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建安文学与正始文学
一、文学的自觉与建安文学的新面貌
1、文学的自觉——魏晋南北朝时期被认为是文学的自觉时期。文学的自觉当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可说是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经过近四百年才实现的，但溯起渊源，魏晋则是文学自觉的开始。“文学的自觉”这一提法广为学术界所熟知，是从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开始的，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曾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Are for Art’s Sake）的一派。”其实，这一说法最早是日本汉学家铃虎雄提出的。1925年，日本京都弘文堂书房出版了铃木先生的《中国诗论史》（旧译《支那诗论史》），在书中，他说：“通观自孔子以来至汉末，基本上没有离开道德论的文学观，并且在这一段时间内进而形成只以道德思想的鼓吹为手段来看文学的存在价值的倾向。如果照此自然发展，那么到魏代以后，并不一定能够产生从文学自身看其存在价值的思想。因此，我认为，魏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的文章是他在1927年9月在广州所作的一次学术演讲，因此，鲁迅的“文学自觉”说，大约是借鉴了铃木虎雄的观点，但由于当时铃木的书在当时学术界并未受到注意，故自鲁迅的文章发表后“文学的自觉”这一提法，才在中国的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文学的自觉”应该如何理解呢？它包含哪几层意思？文学的自觉，应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指文学创作的自觉；二是文学观念的自觉。文学创作的自觉——文学创作主体可以相对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注重文学的抒情性特点，注意到文学的形式美。所谓文学观念的自觉是指对文学本身的特征和文学创作的规律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并在理论上加以总结来指导创作。从这一点看，魏晋时代确实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当然，文学的自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始魏，发展于西晋，而成熟于齐梁。就文学自觉的表现特征，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文学从学术中的独立及文学自身价值的发现与重视。秦汉时期的文学是指学术，特别是儒学。但是到了曹魏时期，文学独特价值则受到了重视，并且逐渐从学术中分立出来。曹丕《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
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辱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末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此处的“文章”，当然不全是指文学，但却是将诗赋包括在内的，这种将文学的价值提高到与经邦治国同等的地位，是前未有的。这说明到了这一时期文学的价值已被人们所认识。而在此之后，文学也逐渐摆脱了作为经学、史学的附庸而独立，刘宋时期，宋文帝在朝廷立四馆，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范晔作《后汉书》，单列“文苑传”，与“儒林传”并列，刘勰《文心雕龙·总术》又有“文笔”之辨。谓“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谓：“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章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这些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对文学独特特征认识的深化。
二是文学的体裁分类的细致化。文学体裁分类的细致，是对文学自身特征认识深化的结果，它反映了人们对各体裁文学体制及风格特征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在魏晋之前，尽管也有文体辨析的意识，但真正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则始于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将文学的体裁分为四类八种，提出“奏议宜雅，尚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到了西晋陆机的《文赋》将文体分为十类，特别是将诗、赋分为两类，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论及12种文体，《文心雕龙》论文体分为33大类，萧统《文选》分为37类，文体辨析的细密，是文学自觉的又一表现特征。
三是创作上的个性化与对作家个性特认识。在魏晋之前，作家创作个性特征不十分鲜明，尤其是两汉时期，由于作家人格精神上独立性的欠缺，其作品在风格上往往是群体风格遮弊了作家的个性特征，到了魏晋以后，作家的作品则具有浓烈的个性色彩与鲜活的魅力，创作的个性化愈来愈明显。与此同时，理论上对作家的个性化也有了认识。曹丕《典论·论文》曾指出：“文以气为主”，这里的“气”，指的是作家的个性气质，它是作家主体精神上的独特禀赋，决定着作家的精神品格与心理素质，正由于它是一种独特的禀赋，所以曹丕说是“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由此，他对建安作家的个性及创作风貌作了辨析，说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这种对作家个性及创作风貌的辨析，也是前代所没有的。
四是文学审美特性的追求。文学之为文学，离不开文学的审美特性。这种审美特性，一是其情感特征，二是形式上的美感特征。魏晋之后，在文学的抒情与美感形式的追求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曾说：“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这里“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正说明这一时期的文学开始表现出以情感为创作的中心，以及用华丽的词藻表现作品内容的特征。此外，象曹丕所说的“诗赋欲丽”，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以及南朝四声在诗歌创作上的运用、用事与对偶的讲究，等等，都表明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对形式美的自觉追求。
以上都是文学自觉的具体表现。
2、建安文学的新面貌
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转变时期。从这一时期开始，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展现了新的面貌。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五言诗创作的第一次繁荣。五言诗是汉代兴起的一种诗歌样式，但是在两汉时期，文人创作仍主要集中于辞赋。到了建安时期，辞赋的创作仍然在继续发展，但创作中心则逐渐转移到了诗歌，尤其是五言诗的创作，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创作的高潮，从此奠定了诗歌特别是五言诗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地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即说的“暨建安之初，五言腾涌。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五言诗创作的兴盛是从建安开始的，从此五言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重要体裁形式，在诗坛上占据重要地位。
2、开始了以乐府民歌为主向文人诗歌创作为主的转变。建安诗歌一方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对乐府诗加以发展、改造，诗歌的个性更加鲜明。曹操的诗歌，其本上是乐府诗，但在曹丕、七子的创作中，已有许多非乐府诗，曹植的诗歌创作则逐渐完成了从乐府诗向文人诗的转变，正始以后，作家的创作则完全具有了个人独创的面貌，而这一转变是在建安时期逐渐出现的。
3、建安风骨的形成。“建安风骨”是人们对建安时期美学风范的一种概括。所谓建安风骨，是指作品的内在生气、感染力、语言表达上的简炼、刚健结合而形成的一种艺术风貌。建安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宁，文人政治热情普遍高扬，因而他们的诗文创作大都形成了内容充实，感情充沛，雅好慷慨，梗概多气的特点，在艺术风格上又表现明朗刚健，骨力遒劲，这种充实的思想内容，富有感染
力的情感及语言表现上的风健清新完美结合，就是建安风骨的基本内涵。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离乱，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对建安风骨成因及其内涵的精确概括。
“建安风骨”这一美学范畴，是在唐代才出现的，称之为“汉魏风骨”（也即“建安风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首先出现的是“风骨”为一概念，而这一概念的出现，最初则源于魏晋南北朝时的人物品评。在《世说新语》中，即经常出现以“风神”、“风气”、“风骨”等来品评人物的术语，后来“风骨”的概念运用到了书法、绘画领域。大致而言，在书法上字写得有神韵、有生趣，便属于“风”的范畴。线条劲拔，有笔力，属于“骨”的范畴。在绘画上最早引入“风骨”的概念，始于东晋的顾恺之，后来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绘画六法，其第一是“气韵生动”，第二是“骨法用笔”，前者近于“风”的范畴，后者属于“骨”的范畴。文学批评中运用“风骨”的概念，是从刘勰开始的。他在《文心雕龙》中专列“风骨篇”，指出：“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刘勰所说的风骨，就是既有感染力，又具有正直、高尚的思想感情，同时又通过刚健有力、明晰简炼、富有逻辑力量的言辞表现出来的一种美学特征。实际上，刘勰并未直接提出“建安风骨”这一概念，但由于他在论述风骨时，多举建安作家为例，所以人们便以“建安风骨”来概括建安文学的特征，到了唐代陈子昂在《修竹篇序》，提出“汉魏风骨”，而他的“汉魏”实指“建安”，于是“建安风骨”这一范畴便在古代文论中流行开来。
建安文学的成就
《文心雕龙﹒明诗》：“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跃，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
1、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A：一方面，为数众多的作品均系当时现实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建安文人在政治上均有一定的抱负，而社会的动乱不安又为他们提供了条件，因而建安文学表现出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B、在作品色调
与气势上，建安文学也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无论是描写社会乱离，还是抒发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其音调均“悲凉慷慨”。
2、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前人评曹操的作品“气韵沉雄”；曹植：“气格浑雄”；.王粲：“苍凉悲慨”；刘桢：“言壮情骇”。曹丕《典论·论文》则提出“文以气为主”，均反映了建安文学追求抒情化，追求个性化的共同倾向。
3、大胆的创新精神。曹丕《燕歌行》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七言诗。又曹植《美女篇》，虽仿《陌上桑》，然较之后者，文辞更为华丽，抒情多于叙事，描写多于铺陈。曹操之创新精神尤为特出。
后人将这些特征归纳为“建安风骨”。
二、曹氏父子及其文学创作
建安时期，曹氏一门堪称文学世家，诗人很多。除了曹操本人及曹丕、曹植外，丕妻甄后，丕弟白马王彪，丕子魏明帝曹睿等都能诗。由于曹操、曹丕、曹睿为曹魏三代统治者，故沈约、王僧虔、钟嵘将他们并称为“魏氏三祖”。但以成就论，则曹操、曹丕、曹植最为突出。本节专论曹操父子三人。
（一）曹操。操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曹操的家庭出身是微贱的，他的父亲曹嵩是汉桓帝时宦官曹腾的养子，《三国志·魏武帝纪》说“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可知其先世社会地位不高。又说其汉相国曹参之后，则恐不可靠（陈华昌《曹操与道教及其仙游诗研究》一书有考辨，可参）。曹操的家庭出身，加上当时时代风气的影响，使他很少受传统伦理观念价值标准的束缚，他重视实效，崇尚刑名之学，在日常生活中也简易随便。《三国志·武帝本纪》云：“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裴松之注引《曹瞒传》云其“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世说新语》引云：“曹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也？’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云：‘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陈琳文中曾说他是“赘阉遗丑，本无懿德；好乱乐祸，剽狡锋协。”从个性来看，他的特点可说是生性机警，简易通脱。而所谓通脱，就是无所拘泥，不固执，个性与感情能够直率地表现出来。这种个性当然也影响并体现于其文学创作。
曹操是政治家兼文学家，这种双重身份使他对建安文学的兴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表现在：
（1）建安文人集团的形成与他的汲引罗纳有很大关系。汉末社会动乱，文士颠沛流离，分散各地，是他将他们吸纳到自己的身边，从而形成了一个文人集团。如徐干、刘桢、杨修、邯郸淳、吴质、陈琳、应瑒、王粲等，无不是在他的感召与延揽下走到邺城的，邺下文人彬彬之盛的创作局面的形成，曹操实有力焉。
（2）他在鼓励文人为他效力的同时，还勉励他们努力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如陈琳草具书檄，深得他赏识，“数加厚赐”，阮瑀受命作书与韩遂，亦受到表彰。
（3）他自己的文学创作推动了文学创作活动的兴盛。《文心雕龙·时序》说：“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三国志·魏书》说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而且他常常兴之所至往往要他人参与其事，从而形成了当时集体性的文学创作活动。因此，没有曹操，就难以形成当时文学繁荣的局面。
曹操的文学创作
曹操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上。他的诗歌今存有20余首，数量不算多，但成就却很突出。从内容上来看，大致分为四类，即纪事，述志、游仙、咏史。
纪事类诗歌对汉末战乱和人民的苦难作了真实的反映，如《蒿里行》、《薤露行》、《步出夏门行》、《却东西门行》等。其中《蒿里行》写军阀混战造成的惨象，被明人钟惺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述志诗有的表现了他的政治理想与政治主张，以《度关山》、《对酒》为代表。如《对酒》：“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囹囿空虚，冬节不断人。”还有的则表现了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中的《观沧海》、《龟虽寿》。游仙诗则有《气出唱》三首、《精列》。《咏史》有《善哉行》三首其一等。
在艺术上，曹操的诗歌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继承汉乐府的传统而又有所创新。他虽沿用乐府古题，却又是以古题写时事，可谓用古题而不袭古意。曹操现存的二十五首诗歌全是乐府诗，这些诗歌沿用了汉乐府的题目以及乐府民歌中常见的题材，在这一点上他明显地继承了汉乐府民歌反映现实的传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但是他又对汉乐府民歌
进行大胆的革新，因而富有创造性，这种革新，表现在一是汉乐府民歌反映现实眼界较狭小，对重大事件较少涉及，而他则在乐府诗创作中直接反映汉末重大历史事件，这就对民歌的传统有所突破。
如《短歌行》，崔豹《古今注》曰：“长歌、短歌，言人寿命长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这是古辞内容，而曹操的《短歌行》在咏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时，又加进了求贤才的内容。《蒿里行》、《薤露行》，原是丧歌，崔豹《古今注》云：“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唏灭也。亦谓人死魂归蒿里。……至孝武时，李延年乃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挽歌。”但曹操却用来写汉末时事。由此可以看出曹操在运用汉乐府这一形式时，表现了充分的灵活性，进行了大胆革新，拓宽了乐府文学的表现领域，给乐府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朱乾《乐府正义说：“乐府题，自建安以来，诸子多假用，魏武尤甚。”方东树也说他是“用乐府题目作作诗。”而这正是他对乐府的一大贡献。
第二，他的诗在风格上以慷慨悲凉为基调，语言上极为本色。建安时期社会动荡，民生凋弊，满目疮痍，作为政治家的曹操蒿目时艰，故其抒发情感往往慷慨悲凉，这也成为他诗歌风格的基本特征。而在诗歌的语言上，他又绝少华美辞藻，结构也不很精细，而是喜从大处着笔，厚重古朴，真实直率地坦露自己的胸襟，显示出鲜明的个性。故钟嵘评云：“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敖陶孙云其：“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陈祚明云“跌宕悲凉，独臻超绝。”
第三，在体裁上，他四言、五言均有，且皆成就不凡，就五言而言，他是开建安文人五言诗之风气者，就四言而言，他是《诗经》之后复兴四言的大家。这是因为《诗经》之后，文人的四言诗很少出色者，他不是机械的摹拟《诗经》，而是在内容与情调、句法、词法均有创新，从而使四言诗在《诗经》之后又大放异彩。除诗歌外，曹操的散文也颇有特色，鲁迅称他为“改造文章的祖师”。其文风的特点是清峻与通脱，也即是他的文章不受任何陈规的约束，说话大胆，言辞锋利，用极简洁的形式与朴素的文笔，坦露自己的心境。最著名的有《让县自明本志令》、《祭故尉侨玄文》、《遗令》等。
（二）曹丕。丕字子桓，曹操次子。其兄曹昂早死，故其后来得以继承曹操的爵位。建安二十二年立为魏王太子，二十五年代汉自立，曹丕在政治上无曹操
之雄才大略，但他羡慕汉文帝的无而治，即位后有一些开明的政策，表明他力求做一个明君。他博学多识，勤于著述，对文学创作也很重视，是曹操之后文坛的又一领袖。他的文学创作今存辞赋或全或残约30篇，诗歌据钟嵘《诗品》，说原有百余首，现存约四十首，另《典论》一书，今存二篇。
曹丕的诗歌，就题材而言，可分三类，一曰公宴诗，这类诗大多写游赏宴欢之乐，模写山水，往往与诸子同题共作。二曰抒情言志之作，三曰写男女爱情及游子思妇题材。其中以第三个方面写得最好，也最有特色。其次，他的诗在体裁上比较多样，四、五、六、七言，杂言均有创作。第三，在风格上，曹丕的诗歌更多地具有清新流丽、细腻缠绵的特点，这一点与曹操的古直苍凉不同。所以清人沈德潜说他是“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
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是他的《燕歌行》二首（其一）。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雁辞归燕南翔。含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何梁。
这首诗是我国文学史上现存最早且最完整的一首文人创作的七言诗。这首诗情致凄婉动人，语言浅显清丽，音节和谐流畅，很能体现曹丕诗的艺术风格。
（三）曹植。字子建，曹丕同母弟。曾封陈王，死后谥曰“思”，故后世称陈思王。在建安作家中，他是留存作品最多，对后世影响最大，后世评价最高的一位作家。钟嵘称他为“建安之杰”，谢灵运曾说“天下才有一石，子建独得八斗，余一斗，天下人共一斗”。
曹植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遭遇，与他和曹丕的争为太子密切相关。他少时以才思敏捷而深得曹操宠爱，曾一度欲立为太子，但由于他放纵不羁，缺乏政治家的成熟与老练，最终在与曹丕的明争暗斗中失败。由于有这样一段经历，所以在曹操死后，他的日子便很不好过。曹丕继位后，他位为藩侯，但曹丕对他颇多猜忌，屡屡更换封地，加上曹丕的部下多方谗毁，他受到了严厉的迫害，名为侯王，行动却不得自由，动辄得咎，行同囚徒。魏明帝即位后，他希望改变自
己的地位，多次上书，力图得到任用，但仍得不到信任，最终郁郁而终，死时年仅四十一岁。
曹植诗歌今存八十余首，辞赋、散文四十余篇。其创作经历大致以建安二十五年曹丕即位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曹植由于受曹操宠爱，显得志满意得，昂扬乐观，充满自信，富于浪漫情调。《白马篇》是前期作品的代表，诗中所写慷慨赴国难的侠少年，实际上是作者的自我化身。其他作品如《鰕{鱼旦}篇》（{鱼旦}同鳝）等也都充满豪迈气慨，洋溢着自信自负的少年意气。后期的创作，由于是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忍辱求生，心情极为悲愤苦闷，所以其内容与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品中那种豪迈自信、昂扬乐观的情调没有了，代之出现的则是深沉的愤激与悲凉，作品集中抒写的是对个人命运、前途的失望，对曹丕集团的怨恨，对自己在碌碌无为中空耗生命的哀伤以及对自由生活的向往。《赠白马王彪》是后期作品的代表。
曹植诗歌的价值，除了内容上的充实外，对后代影响最大是他的诗歌艺术。他的诗做到了气骨与文彩的完美结合，故钟嵘说他是“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他诗歌上的创造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他的诗抒情性增强，个性更加鲜明。就诗歌体裁来看，曹植诗作中有不少乐府诗，但是他运用乐府体裁，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在诗中更多地注入了个人感情，从而将乐府诗的以叙事为主，改变为以抒情为主。所以王瑶先生说：“他诗中的抒情成份加多了，有了鲜明的个性，因此独成大家”。比如他的《美女篇》，从形式上看是模仿汉乐府《陌上桑》。但汉乐府叙述的是采桑女巧妙拒绝太守调戏的故事，以叙事为主，而《美女篇》主要表现美女盛年未嫁的苦闷，他以此美人迟暮的苦恼，寄寓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这样就给诗歌注入了感情，使之具有了诗人自己的个性。在这一点上，他较曹丕的单纯模仿民歌胜出一筹，因为曹丕的诗总是好象在替别人诉说哀肠，看不到自己的个性。
第二，他的诗结构讲究，尤其发端精警。汉乐府诗往往以气为主，自然道来，无意于工巧，而曹植诗则更注结构的安排，他常常以带有强烈主观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写开头，渲染气氛，笼罩全篇。如他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以白日西归，星月忽至来写时光的流逝之速；
《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以激烈动荡的景象，暗示作者心境的不平和处境的险恶，等等。所以沈德潜说他“极工于起调”（《说诗晬语》）。
第三，他更注重诗歌的艺术技巧，尤其表现在注重对偶以及锤炼字句上。曹植诗歌中对偶句极多，这一特点是魏晋诗歌趋向骈偶化的开始，而曹植是将这一手法运用到诗歌创作中的诗人。如“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缘池。”（《公宴》），“阊阖启丹扉，双阙耀朱光”（《五游》），再如炼字的句如“清风飘飞阁”（《赠丁仪》），“明月澄清影”（《公宴》），“清池激长流”（《公宴》）等，经过诗人的精心锤炼，便达到了十分警醒的效果。这为后来南北朝文人诗歌注重修辞技巧开了先河。
第四，他的诗歌对自然景物描写较多，这也改变了乐府诗的面貌。对后代文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以上几点，是曹植诗歌在艺术上的特殊之处，也是他最具创造性的地方。
三、“建安七子”与蔡琰
建安时期在诗歌创作上影响最大的除“三曹”外，就是“建安七子”与女作家蔡琰。
（一）“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的名号，最早出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他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宜，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从此，建安七子的名号便确立下来。
孔融，字文举，孔子的二十世孙。“七子”中，孔融年最长。黄巾起义时作北海相，后为袁谭所攻，奔山东。献帝都许昌，任少府。孔融为人机辨，又自恃高门，对曹操多所讥讽，政治上专与曹操捣乱，最后被曹操以“乱伦败德”的罪名杀害。其诗有《六言诗》、《杂诗》、《临终诗》，其中最感人者为《杂诗》其二（《远送新行客》）。其散文成就突出，虽沿袭东汉文人的老路，有骈俪成分，但却能以气运词，反映了建安时期文学的新变化。曹丕评其文“体气高妙”，刘勰说他“气盛于为笔”，明张溥说他“诗文豪气直上”。都指出了他的这一特点。代表作为《论盛孝章书》和《荐祢衡表》。尤其前者，可谓是“飞辨骋辞，溢气坌涌。”
王粲，字仲宣。“七子”中成就最突出，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称他为“七子之冠冕”。曾祖王龚，祖王畅，皆汉三公。父王谦为何进长史。粲以西京扰乱，避难荆州依刘表，未得重用。曹操南征，粲劝琮降，操辟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后迁军谋祭酒。粲少有才名，见蔡邕于长安，邕倒屐相迎，谓客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又强记。与人共行，读道旁碑，人问曰：卿能闇诵乎？曰：能。因使背之，不失一字。观人围棋，局坏，粲为复之。棋者不信，以帕盖局，使便以他局为之，用相比较，不误一道。善著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粲能诗能赋，诗以《七哀诗》最有名，其一犹出色，写军阀混战给人民带的深重灾难和凄凉景象，触目惊心。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评曰：“乱世之苦，言之真切。”感物兴怀，忧世悲已，是其诗特点。钟嵘《诗品》：“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赢，在曹（植）刘（桢）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之不足，比魏文而有余。”赋以《登楼赋》最著名，是魏晋时期抒情小赋的名篇，将写景和抒情结合具有浓厚的诗意，脱尽了汉赋的铺陈堆砌之习，显示了抒情小赋艺术上的成熟。
陈琳，字孔璋，广陵射阳（今属江苏）人，初为何进主薄，进被杀，奔冀州，袁绍命典文章。袁氏败，归曹。在袁幕为表作讨曹檄文，袁氏败，琳归曹。曹谓曰：“卿昔为本初移书，可罪状孤而已，恶止其身，何乃上其父祖耶？”琳谢罪曰：“矢在弦上，不得不发。”曹爱其才不咎，遂任司空事祭酒等。其诗今存不多，以《饮马长城窟行》最有名，所长在书檄，《移豫州檄》为代表。
阮瑀（阮籍父），字元瑜，少受学于蔡邕，有《七哀》、《咏史》、《驾出北郭门行》。《咏史》歌颂三良、荆轲等封建忠臣义士，是陶渊明此类作品之先导。《驾出北郭门行》一首，写孤儿倍受后母虐待，而其父却无法得知，只得逃到母亲坟头痛哭，具有社会批判意义。
徐干，字伟长。七子中他是一位学者，从事著述，著有《中论》一书。他少有才气而轻官忽禄，不耽世荣，唯读书著文以自娱。曹丕云：“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诗有《室思》、《情诗》、《为挽船士志新娶妻别》等，多写妇女的苦闷，而《室思》最有名。
刘桢，字公干，父刘梁为汉宗室，曾为野王令，为一正立。桢性倔强。曹丕举行宴会，命甄夫人出拜，众皆伏首，桢独平视。操闻直大怒，减死输作。作品多朋友同僚赠答及歌咏友情之作。七子中，他的成就也很突出。钟嵘称他诗云：“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侉俗。……陈思之下，桢称独步。”《赠从弟》为代表作。
应瑒，字德琏，汝南（今属河南）人。祖应奉为著名儒者，人称应世叔读书，五行俱下。伯父为汉末名儒泰山太守应劭。应瑒诗多公宴、斗鸡应酬之作。
蔡琰，字文姬。蔡邕之女，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事迹见《后汉书·列女传》。她自幼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但却遭遇不幸。《后汉书》本传云：“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壁赎之，而重嫁于董祀。”这种文化教养以及不幸的遭遇，使她写下了汉末杰出的诗篇《悲愤诗》。
蔡琰诗现存共三篇，即五言《悲愤诗》、《骚体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由于蔡琰生平历记载不详，这三篇作品的真伪后世有不同看法。一是关于《悲愤诗》（五言、骚体），最早怀疑非蔡琰作者是苏轼，认为是魏晋人伪造（见《东坡题跋》卷二）。此后形成主真、主伪两派。现代人中，郑振铎先生以为骚体为蔡琰所作，五言为伪。余冠英先生则相反。张长弓则认为两首均系后世伪托，卞孝萱、蔡义江又补充材料证成其说。刘文忠先生则认为两首均为蔡琰所作。
以上观点分别见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余冠英《论蔡琰〈悲愤诗〉》（收入作者《魏六朝诗论丛》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张长弓《蔡琰〈悲愤诗〉辨》（《东方杂志》41卷7号），刘文忠《蔡琰〈悲愤诗〉二首的真伪及写作年代新考》（《古典文学论丛》第4辑，齐鲁出版社1986年）。
二是关于《胡笳十八拍》。1959年，郭沫若创作历史剧《蔡文姬》，并发表《谈蔡琰的胡笳十八拍》，认为此作为蔡琰作品，遂引起学术界热烈的讨论。大致亦分为肯定与否定两派。这些争论文章见中华书局1959年版《〈胡笳十八拍〉讨论集》中，可参阅。
现在一般的看法，认为五言《悲愤诗》为蔡琰作，其余二篇的可靠性尚待进一步研究。
五言《悲愤诗》是建安文坛上的一篇杰作。全诗长达五百四十字。象这样的长篇叙事诗，是前此文人诗歌中所没有的。全诗通过一个人的遭遇，反映了汉末动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共同命运，同时也控诉了军阀混战的罪恶。在艺术上，它以现实主义的笔法，通过具体的细节描绘，生动地表现了各种场面，使人如亲临其境，如闻其声。它以叙事为主，又结合抒情，开首从大局写起，概括有度，简炼切要。以下转写自身，脉络清晰，布置得当，详略有错，轻重适宜，又并不一味直赋其事，而间用比兴。因而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后来杜甫的《北征》显然受到了他的影响。
四、正始文学
（一）正始文学的基本特征
正始是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9），但习惯上所说的正始文学则包括正始以后至西晋立国这一时期的文学。这一时期文学的总体特征是：
1、在整体风貌上，建安文学中那种高扬奋发、积极进取的精神已基本消失，而对人生的哲理性思考以及浓烈的忧生之嗟成为作品的主调。
2、在艺术上，正始作家不再效法建安诗人用模仿乐府叙事体的方式揭露时事，而是将抨击时事与抒写感愤融为一体，使五言诗的抒情性进一步加强，诗歌在艺术进一步文人化。
3、在风格上，正始诗人创造了曲折隐晦、清隽艰深的风格，并开创了把多首托喻寄兴的诗歌集合成五古咏怀组诗的体例。而这种以组诗的形式发感慨、寄情怀、写理想的方式，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从此以后，文人往往将托喻寄兴的五言古诗集合成组，来集中反映作家对社会人生的感怀。
二、成因
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这一文学风尚的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影响最著者，则是不时政局的变动以及玄学思潮的影响。
1、政局的变动。公元239年（明帝景初三年）明帝死，临终以曹爽与司马懿夹辅曹芳即帝位，但是不久曹爽与司马懿围绕权力之争而矛盾激化，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场权力之争几乎贯穿于这一时期的始终。在残酷的政治斗争未见分
晓时，身处这一政治背景下的诗人便深感苦闷。正始十年（249）司马懿趁曹爽扫祭高平陵之机，发动政变，控制洛阳，诛杀了曹爽，而在此前，由于不少名士曾依附曹魏，于是曹爽被诛杀后，这批依附者如何晏、邓飏、丁谧等亦遭杀害，史称当时“天下名士去其大半”。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掌权，又相继杀害了夏侯玄、毋丘俭、诸葛诞等名士，这一系列的杀戮，在政治上造成了一种高压的局面，文人便普遍地感受到了政治上幻灭感与危机感，因此，他们在写作诗文时，便不能不有所顾忌。他们不敢在作品中公开论及时政，只能以曲折隐晦的形式，抒写自己的忧愤，这自然就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与建安文学的慷慨激昂、乐观进取形成了反差。
二、玄学思潮。除了时局政治的影响外，这一时期盛行的玄学思潮对文学风貌的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玄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渊源可追溯至汉末，谈玄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是正始年间出现的。正始初期，当时以洛阳为中心，在何晏、邓飏周围聚集着一批谈玄的士人，也即正始名士。正始中期后，形成了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另一谈玄群体。
“竹林七贤”——晋代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他们放旷不羁，常于竹林下，酣歌纵酒。其中最为著名的酒徒是刘伶。刘伶自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酒谱>>讲述刘伶经常随身带着一个酒壶，乘着鹿车，一边走，一边饮酒，一人带着掘挖工具紧随车后，什么时候死了，就地埋之。阮咸饮酒更是不顾廉耻，他每次与宗人共饮，总是以大盆盛酒，不用酒杯，也不用勺酒具，大家围坐在酒盆四周用手捧酒喝。猪群来饮酒，不但不赶，阮咸还凑上去猪一齐饮酒。刘伶曾写下<<酒德颂>>一首，这首诗，充分反映了晋代时期文人的心态，即由于社会动荡不安，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统治者对一些文人的政治迫害，使文人不得不借酒浇愁，或以酒避祸，以酒后狂言发泄对时政的不满。另据史料记载，魏文帝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逐作罢。这些事在当时颇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
玄学在内容上是以老庄思想为中心的。而老庄思想常常表现出对世俗社会、对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的蔑视，因此受其影响，这时期在文人人生态度也就发生深刻的变化。在他们人生取向上，更多地具有了一种超凡脱俗的人生趣味以及一
种自由自在、闲适愉悦、心与道冥的理想人生的追求。玄学在对士人的人生态度发生影响的同时，也自然对其文学创作也产生了影响。盛谈老庄玄理，使得他们的诗歌明显地表现出对于清虚高旷、自然悠远的诗歌境界的追求，正始诗歌中的这类诗歌境界，显然是与此有关的。另一方面，谈玄需“校练名理”，通晓抽象理论的思辩，这也就不能不影响到诗歌的哲理成分，正始诗歌在抒情性加强的同时，又大都增添了一些理性的色彩，其原因即在此，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
正始文学风貌的形成，政治的因素与玄学的影响，可以说是纠葛在一起的。他们共同的作用，促成了正始文学特征的形成。
（二）阮籍与嵇康
在正始文人中，“竹林七贤”最具代表性；在文学创作上，阮籍与嵇康则是成就最突出者。阮籍与嵇康是正始中期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但是由于他们二人个性的差异，二人的命运却有所不同。阮籍以至慎而得以善终，嵇康则因刚肠疾烈而惨遭杀害。我们可以从比较中看出二人个性与文学的不同。
阮籍字嗣宗，生于建安十五年（210），卒于魏景元三年（263）。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之子。阮瑀死时，他才三岁。十一岁时，曹丕代汉即帝位，三十三岁时，他曾应太尉蒋济辟，做过很短时间的尚书郎，便以病免，三十八岁时曹爽又召他为参军，他又托病没有应召，两年后，曹爽被诛，当时附曹爽的文人多被杀，他因而幸免，“时人服其远识”（《晋书·本传》）。而到了四十三岁，他又作了司马师的从事郎中，被封为关内侯，徙散骑常侍候。其间又作过十年的东平相。司马师死后，司马昭掌权，又继任司马昭的从事郎中，晚年（53岁）又求为步兵校尉，后世因称其为阮步兵。在他死后两年，魏主正式禅位于晋。在他死前，晋魏代禅已成定局，因此，他的一生可说经历了两次十分残酷的“禅代”斗争，这些对他的思想与创作都产生极深的影响。
相传阮籍能为青白眼，对所讨厌的人，眼睛向上或向旁边看，露出眼白，表示轻视或憎恨。对喜爱或尊敬的人，就对他正视，青黑的眼珠在中间，表示尊重。他见到嵇康的哥哥嵇喜，就以白眼相待，见到嵇康就用青眼，后以“青眼”指对人喜爱或器重。杜甫《短歌行》：“仲宣楼头春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阮籍的一生，从思想上说是苦闷的一生，他始终徘徊于高洁与世俗之间，依违于政
局内外，在矛盾中度日，在苦闷中寻求解脱。少年时的阮籍是颇有壮志的，“籍本有济世志”（《晋书·本传》），比如，他曾登广武城，面对楚汉古战场，发出“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慨叹，表现出目空古人的少年英气。但是随着政局的变化，他那种期待建立功名的热情便消歇了，特别是在高平陵事件后，司马氏父子相继把持朝政，残酷地屠杀异已，实行高压统治，给他的思想以极大的影响。在这一高压政治背景下，他最大的苦恼在于如何能够全身远祸。应该说，阮籍从司马氏父子一系列地杀戮事件中，对司马氏凶残面目已有深入地了解，对于司马氏用卑劣手段手段攫取政权的行为也是十分痛恶的，但为了全身，他又不敢明确表示反对，而这时他在士林中令名已著，司马氏对他倍加注意，这更加使他处境维艰。阮籍一生的行为表现，其根源即在于此。因此，一方面，他对于时事政治问题表态十分谨慎，口不臧否人物，比如兖州刺史王昶请与相见，终日不开一言，自以不能测，司马昭曾说：“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可谓至慎乎？”但另一方面，他对司马氏集团的礼法之士却极为蔑视。在生活方式上因而常常表现为放浪形骸，遗落世事，嗜酒成癖，对此《晋书·本传》多有记载。比如，母亲去世，他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他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声。等到葬母时，他食酒肉不辍，而临决之时又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吐血数升。裴楷往吊，他则散发箕居，醉而直视。他又善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相对。嵇喜来吊，他白眼相对，嵇喜不怿而退，而弟康闻之，乃齎酒携琴来造，却报以青眼。司马昭曾为子向籍求婚，他大醉六十日，不得已而止。除此之外，他在他的诗文中对礼法之士也大加挞伐，猛然抨击。他的这种表现自然引起了礼法之士的仇视。“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
阮籍身上所表现的至慎与越礼，实在是一对矛盾。司马氏是提倡名教的，但对阮籍却能容忍，也是一个矛盾。究其原因，阮籍在政治上的至慎，口不臧否人物、议论时政，便对现实政权没有威胁，而他对礼法的蔑视，则多属伦理道德范畴，对司马氏政治亦无大害，对此，司马氏是看得很清楚的，加之阮籍在士人的声誉，杀之不仅无益，反而带来杀名士的名声，这就使得阮籍在乱世中得以全生，但其内心却是十分苦闷的。
如果说阮籍是正始文人中苦闷的代表，那么嵇康则是悲剧的典型。
嵇康字叔夜，生于黄初五年（224），卒于景元三年（262），他是曹魏的女婿，曾任中散大夫，后世因称嵇中散。与阮籍的“口不臧否人物”不同，嵇康的性格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晋书·本传》曾记载他是“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他的《家诫》也曾告诫儿子“宏行寡言，慎备自守”，但这只是他的玄学思想修养对自己性情的一种约束，在实际上他却做不到。在现实中，他的是非之心是十分明确的，对丑恶现象往往加以愤激的斥责。他与阮籍的分别即在此。尽管他与阮籍都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但阮籍却能在现实的冲突中虚与周旋，他则不同，他是一个感情极热烈的人，而且对于生活的态度又极认真，这就使自己完全与世俗社会对立起来。据说钟会去见他，他不为礼，遂引起了钟会的嫉恨。但直接导致他被杀的则是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文。山涛从吏部郎转迁为散骑常侍，举荐他以自代，希望他放弃与司马氏对抗的立场，但他却作此书断然拒绝，并与之绝交，表现出决不屈服的态度。文中提出自己不能就职的原因是所谓“七不堪”与“二不可”，对山涛以及依附司马氏集团的毫无操守者多所讥刺，特别是文中宣称自己“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直接击中司马氏的借名教以篡权的要害，因此，他的被杀便成为必然了。恰巧此时吕安为其兄吕巽所诬，他被牵连进去，司马氏便以“乱群惑众”的罪名将他杀害。嵇康尽管为司马氏所不容，但他的人格魅力却引起了众多士人的崇敬。在临刑之前，京师三千太学生曾上书为之请命。但这却反加速了他的悲剧结局，因为司马氏之杀嵇康，实际包含着打击名士，给予警告的意味，嵇康在不自觉中成了当时名士们对于司马氏势力不满情绪的代表，因而他也就为当时士人悲剧的典型。
阮籍与嵇康在个性与处理态度上的不同，也影响了他们作品面貌的不同。
阮籍的代表作品是《咏怀诗》八十二首，如果说阮籍的一生是苦闷的一生，那么他这八十二首《咏怀诗》就是他苦闷的象征。阮籍的苦闷在作品中的表现之一，便是他对人生的感慨，他感慨时光的飞逝，人生的短促，以及无法挽回这短促生命的深深的忧伤。其次则表现为对世俗礼法之士的厌恶，这与他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态度有关。其三则表现为对理想的人生境界的追求，这实际上是他在现实中苦闷而不可解脱的另种表现形式，即通过幻想的境界来摆脱世俗的污浊。
嵇康的诗歌与阮籍不同。嵇康在生活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意义在于他把庄子理想的人格境界从哲学境界变为诗的境界。庄子的坐忘，在他诗中成为一种优游容与的诗歌境界，其《赠秀才入军》十八首其十四中“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即是这种境界的典型。
在艺术上，阮籍将集《诗经》《楚辞》与汉魏诗的比兴集大成，以多种比兴构成完整意境。他的比兴是将象征手法和寓意的不确定性结合，从而形成了“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的特点。嵇康则由于其个性刚烈，诗风以峻切为特征。在体裁上，阮诗以五言诗的创作卓然名家，而嵇诗则以四言诗成就最为突出。
阮籍与嵇康的散文都有突出的成就，为魏晋散文的代表。阮的散文代表作为《大人先生传》，嵇的散文代表作为《与山巨源绝交书》、《声无哀乐论》等。
“建安风骨”是指建安时期和魏文帝、魏明帝时期诗歌的美学特征，又称“汉魏风骨”。建安年间（公元196—219年）是天下大乱的时代，这时代造就了一批优秀的诗人。“三曹”指曹操和他的两个儿子曹丕和曹植。“建安七子”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这七人于建安前期先后投奔曹操，形成了一个以曹操为首的文学群体，共同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时期。 曹操（公元155—220年），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人。东汉末年的权臣，位至魏王，死后被儿子魏文帝曹丕追尊为魏武帝。他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也是建安文坛的领袖。现存诗歌二十多首，全为乐府。南朝梁的《诗品》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曹操的诗真实地反映了汉末长期战乱所造成的凄惨景象，如《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一百个人中只剩下一个），念之断人肠。”曹操一生为天下统一而战，他的诗歌也抒发了这种理想和抱负。如《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曹丕（公元187—226年），字子桓，曹操次子。公元220年称帝，史称魏文帝。曹丕所著《典论·论文》篇，是中国第一篇比较完整而有系统的文学批评论文，它论述了文章体裁、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的关系，以及文学批评等问题，把文学的重要性提到了“经国（即治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程度。曹丕现存诗歌四十余首，大半是乐府诗，但多有变革。在内容上，他由反映社会问题转向抒发个人感情，擅长写离别相思之情；在诗体上，他大胆探索，创作了中国第一首七言诗《燕歌行》和长达77句的杂言歌行《大墙上蒿行》；在语言上，他由质朴自然转向清丽文雅；在风格上，他由慷慨悲凉转向委婉含蓄。他的诗歌已明显呈现文人化、个人化的趋势。 曹植（公元192—232年），字子建，曹操子，曹丕弟。他才思敏捷，很受曹操宠爱，几乎立为太子。但他任性放诞，终于失宠。曹丕称帝后，他备受猜忌和迫害，名为王侯，实同囚徒。后来封为陈王，忧愤而死，年仅四十一岁。死后谥为思，世称陈思王。南朝宋代诗人谢灵运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曹植确是继屈原之后最杰出的诗人，现存诗约九十多首，代表了建安诗歌的最高成就。慷慨悲壮的情怀，爽朗劲健的形象，凝炼秀美的语言，大量运用比兴手法，形成了“骨气奇高，辞采华茂”（钟嵘《诗品》）的独特风格。他的散文和赋也写得很好，其中《洛神赋》尤为著名。
湘潭江声实验学校集体备课稿纸 2015 年下学期七年级语文研讨时间：月日第周星期研讨人员： 主备人：曾朝霞审核人：参与修改完善人员： 课题：建安文学 ［教学目标］ 1.了解关于建安文学的基本文学常识。 2.以“三曹”代表性诗歌为例了解建安文学的基本特点。 3.以其中一或两首诗为例进行诵读并鉴赏。 4．提高学生分析鉴赏诗歌的能力。 ［教学重、难点］ １.了解建安文学的基本特点。 ２.抓住诗歌意象来解读诗歌主旨，培养诗歌鉴赏能力。 ［教学过程］ 一、导入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汉沛国谯（今毫州）人曹操组建青州兵，挟持汉献帝， 统一北方，社会有了比较安定的环境。曹操父子皆有高度的文学修养，由于他们的提倡， 一度衰微的文学有了新的生机。在当时建都的邺城铜雀台（故址在今河北省邯郸临漳县 境内），聚集了一大批文人，他们在诗、赋、文创作都有了新的突破，并掀起了我国诗 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今天，我们就去看看那个时代颇具特点的文学。 二、文学常识介绍 1、建安文学的定义及代表作家 东汉末年一大批文学家，在铜雀台，用自己的笔直抒胸襟，抒发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掀起了我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由于其时正是汉献帝建 安年代，故后世称为建安文学。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三曹” (曹操、曹丕、曹 植)和“建安七子” (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蔡琰，而 以“三曹”为核心。 2、建安风骨 建安时期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的动乱和人民的苦难，抒发建功立业的理想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同时也流露出人生短暂、壮志难酬的悲凉幽怨，意境宏大，笔 调朗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征，其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文 学史上称之为“建安风骨”或“汉魏风骨”。 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色彩和浓郁的的悲剧色彩，就是“建安风骨”这一美学范畴的内涵。 三、以“三曹”诗歌为例，感受建安文学的特点 （一）曹操及其《蒿里行》 个性化设计：
《中国古代文学史概论作业》魏晋南北朝诗歌文学一览表 文学时期代表人 物 代表作品特点 建安文学三曹： 曹操、 曹丕、 曹植； 七子： 孔融、 陈琳、 王桀、 徐干、 阮瑀、 刘桢、 应玚 蔡琰 诗歌 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五言诗是直到东汉后期才兴盛 起来的新诗体，桓、灵之世"古诗"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 已经初步成熟。而"七子"的优秀五言之作,写得情采飞扬, 变化多致，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如徐干的《室 思》就比同一题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写 得细腻深厚。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 门行》等都作于汉末战乱发生之前，其写作时间不一定比 "古诗"晚，它们在五言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 视。 辞赋 "七子"写了大量的小赋，他们在张衡、蔡邕等已经取 得的成就基础上，为小赋的进一步繁荣作出了贡献。"七子 "的小赋有三点值得注意： ①取材范围更加扩大，题材的普通化、日常化进一步 冲淡了过去大赋的贵族性质； ②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更趋加强，直接描写政治事件 的作品有所增多； ③抒情色彩愈益浓厚。对于"七子"的赋，曹丕在《典 论·论文》中曾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 龙·诠赋》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还特别认为王粲、徐 干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赋首"，说他们可与宋玉、司马相如、 左思、潘岳等并列。 散文孔融的章表，陈琳、阮瑀的书记，徐干、王粲的论说 文，在当时都能独树一帜。它们的共同优点就是曹丕所说 的"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贯注了作者独特的气 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从黄 巾起义到魏明帝景初末年，大 约五十年时间。在东汉末群雄 并峙逐鹿中原的争夺兼并中， 曹操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 并吸引大批文士，形成了以曹 氏父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 团。建安诗歌便是社会由分裂 动荡趋向统一这一历史时期 的产物。“世积乱离，风衰俗 怨”的时代特征，建安文人开 阔博大的胸襟、追求理想的远 大抱负、积极通脱的人生态 度，直抒胸臆、质朴刚健的抒 情风格，形成了建安诗歌所特 有的梗概多气、慷慨悲凉的风 貌。为中国诗歌开创了一个新 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 骨”这一诗歌美学风范。 建安时期是文学的自觉 时期，建安文学中所反映的人 在社会角色义务之外，还有个 人的情趣，爱好，公共的社会 生活之外还有私人的日常生 活。建安文学是充分展示个体 生命的文学，它充分展示着伟 大的生命精神，具有恒久的魅 力和价值.。 东汉王朝恢复，曹操便制 订了“外定武功，内兴文学” 的治国方针。曹操在逐个消灭
建安文学 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这段时间的文学，即曹氏势力统治下的文学，创作主要是在建安年间。代表作家主要是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和蔡琰等。建安作家用自己的笔直抒胸襟，抒发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掀起了我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由于其时正是汉献帝建安年代，故后世称为建安文学，也称建安风骨。 建安风骨 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 刚健：（性格、风格、姿态等）坚强有力。是刚强、雄伟的风格形态。刚健的作品气势豪迈壮阔，感情奔放激烈，境界雄奇浑厚，具有阳刚之美。 遒劲：雄健，刚劲有力。 风骨：指文学作品刚健遒劲，有个性、有力量的格调。 慷慨：情绪激昂。 影响 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曹操，开用乐府旧题写时事的先河。他的作品除五言外，四言诗也不少优秀之作，他学习汉乐府，但又有自己的风格。 他御军三十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唯才是举；对文士礼遇有加，与文士一同从事创作，讨论文章，相处如宾如友。 他的诗歌创作代表作品有： 1、描写汉末战乱和人民苦难的 如《蒿里行》中的名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2、表现统一天下雄心壮志、充满积极进取精神和博大的胸怀的 如《短歌行》中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龟虽寿》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观沧海》中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描写了大海孕大含深的气派。 3、表现对贤才的渴慕 《短歌行》中的“青青子矜，悠悠我心”
三曹诗风异同 建安时期以三曹为代表的建安诗人，开创了彬彬大盛的建安文学新局面，形成了建安诗歌慷慨悲凉、明朗刚健的风貌。三曹的创作体现了建安文学的时代特色及不同阶段的个体特征。 共同点： ①曹氏父子的创作，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歌的转变，为五言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诗歌发展史上作出了不同的贡献。曹操借乐府旧题写时事，开创一代诗风；曹丕诗歌以抒情性代地替写实性，运用乐府艺术形式时引赋入诗，开拓了诗歌艺术表现；曹植在乐府诗中注入强烈的感情与个性，使原来以叙事为主的乐府转向以抒情为主，丰富了五言诗的表现手法。 ②曹氏父子的创作，体现了建安时期追求“慷慨悲凉之美”和非功利、主激情、重个性，求华美，注重个体生命体验的特点。 ③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怨，强烈个性的表现及浓郁的悲剧色彩的表现贯穿其创作之中。 不同点： ①风格差异；三曹创作体现了建安风骨初期、中期及后期不同的风格特征。曹操的诗歌古直悲凉，曹丕的诗歌激扬壮丽；曹植的诗歌豪宕深沉，情兼雅怨。曹操诗通脱，曹丕诗华丽，曹植诗沉著。 ②诗歌内容侧重点、艺术表现不同： 曹操的诗歌多从时事政治、军事民情方面反映现实；曹丕的诗多从离愁别怨、家庭的角度反映社会生活；曹植的诗主要从自身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内心的悲愤忧思的角度反映社会现实；曹操的诗激烈深刻，勇于批判，顽强进取，多英雄本色，大将风度；曹丕的诗委婉平和，固步守成，多公子声气，儿女柔情；曹植的诗悲怆幽怨，多诗人气质，情感浓郁；曹操诗报国
述志，蒿目时难，侧重时事、政治、民情的抒写；曹丕的诗工于言情，重在乱世余人心理的表达；曹植的诗重在个体遭受挫折的悲哀与怨恨的抒发；曹操诗质胜文；曹丕的诗文胜质，曹植的诗文质合一。 ③题材表现、情调不同 曹操的诗多抒发生灵涂炭，四海未定的悲情，其情深沉、苍茫、浩大，主要借乐府旧题反映现实，直陈其事，明情显志，忧国悯时，充满“悲情”；曹丕的诗多怀着迷惘的思绪，淡淡的情愁，关注游子思妇的叹息，思考生命本体存在的价值，其情细腻深婉，纤巧细密，充满“忧情”；曹植诗歌着重描述个体需要在遭受挫折后的悲哀与怨恨，展示失意者的内心世界，其情曲折腾挪，沉痛深挚，充满哀怨。曹操的诗多以乐府旧题填写新辞，反映现实；曹丕的诗借游子题材，表现人生的孤苦飘零，生命本体承受的气质沉重苦难；曹植的诗主要借游仙形式寄托情感，抒发人生变故，失意的悲愤。
七哀诗 基本内容 《七哀诗》，是一种中国传统诗歌体裁，起自汉末，以反映战乱、瘟疫、死亡、离别、失意等为主要内容。《七哀诗》是民众生活的写照，与宫廷诗相对应，有鲜明的民间色彩。从汉代的建安七子王粲，到晋朝的张载，再到唐朝的杜甫，诗歌形式、内容、水平在一步步扩大、充实、提高。 虽然《七哀诗》在中国传统诗歌队伍里，是弱小的群体，史来不被人重视，但是却不能忽视她的存在，抹杀她的功绩。《七哀诗》的成就，在于有悲天悯人的情怀，细致入微的描写、真实客观的记录。 《七哀诗》保存到现在的作品，现在可以见到的，以汉代的建安七子王粲的《七哀诗》为最早，其中《西京乱无象》一诗，最能代表汉魏风骨，堪称典范之作。用举重若轻之法，典型概括了战乱给人们带来的灾难，读来令人为之落泪。而晋朝张载的《七哀诗》亦名佳构，作品凄怆感人。《北芒何垒垒》一诗末句“昔日万乘君，今为丘中土”更让人生无常之感。唐朝杜甫的《三吏》、《三别》，向为众人熟知，在此就不再赘言。 《七哀诗》的产生，往往是伴随着战争、兵燹，接着便是朝代的更替，或者朝廷的衰败。《七哀诗》的形成、发展，亦即是朝代更替的见证，其作用如同现在的摄像机、麦克风和新闻特写。《七哀诗》既有文学性，又有新闻性，还有文献性，在资讯不发达的古代中国，诗歌往往兼有多种功能，而以《七哀诗》最有代表性。 到了后来，由于格律诗歌的兴起，唐诗、宋词、元曲等，相继在中国古代诗歌历史上风起云涌，淹没了古诗乐府，吞没了柏梁体，席卷了骈文，也兼并了四言、六言诗歌。自然，作为诗歌王国里的弱小群体《七哀诗》，亦遭到了灭顶之灾。在后来的中国历代诗歌选辑里，就很少再看到有《七哀诗》的出现。因此，挖掘、钓沉、收集、整理、研究即将绝迹的稀有诗歌品种《七哀诗》，就更显得迫切和必要。 在汉代王粲、晋朝张载的《七哀诗》，还是以五言诗为主要表现形式。 王粲的《七哀诗》多用平韵，而张载的《七哀诗》则以仄韵为主。到了明末清初，王马为的《七哀诗》，则是以七言诗为主要表现形式，在结句处外加衬词。句数不等，或者对称，或不对称。在转句加衬词以外，还转韵。 前面多用平韵，到了转句、结句，就换成了仄韵。与王马为同样是活动在明末清初李世锡的《哀沅》一诗，则是三、四、五、六、七、九、十一言不等，而以三言诗居多，其次是七言诗，再次则是四言诗、五言诗。在用韵方面，也是平仄互换交错不一。这充分显示出《七哀诗》的表现形式活泼多样，灵活多变。用这种形式来表现沉痛的战争、瘟疫固然可以，那么用来表现其他方面的内容呢？不是也可以恣意汪洋么？
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 文学史上的建安文学，是指从汉献帝刘协建安年间（193——220）下延到魏明帝曹睿太和年间（227——233）这一历史阶级的文学，它实际上是以曹魏为中心的文学。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文学自身的发展演变，以及曹氏父子的倡导和影响，这个时期的文学较之前代呈现出崭新的面貌，特别在诗歌方面更是奇峰突起，作家群出，俊才云蒸，形成了古代诗歌史上第一个文人创作高潮和“建安风骨”这一优良传统，奠定了五言诗在文坛上的坚固地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那么，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内容上：反映现实，抒写怀抱。汉末，三国是历史上著名的乱世，社会动荡，战祸连绵，疾疫水旱不断，死亡不幸袭击着千家万户，悲哭哀号弥漫了中原大地，实是历史上的一次大浩劫。建安文人在他们的作品中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动乱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痛苦，描绘出一幅幅满目疮痍、凄凉残破的乱世灾难图。如曹操的《薤露行》记叙董卓之乱前后的历史事实，弹劾执政者的昏庸无能和军阀的殃民祸国；《蒿里行》更揭示了军阀混战所造成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现实，表达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这两首诗向有“实录”之称，“诗史”之誉。王粲的《七哀诗》勾勒了一幅痛沭人心的画面：“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这令人惨目伤心的情景，正是当时苦难现实的典型缩影。蔡琰的《悲愤诗》通过叙述自己的悲惨遭遇，真切再现了董卓之乱中人民的惨罹杀戮，妇女横遭蹂躏的丧乱现实，和大乱后中原“城郭为山森，庭宇生荆艾。白
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的凄凉景象。此外曹植的《送应氏》、《泰山梁甫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都以不同方式、在不是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灾难和人民的疾苦。这是建安文学在内容上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建安作家还在其作品中抒写了他们希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壮志和理想。曹操的《短歌行》抒发民作者年岁老大、功业未竟的感慨、求贤若渴的情怀和统一天下的抱负，真诚感人。《步出夏门外》中的观沧海、《龟虽寿》更是“歌以咏志”的名篇。前者通过对大海的描写，抒发了作者吞吐日月、怀抱星汉的豪情和席卷天下、囊括四海的雄心，后者直率淋漓地倾吐了老当益壮的英雄情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脍炙人口的名句，千秋使人慷慨。曹植的《白马篇》塑造了一个游侠英雄的形象，通过赞颂他“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的高超武艺、“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的豪迈气势和“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献身精神，寄托了作者豪情壮志。曹植后期一再遭受曹不丕父子的迫害，但他仍多次上书求“自试”，念念不忘“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其五）、“国雠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杂诗》其六），表现出早遭困顿而气不衰、其志弥坚的精神。另外，孔融的《杂诗》其一、刘桢的《赠三弟》三首等也都表现了当时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 二、形式上：抒情直接，笔调明朗，文质相称，勇于创新。建安文人都大热爱民间文艺，他们直接继承了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抒情“唯求诚恳”，“不求雕琢”，具备民歌那种浑厚朴素、直率自然的特点，不只曹操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如此，就是陈琳、阮的诗歌也带有明显的民歌调。与此同时，建安的优秀作品多产生于战乱年代，形
李白诗集 李白（701年－762年），汉族，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朝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之称，关于其出生地有多种说法，《旧唐书·李白传》记载，李白，字太白，山东人。另有说法是其出生于剑南道之绵州（今四川绵阳江油市青莲乡），或者生于西域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5岁随父迁至剑南道之绵州（巴西郡）昌隆县（712年更名为昌明县。李白父亲名叫李客，李白育二子（伯禽、天然）一女（平阳）[3]。存世诗文千余篇，代表作有《蜀道难》、《将进酒》等诗篇，有《李太白集》传世。762年病逝于当涂，享年61岁。其墓在今安徽当涂，四川江油、湖北安陆有纪念馆。 1、《静夜思》作者是唐代文学家李白。其全文古诗如下：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译文】 明亮的月光洒在床前的窗户纸上，好像地上泛起了一层霜。我禁不住抬起头来，看那天窗外空中的一轮明月，不由得低头沉思，想起远方的家乡。 2、《古朗月行》作者是唐代文学家李白。其全文古诗如下：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 仙人垂两足，桂树和团团。 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 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
羿昔落九乌，天人清且安。 阴精此沦惑，去去不足观。 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 【译文】 小时候不认识月亮，把它称为白玉盘。又怀疑是瑶台仙镜，飞在夜空青云之上。月中的仙人是垂着双脚吗？月中的桂树为什么长得圆圆的？玉兔捣成的仙药，到底是给谁吃的呢？蟾蜍把圆月啃食得残缺不全，皎洁的月儿因此晦暗不明。后羿射下了九个太阳，********免却灾难清明安宁。月亮已经沦没而迷惑不清，没有什么可看的不如远远走开吧。心怀忧虑啊又何忍一走了之，凄惨悲伤让我肝肠寸断。 3、《望庐山瀑布》作者是唐代文学家李白。其全文古诗如下：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译文】 香炉峰在阳光的照射下生起紫色烟霞，远远望见瀑布似白色绢绸悬挂在山前。高崖上飞腾直落的瀑布好像有三千尺，让人恍惚以为银河从天上泻落到人间。 4、《赠汪伦》作者是唐代文学家李白。其全文古诗如下：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译文】 李白坐上小船刚刚要离开，忽然听到岸上传来告别的歌声。即使桃花潭水有一千尺那么深，也不及汪伦送别我的一片情深。
建安风骨到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期间出现了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呈现出一种全体性的风格。 文学的自觉标志：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三对文学的审美性有了自觉的追求。 魏晋玄学的形成和老庄思想有明显的关系，东晋以后又吸收了佛学的成分，步入新的阶段。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是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转折。玄学的崇尚自然与言意之变对文学与艺术有直接的影响。而佛学的传入，在文学想象、音韵词汇方面给中国的文学带来了影响。 唐文学的繁荣是为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唐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诗，它可以说是一代文学的标志。就表现领域说，逐渐从宫廷台阁走向关山与塞漠，作者也从宫廷官吏扩大到一般寒士；就情思格调说，北朝文学的清刚劲健之气与南朝文学的清新明媚相融合，走向既有风骨又开朗明丽的境界；就诗的形式说，在永明体的基础上，唐人做了两个工作，一是把四声二元化，一是解决了黏式律的问题，从律句律联到构成律篇，摆脱永明体诗人种种病犯说的束缚，创造了一种既有程式约束又留有广阔创造空间的新体诗——律诗。 1三曹：曹操、曹丕、曹植 曹操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约，曹植文采气骨兼备。曹氏父子的创作，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为五言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曹操的诗，现存二十馀首，都是乐府诗，其内容和写作方法都与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的精神一脉相承。他采用乐府古题，描写当时的社会现实，语言古朴率真，悲凉之中含跌宕慷慨之气。就艺术形式而言，曹操的四言诗也为已经板滞僵化了的四言体注入了活力。其诗一是反映了汉末战乱的现实和人民遭受的苦难，被后人称为“汉末实录”；二是描写他本人的政治主张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作品有：《薤露行》、《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短歌行》（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他的《步出夏门行·观沧海》是我国现存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 曹丕，现存诗约四十首，按内容主要分为三类：一为宴游诗，模范山水比较细致，文词富丽，常用对偶，在我国山水诗的发展上有一定的地位。二是抒情言志之作。与他《典论》中的某些篇章用意相同。三是写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及思乡之情，最能体现曹丕诗的水平。清人沈德潜说：“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一变在个人情感的抒发，由历史和天下转向个人；二变在文人化艺术艺术表现手法的使用和艺术风格的形成，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工丽和艺术形式的创造上。（他的诗，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诸体具备）他的诗中充满了对死亡的哀伤，他对人生中凄凉情感的体验，是超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他的《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邺下文人集团） 曹植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诗歌主要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和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白马篇》。后期诗歌主要表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野田黄雀行》、《赠白马王彪》。后期按内容可以分为四类：对自己和朋友遭遇迫害的愤懑；用思妇、弃妇寄托身世，表白心迹；述志诗；游仙诗。锺嵘《诗品》“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现存诗歌九十馀首，其中六十多首是五言诗。他，既继承前代又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其诗受到后人推崇的原因有三：一文采富艳；二对五言诗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三成为失意文人的典型。 2七子：王粲、刘桢、孔融、应玚、阮瑀、徐干、陈琳 “三曹”、“七子”在建安时代并世而出，为中国诗歌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的典范。 “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刘勰许为“七子之冠冕”，其代表作《七哀诗》是汉末战乱动荡的真实写照。他的诗感情深沉，慷慨悲壮，“自伤”是他的感情特征，写诗的出发点。 刘桢，性格豪迈，狂放不羁。其诗一如其人，纯以气势取胜，目无千古，踔厉奋发。他的诗一类为
建安文學的自覺 這個問題，是魯迅先生最早提出來的。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的關系》：“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以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 從曹丕《典論·論文》來考察，有以下表現。 一“詩賦欲麗”，對文學本質的認識，文學地位的提高。文學审美特征成為自覺的追求。“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強調立言的重要性。 二“文氣說”。創作個性的覺醒。 強調作家主體意識在文學創作中的作用。 三、文体观念的自觉。细分体裁。 四“哀人生之多艱”，抒寫內心世界，反映社會人生，慷慨悲涼，表現自我。 五“三曹”、“建安七子”，文學群體的出現。 《世说新语·文学第四（66）》：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qí）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 曹植的影响；1文采富艳，泽被后世。 一代大家。《诗品》。才高八斗。王勃。李商隐。黄庭坚。汪道涵。 2五言诗的发展。 3不幸身世。 1.古都邑名。春秋齐桓公始筑，战国魏文侯建都于此。秦置县。汉后为魏郡治所。东汉末年又先后为冀州、相州治所。袁绍镇此。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为魏王，定都于此。曹丕代汉，定都洛阳，邺仍与洛阳、长安、谯、许昌合称五都。晋避司马邺 (愍帝)讳，改名临漳。十六国时後赵、前秦、北朝东魏、北齐皆定都于此。有二城：北城曹魏因旧城增筑，周二十馀里，北临漳水，城西北隅列峙金虎、铜爵、冰井三台。旧址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南城筑于东魏初年，大于北城，今属河南省安阳县辖境。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复名邺县，宋 (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并入临漳。《韩非子·内储说上》：“西門豹爲鄴令，佯亡其車轄。”《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 《典论·论文》和《文赋》各有一段话提到文体的特点，为文学史家所熟知。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典论·论文》）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文赋》） 一般的文学史著作都会提及这两段话。鲁迅先生更是从这段话里读出了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开始。但人们重视的是“诗赋欲丽”和“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这两句话，从中看出对文学自身形式美的追求的自觉。但仅注意到这些远远不够。仔细研究这两段文字，有几个细节值得进一步注意。《典论·论文》提及的文体有八种，分为“奏议”“书论”“铭诔”
《中国古代诗歌作品选读》 综合练习参考答案 一、填空题 1. 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是《诗经》，它共收入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诗歌共 305 篇，先秦时通称为诗或诗三百。 2. 《诗经》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其中风是指各个诸侯国的民间歌谣，而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舞曲乐歌。 3. 《蒹葭》中“溯洄从之”的“溯洄”是指沿着弯曲的河岸向上游走去。 4. 《蒹葭》中作者用来表现虚景的字是宛。 5. 楚辞的代表作家有屈原和宋玉等。 6. 楚辞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特色。 7. 《离騷》中作者抒发了决不向恶势力投降，忠于理想，至死不渝的决心。 8. 《离骚》开端部分追述了自己的祖先和身世，然后表明了自己立志推行美政，辅助楚怀王进行政治改革的志向。 9. 在语言风格上，楚辞最突出的特点是采用兮字来协音。 10. 屈原的主要作品有《离騷》、《九歌》、《九章》、《天问》等。 11. 《陌上桑》在《宋书?乐志》中题为《艳歌罗敷行》。 12. 《陌上桑》中用了“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句子来通过侧面描写的方法烘托罗敷的美貌的。 13. 《上邪》中连举的五种不可能出现的自然现象是“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 14. 东汉文人五言诗的代表作是《古诗十九首》。 15. 《迢迢牵牛星》写牛郎和织女隔河相望的痛苦，比喻思妇相思而不能相聚的幽怨。
16. 《迢迢牵牛星》中织女“终日不成章”的意思是指一天也不能织出布帛来，原因是因相思而无心织布。 17. 《观沧海》中“水何澹澹”的“澹”是指水波摇荡的意思。 18. 《观沧海》写作者俯瞰大海所见到的壮观景象，展现了作者博大、广宽、壮阔的胸怀。 19．陶渊明死后被尊称为靖节先生。 20.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这是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一）》中的诗句。 21. 陶渊明能够做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原因是心远地自偏。 22. “初唐四杰”包括卢照邻、骆宾王、杨炯、王勃。 23. 《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的作者是王勃。 24. 骆宾王在《在狱咏蝉》中写狱中闻蝉而引起的哀怨，以蝉自喻，表达了清白无辜而无人可以申诉冤屈的痛苦心情。 25. 陈子昂反对齐梁形式主义的诗风，提倡革新，扫除形式主义和：“风雅兴寄”。 26.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27. 张若虚和贺知章、张旭、包融等号称“吴中四士”。 28. 《春江花月夜》紧扣春、江、花、月、夜的背景展开描写，又以游子思妇为主体，随着月的升起、照花林、楼上徘徊、照江水、西斜、沉海雾 依次展现相互联系又不断变化的画面和思绪。 29.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是贺知章的诗句，这两句诗采用问答的句法，将咏柳和赞春融为一体。 30. 孟浩然的《宿建德江》中有“移舟泊烟渚”，“烟渚”是指烟雾（夜雾）迷蒙的水边小洲，以下的几句是日暮客愁新。日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31. 王昌龄的《出塞》中所写的“龙城飞将”是指汉将李广。
三曹对建安文学的贡献与影响 姓名：苟侦桢准考证号：130411326176 摘要：建安是东汉末年汉献帝的年号，公元196—220年，这时期的政治大权完全操纵在曹操手里，所以那时的文学领袖都是曹家人物，尤以三曹最著名，他们对当时的文学有着莫大的贡献，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三曹影响贡献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乃是指东汉末年至三国曹魏年间的文学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形式多样，内容富有现实主义精神，有所谓“风”、“骨”的风格特色，也在某程度上受到汉朝乐府诗的影响。在建安七子中，三曹的作品对建安文学的影响与贡献最大，三曹都生活在汉末战乱连年的时代，又参与逐鹿中原鏖战，是重要军事政治集团曹魏集团的主要扮演者，特别是曹操戎马倥偬，却又在诗文创作中有如此之高的成绩，的确了不起。而且，三曹并存，相互辉映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三曹对后代文学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曹植，在历史上名气很大，历代许多著名作家、评论家都对他极为崇拜。 一、三曹对建安文学的贡献 （一）、曹操对建安文学的贡献 曹操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出身于具有宦官背景的家庭，在汉末发生的具有全国规模的军阀混战中，他脱颖而出，扫平群雄，统一了北方中原广大地区，还建立了曹魏政权。曹操多才多艺，对书法、音乐、围棋都相当精通，于戎马倥偬之余，不费吟咏，创作了不少篇出色的诗歌。曹操现存散文150余篇，其中最多的是令教类，其次为书表类。从《隋书·经籍志》著录本集卷数之多，即可知曹操是汉魏年间诗文一大家。 在曹操的诗歌中，以现实主义为主，处处流露出其对现实丧乱和民生疾苦的忧患。他是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开用乐府旧题写时事的先河，并在内容和形式上有很大突破，晋人黄侃在《诗品讲疏》中说：“魏武诸作，慷慨苍凉，所以收束汉音，振发魏响。”①说明了曹操在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作用；清人沈德潜说：“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恒一下纯乎魏响。” ②由此可见，曹操的诗歌创作是对汉乐府民歌的突破与创新，是汉乐府民歌雅化和文人化的产物。 汉乐府诗曲题与歌辞具有统一性，曹操却利用汉代旧曲自创新辞，这种酒瓶装新酒，古调写时事的写作方法，为后来文人的拟乐府诗创作提供了范本。如《陌上桑》本写罗敷的故事，曹操改写为求仙；如《短歌行》，崔豹《古今注·卷中》说：“长歌、短歌，言人寿命长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而曹操却增加了及时行乐和求贤的内容等等。汉代乐府诗的曲折与辞具有严格的对应关系，而曹操的乐府诗则表现了极大的灵活性，既有在汉代旧曲内作辞的方法，也有自创曲辞的做法。如《善哉行》古辞为四言，而曹操新辞亦为四言；《蒿里行》古辞为五、七言句式，曹操新辞为五言句式；又如《步出夏门行》古辞为五言，曹操新辞则为四言；而《度三关》、《对酒》曲辞全是曹操新创。曹操的散文体式自由，以散句为主，较少雕琢痕迹，并且不避俗语俚语，使后来文坛涌现出了更多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文章。 （二）、曹丕对建安文学的贡献 曹丕，即魏文帝，字子恒，曹操之子，建安十五年，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其时以副丞相之尊，与王粲、刘振、陈琳、徐干、阮瑀、应瑒、杨修等宴饮游乐、吟诗作文。 曹丕诗歌最高成就的代表是《燕歌行》，据考写于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三郡乌恒期间，采用乐府体裁，开创性地以句句用韵的七言诗形式写作，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从“思妇”的角度，反映了东汉末年战乱流离的现状，表达出被迫分离的男女的内心的怨愤和惆怅。全诗用词不加雕琢，音节婉约情致流转，被清朝王夫之盛赞“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燕歌行》是汉乐府的旧题，汉古辞已经不存，但从曹丕以后凡是
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应、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骏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 风骨一词最早大量应用于魏、晋、南朝的人物评论，后引用到书画理论和文学评论之中。至于文学评论，当以南唐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最为精到： “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意思是端直的言辞结合骏爽的意气，形成格调劲健和艺术感染力强的“风骨”。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和内在的感染力，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 汉献帝最后的年号为“建安”（公元196年～220年），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是指建安至魏初的一段时间。这一时代的作家，逐步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更为慷慨激昂，他们创作了一大批文学巨著，形成了文学作品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即人们常说的“建安风骨”。 建安文学的特征： 首先是现实性。如曹操在《薤露行》中写道： “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疆。”“贼臣持国炳，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痛斥了何进误国，董卓殃民。《蒿里行》则叙述了群雄私争，自相残戕，致使兵祸连绵，民不聊生。诗歌形象描绘兵祸惨状：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植在《送应氏》中具体描写了当时洛阳毁败的情景也令人惨不忍睹： “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在这破败的景象中，传达出一种悲凉感，在时直抒作者的惨伤，悲愤情绪：
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文件排版存档编号：[UYTR-OUPT28-KBNTL98-UYNN208]
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文学史上的建安文学，是指从汉献帝刘协建安年间（193——220）下延到魏明帝曹睿太和年间（227——233）这一历史阶级的文学，它实际上是以曹魏为中心的文学。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文学自身的发展演变，以及曹氏父子的倡导和影响，这个时期的文学较之前代呈现出崭新的面貌，特别在诗歌方面更是奇峰突起，作家群出，俊才云蒸，形成了古代诗歌史上第一个文人创作高潮和“建安风骨”这一优良传统，奠定了五言诗在文坛上的坚固地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那么，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内容上：反映现实，抒写怀抱。汉末，三国是历史上着名的乱世，社会动荡，战祸连绵，疾疫水旱不断，死亡不幸袭击着千家万户，悲哭哀号弥漫了中原大地，实是历史上的一次大浩劫。建安文人在他们的作品中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动乱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痛苦，描绘出一幅幅满目疮痍、凄凉残破的乱世灾难图。如曹操的《薤露行》记叙董卓之乱前后的历史事实，弹劾执政者的昏庸无能和军阀的殃民祸国；《蒿里行》更揭示了军阀混战所造成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现实，表达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这两首诗向有“实录”之称，“诗史”之誉。王粲的《七哀诗》勾勒了一幅痛沭人心的画面：“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这令人惨目伤心的情景，正是当时苦难现实的典型缩影。蔡琰的《悲愤诗》通过叙述自己的悲惨遭遇，真切再现了董卓之乱中人民的惨罹杀戮，妇女横遭蹂躏的丧乱现实，和大乱后中原“城郭为山森，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的凄凉景象。此外曹
中国文学史上所说的建安时期通常从汉末黄巾起义算起，到三国鼎立时期魏明帝景初（公元237—240年）末年为止，包括五十多年的时间。在汉末大动乱的时代，战场上群雄并峙，逐鹿中原；文坛上俊才云蒸，作家辈出。诗人们秉受时代的豪气，继承《诗经》、《楚辞》、汉乐府的优良传统，反映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抒发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形成了浑厚、刚健、质朴的风格和慷慨悲凉的情调，这就是后代所称颂的“建安风骨”。 由于三国之中曹魏集团的文学成就最高，因此建安文学主要指曹魏文学。曹操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凭借其政治地位吸引了一大批文士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他们都有远大的抱负，想依附曹氏集团为平定天下做一番事业。这就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文学史上所说的“三曹”，指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曹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本人又是杰出的文学家。他不但开创了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学新局面，而且诗歌以沉雄刚健的气势成为建安文士的表率，散文以清峻通脱的风格开出崇尚通达的魏晋文风。曹丕诗歌风格清婉，感情真挚，更多地继承了汉代文人诗的传统。曹植一生因前后期的生活遭遇不同，作品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史称他“骨气奇高，辞采华茂”，体现了建安风骨的典型特征。他是建安时期文学成就最高的诗赋作家，对五言文人诗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建安七子”中除了孔融以外，王粲、陈琳、刘桢、徐干、阮瑀、应玚六人都属于曹魏集团。此外还有蔡琰、左延年等作家。他们都经历了汉末战乱，从事文学活动的时间主要在建安年间，作品具有共同的时代风貌，也有各自的特色。曹魏集团的政治需要改变了取士的标准，促进了建安学术思想的解放。并催生了建安文人普遍推崇真性情的思潮，这种观念反映到文学之中，就形成了建安诗歌对人生永恒价值的共同追求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三曹和建安文人重视文章的价值，提倡壮思与文采并举的文学创作观。在辞赋方面，他们由汉代的大赋转向抒情小赋，在文章方面，散文风格普遍转向清新通脱，骈文也在此时形成。在诗歌方面，他们继承汉乐府和东汉文人诗，进一步开拓了从军诗、边塞诗、游览诗和公宴诗等题材，尤其是反映时事类题材，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关怀现实的优良传统。他们能运用四言诗、骚体诗等旧有的诗歌体裁而加以创新，并尝试了各种新的体裁。中国最早的两首完整的七言诗也在这时出现。五言诗则在建安时期更加成熟，形成了“五言腾踊”的局面。建安作家不但提高了诗赋的比兴、音律、对偶、修辞等艺术技巧，将中国古典文学推上了一个新高峰。其“风骨”、“风力”更是成为后代诗歌革新的旗帜，在文学史上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论建安文学与建安风骨 -----一个时代的倾诉与精神 建安是东汉末年汉献帝的年号，指公元196—220年。这时期的政治大权完全操纵在曹操手里。当时的文学领袖都是曹家人物，文学方面，在曹操父子的推动下形成了以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其中重要的文坛领袖包括当时的的建安七子：即王粲（字仲宣），陈琳（字孔璋），徐干（字伟长），刘桢（字公干），应玚（字德琏），孔融（字文举），阮瑀（字元瑜）。从某种意义上说，魏政权建立后的竹林七贤即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也应该算是建安的文人。虽然他们的时代在建安之后，但从写作风格和精神面貌却是极其符合建安风骨的内涵的。这一时期内，符合建安风骨的精神内涵的文学作品统称为建安文学。 而所谓的建安风骨是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当时的“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等建安代表诗人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 “风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自南朝至唐，它一直是文学品评的主要标准，建安时代以五言诗为主的文学以风骨遒劲而著称，被后来人尊为典范，这既是文学史上经常提到的“建安风骨”。 风骨一词最早大量应用于魏、晋、南朝的人物评论，后引用到书画理论和文学评论之中。至于文学评论，当以南唐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最为精到：“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意思是端直的言辞结合骏爽的意气，形成格调劲健和艺术感染力强的“风骨”。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和内在的感染力，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 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对后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唐刘勰和钟嵘反复推崇建安时期的文风；唐陈子昂盛赞“汉魏风骨”，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诗句；当代鲁迅先生赞誉：建安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独立的地位。 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尤以诗歌最为突出，建安诗歌是从汉乐府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领军人物，曹操的诗文，深沉慷慨、气势雄浑；曹丕与文士相处极欢洽。王粲死时，他率众文士送葬，说：“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都叫一声送他。”于是墓前响起一片驴叫声。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艳，辞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他的《洛神赋》是千古名篇，以精炼的语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绘出洛神绝世之美及纯洁无瑕的形象。“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是汉末战乱动荡的真实写照。曹丕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论文，是建安时代文学自觉的标志。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纯粹的七言诗。 建安时期，以三曹为中心的文人们，他们一方面学习汉乐府，描写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一方面歌唱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抒发自己对社会的忧虑之情，从而形成一种悲凉慷慨、刚健有力的风格。这种风格后来升华成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正是由于这种风貌使得建安的诗人们都有一种特殊精神风貌，这种精神表现出文人们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又有务实精神，以及洒脱的态度和应变能力，他们不再拘守儒学，表现自身鲜明个性，他们的创作反映了动
（2013）届本科生学科论文题目论三曹文学与建安风骨 专业汉语言文学 院系文学与对外汉语学院 学号 xxx 姓名 xx 指导教师xxx 副教授 成绩 2013年5月
论三曹文学与建安风骨 学生：xxx 指导老师：xxx 中文摘要：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七子”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 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称为建安风骨。建安风骨所体现的文学内涵包括强烈的现实主义，浓郁的悲剧色彩，突出的个性表现，并高扬政治理想。曹操、曹丕、曹植并称为“三曹”，他们整体上君临天下的霸气和建功立业的豪气，成为建安风骨现实主义的核心和精髓。其中曹操雄才大略，政治军事上十分成功，而在文坛上也是雄踞天下，文学创作慷慨悲凉；曹丕继承了其父曹操的政治才能，文学上便娟婉约；而曹植可谓是“才高八斗”，文学作品骨气奇高，辞采华茂、富艳，但政途萎靡，致使他抑郁寡欢。曹氏父子的文学创作，为建安文学奠定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建安风骨三曹建安文学
目录 中文摘要 (1) 英文摘要 (2) 目录 (3) 前言 (4) 一、建安文学的背景 (5) 二、什么是“建安风骨” (5) 三、“三曹”与建安风骨 (5) （一）曹操与建安风骨 (5) （二）曹丕与建安风骨 (6) （三）曹植与建安风骨 (7) 结语 (8) 参考文献 (9) 致谢 (10)
前言 建安文学乃是指东汉末年至三国曹魏年间的文学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有现实主义精神，有所谓“风”“骨”的风格特色，也在某程度上受到汉朝乐府诗的影响。三曹的作品对建安文学的影响与贡献很大，三曹都生活在汉末战乱连年的时代，又参与逐鹿中原鏖战，是重要军事政治集团曹魏集团的主要扮演者，特别是曹操戎马倥偬，却又在诗文创作中有如此之高的成绩，的确了不起。而且，三曹并存，相互辉映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 三曹对后代文学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曹植，在历史上名气很大，历代许多著名作家、评论家都对他极为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