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2010年第4期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
（总第195期）
古史考辨
汉代政府对宗室的褒赏与惩罚
彭海涛
摘要：汉代宗室在受到政府褒赏与惩罚时，因亲疏不同、在籍与否而待遇有别。在
每年朝请、
新君登基和皇帝大婚等情况下，宗室集体受到封赏。个别宗室成员会因德行出众而受到褒赏。通常宗室王侯受厚赏，在籍宗室受薄赏，无属籍宗室则不再受到赏赐。宗室违反礼制和法律会受到相应处罚，
如牵扯到在籍宗室，须由地方报知宗正，再由宗正报告皇帝量罪定刑，无属籍者则视同平民对待。拥有爵位的宗室有可能受到削地、除国、废迁、耐刑等处罚，严重者甚至处死，宗室妇女则可能没入宫中为奴。关键词：
汉代；宗室；褒赏；惩罚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0）04－0012－05
收稿日期：2009-11-03作者简介：彭海涛，男，北京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北京
100089）
中国古代皇权家产制与皇位世袭制的政治体制，
决定着血缘因素与权力分配紧紧联系在一起。嫡庶之别、亲疏不同关系着皇位继承权及其他政治特权、
经济特权的分配。从长远意义上说，这关系着政权的稳定，国家的长治久安。国家对宗室成员的奖惩是一种非常引人注意的政府行为，同时也是皇帝作为大家长奖惩族人的家族内部行为。政府给予宗室成员的奖赏，对于获奖人来说是极大的荣誉，对于整个宗室也具有鼓励作用。而对于违反礼教、违法犯罪的宗室进行处罚，则具有相当大的警示作用。因此，奖惩制度作为对宗室的一种管理手段，
对整个宗室群体至关重要。奖用以收族，罚用以惩奸。汉代对宗室的奖惩，给后代皇朝提供了极好的借鉴。笔者不揣冒昧，对汉代政府对宗室的奖惩制度稍作讨论。
一、汉代宗室的界定
需要指出的是，汉代宗室似乎也包括外戚家族，称为“宗家”［1］（卷122，p.3135），也拥有属籍。但本文讨论的只限于刘姓宗室。那么，哪些人可以算作刘姓宗室呢？王莽摄政之时，
曾借平帝之名下诏
：“盖闻帝王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昔尧睦九族，舜惇叙之。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孙及兄弟吴顷、楚元之后。
”［2］（卷12，p.358）根据此诏，我们可将宗室界定为高祖刘邦
及其兄弟刘仲、刘交的子孙。
但是，并不是每个具有宗室身份的人都有权利拥有王国和爵位。随着血缘逐渐疏远，虽然他们自认为宗室，
也是高祖子孙，但其实地位与普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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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民无异。而与皇帝亲缘关系较近的宗室，则享有一定的政治经济特权，甚至成为地位仅次于皇帝的诸侯王。那么如何确定哪些宗室成员可以享有特权呢？主要根据宗室属籍。
宗室属籍保证了疏远的宗室在亲尽属绝之后成为庶民，而不至于出现宋明时期那种宗室泛滥、寄生于国家、虚耗钱粮的现象。后人大都肯定汉代的宗室政策，如朱熹就曾说：“如汉法：宗室惟天子之子，则裂土地而王之；其王之子，则嫡者一人继王，庶子则皆封侯；侯惟嫡子继侯，而其诸子则皆无封。故数世之后，皆与庶人无异，其势无以自给，则不免躬农亩之事。如光武少年自贩米，是也。“［3］（p.2721）
汉代的宗室属籍政策，将皇帝的同姓亲戚按亲疏分为在籍宗室和不在籍宗室两个群体，二者受到的奖惩待遇有明显差别。下文拟对这两个群体受到赏罚的情况进行初步考察。
二、政府对宗室的褒赏
汉代对于宗室成员，尤其是近支宗室，一般都有常规赏赐，往往是在每年正月诸侯王及宗室朝觐皇帝时。皇帝既是天下臣民领袖，又以大宗身份赏赐诸侯宗室，以示亲亲之意。史载：“二年春正月，朝诸侯王于甘泉宫，赐宗室。”［2］（卷6，p.211）新君登基之后也要对宗室进行物质赏赐。如汉昭帝即位，“赐长公主及宗室昆弟各有差”［2］（卷7，p.218）。
此外，汉代皇帝重视祥瑞，所以在国家出现祥瑞时，政府往往会有一系列后续工作，其中就包括对宗室成员的赏赐。如“始元元年春二月，黄鹄下建章宫太液池中”，于是汉昭帝“赐诸侯王、列侯、宗室金钱各有差”［2］（卷7，p.218）。武帝也曾因获麟而下诏曰：“有司议曰，往者朕郊见上帝，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渥洼水出天马，泰山见黄金，宜改故名。今更黄金为麟趾褭蹄以协瑞焉。因以班赐诸侯王。”［2］（卷6，p.206）
皇帝大婚，或者册立太子，对于整个宗族，整个帝国，都是一件大事，因此要大赦天下，并对包括宗室在内的臣民进行赏赐。如汉昭帝立上官氏为皇后，便在谒见高庙后“赐长公主、丞相、将军、列侯、中二千石以下及郎吏宗室钱帛各有差”［2］（卷7，p.221）。宣帝“立皇太子，大赦天下。赐广陵王黄金千斤，诸侯王十五人黄金各百斤，列侯在国者八十七人黄金各二十斤”［2］（卷8，p.249）。又如安帝“立皇子保为皇太子，改元永宁，大赦天下。赐王、主、三公、列侯下至郎吏、从官金帛”［4］（卷5，p.231）。
皇帝去世之前，有时会在遗诏中赏赐宗室诸侯，吕后和景帝都曾这样做过。“甲子，（景）帝崩于未央宫。遗诏赐诸侯王列侯马二驷。”［2］（卷5，p.153）“高后崩，遗诏赐诸侯王各千金。”［1］（卷9，p.406）
宗室成员中，最受皇帝重视，受赏赐最频繁、最丰厚的还是要算诸侯王，“五年春正月，广陵王来朝，益国万一千户，赐钱二千万，黄金二百斤，剑二，安车一，乘马二驷”［2］（卷7，p.230）。“十二月辛巳，赐王、主、贵人、公卿以下布各有差。”［4］（卷6，p.253）
除了赏赐金钱财物，皇帝有时还会赐予诸侯王一些特殊的礼仪上的优待，如赐予年老的诸侯王几杖，免除其每年朝请的义务，这是一种针对年老诸侯王的优礼。如吴王刘濞因对儿子被杀怀恨而“诈病不朝”，文帝为了安抚刘濞而赐其几杖［1］（卷10，p.433）。又如，“二年冬，赐淮南王、菑川王几杖，毋朝”［2］（卷6，p.170）。
但是，随着宗室繁衍越来越多，这一群体渐渐庞大，政府的财力不可能令每个宗室都沐浴在皇帝的恩典之下。于是，朝廷对于宗室的赏赐便有了特殊的规定，如限定受赏的宗室必须要“有属籍”。如史书所载：
赐宗室有属籍者马一匹至二驷，三老、孝者帛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鳏寡孤独二匹，吏
民五十户牛酒。［2］（卷9，p.279）
赐宗室子有属籍者马一匹至二驷，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鳏寡孤独二
匹，吏民五十户牛酒。［2］（卷9，p.285）
赐诸侯王、丞相、将军、列侯、王太后、公主、王主、吏二千石黄金，宗室诸官吏千石以
下至二百石及宗室子有属籍者、三老、孝弟力
田、鳏寡孤独钱帛，各有差，吏民五十户牛酒。
［2］（卷10，p.303）。
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尊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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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大赦天下。
赐宗室王子有属者马各一驷，吏民爵，百户牛
酒，三老、孝弟力田、鳏寡孤独帛。［2］（卷11，
p.334）
赐九卿已下至六百石、宗室有属籍者爵。
［2］（卷12，p.357）
可以看到，政府对于宗室的赏赐，是随着关系亲疏、封爵高低递减的。与皇帝血缘关系近的受赏多，血缘远的受赏少。爵位高的，如诸侯王，动辄受赏黄金千斤，爵位低或者无爵者，如普通在籍宗室，相对王侯来说获赐就要少很多。但总体来看，在西汉前期，政府对普通宗室的赏赐还是很丰厚的，如昭帝时曾达到每人二十万钱，这还不包括对宗室王侯、公主的赏赐。而从元帝开始，便强调只有在属籍的宗室才能受赏，对受赏宗室进行了区分，且赏赐的财物也从原来的二十万钱降为“一匹至二驷”。这一方面说明政府财力下降，无力支付对于众多宗室过高的赏赐，另一个方面也佐证了宗室人员的膨胀。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西汉时期，政府对于宗室的赏赐要比东汉丰厚得多，且不仅仅限于宗室。西汉皇帝颁赏的次数和数额都要远远多于东汉，这大概是因为东汉时豪强地主势力强盛，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与西汉无法比拟所致。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因为黄金大量减少所致。这一问题前人学者自有探讨，笔者不再赘述。
除上述针对整个宗室的赏赐外，对德行出众、足为宗室表率者，朝廷要进行特别的褒扬，这属于针对个人的赏赐。如哀帝因河间王居丧三年，孝行出众而下诏曰：“河间王良丧太后三年，为宗室仪表，益封万户。”［2］（卷11，p.336）
如果担任官职的宗室任职勤勉，政绩突出，也会受到朝廷的奖赏。如宗室刘恺为官，“在位者莫不仰其风行”，且“恺性笃古，贵处士，每有征举，必先岩穴。论议引正，辞气高雅”。在刘恺称病致仕后，“有诏优许焉，加赐钱三十万，以千石禄归养，河南尹常以岁八月致羊酒。时安帝始亲政事，朝廷多称恺之德，帝乃遣问起居，厚加赏赐”［4］（卷39，p.1308）。此后，刘恺又受到尚书陈忠举荐，被拜为太尉，位居三公之位。三年后，“以疾乞骸骨，久乃许之，下河南尹礼秩如前”。
刘恺死后，皇帝“诏使者护丧事，赐东园秘器，钱五十万，布千匹”，可谓位极人臣，生荣死哀［4］（卷39，p.1310）。
此外，汉代重视教育，对于通晓经典者十分尊重，而善治儒经的宗室也更受朝廷的推崇和优待。如和帝初年执政的外戚窦宪因“宗正刘方，宗室之表，善为《诗经》，先帝所褒”，而任命刘方为帝师，教导年轻的皇帝［4］（卷37，p.1256）。
政府也会出于激励目的而对宗室进行赏赐。汉代制度，无功不侯，且汉代秉承秦制，对于军功非常重视，沙场建功封侯成为多数人的追求。汉武帝时期，海常侯刘福因酎金不足被夺爵，后来他从军征讨闽粤，官拜横海校尉，被封为缭嫈侯。实际上，刘福“从军亡功”［2］（卷95，p.3863），但朝廷似乎因其身为宗室，能从军为国出力，殊为不易，且刘福当初失去侯爵是因为酎金不纯所致。我们知道，汉武帝酎金夺爵的起因，就是他对列侯不助朝廷征讨外夷不满，因此，刘福的从军也是响应皇帝诏令，向汉武帝认错的一种表态，汉武帝当然要对其进行奖励，于是给与他封侯的奖赏。
三、朝廷对宗室的惩罚
刘姓宗室作为汉代最高贵的家族，掌握足够的社会资源，因此人口繁衍也是最快的。在这众多的宗室成员中，难免良莠不齐，出现违反法纪，违反礼制的人，严重者甚至会威胁大宗的皇帝宝座，这些人往往都要受到朝廷的处罚。
但宗室在法律上享有特权，如果是在籍宗室犯罪，需先告知宗正，由宗正上报皇帝，再进行裁决和处罚。“若有犯法当髡以上，先上诸宗正，宗正以闻，乃报决。”［4］（卷26，p.3584）不在籍的宗室则视同庶人，适用一般的汉代法令。据《甘谷汉简》记载，“审诸侯五属内居国界有罪请五属外便以法令治”，可见，在五属外的宗室便视同平民，犯法就要“以法令治”了［5］（p.87）。
宣帝时，广川王刘去暴虐杀人，大臣认为其“逆节绝理”，应当处以显戮。但皇帝明确下令：“朕不忍致上于法，议其罚。”于是，“有司请废勿王，与妻子徙上庸”。由此可见，废迁不属于汉法规定的刑罚，而是朝廷针对贵族的一种惩罚方式。对于有爵位的宗室，这种惩罚可能会是削除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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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地、食邑，或者降低他的爵位，甚至夺取他的爵位，取消其封国。如武帝时的祝兹侯刘延年，“坐弃印绶出国免”［2］（卷15，p.476），因不敬罪失去了封国。胡孰侯圣，“坐知人脱亡名数，以为保，杀人，免”，这是因杀人而国除［2］（卷15，p.437）。武帝朝对匈奴作战时期，由于列侯无人响应号召从军赴南越，汉武帝即借酎金不如法夺去一百零六个列侯的爵位。史载，“列侯以百数，皆莫求从军击羌、越。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1］（卷30，p.1439），其中就有极多的宗室列侯。
相对于除国来说，削地这一处罚显得十分温和。它一方面削弱王侯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又增加中央政府的收入，因此汉代统治者乐于利用这一方式来惩罚宗室王侯。景帝三年的“七国之乱”，就是因为晁错以各种罪名削除诸侯王封地而引起的。虽然景帝时期因削地引起了大规模叛乱，但这一方式还是成为后世皇帝常用的处罚宗室诸侯的手段。
比如，广川王海阳的亲属收留盗贼，后受到削减食邑的处罚。据史书记载：“广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刘调等通行为之囊橐，吏逐捕穷窘，踪迹皆入王宫……（张敞）因劾奏广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户。”［2］（卷76，p.3225）又如，宣帝时东平王刘宇因杀人而导致皇帝下诏，“削樊、亢父二县”［2］（卷80，p.3323）。
除此之外，汉代对于犯罪王侯还有一些其他的惩罚方式。如武帝时衡山王刘赐犯法，皇帝下令朝廷为衡山国“置吏二百石以上”［1］（卷118，p. 3095），以示惩罚。明帝时广陵王荆犯法，明帝“下诏不得臣属吏人，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谨宿卫之”［4］（卷42，p.1448）。
生前犯法的诸侯王，死后在葬制上有时也要有所减免，以此来表示汉代政府对他们的处罚。如山东双乳山发现的济北王墓中，不见诸侯王下葬时必备的玉衣，只有一副玉敷面，这显然有悖于汉代诸侯王的丧葬礼制。有些学者推断，双乳山汉墓主人即武帝时祝诅皇帝的济北王刘宽，因其犯有重罪，所以没有资格再使用玉衣［6］。
以上种种处罚，都是限制王侯的政治、经济权利，降低其享用的礼秩，并没有对王侯人身进行刑事处罚。但在有些情况下，宗室王侯也无法避免被处以刑罚；若犯下重罪，手握生杀大权的皇帝甚至有可能将他们处死。比如，氏兵侯偃、营平侯广、宛朐侯埶等多位宗室，都因参加七国之乱而受诛国除［2］（卷15，p.431）。“（兹）侯明坐谋反杀人，弃市，国除。”［1］（卷21，p.1071）武帝对待宗室法令严苛，这段时期屡屡有宗室被显戮的记载，如《汉书·王子侯表》所记：
元狩四年，（葛魁）侯戚嗣，五年，元鼎三年，坐缚家吏恐猲受賕，弃市。
元鼎元年，（宜成）侯福嗣，十二年，太初元年，坐杀弟弃市。太初元年，（攸舆侯则）
坐篡死罪囚，弃市。
元狩元年，（有利侯钉）坐遗淮南王书称臣弃市。
（驺丘）侯毋害嗣，本始二年，坐使人杀兄弃市。
征和三年，（原洛侯敢）坐杀人弃市。
征和二年，（甘井侯光）坐杀人弃市。
有时宗室还会被处以耐刑：
孝景四年，（杨丘侯偃）坐出国界，耐为司寇。
元狩五年，（沈猷侯受）坐为宗正听请，不具宗室，耐为司寇。
坐上书谩，（涉侯绾）耐为鬼薪。
罪行比较严重的宗室，有时还会在废除封爵之后附加迁刑，这是一种自由刑。如《汉书·诸侯王表》记载：
建元三年，（济川王明）坐杀中傅，废迁房陵。
（济东王彭离）坐杀人，废迁上庸。
（清河王年）坐与同产妹奸，废迁房陵，与邑百家。
建昭元年，（河间王元）坐杀人，废迁房陵。［2］（卷15，pp.407 409）
有些女性宗室会因犯罪而被没入宫中为奴婢。比如武帝时曾赦免“吴楚七国帑输在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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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邵认为这些人便是“吴楚七国反时，其首事者
妻子没入为官奴婢”［2］（卷6，p.157）。殇帝时邓太后下诏说：“自建武之初以至于今，八十余年，宫人岁增，房御弥广。又宗室坐事没入者，犹托名公族，甚可愍焉。”［4］（卷4，p.197）于是，“诏诸园贵人，其宫人有宗室同族若羸老不任使者，令园监实覈上名，自御北宫增喜观阅问之，恣其去留，即日免遣者五六百人”［4］卷10，p.422）。可见当时宗室犯罪后确实有没入宫中充作奴婢者，估计人数还不会很少。
在籍宗室还可能受到取消属籍的处罚。这是因为宗室成员的犯罪行为使整个宗族都蒙受不光彩，所以不配继续留在宗室之列。如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后，景帝下诏：“楚元王子蓺等与濞等为逆，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污宗室。”［2］（卷5，p.143）
当然，皇帝作为整个刘氏家族的大宗，有时也会格外开恩，令因罪绝属的宗室成员恢复属籍。所谓恢复属籍，即是使这些人的属籍重新由宗正管理。如史书所记：“夏四月，赦天下，赐民长子爵一级。复七国宗室前绝属者。”颜师古注曰：“此等宗室前坐七国反，故绝属。今加恩赦之，更令上属籍于宗正也。”［2］（卷6，p.160）这种恢复宗室属籍的行为，在汉代非常常见，一方面说明在籍宗室犯罪往往会失去属籍，另一方面说明皇帝作为宗族的大家长，对这些族人还是相当宽宏的。恢复属籍这一作法的目的，其实与对宗室的赏赐一样，都是为了起到收族的作用，体现传统宗法制度下的亲亲精神。如宣帝曾下诏曰：“盖闻尧亲九族，以和万国。朕蒙遗德，奉承圣业，惟念宗室属未尽而以罪绝，若有贤材，改行劝善，其复属，使得自新。”［2］（卷8，p.246）东汉同西汉一样，常有宗室因获罪而失去属籍，所以东汉皇帝也屡屡有复其属籍的诏书：
夏四月庚午，大赦天下，改元元兴。宗室以罪绝者，悉复属籍。［4］（卷4，p.193）
永建元年春正月甲寅，诏曰：“大赦天下……宗室以罪绝，皆复属籍。”［4］（卷6，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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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临辟雍飨射，大赦天下，改元阳嘉。诏宗室绝属籍者，一切复籍。［4］（卷6，p.260）
值得注意的是，皇帝恢复因罪绝属的宗室属籍的命令，往往是随大赦天下而发出。因为大赦本身含有“与民更始”的意味，是向全体臣民施恩，这一恩泽当然要惠及皇帝本家，恢复其犯罪前的宗室待遇。
总之，汉代政府对宗室无论褒赏还是惩罚，都是为了起到收族作用，使宗族团结在皇帝这个大宗周围。《白虎通·宗族》：“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其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7］（卷8，p.394）朝廷对于宗室，尤其是有属籍的宗室不吝厚赏，而且总体来说受罚者少、受赏者多，这是因为，只要宗室不扰害皇帝的统治秩序，甘心做富家翁，皇帝还是乐于善待宗室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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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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