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集合行为
【本章导读】
集合行为是一种自发的激烈的大众行为。集合行为有着自发的无组织的涉及人数众多的人们相互影响的特征。集合行为的类型有很多种，如流行时尚、传闻、骚乱、舆论、个人崇拜、恐慌等等。集合行为的发生基础是人群，布鲁默把人群分有四种：偶遇人群、常规人群、表意人群、行动人群等。对集合行为发生的解释理论很多，较有影响的有感染论、趋同论和紧急规范理论。社会运动是一种特殊的集合行为。社会运动的发生机制以普通的集合行为不同。社会运动的种类有四种：革命运动、改革运动、抵抗运动、表意运动。
转上通向天安门的马路，队伍由三十人一横排而六十人一横排了。各路大军总汇合，欢
呼“万岁”的声浪从前方黑鸦鸦的人头上滚将过来：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如远闻海潮。
欢呼声仿佛在招唤我们，盖住了解放军统一步伐的口令。对伍乱了。没有对形了。变成
一股人流，一阵阵势不可栏地向前汹涌，一阵阵冲到了铜墙铁壁似的，以更汹涌的反力卷荡
回来！
终于，我望见天安门了！
终于，我接近天安门了！
天安门城楼空空荡荡。毛主席呢？毛主席为什么不在天安门城楼上啊！
毛主席已然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一个多小时了。他老人家累了。他老人家需要去休息休
息。
看见了毛主席的，还再想看见。没看见毛主席的，不甘心没看见。天安门前拥挤着成千
上万的红卫兵！真是成千上万啊！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我们要见毛主席！”
“我们要见毛主席！”
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喊啊，叫啊，哭啊。那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狂热场面！
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汇成的人海，在天安门广场拧出海底谷裂般的漩涡！每个人都象一颗
小石子，在巨大的漩涡中打转。不升。也不沉。背朝天安门或面朝天安门，全不由己，只有
顺着那股漩涡转。
《东方红》乐曲又响起来了！
天安门城楼上出现了人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两位男女播音员，以无比激动的语调现
场直播到：“红卫兵小将们，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休息了
片刻，现在，与他最亲密的战友，我们最最敬爱的林副统帅，又并肩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
老人家精神昂然，面带微笑，神采奕奕！……”
人海喧啸了。群情鼎沸。“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回荡。
……
忽然，毛主席摘下军帽，在天安门城楼西角又一次俯身，手臂大幅度地挥了一下，又挥
一下，并用他那很重的湖南口音高呼：“红卫兵万岁！”
“林副统帅”也摘下了军帽，也来回挥了两下，由于身材矮小，手臂被天安门城楼栏杆
所挡，又想象毛主席那样大幅度的挥动，却不能够，仿佛居高临下的捞取什么似的。
他也高呼：“红卫兵万岁！红卫兵万万岁！”
成千上万的红卫兵着魔了！万语万言变成了一句话，有拍节地喊叫：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成千上万条手臂，挥动成千上万本宝书。“红雨随心翻作浪”，“天若有情天亦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又开始播音：“红卫兵小将们，为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健
康，请继续往前走，请发扬崇高的革命风格，使后面的小将能够顺利地通过天安门，幸福地
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光辉形象，接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检阅！……”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对于红卫兵运动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典型的集合行为。当然这种形式的集合行为非常少，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更常见的集合行为是时尚流行、流言、恐慌等。那么什么是集合行为，它是如何产生的呢？这是本章要讲的内容。
图为毛主席于1966年8月在天安门广场会见红卫兵图为毛主席向红卫兵招手
12.1 集合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的基本解释
12.1.1集合行为的定义
走在王府井步行街上，来来往往的青年男女虽然穿着各异，但是衣服的风格布料款式有某些共同的地方，没有预先约定的人们能产生如此一致的行为，确实让人觉得奇妙。当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广场上的百万红卫兵们挥手，红卫兵们手里挥着红宝书，嘴里喊着毛主席万岁，疲惫的脸却显得亢奋，血红的眼里流着热泪，他们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任随人群的口号声哭声摆布。毛主席的大手一挥，下面就是红彤彤的一片，“毛主席万岁”喊声如海潮一般。有人对毛主席说：毛主席，你真伟大，全国人们这么热爱你。毛主席很理性地说：别看那么多人喊口号，真正赞成我和反对我的都是少数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随大流的。毛主席的话一定程度上道出了集合行为的特征。美国社会学家帕克在其著的《社会学导论》（1921年出版）一书中，最早从社会学的角度定义“集合行为”，认为：“在集体共同的推动和影响下发生的个人行为，是一种情绪冲动。换言之，是社会互动的结果。”所谓集合行为（collective behaviour）是指在相对自发，不可预料，无组织的以及不稳定的情况下对某一共同影响或刺激产生反应的行为。（波普诺1999年）
集合行为是人们为了减轻自己的不满焦虑紧张等情绪而自发地作出的行为，与正常的社会行为相比，集合行为是无纪律的和不可预测的。集合行为的形式很多，如时髦、时尚、恐慌、流言、个人崇拜、骚动等等，虽然它们形式不同，但是它们的非理性特征是一样的。集合行为大概会经历三个阶段：首先是接触与摩擦。集合行为发生的前提是人群的集合，人们发生接触。人们为了一个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而聚集到一起，发生接触，相互摩擦，使人们因刺激而作出极快的反应，这种反应是没有经过理性计算的，是一种感情的冲动。接着是情绪感染阶段。在人群密集的场合，众人情绪极易受感染，这些感染是循环的连锁的。如在大街上，当有一个人喊出口号时，其他人不加思索地跟着喊，起初是一部分人喊，后来逐渐地扩大，很快成为全体一致的行动口号。情绪感染发展的下一步是集体激动，集体激动会使情绪相互感染进一步发展，此外还有两个特点：群体成员的感情都被充分地激发出来，形成一个激动的人群；另外在集体激动前提下，人们会冲破原有的行为规范控制，做出一些超常的行为。但集体情绪发泄完以后，集合行为也就结束了。
1. 集合行为的基本特点
尽管集合行为的发生背景有着结构性的原因，但是集合行为本身发生是自发的，并没有人去组织。前几年，在有些地方出现了毛主席热，在一些地方的农村地区，家家户户都挂上毛主席的画像，有些地方甚至出现祭祀毛主席的现象。当代人崇拜毛主席并没有迫于任何的政治压力，人们完全是自发的。游行示威本来也是一种集合行为，在西方国家游行示威往往是由某个协会组织或个人号召，响应者自愿加入，这是无组织的。虽然1998年的反对美国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北京大游行和今年五月份北京的反日游行是有组织的，但是在游行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轻度的骚乱，很多行人被卷入其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无组织的。通常被卷入集合行为的人数很多，流行之所以成为流行是因为流行物被相当多的人接受，流言之所以为流言是因为它在社会的范围内广泛流传。集合行为在特定的时空内涉及人很多，这并没有一个特定的数量，并不是一定要涉及百万千万人，几百人也能引起集合行为。在一个电影院里，突然发生火灾，看电影的数百人出现恐慌地逃跑，这就是集合行为。在集合行为中，人们的行为受他人行为的影响。如当电影院发生大火时，如果有人最先站起来就往门外逃跑，那其他人就都会像他一样，恐慌地逃命，秩序全无。
2.集合行为的常见类型
集合行为的形式很多，时髦、时尚、恐慌、流言、个人崇拜、骚动等都是比较常见的集合行为。这里就说以下三种：骚动(riot)、恐慌(panic)、传闻(rumour)。
骚动
大多数集合行为开始发生时，往往经历一个人们互相激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盲目活动，毫无目的，情绪高昂，但很急躁，在相互激励下盲目行动。如在南美某国的大选后，由于反对派不承认大选结果的合法性，选民中很多人相互鼓动去反对当选政府，反对的人们走上大街向政府当局示威，后来发展成为“打砸抢”，人们的最初目标可能是反对当选者，但是后来很多人乘机去打人、砸玻璃、抢商店、烧东西等，干了很多无法无天的事情。骚动是一种暴烈的破坏性集体爆发的行为。骚动的人群与暴民很相似，但是暴民是一种有组织有目的和步调一致的集合群体，而且暴民通常有明确的打击目标。但是骚动的人群中可能有含着很多不同的群体，他们在相同的地方从事相似的然而未必完全相同的行为。骚动涉及到的行为则模糊笼统，除了造成混乱外，骚动几乎没有什么明确目标，行为本身就是目的。骚动中，一旦局面失控，给社会造成的损害会很严重。
图为2005年6月乌兹别克斯坦一家电影院被骚乱者纵火烧毁
恐慌
2003年“非典”发生时，这种从来未见过的传染病使人们格外的紧张，当时人们疯狂地买板蓝根、醋精、口罩等等，虽然并没证据表明这些东西对预防非典有效，但是恐慌的人们却在不惜高价购买。当时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行人寥寥，商场更是空荡荡的，向无纪律的人们变得特别讲秩序，只要说这样对防控非典有利。作为一种集合行为，恐慌是指人们在面临某种直接威胁时所产生的紧张心态及依此而所做出的不协调的违反常规的行为。由于非典是新出现的疾病，尚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一旦被传染生命就难于确定，所以出现了：有人没完没了地洗手，直到把手洗破仍不甘休；有人不敢出门，在家中如热锅上的蚂蚁；有人方寸大乱，疯狂购药，乱吃一气。危机出现使人们极度恐惧，每个人都想避开危险源而不顾正常的规范和必要的合作关系，结果使局势更加险恶，行为的结果与希望达到的目标不相符合。自然灾难、军事入侵等极度紧急情况和股市下跌、物价上涨等一般威胁都可以引发恐慌。在1929年，纽约股市大幅下跌，导致人们对股市失去信心，人们担心股市会不断地下跌会使自己破产，所以纷纷抛售手中的股票，这导致了股市更加严重的下跌，最后这次金融危机引发了经济大萧条。1985年美国的一家银行，因为存款人担心银行倒闭
而纷纷提款，这使越来越多的存款人感到恐
慌，最后终因人们的挤兑而导致了这家银行
的倒闭。
图为2003年非典时期带着口罩的恐慌行人
传闻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人们说“根据内部消息”“知情者透露”等，这是一些非正式的消息传播渠道。传闻是人们相互沟通的经常形式，也是一种非正常的传播渠道。在遇到大家都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关系到大家的切身利害时，人们急切于知道内情，如果这时不能通过正常渠道得到消息，人们会通过其他渠道去寻求，传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传闻产生于消息闭塞。这就是在极权主义国家传闻特别多的原因。2003年非典初期，由于政府封锁消息，造成了流言满天飞。对于人们感兴趣的消息，大家口耳相传，并根据自己的理解或添或减。通过传闻，人们期求对模糊的问题找到比较合理的解释。传闻未必是空穴来风，很多传闻是有依据的。流言(rumor)与传播小道消息都是传闻的表现形式。传闻止于公开。在现代社会，通讯手段的进步，特别是手机和互联网，使得传闻的传播能够跨越时空，传播范围更广和速度更快。这两种现代通讯传播手段的电子复制技术可能使传闻过程与以前不同。
【补充阅读】
流言的传播过程
流言是一种自发的扩张性的社会现象，它在经过一段过程后自行消失。
（一）流言的此消彼长过程
流言从发源地开始，经过某些人之口，传给另一些人，这另一些人，为次级发源地，在传给其他人，如此传播，形成一种连锁式信息传递路径。在这个连锁式传递路径上，流言最初以缓慢的速度增加接受者，到了一定程度，它的传递节奏加快，于是，流言传播达到鼎盛期，流言达到高峰点，接受流言的人数剧增，而不接受流言的人数急剧下降，从而使流言传布达到或接近平衡状态。经过鼎盛期，流言的重要性开始减退，走向衰退阶段。这样，在流言传播过程中接受流言和不接受流言的人口变化曲线表现为此消彼长得断断续续的过程，接受流言的人数由少数到多数，没有接受流言的人数由多数变为少数，最后，流言在多数人中消失。
（二）流言的显在状态和潜在状态的相互交替
流言的此消彼长过程是指接受流言的人数变化而言，当流言在人数上达到均衡状态时开始走向衰变。从流言的全过程来看，流言不是一次性消失的，而是经过几次消失和几次再现之后才最终消失。流言的反复消失和反复出现，表现为显在状态和潜在状态的相互交替。流言在被人们传播的时候，就像浮在水面上的东西是显在的；它消失之后，就像沉下去的东西以潜在状态留在人们的心理深层，到了一定的时候，它在人们中间再次出现……
（三）流言内容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变化
流言的内容在流言传播过程中也是有很多次演变，多种变化的。流言的内容的变化，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记忆本身有误差。流言的内部机制是记忆，传播流言的人，都是凭自己的记忆把听来的消息传给别人的；记忆中关于某种事件的印象并不是原型，印象是凭借记忆能力把模仿的复制品存放于大脑；印象与原型之间可以无限接近，却不可能等同。
第二，流言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起加重和评价的作用，使流言内容带有主体意志性和夸张性。流言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经常根据流言内容与传播对象的关系，强调它的某些方面的重要性，并给予一定的评价；把能够引起人们兴趣和注意的部分突出出来，又把不容易引人注意的微弱的部分简化掉，略而不传。这种现象，奥尔伯特和伯斯特曼叫做夸张和水准化。每个传播者都如此传播，流言内容也就越来越失去原有面貌。
——（沙莲香1987）
2.1.2集合行为的机制
1.人群的类型
集合行为的发生涉及特定时空内的人数众多，而这些人构成了参与集合行为的人群。人群（crowd）是有共同的关注点而临时聚集到一起的无组织的一群人。根据人群的构成性质，H.布鲁默(Blumer,Herbert)把人群分为四种。如下：
偶遇人群（casual crowd）
偶遇人群是结构最松散的人群，由个人聚集而成，如大街上普通的人群，他们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共同的目标。成员个人与人群没有任何感情上的联系，并很容易使自己脱离这个人群。然而他们物理距离的靠近意味着他们之间有条件发生相互作用。如果突然发生一件事，本无联系的人们就有可能形成更紧密些的结构和更强的社会凝聚力。在一辆公共汽车上，乘客们互不相识，互不理睬，互不交谈，但是这时突然有人喊抓贼，于是车上的人开始议论起来，目光朝向喊声的指向，乘客们行动起来，这样本无联系的人们成了一个有联系的人群。偶遇人群是有可能成为集合行为的共同参与者的。
常规人群(conventional crowd)
在很多场合，那里早已形成了一套规则，有些是成文规则，有些是大家都知道但是没有说出来的潜规则，但当人们进入里面时都要遵守，一有违犯则会受到惩罚的。比如会场有会场纪律，参与会议的人必须遵守。常规人群是指经过周密计划，比较有组织的人群，他们的行为遵循着已经确立的社会规范或常规，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说他们是“常规”的人群。电影院里的观众就是常规人群，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如发生紧急情况，常规行为会被打破。如一个会场突然发生枪击声，人们可能乱起来，会议纪律也就没了。常规人群也可以演变成集合行为的参加者。
表意人群（expressive crowd）
周末，在“教工之家”的舞会上，男男女女们衣着整齐赶到那里，他们都是来跳舞的，这样一些人就是一个表意群体。表意人群的组成通常是为了使它的成员能够感到个人的满足，这种活动本身就被当作一
个目的。“从傍晚时分开始，各种列队，舞蹈，歌唱都在把照耀下进行，普遍的欢腾持续高涨。在一个指定的时刻，有12个人每人拿起一把熊熊燃烧的火把，其中一个就像拿刺刀那样拿着火把，他们冲入一群土著，而对方则用棍棒和标枪抵挡攻击。随后就是一场全面的混战。人们到处窜蹦跳跃，不停地发出野蛮的惊叫，燃烧的火把在人们的头上和身体上不断的爆裂，火花四溅。”（涂尔干1999）这是瓦拉蒙加人的一个有关火的典礼。这个人群就是一种表意人群。国庆节在广场参加游行的人们，在工体观看足球赛的欢呼雀跃的球迷们等等都是表意人群。
图为摇滚演唱会
行动人群(acting crowd)
在耶路撒冷，一群群愤怒的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军队投掷石块。今年5月，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些地方出现了反政府骚乱，骚乱的人群在大街上洗劫商店，纵火等等。这些人群都是正在参加集合行为的人群，它们是行动人群。行动人群是指正在采取行动的人群——聚众闹事、骚乱或从事其他极端行为。行动人群最少见，但有时候却是这四种基本类型的人群中对社会最重要的人群。两种最典型的行动集群类型是暴民和骚乱。
12.2集合行为的理论
人们通常认为，在集合行为中个人的特征已经被集体的特征淹没，存在一种集体心理，人群中的个体尽管背景各异，但是他们都会遵循某种共同的规则。为何在集合行为中人们的行为如此倾向一致呢？学术界存在很多观点，其中感染论，趋同论和紧急规范理论是比较有影响的。
感染论(Crowd contagion)
1896年，法国社会心理学家格式塔夫·勒朋（Gustave Le Bon）在《集群》一书中，认为集群的特征表现为有意识的人格已经消失，无意识的人格占据主导地位，情绪和观念的感染，暗示的影响使集群心里朝着某一方向发展，并具有将暗示的观念立即转变为行为的倾向。在集群中，人们会感到个人的渺小而群体力量的强大，觉得群体不可战胜。在集群中，个人的文明程度降低，理性思考和自我控制减弱甚至消失。在感染的作用下，个体会被一种一时的冲动所主宰，卷入非理性的狂乱之中。勒朋把集群看成一个既有集体意志的单一有机体。但是后来的研究者指出集群中的人们行为并不一致，勒朋的“集体意志”的观点在社会学界并没有受到重视。
趋同论(Convergence theory)
在社会感染发生时，谁首先变成了集群的一部分呢？趋同论认为参加集群的人们已经有共同的趋势，他们以同样方式看待事物并以同样的方式行动，实际上正是这种趋同使他们聚集成为集群。人们会利用集群行为作借口去做个人单独不敢做的事情。趋同论忽视集群是由不同类型人构成的，集群中包括假参加者、好奇者、试图阻止骚乱的人、甚至还有乘机作乱者。
紧急规范理论(Emergent norms)
在一个地方发生火灾时，如果有人首先提着水桶去扑火，很多人都照着去做。紧急规范理论假设集群是由拥有不同观点和动机的人组成的，这些人因为某一事件被吸引到一起。如果这一事件很简单，比如一
场舞会，那行为规范很快会产生。这理论认为在集合行为中虽然没有群体规范，但面临突发事件时，人们之间通过互动会产生一种紧急规范。紧急规范一旦产生同样会对在场者形成规范压力，迫使他们去仿效和遵从，从而产生集合行为。在骚乱中，规范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如激起骚乱的事件可能会引来警察，而警察在种情况下可能会成为攻击的焦点。在集群形成之前，如果警察离开了，那集群会怎样表达他们的敌意呢?在骚乱事件中，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规范正在形成。一切属于反对者的财产和标志都可能成为攻击目标。如有人把集群的注意力转移到据说是骗子的一个商人身上，于是一种共意便快速形成，集群因而会攻击那个商人的商店。于是，一种新的紧急规范已经形成，这个地区的一切敌人都会受到攻击。平时的规范在这事不再起作用，它们不能遏止暴力行动，也不能被用来评判暴力行动。
【补充阅读】
斯梅尔塞（Smeler）的加值理论
斯梅尔瑟论证说，集体行为实质上是人们在受到不可靠，威胁或极紧张等压力的情况下，为改变他们的环境而进行的尝试。他们的集体行为实际采取的形式主要取决于他们对于使他们感到烦恼的环境的明确程度。例如，如果他们对自己的处境不了解，他们就很可能会以造谣或骚乱这样的举动来作出反应。他们对自己的处境越明确，他们集体作出的反应可能约有组织性。
斯梅尔瑟确定了6个基本条件，这6个条件凑在一起，为集体行为的发生提供了“必要和充分”的土壤。换句话说，如果不具备这6个条件，集体行为就不会发生，如果这6个条件都具备了，出现某种形式的集体行为就不可避免：结构性助长这个术语是指周围的条件使得某种形式的集体行为有可能首先发生。例如，在大萧条以前，先出现了金融大恐慌。当时，人们抛售股票，取出银行的存款，从而造成股票价格的下跌和银行的倒闭。这一大恐慌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在美国的股票市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买进和卖出股票，因为美国的银行系统从来没有足够的现金付还给所有的储户。经济上的这些特征提供了发生金融大恐慌的结构上的条件，这是集体行为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结构性紧张任何使人们感到紧张的社会条件——贫困，冲突，歧视，前途渺茫——都促使人们集体努力去解决问题。例如，监狱暴动就是这种集体行为的例子，发生这种暴动是那种受禁锢和经常受到粗暴对待的监狱生活的反应。
概念化信念结构性助长和结构性紧张本身并不足以引起集体行为。人们还必须对他们的处境形成某种集体信念——通过明确他们的问题，形成他们对问题的共同看法，再明确作出适当的反应。例如，美国对黑人施私刑的种族主义暴民团伙就曾经对黑人的从属地位和维持这种状况的适当办法形成一种集体新年（或思想）。这种思想确立了假定的种族问题的性质和原因，并被用来为施私刑的集体行为辩护。
催发因素集体行为并非“事出无端”。如果前面几个条件已经具备，那么，只须发生一个事端（常常是被夸大了的事件），就足以触发集体行为。催发因素的作用是肯定人们中间已经存在的怀疑和不安。。例如，在前面已经论述过的所有少数民族居住区的骚乱中，一个具体事件——通常涉及到当地居民与警方的一场冲突——就能使暴力行动突然爆发。暴力在多数情况下都是被把这一事件大大夸张了的谣言煽动起来的。
行动动员甚至在其催发作用的事件已经发生时，如果有关的人没有为了采取行动而组织起来，集体行为也不会发生。这种组织可能是极为初步的和松散的。在打群架的时候，仅仅身体上的接近就会造成社会相互作用和某种群体团结。如果领袖人物出现并鼓励其他人采取行动，集体行为可能就会接踵而来。当1969年警察在纽约格林威治突然查抄一家同性恋酒吧时，有些顾客奋力拒捕。他们的榜样动员了其他顾客和抱有同情心的旁观者，于是发生个严重的骚乱。对这一事件在全国的宣传大大促进了一场新的同性恋者社会解放运动的发生。
社会控制机制即使上述条件已具备，集体行为能否发生还要取决于社会控制机制的成功或失败。这些机制包括象警方的行动，宣传工具的处理，其他个人和群体的反应等社会反应，社会控制也许十分强大有力，以致能把集体行为镇压下去；它们也可能非常虚弱无力，以致无法阻止这种行为。例如，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校园的骚乱中，不同的大学的消防采取了不同的控制策略，从与抗议者协商到请警方逮捕他们，这些做法有时起到了阻止集体行为或使其改变方向的作用，但有时候反而促使集体行动发生。
——（伊恩·罗伯逊, 1991）
【案例分析】
流行音乐
1970年代末，一些港台歌曲已经由广东、广西流传到内地，但是由于文化上的禁锢以及传播工具的障碍，没有引起太强烈的反响。随着走私盒式录音机的出现，大众音乐文化中终于有了一个不依赖统一传播渠道的个人化途径。在那时人们最熟悉的港台流行歌曲是邓丽君的。在大街小巷我们都能听到邓丽君那首甜美的歌曲《甜蜜蜜》：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啊~~在梦里/梦里梦里见过你/甜蜜笑得多么甜蜜/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啊----在梦里
邓丽君的歌曲是在中国大陆刚刚打开国门时国人接触到的世俗流行文化，厌腻了政治的中国人对这些非常人性化的歌曲的接受很快，所以邓丽君的歌曲在国内传播非常广。尽管被称为靡靡之音，但是人们非常喜欢。
1980年代，罗大佑的歌曲是流行在台湾解禁前后，他的歌曲对社会的变迁作了纪录，讽刺丑恶的集权政治，对社会投入极大关怀。当然他也演唱一些所谓的“靡靡之音”。如《台北红玫瑰》：今晚的我不早睡台北红玫瑰/再来一杯你的酒量也可贵/请饮入你那动人的嘴/不要再皱你的眉别管他兄弟姐妹/不要扫兴人生已足够乏味/如此的付出我问心无愧/开心的关心的真心的变心的成败未知的是谁/多亏在生命中化身作救主的称早已做了准备/欢心的伤心的痴心的负心的爱恨交织又是谁/多谢在生命中化身做知己的你为我做个奉陪/到此已经无所谓今晚我不醉不归/你的怀中体香随心思腐/不外是深情比酒浓/不要再皱你的眉台北红玫瑰/不要扫兴人生已足够乏味/如此的付出我问心无愧
罗大佑的歌影响了中国的很多年轻人，《亚细亚的孤儿》、《爱人同志》、《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等都是当时传唱很广的。
1990年代是四大天王的歌。“四大天王”——刘德华、张学友、黎明、郭富城——的名声很大，男女老少都知道，很多人连国家领导是谁都不知道却对四大天王耳熟能详。张学友的《吻别》：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就连说过了再见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给我的一切你不过是在敷衍/你笑得越无邪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
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地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想要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飞不进你的世界也温暖不了你的视线/我已经看见一场悲剧正上演/剧终没有喜悦我仍然躲在你的梦里面/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地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
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四大天王的歌人们都爱唱，其实人们并不理解粤语歌词要表达的意思，但是却喜欢他们的歌，喜欢已经成为一种目的。很多人并不是要用歌曲来表达他们的心情，他们只是觉得那么多人都知道四大天王都唱四大天王的歌，自己如果不这样就会被认为落伍。
进入了2000年代，如果你问青年男女们知不知道周杰伦，大多数人都会哼几句周杰伦的歌曲给你听。《简单爱》：
说不上为什么/我变得很主动/若爱上一个人/什么都会值得去做/我想大声宣布/对你依依不舍/连隔壁邻居都猜到/我现在的感受/河边的风/在吹着头发飘动/牵着你的手/一阵莫名感动/我想带你/回我的外婆家/一起看着日落/一直到我们都睡着/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能不能够永远单纯没有悲哀/我想带你骑单车/我想和你看棒球/想这样没担忧/唱着歌一直走/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可不可以简简单单没有伤害/你靠着我的肩膀/你在我胸口睡着/像这样的生活/我爱你你爱我/想简!简!单!单!爱.../想简!简!单!单!爱...
简要分析
流行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习惯，包括在服装、语言、音乐、艺术和其他领域里的。流行音乐通常看起来像是被商家操纵所以它很容易被误认为不是集合行为。歌星和流行歌曲来来往往，一段时间人们喜欢某个歌星，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又喜欢另一个歌星，一阵子流行这种风格过一阵子又流行另一种风格。但是不管怎么变，绝大多数的流行歌曲都是以爱情为主体，即使伤感歌曲也是表达失败的爱情。邓丽君的歌曲在大陆流行是因为多年的人性禁锢和政治说教使得人们对新鲜文化的渴望。1980 年代的中国处于启蒙时期，罗大佑的人文关怀精神是中国大陆年轻人所缺少的。并不是所有喜欢罗大佑的歌的人都是冲着他的歌词涵义来的，很多人是为追捧而追捧的。
歌迷的疯狂表现：在歌星演唱会上最容易发生骚乱。那些少男少女歌迷为了得到歌星的签名不惜跑千里，排长队。通过大众传媒，我们经常会了解到歌迷疯狂的报道，其疯狂的程度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流行音乐和歌迷现象都是集合行为的表现。歌迷的疯狂行为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很多歌迷并不了解歌曲的内涵，只是为流行而流行，接受流行成为一种目的，有时流行成为标新立异的个性表现，接受流行歌曲成为不落伍的象征。实际上，流行音乐有人们相互影响的特点，人们受到旁人的影响。流行音乐现象也像其他集合行为现象一样具有集合行为的所有典型特征——自发性、狂热性、非结构性等。
12.3 社会运动
12.3.1 社会运动的发生机制
社会运动是一种特殊的集合行为。社会运动与其它形式的集合行为有一些明显的差别，社会运动持续的时间相对较长，有更加牢固确立的领袖和内部组织模式，并且具有更有意识的资源动员特征。此外，由于它们是旨在纠正在其支持者看来是不公平的东西，因此，与大多数集合行为不同，几乎所有的社会运动都有着深刻的政治内涵。（波普诺1999）社会运动是对人们十分关心的社会问题的有组织的集体表达。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作点事。运动审慎地企图去推动或抵制它们所属的群体,社会或世界秩序中的变化。它们通过各种方式去这样做,而且并不排斥使用暴力,革命或退入乌托邦式的共同体中去等手段。根据一个运动的目的与观察者的价值取向之间的相符程度,一个运动可以是崇高的或是卑鄙的……(路易斯.A.朱切尔,达维德.A.斯诺，1991)对于社会运动的发生机制，比较有影响的理论是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社会运动的发展经历着四个阶段：首先是预备阶段，这个阶段表现为社会不安定，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冲突，当局对社会问题的无能为力，而那些深受影响，焦躁不安，心怀不满且耿耿于怀的人们还没有找到发泄不满的对象。这时候出现的领袖是鼓动者而非组织者。第二阶段，对现实不满者意识到别人的看法与之相同，并且看到通过社会运动来联合行动的可能性。这个阶段的领袖是预言家和改革者，预言家以权威感和自信心发表演讲，并将他们对未来的看法灌输给群众，而改革者则希望缓和社会紧张，将群众的注意力集中到具体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上。第三个阶段是革命性意识形态的的普及。“一种意识形态即一种作为集体行动基础的系统学说。许多意识形态都声称表达了某些重要社会群体的利益和目标……意识形态在提示这些群体的觉悟方面，亦即在促使他们认识到共同的身份或命运方面，起着重要作用。”（L.布鲁斯P.赛尔茨内克，D.B.达拉赫，1991）意识形态为社会运动指明了方向，将不满者团结起来。于是这个阶段就可能出现社会运动的组织领导机构。最后一阶段是这场社会运动被社会接受，运动的参加者的理想主义和热情日趋平淡或消失。
图为台湾人反对伊拉克战争游行
12.3.1 社会运动的类型
在中国，一说社会运动当局就感到紧张，其实这是对社会运动片面理解造成的。社会运动有很多种，美国的民权运动、环保运动、反战游行等，当代中国人一说社会运动就以为是社会革命。社会运动按性质和激烈程度可分为如下四种：
革命运动（revolutionary movement）
革命是什么，革命的条件并非如我们以前所说的。革命就是要彻底地改变既有的政治权力格局，打破现存的社会权力结构，并以新的社会制度取而代之。革命一般是在改革等比较温和的手段无法解决矛盾的情况下发生的。历史上比较有名的革命运动有：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运动，俄国二月革命，中国辛亥革命，和20世纪70年代的伊朗革命。促成一个社会革命爆发的条件虽然复杂多样，但是从中还是可以概括出两点重要结论：其一，在革命的动力中，激情和剥夺同样重要。贫困与艰难本身并不导致反叛，相反，
正在改善的境况更有可能成为造反的动因。关于这一点，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托克维尔说：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面前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托克维尔1992年210页）
……
正是无私的信仰和慷慨的同情感动了当时有教养的阶级，使他们投身革命，而使人们行动起来的是满腔的痛苦怨恨和要改变地位的强烈欲望，前者的热情终于点燃并武装了后者的怒火和贪欲。（托克维尔1992年220页）
其二，领导革命的并不是社会最底层最受压迫的阶层。社会革命可能是由经济上相当富有的群体组织和领导的。如1789年法国大革命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富有的中产阶级领导的。
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前，从整体上看，法国处在经济繁荣阶段，只是农民的经济条件有所恶化，然而，革命的发起者并不是农民，而是第三等级——他们从经济繁荣中获利最多。亚利克西斯.德波维尔认为，1789年大革命以前，法国沉湎于经济的普遍繁荣，恰恰是经济条件获得最充分改善的地区频频发生骚乱。此外，政治条件在某种意义上已有所改善，路易十六曾尝试过各种政治改革。（科尔曼1999年）
革命往往充满血腥的暴力。不经审判的任意杀戮在革命初期不会也无法受到阻止，愤怒的革命者和狂暴的群众在这个没有了秩序的时刻疯狂地报复，杀人的技术无所无用其极。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的革命者发明了一种大规模杀人的技术。革命者把那些贵族和其他反革命者绑在一艘船上，然后将船沉入水下，溺毙他们，然后把尸体卸下，接着又把一批处置对象绑在船上，重复着以上的做法。恐惧和困惑使多数人群成为旁观者，那些最坚定的革命者采用极端主义手段去行动，当革命者控制了一个地方后会胁迫旁观者和冷漠者，要求人们加入革命的队伍，人数的增多伴随着理性的丧失，那些反对革命或坚持中立的人们会成为革命者报复的对象。
改革运动(reform movement)
改革运动并不是要根本改变现存的社会权力结构，它们是要在现存社会格局下做出局部的变革，以维持着当前社会朝更加良好的方向发展。在一个弹性较好的社会，改革运动取代了社会革命，成为人们追求社会状况改善的主要手段。在一个体制不僵化的国家，当局是允许人们通过各种方式来表达自己意愿的，人们的利益和意愿表达能得到当局的回应和让步，这样就避免了人们因利益受挫而采取过激的行动。改革运动是一个社会生命力的体现，它能消弭社会的积怨，既能满足人们的要求，又能维持当权者的合法性，避免革命。
抵抗运动(resistance movement)
抵抗运动就是要阻止社会变革或者扭转已经发生的社会变革。在社会转型期，这种社会运动的发生频率比较高。社会观念变迁造成的社会心理不适和利益重新的分配使得一些群体产生剥夺感，都是抵抗运动的原因。当社会对艾滋病人的宽容和关爱越来越多的时候，一些对艾滋病存在偏见的人们举行歧视艾滋病人的集会等等。当社会的性开放程度越来越高的时候，有些人无法适应这种性观念的变迁，这些传统保守者采取各种各样的反抗形式，当然大多不是抵抗运动。前几年，有些大学校园成立如“处女联盟”这样的团体，它们的活动才是抵抗运动。
表意运动(expressive movement)
表意运动并不是像革命改革和抵抗运动那样要改变社会的权力结构，它试图改变的是组成社会的个人。表意运动试图为其成员提供某种形式的个人改造，使他们得到感情的满足或者塑造新的个性，或者接受不同的意识形态。
【补充阅读】
西方社会运动基本研究现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迎来了资本主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在长约20多年的时间里，这些国家经济繁荣、社会稳定，19世纪末期以来资本主义“垂死挣扎”的阴霾气象一扫而光。然而好景不长。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国家爆发了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这些社会运动包括民权运动、黑人运动、学生运动、反核运动、反堕胎运动、同性恋运动、城市运动(urban movements)、环境运动、妇女运动、消费运动、和平运动、新左派运动、宗教运动、种族—民族主义运动等等，其诉求各异，规模不等，形式多样，彼此相应相求，互渗互动，绵延不绝。时至今日，社会运动在西方国家如此普遍，以致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社会运动社会”（注：参见Neidhardt,Friedelm & Rucht,Dieter,1991，以及Myer,D.& Tarrow,S.,1998。）(social movement society)的概念来刻画这种景象。
社会运动的勃兴，极大地改变了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也引起了西方社会科学学者的极大兴趣。一门专以社会运动为研究对象的“社会运动研究”因此而蓬勃地发展起来。大致来说，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的发展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一些西方学者，比较著名的有法国的勒朋(Le Bon)、美国的布鲁默(Blumer)等，曾对社会运动进行过一些研究。这些研究一般将社会运动视为一种反文化或社会失范状态，然后研究社会运动这样一种“共同行动”背后的“集体意识”或“集体表象”是如何形成的，因而具有强烈的社会心理学色彩。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20多年的时间里，由于西方社会承平日久，关于社会运动的研究相对比较沉寂。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大规模社会运动的爆发，西方社会运动研究也逐渐发达起来。到70年代中期，社会运动已经成为西方社会学中最为繁荣的研究领域之一。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是西方社会运动研究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在此期间，“关于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呈爆炸式增长”。（注：参见Della Porta,D.& Diani,M.1999,pp.13～14。）到今天，社会运动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有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人类学等多门学科共同参与的综合性研究领域。其中，又以社会学的研究最为发达，有关社会运动的绝大多数问题和理论都是由社会学家提出来的。因此，在西方，社会运动更多的是归入社会学而不是政治学。
在社会运动研究草创之初，不同研究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严重不足，整合程度很差。不但欧洲和美国之间，不同学科之间，就是社会学内部也是各自为政。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当时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还很不成熟，以致研究者们缺乏共同意识，很少认识到大家研究的是同一个问题。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该领域的研究者要求加强学术交流和整合的呼声越来越高。在美国，1977年，社会运动理论家麦卡锡(J.McCarthy)和扎尔德(M.Zald)组织了美国第一次有关社会运动的全国性研讨会。这个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