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意识形态
所谓“主流意识形态”，就是在一定时期内，一个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叫做这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包括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法律法规、文学文艺思潮等。主流意识形态一般具有高度的融合力，强大的传播力和极强的认同感。在这个社会里，文学家的感觉是灵敏了一点儿，许多观念，许多现象，许多现象下隐藏的事实，文学家早感到了，社会却还没感到。文学、文学家与这个社会有着莫大的联系，有着奇特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也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
鲁迅说：“我以为文艺大概由于现在生活的感受，亲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艺去，”人生的经验，生命的体验是文学座屏的源泉，一个作家，如果对当下没有现实体验，那么他的作品就是无病呻吟。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格局，新的任务和环境，作家必须感同身受，写出的作品才不至于离谱，才不至于对社会做出错误的反应，错误的引导。
文学与社会有相互依存的关系，社会的思想、政治、政策等通过文学反应传达，文学跟着社会的脚步行进着，跟着社会的变动而变动着，也先于社会的“感到”把隐藏的真实反应出来。文学，是人民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应，社会生活是文艺的源泉，但文艺源于生活又要高于生活，作家把生活中的题材进行加工才能融进文学作品，才能有更深刻的道理及真理。当代文学亦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反应社会生活，解释社会生活。
但是日新月异的社会格局有可能把文学引向一个偏轨的方向，人们认为文学可以用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以达到某政治目的、
改革目的等，所以，文学成了“给定题目，按要求写作文”，这样做文章，就形同“八股”了，尤其现当代社会，这样的“八股”文章更是把当代文学引向了一条不归路，这样的文章虚伪、无力，误导社会误导人民，更不用谈什么敏感的反应出社会现实问题，感动人，在文学中无价值，在社会中也无价值。
中国当代文学受文艺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的影响，对社会生活的反应等多，但是文学并不是千篇一律的，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是一个“派别”的，正如鲁迅批评的一批“北京的文人”，也就是新月社的一些文人，鲁迅讽刺说他们是活在“象牙塔”里的文人，“但‘象牙之塔’里的窗子，到底没有一块一块的面包递进来的呀！”。但创造社的文人有说鲁迅是“二重反革命”。受各种影响，正面的反面的，当代文学在未来发展上，态势也会多样。
2012年第4期（总第255期）学术论坛 ACADEMIC FORUM NO.4，2012 （Cumulatively NO.255)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和极其重要的地位。美国当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评价说：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对异化的认识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分析和文化分析最有独创性的贡献之一[1]（P248）。而主流意识形态“普遍性”[2]（P100）理论无疑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一、马克思主流意识形态“普遍性”理论的丰富内涵 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史上，《德意志意识形态》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重读《德意志意识形态》，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主流意识形态“普遍性”即大众化的思想，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它是我们今天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3]，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4]的理论源头和信心源泉。在随后的《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重要著作中，马克思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主流意识形态理论，使主流意识形态理论成为他的社会批判与社会发展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有： （一）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是该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主流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及法律思想、道德、哲学等社会意识形式。主流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集中反映和体现,它构成一个社会思想文化的灵魂和支柱,构成一个民族精神信仰和凝聚力的基础,引领该社会意识形态的方向,维护该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的稳定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明确指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每个阶级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 马克思主流意识形态“普遍性”理论 及其文化实现路径 温兆标 [摘要]马克思主流意识形态“普遍性”理论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它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化提供了学理支撑和方法导引，但迄今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化的机理是“认同—悦纳—内化—践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当借助文化民生进行通俗解释和形象包装，在娱民、育民、裕民中寓民，润物无声地融入人民群众，引领人民群众，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关键词]马克思；主流意识形态；“普遍性”；文化民生；实现路径 [作者简介]温兆标，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江苏扬州225009；淮阴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书记，副教授，江苏淮安223300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434(2012)04-0018-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大众化研究”(09BZX020)；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创新研究”；淮阴师范学院高教改革与研究课题（11GJA0004）
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 [法]路易·阿尔都塞 孟登迎译 陈越校 关于生产条件的再生产 我过去在谈到为了使生产成为可能就必须更新生产资料这一点时，有个问题是在分析中一笔带过的，现在我要更充分地把它提出来。过去只是顺便提到的事情，现在我要专门谈谈。正像马克思所说的，连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一种社会形态如果在进行生产活动的同时不对生产条件进行再生产的话，连一年也维持不下去。因此，生产的最终条件是各种生产条件的再生产。它可能是“简单的”(只复制原有的生产条件)，也可能是“规模扩大的”（扩展它们）。让我们暂时忽略后面这个区分。 那么，什么是生产条件的再生产呢?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从《资本论》第二卷发表以来）特别为人们熟视无睹的领域。孤立地看待生产，乃至将它看成(从生产过程抽象出来的)纯粹生产实践的观点，包含着顽固的显而易见的东西（这些在意识形态上显而易见的东西属于经验主义的类型）。它们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日常“意识”里，以致于我们要把自己提高到再生产的观点上来，是极其困难的——我并没有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脱离了这个观点，一切都仍然是抽象的（比片面更糟：是歪曲的）——即使从生产的层面看也是这样，更不用说在纯粹实践的层面了。 让我们试着来系统地考察一下这个问题。 如果简单阐述我的观点，同时假定任何社会形态都产生于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那么我就可以说，生产过程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内、在这种关系的制约下使现有生产力发挥作用的。 由此可见，为了生存，也是为了能够进行生产，任何社会形态都必须在生产的同时进行生产条件的再生产。因此必须进行： 1.生产力的再生产， 2.现存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生产资料的再生产 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做出了强有力的证明，所以，现在所有的人（包括那些从事国民经济核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家”）都认识到，任何生产都不可能不考虑生产的物质条件的再生产，即生产资料的再生产。 一般的经济学家都知道，每一年都必须预见需要用什么东西来替补那些在生产中被消耗或损耗掉的东西：原料、固定设备(厂房)、生产工具(机器)等等。在这一点上，他们和一般的资本家没有什么差别。我说一般的经济学家=一般的资本家，是因为他们都表达了企业的观点，都仅仅满足于对企业财务核算的实践进行讨论。 多亏天才的魁奈首先提出了这个“刺眼的”难题，也多亏天才的马克思解答了这个难题。于是我们懂得，不能在企业的水平上思考生产的物质条件的再生产，因为在这个水平上，这种再生产并没有获得它存在的实在条件。在企业水平上所发生的只是一种后果，它只能给人一个关于再生产必要性的观念，但绝对不能让人考虑到再生产本身的条件和机制。 片刻的反省就足以确信这一点：一个开纱厂生产羊毛线的资本家X先生，必须“再生产”他的原料、他的机器等等。但他本人并不为了自己的生产来生产这些东西——别的资本家为
今天我想着重谈谈“人文学术”的“文化自主性”的能力和条件问题。在今天的人文学术面前，至少有三种类型的意识形态禁锢:“政治意识形态”、“西方意识形态”、“技术意识形态”。如果学术不解脱此三种意识形态禁锢，或者说得平和点，不调整好与此三种意识形态的关系，学术的自主性就很难从自身成长起来。 首先应该明确“意识形态”所指为何?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有两个规定性： (一)“把特殊的东西说成是普遍的东西”，由此获得“真理性”(或叫“伪科学性”)； (二)“再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由此获得“权力性”。 所以，凡“意识形态”必要求“真理性”与“权力性”。(引自马克思)。 现代性转型之后，“意识形态”的两个经典规定有了演变，或有了变式: (一)悬置普遍性，索性承认自己只是特殊性，但相对其他特殊性，自己的特殊性要发展得充分些，因而它将成为其他特殊性进步的目标，也就是说，将普遍性隐含到进化论中去了，变成“历史相对主义”； (二)否定普遍性，正因为没有普遍性，哪一个特殊性有力量，不管是智力还有强力，那么，那一个特殊性就能自然正当地取得支配的领导地位，也就是说，坦然以强权政治的“实用主义”自居。 可见，“意识形态”的两个规定中，最根本的是“权力性”，它只靠智力或强力提供所谓“自然正当”的“合法性”基础。因为，古代
的“知识—德性(真理)—力量”模式，被现代的“知识—力量(真理)—德性”模式所取代。 事实上，今天的学术几乎整个架构在“知识即力量”的现代模式中。学术成了追求“力量”或“技术理性”的工具。这样的学术自然会是“政治意识形态”、“西方意识形态”、“技术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仆从。 “政治意识形态”此处免了。“技术意识形态”此处也免了。我这里只谈“西方意识形态”。 我说的是“西方意识形态”，不是说“西方的意识形态”。西方文化是生产“意识形态”的文化，它们的历史上生产了许许多多的“意识形态”，我说的不是“它们”—“西方的”意识形态“产物”。我说的是“西方”本身的意识形态化。其典型的表达式为:“凡西方的皆普遍的，凡非西方的皆特殊的。” 我们不得不接受三个来自西方的事实: (一)“形而上学本体论”，或意识形态化的“真理观”，有了那个“一”就有了主宰世界的根据和逻辑必然性； (二)“神学一神论”，其实是意识形态化的“一神教”，有了那个“一神”就有了创造世界的根据和神圣普世性，连“自然正当”也神圣化了(犹太教虽然是东方的，属叙利亚文化系，但转变为基督教则借西方罗马而“世界化”了)； (三)“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三位一体的“政治制度”，而且这个三位一体尽管在西方历史上有侧重点的差异，它们其实总是相
闵行区2017学年第二学期高三年级质量调研 语文试卷 考生注意： 1．答卷前，考生务必在答题纸上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所在学校及班级等填写清楚。 2．所有试题的答案必须全部涂（选择题）或写（非选择题）在答题纸上，写在试卷上一律不给分。答题时应注意试题题号和答题纸题号一一对应，不能错位。 3．本试卷共6页。满分150分。考试时间150分钟。 一 阅读 80分 （一）阅读下文，完成第1—6题。（16分） 雅俗之伪：二人转的生态学 ①我国有丰富的民间文化艺术资源，优秀的民间文艺滋养着主流文化。新世纪以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使衍生于农耕文明的民间文艺受到主流意识形态前所未有的重视。民间文艺的传承传播呈现出从官媒、精英到民众、社区的反哺．．状态。就二人转传承传播的现状而言，像赵本山这样有着极高社会身份和社会影响力的二人转的传承者，正是在和央视、尤其是“春晚”的推动下，充分发挥自己的明星效应和聪明才智，将二人转这一原本主要在东北乡野生存的民间艺术进行了有效的挪移，重新赋予了二 学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级__________ 准考证号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 …………………………密○………………………………………封○………………………………………○线…………………………
人转以新的生机。 ②根据展演形态和空间的变化，二人转的类型也不同。广场二人转满足了生活在东北黑土地上不同群体的闲暇需求，它与黑土地人们的生产生活水乳交融，成为后来诸多形态二人转之母。剧场二人转的盛行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上世纪五十年代，随着时代变化，它多了对新社会、新时代的歌颂和对旧社会、旧时代的批判。当下的剧场二人转的演者，会根据自己对二人转的理解和对受众欲望的解读，在经济利益和名誉追求最大化的驱使下，使自己的表演在雅俗警戒线上下游移。现代传媒的传播手段使二人转节目变成一种音像制品出现在市场，并拥有了自己的消费者，媒介二人转因其传播的便捷，将广场二人转和剧场二人转最大程度地散布到生活世界的各个角落。 ③民间艺术是伴随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传承和演变的，凝聚着人们对自然、社会的基本认知，是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与习惯。在任何一种有着生命力的民间文艺那里，雅俗是一体的，雅俗的区分，主要的体现在这些民间文艺展演的现场，是由特定的时间、空间、演者、观者、展演内容与形式等互相影响、制约并合力决定的。 ④在今天的中国，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等多种文明混融并存的状态下，任何一种艺术如果只能满足小部分人一时的兴趣和欲望，都将不会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虽然难于将之与公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几个方面突出问题▲牢牢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既是国家核心利益所在，也是国际较量中的重要筹码。 ▲当今世界，争夺话语权、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规则制定权、文化领导权等“软权力”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 ▲思想领域的争锋、较量从来不会消失，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任务艰巨。 牢牢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既是国家核心利益所在，也是国际较量中的重要筹码。当今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核弹与火箭”退居幕后，“意志与思想”走向台前。争夺话语权、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规则制定权、文化领导权等“软权力”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作为这场“无硝烟战争”的参与国，基于国际、国内各种压力，中国被推到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意识形态建设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苏联解体及西方敌对势力对后社会主义国家一系列“颜色革命”的成功，使中国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重要目标国家。西方敌对势力除了在经济、政治领域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以外，更注重通过文化渗透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文化渗透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直接的文化宣传，即利用现代传媒手段进行长期思想渗透。最典型、最常用的是广播电台和电视的覆盖式宣传。美国的CBS、CNN等媒体发
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国家发布的总信息量的100倍。这种直接的文化渗透规模大、成本低、覆盖面广，正如《华盛顿邮报》宣称的，“西方世界在寻找瓦解共产主义方法，花费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和亿万美元，却发现答案就在电视新闻里”。如今，借助互联网，直接的文化宣传更获得了便捷、高效、广泛、强势的高科技平台，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另一个重要阵地；第二种是以文化商品为载体，向社会大众渗透西方的各种价值观。二战之前，西方敌对势力就注重文化输出与国家地缘战略的结合并用，二战之后更加重视通过全面的文化输出对他国施加影响。美国好莱坞电影成为典型代表，甚至有媒体称好莱坞电影是“铁盒里的大使”。通过这种方式传播文化价值观念，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往往能达到“无为而治”、“润物无声”的潜移默化作用；第三种是以教育和学术交流为掩饰，向高层学者、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进行价值观渗透。西方敌对势力通过名目众多的基金会，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福布赖特基金会等，拉拢和利用高层社科研究人员和知识分子，意在培养从内部瓦解社会主义的“文化基因”，通过他们的辐射作用传播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影响社会大众。 二是各种社会思潮影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认同。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其指导地位的确立是历史和中国人民的选择。在思想领域，争锋、较量从来不会消失。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各种社会思潮竞相登场，既有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也有主张改良、倡导民主、自由的民主社会主义，更有借歪曲、诋毁党的历史和领袖人物虚化中国共产党历史
任何国家都需要意识形态教育，意识形态对于团结整个国家的国民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对于培养一个民族的凝聚力起着很大的作用。通过意识形态教育，我们可以增加对执政党执政理念的认同，可以增加对国家和政府存在合法性基础的了解。任何一个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都会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来加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增加国民对国家的认同和忠诚。一个国家意识形态教育的失败，可以说是一个执政党执政的危机，一个政府存在合法性的危机，越是执政合法性的危机，越需要加强意识形态的教育和宣传。而如果一个国家意识形态教育的失败，说明这种意识形态教育的科学性就值得检讨，在没有认真改造意识形态教育内容的情况下，国家如果还是沿用传统那套强制灌输的意识形态教育的方法，不仅不能增加国民对意识形态的认同，还会引起国民对意识形态教育的反感，从而，要加大了执政的合法性危机，这样下去，执政的合法性危机与意识形态的教育与宣传就陷入了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从他们笑声和迷茫的眼神中，我看到了我们国家现在意识形态教育的现状，大学中的许多学生普遍对政治不感兴趣，都表现出对政治的冷漠，他们都表现出对传统那种意识形态教育的反感和讨厌，这个也证明了我们国家大学意识形态教育的危机和失败。在中国目前意识形态教育危机的情况下，唯一的出路就是转换意识形态教育的方向，改变传统那种强加的意识形态教育的方法，更换传统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转变为倡导和引导的意识形态教育，并将传统带有阶级色彩和政党派别色彩的意识形态内容转变为关于人类普世价值的教育，尤其是要加强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中一个公民应该具备的法律素质的教育，告诉我们的国民，民主、法治、宪政以及人权保障是我们国家意识形态教育的核心内容，在现代民主共和的国家中，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应该具备怎么样的素质、理念和思维，而不是一味的灌输传统那种强调“领导都是对”，“领导的讲话都是重要的”等一些反民主和反法治的理念和思想。一些大学生逐渐呈现出来意识形态淡化的现象：信仰迷失、否定意识、宗教意识、迷信意识等，而他们的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逐渐多样化。这些导致一些大学生缺乏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失去自己的精神家园，拒绝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更愿意接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奉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自由主义，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只是“说空话，讲大道理”，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而它所灌输的意识形态与自己无关。这无疑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一个严峻而紧迫的现实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教育人们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以及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同时，还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非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尊重人们的个性化、多样化选择．注重教育的层次性和多样性，满足人们自己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期待，拥有人类普遍的、非阶级性的道德愿望和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任务是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但不能忽视非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两者是应该是有机的统一在一起的并不断发展的。我们在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既要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方向，突出其主导性，又应重视其非意识形态性，以适应现代社会变化发展的要求，切实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应有作用。新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所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曾强调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当前,无论是公开鼓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还是主张淡化意识形态,其真实目的决不是允许各种意识形态并存,而是要削弱乃至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而我国一旦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势必导致人心大乱、天下大乱。苏联的解体,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高校思想阵地,必须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为什么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效果不很理想,不能打动人心?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面对实践中提出的大量的崭新课题,面对一些学生思想认识上的热点和难点
论20世纪以来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及其功能 [06-01-13 16:18:00 ] 作者：佚名编辑: studa9ngns 西方政治童识形态包括自山主义、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等等许多流派，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自山主义意识形态。它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集中体现着资本主义的政治关系、政治行为、政治体制和政治价值观，对西方各国的内政外交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自山主义，20世纪以来发生了深刻的变革。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撤切尔主义"、"里根革命，" 是两次不同类型的自山主义改革，标志着20世纪自山主义在基本政策层面上的两次重大转型。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两次转型使自山主义脱离了19世纪传统的自山放任形态，极大地影响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在20世纪维护和保持了自己的发展势头和活力。 一.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和第一次转型 Is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 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 14-16世纪，资产阶级刚刚形成，本身的力量十分软弱，尚不能直接提出夺取政权的要求。他们首先在思想童识形态领域展开了斗争，用人文主义思想反对封建神学，以理性为武器批判封建特权和等级制度，用人性反对神权，用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用理性反对蒙昧主义。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了列一场反封建反教会斗争一宗教改革运动的发生、发展。通过这场斗争，资产阶级初步形成了新的意识形态。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论有马基雅弗里的共和政体论；马丁?路德的信仰自山和思想自Ifl;加尔文改革教会的民主思想；在宗教改革时期的一些思想家提出的人民自山、人民主权等思想；法国一些思想家提出的自山状态、自然权力、人民主权、政府源于契约思想等等。这些理论观点为近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 17至18世纪，在欧美许多国家相继发生了山资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群众广泛参加的反封建革命运动。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为适应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新社会制度的需要，提出了以“自然权利”说、“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思想为核心的学说。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宜言》所体现的人权原则和包括的公民基本权利，构成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其最显著的特点，是把各项权利，诸如自山权、平等权、参政权、财产权等，均说成是一切人的、普遍的权利。所有这些为西方主流童识形态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基本原则并成为其重要内容。 任何类型的社会意识形态，都是一定经济基础的社会反映，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是以私有制为基础，以保障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为U 的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核心是以个人为中心来对待社会和他人的个人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生动而形象地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特征，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
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 摘要：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关系是复杂的，二者既有分离的时候，也可以相互渗透。由于对国家利益的判断受到人们主观认识水平的影响；意识形态是建构国家利益的重要因素；国家利益的多层次性等方面的原因，意识形态也是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但国际关系中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则有导致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倾向。 关键词：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国际关系 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也是国家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属，因此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和了解是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近年来，我国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理论探讨逐步增多并不断加深，澄清了许多模糊的看法。但在当今飞速发展、极其复杂的世界里，尤其在我国对外交往越来越频繁、国家实力持续提升的新形势下，对“国家利益”概念及相关范畴的严肃思考和认真讨论依然非常必要。 纵观人类社会的历史不难发现，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总是依赖各种各样的需要，利益不仅是人们结成社会组织体系的基础，是人们相互关系的内在联系，也构成一切社会政治行为的动因。戴维·伊斯顿所言“政治是对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经典地描述了利益与政治间的相互关系。所谓利益，就是需要或好处。具体到国家利益，“是指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东西”。 国家利益是在一个主权国家形成之日就存在的一种自然的内在需要，当今世界，所有的主权国家，不论其领土大小、人口多寡、社会制度如何还是实力强弱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各国政府总是把对国家利益追求放在首要位置。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家利益在我国并非理直气壮的话语，人们很容易把它与狭隘的民族主义牵扯在一起，过分渲染国家利益则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宗旨背道而驰。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国家利益是我国制定对外政策的目标和依据，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做出的重大转变。从此，我国外交政策不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远近。另外，谈到美国的对华政策时（如把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也有人批评美国政府强调意识形态因素而忽视其国家利益。这样就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意识形态不是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是不属于同一范畴的概念。 从概念上讲，意识形态是指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涵盖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宗教和艺术等多个方面，是特定社会集团与群体对外部世界和社会所持的一整套紧密相关的看法和见解，它至少包括三个范畴：信仰、价值观和理想。作为一个社会中人们共享的观念体系，意识形态的主体不只局限于统治阶级，也可以包括社会中各种群体或绝大多数公众。一般认为，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的作
第３２卷第１期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１年１月Ｖｏｌ．３２，Ｎｏ．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ｓ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Ｊａｎ．２０１１政治学研究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风险防范机制的建构＊ 杨文华 （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秦皇岛 ０６６００４） 摘 要：网络时代的意识形态没有终结。在宽松的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的冲突依然存在。跨境交流的网络信息、宣泄情绪的网络舆论以及形形色色的网络思潮正行使着意识形态的功能，消解着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优势。 为此，应运用新的知识、技术、文化条件，以科学的信息预警维护网络主权，以有效的舆论疏导赢得网络认同，以多样化的红色文化传播拓展网络阵地，以文化力、传播力和感染力的提升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渗透功能。从而建构全方位的风险防范机制，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安全。 关键词：网络风险；信息预警；舆论引导；主流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４０７４（２０１１）０１－０１０６－０４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ＨＢ１０ＧＪ００９） 作者简介：杨文华（１９７０－），女，河北秦皇岛人，博士，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加强了对网络的意识形态控制，全面展开了对网络信息、网络舆论和网络思潮的牵制。它们充分利用技术的尖端优势以及全球化的竞争机制获得了巨大收益，使网络资源不断向自身集中，并且以物质的强势奠基了文化攻势。对于执政党而言，建立意识形态的网络风险防范机制，是应对挑战的必然选择。 一、网络信息的预警机制 网络信息是跨境自由交流的。开放、无国界、无政府的网络信息突破了党和政府对媒体的控制范围，极易为各种不法分子和敌对势力所利用。西方国家利用网络信息向我国倾销它们的精神文化产品，传播世俗生活方式和实用主义思想，使民众在无知无觉中接受西方价值观，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的主流文化。要赢得这场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应建立一种科学的信息预警机制，守护信息边疆。对特殊信息的传播进行检测，对信息传递进行有序化管理，以降低网络使用带来的意识形态风险。 （一）预警环节的设置。网络技术设计的初衷是要建设一个没有地域限制的自由领域，因此，在网络中用户极易隐藏自己的身份或通信内容。网络信息无源可查，但却可以深层次地影响网民的心理和价值判断。伴随网络技术的进步、网络规模的扩大和带宽的增长，网络用户数量急剧暴涨，大量网络工具软件被迅速应用，而网络协议安全性却日趋滞后，使得网络无序化问题日益严重，意识形态的网络安全面临严峻挑战。目前，尽管我国在网络安全方面已经开发了大量的应用软件，但是，它们都只限于对来自一侧攻击者的防范，对于大范围的意识形态渗透并无显著效果。境内外一些组织或团体仍然可以通过公告和发匿名信的方式向安全网络中随机地发送秘密信息。这种具有特殊性质的信息传递不是通常的网络安全系统所要防范的，但却是意识形态安全检测的重点内容。 为此，必须建立科学的预警机制，它包括检测、分析、判断、预测等环节。在检测环节，严格信息过滤，把好网络端口，通过路由路径控制系统进行信息源追溯和查究；完善网上信息实时监测和跟踪系统，收集特殊信息并对其进行处理、发掘，及时把握网络信息动态。在分析环节，对现有的网络信息渗透手段进行分类总结、统计和技术分析，从中找出有害信息分布的规律、栏目、网站、重点时段和重点地址段，根据有害信息的蔓延规律和分布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预防和封堵，寻找弱点进行突破。在判断环节，判断信息对抗的总体形势，提出技术防范对策。在预测环节，结合数据挖掘与数据分析技术，进行网络信息反馈，对可预见的、可能出现的网络信息渗透手段做出预估，评价不同信息在网络空间的中长期发展趋势及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四个环节前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２－１６
25.1意识形态在西方的终结* 纵观人类历史发展至今的各个阶段，人很少感觉自己身处的世界是亘古不变的，如基督教寓言所言那般，稳定地悬于混沌与天堂之间。在四千多年前的一张埃及纸莎草纸上，人们发现：“……厚颜盛行……国家颠覆旋转有如陶工手里的转轮……芸芸众生则如失落了牧羊人的怯弱羔羊……昨日一贫如洗之人，方今腰缠万贯，一时的富贵令他眼花缭乱，胁肩谄笑。”在吉尔伯特·穆瑞(Gilbert Murray)的笔下，希腊化时期“神勇不足”（a “failure of nerve”）；“悲观厌世日盛，人无自信，对现世无望，对自身正常的努力也再无信心”。所以声名狼藉的老塔列朗（Talleyrand）声称，只有那些生活在1789年以前的人，才有可能尽尝人生的甜蜜。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也可为此附加一些相关的例证，且因此前存有相当长时期的光明希望，这些例证便越发显得苦涩，意味反讽。因为从史书记载来看，1930至1950这20年世事之动荡不定表现得尤为强烈：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大萧条及尖锐的阶级斗争；法西斯主义和种族帝国主义在一个人类文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国家抬头；革命的一代曾宣告了更为美好的人类理想，却都以悲惨的自我残杀而告终；空前的大规模毁灭性战争；上百万人在集中营和死刑室中惨遭屠杀。 对于表达了上一个半世纪革命激情的激进的知识分子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世纪愿望（chiliastic hopes）、太平盛世、启示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的终结。因为曾是一条行动之路的意识形态，而今已成了一条死胡同。 且不论其在法国哲学中的原义如何，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化思想为行动的方式，在左派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那里，被赋予了最为清晰的定义。在他们看来，哲学的功能应是批判性的，是使当世摆脱过去的束缚。（马克思写到，“所有死人的传统像梦魇一样重压着活人的神经。”）费尔巴哈这个所有左派黑格尔主义者中最激进的一个，自称为路德二世。他说，如果能够破除宗教的神话，人类就会获得自由。全部的思想史，就是一部不断破除魔力的历史。如果最终，基督教中的上帝由一个狭隘的教区的神变为一种普世的抽象物，那么批判的功能——通过使用异化或自我疏离这个激进的工具——应该是以人类学取代神学，以人取代上帝。我们应该使哲学直面生活，使人从“抽象物的幽灵”中解放出来，从超自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宗教只能够造就“虚假意识”，而哲学则会揭示“真实意识”。通过将人而非上帝置于意识的中心，费尔巴哈试图将“无限带入有限之中”。 如果费尔巴哈是“降入尘世”，马克思则试图去改造尘世。在费尔巴哈宣扬人类学的地方，声称对黑格尔有深刻洞见的马克思则强调了历史和历史的语境。世界不是一般的人，而是众多的人；是由众人组成，由各阶级的人组成。人们因阶级地位的不同而不同。而真理是阶级的真理。因此，所有的真理都是些面具，或者局部的真理，而真正的真理是革命的真理。且这一真正的真理是理性的。 于是，一股动力注入了意识形态分析以及一个新的意识形态的创立之中。通过破除宗教的神话，人（从上帝与罪恶中）摆脱出来，重新发掘了自己的潜能。通过展现历史，理性得以昭示。在阶级斗争中，人们能够获取真实意识而非虚假意识。然而，如果真理存在于行动之中的话，人就必须有所行动。马克思说过，左派黑格尔主义者不过是些文人（littérateurs）。（对他们而言，办一份杂志就是“实践”。）而对于马克思，唯一真正的实践是在政治之中。但是行动，马克思所构想的革命行动，不仅仅是社会变革。从本质上说，它是再洗礼教徒们以往全部有关千年太平盛世的理想的恢复。就其新的眼光看来，它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思想向社会手段的转换。因而，马克斯·勒纳（Max Lerner）曾为一本书取名*原文摘自Daniel Bell著The End of Ideology (Glencoe,Ill.: Free Press,1960),pp. 369-375
3．图形符号应该充满“想象力”。 阿恩海姆说过：“视觉形象永远不是对于感性材料的机械复制，而是对现实的一种创造性把握。它把握的形象是含有丰富的想象性、创造性、敏锐性的美的形象。观看世界的活动被证明是外部客观事物本身的性质与观看者的本性之间的相互作用。” 想象力是视觉艺术与观者的沟通桥梁，人们依赖一个个图形符号所形成的视觉空间，去感受快乐，去感悟和体验生活。 数字化为扩展电影的想象力和感染力提供了广阔的技术和艺术潜力。《侏罗纪公园》、《星球大战》、《独立日》、《赛车总动员》、《狮子王》、《外星人》等为中国观众所熟悉的影片，除大量采用特技手段和电脑技术外，具有无尽想象力的视觉形象（动态图形符号）是这些影片共同的商业卖点和艺术亮点。 网络境域中的视觉艺术对今天的人们而言，有着不尽的诱惑力，其最为核心的原因就是各种或静或动的图形符号所营造出的充满想象力的虚拟世界。 4．图形符号应该体现与人的“互动”。 美国迪斯尼电影公司宣布了今后4年内将上映的10部动画片，其中8部动画新片均采取数码3-D技术制作，将在银幕上掀起“立体视觉”新浪潮。“进一步采用3-D技术和电脑特效能帮助我们以最好的方式讲述故事，对此我们十分兴奋。”迪斯尼和皮克斯动画影业的首席创意官约 翰雷斯特表示。“身临其境、游戏互动”，是多媒体视觉动画的艺术魅力，也是信息社会视觉艺术体现娱乐性和亲近感的主要意图。 受众通过视觉艺术中的图形符号进行互动解读，可以使自己身心愉悦，精神放松。网络境域中的视觉艺术之所以能获得不同年龄段受众的喜爱，最突出的就是人们通过声、光、电、交互式参与等体会到了多感官的互动享受，体会到网络世界多人信息互动的快速反应和无限乐趣。 视觉设计艺术是研究人为事物的科学，是艺术与科学的交互与综合，其内核是社会文化的传递与超越，其本质是创造，同时，它作为视觉语言符号，又是信息传达的媒介和一种社会文化的载体。面对人们对交互式、影像化和视觉交流方式等需求进行的深入探索和无止境渴求，数字技术背景下视觉艺术中的图形符号必须依赖艺术设计上的创新，同时要具备对社会文化进行视觉化思考和有一种文化审视和批判的精神。 四、结 语 数字化、信息化、科技化是当今社会发展不可逆的主导趋势，它引发了社会发展模式、经济技术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的深刻变革，也左右了人们精神文化领域的变化，视觉艺术的数字化进程同样也是不可逆转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设计者应不懈的坚持表达和传递视觉艺术中图形符号的人文意蕴，摒弃只强调表象刺激，玩弄技术、玩弄奇观的倾向，在技术发展与艺术变革的时代，以创新的图形图像技术为媒介，创造出充满乐趣的、令人愉悦的视觉艺术和交流环境。 [参考文献] [1] 叶佑天.网络境域中的视觉艺术符号及审美分析[OL]. https://www.doczj.com/doc/bf1209469.html,，2007－05－24. [2] 于方.数码信息时代企业形象设计的新发展[OL]https://www.doczj.com/doc/bf1209469.html,，2007－11－08. [3] 吴国欣.吴国欣视觉传达设计教程[M].长沙：湖北美术出版社，2006. [4] 王子源.王子源图形设计教程[M].长沙：湖北美术出版社，2006.[作者简介]张玉萍，女，西华大学艺术学院设计系，从事工业设计教育与研究。 □克里斯汀·麦茨的《想象的能指》与《电影符号学的若干问题》等将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引入电影研究的著作同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阿尔都塞综合了拉康的语意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若干要点，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在此理论中，阿尔都塞使用拉康观点，认为人的意识形态对于现实的反映分为两个阶段，即想象界和象征界。人类在婴儿时期——即认知器官发展不完全的情况下，通过镜子对自我形态与母亲形态进行观察，因为这种观察的客观不成熟性而误认为自我形态是完满的——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个阶段就是想象界。而到幼童成长到可以学习语言的阶段时，他的意识逐渐在学习过程中被纳入以语言为基础的现有社会规范意识形态体系，从而才能认知到自身的不完满。这一阶段是为象征界。麦茨更进一步认为，正因为象征界期间认识对想象界认识的颠覆，造成了人类在幼儿时期对他者（母亲）形象的否定与自我肯定，从而构建了自我意识的体系。在阿尔都塞看来，人类的意识形态不能简单归结于是对物质现实——或曰社会形态的镜像复制，而是对实际生存状态的一种想象。路易·博德里在将此理论引入电影研究时，又把阿尔都塞的这一想法进一步加强，认为意识形态不仅只是对于现实的想象，而且这种想象本身是虚假的。很明显的是，这两位理论研究者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规则。那就是：想象的主体可能无法全面重现客体本身，但这种想象是无法脱离客体而存在的，想象的内容必然存在着客观现实的影子。即意识形态可能不是自我真实尽善尽美的写照，但决不能简单以虚假而一言以蔽之。即使是阿尔都塞本人也承认，意识的本质还是物质性的，自然意识形态不能脱离客观事实而存在。虽则博德里与阿尔都塞的理论有种种悖论之处，但他们的某些观点在电影研究的实践中的确具有相当大的洞察力和指导可行性的。 博德里在其《基本电影机器的意识形态效果》一文中认为观众与电影的关系犹如某种镜像关系。电影在放映过程中将放映机隐藏起来，这一行为象征着镜像的开始。观看主体对影像本身的占有过程是一种自我情绪的满足，影像犹如想象界中的镜子，它反映的并非客观现实而是观看主体对自身的认识。这种认识有时是与现实状况截然相反的，与其说是机械式镜像反应，不如说是人对自身的心理期待的反映。例如好莱坞大制片厂时代的黄金时期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个时代又恰好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1929—1931）、其后的经济疲软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重合。人们在电影院中欣赏洋溢着感伤情调的小资产阶级趣味影片，在短暂的银色梦幻中浑然忘却了外面世界的高失业、破产、电影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现代管理2012/8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性和多样性的关系,科学对待非主流意识形态,推进主流意识形态与时俱进,事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发展大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一、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一种自觉地反映一定社会集团(在有阶级的社会就是阶级经济政治利益的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观念体系,是一定社会集团、阶级的政治理想、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基础,反映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自觉的、系统的思想观念体系。但是,任何社会的意识形态都不可能只有一种纯粹的形式。这是因为,一定的意识形态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政治制度决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政治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性质也不同。然而,任何国家或社会,其内部总是或有不同的阶级、阶层,或有不同的所有制形式,或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其外部总是要不同程度地受到其他国家、民族意识形态的影响。因而,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域,不可能只有一种意识形态。一个国家的一定时期,尽管可能存在多种意识形态,但各意识形态的地位并不是平起平坐的,而总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 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即主流意识形态。这是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精神力量,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体现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体现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体现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理论指导、舆论力量、精神支柱和文化条件,它引导和激励全党和全国人民为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团结奋斗。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有多少种所有制、有多少个阶级,就有多少种反映其利益的意识形态。因此,意识形态不可能只有一种,而是多种多样的。在当代中国,事实
主流意识形态 所谓“主流意识形态”，就是在一定时期内，一个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叫做这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包括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法律法规、文学文艺思潮等。主流意识形态一般具有高度的融合力，强大的传播力和极强的认同感。在这个社会里，文学家的感觉是灵敏了一点儿，许多观念，许多现象，许多现象下隐藏的事实，文学家早感到了，社会却还没感到。文学、文学家与这个社会有着莫大的联系，有着奇特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也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 鲁迅说：“我以为文艺大概由于现在生活的感受，亲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艺去，”人生的经验，生命的体验是文学座屏的源泉，一个作家，如果对当下没有现实体验，那么他的作品就是无病呻吟。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格局，新的任务和环境，作家必须感同身受，写出的作品才不至于离谱，才不至于对社会做出错误的反应，错误的引导。 文学与社会有相互依存的关系，社会的思想、政治、政策等通过文学反应传达，文学跟着社会的脚步行进着，跟着社会的变动而变动着，也先于社会的“感到”把隐藏的真实反应出来。文学，是人民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应，社会生活是文艺的源泉，但文艺源于生活又要高于生活，作家把生活中的题材进行加工才能融进文学作品，才能有更深刻的道理及真理。当代文学亦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反应社会生活，解释社会生活。 但是日新月异的社会格局有可能把文学引向一个偏轨的方向，人们认为文学可以用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以达到某政治目的、
改革目的等，所以，文学成了“给定题目，按要求写作文”，这样做文章，就形同“八股”了，尤其现当代社会，这样的“八股”文章更是把当代文学引向了一条不归路，这样的文章虚伪、无力，误导社会误导人民，更不用谈什么敏感的反应出社会现实问题，感动人，在文学中无价值，在社会中也无价值。 中国当代文学受文艺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的影响，对社会生活的反应等多，但是文学并不是千篇一律的，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是一个“派别”的，正如鲁迅批评的一批“北京的文人”，也就是新月社的一些文人，鲁迅讽刺说他们是活在“象牙塔”里的文人，“但‘象牙之塔’里的窗子，到底没有一块一块的面包递进来的呀！”。但创造社的文人有说鲁迅是“二重反革命”。受各种影响，正面的反面的，当代文学在未来发展上，态势也会多样。
第9卷 第4期南 京 邮 电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V o.l 9 N o.4 2007年12月Journa l o f N an ji ng U niversity of Posts and T e lecommunicati ons (Soc i a l Sc ience)D ec .2007 公民政治意识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背离与整合 李朝祥 南京邮电大学社会科学系,江苏南京 210003 摘 要:公民政治意识和国家意识形态是属于不同层面的政治意识,由此会导致它们之间的背离。公民 政治意识和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背离,从表象上看是它们之间在意识形式、表现形态和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和不同,但是从本质上看则是它们之间在利益指向上的不同和冲突。国家意识形态只有对背离的公民政治意识进行整合,才能确保其功能的实现。关键词:公民政治意识;国家意识形态;背离;整合 中图分类号:D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 5420(2007)04 0034 05 收稿日期:2007 07 03;修回日期:2007 09 05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指导性项目 (07SJ D810004);南京邮电大学科研项目(NY207034) 在国家意识形态和公民政治意识的关系研究中, 人们通常看到的只是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甚至将它们完全等同、混为一体。实际上,公民政治意识和国家意识形态显然属于不同层面的政治意识范畴。国家意识形态位于国家层面,是一个国家的主导的政治意识;而公民政治意识则处于社会层面,属于大众政治意识,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中的亚政治意识。正因为如此,国家意识形态和公民政治意识在内容、结构、表现形态、功能、特征和作用等方面都存在着某种差异和不同。也正因为这种差异的存在使得它们之间内在地隐含着背离或背离倾向。当各种内外部条件成熟时,这种背离倾向就会成为一种背离的事实。 本文着重研究了公民政治意识和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和背离的内在根据,旨在通过对这种背离关系的研究和揭示,为解决转型期我国公民政治意识的整合问题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一、公民政治意识和国家意识形态背离的表象 公民政治意识和国家意识形态背离的表象,是指公民政治意识和国家政治意识在意识形式、表现 形态、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和不同。或许,正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这些差异和不同,从而使得它们有可能 背道而驰 ,即具有背离的倾向性。 第一,两者的表现形态不同。国家意识形态,是国家的主导政治意识或主流政治意识。从本质上说,它是统治阶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一种理论化、系统化的社会意识形式。国家意识形态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它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由特定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思想家、理论家基于对社会、对阶级根本利益的认识,自觉创立的观点、学说体系,是他们对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理论概括。因此,国家意识形态不同于那种低级的、肤浅的、零碎的感性认识和社会心理,而是一种高级的、深刻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性突出地表现在它的思想性上。思想性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它是以一定的哲学世界观为基础的,规定了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发展的基本趋势,反映了统治阶级整体的原则立场。国家意识形态的宗旨在于以宏观概括的方式,定性地把握社会现象的基本规律,以便给社会群体的实践提供一种思想指导,或者说给人们的行动以明确的思想性依据。 国家意识形态不仅具有深刻的思想性,而且具有以理性认识为基础的理论上的系统性和逻辑性。国家意识形态的系统性特征表现了统治阶级把基于自身根本利益而反映出的需求、愿望、志向等因素作为统一整体来思考的一种理论思维能力;而它的严密的逻辑性,则表现了统治阶级认识自身根本利益及社会关系所达到的理论思维水平。 公民政治意识就是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以自己的利益为基础,历史地形成的对由国家政治制度、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