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问题
民生问题包括由低到高、呈现出一种递进状态的三个层面上的具体内容。第一：主要是指民众基本生计状态的底线。这一层面上的民生问题主要侧重民众基本的“生存状态”，即：社会要保证每一个社会成员“能够像人那样有尊严地生存下去”。第二：主要是指民众基本的发展机会和发展能力。人不仅要有尊严地生存下去，还要有能力生存下去。这一层面上的民生问题主要侧重民众基本的“生计来源”问题，考虑每一个社会成员“要有能力和机会活下去”的问题，即：一个社会在满足了社会成员基本生存问题之后，就应考虑社会成员基本的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问题，以期为民众提供起码的发展平台和发展前景。第三：主要是指民众基本生存线以上的社会福利状况。这一层面上的民生问题主要侧重民众基本的“生活质量”问题，即：当一个社会解决了民众基本生存和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之后，随着经济发展水准和公共财力的大幅度提升，随着现代制度的全面确立，进一步需要考虑的问题，应当是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使生活质量得以全面提升的福利。改善民生问题实际上有一个规律，这就是：从现实和操作逻辑看，民生问题上述三个层面上的内容具有一种逐层递进的关系，即：前一层面内容的基本实现是后一层面内容实施的前提条件，当前一层面内容基本实现之后，应当顺理成章地开始后一层面内容的努力。这个顺序千万不能倒过来。”
民生问题，简单的说，就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最主要表现在吃穿住行、养老就医子女教育等生活必需上面。民生问题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同党的性质、宗旨和目标一脉相承。教育是民生之基，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社会保障是民生之安全网。这四大问题都是民生的基本问题。民生问题关乎社会治乱与政权兴亡。"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是我国古代朴素的民本思想，也是对民生问题重要性的认识。
第一，民生问题与一定时期社会的公平、正义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一个社会公平正义度比较高，即使这个社会的经济能力有限，社会利益分配得比较合理，那可能老百姓的怨声还不至于很高；如果说这个社会不能体现公平、正义，社会利益分配又明显不公，即使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了，民众的呼声仍然会很高，甚至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我们
不能一味地追求绝对公平，而是追求相对公平，从毛泽东的实践中课总结出此经验。毛泽东立志要以拯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群众为己任，但是他在一个完全没有公平正义的环境下成长，他所看到的社会的真实面目就是人吃人，加上他深受中国民生文化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等思想的影响，导致他在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中，过度的要求给予人民群众公平。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毛泽东要求全国人民树立迅速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观念。他曾经这样说过，“二十多年的抗战都胜利了，为什么建设社会主义就不行呢。”这种迫切希望祖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奔向共产主义社会的愿望是值得提倡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在国家经济极其落后的背景下，物质资料极其匮乏的条件下，主张实行统一劳作，统一分配，坚决杜绝私有化，重点强调公有化。之后，更为严重的是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凌驾于生产力水平之上的生产关系的制定是背道而驰的，是脱离了当时中国具体国情的失误做法，它随之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人民群众在实际工作中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消极怠工。这给我国的原本落后的经济水平严重一击。
第二，民生问题也与一个国家和政府在一定时期的制度安排有关。就是说，这方面的制度安排得合理不合理，得当不得当，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经济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种制度安排的后面，直接反映着政府的价值追求和治国理念，也反映着一定时期政府的政策导向，这些都是其政治意志的直接体现。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例如针对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我们国家制定了覆盖全国的医疗制度和保险制度。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日前印发《关于做好2019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全面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目前，我国已有24个省份完成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整合工作，其余7个省份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仍是并轨运行。通知重点针对两项制度尚未完全整合统一的地区，明确要求加快整合力度，于2019年底前实现两项制度并轨运行向统一的居民医保制度过渡。在制度统一过程中，要巩固城乡居民医保覆盖面，确保参保率不低于现有水平，参保连续稳定，做到应保尽保；完善新生儿、儿童、学生以及农民工等人群参保登记及缴费办法，避免重复参保；已有其他医疗保障制度安排的，不纳入
城乡居民医保覆盖范围；妥善处理特殊问题、特殊政策，做好制度统一前后政策衔接，稳定待遇预期，防止泛福利化倾向。
第三，民生问题要处理好发展与社会公平之间的矛盾。中国的民生问题很多，加强分配的公平，有助于缓解矛盾，扶弱济贫。但如果发展慢下来，再重视民生，也只能在现有水平上拆拆补补。只有发展能创造更多的民生资源，带来活水，从而促成社会总财力与人民生活之间的水涨船高。一个简单的比较是，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公平，但那种低水准公平对应的生活十分清苦。后来无论是农业联产承包还是工业绩效改革，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打破那种落后的“公平”，“多劳多得”成为社会公平的新标尺。然而几十年发展下来，对差距的厌恶重新成为社会的主流感受。造成差距的原因十分复杂，站到全人类的高度上去看，是今天的中国还不具备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自然进行公平调节的能力。中国现在要做的不是停顿下来进行公平改革，而是需要创造机制，把与发展同步进行的公平调节能力真正建立起来。这是非常难做的一件事，世界很多国家都在这个问题上吃过亏，有过惨痛教训。有些国家只重效率，一溜烟发展，结果导致反复的社会大动荡。有些国家干脆发展不下去了，长时间坐地纠缠“重新分配”，结果越分越乱，越闹越穷。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其实也都有这方面不堪回首的记忆，有的今天就身陷其中。中国创造了发展的奇迹，现在必须创造新的社会公平奇迹。如果把发展比喻成足球，社会公平比喻成球门，中国必须在快速带球中，甚至通过凌空抽射把球送进球门。中国决不能指望得到一个静悄悄、毫无干扰的点球。只有实现了社会公平的发展，才是真正可持续的发展。社会公平比石油、煤炭和其他原材料更重要，公平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政治环境，它是社会活力的激发器和润滑装置。缺少公平的发展，注定是脆弱的和长久不了的。发展也重要，公平也重要，其实中国最需追求和坚持的是它们之间的平衡。中国太大了，只顾一头有可能形成巨量偏差，调整将很吃力。平衡本身就是对社会各种需求和利益做出兼顾的公平。中国下的是一盘大棋，发展民生的受益者比西方总人口多得多。这不是一个口号、一个政策就能带起来的，它必须是大量纷繁复杂工作的跨世纪积累，是大调整和细致调整的相互配合，是全体人民的艰苦努力和奋发图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