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的含义已逐渐从“润色”和“雕饰”拓展到了“一种以效果谋取为目的的言语交际行为或象征行为”——
国家修辞：中国形象塑造的新视角
■大卫·弗兰克
《国际传播学百科全书》“东亚修辞学：中国和日本”词条中，北京大学陈汝东教授比较充分地阐述了东方的修辞学思想，并提出了中国修辞的6个原则，简要概括如下：
第一，公元前5世纪，中国和西方都产生了修辞意识，当然这里指的是修辞的道德标准而不是纯粹的语用功能。
第二，汉语修辞很早就重视修辞的伦理功能和论辩功能。在中国古代，修辞有道德修养、人生追求、人际和社会关系协调、社会管理4项功能。修辞能力和说服行为在中国古代社会和国家治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多问题通过对话、论辩、协商的方式得以解决。时至今日，修辞的这些功能，也被当代修辞学研究所证实。
第三，正像西方修辞学那样，汉语修辞也是建立在道德和伦理基础之上的。中国古代修辞遵循4个原则：真实、仁爱、忠诚、适切。中国古代修辞学家还把修辞适合语境的原则和技巧概括为“文”、“质”、“达”、“巧”。
第四，古代汉语修辞和西方修辞学都把修辞视为一种写作艺术。早在宋代以前，就有许多关于修辞的书籍，像《周易》、《论语》和许多其他著名的修辞论著。他们提出了写作的原则，总结了许多说服的方法和言说的风格与特点。这些理论一直传承到本世纪。
第五，正像20世纪西方新修辞学一样，中国现代修辞学研究始于20世纪初，一直到上世纪中叶，一直受西方和日本修辞学的影响。目前，它已经蔚然发展成了一种更广泛的艺术。
第六，和西方学者一样，中国修辞学者们也在努力从哲学层面探寻修辞的本质。在中国，修辞的含义已逐渐从“润色”和“雕饰”拓展到了“一种以效果谋取为目的的言语交际行为
或象征行为”。中国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也从修辞技巧扩展到了语篇、修辞传播模式、修辞传播规律、话语理解等方面。汉语修辞学已经发现了新的修辞原则和规律。
当然，“国家修辞理论”以及上述6个修辞原则，完全可以运用到如今中国的国家修辞中，也可以运用到全球修辞中，它为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然而，我们可以对本土修辞学和国际修辞学进行系统的研究，找出异同，最终的目标是建构一个基于修辞而不是战争的国际秩序。同时，比较修辞学的终极目的是建构世界大同的修辞理念，把本土修辞纳入到一个各国、各地区乃至全球修辞学的荟萃之地。通过修辞来促进国际协商和武力冲突的和平解决。
诚然，修辞既是一个中国问题，也是一个全球问题。或许，我们在探讨甚至争论修辞学的问题，而修辞学将是我们用以解决修辞学问题的手段和方法。修辞学者，无论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把修辞看成是扼杀或维护和平的手段和方法，因此，有些人在寻求避免修辞，把它看成是罪恶之源。问题是否如此呢？在此，我提出以下3条原则作为展开研讨和对话的基石：
一、人类都是修辞性动物，所有的人都使用符号和语言。这些符号和语言都具有表意的区域性、国家性乃至国际性。
二、人类通过修辞以达到相互理解，共享特定的价值观念。当然，在共享价值观念基础上，我们也强调差异性和多样性。西方最伟大的修辞学家肯尼斯·柏克和查姆·帕瑞尔曼就强调，修辞能力可促成说者与听众之间的身份认同，可使听众与说者实现交流。
三、人类通过修辞和论辩达到和而不同，维持关系。人类是可以相互理解的，尽管他们观念存在分歧。修辞可使我们通过论辩、说服来阐明存在的分歧，而不用诉诸战争和武力。修辞是除了武力和战争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可使人类通过语言、符号、说服来解决问题。
（作者系美国俄勒冈大学罗伯特·柯拉克荣誉学院院长、教授；陈汝东、惠东坡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