经济增长特别是发展中的东道国的各种实证分析中，有的学者认为国际资本流入促进了接受国的经济增长，有的学者对国际资本流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持否定态度。其中，V.N.Balasubramanyam 和M.Salisu利用46个国家的样本数据检验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世界银行学者Husian和Jun应用时间序列和横截面序列相结合的方法对东亚国家（不包括中国）1970-1988年的经济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另外如Raghuram G.Rajan，Eduardo
对外直接投资论文开题报告范文研究背景及意义 众所周知，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中国足吸收fdi的世界大国，占了流向开展屮国家fdi总量的三分之-。但另-方面，巾国也是世界资本的-大供应源，虽然口前巾国流出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相比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ifdi)规模还较小，但其增长速度不容小视。仅20XX年一年，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幅就到达了 32%，中国的很多跨国大企业在国际商务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XX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到达亿美元1，创历史最高纪录，位居全球第五。 在全国各省市中，广东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位列第一，到达了亿美元。上海位第二，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到达60. 43亿美元。上海和广东作为中_经济的领头羊，许多行业都是处于全w领先地位，尤其是制造业，而且在施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中，也还是以制造业为主。 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很多，有目的国的环境因素、政策因素、中国的市场因素、政策性因素等等。但以上分析都是基于宏观层而的，这些h益增长的对外宵接投资终究是由什么样的企业奉献的?剔除相同的宏观经济环境、不同的行业因素和不同的冃的国的影响，什么样的企业更容易选择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生产效率与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乂有什么样的关系?对企业层面的复杂差昇很难由一个笼
统的调查阐释清楚，因此只有通过对企业层面进行严谨的分析，才能答复上面的问习题。 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很长一段时间企业在贸易中的作用是被无视的。 传统贸易理论关于企业的描述仅有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新贸易理论中虽然将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引入国际贸易分析中，但企业还是同质的(homogeneous)典型企业，即所有企业都从事出u。然而，近十几年的贸场理论研究表明，企业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为什么一辟企业从事出口而另-些企业不从事出口?为什么有些企业选择通过出口进入海外市场，而有些企业选择fdi?对上述两个问习题，异质性企业理论从新的角度给予了解释。 melitz首次通过异质企业模型将上述研究标准化，出现了以企业异质性为特征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 theory)。 新-新贸易理论是同际贸场理论的前沿，能够很好的解释当前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的现实情况，代表了将来的开展思路和研究方向。该理论主要分为两个研究方向，以melitz (ＸＸ)为主导的方向主要探索企业的国际化途径选择，又称为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heterogeneous-firms trade，简称hft);以antras (ＸＸ)为主导的方向主要研究企业全球组织生产抉择，又被称为企业内生边界理论(endogenous boundary theory of the firm)。而从现有文献来看，该理论还处于开展初期，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方面都还不够成熟和完善，关于异质企业的理论假设需要更加详细的企业面的数据来进行检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贸易的相关性研究 摘要:通过综述外商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理论关系,发现大多数研究都以二者的总额作为研究对象从而得出结论。本文选取1985—2008年作为研究时间段,首先定性分析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然后通过建立时间序列模型验证其结论,并利用E-G两步法进一步定量分析二者之间的相关性。最后深度考察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与FDI企业贸易额、剥离出FDI企业贸易额后的对外贸易额之间的关系,从而对二者的相关性得出比较全面和深入的结论。 关键词:FDI;对外贸易;相关性 一、理论基础 第一,外商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互补性。1978年,小岛清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失去比较优势的企业可以利用其标准化的技术和雄厚的资金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在东道国和母国经济结构互补的前提下,这种来自于母国失去比较优势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将流向东道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增强双方的贸易基础,因此具有“贸易创造”效应。 第二,外商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替代性。1957年,蒙代尔在《国际贸易与要素流动》一文中,假设在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技术下,通过一个模型,从静态角度考察了贸易和投资相互替代的两种极端情况,即禁止性投资如何刺激贸易,已经禁止性贸易如何刺激投资。分析了国际贸易与要素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当商品贸易存在障碍时,国际资本流动可以弥补和调节各国间需求与供给的不平衡,达到世界均衡,并导致资本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的均等化。而当生产要素由于某些原因不能在国际间发生转移,且不存在任何贸易障碍的情况下,只要资源禀赋有相对差异,两个国家之间就必然会发生贸易,其结果是实现世界均衡和商品及要素价格均等。 第三,外商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间的替代与补充交织性。Markusen&Venable(1998)在解释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间的关系时,将投资分为国内投资、垂直型投资和水平型投资3种方式。垂直型投资与国际贸易产生互补效应,水平型投资与国际贸易产生替代效应,而各国知识资本禀赋的差异使外商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互补性和替代性交织存在。Patrie(1994)根据投资的动机,将外商直接投资分为市场导向型、生产导向型和贸易促进型3类,并提出市场导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而生产导向型和贸易促进型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互补效应。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及特征分析 摘要：自从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每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9.7%, 毋庸置疑，外商直接投资在这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截止2011 年底，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160.11 亿美元，连续21 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巨大的市场潜力、廉价的劳动力资源，都令中国成为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本文回顾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然后分别从外资国别结构、行业结构、投资方式结构、地区分布结构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基本特征，最后对各阶段我国外国直接投资的特点做了一个概括和总结。 关键字：外商直接投资；FDI；发展历程；特征 上世纪70 年代末的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紧接着，1979 年，全国人大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里程碑。之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外资的规模从小到大、进而蓬勃发展。在外商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所使用外资的产业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外资企业在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带动产业技术进步、扩大出口和提供就业机会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为我国经济迅速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1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现状 外商直接投资（FDI）指外国企业和经济组织或个人(包括华侨、港澳台胞以及我国在境外注册的企业) 按我国有关政策、法规，用现汇、实物、技术等在我国境内开办外商独资企业、与我国境内的企业或经济组织共同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或合作开发资源的投资(包括外商投资收益的再投资)，以及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投资总额内企业从境外借入的资金[1]。 我国利用外资30 年发展迅速，已经进入利用外资东道国的前列。自1993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定义 外商直接投资与国际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外国直接投资等等，尽管提法不同，但它们的基本含义大致是相同的，简单的说都是指为了取得和拥有国外企业的经营控制权并获得利润和其他利益为目的的投资。 根据OECD定义，外商直接投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和实体(直接投资者或母公司)在投资者所在国之外的另一个国家的企业(国外直接投资企业、分支企业或国外分支机构)建立长期关系、以获得持久利益为目的，并对之进行控制的投资活动。’其中的“持久利益”是指直接投资者和企业之间存在着一长期的关系，并且直接投资者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存在重大的影响。OECD还建议直接投资企业应被定义为股份有限企业或无限企业，其中外国投资企业者拥有股份有限企业10%或更多普通股，或投票权，或在无限企业拥有与之等价的权力;该定义并不要求外国投资者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根据IMF的定义，外商直接投资是指由一个居住在一个经济体的企业(外商直接投资者或母公司)对居住在另一个经济体的实体(国外直接投资企业、子公司或国外分支机构)进行管理控制的投资，这种直接外资涉及到一种长期关系，这一关系是对一个投资者在某个外国的持久利益的反映。 在1973年发表的《世界发展中的跨国公司》中跨国公司中心对跨国公司的定义为:“本草案中使用的跨国公司一词，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实体所组成的公营、私营或混营所有制企业，不论这类企业的法律形式和活动领域如何;该企业在一个决策体系下运行，能通过一个或几个决策中心采取一致对策和共同策略;该企业中的各实体通过股权或其他方式形成联系，使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实体有可能对别的实体施加重大影响，特别是与其他实体分享知识、资源和责任”。通常情况，跨国公司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主体。同属于同一个主权国家，而不是在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下的几个相对独立的投资体，也不是外国投资者与我国之间的国家间投资关系。由此可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中的“外商”，既包括外国投资者，又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投资者。所以在本文中采用“外商直接投资”这个称谓。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规定，如果一个企业全部资本中25%或以上来自外国(包括港澳台)投资者，该企业就被称为外国(商)投资企业。我国一般将外国(商)投资企业划分成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合作开发四类，从1995年开始又增加一个种类: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前三类企业称为“三资企业”，当然现在有五种形式，但由于习惯在我国的统计中仍然沿用“三资企业”这个名称来代表外资企业。另外，由于政治的因素，在统计中为了将来自“港澳台”地区的直接投资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投资区别开来，分别称之为“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为了便于数据统计计算和分析，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将其统称为“外商投资企业”。外商直接投资作为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国际化的产物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企业国际化的高级形式，在突破贸易保护主义和各种贸易壁垒，进行技术交流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根据联合国贸易组织的一项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广泛的正面外部性，可以为东道主国提供资本，扩大东道国的经济规模，产生广泛的新知识和技术的扩散，促进劳动者的技能的提高和流动，同时还会产生放大效应，促使系列产业和企业的跨国私人投资。国际折衷理论也认为，对外投资的企业将其优势与东道主国本国的生产要素结合比本国有利，但同时会为东道国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丰厚的资本、管理技能、销售技巧、研发能力、组织形式及企业文化等，不管企业是自愿或是非自愿。
在华外商的投资现状分析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和国际分工的细化，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我国经济在经历了近20年的持续高增长之后也开始步入以增长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为主的转型时期。市场容量的扩大、需求的多层次性、工资差距的变动以及“消费断层”的存在促使在华外商直接投资无论在投资动机、投资方式还是在投资类型方面均呈现出新的特点。 从投资动机方面分析，国内市场开发型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迅速提高，但低生产成本仍是引资的首要因素 由经合组织在华外商投资企业调查问卷结果分析可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仍以成本节约型为主，其中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是吸引外资的主要因素，也是广东、福建等地电子零部件加工行业中外企大量存在的根本原因之一；同时大型跨国公司以占领我国国内市场份额为主要动机的市场开发型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迅速上升。据日本东洋经济新报社编《海外进出口企业总览1996年版》的调查资料显示，90年代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中占领当地市场占首位，利用劳动力则仅占第三位；此外，文化亲和力、引资优惠政策及政府支持等良好的企业运营环境因素也有较大的影响。 从经营绩效方面分析，大型外面投资企业多以内销为主，销售利润率并不高，且与内销率之间无明显的相关关系
这里笔者将内销率大于70％的外商投资企业定义为内销型外企。由表2可知，我国最大的120家外企中以国内市场导向型为主的占％，其中内销率最高的一组销售收入比重和利润比重分别达％和％。但是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分析发现，内销率与销售利润率、资产利润率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从总体来看，内销型外企的利润比重反而较之销售收入比重小，这与跨围公司占领当地市场、扩大市场份额的初期投资动机、相应他针对本地消费水平、需求层次进行适应性产品技术研发以及差异产品生产与改造有必然的联系。 从间接效应方面分析，市场开发型直接投资的产业“前／后向关联效应”、技术管理方面的“学习效应”、“涓滴效应”以及竞争加剧带来的“外部经济”相对明显从投资来源国方面分析，市场开发型直接投资多来自经历了信息技术革命、处于国际分工上游的美日欧发达国家，它们无论在技术，管理经验方面还是在差异化产品开发改造方面都具有垄断优势；从产业投资方面分析，市场开发型直接投资多集中在服务业、医药制造及机械工业等前／后向关联效应较强的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从外部环境方面分析，国际市场竞争的白炽化以及占领东道国市场份额的投资动机促使其研发机构、管理人才的本主化、转移技术的高层次化、适应性产品技术的开发进度加快，此外还通过加剧国内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分析及启示 一、提出问题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投资额最大的国家,但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发展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以东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京津唐地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据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有%分布在东部地区,%分布在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只有%。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对华投资的如此不均衡,跨国公司进行投资区位选择时考虑的因素又有哪些呢?中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 二、文献回顾 英国学者邓宁在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及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做了全新的解释。他指出:一个进行直接投资是有三个因素决定的,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邓宁把区位优势看作国际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并把区位因素归纳为市场因素、贸易壁垒、成本因素和投资环境,随后又补充了语言、习惯等非经济因素。 根据邓宁的理论,伍德沃和罗尔夫对影响出口导向制造业国际分配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他们的分析,跟投资选址呈正相关关系的因素有:GDP、汇率贬值、免税期限、自由贸易曲的规模、政治稳定因素、制造业的积聚度、土地面积等;而与选址呈负相关关系的因素有:工资、通货膨胀率、运输费用、工会组织等。 朴商天(20XX)以中国市场为研究对象,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差异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对外开放度、集聚化程度、鼓励政策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工资水平、研发人力则对直接投资起着反作用。基础设施对选址呈正相关关系,但对外商投资经营活动的影响正在减少。 这些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FDI区位选择的动因,前两个是以多个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性,但不可能完全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朴商天虽然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他只简要的讲述了影响地区性差异的因素,对某些区域存在着哪些具体的问题方面并没有解释。本文根据这些学者提出的因素,结合中国东、中、西部的具体情况,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分布不均衡的原因和由之得出的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