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文化的发展
元代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史学等文化领域，既有承上启下的特点，又有许多创造性；而元代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在文化发展上又充分体现了多元性。
第一节哲学思想
理学的继承和传播
理学始于北宋周敦颐，中经程颢、程颐，集大成于南宋朱熹，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理学是在儒家经学、道教与佛教相结合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理学家们把反映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三纲五常加以理论化系统化，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秩序和宇宙的规律，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理，他们使三纲五常上升到世界本体的高度，这在儒学的理论思维上，形成了一套比汉唐儒学更加成熟的唯心主义体系。理学日益成为维护封建制度的思想工具，“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宋史·道学传》）。蒙古贵族占领北方地区后，面临着如何来统治这个原来是封建机制运转下的高度发达的农业社会的问题。在耶律楚材、杨惟中、姚枢等儒士的帮助下，蒙古统治者逐渐懂得了利用儒学思想的重要性。在金和南宋对峙时期，“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理学著作在北方流传不多。太宗七年（1235），蒙古军队占领德安（今湖北安陆），杨惟中、姚枢等从俘虏中挑出江汉先生赵复，请到燕京，建太极书院，请他讲授其中。赵复以其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选取遗书八千余卷，又著《传道图》、《伊洛发挥》等书，对程朱理学的书目、宗旨、师承关系作了全面介绍。姚枢、杨惟中等从其学，窦默、郝经、许衡、刘因等也因读了这些书尊信理学。故全祖望说：“河北之学，传自江汉先生，曰姚枢、曰窦默、曰郝经，而鲁斋（许衡）其大宗也，元时实赖之。”
①南方的理学家都是朱熹、陆九渊的继承者。朱熹的弟子黄干门下有金华、江右两支：金华一支，有何基的弟子金履祥、许谦等人，入元后多隐居不仕；江右一支，有饶鲁及其再传弟子吴澄。而陆学人物则以陈苑、赵偕、郑玉为代表。
元代理学家中，其政治态度与理学的特点不完全相同。许衡、郝经、窦默等积极用世，官位很高，在理学上只是“承流宣化”，不重玄奥。刘因、吴澄、许谦等人闭门冥索，高蹈不仕，理学学说趋于幽玄。陆学人物多屏迹山野，不改陆学“自识本心”的宗旨。这些理学家中，以许衡、刘因、吴澄最有影响，称为元代三大“学者”，许衡、刘因被称为“元之所以藉以立国者也”②。
①《宋元学案》卷九○《鲁斋学案》。
②《宋元学案》卷九○《静修学案》。
元代理学虽然继承了宋代理学的基本原则，但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首先，从朱陆之争趋于朱陆“和会”。南宋时朱、陆两派就如何获得天理的方法开展过争论，从“鹅湖之会”到“无极而太极”之争，始终无法调和。入元后，朱、陆对立的气氛消失，元代朱学系统的人物，为了更好地推行理学，遂避繁就简，纷纷兼取陆学直识本心的简易方法。如许衡自问自答地说：“人与天地同，是甚底同？..指心也，谓心与天地一般。”①这里所谓的“天地”是指宇宙本体，亦即天理。而“心与天地一般”，也就是人心就是天理，因而“人心本自广大”②，故“心之所存者理也”，“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③。这与陆九渊的天理在心中，心具天理是一个道理。吴澄虽然认为由于人的气质不同形成人性的善恶，而接近朱熹的见解，但在如何去恶从善、恢复天地之性上，并没有沿着朱熹格物穷理的方法，而是直接从自身去发现善端，扩充善端。他说：“所谓性理之学，既知得吾之性，皆是天地之性，即当用功其性，以着其性，能认得四端之发见谓之知，随其所发见，保护持守。”“今不就身上实学..非善学也”④。这种所谓“得吾之性”，“就身上实学”，是吸取程颢的“识仁”到陆九渊的自识本心的方法。他反过来批评朱熹格物穷理的“道问学”是“偏于言语训释之末”的烦琐。陆学人物在坚持自求本心的同时，也吸取朱学一些内容。如由宋入元的郑玉，就大谈所谓“即气以明理”，“即理以明气”，和所谓“天地之大，人物之繁，孰能出于理气
之外哉”⑤。明显地吸收了朱熹的理气观。
总而言之，元代理学家中除一部分坚持朱、陆学统的门徒外，多数朱学和陆学的人物，如许衡、吴澄、刘因、郑玉、史豪卿、徐霖、胡长孺、许谦等，总结了南宋时朱、陆之争的教训，认为朱学过于“支离”，而陆学过于“空谈”，各走极端，这种学统难以为继，他们主张打破门户之见，兼取各家之长，如朱学的笃实“下学”工夫，陆学“简易”本心论，互相补充。这种“和会”趋向，正是明代王学的先声。所以元代理学实为宋明理学的过渡环节。
第二，许衡的治生论具有进步意义。
许衡提出“治生最高为先务”思想，重视民生日用。他认为，理学的理、道含有“日月常行”之则，道不是“高远难行”，应当接近“众人”，他把“民生日用”的“盐米细事”视为道和义。他说：“大而君臣、父子，小而盐米细事，总谓之文；以其合宜之义，又谓之义；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谓之道。文也道也，只是一般。”①这就使过去空谈性命的理学与实际有所接触，对吃饭穿衣有所重视。许衡进一步提出了“治生”，论。“（许衡）言：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进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于生理之所致也”②。许衡以满足人的“生理”即物质生活前提来谈“治生”，这同程朱“行天道，遏人欲”的思想不尽一致。朱熹说为学之道首先在于正人心、明天理，而许衡认为“治生最为先务”，把“旁求妄进”、“作官嗜利”的原因，归之于“生理不足”，而不是朱熹所谓利欲昏弊的结果。许衡的治生论，为明清时代进步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
①许衡：《语录》下，《许文正公遗书》卷三。
②许衡：《中庸直解》，《许文正公遗书》卷五。
③许衡：《语录》下，《许文正公遗书》卷二。
④吴澄：《答人问性理》，《吴文正公遗书》卷二。
⑤《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
①许衡：《语录》上，《许文正公遗书》卷一。
第三，刘因的“返求六经”和“古无经史之分”的经学思想，是明清经学思想的滥觞。
刘因认为六经是理学之根本。他说：“六经自火于秦，传注于汉，疏释于唐，议论于宋，日起而日变，学者亦当知其先后，不以彼之言而变吾之良知也。近世学者往往舍传、疏释，便读（宋）诸儒之议论，盖不知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出..故先传注而后疏释，疏释而后议论，始终原委，推索究竟”①。他经过“推索究竟”之后，指出理学出自汉唐训诂，训诂又本于六经，故六经为根本。唐代韩愈、李翱，尤其是宋代理学家们，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架于六经之上，视为理学主要经典。他们只就四书矜谈妙语，空谈心性，几与佛道相比。刘因认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要返溯六经，这是博与约的关系，不先求六经之博，而先求语、孟之约，是颠倒了关系。“世人往往以语、孟为问学之始，而不知语、孟（乃）圣贤之成终者”，“未说圣贤之详，遽说圣贤之约，不亦背驰乎！”
②刘因的返求六经的思想，在当时不失为一种比较清新的思想。刘因还认为六经中的一些经就是历史。认为“古无经史之分，诗、书、礼、春秋皆史也。因圣人删定笔削，立大经大典，即为经也”③。这无异是把儒家一直奉为传世的经典，贬为普通的历史记录，剥落了经典的神圣意义。这些言论，对明代的王阳明“经史无异”、李贽“经史相为表里”，乃至清代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是有一定影响的。
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理学成为官学始自元代。早在赵复北传理学之时，忽必烈曾在“潜邸”分别召见过赵复、窦默。忽必烈“问以治道，默首以三纲五常为对。世祖曰：‘人道之端，孰大于此。失此，则无以立于世矣’”（《元史·窦默传》）。许衡等人则以程、朱之书“倡其乡人，学者寝盛”（《元史·许衡传》）。到仁宗时正式制定科举条格，“专立德行明经科。
明经内四书五经，以程子、朱晦庵注解为主”①。苏天爵说：“迨仁庙（仁宗）临御，肇兴贡举，网罗俊彦，其程试之法，表章六经。至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专以..朱子之说为主，定为国是，而曲学异说，悉罢黜之。”②由于把朱熹的《四书集注》定为官本，理学成为官学，势必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读书、讲学之风，上自帝王贵族，下至儒生庶民，崇儒风气大盛。真金太子、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英宗硕德八剌、文宗图帖睦尔、顺帝妥欢贴睦尔都有较深的儒学修养。他们还提倡蒙古、色目贵族子弟研习汉文化。元代少数民族中儒家学者甚多，著名的有党项人高智耀，畏兀儿人廉希宪，康里人不忽木，钦察人泰不华，回回人伯颜师圣、瞻思，汪古人马祖常等。
②郑士范：《许鲁斋先生年谱》。
①刘因：《叙学》，《静修集》卷一。
②刘因：《叙学》，《静修集》卷一。
③刘因：《叙学》，《静修集》卷一。
①《通制条格》卷五《学令·科举》。
“异端”思想和无神论思想元代著名“异端”思想家邓牧（1247—1306），字牧心，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南宋亡后，他怀着极为悲愤的心情四出漫游，决心不仕，晚年隐居余杭大涤山中的洞霄宫。他自称“三教（儒、佛、道）外人”，以表明不列入任何正宗行列。他的哲学思想在《伯牙琴》中得到了充分表露。
邓牧的宇宙观与理学不同，他在《伯牙琴·昊天阁记》中说：“太极之动生阳，而静生阴。阳轻清，上为天，日月星辰，雷电风雨丽焉；阴重浊，下为地，丘陵山岳、川泽江海丽焉。阳变阴化，其气冲和则为人。其两间莫不存主宰者焉。”“主宰者”是谁？邓牧认为既不是“无极”，也不是“理”，而是“玉皇上帝陛下”。他强烈反对元朝之统治，以无情抨击“君”和“吏”发泄自己的感情。他认为皇帝是“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的最大的掠夺者和剥削者，官吏是“与虎豹蛇虺均为民害”。他幻想重新出现“天下无乐乎为君”的尧舜社会，这个社会“君民间相安无事”，“废有司，去县令，听天下自为治乱安危”，“君子道高而愈谦，德尊而愈恭”①。既无盗贼，又无战争，人人自食其力。这种虚无飘渺的空想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他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则孕育着古代民主思想的精华。
元末武进（今江苏常州）人谢应芳，字子兰，他是一位致力于破除世俗迷信和宗教信仰的无神论者。所著《辨惑编》共分死生、疾疠、鬼神、祭祀、淫祀、妖怪、巫觋、卜筮、治丧、择葬、相法、禄命、方位、时日、异端十五目，这十五项都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迷信思想和活动，他“引古人事迹及先儒议论，一一条析而辨之”。他认为人有病“务求医药，不事祈祷”，不要信鬼神，反对淫祀；他反对迷信风俗，对丧葬流行大作佛事、择葬惑于风水之说，一一指出其弊端，斥巫觋、卜筮为妖妄，对于相法、禄命、阴阳五行三术，以及方位、时日等忌讳迷信也一概加以反对；至于佛、道宗教，他一概斥之为“异端”，“古之为异端邪说者众矣，若老庄仙佛之流，自秦汉以来惑世尤甚！”谢应芳生活于十四世纪科学水平不发达的时代，面对宫廷、民间广泛的世俗迷信、宗教活动，敢于著书立说，公开鼓吹无神论，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②苏天爵：《伊洛渊源录序》，《滋溪文稿》卷五。
①见《伯牙琴》中的《君道》、《吏道》篇。
第二节文学艺术
元曲
元代戏曲艺术有很大发展，元曲是元代具有创造性的文艺品种之一。元曲包括散曲和戏曲（杂剧和南戏），而杂剧以其艺术上的创造性、内容上的现实性，成为这个时代文学艺术
的代表。
一、散曲散曲分小令和套数两种体裁。小令源于唐末五代。通常以一只曲子为一首，相当于一首单调的词，但可以将这只曲子再重复一遍，也可采用“带过曲”的方式，即续写一二个宫调相同而音律衔接的曲调。每句用韵，并加衬字，形成腔格固定、表达自由的特色。由不同曲牌同一宫调的若干支小曲联缀成套，称为套数或散套。散曲共有六宫十一调，共十七宫调：正宫、中吕宫、道宫、南吕宫、黄钟宫；大石调、小石调、南平调、般涉调、歇指调、商角调、双调、商调、角调、宫调、越调①。散曲曲调来源很广泛，有来自民间的“里巷之曲”，又有北方、西域少数民族的“胡夷之曲”。明人徐渭云：“今之北曲，盖辽、金、北鄙杀伐之春，壮伟狠戾。武夫上马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之日用。”（徐渭《南词叙录》）明人王世贞则云：“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者，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王世贞《曲藻序》）可见，元散曲是继承宋金人词，吸引民间俗曲和少数民族乐曲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新体文艺。
元人杨朝英编《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和《阳春白雪》，选录元人散曲，传世至今。明人朱权编《太和正音谱》，收录元散曲家187 人，另有“词林英杰”150 人，除董解元为金人外，共336 人。前期曲家有关汉卿、马致远、张养浩、卢挚、王和卿等人，后期曲家有刘致、张可久、乔吉等人。元代少数民族曲家人才辈出，见于记载的有畏兀儿人贯云石、全子仁，回回人马九皋（马昂夫、薛昂夫）、萨都剌、丁野夫、兰楚芳、赛景初、沐仲易、虎伯恭、王元鼎、阿里西英、阿里耀卿、大食惟寅等，康里人不忽木、金元素、金云石等，女真人奥敦周卿、王景榆、李直夫等，蒙古人阿鲁威、杨讷等。其中不忽木之词，朱权评为如“闲云出岫”，马九皋之词如“松阴鸣鹤”。而贯云石尤以散曲闻名，《朝野新声太平乐府》收其作品甚多，其号酸斋，与号甜斋的曲家徐再思齐名。后人将他们的作品合辑为《酸甜乐府》。朱权评其词如“天马脱羁”，姚桐寿称其“所制乐府散套，骏逸为当行之冠，即歌声高引，可彻云汉”（姚桐寿《乐郊私语》）。
二、戏剧元代戏剧包括杂剧和南戏两大系统。
①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七《燕南芝庵先生唱论》。
杂剧是我国历代歌舞艺术、讲唱伎艺长期发展而形成的新的戏曲形式。
我国戏剧产生于唐代。自宋开始，一些大城市就曾建立勾栏、瓦舍，许多民间艺人在里面进行说唱表演。金中都的院本，就是宋代市民文学的继承和发展。元杂剧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元杂剧把歌曲、宾白、舞蹈动作融合在一起，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性的戏剧艺术。它以（唱）为主，唱词由同一宫调的套曲组成，句尾入韵，并有科（动作）、白（念白）相配合表述剧情。每一出剧通常分为四折，剧前或两折之间可加“楔子”。演出时由一个演员（正末或正旦）演唱到底，其他演员只作配合的科白。杂剧初盛于山西、河北，大都（今北京）是前期杂剧创作和演出的中心。玉京书会等是大都创作剧本和唱本的团体。据《录鬼簿》、《录鬼簿续编》、《太和正音谱》等书记载，元代杂剧作家约有二百多人，剧目六百余种，现在一百五十余种。最著名的剧作家是关汉卿，他被誉为“编修师首”、“杂剧班头”，自称“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通五音，六音滑熟”（关汉卿《石伏志》）。明代臧懋循在《元曲选序》中说他“躬战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他共创作了63 个杂剧剧本，现存曲目俱全的12 个，科目残阙的3 个。其中《窦娥冤》、《单刀会》、《拜月亭》等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王实甫的《西厢记》，《录鬼簿》中称之为“天下夺魁”。马致远的《汉宫秋》、白朴的《墙头马上》、郑光祖的《倩女离魂》、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等，都是这个时代的名剧。关、马、郑、白，明代以后被誉为“元曲四大家”。元代还涌现了不少成就卓著的少数民族杂剧家，女真人李直夫（蒲察李五）编有《虎头牌》等12种，蒙古人杨讷编有《刘行首》等18 种，回回人丁野夫编有《赏西湖》等5种。也有反映少数民族社会
生活的剧本，如吴昌龄等编有《老回回探狐洞》等多种。著名杂剧演员有朱帘秀等，回回女演员米里哈歌喉清婉，亦负盛名。南戏又称“戏文”，原是浙江温州一带的地方剧，宋徽宗宣和年间开始流行，到南宋时已很兴盛。明祝允明说：“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祝允明《猥谈》）入元后，“南戏”被当作“亡国之音”而遭受歧视。元中期后，由于杂剧转衰，南戏得到发展。南戏也由唱词和科诨组成。唱词多采自宋词和里巷歌谣，其曲调除民间曲调外，还有大曲、曲破、佛曲、舞队、影戏、鼓板、唱赚等，但不限宫调，不限折数，一剧演唱也不限一人，比较自由灵活。同时，它的声腔也有了发展，“腔有数样，纷纭不类。各方风气所限，有昆山、海盐、余姚、杭州、弋阳”。昆山腔是元末形成的，“善发南曲之奥”的昆山人顾坚起了很大作用（魏良辅《南词引正》）。海盐腔的首创者是畏兀儿人贯云石，“今世俗所谓海盐腔，实发于贯酸斋，源流远矣”①。
①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一。
现存宋元南戏剧本残本十余种，见于记载的存目约170 种。南戏作家也有书会，如温州有九山书会，平江（今苏州）有敬先书会、九山书会等，杭州有古杭书会等。高则诚的《琵琶记》在艺术上有一定成就；《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被称为“四大传奇”。
诗词和民歌元代诗词。后人评论说：“元诗尤繁富观，诸作者多宗温（庭筠）、李（商隐），间学长吉（李贺），其病为纤浓，为繁缛。”“元诗矫宋流弊，而失于多学晚唐，..然其佳者则婉转惆怅，附物切情，工整而流逸，清新而秀丽，虑周藻密而不涉于粗疏，意深韵远而不失之径直”①。
元初诗坛，北方以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等为代表，风格淳朴；南方如方回，宗江西诗法，戴表元力主变宋代静细清新句法。
元代中期进入了元诗的繁荣时期。“大德延祐间，松雪（赵孟頫之号）
尔雅风流，实为倡始”②。继而虞集、杨载、范亨、揭傒斯，号称“诗歌四大家”。他们的作品讲究典雅清丽，内容多为应酬闲逸之作，比较空泛。这一时期，回回人马九皋、萨都剌的诗颇负盛名。尤其是萨都剌的诗，敢于触及时事，表露自己内心的爱憎，如南坡之变、天历之战、明宗暴卒、黄河决堤、农民起义等等，均有诗篇反映，《鬻女谣》、《江南怨》、《征妇怨》等深刻暴露了官府的腐败和民众的苦况。萨都剌的现实主义诗风为元代诗坛带来了新的风气，其后出现了许多现实主义的诗人和作品。萨都剌亦善词，他的两首寄调《满江红》的词——《登石头城》和《金陵怀古》就是豪迈而带感慨，抒情而又写景的好作品。
元朝后期的诗坛以杨维桢最著名，其诗号称“铁崖体”，其七古歌行追求新异，竹枝词清新通俗。作品中不乏现实主义作品，如反映盐民悲惨生活和揭露盐商骄奢淫逸的《盐商行》等，又有讽刺张士诚一伙新生地主分子的不少诗篇。王冕的诗也有不少揭露元末社会矛盾的，如《伤亭户》、《江南妇》等。哈剌鲁人乃贤、回回人丁鹤年等也有许多很好的诗篇。民歌。元代民歌丰富多彩，流传至今的有一百多首。民歌的作者大多没有留下姓氏，但他们仇视封建压迫的心情十分强烈，对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却加以同情和赞颂。元代劳动人民创作的民歌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宝贵财富。
贪官污吏是人民最直接的掠夺者和压迫者。元代民歌中相当一部分是讽刺贪官污吏的。按元朝惯例，廉访司官员巡视州县时用金鼓迎送，其音节是二声鼓一声锣；起解杀人盗也用金鼓，其音节是一声鼓一声锣。由于官吏“赃污狼藉”，在老白姓看来官与盗一个样。有民歌云：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
①顾奎光：《元诗选序》，《元诗选》卷首。
②陶瀚、陶玉禾：《元诗总论》，《元诗选》卷首。
金鼓看来都一样，迎人与贼不争多。有些民歌把矛头直指当时的最高当权者。后至元初“太师丞相伯颜专权蠹政，贪恶无比”。其侄脱脱发动政变，将伯颜贬到南恩州（今广东阳
江），途至南昌卒，寄棺驿舍，有人题诗于壁云：百千万锭犹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
可惜太师无运智，不将些子到黄泉。脱脱上台后，力图通过“更化”政策挽救时局，但社会矛盾已无法缓和，农民起义即将爆发。浙江温台地区流行一首民谣称：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在广大群众看来，脱脱主持的“开河”、“变钞”，是元末农民起义的导火线。在一首《醉太平小令》说“开河变钞祸根源”；另一首诗则说：“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①。民歌也是起义军用来动员群众的工具。众所周知的“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就是韩山童、刘福通等农民领袖散布的。起义爆发后，人民群众则通过民歌来表达他们对起义军的热爱。至正十五年（1356）松江流行的一首民歌极其生动地描绘了起义军占领松江时人民群众欢欣鼓舞的心情：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②书画元代没有画院，画家多是士人，因而摆脱了南宋画院形式主义的习气，逐渐形成写意的画风。写意，这是画家通过自己的作品来抒写孤傲清高的情趣。开一代风气的大画家赵孟頫就主张“不求形似”③。元末画家倪瓒在自题画墨竹中说：“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
④这种写胸中逸气而不求形似的风格，正是元代绘画的特征。赵孟頫是元代书画的巨匠。元代陶宗仪称：“孟頫以书法称雄一世，画入神品。”⑤他提倡人物画要继承唐人技法，山水画要学五代人董源、巨然。他作画精于山水、木石、花竹、人马，并以书法笔调写竹，用“飞石”法画石，自成清腴华润的风格。他的书法用笔圆转流美，骨力秀劲，世称“赵体”，“篆、籀、分、录、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元史·赵孟頫传》）。他的书画对当时和后世影响很大。
①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上《谈薮篇》。
②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七《讥伯颜太师》。
③黄溥：《闲中古今录》。
①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上《谈薮篇》。
②陶宗仪：《辍耕录》卷九《松江官号》。
③汤垕：《画鉴》，引赵孟頫《〈人马图〉跋》。
④倪瓒：《跋画竹》，《清宓阁全集》卷九。
⑤陶宗仪：《辍耕录》卷七《赵魏公书画》。
回回人高克恭也是元代负有盛名的画家。他学画“始师二米（米芾、米友仁），后学董源、李成，墨竹学黄华，大有思致。怪石喷浪，滩头水口，洪琐泼染，作者鲜及”①。时人将他与赵孟頫并提，有“近代丹青谁最豪，南有赵魏北有高”②之说。
在赵孟頫、高克恭之后，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称“元四家”。黄公望善画山水，设色以浅绛居多，气势雄伟。吴镇善画山水竹木，笔力劲爽，墨气淋漓，能画出山川林木峥嵘郁茂景气。倪瓒之画常有很多题跋，抒发画家的胸中逸气。王蒙为赵孟頫之甥，山水画融各家之长而独创一格。此外，钱选善人物花鸟，任仁发善人物鞍马，王冕善梅竹，著有《梅谱》一卷。书法与赵孟頫齐名的是康里人巎巎，“善真行草书，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翅金玉”（《元史·巎巎传》）。畏兀儿人边鲁、的颜不花，回回人丁野夫、萨都剌亦善画。畏兀儿贯云石、边鲁、沙剌班、盛熙明善书法，盛熙明有《书法考》八卷；回回人瞻思、赛景初，钦察人泰不华善书法。
元代壁画艺术成就很高。除敦煌安西榆林窟保存有元代壁画外，北方许多古寺里还留有不少遗迹。山西洪洞县广胜寺明应王殿元代杂剧演出壁画，为人们提供了十分生动的杂剧演出情况和舞台设计、服饰等珍贵资料。山西永济县永乐宫壁画是中国和世界绘画史上罕见的巨制，其中三清殿《朝元图》一套朝谒道教最高尊神元始天尊的壁画，全部构图计人物286 个，每一人像高达 2 米以上，在形象造型和构图设计上都达到了相当卓越的水平，勾线劲
紧有力而又宛转自如，流动飘荡而又严谨含蓄，绘画技法极为精湛成熟。
①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五。
②张羽：《临房山小幅感而作》，《静居集》卷三。
第三节史学
《元朝秘史》的修撰
《元朝秘史》蒙文名《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Mongqol-un NihuchaTobchiyan，即蒙古秘史）。它是蒙古族的第一部历史、文学巨著。原文是畏兀儿体蒙古文，作者佚名。书后说“鼠儿年七月..写毕”，从书中内容看，当成书于十三世纪中期。
《元朝秘史》根据古代蒙古族的民间世代传说，生动地记载了蒙古族的起源、成吉思汗先世谱系、蒙古社会生活、阶级状况，突出描写了成吉思汗早年的艰难经历和在逆境中的奋斗、蒙古国家的建立及其南侵西征的过程，以及窝阔台汗继位后的事迹。内容涉及到当时蒙古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组织、政治军事制度、部落战争、社会意识等各个方面，是研究早期蒙古历史、文学最重要的典籍。
“脱卜察安”（又译“脱卜赤颜”）是藏于宫廷的“秘文”，“非可令外人传者”（《元史·虞集传》）。到元世祖时始立翰林学士院兼国史院，负责修撰各朝实录，而“脱卜察安”的修撰可能更为机密，且窝阔台汗之后仍有续修。文宗时曾召翰林学士承旨阿邻帖木儿、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笃弥实将所谓妥欢贴睦尔非明宗之子事“书其事于《脱卜赤颜》”（《元史·虞集传》），至顺三年（1332）五月，又“命朵末续为《蒙古脱卜赤颜》一书，置之奎章阁”（《元史·文宗纪五》）。现存的《元朝秘史》是明初四夷馆的汉文本，用汉字音写蒙古语原文，逐词傍注汉译，并分段作了节译，题名《元朝秘史》。汉译部分只是《脱卜察安》的一部分。《脱卜察安》原文早已散失。
辽、金、宋三史的纂修世祖中统二年（1261），王鹗请修辽、金二史，世祖命左丞相耶律铸、平章政事王文统监修，后又诏史天泽监修。南宋亡后，又令史臣通修三史。仁宗延祐年间也曾诏修三史。但终因义例未定，一直未能定稿完成。
顺帝至正三年（1343），命中书右丞相脱脱修三史，任三史都总裁，铁木儿塔识、太平、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吕思诚为《辽史》总裁官，铁木儿塔识、太平、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李好文、杨宗瑞、王沂为《金史》、《宋史》总裁官。是年三月三史同时起修，四年三月完成《辽史》，四年十一月完成《金史》、五年十月完成《宋史》。
三史是各族史学家共同劳动的结晶。都总裁脱脱虽未亲自写史，但他在组织写作班子、拨江南原南宋学田作修史经费、确定三史各为正统的原则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元朝建立后，辽、金、宋三史谁为“正统”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有的主张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史；有的主张以宋为世纪，辽、金作载记；又有人主张宋、金都不是正统。“脱脱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权衡《庚申外史》）这一决定确定了平等对待三史的基本原则，它符合辽、金、宋三朝互不统属的历史状况，也符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客观实际，具有进步意义。三史的具体工作，以欧阳玄出力最多，他从选择史官、汇集史料到制立三史凡例，亲撰论、赞、表、奏等，贡献最多。康里人铁木儿塔识，担任三史总裁官，“多所协赞”；修史官中有畏兀儿人廉惠山海牙、沙剌班（汉名刘伯温），哈剌鲁人伯颜，唐兀人斡玉伦徒、余阙，钦察人泰不华等少数民族史家，这是二十四史编撰队伍中所仅见的。
三史按历代正史体例，但各有自己特色。如《辽史》有《营卫志》为各史所无，其中保存了契丹早期的户籍、兵籍、土地制度、部族组织等史料；《辽史》又有《部族表》，将与辽有关的周边各族按年月把交往情况列入年表中，这是创举；《金史》本纪第一卷《世纪》，记太祖以前先世，第十九卷为《世纪补》，记追尊诸帝，也有其特点。辽、金二史各附有《国
语解》一卷，将契丹、女真两族有关的官制、人事、物产、部族、地理、姓氏等名称，加以注释。《国语解》不仅是阅读辽、金二史的重要工具，也是今天研究契丹、女真文字的重要依据。三史在编纂方法、史料取舍上也存在不少问题，如一人两传、纪传不符、译名不一、各史互异、传闻之误等，《宋史》则显得繁芜，其卷帙浩繁为二十四史之冠。
私家史学著作
元代私家史学著作十分丰富，其中以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苏天爵的《国朝名臣事略》最为著名。
胡三省（1230—1302），字身之，天台（今属浙江）人。南宋亡后，他隐居山中，继续《资治通鉴》的注释工作。
从南宋宝祐丙辰（1256）开始，胡三省即“大肆其力于是书”，以《资治通鉴音义》、《释文》各本乖异，刊正《广注》97 卷，著《论》10 卷，临安失陷后，书稿散失。在隐居期间“复购得他本为之诠，始以考异及所诠者散入《通鉴》各文之下；历法、天文则随目录所书而附注焉。迄乙酉（1285）冬，乃克彻编。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释文》之舛谬，悉改而还之，著《辨误》十二卷”（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胡三省的注释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同时又充满了民族感情。他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对故国的哀痛，隐晦曲折地或借古讽今地抨击元朝的统治。
马端临（1254—1323），字贵与，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他是南宋右相马廷鸾之子，宋亡后隐居不仕。由于唐杜佑的《通典》门类分得过宽，且只写到天宝年间。他花了20 年功夫著成《文献通考》348 卷。《通考》共分二十四门，即：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祀、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等五门为《通典》所无，其余十九门则在《通典》基础上离析其门类，加以充实而成。凡天宝以前史实作拾遗补缺，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五年（1212）作续编。“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俾宜之纪录，凡一语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名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本当者，研读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马端临《文献通考序》）可见他在史料甄别、取舍上十分严肃，而且对许多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文献通考》是《通典》的进一步丰富和扩大，是研究宋和宋以前中国历代典章制度的一部巨著。
苏天爵（1294—1352），字伯修，真定（今河北正定）人。文宗天历间完成《国朝名臣事略》15 卷。他根据诸家文集中有关元朝开国功臣、文臣、武将、学者的碑文、墓志、行状、家传及其他材料，编成木华黎、耶律楚材等47 人的事略。其编纂方法颇为创新，将上述资料按年按事选辑，分段注明出处，取详去简，删除重复及芜词，使之完整成传。每传前有提要，概述传主氏族、籍贯、简历、年岁等，传主先祖事迹在正文用小字摘注；文中涉及的事件、人物有它书可补充的，也用小字注出。该书取材有据，引文达一百三十余篇，保存了今已不存的若干文集中的名篇，因而具有很高史料价值。苏天爵还编有《元文类》70 卷，收录元代名家诗、文八百余篇。
译著元代是各族人民互相交流十分活跃的时代。在人们日常生活、政府行政、文化交流等方面需要用语言进行交往，因此，元朝政府十分重视双语教育。一方面要使少数民族本民族语言不致“断绝”；另一方面又要使少数民族尽量掌握汉语，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更好地处理日常事务。
元朝政府于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蒙古新字颁行之后，在诸路置蒙古字学。八年，立京师蒙古国子学，从随朝官员、怯薛台、蒙古汉人官员家，选子弟俊秀者入学。命翰林院译《通鉴节要》为蒙古字习学。至元二十四年（1287），曾任过回回译史的中书省右丞麦术丁
提出“亦思替非文字的人少有。这时一二个人好生的理会得存，我则些少理会得。咱每后底这文书莫不则那般断绝了去也么？教学呵，怎生？”①他的要求得到批准。二十六年置①《通制条格》卷五《亦思替非文书》。
回回国子监学，从百官及富人子弟中选取生员。亦思替非文字即阿拉伯文。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监学培养了大量政府部门中的译史，为各族之间沟通语言起了不少作用。元朝统治者也非常重视蒙古、色目人掌握汉语。如蒙古人伯必之子阿八赤曾入蒙古学，真金太子问其读何书，阿八赤以蒙古书对，真金曰：“我命汝学汉人文字耳，其亟入胄监。”（《元史·裕宗传》）顺帝子爱献识理达腊初学畏兀体蒙古字，后入端本堂，由名儒李好文等教授《端本堂经训义》、《大宝龟鉴》等汉文书，他善书法，也善诗。
为适应各族之间文化交流的需要，元代涌现了一批文字学家和翻译家。
汪古人马祖常将《皇图大训》、《承华事略》翻译为蒙古文（《元史·马祖常传》）。回回人察罕，精通中国历史典故，曾译《贞观政要》、《帝范》为蒙古文，又译蒙古文《脱卜赤颜》为《圣武开天纪》、《太宗平金始末》为汉文（《元史·察罕传》）。汉人鲍信卿是著名的蒙文专家，元贞初曾选编史传中的故事及时务切要者二百五十余条译为《杂目》，又编蒙古、畏兀儿语法为《贯通集》、《联珠集》、《选玉集》等①。
①王祎：《鲍信卿传》，《王忠文公集》卷十七。
中国文化史 中国文化，是华夏文明为基础，充分整合全国各地域和各民族文化要素而形成的文化。其内容丰富，品类繁多，影响深远。 传说古时，炎帝与黄帝联合大败蚩尤，从而开始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相传黄帝建造宫室，制作衣裳，还教人们挖井，发明舟车，为后世的衣食住行奠定了基础；炎帝制耒耜，种五谷，立市廛，首辟市场，治麻为布，作五弦琴，，削木为弓，制作陶器，教民使用工具，教民播种五谷，教民医药，教民制陶、绘画，教民弓箭、猎兽、健身，教民制琴、教民音乐、舞蹈，还教民智德。经历三皇五帝而至禹，其间实行民主推选部落首领的禅让制。禹传位于其子启，从此由“公天下”时代进入到“家天下”时代。但实际上，尧舜禹之前的“三皇五帝”是否存在还是个谜。既然多部古代典籍都曾记录三皇五帝时期的历史（尽管不同的典籍记载有出入），那么这段历史就有存在的可能，只是目前尚未得到考证。这个历史难题则留给今后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 夏商周三代，物质文明得到发展，青铜器被广泛使用，社会生产力有所解放，这一时期，文化也得到了长足发展。考古发现甲骨文起源于殷商时期，同期还有金文、陶文与玉石铭文等类型。继之而起的则是周代的青铜铭文，即金文。金文与甲骨文一脉相承，向前演变，形成了文字的早期形态。在礼乐制度与社会生活方面，宗法制与封建制基本确立，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这也是很有道理的；这段时期的礼乐制初步形成，同样对后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历史的车轮滚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转折时期。东周时，王室衰微，诸侯崛起社会结构剧变，宗法制解体，礼乐制度也逐渐衰落。清人顾炎武有言“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足可见此时期文化社会变革之剧烈。而最值得一提的便是百家争鸣，即中国文化的元典时代最精彩的部分，至少在我看来如此。王国维所作《论近年之学术界》中说：“自周之衰，文王、周公势力之瓦解也，国民之智力成熟于内，政治之纷乱乘之于外，上无统一之制度，下迫于社会之要求，于是诸子九流各创其学说。”这句话对战国诸子竞起的原因作了较为准确的说明。在我看来，思想的变革与社会的动荡是有很大的关系的。社会发生变革时，以前的思想体系可能会逐渐崩塌，统治阶级或者下层都需要新的思想体系来维持社会的稳定，由此出现思想的繁荣。儒家倡导恢复尧舜禹及三代时的礼制，以及实现“仁”，从思想深处强化宗法血缘纽带，后孟子与荀子分别发展了孔子的仁学与礼学，对后世产生不小的影响；墨家主张“兼爱”“尚同”，其思想体系重逻辑与实证，开中国逻辑史的先河；道家推崇“无为”与“自然”，以无为达到无不为，以柔胜刚；法家讲究“变法”与“专制”，以历史进化论反对儒墨道所崇奉的先王观；名家辩论“名”与“实”的关系，是一种逻辑学；阴阳家，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诸子并起，发其言，扬其志，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秦统一六国，建成强大的秦帝国，也实行了文化的大一统：李斯在大篆的基础上创制小篆，颁行全国，程邈创制隶书；统一全国车轨轨距；统一度量衡；制定秦律……这些措施虽然以强化专制君主集权为目的，但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我看来，虽然实现了统一，秦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反而会阻碍文化的自由发展。为了维护统治，秦焚书坑儒，也由此禁锢了民众的思想，不利于文化的发展。 汉文化与秦朝文化一脉相承，其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郡县制基本沿用秦朝的体制。但汉文化的主体又是楚文化。受楚文化影响，汉文化里多了一份幻想与瑰丽。考古发掘表明，汉代墓葬中画像极为丰富，画像石所出地以故楚范围内的徐、鲁地区和南阳地区最为集中，其所表现的求仙与辟邪两大主题，正是楚人迷信习俗的遗风。 汉末以来，社会动荡，世事变幻莫测，士人转向疏离国家与社会，而注重个体生命的存在
元朝中央制度[1]北宋为了强化中央集权，极力从军、政、财、司等各方面削弱地方，造就强干弱枝的政治局面以巩固中央集权。明代也是把地方权一分为三，分别为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这也是通过分地方之权以加强中央集权的。[2][3][4]而处于它们之间的元代却反其道而行之，实行行省制度，地方行省权力相当之大，以至于“军国重事，无不领之”，可它依然巩固了元代的统治、加强了中央集权，使元代作为草原游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能够对空前广袤的疆域统治近百年，而不是按正常思路所想的容易出现国家分裂、军阀割据。为了理清行省制度和中央集权之间的联系，下面就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元朝行省制度的渊源 “省”的本意为宫禁，后业引申为中枢机要、行政机构的名称，因此行省起初是指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取代表中央行使权力之意，它多是因军事需要而设的临时机构。行省制度滥觞于魏晋南北朝、隋朝、唐初以及金初短期出现过的“行台省”，到金朝后期再出现时，已较频繁地使用行省这个简称（以前通常简称“行台”）。如金末，为抵御蒙古和镇压农民起义，君主常命宰臣出任诸路长官，或以宰相职衔授予地方长官，皆称行省，先后设有大名、河北、陕西、河东、中都、山东、东平、辽东、上京、益都、京东等行省。元初的行省性质与金朝类似，仍属中央派出机构，设置并不稳定。但随着全国的统一，行省很快转化成了固定的、常设的地方大行政区。 二、元朝实行行省制度的必要性 1、管辖辽阔疆域的需要。据载，元朝统一全国后的疆域是：北到西伯利亚，南到南海，西南包括吐蕃（今西藏)、大理（今云南），西北至回鹘(今新疆)，东北至鄂霍次克海。“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盛”（《元史·兵志四》），元朝的疆域比以往任何朝代都辽阔，《元史·地理志》中也写到“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面对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如何对地方进行有效的管辖，如何加强中央集权制，是关系到政权能否巩固的大问题。因此元代设立数目有限的行省，代替中书省对其力所不及的地区进行管理，中央再从大局上对诸行省实施节制，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确实也是一种具有明显优点的统治模式。因此，元朝在秦朝郡县制的基础上，实行了行省制度。 2、压制部分贵族的需要。元朝沿用大蒙古国以来的游牧分封制，大量宗室外戚被分封于蒙古高原和东北地区，在中原又各自领有大小不等的份地。对于这些皇亲国戚及其狐假虎威的家臣，一般的地方官府难以治理，非设立位高权重的行省不足以压制。辽阳、岭北两个行省的设置，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同时，元朝中央也通过行省，明令限制了蒙古贵族在封地范围内自行派遣官吏的权力，并规定由行省直接向贵族封地的民户征税，再由中央拨给贵族，不允许他们在封地内横征暴敛。这些措施有助于元代统治秩序的稳定。 3、民族政权统治的需要。元朝作为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的大一统王朝，一直遭到南宋残余势力长期的抵抗，后来江南人民又因不堪赋役重负而纷纷起事。在这样的背景下，位尊权重的行省不但不能罢撤，反而需要进一步强化事权、明确责任，以便遇到紧急事变能够迅速决策并付诸行动，维护元朝的统治。即使大一统局面完全形成之后，行省在稳定地方统治方面的特殊价值，也没有消失。这就为行省在全国范围内的定型奠定了基础，使得行省的基本性质由中央派出机构演化成为地方最高官府。 三、元朝实行行省制度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1、行省的二元化特点有利于中央集权。元朝行省最初只是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到元世祖忽必烈在位后期，才开始基本定型，转变为常设的地方大行政区。但即使在行省完全定型并地方化之后，它仍然带有中央派出机构，或者说是中书省分支机构的性质。这就使得行省具有二元化的特点，这是其他朝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区关系所不具备的，这种特点使得行省既要服从中书省的制约又共同为元代统治服务。 2、中央政府对行省的有效控制有利于中央集权。行省虽然“军国重事，无不领之”，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不受到中央政府各方面的牵制与制约。如在人事权方面，元代地方官吏的选用主要由中书省和吏部负责；在财政方面，行省只是充当了朝廷集中财赋的工具，所收取的财赋行省必须执行上供中央与地方留用的七三分成的悬殊比例规定，行省还有义务遵照朝廷的命令，额外提供钱谷，以弥补中央财赋支出的不足；在军事方面，行省不能独立行使军权，军权掌握在中央的枢密院；在司法方面，朝廷也对行省制定了严格的规则典制，不能逾越。 3、行省内部权力的相互牵制有利于中央集权。元代行省内部实行的是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即通过行省官员集体开会共同负责，各官员之间既有分工、互相配合又互相牵制，每个行省官员都不可能独立地行使权力，而要受到其他同僚的协助或制约。同时中央在行省也构制了监察行省、防范其擅权坐大的特殊机制。 4、行省大权的归属有利于中央集权。作为民族统治的得力工具，元朝行省主要由蒙古、色目官员掌握权力，以最关键、最敏感的统军权为例，行省官员中只有平章以上[5][6]才可以掌握军权，而平章以上又不准汉人担任，通常只能由蒙古和色目贵族担任，这些人更多的是元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忠实维护者，很难成为地方割据势力的代表。因为作为一个异族身份、文化背景迥然的行省长官，即使大权在握，也很难想象他会策动汉族或者能够策动汉族搞分裂。所以在理解元朝行省制度的时候，不能完全从汉族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去解释，而更要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从蒙古统治集团特有的统治意识当中寻找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元代行省制度起到了巩固统治的作用而到了明初朱元璋仍然将其权力一分为三的原因了。 5、行省的划分特点有利于中央集权。秦汉以来，地方行政区划大抵依山川地形的自然界限或历史传统等因素来确定，政区的自然属性与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较强，容易产生割据局面。从元代开始，行省区划主要以中央军事控制为目的，采取“犬牙交错”的原则，任意将自然环境差异极大的地区拼成一个省级行政区，削弱地方的经济、文化认同感，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局面。从而使行省官失去了扼险而守、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朝廷就比较容易控制了。如：秦岭以南的汉中地区被划归陕西行省，使四川盆地的北向门户洞开，无险可守。这种划分行政区域的方法自然就加强了中央集权，客观上也促进了各族人民之间在经济、政治与文化方面的交流。 综上所述，元代的行省制度虽然与唐宋以来汉族社会日益强化的中央集权观念确实有很大的抵触，但它作为元代社会发展的产物，还是起到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的目的，同时也对后世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地方行政区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文化的发展 回望中国历史，悠悠五千年，积淀了璀璨的华夏文化。中国文化始终作为 世界文化中的奇葩，映射着历史的光辉，展现着民族的风华。 在世界文明中，中国文明作为唯一在历史长河中永不淫灭的古国文明，始 终离不开中国文化之魂。这种寄于民族之魂的华夏文化，在历史中不断积淀， 不断变得博大精深。 伴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文化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文化载体，每一种 文化载体，都体现着各异的社会风情和漫漫的历史道路。在中国远古时期，由 口头文化发展起来的古代神话和民间传说作为中国文化间接记录，展示了中国 古代文明开始的发展道路，甲骨文字是中国古代文字起源与发展的直接记录。 文字的出现不仅是文化进步的体现，更是文明的飞跃。远古的中国文化主要集 中于宗教崇拜和原始艺术，没有高度统一的形式，体现的是先民粗狂的情感意 识和活跃的自然认识。自夏朝开始，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的奴隶制社会，由自由 性向统一性转变，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开始，各个部落文化融合，其中以华夏文 化为代表。自殷商西周，中国文化的特殊面貌开始形成。在当时，具有“象形”、“会意”、“形声”等的造字规则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字进入了成熟阶段 (1) 。伴随着文字的产生，相随的一些典籍和青铜器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实体 文化的逐步形成。 春秋时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轴心时代。走过周朝礼乐文化时代，春秋时 期伴随着国家动乱，群雄争霸历史背景，出现了各种政治流派和文化主张，呈 现百家争鸣的格局。社会动乱和政治模糊为当时文化发展创造了许多条件。诸 子兴起，各展示出其鲜明的特色。儒、道、法、墨各大学派应运而生。创立诸 子学派的孔墨老庄，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批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者，他们 以巨大的热情、雄伟的气魄和无畏的勇气，开创学派，编纂、修订《易》、《书》、三《礼》、《春秋》等中国文化的“元典性”著作，并对宇宙、社会、人生等无比广阔的领域发表纵横八极的议论。正是经由各具特色的诸子百家的
我上<<中国文化史>>课程有感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而该课程带我畅游其中，了解中国文化，一个学期下来觉得自己是从古代一路走来，走到今天，终于我懂得了好多好多的，原来是那么的丰富多彩的。这一课堂，扩大了我的知识面，丰富了我的灵魂，让我受益匪浅。 记得一次课堂上，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中国的传统节日。以前过节假日时，都不是很清楚它们的由来，只是从老一辈人的口中了解到一点知识。如今，我已大抵了解了，每一个节日背后都有它的故事，流传至今。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国传统节日形式多样。中华民族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创造了特色鲜明的节日文化。形成了汉民族所共有的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延续了上千年的传统节日文化形式,这是华夏儿女世代传承的文化精华。如中秋节，我们有嫦娥奔月的传说；端午节，为了纪念伟大诗人屈原，人们才有了现在的吃粽子这一风俗。 “中国传统节日，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宝贵资源”。[1]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在传统节日庆典活动中展现的具有一定地域文化特征、带有强烈民俗文化色彩、包涵伦理道德和精神内涵、具有独特歌舞形式、曲艺音乐特点的传统文化精华。中华民族在传统节日里不仅拥有共同的民间庆典习俗，同时还拥有是充分张扬地方个性、思想内容真挚纯洁、表现形式浪漫开放，形象鲜明的图腾和神仙崇拜等极其丰富的民间文艺表演形式，是中华传统文化绚丽多彩的表现形式。另外，从节日文化的角度看休闲文化，一个共性的东西，那就是祥和安逸；在传统节日中无一例外地张显出汉族文化的厚重，那就是天人和一、喜庆团圆、和谐共荣，因而形成了传统节日的共同习俗。在传统文化民俗文化的视角看休闲文化，还有一个共性的东西就是山水文化，寄情于山水是汉民族旅游休闲的开始，千百年来，著名的山水名胜区从来都是人们真心向往的好地方，在许多名山大川中都留有历代文人、雅士、高道、圣僧的碑刻、居室、观堂、寺院，成为人们观光览胜、谈古论今、缅怀先贤的好场所。再有，不同地域的名山、古镇、村落拥有不同的宗教（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儒教文化）、民俗和一些约定俗成的民间文化娱乐节目，就是祈福、平安。这是人们渴望得到的和欣赏的，因此，人们在休闲的时刻深深地沉浸在了这种浓浓的情谊中。传统文化、民俗文化是休闲文化的母体，其文化的基因是一脉相传的。所以，我们不能忘记，要把它们永远地流传下来。 中华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经过五千年的文明发展, 历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的基本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能够反映民族特征的传统观念和思想意识, 是具有民族特征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 前赴后继, 英勇顽强形成的精神支柱, 是指导人们实践活动的基本精神。得到普遍认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包含以下几方面：1.1 崇尚伦理道德；所谓“在其位, 谋其政; 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要求形成民族的传统美德和高尚道德价值体系, 作为个人必须要有做人的底线。每个人都有相适应的个人的地位、责任、义务和权利。说自己该说的话, 做自己该做的事。1.2 注重人文理性；传统文化重视人的实体存在, 重视人的精神存在, 注重对人进行礼乐的教化。中国传统文化坚持以人为本, 人被看作天地间一切事物的根本。天地之间人为先、人为贵, 重视人生、重视人的权利和义务,这就构成了以人的价值和人
一、简答题（每题10分，共50分） 简述中国文化史的分期及各个时期的主要内容。 ?1．远古至夏朝建立以前为中国文化的起源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先民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社会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建树，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 ?2．夏、商、西周、春秋时期，以青铜器、铁器、牛耕的出现，宗法制、分封制的建立以及六经的编定为标志，是中国文化的形成阶段。 ?3．战国、秦、汉时期，社会物质生活内容更加丰富，而政治领域内影响中国数千年之久的皇帝制、郡县制和各级官僚制度形成；以造纸为代表的一大批科技成果，《左传》、、《史记》、等为代表的史学著作相继出现，道教产生，佛教传入，是中国文化的发展阶段。 ?4．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在民族迁徙、冲突中互相交流和融摄，实现了南北文化的沟通。同时，玄学从儒、释、道争论中诞生，各民族文化风习也在战乱中薪火相传，可谓中国文化内部冲突与融摄的阶段。 ?5．隋唐五代时期，由于生产力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唐诗、建筑、佛教造像、纺织、科技等标志性成果接踵而出；辽阔疆域内因地制宜多种形式的行政管理制度及以“胡化”为特征诸族荟萃的社会风俗习惯，都说明这是中国文化的繁荣阶段。 ?6．宋辽夏金元时期，南北各地城市崛起，商品经济空前活跃；以理学为主导的儒学新派别在三教合一的时代潮流中形成；宋词、元曲等文艺形式适应士人和市民的情趣而出现，《资治通鉴》等史学巨著层出不穷；我国历史上的“四大发明”，这一时期占其三。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巅峰阶段。 ?7．明清前期，商品经济继续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冲开封建统治者的重重束缚和限制，通向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不断扩大；近代启蒙思想、考据学从封建极权政治下产生出来，并在反封建宣传，历史文化整理、总结和研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科技成果显著，以《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红楼梦》为代表的章回小说，数以千计的地方史志及《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特大型典籍的编写，都是文化领域的辉煌成果和中国文化继续发展的标志。然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涌入，中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又面临比较劣势，处于出现转机的阶段。 ?8．鸦片战争至民国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西方文化涌入中国，在民族、国家危机的同时，中国文化也第一次遇到了严峻的考验和危机。于是，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正视现实，主动向西方国家学习工艺、制度和观念文化，先后掀起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新文化运动。 反映西方文化面貌的机器制造技术，民主共和制度及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
课题：中国古代史（四）民族关系发展和社会变法 教学目标： 1、识记：①辽、西夏与北宋的并立；②金与南宋的对峙；③宋代经济的发展； ④蒙古族的兴起与元朝的建立；⑤宋元时期的都市。 2、培养学生比较、综合分析能力和评价历史人物的能力。认识到辽、宋、夏、金、元时期是我国民族政权并立走向统一的时期，也是民族大融合时期，各民族之间战争是短暂的，和平交融是历史主流。。 教学重难点： 北宋的中央集权政治和元朝的行省制度；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 教学过程： 一、导入课题： 1、导入提问“什么是“贞观之治”？该皇帝的统治措施有哪些？”待学生思考回答后，教师小结导入课题。 2、指导学生阅读湘版《中考历史》P.9考纲，明确学习目标，转入本课教学。 二、教学新课： 1、夯实基础：请学生速读七年级历史下册教材第6-11课的内容，然后思考完成湘版《中考历史》P.9—11的考点扫描填空题。 （1）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以开封（称为东京）为都城。10世纪初，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辽；11世纪前期，党项族首领元昊建立西夏；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立女真政权大金。 （2）澶州之战后，辽宋议和，辽军撤回，宋朝给辽岁币，史称为“澶渊之盟”。之后，辽宋之间保持了很长时间的和平局面。北宋西夏和谈，订立了宋夏和约，元昊向宋称臣，宋给西夏岁币，议和后宋夏边界贸易兴旺。 （3）金灭辽后，对北宋发动了战争，北宋妥协求和，1127年金军攻破开封，北宋灭亡。北宋灭亡后，赵构称帝定都临安，史称南宋。 （4）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在郾城大败金军，收复许多失地。宋高宗和秦桧害怕抗金力量壮大，威胁其统治，就令岳飞班师，并以“莫须有”罪名杀害了岳飞。之后，宋金和议，南宋向金称臣，并给金岁币，双方以淮水至大散关一线划定分界线，宋金对峙局面形成。 （5）宋代经济发展的重大表现：宋朝时，水稻产量跃居粮食作物首位；北宋兴起的江西景德镇，后来发展成著名的瓷都；广州、泉州、明州的造船业领先于世界地位，南宋设计了先进的指南针；宋朝最大的商业城市是开封、杭州；还廷鼓励海外贸易，在主要港口设立市舶司。北宋前期，四川地区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宋代商业繁荣超过了前代，开封和临安人口多达百万，出现了早市和夜市。
四、元代的重要制度 （甲）中央政制： （一）由来： （１）两府： 一、北宋立国，以中书省主政，枢密院主军，文武对峙，号称「两府」。到南 宋孝宗时，更裁三省长官，以左右丞相代之，三省权力由是尽并於中书。 二、蒙古虽起自漠北，对汉制无所可否，但入主中原後，欲在某程度上以汉制 治汉地。因此在立制上，多人以汉臣意见为依归。汉族士大夫多视宋为文 化正统，故建议元仿宋制，而不效金夏之制。 三、蒙古太宗二年（公元１２３０年），立中书省。及忽必烈称帝，建国曰元， 又依宋两府之制，立枢密院主军。 （２）尚书省： 一、元起自北方，其制不少仿自北方的金。金朝亦行三省合一之制，以尚 书省为宰相机关，直辖六部。元代由中书省直统六部之制，大体源於此， 只是易尚书为中书。 二、故在不少大臣心中，仍以中书省不过主出令，以之为唯一宰相机关实 为不当。因此自世祖至武宗之世，尚书省三立三废。可见，元制亦有源於 金制部分。 （３）宣政院： 一、蒙古起於漠北，元制亦有不少因应游牧民族的习尚而建，为中原政制所 无。蒙古崇尚喇嘛教，延八思巴为国师，对宗教极为重视。 二、又以边疆民族入主中原，对帝国内不同种族间问题亦极重视。故在灭宋 前，即设宣政院主宗教及民族事务，不受中书省管辖。 （二）特色： （１）三省权力合而为一： 一、元以中书省为唯一宰相机关，直辖六部，裁尚书、门下二省。其後，更规 定「自今除枢密院、御史台、其余诸司及左右近侍，敢有隔越中书奏请政 务者，以违制论。」元代虽尚书省曾三立三废，但存在时间仅有八年。 二、宰相职衔迭有变化，大德三年（公元１２９９年），定制为八府宰相，依 次为右左丞相（正一品）、平章政事二员（从一品）、右左丞（正二品）、 参知政事二员（从二品），但可依情况虚置某些职位。 三、元代六部每部有尚书三员，正三品，均直接听命於中书省。元人尚右，故 右丞相为中书省的首席。元代经常以其中一员丞相总理省务，或虚置一丞 相位，或令其中一人主省政，故相权较宋代更集中。 四、元以枢密院主军事及宿卫，以知院（从一品）六人主之。枢密院法定地位 比中书省低，移文中书时用「呈」字。又八府宰中例有二、三人兼知院， 使宰相可过问军事。可见，元代军政大权大体集於中书，其法定权力比宋
2013年中国语言文学基础 一、名词解释： 1、普通话 2、形声字 3、词类活用 4、《古诗十九首》 5、性灵说 6、问题小说（五四时期） 二、简答： 1、说明轻声的用法及作用。 2、“瓦、虫、谤、诛、响”的今义与古义相比，有何不同？（一共七个字，还有两个不记得了） 3、论述韩孟诗派的理论主张。 4、试析孙犁小说的风格。 5、论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艺术特征。 三、论述 1、试析《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奸雄”性格。 2、“新女性小说”有何艺术特征？你对此有何看法？ 3、试论劳伦斯《虹》的艺术特征
华中师范大学2012年文学类考研真题 中国语言文学基础 一、名词解释（30分） 1.现代汉语 2. 六书 3. 互文 4.唐传奇 5.拟话本 6.革命历史小说 二、简答 1.字典与词典有什么不同。（15） 2.名词、形容词活用为动词的语法条件主要有哪些？请举例说明。（15） 3.简述《离骚》的艺术特色（10） 4.简述“十七年文学”政治抒情诗的艺术形态。（10） 5.简述《荷马史诗》的基本主题。（10） 三、论述（20*3） 1.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西游记》说：“作家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惚之事，又每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结合这段话，简论《西游记》的艺术特色。
2.论析“左联”的历史功绩及其不足。 3.论析福克斯长篇小说《喧哗与骚动》的艺术成就。 2011年中国语言文学试题 一、名词解释。（每题5分，共30分） 1、九歌 2、唐宋派 3、七月派 4、元小说（新时期） 5、骑士文学 6、魔幻现实主义 一、简答。（每题10分，共60分） 1、简述《孟子》的论辩特点。 2、南戏与杂剧在形式上有何区别。 3、简析《白鹿原》中的“寻根”意识。 4、简述巴金文学创作的精神历程。 5、人文主义文学。
元朝民族关系的发展 同步检测 一、选择题 1.斯塔夫里阿诺斯说:“由于蒙古帝国的兴起,陆上贸易发生了一场大变革。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一个政权横跨欧亚大陆,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开创蒙古帝国基业的是( ) A.秦始皇 B.汉武帝 C.成吉思汗 D.忽必烈 【解析】选C。本题考查学生依据相关史实再认重要历史人物的能力。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展开了大规模的扩张战争,建立起横跨亚欧的蒙古大汗国。故选C。 2.(2015·邵阳学业考)有英国学者指出,在当今亚洲的男人中,有8亿多名男人其实只是11个父亲的血裔,在这11名“国父”中有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成吉思汗所属民族为( ) A.鲜卑族 B.蒙古族 C.满族 D.藏族 【解析】选B。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蒙古的建立者,主要考查学生的识记能力。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成吉思汗属于蒙古族,他统一了蒙古,由此判断B正确。 3.(2015·怀化学业考)“蓝蓝的天空,清清的湖水,绿绿的草原,这是我的家。奔驰的骏马,洁白的羊群……”《天堂》这首歌曲深情表达了蒙古族歌手腾格尔对家乡的赞美。历史上蒙古族曾经建立了疆域空前辽阔的大元王朝,其建立者是 ( ) A.成吉思汗 B.忽必烈 C.努尔哈赤 D.阿保机 【解析】选B。本题考查学生的识记能力。根据四个备选项,A中成吉思汗的历史功绩是统一蒙古高原;忽必烈于1271年改“大蒙古”国号为元,故B说法正确;C中努尔哈赤的功绩是建立后金;D中阿保机建立了辽朝。 4.按时间顺序排列下列事件( ) ①南宋灭亡②忽必烈建立元朝 ③蒙古军队灭金④统一蒙古 A.④③②① B.③②①④ C.②③①④ D.①④②③ 【解析】选A。本题考查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根据所学可知南宋灭亡于1276年;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成吉思汗死后,蒙古军队相继灭亡西夏和金。所以正确的排序是④③②①。 5.以下图表是中国历史朝代更迭表中的一部分,表中“?”是( ) A.西晋 B.隋朝 C.唐朝 D.元朝 【解析】选D。本题考查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元朝先后灭掉西夏、金和南宋,随后,实现了全国统一。 6.(2015·铜仁学业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以下哪位诗人的诗句( ) A.辛弃疾 B.李白 C.文天祥 D.苏轼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c017810364.html, 《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对高中历史教学的启示 作者：刘畅 来源：《中学政史地·教学指导版》2012年第11期 《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一书的主体内容是余秋雨老师以整整一年时间，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等部分学生开设的一门课程，内容是中华文化史。本书重在探讨现代人对漫长的中华文化史的感悟，内容精彩纷呈而明白晓畅。作为一名高中历史教师，笔者被余秋雨老师上的历史课深深地震撼和吸引了。通读此书后，不由得有了一种想法：尝试着将由此书中汲取的灵感和启示应用到自己的教学中。 一、教学安排——高坡滚石，大胆取舍 对于中华文化史的讲述，余秋雨老师并不是按部就班地泛泛而谈。在余秋雨老师看来，中华文明早期的一些文化亮点应特别关注，因为它们安顿了中华文化的精神魂魄；而对于后期那些漫长的历史走廊，则应快步走过。余秋雨老师讲甲骨文、屈原、司马迁等均用四课时，而讲元文化、明清文化等只用一课时，即高坡滚石型，前详后略。当然，余秋雨老师的教学安排有很大的自由度，不像中学历史教师，既要考虑课程标准，又要顾及联考、会考等。但“用教材教，而非教教材”是新课程历史改革的重要理念，“用教材教”提倡教师对教材的二次开发。高一历史教学内容繁多，如何取舍一直是很多教师面临的难题。笔者认为，历史课教学既要纵横古今，又要突出重点。如何判断重点？首先，坚持客观标准——课程标准和教学指导意见。其次，坚持自己的判断，做个性化的整合。最后，坚持以生为本，重点讲解学生普遍难以理解的问题。 二、教学形式——深度碰撞。有效讨论 对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这样的历史场景，笔者一直心向往之。遥想那时，大师云集、百家争鸣、谁与争锋。当我读到《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时大有怦然心动之感。余秋雨老师的教学形式比较特殊：课堂的主体部分是师生讨论，课后师生间会进行“闪问”、“闪答”。余秋雨老师的讲解和总结总是精练和开放的，而不是简单地呈现结论。这里是灵感与智慧的深度碰撞，这里对历史的集体思考生成了一个个风生水起的文化现场。反观我们的高中历史课堂，仍存在一些低效甚至无效的“虚假繁荣”，如此深度的讨论景象则非常鲜见。如何才能提高课堂讨论的有效性？笔者的思考和尝试如下：首先，充分动员。通过动员，使学生认识到知识经济时代交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次，简单准备。多在周末或节假日给学生布置讨论题目。最后，求同存异。我们把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作为讨论的原则，使学生真正感受到民主的氛围和研讨的价值。 课堂讨论实例：关于陈独秀的评价（材料略）。
如果将远古至秦汉时期的文化称之为上古文化，那么，秦汉至唐中叶时期的文化则为中古文化，从唐中叶至明中叶可称之为近古文化。 公元9世纪的中国，继春秋战国之际和汉魏之际以后，发生了又一次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唐中叶以降，汉唐时代的雄浑气象已不复现，雅文化层面走向精致内敛，俗文化层面则呈现市井式的热闹与繁华。文化特点：1、地主——自耕农经济和文官政治相互结合领主庄园经济破产，地主——自耕农经济定型；科举制度实行以后，门阀贵族淡出政治，管理直接从地主和自耕农中考选，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2、市井文化勃兴实物经济式微，货币大量流通，城市由单纯的政治中心和军事堡垒演变为经济和文化的集散地。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市民阶层兴起，市井文化趋于活跃。 3、儒学复兴酝酿于唐中叶，在宋明得以张大的理学，一定意义上是儒家人文理性的复归。文人、官僚、地主或商人合为一体，形成所谓士大夫阶层，他们的审美情趣、人格理想、道德观念主导了全社会的价值规范。4、民族文化的气质从汉唐的雄强外拓转向宋明的精致内敛。 宋明理学又名新儒学、道学、宋学。它是以儒学为主体，兼收佛教与道教的思想因子，对三教融会贯通之后建立起来的伦理性的本体论。是继先秦子学、汉唐经学而兴起的新儒家哲学。（1）理学在宋代形成的历史背景：1、宋代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重文轻武，对学术文化较少干涉，学术活跃。2、儒家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国家政事，参政议政。言论不当，朝廷仅是贬官离京而已，而且职务并不低。3、科举产生的士大夫们注重道德文化修养，注重气节，对儒家经典大义的不断探究成为时尚。（2）儒学变革的需要1、儒学独尊地位的动摇（社会动荡不安，受到道、佛教的冲击）2、“三教合一”潮流的出现 3、儒学体系的更新：以“理”或“天理”为核心的、既贯通宇宙自然和人生命运、又继承孔孟正宗并能治国的学说——理学，理学肇始于唐代，兴盛于宋明，终结于清代，历经七、八百年，构成了中国儒学发展的黄金时代。 理学发展的三个时期：开创时期、奠基时期、集大成时期；开创时期：北宋周敦颐与邵雍是理学体系的开山人物。周敦颐：理学创始人，号濂溪居士，曾在庐山莲花峰下设濂溪书院讲学。他设计了宇宙演化的《太极图》并作《太极图说》。主张无极而太极，太极因动、静而生阴阳，阴阳与五行相融产生万事万物。人也是如此，凡人主动，圣人主静，“无欲故静”。它与道家的“无为”、佛教的“无心”是一致的。他从宇宙论出发，融通儒释道的修身哲学，借之构筑伦理学本体论。此种认识路径成为后代理学诸子坚守的哲学方向。理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第一、理学的建构使得中国的礼治秩序在经过了魏晋六朝的乱世裂变之后得以重建。第二、理学的建构使得中国古代的经世路线由“外王”事功转为“内圣”修身。第三、理学的建构使得中华民族的理想人格得以完善和实现。一是“孔颜乐处”二是“民胞物与”三是浩然正气。唐中叶以后，在日益强化的君主集权格局之下，官僚政治实行文武分离、右文抑武之策，虽然防止了武人割据和篡权，却导致国防劣势，也使民族文化的气质和国民性格发生变化。 一、唐中叶的文化转折 1、中唐乃“古今百代之中”：安史之乱 2、社会经济关系变迁：两税制出台与均田制崩坍 3、商品经济发展：坊市制崩溃与商业革命 4、文化史的转折：韩愈、李翱的“道统”理论 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中国古代文化史读书笔记 篇一：中华文化史读书笔记 《中华文化史》读书笔记 武汉大学历史系冯天瑜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思想文化 史的研究，且学术偏好为明清文化史。冯教授对中国文化生态、中国文化特质、中外文化互动等诸多论题进行过考究。20XX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中国文化史》就是由冯教授领衔，并与何晓明教授、周积明教授在中国文化史领域共同创作的研究成果。 冯天瑜教授在其著作《中华文化史》（以下简称“冯著”）“导论”部分指出，“文化史是史学的一个分支，是文化学与史学相结合的一门历史科学”。至于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冯教授认为，文化史是“把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作为一个总体对象加以研究??”。笔者认为，所谓文化史就是以人类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文化史是通过历史视角、借助历史理论和方法来解读人类文化的一门学科。对于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学者们见仁见智。有人认为，文化史与学术思想
史或典籍文化史同义；也有人认为文化史应集中于精神文化的历史，研究重点如特定历史时期的观念、时尚、宗教崇拜、方言、习俗、娱乐等。 从理论上讲，撰写通史性著作的难度要远远大于专门史。而撰写跨越数千年专门史的难度又大于撰写某一个朝代、某一个阶段专门史的难度。因为人的学力、精力有限。具体到“中华文化史”领域，时间跨越数千年，内容包罗万象，如果不是在此领域潜心研究数十载，断然难以写出如此鸿篇巨制。大概是出于确保著作质量考虑，冯天瑜教授并未独自完成这一课题，而是选择与何天明、周积明等教授合作，以期达到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的效果。 冯著洋洋百万言，从“人猿相揖别”的上古一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远古时期人类“质朴的精神之花”一直写到毛泽东思想，对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梳理。正如作者在全书“题记”中所写的那样：本书以《中国文化史》拟题，意在研讨中华民族文化的生成机制与发展历程。 一、“中华”的概念 作者在“题记”中首先对“中华”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作者称，“中华”之得名，由来已久。并引用了成书于唐高 宗永徽年间的《唐律名例疏议释义》（似应为《唐律疏议·名例篇》释义——笔者注）中的文字：
中国文化史论文 ————论清朝时期中西方交流摘要：清朝时期，曾经拥有与西方交流的良好契机，却因统治者的专制、愚昧而夭折。至使清朝与西方在经济、政治、科技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差距。清朝末年，虽有众多有识之士进行了政治、思想、科技的改革，但都以失败告终。本文就清朝时期中西方交流中的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关键词：专制统治封建思想改革 说起清朝时期中西方的交流，不得不提起传教士这一重要媒介。16世纪中叶起,以耶稣会为主的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传教,带来了基督教义、古希腊哲学和科学、作为文艺复兴之温床的“建学育才之法”。传教士从上层入手,改变传统的传教策略,注重学习中国语言、吸取中国的文化知识,利用中华文化的某些形式进行传教，传教事业获得了较大发展。 清朝入关之初，对定居中原的西方传教士采取礼遇态度。顺治帝特别倚重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顺治帝多次向汤若望学习天文、历法、宗教等知识，以及治国之策。清政府还下令根据汤若望所著的《西洋新法历书》，制定新历法并颁行全国，名为时宪历。康熙帝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包括数学、天文、地理、光学、医学、解剖学等都有较大的兴趣，并且拥有一定的造诣。他曾组织传教士和中国学者采用西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地测量，绘制了《皇舆全览图》。与此同时，康熙还开设蒙养斋，培养了一批学贯中西的科学人才，组织编纂了包含有大量西方科学知识的《律历渊源》。清朝初年和西方传教士的广泛交流为清朝皇帝了解和学习西方技术开启了一扇窗户。 清朝的统治者对西方的思想、文化、科学等都相当得感兴趣，如果当时在中国大力推广西学，中国应该早就走向了近代化，思想和科技都会得到长足的进步，在保持世界先进国家地位的同时，进一步向世界超级大国迈进。但是在当时的中国，西学为什么没能大力推广呢？究其原因，我觉得有以下几点原因： （1）统治者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 清政府的历代皇帝大多不傻，他们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封建专制统治，不得不限制西学的传播。当时欧洲各国已进入了一个更先进、文明的时代——资本主义阶段。受过多年政治思想教育的有识之士们都清楚，资本主义社会是先进于封建主义社会的，这种先进性不但体现在物质文明方面，更体现在精神文明方面。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并不是不欢迎西方国家的物质文明，他们对西方的钟表、玻璃制品等各种高科技产品是非常喜爱的，购买时也是挥金如土。例如：皇宫和贵族从不缺少的被称为“奇技淫巧”的各种西方的小玩意；康熙还热心于学习西方先进科学，但清政府从未让百姓真正接触这些，因为统治者发现与科学一同到来的还
[0268]《中外文化史》 第一次 [论述题] 本批次作业请全部完成后一次性提交 一、名词解释 1.文化 2.文化传播 3.文化冲突 4.文化相对主义 5.文化模式 6.文化元素 二、简答 1. 列举文化的四种基本特征，并分别简要解释。 2. 主文化和亚文化的区别是什么？ 3. 文化主要包括哪三个层次？ 参考答案： 一、名词解释 1.文化 文化是与自然物相对应的人类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是人类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进行共同的社会生活的经验。 2.文化传播 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群体或社会借取文化要素，并将之融入自己文化之中的过程。 3.文化冲突 两种文化接触时在价值观念、行为规范、行为方式等方面发生的互相反对的情况，常表现为某一种文化的拥有者排斥、抵触另一种文化。 4.文化相对主义 文化相对主义认为文化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文化之间的差异是相对的，因此不能站在本民族文化的立场上，用本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念去评价其他民族的文化。 5.文化模式 是相关的文化丛经过有秩序、有条理的整合而形成的整体。 6.文化元素
文化元素指文化中最小而有意义的单位，它是能独立地反映某种文化意义的东西。 二、简答 1. 列举文化的四种基本特征，并分别简要解释。 答：一、规范特征，对文化分子的思想、行为甚至情感，规定其应当或不应当、善或恶；二、艺术特征，文学、音乐、绘画、舞蹈、歌唱、装饰等；三，认知特征，文化的知识分子对所在的自然环境、历史传统以及人事周遭所做的认知了解的总和；四、器用特征，文化的知识分子因生存或求知等需要而采用的工具之特征。 2. 主文化和亚文化的区别是什么？ 答：主文化是指在一定族群中占主导或统治地位的文化，也称主流文化；相对地，亚文化是指在这一范围内处于次要地位的文化。 3. 文化主要包括哪三个层次？ 答：文化主要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有形的、具有物质特征的物质文化，它不但是人类创造的器物，具有实际的使用价值，而且带有某种文化价值；第二个层次是以行为规范为主体的规范文化，这是人们的行为方式、办事规则和共处规范，即制度文化；第三个层次是认知文化，是指人们的各种知识，包括态度、价值和信仰等，即精神文化。 第二次 [论述题] 本批次作业请全部完成后一次性提交 一、名词解释 1. 罗马法 2.小农经济 3.西方文化 4.荷马时代 二、简答 1.农耕经济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的发展有何影响？ 2.西方文化的起源的克里特文化有什么突出特征？ 3.为什么说宗法等级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成因？ 4.中国文化的起源主要有哪四项，并简要说明。 三、论述
《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读后感天下最让我生气的事，是拿着别人的眼光说自己的祖祖辈辈都活错了。——余秋雨记得曾经有人向我提起中医和西医，他认为中医是迷信，有人认为龙在西方很凶恶，劝说中国换另一种文化图腾时，秋雨先生重复了两遍开头所说的话。的确西方有些观念比我们先进，而在西方之前我们华夏已经精彩的活了五千年。活出了诸子百家，活出了秦汉帝国，活出了盛唐大宋。这些能过说是白活吗？显然不能！们不应该活在别人的阴影里，一个个体，一个民族的价值判断，不是由一些和我们几乎不相干的人来断定的。而是由我们本身选取那些经过历史长河的荡涤留下的那些宝贵的文化积淀。《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一书，通读完这本书，颇有些感悟。感悟一、这是一本不仅凝聚了余秋雨先生几十年研究成果和心血，还饱含了海峡两岸名校学子对中华文化的深深热爱和深入探究精神，表现形式独特，文化渊源厚重、历史轮廓清晰，观点见解鲜明，值得一读的好书。本书所记录的是余秋雨先生几年前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和艺术学院的部分学生开设的一门以中华文化史为内容的课程。在这门课的教学中，师生之间有很多讨论，每次课后学生又会提出很多文化问题要余先生快速回答（即“闪问”），而且这四十七堂课的全部课程当初都由香港凤凰卫视播出，很受大陆观众欢迎，初版时书名叫《问学余秋雨》。不久，台湾顶级出版家高希均教授等又将此书在台湾出版，还加进了一批台湾大学的学生对余秋雨的“闪问”，后经余先生补充和删改，一本包含了北大和台大这两所大陆和台湾著名大学的学生共同参与完成的新书于今年四月新版发行，立即成为畅销书，轰动了华语世界。海峡两岸知名学府的高材生们如此关注中华文化史，积极踊跃地跟余秋雨先生讨论交流，这无不说明余秋雨先生授课方式的独特和开放，更说明余先生这样的大陆一流学者对中华数千年文化史的研究观点独特而有深度、见解新颖而极富吸引力。我虽是个普通的小学语文教师，几十年来，由于对中华文化的爱好，中华文化史也略知一二，读完此书，通过余先生给北大、台大学子所上的这四十七堂课，有主次、较全面地了解了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起始到明清两朝约3400年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并为之深深地感动和赞佩。读了本书，也让我懂得搞教育的人，其职责不仅在于要搞好现在所教的各门文化课知识的教学，还必须了解你所教内容的文化历史及其深厚的渊源，此外，还必须懂得如何引导学生在学习了解各种文化知识的同时，逐步形成正确的认识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并达到一定的精神高度，学会全面客观地认识了解、分析各种历史文化现象和问题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或只会随声附和。感悟二、本书第一部分是北大和台大学生的“闪问”，那一段段就中华文化史方面的生问师答的连珠妙语，字里行间，充满了智慧，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北大学子的问题税利、重大、活跃、有趣，台大学子的问题较为含蓄、雅致、诚恳、天真。而余教授的“闪答”充分表现出一位文化底蕴深厚、有思想、有修养、有学识、有智慧、见解独到的高明学者的大家风范。他让读者不仅精要的了解了“文化，是一种由精神价值、生活方式所构成的集体人格”的简短定义，了解了“一切文化的最后成果都是人格。中华文化的最后成果，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等重要观点的阐述，还提醒他的学生在攻读《中华文化史》课时，要避免对中国文化的误解，并告诫“抢救你们的感觉系统，警惕你们的思维习惯，拒绝课堂上常见的刻板、枯燥、人云亦云、咬文嚼字，激活你们的生命活力，创建一种活跃而睿智的教学气氛”以及“密切配合我们的课程对于伪完整、伪均衡的彻底突破”等，都让我感受到了余先生教学中重民主、讲科学、尊重事实、坦率大度、关爱学生的人格力量。因此余秋雨先生在全世界的华文读书界影响很大。在台湾的文化界、教育界、艺术界、学术界，很少有人不知道他，他的文章选入了台湾的中学课本，连公务繁忙的马英九先生还来亲自主持他的演讲。当学生问到他做这么辽阔的“公共”传输的核心话语是什么时他答道“我的核心话语是：仁爱、理性、美。在我看来，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经济上的富裕、发达，只有符合了仁爱、理性和美，才算到达了文化境界和美学境界”。此处余先生的教学境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