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语言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四言诗的特征。翻开《诗经》，它给我们的最大印象就是它的诗大都是四言的，这也是它与后代诗歌最大的区别之一。
如《魏风硕鼠》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
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
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 ?
全诗三章，每章八句，每句四言。这在《诗经》中是非常典型的。实际上不只《硕鼠》，在《诗经》305篇中，绝大部分诗歌都是四言诗。
作为一个现代人或一个初涉文学的人，他所受到的文学启蒙教育大概基本上都是唐诗宋词、千家诗之类的。所接触到的诗大概也都是朝辞白帝彩云间，或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等。而这些诗都是七言的或五言的。或许只有旧时代的人少入师塾，才能接触子曰诗云之类的内容，才能读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样的句子。
实际上，翻开中国几千年的诗歌史，我们不难看到，中国诗歌是以七言和五言为正例的。《诗经》的四言诗只是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开端。随后出现的楚辞就是以七言为主的了。中国诗歌历经几千年的演变，逐渐产生了五言诗、七言诗、杂言诗，以至于后来还有的八言诗、九言诗。经过千百年来历代先人的创作实践，最终形成了以五言、七言为正例的诗歌形式，这也反映了诗歌形式美的最为稳定、最为成熟的诗歌形式。
那么，《诗经》中的诗，为什么以四言为主呢?这与《诗经》产生的时代是分不开的。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起点，产生于二千多年前的周代。与其它一切事物一样，文学及其语言也有一个产生发展和繁荣成熟的过程。《诗经》中的语言是产生于我国文学的初始阶段，还处于文学语言的开端初创时期，远没有后代文学语言的丰富与成熟，自然照比后代的五言和七言，四言的表现力，尤其是韵律上还大有距离。但在《诗经》产生的时代，四言已经是那个时代表现力最为强大的语言了，是当时诗歌创作所能选择的最好的语言形式了。比之于二言、三言，其表现力已十分强大了。
如《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所载的《弹歌》
断竹、续竹、飞土，逐肉。⑴
这就是一首在《诗经》之前的原始诗歌形态的东西，比之于《诗经》自然是简单、幼稚得多了。
可见《诗经》中的四言诗虽然不及后世的五言诗甚至于七言诗表现力那么丰富，形式那么完美，但在当时，应
当是十分完美的语言样式了。
当然，《诗经》中也有二言、三言、五言直至九言的。然而，杂言在诗中仅占少数句子，且有杂言的诗，比例也很小，而以杂言为主的诗只是个别的。
如《王风君子于役》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
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
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此诗中，杂言只是个别句子，而像这样有杂言的诗，在《诗经》中也只占少数。在《诗经》中绝大部分诗歌以四言为主的情况下，杂言就只是个别现象。诗人在表达感情时，一时没有恰当的四言句子，就只好以生活语言入诗了。
再如《魏风伐檀》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辐兮，置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轮兮，置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沦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鹑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像这样全篇杂言的诗，在《诗经》中只是极少数。但其句式也是长短有致，音韵和谐，读起来错落有致，琅琅上口，很有节奏感。
因此，这仅是个个例，《诗经》中的诗还是以四言为主的。这除了上文所说它产生于文学之初，尚未完善的原因之外，它的不以二言、杂言以至于五言、七言为主而以四言为主的另一方面的原因是《诗经》诗歌的是二节拍的，四言一句，二字一拍，韵律和谐，十分上口。这是因为这些诗大都产生于劳动、生活，直接来源于实践，是唱出来的，而非后代诗歌出于诗人的推敲苦吟，因而节奏鲜明。而二节拍的节奏十分便于歌唱，便于记诵。因此《诗经》中的诗也就以四言为主了。 如《周南夭桃》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此诗即是直接源于生活，是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吟唱上口，清朗悦耳，四言二拍，音韵和谐。再如《小雅伐木》
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独求友声。
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听之，终和且平。
此诗即是劳动生活的直接反映，是对劳动生活的直接吟咏。也是四言二拍，琅琅上口的。
如此，《诗经》中的诗的四言现象既是当时文学发展阶段的客观反映，也是当时诗歌形式的特点所决定的。
后代诗歌的创作，随着诗歌语言的进一步发展，和诗歌音韵形式的进一步完善，尤其是诗歌由口头传唱转为文人创作，四言诗也就逐渐被五言诗进而被七言诗所取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