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se_国际条约法_匈牙利诉斯洛伐克_加布奇科沃V大毛罗斯项目案

交大法学ＳＪＴＵ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Ｎｏ．５（２０２３）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对习惯国际法的重申、认定及“重构”邓　华目次 一、引言二、国际刑事司法实践重申现行习惯国际法规则三、国际刑事司法实践认定“地位未明”的习惯国际法规则四、国际刑事司法实践“重构”习惯国际法规则五、余论摘要　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在实践中需适用习惯国际法，罪刑法定原则甚至要求其适用的法律只能是已经属于习惯法的规则。

与此同时，国际刑事司法实践亦极大地推动了习惯国际（刑）法的发展，其最直接的呈现在于规则层面。

根据已有的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当触及习惯国际（刑）法时，它有可能对现行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地位进行重申，亦有可能对“地位未明”的规则进行认定，甚至有可能对现行习惯国际法规则进行“重构”。

这三种类型，都在事实上促进了习惯国际法的发展。

当然，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对习惯国际法的重申、认定或可能的“重构”皆不能背离国家实践，否则，它不仅会违背习惯国际法的基本原理，而且也相悖于罪刑法定原则，其对习惯国际法的发展以及司法裁判也就失去了正当性。

关键词　国际刑事司法　习惯国际法　罪刑法定原则　国家实践　《罗马规约》一、引 言从开创了现代国际刑事审判实践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Ｎｕｒｅｍｂｅｒ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Ｔｒｉｂｕｎａｌ，下文简称为“纽伦堡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Ｔｒｉｂｕｎａｌｆｏｒｔｈｅ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中山大学涉外法治研究院研究员、法学博士。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际法院对习惯国际法的认定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项目编号：２１ＢＦＸ１４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ＦａｒＥａｓｔ，下文简称为“远东军事法庭”）〔１〕的审判开始，国际刑法在很大程度上便依赖于习惯国际法，国际刑事法院（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Ｃｏｕｒｔ，ＩＣＣ）〔２〕等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实践都离不开对习惯国际法的认定（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解释（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和适用（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习惯国际法，也包括国际刑法领域中的习惯法，或简称为习惯国际刑法（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

诺特鲍姆案弗里得立希·诺特鲍姆1881年生于德国汉堡,其父母均为德国人。

依德国国籍法规定，诺特鲍姆出生时即取得了德国国籍。

1905年,在他24岁时离开了德国到危地马拉(以下简称危国）居住并在那里建立了他的商业活动中心和发展事业.他有时出差到德国，或到其他国家度假，还曾经去探望他的自1931年起就居住在列支敦士登（以下简称列国)的兄弟；但直到1943年他的永久居所地都在危国，大约在1939年他离开危国到汉堡，并于同年10月到列国作暂短的小住，然后于同年1o月9日，以德国进攻波兰为标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一个多月后他申请取得了列国的国籍。

依列国1934年1月4日公布的国籍法规定，外国人取得列国国籍必须的条件有：必须证明他已被允许若取得列国国籍就可以加人列支敦士登的家乡协会（Home corporation)。

免除这一要求的条件是须证实归化后将丧失他以前的国籍;-—至少在列国居住3年，但这个条件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作为例外而免除;申请人需要与列国主管当局签订一项关于纳税责任的协议并交纳入籍费.如符合上述规定的条件并经列国主管机关的审查批准，列国国王可以赋予他国籍。

诺特鲍姆申请取得列国国籍，同样适用该法的规定。

但他寻求了3年居留期的例外,并交了25000瑞士法郎给列国的摩伦公社和12500瑞士法郎的手续费,以及1000瑞士法郎的入籍税，并交了申请应缴纳的一般税和3万瑞士法郎的安全保证金以满是规定。

同年10月13日，列国国王发布敕令，准他人籍和发给国籍证明。

10月15日他取得了列国摩伦(Mauren)公社公民资格，10月17日他得到完税证明，10月20日他进行了效忠宣誓,10月23日他签订了纳税协议。

10月20日，他得到了列国政府颁发的国籍证书和护照.同年12月1日,他得到了危国驻苏黎世总领事馆签发的入境签证。

1940年初，他返回了危国，继续从事他的商业活动，并申请将他在外国人登记册上注明的德国国籍改为列国国籍，得到了危国当局的准许.1941年12月11日,危国向德国宣战。

1、实际国籍原则指的是：国籍要符合个人与国籍国之间有罪密切实际联系的事实,最密切实际联系的事实根据惯常居住地,利益中心地,家庭联系地等;如果以一国的国籍来反对别国时,该国籍必须符合实际情况,这也是危国抗辩得到法律支持的原因;在本案中,诺特鲍姆具有两种国籍;即危国----出生取得,列国----规划5取得,从诺特鲍姆的一生活动来看,他虽然取得了列国国籍,但他与列国的联系并不密切,而长期侨居在外从事商业活动,那么在实践中个人与他国国籍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为一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从本案来看,诺特鲍姆虽然取得了列国国籍,但与列国并没有建立一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法院否定了列国为他的实际国籍;2、危地马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诺特鲍姆的措施不符合国际法;因为在危地马拉,诺特鲍姆属于外国人,根据国民待遇原则,外国人与所在国国民应处于平等地位,如享有民事权利中的人生自由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财产权、知识产权等;显然,危地马拉政府逮捕诺特鲍姆,没收财产的做法不符合国际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案1,战犯指在战争中从事违犯战争法规和惯例行为的实施者,主要包括领导者、组织者、教唆者、共谋者等;战争犯罪是破坏世界和平,危害人类安全的犯罪,属于国际性罪行;2,因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德国战犯的审判实践时国际社会依据国际法对战争犯罪的各种行为进行审判和处罚的成功范例,其不仅创立了惩治战犯的各项原则,还表明建立国际法庭惩治战争犯罪是一种使国际得以遵守和执行的良好形式,为以后建立国际审判罪犯的机制积累了经验;3,1945年关于控诉及惩处欧洲各轴心国家主要战犯协定及其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4,共七项原则：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善意履行国际义务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原则集体协助原则普遍遵守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5,没有侵略便不会有国际战争,没有国际战争便不会有杀伤、破坏、虐待俘虏、残害平民等各种战争罪行,战争犯罪是危害全人类的最严重的国际罪行,确定其概念和性质,有利于惩治这类犯罪,追究犯罪者的责任,同时也使后人遵守国际法成为顺理成章之事;美国对尼加拉瓜的港口布雷和封锁等行为不符合国际法; 这是因为：首先,美国在尼加拉瓜港口设置水雷并进行封锁活动,并非出于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要求,因而,美国的上述行动违反了禁止使用武力原则,构成了对尼加拉瓜非法使用武力和武力相威胁; 其次,美国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造成了对第三国船舶和人员的人身及财产的损害,违反了构成1967年海牙第八号公约基础的人道主义原则;最后,美国的行动违反了国家领土主权原则；本案是国际法院所判案件中极其重要的一个案件,它对现代国际法的一些基本原则进行了进一步地肯定;对他国使用武力、侵犯他国领土主权完整、破坏和平秩序、违反人道主义原则,是违反现代国际法的最严重的犯罪行为,行为国应对此承担国际责任;因此,本案中美国的行为是对尼加拉瓜非法使用武力,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侵犯了尼加拉瓜的主权及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因此,美国应对此承担国际责任;湖广铁路案1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是享有豁免权的,因为国家主权豁免是国际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其根据是联合国宪章所确认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而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无可非议的享有司法豁免权;2不适用,因为国际法原则不受国内法限制,美国国内法确立的主权相对豁免原则是不能限制国际法上的行为的3、因为湖广铁路的欠债是1911年,清政府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和镇压中国人民的辛亥革命,勾结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列强决定加快修建铁路,由于财政危机只能向帝国主义所借的债务;因此,我国政府完全可以不承认这笔债务,这完全符合国际法原则,而且也被国际法实践所证明的;我国政府在处理旧政府的债务时,也是坚决适用“恶意债务不予继承”,这是久已公认的国际法原则;而“湖广湖广铁路债券”实属恶债,中国政府无义务继承,因为中国政府与清王朝并没有和平承接关系;“露斯坦尼亚号”案1915年5月7日,的一艘没有武装的商船“露斯坦尼亚号”,在离爱尔兰海岸12海里的地方被德国潜水艇用鱼雷击沉;船上乘客遇难者约1200人,其中有128人是中立国美国人;本案主要涉及禁止攻击非武装商船和不得伤害中立国国民的国际法律问题; 二、常见问题德国击沉“露斯坦尼亚号”在战争法上会引起哪些后果三、参考答案德国击沉“露斯坦尼亚号”在战争法上引起两个后果：1 禁止攻击非武装商船,根据1930年在伦敦签订的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的国际条约,“潜水艇在对商船的行动中,必需遵守水面军舰所应遵守的国际法规则：不得在预先安置旅客、船员和船舶文书于安全地方以前击沉商船或使其不能航行;”“露斯坦尼亚号”是一艘非武装商船,德国击沉该船是应承担战争法责任的; 2 不得伤害中立国国民;根据传统的中立法,中立国的人或货物应受到保护,德国应该赔偿128名美国国民的损失;总之,德国滥用潜艇用鱼雷造成不分皂白的大量伤亡,是战争法所禁止的;2．荷花号案案情1926年8月2日,法国油船“荷花号”在地中海的公海上与土耳其船波兹一库特号相撞,土耳其船被撞沉,8名土耳其人死亡;第二天,当“荷花号”抵达伊期坦布尔时,土耳其当局对碰撞事件进行了调查;称该事件是由于“荷花号”上的负责值班的人员法国海军上尉德蒙的失职所致,故将其逮捕,连同土耳其船长哈森贝一并以杀人罪在土耳其地方法院提起刑事诉讼;1926年9月15日,法院作出判决,判处德蒙监禁80天、罚款22英磅;土耳其船长哈森一贝则被判了较重的惩罚;法国政府对土耳其当局的审判提出外交抗议,认为土耳其法院无权审判法国公民德蒙上尉;因为船舶碰撞发生在公海上,“荷花号”的船员只能由船旗国,即法国的法院进行审理,并主张这是一项国际法原则;但土耳其法院则依据土耳其刑法典第6条的规定,任何外国人在国外犯有侵害土耳其公民的罪行,应按依照该刑法处理,因此,对本案的管辖权并不违反国际法;1926年10月12日,法国和土耳其签订了一项特别协议,将该争端提交常设国际法院解决;问题请分析,土耳其对法国船员德蒙上尉进行刑事诉讼是否违反国际法原则为什么土耳其法院依据土耳其典第6条的规定,任何外国人在国外犯有侵害土耳其公民的罪行,应按该刑法处理,因此,对本案的并不违反国际法卓长仁劫机案1对于被非法劫持的航空器及其内的机组人员和乘客,依公约规定,航空器的降落地国应予保护;海牙公约第九条规定：“当第一条第一款所指的任何行为指用暴力或暴力威胁,或用任何其他胁迫方式,非法劫持或控制该航空器,或任何此类未遂行为已经或即将实施时,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恢复或维护合法机长对航空器的控制;”“前款所述情况下,航空器或其旅客或机组人员所在的任何缔约国,应对乘客和机组人员尽快继续其旅行提供方便,并将航空器和所载货物不迟延地交还给合法的所有人;”韩国对我国被劫持的296号民航客机的机组成员和乘客提供了方便,应日本乘客要求让他们返回了日本,协助中国乘客和机组人顺利返回中国;并将航空器交还给中国;所以说,韩国是严格遵守了海牙公约的规定的;2在本案中,韩国属于航空器降落地国、发现并逮捕罪犯的国家,根据东京公约和海牙公约,韩国具有管辖权,韩国拒绝引渡卓长仁等罪犯是不违反国际法;3中国请求引渡卓长仁等罪犯的根据是海牙公约的第4条,我国是被劫飞机的登记国和罪犯的国籍国,对他们的罪行有管辖权;4“或引渡或起诉原则”是指在其境内发现被指称的罪犯的缔约国,如不将此人引渡,则不论罪行是否在其境内发生,应无例外地将此案件提交其主管当局以便起诉;该当局应按照本国法律以对待任何严重性质的普通罪行案件的同样方式作出决定;这种规定主要是为了保证对犯有劫机罪的人,无论在何处,都不致于因任何国家不对其加以逮捕和审判而逃脱惩罚;因而不仅使各缔约国享有对罪行实行管辖的权利,同时也使各国负有严厉惩罚犯罪的义务;英伊石油公司案答：1根据条约法公约,条约是国际法主体间签订的协议,非国际法主体间订立的协议不能构成条约;本案中,伊朗政府只是与（2）一国政府与一外国公司签定的合作开采其自然资源的协定的法律性质是合同租让合同;因为本案中缔约双方是在平等（3）3无权;应当承担责任。

国际法案例国际法案例（一）蒂诺科特许权仲裁案（英国与哥斯达黎加）事实1917年，通过政变掌握政权的哥斯达黎加原科斯塔·里克政府国防部长弗雷德里克·蒂诺科当选为总统，并制定了新宪法。

1919年，蒂诺科政府被推翻，原科斯塔·里克政府又重新执政。

蒂诺科在执政期间，曾以哥斯达黎加的名义同英国的一家国有公司签订了授予该公司在哥斯达黎加的土地上勘探和开采石油的特许权协议，并印行了钞票，其中一部分掌握在该公司的手中。

1922年科斯塔·里克政府颁布一项法令，宣布蒂诺科政府所缔结的一切契约无效。

对此，英国政府代表该公司向哥斯达黎加政府提出抗议。

英国政府指出，蒂诺科政府是授予英国公司特许权时哥斯达黎加的唯一政府，该政府的行为应该是有效的。

哥斯达黎加则争辩说，蒂诺科政权并不是一个政府，且英国由于没有承诺蒂诺科政权已构成了禁止反证，使其不能主张蒂诺科有权授予英国臣民以权利。

1922年1月12日，英国和哥斯达黎加达成仲裁协议，将案件提交给美国前总统威廉·H·塔夫脱独任仲裁。

“温勃登号”案（英国等诉意大利）事实“温勃登号”是一艘英国船，由法国租用，1921年3月21日，在为波兰但泽的海军基地运送军需品的途中，请求通过德国的基尔海峡。

德国运河交通总监拒绝了该船通过的决定，因为1919年《凡尔赛和约》第380条规定，基尔运河及其入口保持自由，并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向所有与德国处于和平状态下的国家的商船和军舰开放。

但德国方面回答说，该条不能阻止德国中立法对该运河的适用。

这些中立法禁止将运送到波兰或俄国的军用物资过境。

耽搁了11天后，“温勃登号”收到法国方面的指示放弃通过基尔运河，经丹麦海峡继续航行，这样“温勃登号”在途中又多航行了两天。

1922年1月28日继德国政府建议将上述争端提交常设国际法院解决后，法国、英国、意大利和日本于1923年1月16日依《凡尔赛和约》第386条和法院规约第37条，向常设国际法院提起诉讼。

诺特鲍姆案弗里得立希·诺特鲍姆1881年生于德国汉堡,其父母均为德国人。

依德国国籍法规定,诺特鲍姆出生时即取得了德国国籍.1905年，在他24岁时离开了德国到危地马拉(以下简称危国）居住并在那里建立了他的商业活动中心和发展事业.他有时出差到德国，或到其他国家度假，还曾经去探望他的自1931年起就居住在列支敦士登（以下简称列国）的兄弟；但直到1943年他的永久居所地都在危国，大约在1939年他离开危国到汉堡，并于同年10月到列国作暂短的小住,然后于同年1o月9日,以德国进攻波兰为标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一个多月后他申请取得了列国的国籍。

依列国1934年1月4日公布的国籍法规定，外国人取得列国国籍必须的条件有：必须证明他已被允许若取得列国国籍就可以加人列支敦士登的家乡协会(Home corporation)。

免除这一要求的条件是须证实归化后将丧失他以前的国籍；——至少在列国居住3年，但这个条件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作为例外而免除；申请人需要与列国主管当局签订一项关于纳税责任的协议并交纳入籍费。

如符合上述规定的条件并经列国主管机关的审查批准,列国国王可以赋予他国籍.诺特鲍姆申请取得列国国籍,同样适用该法的规定。

但他寻求了3年居留期的例外,并交了25000瑞士法郎给列国的摩伦公社和12500瑞士法郎的手续费，以及1000瑞士法郎的入籍税，并交了申请应缴纳的一般税和3万瑞士法郎的安全保证金以满是规定。

同年10月13日，列国国王发布敕令，准他人籍和发给国籍证明。

10月15日他取得了列国摩伦(Mauren)公社公民资格，10月17日他得到完税证明，10月20日他进行了效忠宣誓,10月23日他签订了纳税协议。

10月20日，他得到了列国政府颁发的国籍证书和护照。

同年12月1日,他得到了危国驻苏黎世总领事馆签发的入境签证.1940年初,他返回了危国，继续从事他的商业活动,并申请将他在外国人登记册上注明的德国国籍改为列国国籍，得到了危国当局的准许.1941年12月11日，危国向德国宣战.1943年11月19日，危国警察当局逮捕了诺特鲍姆，并把他交给了美国军事当局拘留在美国。

申克诉美国案（249 U.S. 47 (1919)）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一宗支持1917年惩治间谍法的案例，最高法院在此案中指出被告无权援引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包含的言论自由权利去批评美国政府在一战时期的征兵行为。

最后本案建立了明显和当前的危险标准，直到1927年其影响力才逐渐减弱，而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最终在最高法院1969年作出的紧迫的不法行为标准中被放宽。

背景查尔斯·申克是时任美国社会党总书记，在一战期间负责向潜在的应征入伍者印刷、散发、邮寄传单，其中包括15000份反对征兵法的传单。

这些传单中写有“不要向恐吓屈服”，“坚持你的权利”，“如果你们不坚持和维护你们的权利，你们就是帮助否定或损害合众国全体公民和居民负有神圣义务加以保护的权利”等言论，申克等人这些传单上还指出是征兵可以看作是强制劳役，是为宪法第十三修正案所禁止的。

申克因此被指控并被判违反1917年惩治间谍法，申克遂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地方法院的判决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

法院判决在由霍姆斯法官执笔的法院意见中，认为下级法院的有罪判决是符合宪法的。

第一修正案不保护鼓动推翻政府的言论，“当一个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的时候，很多可能会在和平时期说出来的话会对国家的战争努力造成巨大妨害，以至于不能被容忍说出来，只要还有战士在战斗，就不会有一个法院会认为它们可以得到任何宪法保护。

”这也表明，法院认为，这些在战时受限制的言论，将会在和平时期被允许。

霍姆斯在这份法院意见中，提出了他著名的明显和当前的危险标准。

言论自由最严格的保护也不会保护一个人在戏院中虚假地大喊失火而引起恐慌[...]在每一个案件中，问题在于言论是否被用于这样一种环境，属于这样一种性质，以至于造成了国会有权制止的巨大祸害的明显和当前的危险。

这份法院意见中“戏院火警”的比喻也出现在了之后的许多判决上。

申克最终被判监禁六个月。

后续的法律理论“明显和当前的危险”标准最后被更加严厉的“坏倾向”标准在惠特尼诉加利福尼亚州案中取代，霍姆斯法官和路易斯·布兰戴斯法官没有明确赞同新标准，但支持了对惠特尼的有罪判决。

庇护权案（Asylum Case）1．基本事实1949 年 1 月，秘鲁“美洲人民革命联盟”领导人托雷（Torre）发动政变失 败后到哥伦比亚驻秘鲁大使馆请求避难。

哥伦比亚大使馆接受了他的请求，并按 照拉丁美洲的惯例和 1928 年关于庇护权的泛美哈瓦那公约给予了庇护。

同时， 哥伦比亚大使馆还要求秘鲁政府发给安全通行证，以便让托雷离境。

然而，秘鲁 政府以托雷被指控的并非政治罪为由，拒绝发给安全通行证。

因此，两国发生了 争执。

哥伦比亚按照两国协议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

2．争议的法律问题双方争论的法律问题是： 哥伦比亚作为给予庇护权的国家是否有权单方面使 用一种对领土国有约束力的方式来确定避难人所犯罪行的性质， 即判定究竟是一 种政治罪行还是一种普通罪行； 以及秘鲁是否必须给予必要的担保使避难人能够 平安地离开秘鲁领土。

3．法院适用的法律及其判决1950年11月，国际法院在作出的判决中对这两个问题均作了否定的回答。

法院认为，1889 年《蒙得维的亚国际刑法公约》、1911 年《玻利维亚协定》和 1928 年《哈瓦那庇护公约》都没有规定由单方面确定犯罪性质的内容。

1933 年 和 1939 年《蒙得维的亚公约》虽然有这一内容，但秘鲁没有批准这两个公约， 不受这两个公约的约束。

况且，1933年公约只有11个国家批准，1939年公约只 有2个国家批准，这就很难说这两个公约的规定有习惯国际法规则的效力。

至于 国际实践，在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确实有过不少给予使馆庇护的事例，但那些事例 是极不稳定的，不能表现为“经接受为法律”的“稳定和前后一致的惯例” 。

因 此，国际法院驳回了哥伦比亚的第一个主张。

关于发给安全离境证问题，法院认为只有在使馆的庇护权合法成立，而驻在 国又同意被保护者离境的情况下， 驻在国才有义务发给安全离境证。

而在本案中， 使馆庇护权尚未得到驻在国承认，驻在国也没有同意让受庇护者离境，因此，秘 鲁没有义务发给离境证。

国际法案例分析国际法案例分析1、美国参议院通过所谓“西藏问题”修正案1987年，美国国会的少数议员，策动参、众两院通过欢迎达赖访美的决议，并且让达赖利⽤国会的讲坛发表⿎吹“西藏独⽴”，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论。

同年10⽉6⽇，美国参议院通过了⼀项关于所谓“西藏问题”的修正案，颠倒是⾮，污蔑中国在西藏侵犯⼈权。

对于美国国会少数⼈的恶劣⾏径，我们对相⽐表⽰极⼤的愤慨。

美国参议院通过的所谓“西藏问题”修正案涉及国际法的问题有以下⼏点：(⼀)所谓修正案是违反互不⼲涉内政原则的互不⼲涉内政原则是从国家主权原则引申出来的⼀项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它是指⼀国不准以任何借⼝⼲涉他国的内外事务，不准以任何⼿段强迫他国接受另⼀国的意志、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西藏是我国领⼟不可分割的⼀部分，西藏⼈民是中华民族⼤家庭的成员之⼀。

因此，有关西藏的任何问题都是中国的内部事务。

别国是⽆权⼲涉的。

⽽美国国会的少数⼈围绕所谓“西藏问题”所进⾏的⼀系列活动，都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涉。

任何国家或者任何⼈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民坚决反对的，也是永远不会得逞的。

事实上，⼀百多年来，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都把他们的魔⽖不断地伸向西藏，妄图把西藏从中国领⼟分裂出去，但是他们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所谓修正案侵犯了我国领⼟主权领⼟主权是国家主权原则的重要内容和表现。

西藏是我国领⼟不可分割的⼀部分，当然处于中国主权管辖之下，这早已为世界各国所承认。

现在，美国国会的所谓“西藏问题”的修正案，妄图把西藏从我国领⼟分裂出去，这就是破坏和分裂领⼟完整，侵犯我国领⼟主权。

(三)所谓修正案违背了美国承认的国际义务1972年2⽉28⽇中美在上海签署的联合公报中庄严宣布：“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

但是双⽅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按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完整、不侵犯别国、不⼲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国际法讲过的案例（一）六名古巴人进入秘鲁驻哈瓦那大使馆避难事件【案情】1980年4月1日，6名古巴人驾驶一辆汽车闯进秘鲁驻哈瓦那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

古巴政府宣布撤退负责秘鲁使馆的门卫，以不再对该使馆的安全负责相威胁。

可是，除乎意料之外，当这个决定宣布后，一批又一批的古巴人涌进秘鲁大使馆，竟达万余人之多。

这时古巴当局见此情况后，又派人到秘鲁使馆周围加强警戒，才挡住了要求避难的人流。

但是，秘重大使馆院内挤满了要求避难的人群，造成生活极度困难，连吃水都发生问题。

4月6日，古巴开始向避难的人提供食品和饮水。

4月7日，古巴宣布，一切想出国的人，如果经对方国家政府批准可以出去，并开始对“自愿”离开使馆的人发放护照和通行证，到4月15日共发给了5000多份。

在此期间，美国、秘鲁、西班牙、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比利时等国均发表声明，原意接受在秘鲁使馆避难的难民。

从这后，进入秘鲁使馆的人员都陆陆续续的离开了该使馆，从而使这场大使馆避难事件获得圆满解决。

本事件涉及国际法的问题有：(一)古巴人进入秘鲁驻哈瓦那使馆要求政治避难是符合区域国际法的区域国际法是指世界上某个地区内国家之间产生和形成的规则，仅适用于该区域内的国家，而不具有普遍性。

如拉丁美洲国际法中，关于外交庇护的特殊规则就是典型的事例。

古巴在拉丁美洲，同样适用于这些规则。

因此，古巴人进入秘鲁驻哈瓦那使馆要求避难，古巴政府是同意的，这是因为拉丁美洲国家根据他们之间长期形成的惯例，彼此都承认使馆有庇护权，但是，这只是区域性的习惯，国际法上不承认常设使馆享有外交庇护权，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是不承认的。

中国也不承认使馆有庇护权。

例如，1980年6月20日，有十六名越南人开车闯入中国驻越南大使馆，要求避难，表示不堪忍受越南当局的残暴统治和迫害，要求我驻越南大使馆协助他们离开越南。

我驻越南大使馆一方面对这些人给予人道主义的接待，另一方面通知越南外交部迅速来处理此事。

但是，越南外交部却故意拖延时间，而且蛮不讲理，并出动大批警察封锁中国大使馆，然后，强行把这些越南人拉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