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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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方文明发源以来，“理性”一词就成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主题，成为贯穿西方文明历程的核心概念。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的理性典范，从启蒙运动对理性的高扬到后现代对理性的批判和重建，无论是古典时期的智者，还是当今学者，对“理性”存在诸多争议，或褒或贬，或拒斥或认同，理性概念的核心地位都不曾动摇。它作为西方社会发展的特质，成为众多理论关注的焦点，成为多种理论样式的思想立场和思想源泉。韦伯的理性化思想、霍曼斯的社会交换理论、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等等，理性成为众多社会学理论流派的核心概念。理性选择理论正是结合了西方文明的理性特质和西方社会的现实生活而生成的。它是当今社会科学具有广泛影响力和较强解释力的思想工具，成为具有很大发展潜力和思想空间的研究方向。
在吸收了各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对理性选择理论作了系统的社会学阐释和分析。理性选择不仅用于分析经济行为，还被用来解释更广泛的社会行为。其理论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仅对社会学的两大主题社会行为、社会系统作了较为有效的解释，也对解决社会学的理论困境和方*争论做出了贡献。但是，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不能穷尽社会生活所有的复杂性。
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产生背景
西方社会学理论孔德以后，受二元论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一直存在着相互对立的理论研究理路。那就是单子论与整体论、还原论与有机论、个体论与系统论、行动理论与结构主义、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也就表现为微观与宏观的对立。理论研究过程中二元对立倾向越来越引起许多社会学家的不满，他们纷纷从各自的研究
旨趣出发试图综合社会学理论中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微观理论与宏观理论之间的鸿沟，努力实现社会学理论的统一与整合，帕森斯就是其中的代表。
然而，20世纪50年代以后，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因其过分专注于社会结构
与功能之间的有机整合性、社会发展的和谐性而忽视了社会事实之间的冲突与不一致性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和批判。这诚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在二战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整个世界的社会学都为美国社会学所主宰，社会学理论中深深地埋下了帕森斯的印记。现在回过头来看，帕森斯思想享有的声望未免太高，因为他那种抽象、含混的风格引起许多人的麻烦。”这样，反思社会学功能主义研究理路、寻求社会学方*突破、构建真正能够反映与把握社会现实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就成了帕森斯以后社会学家共同的心声。
从50年代到80年代，在批判帕森斯功能理论基础上美国社会学界群星璀璨，但都是过眼烟云、稍纵即逝。到了80年代，整个社会学界日益出现了微观与宏观整合趋势:整体主义、宏观主义社会学理论试图引入个体心理学理论，而个体主义、微观主义社会学理论则不断扩大自己的理论视野，试图将社会系统与社会结构纳入到自己的理论范围之中。科尔曼的
理性选择理论成为杰出代表，他1990年出版的《社会理论的基础》正是努力
实现微观与宏观的整合。为此，他的导师罗伯特?默顿曾经这样高度评价这本著作: “自半个世纪前帕森斯所著《社会行动的结构》问世以来，这本书是有关社会理论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科尔曼教授在分析批判传统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新的社会行动理论。他对法人行动者的分析是具有深远影响的新思维”。
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建立在某种基础之上的，理论基础构成了该理论生长的关键。总体上看，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主要有三个方面，那就是经济学基础、社会学方*基础以及交换理论的基础。
一段时期以来，理性选择理论试图运用经济学“合理性”概念对社会行动与社会秩序做出新的解释。在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经济人”假设占据了主导地位。亚当?斯密认为人的理性就在于他能够在对各种利益的比较中选择最大的利益，以最小的代价实现自身最大的需要。斯密同时认为，个人利益最大化往往是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的，运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会实现个人选择的最优组合，从而实现个人选择与社会选择的有机结合，进而使整个社会富裕起来。新古典经济学继承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经济人”假设。他们认为:个体行动是理性的;个体可以获得足够的、有关周围环境的各种信息;个体可以根据所获得的各方面信息进行理性地计算和分析，从而按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目标选择决策方案，以获得最大效用。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假设尽管存在很多缺陷并且得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经济社会学家们的修正，但是这种“经济人”、“理性人”的思维方式却为所有的理性选择理论者所继承和发展。也正是在上述经济社会学理论基础上，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以“理性”为基础解释了个体的目的性行动以及在此基础上有目的的选择。
从方*上说，科尔曼“采取个人主义方*。”事实上，理性选择理论并不是一种解释行动理论，而是解释和说明社会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功能发挥的理论。科尔曼指出，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解释社会系统行动。在他看来，社会学史上主要有两种解释模式，即整体主义和个体主*释方法。整体主义方*侧重于对不同系统的同一行为进行样本分析或是对一个系统在某个特定时期内不同行为进行分析，因而忽视了系统的内部层次，特别是忽视了个人行动层次而缺乏解释力。方*个体主义是用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如个体行为)来解释系统行为，它可以根据所要解答的具体问题来选择令人满意的解释层次。因而科尔曼选择了个体主义方*，他称之为“系统行动的内部分析”。
此外，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还受到霍曼斯、布劳的交换理论以及纳什的博弈论影响。这些理论不仅注重经验分析和逻辑分析的统一，而且还注重从人与人的交换中分析社会系统和社会整合，强调个人行动是社会行动的基础，通过个人能动性的社会行动可以形成整个社会行动。这有助于对个体社会行动和宏观社会现象做出解释。
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轮廓
面对社会学方*的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争论，面对社会学研究路线的微观主义与宏观层面的断裂，面对霍布斯难题——“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科尔曼试图建立一套社会学理论弥合、衔接宏观的裂痕，实现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自然的过渡、连续，还唯名论以现实的微观基础。因此，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在方*上是以个体行动为起点和出发点，以宏观的社会结构为研究目标，实现微观与宏观的连接。即他主张用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如个人、群体、组织、制度)的行为来解释系统的行为，称之为“系统行为的内部分析”。也就是说，他进行的是以个人理性行动为基础的多层次解释——个体是如何合理性地展开行为获取最大效益，这些众多个体理性行为又是如何形成规范从而形成系统和秩序的。
理性选择理论以“理性人”为基本假设和出发点，以效益最大化为行动的追求目标。“理性人” 不同于社会学的纯粹工具理性的抽象经济人假设，也不是帕森斯意义上的仅受限于社会规范的“社会人”，而是处于社会互动、社会关系中的能动选择的主体，获取最大利益的主体。所以，“理性人”兼有经济人和社会人的性质，既追求最大利益又受社会关系的制约。科氏的“效益”并不局限于经济效益，还包括社会的、文化的、情感的、道德的多种偏好影响下的其他效用，理性人以合理性行动追求这些效益的最大化。
“合理性是理性行动者的基础，而行动者的行动原则可以表达为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E2]理性人的合理性行动促成了规范，也孕育了结构和团体组织。行动
者因蕴含其利益的事件部分或全部处于其他行动者的控制之下，为了实现各自利益而进行各种交换互动，甚至单方转让对资源的控制，其结果形成了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包括权威关系、信任关系、复杂关系结构。各种社会关系为个人提供了新的资源，即社会资本，它存在于关系结构之中，为行动提供便利。这些关系结构和社会规范、社会资本促成了法人行动者的形成。法人组织靠一套职位结构执行，为自然人获取共同利益，只要法人行动与行动者利益一致，他们就会承认法人的合法性。法人行动因个体的理性行为而产生，遵守合理性的原则和要求。如果说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那么在具体与现实的层面上展开的形式就是科尔曼所说的法人，或者说是团体与组织。单纯的个人和宏观层面的社会都是抽象的，而法人却可以看到具体的个人和社会的具体形式，是一种中观层面的研究，成为社会学研究的新课题。
经过简单的描述，可以看出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以宏观的社会系统行为作为研究的目标，以微观的个人行动作为研究的起点，以合理性说明有目的的行动。合理性是行动者的行动基础(行动者的行动原则是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通过研究个人的行动的结合如何产生制度结构，以及制度结构如何孕育社会系统行为，实现微观——宏观的连接o"L3]那么笔者会存在这样的疑问:所有的社会行为都是理性行为吗?合理性是行为的唯一根据和尺度吗?理性是全能的吗，可以预期各种程序和结果吗?系统结构应以行为为研究起点，但他不是
以行为为研究起点而是以理性行为为研究起点，理性是行为的限定语，那么是否系统行为都满足理性这一要求和原则呢?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是如何和谐一致的?经济学的效益最大化原则能否对应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生活能否简化甚至逻辑化?这一理论对于中国社会的行为选择是否具有普遍的解释力?基于这些问题，笔者对理性选择理论作了简单的反思。
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的主要内容
科尔曼认为，社会学的任务就是解释社会行动系统，即解释社会现象、分析社会事实，而不只是解释个体心理活动。但是，要想解释社会现象就要借助于对个体行动的解释，即通过对个体行动的分析去说明“处于宏观水平下的个人行动以及这些行动是怎样构成宏观社会现象的”。为此，科尔曼说道:“本书认为，如果社会理论的目标是解释以个人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活动，理解个人行动便意味着寻找其隐藏在行动内部的各种动机。所以，解释社会组织活动时，必须从行动者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行动。换句话说，局外人认为行动者的行为不够合理或非理性，并不反映行动者的本意。用行动者的眼光衡量，他们的行动是合理的。”总结起来，他的理性选择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理性选择理论包括行动系统、行动结构、行动权利以及社会最优等四组基本概念，这些概念构成了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
第一，科尔曼认为，行动系统包括行动者、资源和利益等三个基本元素。行动者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具有目的性的理性人”，他们都有一定的利益偏好，从事着各种经济社会行动。在一个社会行动系统内部至少要有两个行动者，“而且每个人都控制着能使对方获利的资源，这样他们就必须从事与对方发生关系的活动。”科尔曼认为，行动者的行动有其自身的特点从而形成三种不同的行动类型:行动者为了满足个人利益，控制着他能够从中获利的资源。“由于行动过程中只有一个行动者，所以这种行动不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各个行动者能够用最小的成本去控制着使自己获利最大的资源，此时，“行动者利用自己控制的与自身无益或益处不大的资源与他人交换，而那些人则控制着能使他获利最多的资源”;行动者让渡自己控制的、能够使自己获利的资源，这种行动在社会系统中十分普遍，因为行动者期待着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
资源的种类也有很多，包括财富、事件、物品、信息、技能、情感等。资源是行动者进行行动的条件及保证，它们也可以划分成三种类型:私人物品、事件和某
些专长，这些资源具有“可分割性、可转让性、可保留性、即时交付性和无外在性等性质。”而行动者的利益则由一定需要与偏好构成，它包括物质的、精神的以及社会的需要与偏好。在行动系统中，行动者与资源之间的关系是控制关系与利益关系，一般情况下，行动者并不能控制满足自身利益的所有资源，许多资源是由其他人控制着;同样，行动者也控制着其他人所需要的某些资源。因此，两个以及以上的行动者就可以交换资源，以此来满足各自的利益，这样就产生了人际互动。
第二，社会系统内部存在着不同的行动结构，这是由于各种行动中包含的资源、行动以及行动的背景不同引起的。科尔曼指出，有目的的社会行动与私人行动不同，前者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关系:“交换关系、市场、分离的权威关系与权威系统、共同的权威关系与权威系统、信任关系与信任系统、规范形成结构、集体决定结构即集体行动和法人行动。”为此他用了大量的篇幅(从第一编到第三编)详细阐述了社会系统的各个行动结构。
在科尔曼看来，交换关系最能够说明行动者之间的社会结构。因为最简单的行动系统是两个人之间进行资源交换。在资源交换过程中，每个行动者通过交换总想为他人也为自己带来好处。因此，人们通常认为这种交换不仅是自愿的而且是双赢的。可是一旦交换超出经济领域进入到非经济领域，那就意味着“交换可能进入非自愿的、强迫行动领域，威胁和允诺都被看作交换。”科尔曼举例道:“例如，一个小孩把衣服扔在地上，家长威胁他:如果不检起来就打*。因为家长凭借体力和对孩子的法律地位，拥有这种权利。于是，孩子拾起了衣服，家长的利益得到了满足。这样，作为交换，家长暂时放弃了打孩子的权利”。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不是发生在真空中，在现实生活中，交换是以群体内部的竞争与选择为前提的。这往往意味着通过限定某些行动者及其资源就可以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亚系统”，“从而可以研究存在于整个社会系统中的特殊活动。”由于存在着以获取资源及利益为目标的竞争，“亚系统中进行的交换就要相互依赖”，
而这个系统外部的行动者与资源则可以看成交换的环境。这样，在一个初级的交换系统中就包含着三个基本要素:“行动者、资源以及法规”。
第三，行动的权利。科尔曼指出，“在社会系统的研究中，权利的分配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各种集合在一起的权利如财产权、使用权以及消费权等都可以被分割。其中私人物品之间的权利比较容易分配，而有些财产或物品难以准确地被分割，另外有些物品则无法分割，在两种情况下，行动权利的分配往往引起争论。例如，一个农场主尽管拥有自己的土地，但是在这片土地中所埋藏的矿产开采权则不属于这个农场主，通行权也是如此。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也提出类似的观点。
当然，科尔曼承认，既然“一种物品中包含着各种权利，它们可以分别为不同的行动者所掌握。” 因此，“社会交换理论应当研究的不是有形的事物而是行动的权利。”例如在空中，飞行员有权控制飞机，但是当飞机接近机场时控制权则掌握在飞行指挥塔的指挥员手中。这说明，行动的权利是可以让渡、可以被分割的。科尔曼认为，权利的获得取决于两个方面:权力以及他人的承认。“一个行动者可以要求采取某种行动的权利，但如果其他人不承认他的要求，他就无法获得那种权利”，而只有当“行动的后果与他们无关时，他们才有可能承认他的要求”，尽管行动者本人没有足够的权力确保他的行动。
第四，社会最优状态。按照斯密的观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每个“经济人”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指引，走向并非是他所期望的终点，从而达到社会最优状态。事实上，社会生活本身非常复杂，社会最优状态远非斯密等人所设想的那么简单。在科尔曼看来，社会最优状态应当包括四种情况:
一是存在于市场竞争之外的自愿交换。“如果双方自愿交换没有外在影响的资源，双方均能获取较多的利益，没有任何一方被伤害。这种交换如果发生在非竞争性的结构中，交换率将在一定范围内浮动。在这种结构中，所有使双方获利的交换
完成后，便达到一种最佳状态，这种状态就是社会优化。”这是因为交换率不确定，从而存在很多个帕累托最优化。
二是在市场竞争中自愿交换没有外在因素的影响。科尔曼认为，如果自愿交换发生在充满竞争的市场之中，双方可接受的交换率便减少了一些，以致系统中每类资源都被看作有特殊的价值。这样，帕累托最优点只能减少到一个，也就是经济学家通常所说的竞争均衡。
三是封闭系统内具有外在影响的行动。如果“行动能够对行动控制者之外的人产生外部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资源交换就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此时外部影响引发利益冲突，帕累托最优取决于各方势力的较量:“如果非行动者的势力超过行动者的势力，帕累托最优状态只有凭借法律的控制才能实现”;如果行动者的行动无法考查或者无法接受外部监督，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就要求借助于宗教、习俗、家庭以及其它各种文化等因素来同化非行动者的利益。
四是封闭系统内对许多人产生影响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也存在着利益冲突。如果事情的结果有利于势力较强的一方就可以达到社会最优状态，也就能够发挥系统内部正式组织的功能，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当然科尔曼承认，在某些情况下个人均衡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均衡。因此，科尔曼认为，形成社会均衡与社会最优的情况应当包括许多种类。
(二)人们的理性行动总是在一定规范指导下的行动，因此，理性选择理论应当对社会规范展开彻底的反思性、批判性研究。
规范是人们行动的准则，也是理性选择理论社会学形成的条件。可是，历史上许多社会学理论把规范作为既定条件，并以此来研究特定规范指导下的个人行为或社会系统行为，而不研究什么是规范以及怎样出现，在科尔曼看来，这显然有些本末倒置。
第一，从社会学发展历程来看，人们对于规范的理解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们认为规范是一个宏观概念，它制约并控制处于微观水平行动的个人，体现并反映社会系统的特征，而不代表系统内部个别行动者特征，但是，它为解释特定社会系统中的个人行动提供了便利。这样，规范就实现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变迁。另一方面，人们认为规范是行动原则的基
础，把社会规范作为自己行动的准绳，个人依据社会规范行动，因此，“规范就成了解释个人行动的理论”。
第二，规范是社会认定的、对各种行动进行控制的权利，它“不是由行动者掌握而是由行动者之外的其他人掌握。”规范向人们指明了什么样的行动是正确的行动，它是人们有意创造的，其实施常常伴有各种赏罚措施。因此，规范存在的唯一条件就是行动者之外的其他人拥有影响行动者行动的权利。科尔曼认为，他的理性选择理论涉及三个组成部分:宏观到微观的转变，微观层次上个人有目的行动以及微观到宏观的转变。而“规范是宏观层次的产物，它的基础是微观水平上个人有目的行动。在特定条件下，规范通过微观到宏观的转变得以实现。规范一旦出现，便可引导个人行动，从而决定个人所得利益。”所以，规范蕴涵着某种利益。
第三，在对大量社会事实分析基础上，科尔曼对规范进行了分类。在他看来，规范可以分为以下两种相对应的类型:
一是“禁止性规范与指令性规范。”某些规范限制甚至禁止人们采取某种焦点行动，在系统内部这种规范提供了否定性反馈;而有些规范，如以色列人每天到教堂做祈祷的规范等，则是鼓励或者命令人们从事某种焦点行动，这类规范则属指令性规范，它则提供了肯定性反馈。当然，如果行动只存在两种可能，这些规范既是禁止性也是指令性的。
二是共同性规范与分离性规范。科尔曼认为，“共同性规范是指每个行动者既是规范的收益者又是目标行动者”，也就是规范的收益者与目标行动者同为一个
人，人们既从规范的实施中又从未加限制的焦点行动中获得好处。而分离性规范则是指两者相分离的情况，也就是说“在一个社会行动系统中收益者不是目标行动者，或者某些目标行动者不是收益者。”科尔曼举例说，关于禁止婚前性行为的规范其收益者不仅是未婚者而且也包括已婚者，同样社区规范不仅以社区成员为目标，它同样也限制外来人员。
第四，在此基础上，科尔曼得出“三点结论。”社区内部掌握大权的人不仅很少被惩罚，而且较少服从规范。事实上，同样是触犯规范，制度为较高地位的人提供了保护，而社会低层的人们常常成为被惩罚对象;如果目标行动者与规范执行者之外的其他人有联系，目标行动者较少服从规范。
(三)理性选择理论不仅要分析个别行动者的行动，它也要能够从微观分析上升到宏观分析，这集中体现在对法人行动分析之中。
法人(法人行动)不只是分析行动系统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且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和显著特征。法人是与自然人相对的一个概念，主要指各种社会组织，如企业、学校、政党、
行政部门、社会团体等，它通过自然人将其权利转让给一个共同的权威机构而形成的正式组织，目的是为这些自然人获取共同利益。法人与自然人是现代社会的两种基本行动者，他们有不同的互动关系，包括自然人与自然人的互动、法人与自然人的互动以及法人与法人之间的互动三种情况。
但是法人与自然人又有所不同。“法人行动者由职位组成。自然人只是暂时占据各种职位，而且一个自然人可以占据几个职位，在不同的场合中用不同的身份行动。” 法人权利的获得与运用也不同于自然人，它是由众多自然人将自己的权利交给法人，法人再把集中起来的权利授予各个代理人进行行动。法人行动者可以作为独立于任何自然人的主体行动者来活动，法人行动者追逐利益又控制资源，从而增加了行动系统的复杂化以及各种控制性规则实施的难度。此外，二者约束手段也
不一样，对自然人进行社会控制的手段主要是社会规范和社会化，而对法人行动的控制则主要运用法律和税收政策加强外部管理等等。
当然科尔曼认为，法人的出现也使得现代社会产生以下两个问题:首先，如果一个行动者“既是自然人又是法人和代理人，他将有意无意地变换角色，以最大限度地控制资源谋取利益，这样就会增加有效规范制定与实施的难度。”其次，个人选择与社会选择矛盾问题。个人选择是行动者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利用可能获得的资源在一定规范下的私人行为。而法人行动必须依赖于社会规则或规范，也是一种集体行为的博弈过程，与其主体成员的构成、社会关系的结构、可供选择的方式等密切相关。因此，法人仅仅代表了特殊群体的特殊利益。
那么个人行动如何结合成法人行动,科尔曼提出了社会资本概念。认为现实社会中存在着诸如信任关系、权威关系、社会规范等等“社会资本”，因此，社会必然会出现为了获取社会资本而采取“单边资源让渡”的行动，从而促成法人行动者的形成。这样，在现代社会中，社会的发展使个体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少，而法人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多，“尽管法人行动者也难以真正达到帕累托最优，但它在个人竞争的残酷和集体行动的搭便车难题之间，找到一种协调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理性选择。”
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的贡献
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在现代经济社会学界已经产生了广泛影响，科尔曼往往成了理性选择理论的代名词。其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尔曼揭示了经济社会学理论新的发展方向。正如他自己在这本书的序言里所明示的那样，“本书充分意识到重建社会需要相应的理论知识，并力图使书中内容满足这一需求。只有特定的社会理论，而并非任何社会理论均可满足上述需求。其原因在于创建社会组织不仅需要有关系统活动的知识，而且需要了解系统组成部分的活动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此种社会理论需求方*上的个体论。由
于获得上述知识必须以理论与研究的密切结合为基础，此种方*上的个体论必须促进这一结合。创建社会组织是具有某种目的的行动，因
此其理论基础必然是理性行动理论或具有目的性的行动理论。”经济社会学100年来的发展历程充分表明它应当不断吸收经济学、社会学理论中最新的研究成果，以丰富自己的学科体系。
第二，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提供了一种自帕森斯以后对社会系统实行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社会行动理论。自孔德以后，社会学理论中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分化与整合始终是一对矛盾。科尔曼从社会行动出发，把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看作是一个相互统一的动态过程，这种方*既不同于“把行动视为行动者赋予了主观意义并指向他人的社会行动”的韦伯，也不同于社会行动“发生于文化和环境内，个人为获取某种目的所发动的，是整个社会的一环”的帕森斯理论。科尔曼注重法人行动研究，从而为理解与解释社会基本事实、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奠定了基础，实现了微观与宏观之间的互动整合，增强了理论的说服力和生命力。
第三，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借鉴了经济学均衡分析与理性选择模型，并将其扩展到社会行动领域，同时在理论框架和数学模型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有助于提高社会学分析社会问题的精确性和解释能力。
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的局限性
科尔曼的理论贡献是不能遮蔽的，它不仅对社会学的难题——微观与宏观的结合作了理论尝试和经验分析，也对社会学的研究层次(如法人行动等一些中观层的课题)给出了启示。此外，它对社会学开展与经济学的对话提供了基础和空间，有利于社会学由边缘走向中心。但其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未加限制地把目的理性扩展到经济行为以外的社会行为上，扩及到宏观的社会系统研究上，必将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和局限。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完全理性的问题
“理性人” 的特征是追求效益最大化，无论科尔曼将理性的概念如何泛化、扩展，行为者具有充分的计算能力这一点是没变的。即行动是通过一套以科学为基础的理性计算实现的。它假定:个体通晓一切手段会产生的后果，行动者采取相应步骤是自己熟悉可资利用的种种手段;他们能够将普遍化的愿望转化成特定的目标;他们能筹划出一个时间序列，如果遵从这个时间序列，就会实现目标。而且他们能够从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中获取力量并且还知道他们的利益何在。这些假定说明没有什么是理性所不能把握、设计和安排的。理性人虽然处于各种社会制度、社会关系中，但这些都可以以理性的形式计算和利用，人具有完全理性。而现实的社会生活和现实的社会行动告诉我们以上这些是不可能的。因为，主体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无所不知。只有在信息完全充分，环境简单纯粹，对象必然按某一规则运动，没有偶因参与的条件下，个体才有可能作出完全理性的选择，而这样的真空状态并不存在。这种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已遭到主体间性认识论的挑战。利益也并非都可预见，也有许多是在行动过程中逐渐发现的。所以理性行动只是在特定环境下有限理性的条件下实现
的短期结果。
“阿罗提出有限理性，他指出有限理性就是人的行为既是有意识的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在诺思看来，人的有限性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环境是复杂的，在非个人交换形式中，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确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无所不知。”正是基于对有限理性的承认，效益最大化也是不可能的。正如西蒙所认为的，是“满意” 的结果，而并非是“最大”。“行动不是可以借助现代数学和物理方法描述的技术决定系统，在一定程度上与人们的心理和生理活动相联系，完全理性的人是一种极端的情况，通常更多的决策依赖于习
俗、惯例和模仿等。”因此理性选择理论必须对“理性” 加以限定，“有限理性” 才更加接近现实生活。
(二)一切行为都是理性行为的问题
理性不可能是完全理性，那么所有行为也不可能完全是理性行为。合理性是理性理论的基石，它也就有意无意地以理性行为解释了全部社会行为和系统行为。然而，现实的Et常生活世界丰富多彩，并非一切行为都是理性行为，个体行为如此，法人行为也不例外。即便在一个行为之内，在判断它是理性行为还是非理性行为时标准也是模糊的，没有纯粹的理性行为，理性行为与非理性行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人类行为是复杂的，人们往往要在效益与价值之间进行权衡，在这二者间寻找均衡点。
韦伯运用理想类型的方法，将行动区分为四种类型。包括工具理性行动、价值理性行动、情感行动和传统行动。韦伯虽关注理性行为但并未将所有行动都视为理性行动，大多数的人类行动都属于传统的或习惯性的类型，也就是说，体现为例行化、非反思性的规范遵从之中。在各种凸现出来的突发性或特殊性事件之外，更多的是为我们所熟视无睹的惯常经验。“一个个普普通通的工作Et为代表的现代生活，是一种典型的例行化生活，鲜明地体现出周而复始的特性。在理性化的Et常常规行动中，人们是无需动机的，或者更准确说，是无需明确地以话语的形式来思考乃至表述自己的动机的”，不是在话语意识而是在实践意识层面上完成的。所以，并非一切社会行为都是理性行为，并非一切社会行为都是经过理性考虑而做出的。
非理性会对个体行为和系统行为发生常规影响。理性和非理性不是绝对对立的，理性本来就和情感、欲望、*处于一种“剪不断，理还乱” 的关系之中，并且总是后者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纯粹的理性和非理性是不存在的。将理性行为推论到所有社会行为，尤其是以工具理性行为推论到总体社会行为，仅以“理性原
则”解释它们遮蔽了生活的真实逻辑，导致理性过分膨胀，跃出其合理界限走向极端。对社会的解释将走向泛逻辑论、僵化形式论，使其丰富性、沟通性、生命性被逻辑所泯灭。对行为和系统的理解将走向理性独断论、理性
至善论等，行为和系统以理性为衡量标准，处处践行理性的原则，社会生活和行为都将陷入机械化状态。所以，理选择理论如何更好地把握理性的限度、理性的适用范围和应用策略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三)个人理性与团体(社会)理性的问题
社会学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是不同的。正如格雷鲁维特指出的，经济学强调人们为何做出选择，社会学强调人们为何不做出选择。社会学更强调社会现象，社会的制约作用。强调社会的制约作用并不等于脱离个人行动。正像科尔曼强调的，研究社会行动应以社会系统之下的个人行动为起点。问题的关键是能否将个人行动界定为目的性、合理性和效益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这些显然是经济行为具有的三大特征，能否将此特征直接移植到社会行动上?社会行动包含经济的因素，也包含声望、地位、伦理等非经济的因素，以经济学的经济行为的方式和标准对应于社会学的社会行为，必然造成“方法与对象的错位” 。科尔曼为系统行为寻找微观基础，实现微、宏观的连接是对的，但微观基础仅仅归结为具有经济学特征的理性行为是不全面的，宏观与微观是不相符的。经济学是以获取利益为目标，而社会学是以社会秩序为目标，利益并不必然产生秩序，社会学研究也不以效益最大化为标准。所以，不能将经济学的价值原则直接套用于社会学，这会造成价值原则与理论承诺的矛盾。不是用经济学的原则来分析社会现象就是经济社会学了，二者怎样更好地契合是经济社会学面临的问题。
如果以理性的、效益的原则解释社会行为，那么理性选择理论将面临的一个难题是:理性的社会选择何以成为可能，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如何和谐一致?
首先，众多个人理性未必一致。个人具有不同的偏好和价值，有些行动者更注重物质性获取，而有些行动者更注重情感、声誉，二者的选择会出现争议和偏差，既然经济效益和情感、声誉都包含在科尔曼的效用概念中，这二者的追求都是合理的，如何达到二者的理性和一致性?利益为秩序提供了基础，这是指一致性利益，双方为了共同利益而达成契约。但如果利益取向冲突时或为了利益双方付出的成本不均衡时(即通常所说的“搭便车行为”)，合作就很难产生，集体理性秩序就很难得以实现。
其次，众多个人理性未必带来团体理性。集体理性的最优结果可能是以个体非理性为前提。例如，处于困境中的囚徒A、B，两人如果都以价值因素为前提信任对方不会出卖自己，那么两人都会被无罪释放，结果才是最优的。这是理性选择理论的悖论，即集体效益最大化不是众多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以非理性选择为前提的。因此，用个人的合理性解释集体理性是有问题的，个人合理性未必带来集体合理性。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深入地分析了这一问题。
再次，团体行动并不一定满足“理性”这一要求和原则。法人行动本是为组织成员谋求共同利益，但组织运行过程中组织目标常常被上层精英目标所替代，即法人行动所谋求的不是整个组织的利益而是上层精英的利益，创造效益的行动者未必是获益者。所以，法人行动未必按照原有的理性设计运行，未必满足集体理性的要求。加之非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群体的存在，使得各项规章制度被弹性的执行和贯彻，法人行动就更难以满足“理性” 的设计和要求了。
因此，科尔曼的“团体的理性行动” 障碍重重，个人之间的理性互动换来的未必是整体的理性结果，个人理性的集合并非会延续为集体理性，用个人理性行动来解释社会理性行动仍存在困境。
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对中国社会的解释力
学习和研究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同时反观中国社会或用中国社会现实反观西方社会学理论，将有利于中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对话甚至互补，促进社会学理论的修正和完善。
中国和西方文化不同源，社会不同质。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是费孝通先生概括的“差序格局”，是群己的生活方式和家庭伦理本位的组织方式，是关系主义的思维方式。相对于西方社会个体的理性和独立，中国似乎没有西方意义上的个人，有的是“私人”，有的是带着“群”和“圈子”背景的个人，个体生活在以家庭关系为基础展开的人际关系中。因此，个体的行为选择带有伦理性、亲缘性、经验性的特征。刘少杰称此为“伦理的感性选择”，并认为它是中国社会传统的行为选择方式。 j这与科尔曼的理性原则和效益最大化原则是相悖的，但它却很好地维持和发展了中国社会的制度和秩序。
在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下，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由农业走向工业，由计划走向市场，社会结构发生变迁。当前的社会结构既具有传统社会的痕迹，又有现代西方社会的影子。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仍旧没有离开各种关系、各种圈子，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这种关系和圈子与传统社会相比带有更多的工具性、交换性、互惠性和功利性的特点。所以在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影响下，中国社会的行为选择在保有伦理性、情感性的基础上带有工具性的色彩。但工具理性没有居于核心地位，其应用程度远不如西方。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相互渗透，感性选择仍居主导地位，仍是一种实践的模糊逻辑下的行为。中国经济生活的理性化，政治生活的法制化仍是个漫长的过程。西方的各种理性制度移植到中国总是会产生意料中的合法性冲突，如果其贯彻实行不能与中国特有的行为方式相契合，制度和组织就会变成神话和仪式，不会得到有效的实际运作。因此，仅以理性的原则和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不会找到真实的答案，因为理性选择的逻辑没有在中国得到真实完全的演绎。必须结合中国传统的伦理感性行为特征和现代社会转型的理性
因素，多角度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生活的运转和维系机制。中国社会的行为选择方式对理性选择理论是挑战，也是补充。理性选择理论的普适力和解释力在中国遭到质疑，将促使其进一步修正完善。
理性选择理论在解释现实生活时产生了困境，需要进一步反思和完善，提高理论的包容能力。其基本出路，一是进一步精练理性概念，对理性选择的适用范围和应用策略作出限定;一是对理性选择理论补充，整合内在的矛盾和冲突。这也是目前理性选择理论正在深入研究的问题。
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观述评 何包钢 本文主要依据哈贝马斯的《沟通行为理论 ----- 理性和社会的理性化》、《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和《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有关材料，集中综述、介绍他的沟通理性观。[2]文章先介绍哈贝马斯的基本哲学框架，以便能够了解其沟通理性的背景思想；然后分别从沟通理性的概念、有效性申述、辩论理论、实践理性和 生活世界诸方面来刻画出沟通理性的一般面貌及其特征。文章进一步讨论了哈贝马斯沟通理性观的民主意义：商讨型民主模式。文章最后提出几点对哈贝马斯的批评意见。 哲学基本范式的转变 要理解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首先要把握住他的哲学基本理论框架。 哈贝马斯在其《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探讨了走出精神主体哲学的新路子。他建议客观知识的范式 (t he paradigm of the knowledge of objects)必须由言行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的范式(the paradigm of m 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subjects capable of speed and action)来代替。他批评了狭窄的主体精神哲学的本体论框架。如果恒常的、可调节的、有表达力的言语行为能够与有效性申述发生联系，那么精 神哲学的基本本体论框架就被证明太狭窄了。因为这个与主体及其表征或命题相联系的“世界”迄今为止 被看成是整体性的客体或现存的事态。此外，客观世界被看成与所有真实判断语句相联系。但是，如果规 范的正当和主体的真挚这些话题被引到与真理相类似的有效性申述中，那么这个与事实世界相类似的“世界”就不得不要求合法调节的人际关系和有特征的主观经验 ----- 这个“世界”不仅要求以第三人称态度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客观”东西，而且要求在听众态度中我们感受到有责任的规范东西，同时还要求在第 一人称态度中我们不是公开就是隐藏于公众之中的主观东西(Habermas，1987，313)。这样，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就涉及到事实的客观世界、规范的社会世界和情感的主观世界中的合理性问题。 随着主体之间相互理解的范式代替了主-客二分的框架，沟通中的参与者的执行态度(the performative a ttitude)也取代了观察者的客观化态度。哈贝马斯指出，在定向于获得理解的行为模式中，客体化态度 - ----- 认识主体把自身看成是外部世界的客体 ----- 不再具有特殊地位。相反，相互理解的范式的关键在于沟通中的参与者的执行态度，即他们通过相互理解世上某事来协调行为计划(Habermas, 1987:296)。只 要观察者采用客观化态度来对待外在世界实体，就会产生与主体自身的关系，只要其它视角没有取代观察 者的视角，自我关系的先验 ----- 经验的双重性就是不可避免的；于是主体只好把自已看成是整个世界的
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学派概述 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线索 现代公共选择理论(social choice或者collective choice)发端于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Arrom)的经典著作《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 alue, K.A.Arrow，1951)。阿罗证明，简单加法不足以在个人偏好中间排出一个一致的共同次序。假如大家没有对自己的偏好进行分门别类地设定共同的标准，又假如有两个以上的投票人和两个以上的选择，则人们就不可能制定出达到一致的集体选择的投票程序。在这种情况下，一项合理的共同的决定只能来自一个可以胜任的公共权力。这时，政府就不单是负责代表个人潜在的共同偏好的估价人了，因为所谓共同偏好是非常含糊不清的，有时又极不协调一致，所以，政府在集中和协调它们时拥有很大的主动行动余地。 以上就是称为“阿罗悖论”的思想。这个结果证明：真正的民主政体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阿罗不可能定律之所以被引入公共财政学，就是由于它促使人们对于国家干预的合理性进行思考：国家干预是否可能产生更有效或更好的结果？而所谓“更有效”和“更好”，究竟指什么？后一个问题属于对国家干预的规范的考察，前一个问题属于对国家干预的实证的考察。因此，后人在两条不同的路线上继续阿罗纳工作，其中一条路线偏重于逻辑的、数字的分析，属于规范的、形式的研究，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经济学家森(Sen)；另一条路线侧重于对国家干预的实证的、行为的分析，这就是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所做的工作。 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主要有两方面的研究成果：一是“政治市场”学说，把国家的预算决策过程看成是类似市场的由公共品的供求双方相互决定的过程。这个学说的中心是对投票制度的分析，其中特别是对“中间投票人”等定理作了论述。“中间投票人”定理的发现者邓肯·布莱克(D.Black)在1948年指出，多数选举制度最终会使人们选择的政策成为符合“中间”选民偏好的政策。该定理表明，对社会来说，该选举制度远远不是最合适的解决办法。从理论上讲，可行的选举中最好的选举法是一致通过法（Lidahl均衡就贯穿了该法），而由于寻求一致，会要求人们付出极高的“交易费”，所以该法是很难实行的。1962年出版的布坎南与塔洛克(G.Tullock)合著的《一致的计算》(《Calculation of Consents》)就是论证这一论点的。公共选择学派的另一个研究成果是对财政制度中官僚主义行为的分析。塔洛克发现，资本主义企业和行政部门的区别不在于个人在其中的表现不一样，而在于规定他们追求个人目标时的自治程度的行为法则和制度约束在私人企业中要比在政府部门中严格得多。由此产生了一种反常的结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私人企业中的个人活动最有可能符合公共利益，而在行政机构中，人们却最有可能恣意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不管这些个人利益是否符合公共利益。 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主题 公共选择理论所关心的主题始终是：在国家或社会中的个别成员的偏好与政府作出的公共选择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在个人与政府机构的公共选择之间的关系上，存在着许多种可能性：(1)习惯或宗教法典，即依靠共同接受的习惯或宗教法典作出有关共同事务的决定，我们可以在原始部落中发现这种集体选择的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研究综述 谢嘉元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辽宁沈阳 110004） 摘要：通过比较系统考察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产生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一种制度分析“典范”，在美国政治学界中占主导地位，但在我国政治学界的研究和运用才刚刚起步背景及特征、国外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的主要观点、理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国内学者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研究、理论的发展现状，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特点；主要观点 自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于1984年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杂志上发表“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新制度主义”一词在政治科学中的出现频率便越来越高。按照被接受最广的霍尔和泰勒的观点，新制度主义可划分为三种不同的流派：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所有这三种流派都是针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的行为主义研究方法而发展起来的，并试图重新阐释制度在决定社会和政治产出中所发挥的作用。尽管这三种流派出现的时间起点相近，并且都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但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并且彼此的发展也呈现了相对的独立性。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的背景 理性选择从方法论层面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追溯到霍布斯
和休谟。但是，作为现代理性选择理论则产生于 20 世纪50年代。理性选择理论诞生之初，仅是政治科学学科中的一个很小的分支，没有受到太大的关注。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发展，现在的理性选择理论较之过去更加成熟。当理性选择理论运用严格的预设假定前提来研究美国国会的投票行为时，发现一个重大的矛盾，即如果传统理性选择的模型正确的话，美国国会的立法就很难保持稳定的多数。因为立法者们众多的偏好顺序和问题本身的多维特征都将会导致这样一种现象，即新的多数往往会倾向于推翻任何已经通过的议案，从而使得从一个议案到另一个议案都会出现阿罗循环的现象。然而事实表明，美国国会投票结果保持了相当大的稳定性。正是在解答这一令传统理性选择理论者感到迷惑的问题的过程中，理性选择开始对制度进行研究。国会的制度降低了事务处理的交易成本，使得在议员之间能够达成交易，从而使得法案的稳定通过成为可能。此时，理性选择理论也被称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理性选择范式目前在美国政治学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现代政治学家们一般都把“理性选择理论”视为公共选择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博弈论、理性行动模式、实证政治经济学等的同义词。按照盖伊·彼得斯的分析，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又可以分为若干分支。第一个分支是印地安那学派，以美国学者奥斯特罗姆夫妇为代表，主要关注如何用制度来解决公共池塘的治理问题，即如何克服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不一致问题。第二个分支是公共选择学派，即把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用于研究政治学的问题，以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尤其是理性人假设）、原理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和刻画政治市场上的主体的行为和政治市场的运行。公共选择“是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
论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 作者简介：高连克（1969--）男，福建厦门人，集美大学副教授，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读博士后。集美大学社会学系厦门361021电子信箱为： abull2054@https://www.doczj.com/doc/c22534901.html, 内容摘要：20世纪90年代，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从个体行动者与法人行动者出发，试图整合社会学理论微观主义与宏观主义，因而在经济社会学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是包括行动系统、行动的结构、行动的权利以及社会最优等四组基本概念构成的。理性选择理论不仅要分析个别行动者的行动，而且要努力能够从对微观行动的分析上升到对宏观社会结构的分析，这集中体现在对法人行动分析。因为法人行动不只是分析行动系统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且更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和显著特征之一。但是，他的理论忽视了行动者的偏好、欲望以及心理预期，忽视了感性选择以及社会关系网络对个体行动以及社会行动的制约作用。关键词：科尔曼理性选择社会行动西方社会学理论孔德以后，受二元论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一直存在着相互对立的理论研究理路。那就是单子论与整体论、还原论与有机论、个体论与系统论、行动理论与结构主义、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也就表现为微观与宏观的对立。理论研究过程中二元对立倾向越来越引起许多社会学家的不满，他们纷纷从各自的研究旨趣出发试图综合社会学理论中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微观理论与宏观理论之间的鸿沟，努力实现社会学理论的统一与整合，帕森斯就是其中的代表。然而，20世纪50年代以后，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因其过分专注于社会结构与功能之间的有机整合性、社会发展的和谐性而忽视了社会事实之间的冲突与不一致性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和批判。这诚如吉登斯所言，“在二战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整个世界的社会学都为美国社会学所主宰，社会学理论中深深地埋下了帕森斯的印记。现在回过头来看，帕森斯思想享有的声望未免太高，因为他那种抽象、含混的风格引起许多人的麻烦。”（1）这样，反思社会学功能主义研究理路、寻求社会学方法论突破、构建真正能够反映与把握社会现实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就成了帕森斯以后社会学家共同的心声。从50年代到80年代，在批判帕森斯功能理论基础上美国社会学界群星璀璨，但都是过眼烟云、稍纵即逝。到了80年代，整个社会学界日益出现了微观与宏观整合趋势：整体主义、宏观主义社会学理论试图引入个体心理学理论，而个体主义、微观主义社会学理论则不断扩大自己的理论视野，试图将社会系统与社会结构纳入到自己的理论范围之中。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成为杰出代表，他1990年出版的《社会理论的基础》正是努力实现微观与宏观的整合。为此，他的导师罗伯特·默顿曾经这样高度评价这本著作：“自半个世纪前帕森斯所著《社会行动的结构》问世以来，这本书是有关社会理论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科尔曼教授在分析批判传统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新的社会行动理论。他对法人行动者的分析是具有深远影响的新思维”。（2）一、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基础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建立在某种基础之上的，理论基础构成了该理论生长的关键。总体上看，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主要有三个方面，那就是经济学基础、社会学方法论基础以及交换理论的基础。一段时期以来，理性选择理
第7章公共选择 第一部分单项选择选题 1、能够达到最优的效率与公平目标的政治决策机制是( ) A、集中决策机制 B、维克塞尔—林达尔机制 C、直接民主决策机制 D、间接民主决策机制 答案与解析：选B。维克塞尔—林达尔（两位瑞典经济学家）机制是在一人一票制和信息成本为零的假设下，按“一致同意”的原则进行投票表决，该机制能够达到最优的效率与公平目标。 2、A、B、C、D四个人对甲、乙、丙三个方案投票表决，具有双峰形偏好的是( ) A、A＞B＞C B、C＞B＞A C、B＞C＞A D、C＞A＞B 答案与解析：选D。ABC三人都具有单峰偏好。 3、与市场机制相比，政府机制下的个人决策行为的不同不包括( ) A、偏好表达方式不同 B、人们倾向于隐瞒自己的真实偏好 C、具有非强制性 D、偏好体系不同 答案与解析：选C。 4、在间接民主决策机制中，对决策过程产生影响的角色不包括( ) A、选民 B、政治家 C、管理者 D、公民 答案与解析：选D 5、管理者在执行既定的方针政策时具有一定独立性，其中的原因不包括( ) A、管理者的工作具有较强技术性 B、管理者在不同程度上拥有自行决策的权力 C、管理者与政治家信息不对称 D、管理者更了解选民的需要 答案与解析：选D。
第二部分多项选择题 1、公共选择理论与市场经济分析的共同点在于( ) A、作出与一般经济学相同的行为规律假定 B、两种理论下人们的偏好表达方式相同 C、提出和传统的价格理论一样的问题 D、对个人偏好作出与市场机制下一样的描述 答案与解析：选ACD。 2、在公共决策过程中，直接影响个人赞成或反对的因素包括( ) A、公共项目的种类 B、公共项目的成本分担方式 C、个人对公共项目的效用评价 D、公共项目的规模 答案与解析：选ABD。 3、维克塞尔—林达尔机制的基本假定有( ) A、每个社会成员都参加到政治表决程序中来 B、每位社会成员的政治权力都是平等的 C、信息成本为零 D、民主资源不稀缺 答案与解析：选ABC。维克塞尔—林达尔机制的假设有：①一人一票制，即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参加到政治表决程序中来，并且每位社会成员的政治权力都是平等的；②信息成本为零。 4、直接民主决策机制可以实现均衡，只要符合如下条件( ) A、投票者具有单峰形偏好 B、投票者具有多峰形偏好 C、付诸表决的方案是两两表决的 D、付诸表决的方案不是两两表决的。 答案与解析：选AC。
科尔曼学术思想总结 一、人物介绍 詹姆斯·科尔曼（1926-1995）是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杰出代表。科尔曼于1949年在美国普渡大学获得化学工程学士学位，后师从罗伯特·默顿和保罗·拉扎斯菲尔德，于1955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科尔曼来到久负盛名的芝加哥大学任教。1959年他又来到位于马里兰州的著名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霍大创办了社会学系并出任系主任。从1959年到1973年的14年里，科尔曼一直都在霍普金斯大学耕耘，并为霍大培养了555名博士研究生。在霍普金斯大学期间，科尔曼完成了与教育社会学相关论文60篇，对美国教育社会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1973年，科尔曼又回到芝加哥大学任社会学教授，直至1995年3月25日逝世。 二、著作及思想概述 科尔曼其实出道甚早，他50年代毕业于当时名列美国全国大学社会学系之首的哥伦毕业大学社会学系，不久就有学术专著《社区冲突》（1957）问世。60年代他著有《青年人的社会》（1961）等。真正为他带来崇高声誉的是1990年才付梓的《社会理论的基础》，这年科尔曼已经年近花甲，说一句“夕阳无限好”，却也是姗姗来迟的辉煌了。科尔曼将本书题献给他的导师罗伯特·默顿，默顿系美国社会学大佬，他的评语“科尔曼教授对于‘法人行动者’的分析是具有深远影响的新思维”，毫无疑问同样影响深远。 科尔曼的学术生涯分为两个比较明显的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科尔曼一直遵循由默顿改进和倡导的经验功能主义范式，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和社会政策研究工作。他的经验研究深受默顿和拉扎斯菲尔德的影响，一方面注意量化分析，另一方面则努力寻求经验研究和理论化过程之间的动态联系。在研究初期，科尔曼涉足了许多经验研究领域，如工会民主、集体行为、医生中的社会关系网络等。从1959年年发表第一篇有关教育的论文《成绩与竞争机制》开始，科尔曼就开始了有关青少年发展和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并且一发不可收拾，而60年代中期的“科尔曼报告”更使他一举成名，为社会公众所熟知，并对当时美国教育政策的修订产生了重大影响。 80年代以后，科尔曼的研究重点逐渐发生了变化，由于主流社会学范式不断受到的劫难和批判，他开始关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并尝试对其进行改进。经过十几年的探索，科尔曼逐渐脱离了传统社会学的束缚，即不仅仅研究社会环境与社会结构对个体行为的影响，而且认识到个体之间的互动也可以创造系统运行的方式。于是，他将个体“理性”行动作为基本假设和研究起点建立了自己的理性社会行动理论体系，希望以此来弥补传统结构功能主义的缺陷。在家里分析框架的过程中，科尔曼则注重所谓“微观-宏观”之间的过渡问题，试图以此建立社会学理论的新基础。 科尔曼提出，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解释社会现象，而不是解释个体行动。但他同时指出，自己的研究并非直接着眼于宏观现象，而是注重系统行动的内部分析，或者说是以低于系统水平上的行动和倾向性基础来解释系统行动，故属于个体水平上的行动理论。科尔曼认为，他的研究死一项新的社会理论，这种理论以个体主义的方法论为特征，强调理性行动的结构，以弥补社会学研究在微观和
浅析李嘉图等价定理述评(一) 论文关键词：李嘉图等价：举债：征税论文摘要：在研究举债和征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时，西方经济学家围绕“李嘉图等价定理”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李嘉图等价定理因其严格的假设条件在现实中很难成立，但却提供了一个估计财政政策效果的有用框架。正确理解李嘉图公债理论，对于研究政府举债与征税的关系及两者对经济的影响，对于研究政府财政政策的选择等现实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李嘉图等价定理和公债的财富效应 1974年，美国宏观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在其发表的《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的著名论文中，采用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视角，通过深奥的数学推理发现，赤字融资的补偿陆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在政府支出既定的条件下，发债和征税的经济效应是一样的。发债实质上是延期征税，理性消费者会预期到：在政府支出既定时，目前由于赤字融资而导致的税收减少，会使未来的税收更高，而且未来税收增加额的现值会等于目前税收的减少，居民不会因为购买公债而增加消费。强调了政府筹资是通过征税还是举债的方式，对消费没有任何影响。这种思想的政策含义极为深远，如果人人都认识到他们的纳税只是被推迟了，那么，政府借人债务的任何增加都将被私人储蓄的等额增加所抵消，结果国内总储蓄不变。既不存在消费扩张，也没有收入的乘数效应，投资的挤出也不会发生，当然未来的一代人也就不会承担由于举债而使资本减少的负担。经济活动同政府预算平衡时完全相同。这样，巴罗的思想就否定了新古典综合派的观点：举债在短期内影响总需求，长期内可能通过“挤出效应”影响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 巴罗的以上观点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1976年詹姆斯，布坎南在其发表的题为《巴罗的(论李嘉图等价定理)》的评论中，首次将巴罗的上述观点命名为“李嘉图等价定理”。巴罗关于上述税收和公债等价的思想，最初应该归功于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李嘉图认为政府举债和征税对经济影响的性质是相同的，即两者都会减少国家的生产资本。他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17章中说：“一个国家为筹划战争费用或政府一般支出而课征的税，都是从该国的生产性劳动中取得的。这种开支每有节省，即使不是增加到纳税人的资本中，一般也会增加到他们的收入之中。如果为了一年的战费支出而以发行公债的方式征集2000万镑，这就是从国家的生产资本中取去了2000万镑。每年为偿付这种公债利息而课征的100万镑，只不过是由付这100万镑的人手中转移到收这100万镑的人手中，也就是由纳税人手中转移到公债债权人手中。实际开支的是那2000万镑，而不是为那2000万镑必须支付的利息。付不付息都不会使国家增富或变穷。政府可以通过税收的方式一次征收2000万镑，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必每年课征100万镑。但这样做并不会改变这一问题的性质。”这段话可以概括为：(1)政府举债会使国家的生产资本减少2000万镑；(2)公债利息是以税收支付。这种支付实际上是收入由纳税人手中转移到公债债权人手中，国家的财富不会由此而发生变化；(3)政府征税也会使国家的生产资本减少2000万镑，但征税后不存在利息支付问题；(4)政府举债与征税对经济的影响性质相同，即二者都会使国家的生产资本减少2000万镑。 李嘉图等价的核心观点是公债仅仅是延迟的税收，当前为弥补财政赤字发行的公债本息在将来必须通过征税偿还，而且税收的现值与当前的财政赤字相等。李嘉图等价的逻辑基础是消费理论中的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收入假说，即假定能预见未来的消费者知道，政府今天通过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意味着未来更高的税收，通过发行公债而不是征税为政府支出筹资，并没有减少消费者生命周期内的总的税收负担，惟一改变的是推迟了征税的时间。根据李嘉图等价的观点，消费者具有完全理性，能准确地预见到无限的未来，他们的消费安排不仅根据他们现期收入，而且根据他们预期的未来收入，为了支付未来因偿还公债而将要增加的税收，他们会减少现时的消费。而增加储蓄。从本质上说，李嘉图等价定理是一种中性原理：选择征收一次性总量税，还是发行公债为政府支出筹措资金，对于居民的消费和资本形成(国
公共选择理论简介 作者:杜晓中国政治学 2003-10-13 以詹姆斯、布坎南等人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是本世纪60年代初在美国出现的一个新的经济学流派。这一学派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通过对"法律——制度——结构"这一社会框架的研究，试图弥补传统西方经济学侧重个体在经济生活中的供求行为分析的片面性，从而解决政治学与经济学长期隔绝的问题。 一．公共选择理论产生的原因 1．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理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主导理论，受凯恩斯理论的影响，西方各国纷纷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随着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政府职能进一步扩大，政府的规模也不断扩大，这造成了政府机构膨胀，资源浪费等后果，国家干预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复兴的浪潮。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反对国家干预，恢复自由放任。而公共选择理论则在这股声势浩大的反对浪潮中应运而生。 2．进入20世纪后，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从解释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转向对资源配置与效率问题的研究。在这同时，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发生了重大变革。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一大批经济学家大量地将数学工具引入经济学，使用数学工具研究经济在给经济研究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经济学家过分注重指标分析和模型建立，使经济学越来越抽象、越来越脱离实际。一些不满经济学现状的经济学者主张恢复古典经济学的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以分析"交易过程"为核心的方法论，并将这种方法论延伸到对政治市场的分析。 二．公共选择学派的基本观点 公共选择理论是以西方经济学中"经济人"的假设引入对政治体制和政府行为的分析为基础的。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中，政府与厂商、消费者具有性质完全不同的行为。"经济人"的假设只属于厂商和消费者，只有他们才是利己的、理性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在私利及贪欲的驱使下，对经济生活中自己的位置作出最有利于个人的判断和设计，而政府则是超出这一狭隘的个人利益的，政府以其自己的公正与准确超乎众人之上，在追求公众的利益之时，政府以它的公正赢得公众对它的信任和支持。因此，公正与准确是政府固有的一种天赋。公共选择理论则认为，其实，政府官员与厂商和消费者一样，也是具有理性和私利的"经济人"，他们也具有自己的动机、愿望和偏好，他们同样关心自己在政治活动中的成本和收益，在交易过程中他们也同样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同样的人不可能仅仅因为从经济市场转入政治市场之后就由仔细求利的自利者转变成为大公无私的"利他者"，政府官员作为单个的个人在政治市场上会对不同的决策规则和集体制度作出最有利与自己的反应（即公共选择问题）。 在把个人偏好转化为社会决策的机制或程序的选择时，这些机制或程序通过直接方式或者指定代表的间接方式，显示公民对广义公共物品的数量和质量的偏好。于是，在选民和国家之间就必须插入一个媒介——选举制度。但是，由于所采用的规则不同，影响选民、政治家或政党的有关行为的成本——收益也不同，因而会表现出不同的"需求"结构。而且，不论以何种方式作出公共选择，最终实施社会决策的是官僚和官僚机构，其最终的决策也就很难体现公共利益的最优化。而特殊利益集团、官僚和立法官员追求私利的行为，一方面导致过多的公共物品供
第十六章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 16.1 复习笔记 【知识框架】 【重点难点归纳】 考点一：社会理论的基础★ 1．理性选择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1）詹姆斯·科尔曼是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杰出代表。他提出，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解释社会现象，而不是解释个体行动。但他的研究并非直接着眼于宏
观现象，而是注重系统行动的内部分析，属于个体水平上的行动理论。是一项新的社会理论，这种理论以个体主义的方法论为特征，强调理性行动的结构，以弥补过去社会学研究在微观与宏观上二相对立的不足。 （2）科尔曼理论的两个基本出发点 ①他运用的是个体行动具有目的性的行动理论。 ②他借用了经济学中的最大限度获取效益的概念去说明“有目的的行动”。 （3）从方法论上说，理性选择理论者所坚持的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从而与整体主义相对立，即强调对有目的的个体行动的研究。 （4）科尔曼采用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原因 ①这种方法论可使反目的论者的批评失效。在个人主义方法论下，理论的解释是非目的论的，它对系统行动的解释并非以最终目的为原因。 ②社会科学与其研究对象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社会科学家本身是人，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人的行动。而在缺乏个人行动基础的理论中，行动的原因不是个人的目标、目的或意愿，而是个人之外的某些力量，或是个人未曾意识到的某种内在冲动。 ③在理论基础上可与其他学科相互沟通。如果社会理论也把基础置于个人具有目的性和责任感之上，社会理论的发展必将得益于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相互交流。 2．理性选择理论的社会科学基础 （1）理性选择理论源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从20世纪中期开始，该理论的一些思路扩展到经济学以外的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内，并形成了一些新的学说和流派。 （2）关于理性选择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广泛扩展，特别要提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在其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芝加哥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部在20世纪80年代将理性选择理论
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的较系统的研究 近年来,社会资本理论(socialcapitaltheo2ry)已成为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诸多学科理论分析的重要视角。社会学家运用“社会资本”的概念来分析个人、组织与社会,并尝试用它来弥合社会学传统理论中的宏微观之间的分裂状况,在社会行动、社会流动、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社会发展等具体的研究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社会资本理论使经济学对经济发展动因的解释跳出了传统的土地、劳动和资本的巢窠,开始关注到一个社会的文化和规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而在政治学那里,社会资本理论则为研究政府的功能、公民的参与、政治制度的创新、社会信任、社会凝集力等提供了有力的解释范式。正如同杰森特·乔丹所注意到的,“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已为各学科中的社会科学家所广泛认可,它被认为是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等现象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社会资本”的概念最初是由经济学的“资本”演变而来的。在古典经济学那里,资本和土地、劳动并称为三大生产要素。斯密(AdamSmith)指出,资本是一切能够带来收入或利润的资财。人们将属于自己的一部分资财贮藏起来投入生产,这部分资财即成为资本。他第一次使用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这两个术语。固定资本的特征是“不必经过流通,不必更换主人,即可提供收入或利润,其中包括厂房、机器、工具等”。而流动资本的特征是“要靠流通,靠更换主人而提供收入,其中包括原材料和货币”。 60年代舒尔茨(T.W.Schultz)和贝克尔(GaryBecker)把“人力资本”(Hu2mancapital)的概念引入经济学的分析中来发展和完善了人力资本理论。他们通过对50年代和60年代经济增长的研究提出,一个社会拥有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健康工人决定了古典生产要素的使用率。人力资本的投资可以提高工人的技能,这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多方面的,它包括对教育、培训和保健的投资,也包括家庭中对孩子的投资。舒尔茨和贝克尔提出的人力资本概念的贡献在于,使“资本”首次摆脱了具体的物质形态而向广义的、抽象的层次扩展,成为可以带来价值增殖的所有物质与非物质资源的代名词,从而为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杰姆斯科尔曼，（1926年5月12日出世，贝德福德，印第安纳州，美国芝加哥，1995年3月逝世），美国社会学家，社会学研究的先驱，数学教育政策的强烈影响美国。1988年,科尔曼首次在《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发表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SocialCapitalintheCreationofHumanCapital)一文,对社会资本作了初步论述,后在其所著《社会理论的基础》(theFoundationsofSocialTheory)一书中,对社会资本理论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科尔曼的作品包括工会民主（1956；与西摩李普塞特）；青少年社会（1961）；青少年和学校（1965；与其他人）；青少年过渡到成年（1973）；模式的变化和反应的不确定性（1964），这是有关社区主题；资源，社会变迁（1971）；权力与社会结构（1973）；教育机会均等（1966；与其他人）；纵向数据分析（1981）；不对称的社会（1982）；高中成绩（1982；与他人）；和他认为是他最重要的社会学的贡献，社会理论的基础（1990），审查的形成和行为社区。 詹姆斯科尔曼( Jam es Co leman) 是理性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社会资本理论承认社会背景的理性动因选择理论( RationalCho ice Theory of Agency)。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模式主要是以三个假设为核心: 首先是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 其次是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 最后是行为者之间行为的互动和博弈的动态分析。但在社会资本的讨论中, 科尔曼意在通过解释社会结构形成和约束理性行为( Rat iona lAct ion) 的方式, 通过解释社会结构对个人产生影响、使其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原因, 缓解理性选择方法社会化不足的性质,
政治信任研究的理论综述 【摘要】政治信任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治理实践和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洞察力,它日益成为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话题。论文从政治信任的涵义出发,分别探讨了以政治信任为因变量,现有研究中的三种解释路径,及以政治信任为自变量,其产生的影响与后果,最后评述了当前中国政治信任研究的现状,及西方政治信任理论的可借鉴之处。 【关键词】政治信任政府绩效社会资本 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兴起政治信任的研究以来,政治信任逐渐引起了很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利维和斯托克(Levi& Stoker,2000)概括了推动政治信任研究在美国兴起的三重因：一是1965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和1968年盖森《权力与不满》的公开出版;二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早期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包括种族关系和公民权利运动,也包括越南战争;三是关于美国全国选举调查(National ElectionSurvey)政府信任问题的调查中,美国公民的信任百分比长期急剧下滑,尤其是1964-1972年间。这些因素都使得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对政治信任的大量研究。政治信任的研究因此在西方政治学界发展起来,并逐步成为政治学和社会学关注的重要领域。 本文从政治信任的涵义出发,分别探讨了以政治信任为因变量，现有研究中的三种解释路径,及以政治信任为自变量，其产生的影响与后果,最后评述了当前中国政治信任研究的现状，及西方政治信任理论的可借鉴之处。 一、何为政治信任? 当代社会政治信任的学术研究呈不断增长趋势,然而我们必须首先厘清的问题是,政治信任的涵义到底是怎样的?应该如何看待公民对政府的这种政治信任? (一)政治信任的涵义 对政治信任进行研究,首先要明确政治信任的概念。政治信任首先是信任的一种。政治信任只是信任的一种,它和所谓的信任文化(福山, 2001;尤斯拉纳, 2006;佩雷菲特, 2005)及其引起的信任社会(佩雷菲特, 2005)、社会资本(帕特南, 2001)等概念的涵义截然不同。虽然也有学者认为,政治信任包括公民间的人际信任,即社会信任(宋少鹏、麻宝斌, 2008)。但是奥弗也认为,不能简单地对信任政府与信任他人进行类比(沃伦, 2006)。奥弗将大众/精英和水平/垂直的二分法结合在一起,得到信任四个维度的内涵: (1)公民彼此间的信任,这在社会资本研究的相关著作中有丰富的阐述; (2)公民对政治精英的信任,这是政府信任研究中经常出现的主题; (3)政治精英对其他社会精英的信任;(4)政治精英对公民的信任(Yang, 2005)。其中,第二个维度的信任即本文所提到的政治信任的涵义,即公民对政治精英的信任。但是政治精英只是政治系统中的一种。 卢曼(2005: 73)所言,政治信任是在两个不同的普泛化层面上被要求和给出的。一方面,公民珍爱他们对将要决定下来的事的期待;另一方面,公民留在该国家,指望能过上一种合理的生活,这就已经表明对政治系统的信任。从现有的文献来看,绝大多数文献肯定了政治信任或是不信任这种态度的存在,并据此提出了一些理论假设。“信任被看成是和不信任相反的,就像是一盏灯,或者是亮的,或者是不亮的一样。”(Tucker, 2004: 53)由此导致了公民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被纳入到一种二元的分析框架中。但有趣的是,哈丁直接指出了这个议题的荒谬性:“有关当代社会公民应该信任政府(如果公民不信任政府的话,那么要么公民要么政府中的一方就是有问题的)的看法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它同传统自由主义截然相反”(沃伦, 2004:
公共选择理论 本章介绍公共选择理论（Theory of Public Choices）。公共选择理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政治问题，因而也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集体决策的过程和政治个体（包括选民和政治家）的行为特征，其研究重点是经济政策的制订过程。公共选择理论开创性地以人的自利为出发点，研究政治个体、政府和国家的行为，从而使人们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有了新的认识，有的学者从而提出了“政府失灵”的论点。 本章第一节简单介绍公共选择理论的产生、发展、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论；第二节讨论投票理论，包括投票的规则、投票的中间人定理、阿罗投票悖论等，这部分内容是理解公共产品需求理论的基础；第三节介绍公共产品的需求理论，我们将分别讨论公共产品的个人需求和社会需求的决定问题；然后简要介绍有关利益集团和寻租的问题；最后讨论政府失灵的理论。 第一节公共选择理论概述 公共选择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的各个分支中，属于比较年轻而且影响不是很大的流派，但是由于其在理论方面的独到创见，使其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公共选择理论最主要的贡献在于把“经济人假设”引入政治领域，推翻了以往认为政治家都拥有优良的品质、政府自然“为公”的传统政治理论。 一、公共选择理论发展简介： 公共选择理论最早可追溯至1958年邓肯?布莱克（D. Black）发表的《委员会与选举理论》，在这篇文献里，作者分析了投票程序对于公共选择的影响。然而，使公共选择理论真正成为一个经济学流派、并且不断扩大其影响的则是“公共选择”之父布坎南（J?M?Buchanan）。 1957年，布坎南和沃伦?纳特（Knight）在弗吉尼亚大学创办“托马斯?杰斐逊中心”，其宗旨是“促进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但是，其宗旨与当时流行的凯恩斯主义格格不入，在当时，人们对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表示了无比的信任，认为政府是天然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府官员也都是道德高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谦谦君子”。因此，该中心备受校方的排挤。到1968年，布坎南和公共选择学派另一位代表人物塔洛克（G ?Tuock）不得不转往其他大学谋求发展。 1969年，布坎南和塔洛克来到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创办了“公共选择研究中心”，并创办《公共选择》杂志。布坎南在1972年所著的《公共选择理论》一书中，明确指明这个组织的目标：“……我们将把40年来人们用来研究市场失灵的所有方法，原封不动地用来研究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这种“政府失灵”的思想很快得到人们的认可，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经济深受“滞胀”之苦，人们开始质疑凯恩斯主义干预经济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但是，这个研究中心也是命运多舛，1982年，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做出决定，居然将“公共选择研究中心”作为一个单位（包括教员、职员、设施和学生）全部移交给了乔
《公共组织学》课程作业 （2009-2010学年第2学期）论文成绩： 案例分析 学生姓名：李沛欣 所在院系：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学系 年级专业：08级公共事业管理 学号：00831040 完成日期：2009年4月18日 【摘要】新公共管理理论是由登哈特夫妇在《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中提出的关于公共管理的新型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有着深厚的理论背景，它的七条要点突破了之前盖布勒和奥斯本的企业家政府理论，独树一帜，是公共管理理论的一个里程碑。它与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区别，也是它备受推崇的原因，“服务型政府”逐渐成为公共管理的新潮流，对我们政府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关键字】新公共服务登哈特新公共管理比较 一、新公共服务理论简介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由美国着名学者珍妮特·登哈特和罗伯特·登哈特夫妇于20世纪末在《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共同提出的。 新公共管理理论是“管理主义”运用于公共部门的结晶，它表明了传统形态的公共行政理论正在普遍化为一般管理哲学的理论倾向。管理主义包括一些核心的观念：社会进步需要持续经济增长，经济发展需要管理，管理是一项重要功能，管理者应当拥有管理权限。P2NPM理论对管理持有两个理念：管理自由化和市场化。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基于对新公共管理的反思，特别是针对作为新公共管理理论精髓的企业家政府理论缺陷的批判而建立的一种新公共行政理论。 新公共服务指的是，关于公共行政在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套理念。公共行政官员在其管理公共组织的工作重点既不是为政府这艘航船掌舵，也就应该是为其划桨，而应该是建立一些明显具有完善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其基本要点是： 1、政府的职责是服务，而不是“掌舵”。 2、公共利益是目标，而不是副产品。 3、在思想上要具有战略性，在行动上要具有民主性。
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概述 自西方文明发源以来，“理性”一词就成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主题，成为贯穿西方文明历程的核心概念。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的理性典范，从启蒙运动对理性的高扬到后现代对理性的批判和重建，无论是古典时期的智者，还是当今学者，对“理性”存在诸多争议，或褒或贬，或拒斥或认同，理性概念的核心地位都不曾动摇。它作为西方社会发展的特质，成为众多理论关注的焦点，成为多种理论样式的思想立场和思想源泉。韦伯的理性化思想、霍曼斯的社会交换理论、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等等，理性成为众多社会学理论流派的核心概念。理性选择理论正是结合了西方文明的理性特质和西方社会的现实生活而生成的。它是当今社会科学具有广泛影响力和较强解释力的思想工具，成为具有很大发展潜力和思想空间的研究方向。 在吸收了各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对理性选择理论作了系统的社会学阐释和分析。理性选择不仅用于分析经济行为，还被用来解释更广泛的社会行为。其理论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仅对社会学的两大主题社会行为、社会系统作了较为有效的解释，也对解决社会学的理论困境和方法论争论做出了贡献。但是，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不能穷尽社会生活所有的复杂性。[编辑] 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产生背景 西方社会学理论孔德以后，受二元论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一直存在着相互对立的理论研究理路。那就是单子论与整体论、还原论与有机论、个体论与系统
论、行动理论与结构主义、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也就表现为微观与宏观的对立。理论研究过程中二元对立倾向越来越引起许多社会学家的不满，他们纷纷从各自的研究旨趣出发试图综合社会学理论中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微观理论与宏观理论之间的鸿沟，努力实现社会学理论的统一与整合，帕森斯就是其中的代表。 然而，20世纪50年代以后，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因其过分专注于社会结构与功能之间的有机整合性、社会发展的和谐性而忽视了社会事实之间的冲突与不一致性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和批判。这诚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在二战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整个世界的社会学都为美国社会学所主宰，社会学理论中深深地埋下了帕森斯的印记。现在回过头来看，帕森斯思想享有的声望未免太高，因为他那种抽象、含混的风格引起许多人的麻烦。”这样，反思社会学功能主义研究理路、寻求社会学方法论突破、构建真正能够反映与把握社会现实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就成了帕森斯以后社会学家共同的心声。 从50年代到80年代，在批判帕森斯功能理论基础上美国社会学界群星璀璨，但都是过眼烟云、稍纵即逝。到了80年代，整个社会学界日益出现了微观与宏观整合趋势：整体主义、宏观主义社会学理论试图引入个体心理学理论，而个体主义、微观主义社会学理论则不断扩大自己的理论视野，试图将社会系统与社会结构纳入到自己的理论范围之中。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成为杰出代表，他1990年出版的《社会理论的基础》正是努力实现微观与宏观的整合。为此，他的导师罗伯特·默顿曾经这样高度评价这本著作：“自半个世纪前帕森斯所著《社会行动的结构》问世以来，这本书是有关社会理论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科
公共选择理论评述及其借鉴意义 公共选择理论的思想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法国数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孔多塞，但主要还是来自19世纪。19世纪末，瑞典经济学家维克赛尔提出了政府的自愿交易学说和一致性原则。他认为，由于政治行为人是在一定的规则内作出选择的，所以规则是及其重要的。改革的方向必须集中于改变决策规则，而不是通过对决策行为人施加影响来改善预期的结果。布坎南高度评价维克赛尔的思想，并宣称在其论文中发现了提供公共选择理论的全部三个构成要素：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经济人，以及看做交易的政治。 二战后,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日渐盛行,它把政府干预看作是弥补市场缺陷的唯一良策。随着政府对市场干预的加强, 政府干预的缺陷与日俱增。布坎南等人创立公共选择理论的目的正是在于揭示“政府失灵”并试图克服政府干预的缺陷。公共选择被定义为对非市场管理的经济学研究。它把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用于研究集体的或非市场的政治管理过程。它以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说为基本行为基本假设前提,依据自由的交易能使交易双方都获利的经济学原理,分析公众的公共选择揭示政府管理行为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公共选择理论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新的交叉
学科。它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尤其是理性人假设）、原理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政治市场上的主体（选民、利益集团、政党官员和政治家）行为和政治市场的运行。 一、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形成的理论基础 公共选择理论是以公共财政理论为理论之源的，因为财政理论是关于政府税收和政府支出的理论，涉及到公共产品的供给与消费。政府税收和政府支出是政府或集体的活动，在政府的收支过程中，消费者面对的是国家或政府，而不像在经济市场上，他面对的是企业。这些特点把财政学与经济学中的其他分支区别开来。经济学理论大都集中研究非政府的决策人（如消费者、生产者）的活动，财政学则把公共经济引入解释私人经济活动的分析体系。为此必须研究税收和支出选择的政治决策机制，而政治决策则是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主题。 公共选择理论是布坎南从政治制度的角度出发, 根据“控制官僚主义特权的蔓延滋长”的需要而创立的。它是一种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非市场决策或政府——政治行为及过程的“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的出现, 不仅对现代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研究都具有一定创新和方法论意义, 而且对我国政府如何更好的进进行管理,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 二、公共选择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