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基本理论
第一节法学
一、法学的含义
（一）法学的概念
法学又称法律科学，是一门以法（或法律）这一社会现象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社会科学。
注意：
1.法学的研究对象是法（或法律）这一社会现象及其规律。
2.法学首先是一门科学。因为它是人类在法的现象方面的一种专门性研究活动和知识。
3.法学既是人文的又是社会的科学。
（二）法学的研究对象
1.既要考察法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又要比较研究各种不同法律制度的特点、异同和相互关系；
2.既要研究法律自身运作的机制和规律性，又要研究法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
3.既要研究现实的法律规则和制度，又要研究法的目的、功能、价值和作用效果。（三）法学体系
法学体系是一个由互不相同但又有联系的分支学科构成的知识系统。
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多种多样的，因而研究社会的各种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法学所研究的范围也就十分广泛，从而形成若干分支学科。这些分支学科所构成的一个有机联系的知识系统就是法学体系。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来划分法学的分支学科：
1.从法律的制定到法律的实施这一角度，法学可以分为立法学、法律解释学、法律社会
学等；
2.从认识论角度，法学可以分为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
3.从法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这一角度，法学可以分为法学本科和法学边缘学科。
二、法学的产生和发展
（一）法学产生的条件
法学的产生至少应当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
首先，要有关于法律现象的材料的一定积累；
其次，要有专门从事研究法律现象的学者阶层的出现。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谈到法学的产生时指出，随着立法发展为复杂和广泛的整体，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的必要性，形成了一个职业法学者阶层，同时也就产生了法学。
（二）法学的历史发展
在中国，法学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相当的发展，出现了法家、儒家等许多直接或间接探讨法律问题的学派。在西汉中期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的法律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法学衰微。鸦片战争以后，法学领域开始传入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律思想。
在西方，法学最早起源于古希腊，到古罗马共和国时期，法学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了法学派别，编写了法学著作。中世纪欧洲，法学成为神学的一个分支。12世纪至16世纪是罗马法的复兴时期，出现了以研究和恢复罗马法为核心的新的法学，主要是意大利的注释法学派。17世纪至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新兴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要求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法律思想、理论和学说。之后，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
需要，出现了许多资产阶级法学流派，其中主要有自然法学派、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社会法学派和新自然法学派等。它们为法学研究积累了大量的资料，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合理的观点。
三、西方主要法学流派
自然法学派、分析法学派和社会法学派这三个流派是在现代西方影响较大、占统治地位的法学流派，称为三大法学流派。他们的法学理论，是西方人在探索真理过程中留下的足迹，对我们认识人类法的发展历程、规律及本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自然法学派
自然法学派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法学流派。其中，尤以十七八世纪的古典自然法学影响最大。这个时期的自然法学充分体现了自然法、自然权利与社会契约等人本主义法律观，崇尚自由平等，主张天赋人权。主张法是人的理性，强调自然法普遍永恒，且高于人定法，人定法符合自然法时才是真正的法律。近代自然法学的代表人物有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现代的新自然法学代表人物则有富勤、罗尔斯和德沃金。
（二）分析法学派
分析法学派是19世纪产生的学派，以实证主义哲学为基础，反対形而上学的思辨方式和寻求终极原理的做法，反対超越现行法律制度的任何企图，主张恶法亦法，它试图将价值考虑排除在法理学科学研究的范围之外，并把法理学的任务限定在分析和剖析实在法律制度的范围内。早期代表人物有边沁、奥斯丁；20世纪分析法学代表则有凯尔森、哈特等。
（三）社会法学派
社会法学派起源于19世纪后半期的德国，盛于20世纪西方各国。该学派在德国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艾尔利希，系统地在美国阐述这一学派观点的是霍姆斯和庞德。社会法学派强调研究“现实的法学”，研究法律现实的各个方面，反対分析法学派仅仅对法律进行形式逻辑上的研究，但他们对其的批判是从反科学的立场出发的。他们对于法律的来源、性质和作用的论述，着重于宣扬法的社会性。
其他法学流派中，影响较大的有19世纪的历史法学派、哲理法学派；20世纪的经济分析法学派、女权主义法学派等。到20世纪末,还出现了以批判法学、法与文学运动为代表的后现代法学思潮。
四、马克思主义法学
（一）马克思主义法学
马克思主义法学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法律现象的学科的总称，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地阐述了法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使法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二）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特征
第一，以往法学都在不同程度上以唯心史观为基础。
第二，以往的法学大多试图掩饰和否认自己的阶级倾向性，主张法学是超阶级的，是“公共意志”的体现；而马克思主义法学则认为在阶级社会中，超阶级的法学是不存在的，法学总是为一定的阶级利益和对一定阶级有利的社会制度服务的。
第三，以往法学大多认为法是超历史的、永恒存在的；而马克思主义法学则认为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随着国家的消亡，阶级意义上的法也将会趋于消亡。
第二节法理学
一、法理学的含义
（一）法理学的概念
法理学是我国法学体系中的一门重要的理论学科。
它是从总体上研究法和法律现象的一般规律，研究法的产生、本质、特征、作用、形式、发展、实施等基本知识、概念和原理，研究法的创制和实施的一般理论，并着重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法和法治的基本理论问题的理论学科。
（二）法理学的研究对象
1.一般法，首先是指法的整个领域或者说整个法律现实，包括所有部门法在内的整个法律领域，以及现行法从制定到实施的全部过程。
2.一般法，还可以指古今中外一切的法。
（三）法理学在法学体系中的地位
法理学在法学体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是法学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和方法论。
1.法理学与部门法学之间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2.法理学与法制史学、法律思想史学的关系是“论”与“史”的关系。
3.法理学同理论法学中的其他学科的联系更为密切。
二、法理学的研究方法和意义
（一）法理学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是法学研究的核心和基础。法学还有自身的方法论，主要有社会调查的方法、历史调查的方法、分析和比较的方法、词义分析的方法、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分析方法等。
（二）研究法理学的意义
学习和研究法理学，有助于树立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提高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法律文化水平，增强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同时也有助于为学习其他部门法学乃至整个法律科学奠定必要的专业理论基础。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进行创造性转换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当代化、现实化和中国化的产物，是将普遍性的法治理论同中国具体的法治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的结果，是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规律的科学总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形成，使我国法治建设在一个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更加科学的法治理论指导下全面推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形成，不仅有利于增强亿万人民对社会主义法治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也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法治话语权和影响力。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主要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涵盖了法治几乎所有的领域和问题，形成了科学的理论体系。它传承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借鉴了西方法治理论的优秀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系统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践经验。概括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和程序化理论。
这是邓小平同志较早提出的重大理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
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人治危险得很，搞法治才靠得住。从制度上、法律上保障和发展人民民主，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规律认识的一个重大转变和提升。之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进一歩提出和强化“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强调程序化的要求。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彻底改变了社会主义政治生态，不仅有利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而且有利于在各领域各层次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第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论。
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将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999年宪法修正案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后，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和若干中央全会以新的观点丰富和深化了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理论，特別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部署的同时，全面推进了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理论的创新发展。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将“一个共同推进”和“一个一体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更加重视法治建设的整体推进和协调发展，更加重视调动各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价值理论。
法治的诸多价值目标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中国特色法治建设相结合，主要体现为“人民主体地位”和“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既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价值。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坚持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当代中国法治的基本价值体系，主要包括: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推进经济持续发展、维护世界和平。
第四，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理论。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十六大之后我们党对“三统一”理论进行了深刻阐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三統一”理论。他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强调指出，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其中，党的领导是关键，人民当家作主是目的，依法治国是途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安排。“三统一”的法治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重大发展。
第五，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理论。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党的十六大报告阐述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指出依法治国属于政治文明范畴，以德治国属于精神文明范畴，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非彼此対立，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迸。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因此，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从法哲学角度讲，一方面，道德使法律更善，増加了法律的德性；另一方面，法律使人们对待社会道德问题更加客观，増加了道德的理性。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理论是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经验的传承，也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第六，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及其现代化理论。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绘就了法治中国的“路线图”。“法治中国”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升级版，是对“以法治国”和“依法治国”的超越，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综合体。法治中国与富强中国、民主中国、文明中国、和谐中国、公平中国、美丽中国、平安中国等核心要素相辅相成，共同绘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愿景。“法治中国”概念和理论的提出，能够更加全面科学有效地统领依法治国和法治建设的所有理论和实践问题。与此同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依托，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载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就是要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这场革命发生在国家治理领域，服务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其艰巨性和困难性可想而知。这场革命将使我们彻底告別几千年的人治传统，真正从主要依靠政策治理国家转向主要依靠法律治理国家。
第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理论和良法善治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总揽全局、牵引各方的总纲领、总抓手，它包括宪法实施监督体系、法律法规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党内法规体系等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就是要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此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前一句话是形式法治的思想，后一句话是实质法治的思想，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有机统一即通常所说的良法善治。所谓“良法”应当符合以下标准:一是反映人民的意志和根本利益；二是反映公平、正义等价值追求；三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四是反映国情、社情、民情；五是具备科学合理的体系，形式合理，并且立法、执法和司法符合法定程序，具有程序正当性。“善治”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善治是民主治理，善治是依法治理，善治是贤能治理，善治是社会共治，善治是法德合治。良法善治理论超越了工具主义法治和形式主义法治的局限，是现代法治理论的重大创新。
第八，依法治国与改革开放的关系理论。
依法治国与改革开放是辩证统一关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本身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法治又是改革的牵引力、推动力和保障力。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法治保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需要深化改革。一方面，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发挥立法对改革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实现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相统一、相衔接；以法治规范改革行为，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各项改革，许多重大改革都涉及现行法律，如果在法律当中没有规定，就要抓紧制定法律，一些合理的改革如果与现行法律有明显冲突，法律应适应改革需要，抓紧“立改废释”；以法治确认、巩固和扩大改革成果，将实践证明已经比较成熟的改革经验和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尽快上升为法律，使其更加定型化、精细化，并以法律的強制力保证其实施。另一方面，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框架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改革中完善法治，以改革驱动法治现代化。这一理论既丰富了法治理论，也丰富和发展了现代化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