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文化运动“重建中国文化精神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
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对春秋战国以来的重要学术思想有过非常到位的总结，该书的编纂者认为：“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兼，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吕氏春秋?不二篇》）
而所谓的中国文化，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大堆杂烩的大融合。而两千多年来，孔孟之道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幌子，民间行的多是老庄，官方行的多是申韩。
1920年5月4日，五四运动一周年纪念之际，胡适和北大校长蒋梦麟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两人的一致看法是：
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治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
这其实不光是他俩的共识，也是五四一代智识阶层形成的共识，即中国文化病得太重，必须下烈药。他们普遍相信，中国的主流文化就是儒家文化，故而针砭中国文化，就要一定得反儒、反孔。人们却没意识到，两千多年来，老子对中国的影响力一直排在第一位，他们的“打孔枪”投错了方向。而这一切只因国人身在局中，“不识庐山真面目”。
即便在经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后的中国，西方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只是幌子，民间行的仍旧是老庄，官方行的还是申韩。时至今日，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散发的仍旧是老庄的味道，而所谓的“新左派”身后拖着的也还是韩非的影子，尽管他们全都高高举着西方文化的大旗。
沈戎：变态的道家文化
（一）无为之道
道可道，非常道。
——老子
直观的艺术往往是民族本性的最直接体现，在我们的传统国画中，画家们寄情于山水，通过一草一石的写意来表达一种伤感、谈泊和孤寂的唯美情调。国画的风格往往随性而自由，但我们常会感到国画失真，不如西方油画来得真实，中国人的眼睛似乎很难看清楚世界的真相。就以《自由引导人民》这幅著名的油画为例，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在该画中真实地展现了1780年7月28日发生在巴黎的一起重大历史事件。画家将自己的自由意志和革命激情完全溶入了绚丽的油彩中，营造出了热烈奔放的艺术效果。在法国人民反抗查理十世复辟的同时，德拉克洛瓦也把法国的绘画艺术从官方学院派古典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最终完成了艺术自由与社会进步的完美统一。但就像我们传统国画中
没哪位国画大师会去画陈胜吴广起义一样，德拉克洛瓦也不可能用油彩画出一幅没有背景、不讲“透视”的 “ 松竹梅 ”来。
中国自古并没有自由一词（自由主义一词来自日本），西汉郑玄提到的自由一词与今天自由一词的含义大相径庭。这倒不是说我们没有自由，以前也并没有哪个皇帝明文规定中国的画家一定不可以画政治题材的作品，是我们的画家自己摒弃了这种“自由”，而选择了另外一种自由表达的方式，所以说，恰恰是我们太“自由”了，反倒没了感受，就好像我们生活在充足的空气中，反而不觉得空气存在一样。
两千多年前，庄子的《逍遥游》就是一篇鼓吹绝对自由的宣言；而在更早的《击壤歌》里，我们的农民兄弟就这样唱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可见，自古以来，中国人确实有追求“自由”的意识，只不过这种自由是感性的，从来就没有上升到理性的高度。
在国人看来，上升到理性高度的自由只是少数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所关心的，于己无关。老百姓不稀罕这类自由，就不会去追求，因而也就谈不上缺乏了。就像你再怎么挖苦非洲土著没文化他们也绝不会在意一样，就算你把政治自由交到中国老百姓手里，他们也会觉得烫手。一百年前，孙中山曾就此感叹道：“中国人不知自由，只知发财。……但是学生还要宣传自由，真可谓不识时务了。”（《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二讲》）而他所领导的城市革命之所以没有获得彻底胜利的根本原因，正是因为缺乏中国农民的广泛支持与积极参与。
早在庄子之前，道家的鼻祖老子就用文字准确表达了中国人的自由观。他说：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道德经》第三章）
在老人家心目中，“无为”即自由。当然，他这里所说的“无为”并不是让人连地都别去种了，那人也就不复存在了，他指的是不要去强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要有非分之想，这样人才能活得自由自在，心安理得。在他看来，兵荒马乱的春秋时代是个典型的无道乱世，而理想社会是有道的，那怎样才能有道呢？就得“法自然”，也就是无为而治。作为个人，只要做到清静无为，接下来国家也就无为而治了。所以，“无为”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对统治者说的，要求他们不要过多地干预国人的生活，实行愚民政策，让民智始终保持在一种无知、无欲的蒙昧状态，让他们吃饱喝足、身强力壮能
为“君”所用就行了。这另一层含义则是希望老百姓能够自觉地屏蔽良知，杜绝不良思想的侵蚀，绝圣弃知、绝仁弃义、绝巧弃利，配合政府做个良民。
孔子也偶尔提到过无为而治，它实现的前提是领导以身作则，而且仅限于尧舜这样的特例，但到这老子这里就成了全民大撒把，让人类社会退回到丛林世界。这种虚无主义的处世态度，贯彻得最彻底的是庄子，庄子比老子走得更远，他鼓吹绝对自由，远离政治说教和规范礼仪，否定一切社会规则。对于越来越可怕的现实政治，他已经提不起任何的兴趣了，他以玩世不恭的口吻调侃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而仁义焉存。”
战国时期的道家文化倡导者杨朱（阳生）则将老庄引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他把老庄那套假模假式的虚饰统统抛掉，将老子的“自然无为”搞成一场现实可行的运动，把庄子的“好死不如赖活着”升华到“贵己（《吕氏春秋?不二篇》）”的高度。他的说法来自庄子对儒墨的抨击，庄子说：“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肱，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悉其五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然犹有不胜也，尧于是放灌兜于崇山，投三苗于三，流共工于幽都，此不胜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骇矣。”（《在宥》）有鉴于此，杨朱把“无为”之道说得更直白了，贯彻得更彻底了，照他的说法就是：“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列子》）大有两千多年后胡适所说“争你的自由便是争国家自由”的劲头，这其实是对老子的“小国寡民”，拒绝外部世界，“老死不相往来”思想的一种继承和发扬。对于杨朱来说，第二句话是为第三句话的成立铺路的，其实第一句话才是他的本意与核心。对于中国人而言，第一句话容易做到，第二句就难了。毕竟“不取”难，“无为”易。
道家的“无为”说穿了也就是一不要多管闲事，二不要惹事生非，中国人个个自觉争做良民，天下就太平了。而在这个“自扫庭院门前雪，休理他人瓦上霜”的世界里，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中国最大的自由主义者——皇帝。
两千多年后，“现代圣人”（毛泽东语）鲁迅一眼看出了老子的心思——“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以无为之为化社会，而世即于太平”。（《坟·摩罗诗力说》）说白了就是：只要人人都成了行尸走肉，天下就太平了。庄子做得就更绝了，他那句著名的“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就是对老子精神最到位的诠释
，现在我们常挂在嘴边的 “好死不如赖活着”就是从这里来的。在庄子看来，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吾丧我”，使形如“槁木”，而心如“死灰”，这样才能接近真道。他理想中最“真”的“人”是这样的：
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忻，其入不距。倏然而往，倏然而来而已矣。（《大宗师》）
但在今天看来，恐怕只有美国恐怖影片《生化危机》中的丧尸才能达到这个层次。
鲁迅曾于一九一八年在致许寿裳的一封信中提到：“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周作人在《乡村与道教思想》一文中也跟鲁迅一样认为中国人都是“道教徒”，他们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对的，因为道家跟道教有很大区别，道家讲虚无，基本上是无神论，所以他们才能放得开，做到无父无君，无法无天，心如槁，形同禽兽。道教假借老子，宣扬的是怪力乱神，得道成仙。道教是“挂老庄羊头，卖乱神狗肉”的关系。这和儒家“挂孔孟羊头，卖法老狗肉”的做法如出一辙。
鲁迅还认为：“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的大半。”其实不然，在《西游记》里，多数道士都是阴险、邪恶的代名词，道士不受指责，是因为明以后就衰落了，用地狱唬人的佛教取代了它的位置，因为成仙的诱惑不能满足大多数中国人的需求，并不是多数中国人的梦想，但恐惧是谁都回避不了的，所以很多人就改信佛教了。“近现代，中国道教逐渐失去固有的本色。一些宫观殿堂变成了赚钱的场所，为信徒做功德也成了一些道士糊口谋生的手段，做道士成为一种职业”。所以，鲁迅那个时代的人自然鲜有提及，但道家思想早就根植于我们心中。
所以说，道家文化不仅仅是属于一个学派的，它和中国人的关系是水和鱼的关系，道家文化是小农自然经济的必然产物，它是中国农民的生存哲学，就像欧洲主流文化是希腊城邦文明的必然产物一样。并不是因为有了老庄，才有了中国人的国民性，老庄不过是中国人的代言人，或者叫做中国农耕文化的集大成者，同样的道理，并不是因为有了孔孟，才有了“仁义”，并不是因为有了申韩，才有了“暴政”，只不过是当时的学者按照自己的喜好给这些古已有之的东西赋予自认为合适的逻辑与意义。儒家、道家、法家都拿古人说事，说辞却截然不同，甚至针锋相对，谁知道古人是什么样的，还不是自己说了算，东周列国的“托故改制热
”，其实都是智识阶层借没有文字记载的上古时代来说自己的事，孔子看到的是上古的礼，老子看到的上古的无为，庄子看到了上古的“真人”，韩非看到的上古的法制，连被孟子点名批判的杨朱也强调说他的为我哲学也是跟上古时代学的。
正如庄子对大自然的由衷赞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义，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知北游》）老庄的基因就是这样悄无声息地存在于我们的灵魂深处而不是像我们对待孔孟那样只是成天挂在嘴边。
老子的终极理想是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世外桃源”，即一种所谓的“小国寡民” 原始部落状态，人与人之间“至老死不相往来”。但两千多年过去了，老子梦想的“人间仙境”始终是一个梦，他给国人开出的“无为”药方非但没有起到“成仙”的药效，反而适得其反。如果说，今天的中国才刚刚有点老子所说的“安居乐业”状态，那也不是“无为”带来的，恰恰是为他老人家所深恶痛绝的“干政”争来的。
热爱“自由”的中国人当然希望自己能够自由自在，为所欲为，但与道家的“贵己”、“重生”的价值观一比，这种“自由”又变得可有可无了。正是这样的“自由观”造就了一个逆来顺受，适应能力超强的民族。我们可以与任何一种匪夷所思的社会大环境有机地融为一体，只要这种大环境大到能够无孔不入，但同时，我们“清静无为”的惰性又可以同化任何一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变得跟我们先前一样地浑浊不堪。
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人的价值观就是“活着”，哪怕像禽兽草木一样活着。这一百年来，我们才逐渐发现，老庄所指出的无为之道并不通往自由，而是一条通向“禽兽”的道路。
道家的价值观直到今天仍然对中国文化发挥着巨大、有效的影响，老庄被许多自由主义者在潜意识里奉为“非暴力”民主运动的旗手，只不过他们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或是耻于承认这一点罢了。他们就像始终心平气和的老子那样，人家说了，愿意等，哪怕再等一百年也要等来中国的“真民主”，并声称只有这样等来的民主才是最健康的、最完美的。岂不知两千多年前，老子也在等这个“天上的馅饼”，帝制时代人们称之为仁政，但等了两千多年，中国人也没等来老子的“小国寡民”。要不是一百年来终于有一拨血性的中国汉子耐不住性子，几脚踢翻了这帮老道精心布置用来自欺欺人的水陆道场，今天的我们还生活在自我感觉良好的帝制时代。一百年来发生在中国此起彼伏的革命过程其实就是中国人争取做正常人、健康人的一个必经过程。
随着西方照相技
术的闯入，一些生活在清末和民国初年的中国人开始出现在最早的一批黑白相片中，我们也因此有幸目睹一百年前我们祖先的尊容。照片里的男女一个个神情木讷、目光呆滞，尤其是女性，一双可怕的小脚使得她看起来犹如悬空站立的僵尸，以至于今天不少的无知者们把一百年前的一些结婚照当成了曾在中国乡村出现过的冥婚习俗的见证。从这些黑白照片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心如槁木，对生活毫无奢望的冷漠民族的缩影，而这一切，要拜赐于我们老子的悉心教化。
一百多年前，一个叫史密斯美国传教士说他永远也忘不掉中国人无所事事的“沉默”，他惊讶于中国人忍受精神苦难和肉体痛苦的能力，“他们可以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地坐很长的时间”。
1886年，西班牙传教士利马第一次来到中国，他感叹道：“中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善于隐忍的民族，他们那麻木的、近乎呆滞的神情，很容易令人联想到什么叫无助和绝望。”而美国传教士史密斯说他永远也忘不掉中国人无所事事的“沉默”，他惊讶于中国人忍受精神苦难和肉体痛苦的能力，“他们可以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地坐很长的时间”。
（二）善恶无间道
与其誉尧而非桀，不如两忘而化其道。
（庄子·《大宗师》）
春秋时代（公元前722－前468）持续了254年，而大大小小的战争 发生了531次。持续260年的战国时代（公元前481－前221），发生了大约430余次的战争。（朱宝庆的《左氏兵法》和杨宽的《战国史》）
在这场破坏性的社会危机之中，庄子视儒墨二家为恬不知耻者，因为他觉得，像他们这般可笑的名分论争并不能改善残酷的社会现实——
今世殊死者相枕也，衍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离歧攘臂乎桎梏之间，意甚矣哉！其无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在宥》）
在庄子眼里，世间的一切是没有正邪之分的，所谓的善与恶只是人为的价值判断，即所谓的 “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庄子·胠箧》），他说出了中国的一个从古至今的普遍现象，那就是小偷人人都恨，被逮到了是要被治罪、杀头的，而那些“窃国大盗”们，不仅能成为能称雄一方，还有人为他们大唱赞歌。
老子早就说过：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十八章）
如果说老子那会还有点无的放矢的味道，到了庄子的时代，道家终于找到了替罪羊，直接把矛头对准了儒墨两家：
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肱，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悉其五藏以
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然犹有不胜也，尧于是放灌兜于崇山，投三苗于三，流共工于幽都，此不胜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骇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毕起。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烂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于是乎斤锯制焉，绳墨杀焉，椎凿决焉。天下脊脊大乱，罪在撄人之心。”（《在宥》）
但老庄显然没看到或是故意混淆了这里面的逻辑关系：正因为天下无道，黄帝、孔子他们才行仁义；而不是因为他们行仁义才导致天下才大乱的。暴君、盗贼之道是为私利，仁义之道是为正义，这是本质的不同。老庄只看到了人性中的“恶”，这种极端、偏激的说辞只可能出自一个被残酷的现实吓破胆的懦夫，而不是一个理性、正常的人，反应了老百姓在礼崩乐坏面前的恐惧、绝望与无助。“因噎废食”是道家他们为“善恶无界限”辩护的一贯技俩，也是他们的致命缺陷。
循着这个思路，道家把所有的社会问题归于“有为”，因为有所得则必有所失，有所成则有所毁，只有自然无为才能无所失。善恶无间道的最终指向，最终还是回到了“无为” ——“绝圣弃知而天下大治。”（《在宥》）在庄子看来，儒墨两家介入世事，为之争个你死我活不仅浪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而且毫无意义。
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齐物论》）
老先生说了这么多车轱辘话，无非是想说明世间本无是非，是庸人自扰，那我们到底怎样做才对呢？我们的庄老先生说了：“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这话乍一听起来又好像是没说，但经我仔细这么一琢磨，总算是明白了——那就是，在他看来，喋喋不休地争一个虚名毫无意义，赔上性命就更不值当了。
他的说辞乍一听起来既全面又富有逻辑，无懈可击，但他恰恰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即人既不是“天地”，也不是“万物”，因为人长一张嘴不光是为了填饱肚子。
在庄子的心目中，争一个是非曲直，追名逐利毫无疑义，人世间根本就没有好坏善恶之分，什么都是无所谓的，但他也有做人的底线，那就是“活着”，哪怕像禽兽一样地活着，“名利”跟小命一比就显得无足轻重了。他说：
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
。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 若其残生损性，则盗跖亦伯夷已，又恶取君子小人于其间哉！（《骈拇》）
这里，道家的“重生”和“贵己”底线又为善恶不分，没有基本是非观找到了借口。最后，庄子用臆想的鱼的价值观演绎了一出涉及人类终极关怀的情景剧，他在此所得出的结论，成为人类所有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吹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大宗师》）
而道家中最激进的杨朱学派也认为：除了保命之外，任何理念或价值体系，皆为次要的。而孟子批驳杨朱的一句激愤之语，戳穿了道家的层层伪装，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杨氏为我，是无君也。……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
中国历代大儒大都视老庄为流俗，大加鞭挞，鲁迅所引述的“中国根柢全在道教”并不新鲜，但他将中国人崇尚“厚黑”的根源归咎于道家的看法当属首创，他认为：
中国人不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不为福先”。…… 然而人性岂能真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欲得的却多。既然不敢径取，就只好用阴谋和手段。
他这段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在我看来，老庄的做秀成分很大，恬淡是他俩的幌子，正如杨朱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后一句不向天下索取是装门面的。如果他真的什么都不要，就没必要出来说三道四了，早遁隐去了。道家是有做坏事的潜质的，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是非之分，正邪之争，有的只有自我（贵己）、活着（重生）。
人的大脑可以操控运动器官，却不能控制自己的心跳，所以，人也不能控制自己的良心。这是一件令人烦恼的事情，因为太多烦心的事会影响到自己的心情，有时候好像已经淡忘了一件事情，却突然间又在心底隐隐作痛，所以，老子的后继者张爱玲建议老百姓干脆建一堵良心的防火墙，以防范良心发现，这一来就省去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在现代道家张爱玲说我眼里，找乐子、快活是第一位的，她说：
凡事牵涉到快乐的授受上，就犯不着斤斤计较了。较量些什么呢？——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
也就是说，平时遇事要理性、冷静，三思而后行，冲动是魔鬼，什么事忍一忍就过去了，有什么事能让你想不开呢？又不是没饭吃。当然，更好的办法就是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正如张爱玲所说的：“
我向来很少有正义感。我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当然，能达到像这种自闭症患者层次的“正常人”为数不多，但至少在道家那里这样的人生境界就是榜样，像陶渊明那样在闹市做一个隐士，在世事面前，闭上眼，转过身，关闭视听，积极、主动地维护社会稳定，不就没有烦心事了吗？
正是这种遇事“冷静”，几近于生理反应的自我保护功能，让更多的中国人存活下来，没炼就这身本事的中国人一个个被淘汰了，正所谓优胜劣汰。人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自然学乖了，纷纷苦练基本功，从自觉执行信息屏蔽开始，直到在不义面前熟视无睹。学会这套本领的人在中国活下来，并繁衍后代，他们坦然生活在小我的世界里，永远自在、快活。
正是抱着这种“玩世不恭” 的心态，张爱玲可以在别人的苦难面前背过脸去，无视现实，超越良知。但如同所有道家信徒一样，张爱玲最终也会有一道做人底线，当然那不是什么道义、良知，而是活着，所有的 “ 调侃 ” 到这里就都嘎然而止了。所以，张爱玲天真地喊出“快乐无罪”的同时，也能很世故地叫嚣 ：“出名要趁早啊！” 道家既然“重生”、“贵己”，就不可能重义轻利。 1944 年，二十三岁的张爱玲与年长他十五岁的胡兰成秘密结婚了。胡兰成是当时上海地区臭名昭著的汉奸文人，人生得风流倜傥，在伪政府也如鱼得水。在张爱玲看来，没有什么比这后两点更重要的了。
谁上台都无所谓，只要能安享荣华富贵就行。五四新文化运动扯下儒家的遮羞布之后，他们干脆扔掉无欲无求的救国幌子，赤裸裸地自私自利起来了。
在道家看来，儒家所界定的“圣人”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他们像小丑一样地在文化舞台上蹦来跳去，而下面的老百姓却照旧以道家方式有条不紊，悄无声息地活着，人们嘴上不提老子，不提道家，但老子的基因就像水和空气一样，不可或缺，像老子这样的，才是真正的叫圣人，他说：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
“至人”、“神人”、“圣人”，都是理想人格之别称而已。他们不羁束于自己的存在（“无己”），自然而然没有积极想要达成的功果（“无功”），并且不追求别人的称赞与声望（“无名”），以达到精神上的自由。但这种所谓的自由不过是禽兽、野人的自由，与社会中的人无涉。对名分的无所谓在老庄看来，无为即自由。但在我看来，老庄的无为之道并不通往自由，它只能通向奴役之路，通向万劫不复的十八层地狱（在佛教教义中，无间即阿鼻地狱，为地狱里垫底的一层）。
（三）老庄的双刃剑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老子
老庄信徒貌似温柔敦厚，其实他们都拥有一把双刃剑，分别用于挥刀自宫与狗急跳墙。
先说挥刀自宫的这一面。
老子是中国第一个鼓动大伙挥刀自宫者的大学者，他不仅口头上说，还带头身体力行，他鼓励中国男人们要“守雌”，《老子》第二十八章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奚。”即弃刚守柔，与人无争。用他老人家的话来说这才是长胜之道——“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其实说白了就是自行阉割，但这是一把软刀子，不仅不疼，得道的人还能从中找到某种尊严和幸福，而这正是老子的过人之处，人家不劳你上面来动手，免得自取其辱，先别管正气、良知这些没用的东西，凡遇事先往后这么一缩，对自己绝对没害处，甚至还能化险为夷，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退一步海阔天空”。他之所以揶揄孔子爱多管闲事，瞎逞强，以卵击石，为“仁政”颠沛流离，自讨苦吃，皆源于此。
庄子说得就更到位了，他认为在乱世保全自己的最好办法不是去抗争，而是做一头“食以糠糟而错之牢柙之中”（ 《庄子·外篇·达生第十九》）的猪，或者干脆做一只“吾将曳尾于涂中” （《庄子·秋水》）的缩头乌龟。
在乱世，老庄杨朱的影响深入人心，到了战国末期，中国人已如屈原所说——“阴阳易位，时不当兮”。（《九章》·《涉江》）
鲁迅对孔子和老子有句很到位的总结：“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孔子之道是由内而外，即所谓的“内圣外王之道”，也就是说人最终是要服务于外部世界，并受外部世界制约的；而老子则完全相反，他的意识是由外而内的，尽管他常常谈及宇宙、大自然、政治这样大的事物，但他最终的归宿还是“小我”、“无为”，中国的隐士文化正是由此而来的。而正是中国人这种逃避式的处世态度，纵容了中国历朝历代的苛政乃至暴政。
中国文化的变态之处正在于此，西方自由主义奠基人洛克的观点就截然不同，他认为：如果政府超越或滥用政治契约中明确规定所授予的权威，这个政府就变为专制独裁；这时人民就有权去解散它，或者反抗它，甚至推翻它。我们的孔孟早在两千多年前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但面对道家否定革命，认为革命会造成动乱、流血的指责，孔孟没有进一步辩驳。而洛克做出了明确的回答：
他们也可以根据同样的理由说，老实人不可以反抗强盗或海贼因为这会引起纷乱或流血，在这些场合倘发生任何危害，不应归
咎于防卫自己权利的人，而应归罪于侵犯邻人的权利的人。假使无辜的老实人必须为了和平乖乖地把他的一切放弃给对他施加强暴的人，那我倒希望人们设想一下，如果世上的和平只是由强暴和掠夺所构成，而且只是为了强盗和压迫者的利益而维持和平，那么世界上将存在什么样的一种和平。当羔羊不加抵抗地让凶狠的的狼来咬断它的喉咙，谁会认为这是强弱之间值得赞许的和平呢。"
在现实世界里，要完全做到老子所说的“活僵尸”境界太难，但愿做“太监的却大有人在，他们就是现实中离老庄大道最近的人。
再来说说那剑锋的另一面——狗急跳墙。老庄“无为”，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可以听任暴君“率兽食人”而不作为，等到暴君坏事做尽，一切都无法挽回的时候，他们才会被迫发出最后的抱怨。正如老子在《道德经》第七十五章里所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老子常常自作多情地把自己放在为上边出谋划策的位置上，一心为统治者着想。这和孟子的主动出击，始终把权力的约束与制衡作为为政的核心理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孟子就曾对齐宣王明确表示：“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
老子把中国人的国民性看得很透，因为他就是在叙述自己内心的想法。中国人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价值观，只有在赖活着都无法保证时，才会铤而走险，除此之外似乎都没什么好争的，这就是所谓的“清静“、”无为”的处世哲学。
但无论是老子、庄子还是杨朱，也不管他们把现实说得多么地可怕和无趣，他们都有一道底线，那就是“重生”，也就是说这世上最要紧的事就是活着，即所谓的好死不如赖活着，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呢？人都期求安生、长寿，故人人怕死。当人因生计、身体与尊严受到严重威胁，连死都不怕之时，他就必生非分之想，必行非分之事。一旦怕死的底线被突破，中国人便是另一副可怕的面孔。
中国文化是女性文化这没错，但老子在挥刀自宫、自欺欺人之后，也放出过一句狠话，这就是那句著名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人家的言外之意是：你再怎么玩老子，弄老子，老子都能扛，但你至少得给老子留条活路——兔子逼急了还咬人呢。而这就是剑锋的另一面——嗜血与疯狂。
我们从道家文化的发扬光大者杨朱在战国受欢迎程度就可以看出，中国人都是天生的利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如果没有痛
苦、死亡、家庭或者地狱的牵绊与顾虑，国人将变得无法无天，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历朝历代那些走投无路的饥民所爆发出来的惊人兽性和破坏力就连最残暴的暴君都会胆寒。面对这一可怕现实，老子也发出过怨妇般的抱怨：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并因此为君王感到了深深的忧虑：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矣。
老子这两句话显然都是在提醒统治者，是帮他们出点子，拿主意，这就好象有人对一个牧羊人说：如果你不管好你的羊群，他们就会撒野的。说白了，老子根本就没把老百姓当人看，而是把他们当作一种既可以利用又必须防范的资源；法家也是这样的，这与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为政理念有着天渊之别。老子这两句怨言潜台词是：无论如何，你一定要让老百姓怕死，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国人一旦不怕死了就不好办了，所以，历代统治都不约而同地达成了某种默契和共识，即要让老百姓贪生怕死，也就是说好歹也要给人家留条活路，如果把老百姓逼到连死都不怕的地步，这时你再拿死亡来威胁他们也就没用了，社会就乱了，政府也就完蛋了。但中国历代执政者因为无能又做不到，或者是出于私利不愿意做到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于是就只能在杀人的手段上做文章，凌迟、连坐、车裂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酷刑就这样诞了，其根本目的就是让人怕死。从历朝历代的各种匪夷所思的酷刑到毫无理性的连坐、灭九族、灭十族，再到隋唐大兴佛教，用地狱吓唬人（就算你不怕死，也要让你害怕死后下油锅），都是执政者试图赋予这个务实的民族以敬畏之心
即便是杀人的刽子手，也不是谁都可以当的，老子说，杀人也是有讲究的——“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这句话可谓一箭双雕，即是说给执政者听的，更是说给老百姓听的，这大概就是“不管州官放火，只管百姓点灯”的最早版本，与法家可谓殊途同归。有所不同的是，人家老子不仅自愿当奴才，而且要堂堂正正地当。
很多西方人常常诧异于中国人的隐忍和凶残，感到不可思议，这是因为他们满脑子都塞满了孔孟之道就等于中国文化的概念，根本没有意识到道家文化才是中国人不可或缺的水和空气。
《道德经》洋洋洒洒一千多字，一语弊之——安守本份，必不因非分而失德。也就是教人如何做一个有“道德”的奴才，以及如何充满自信地做“乌龟”、“王八蛋”。从表面上看，老子的为政理念与韩非鼓励统治者做“缺德”君王有所不同，但实际上他们都是在为一个目标服务，殊途同归。
在法
家、道家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太监文化和太监人格诞生了。不信来看看，中国历史上的那些榜上有名的大太监，哪个不是集奴颜媚骨与心狠手辣于一身？按说太监自残伤生是不符合道家的“贵己”理念的，但如果只是在精神上自残、去势就容易说得过去了。阉人不是东西这是毫无疑问，敢为他们说好话的不多，因为太监身心俱残太明显了，但为“阉党”、“奸臣”、“汉奸”说好话的却大有人在。
由此可见，联手打造出道家这把双刃剑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国的君王和臣民，军民互动，缺一不可。
（四）从苛政的纵容者到暴政的卫道士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
——老子
我相信，古今中外，没几个人会对苛政天然产生好感的。孔子骂“苛政猛于虎”，老子也并非天生就是受虐狂，他也幻想着帝王能够施仁政来着，但他更看重的是稳定，老人家所担心的是，万一有人打着为民施仁政的旗号犯上作乱怎么办？干脆，您也别施什么仁政了，咱也指望不上，您就当我是一条野狗，别理我就成，这便是我们常说的“宁为太平犬，不做乱离王”。在苛政和暴政面前，孔子的选择是理性地直面，他要求弟子“以直报怨”；而老子的选择是非理性地背过脸去，即便是挨了人家一巴掌还要赔笑脸，他对围观者的解释与两千多年后的阿Q惊人地相似，他俩都是最后的胜利者——“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道德经》四十九章）而今天的“老子”则从西学中找到了制胜的法宝：
（我们要做的）不是以恶的德性来对抗恶的法律，而是以一个好公民的美德支撑着我们如何面对一个不义的法律，甚至如何面对一个腐败的城邦。（强世功·《法律的现代性剧场：哈特与富勒论战》）
如果道家就这样一直用充满雌性的目光地注视着父王，用饱含母性的话语谆谆教导着臣子也就罢了，那么老庄只不过是两个怕生事的良民形象。道家最变态的地方在于他们对于破坏社会稳定者的刻骨仇恨，别看老子一副宽厚长者的形象，可谁要是破坏了他心目中的和谐，他就跟谁急——
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
只要老百姓怕死一切社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那就用死来吓唬他们，即便遇上“一小撮”不怕死的“反动分子”也不要紧，抓来杀了就是，杀鸡儆猴，谁还敢犯上？
两千多年后，由我们老实巴交的北方农民所组成的义和团师兄对于“奇技淫巧”的愤怒并不亚于他们的老子当年对于“为奇者”的愤怒，他们甚至对只不过拥有洋笔（铅笔）和洋火（火柴）的同胞都要斩尽杀绝。
老子怕吵，怕乱，喜欢“静”，申不害也崇尚“静”，在他们看来，稳定压倒一切。老子认为，要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首先要“使民常畏死”，这样一来，“一小撮”胆大妄为的“坏人”就被孤立了。如果还有人不安于现状，犯上作乱怎么办？韩非说：“严刑重罚以禁之，使民以罪诛，而不以爱惠免。”甭跟他们客气。老子更不是善茬，早在韩非之前，他就放出过比这更狠的话，一旦有“唯恐天下不乱”的人破坏了他的“清静”生活，他就会凶相毕露，怂恿政府大开杀戒：“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在关于杀人的学问方面，韩非之流也是老子的儿子。
道家厌恶政治是毫无疑问的，但要说申不害、韩非他们是愚民暴政的始作俑者就完全错了。其实老子才是愚民暴政的鼻祖。《道德经》五千言，充斥着“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的内容，如“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大秦帝国和文化大革命使的都是这招。老子提出“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使人民不往远处迁移，从秦始皇到朱元璋再到毛泽东都是这么干的。老子还提出：使民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也就是说不让人民使用先进的生产工具。因为使用先进的工具，生产率就会提高，填饱肚子后人就会有精神上或其它方面的想法。老子真是考虑得太周到了，甚至都有些多虑了，因为现在中国人就用着许多先进的工具，他们在精神上也没见得有太多的想法。老子的理论基础叫“实其腹”，只要把中国人的肚子填饱就行了，相当于今天政府常挂在嘴边的“生存权”。不让他们看到好东西，即“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毛泽东的闭关锁国政策就是这个目的。不给他们太多的学习机会，这叫“绝学无忧”。文革中的停课闹革命也是出于这个考虑。《道德经》八十一章明白无误地告诉中国的执政者们只要做好两件事就行了：一件是自己扮傻，另一件是把臣民搞傻，帝王装得无欲无为，把臣民弄得无知无求，天下就太平了。在老子看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在他潜意识里，根本就没把人当人看。老子的这一基本治国理念最终成为法家暴政文化的理论基础。韩国政治家申不害就希望君王们要掌握“装傻”的“（权）术”，这样天下就能无为而治了，君王最终才能达到“独视，独听，独断”的独裁境界。而他的同胞兼同志韩非则完全模仿老子的语气，更看重的是如何把老百姓弄傻、逼傻，他说得就更坦率了：
“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韩非子·说疑》）其结语是：“故谴贤去知，治之数也。”（《韩非子·禁使》）
不过，老子所提及的一定要被“绝”的“学”和“知”，当然不是指农业知识和农活技巧，否则连他所谓的“实其腹”这一基础也做不到了。“绝圣弃智”也不是指不要所有的圣人和智慧，否则他老子就应该自杀。而事实上，后世的两位“圣人”——秦始皇和毛泽东也不是什么书都烧，什么儒都埋，比如医书和医生就不能缺，否则老人家病了找谁去啊。老人家所指的“书”是指离经叛道启发人心智的书，就像阁下正在看的这本书，即便是在当下被许多学者盛赞为“五千年来最好时代”的中国也绝对没有公开出版发行的可能，因为这本书里面有太多老子要禁的“知”和“智”。两千多年来，经过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的抗争，老子最初开出的禁书范围虽有所收窄，但“尊君卑臣”的底线始终岿然不动。尽管这是两千多年来历代统治者们的共同心愿，但似乎只有文革中的中国老百姓才最大程度地做到了这一点。即便是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听邓丽君的歌也是一种罪过，说那是“靡靡之音”。
跟法家不同的是，法家只给皇帝支招，但老子还帮皇帝给老百姓“去势”，而且还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自宫”，他教会了中国老百姓在乱世苟活的诀窍——“难得糊涂”，两千多年的官民互动最终锻造出了一个民族的性格，正如深得道家精髓的张爱玲以“无间道”的口吻所总结的：
中国人笑嘻嘻说“这孩子真坏”，是夸奖他的聪明。“忠厚乃无用之别名”，可同时中国人又惟恐自己的孩子太机灵，锋芒太露是危险的，呆人有呆福，不傻也得装傻。《中国人的宗教》
正是由于道、法两家软硬兼施，狼狈为奸，造就了一个心理扭曲的民族。
我们只要稍加注意便可以发现，后来出现的墨家文化也是源自道家，两者均为农耕文化的产物，其创始人墨翟的观点同样出于小农的非理性和鼠目寸光。中国农民守着一亩三分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看问题自然务实、短视，在他们看来，他们所在的帝国跟他们没有任何的关系——“帝力于我何有哉？”他们对那些不着边际的事情毫不关心。但后来城市出现了——“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淮南子·原道训》）。自然而然地，就有些农民开始进城打工。因为离君王近，所以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帝力”的存在，态度立马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但他们所做出的第一反应与他们先前的政治冷漠同样务实极端。中国城市手工业
者的代言人墨翟就斩钉截铁地表态说：“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墨子·尚同中》）而在这一大前提下，就算墨翟把他所倡导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说得再楚楚动人，在现实中也是苍白无力的。 他这一基本观点与法家代言人韩非所说的“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韩非子·主道》）如出一辙，而事实上，法家学说就借鉴了不少“墨家之法”。
按说道家跟墨家的许多观点相左，对谁都不待见的庄子却单单对墨翟赞赏有嘉，夸他是“才士”，而爬上政坛的一个道家学派——黄老学派更是褒扬墨家。关注中国文化的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始终没能够看清楚中国文化的底色，但他对于墨家的点评还是比较到位的，他认为，在中国的城市里，工匠的同业公会彼此竞争以向皇帝争宠，而从来没有试着联合起来争取更多政治权利。（《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以申不害和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是当时的另一大学术门派，他们的主张看似专门针对满脑子道家意识的中国人，而事实上，道家与法家是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的，从苛政的纵容者到暴政的卫道士不过是一线之隔。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做不成主子，便是奴才；不是仰脸的横行，就是低头的顺受。只不过像申不害、韩非的“政治觉悟”这般高的奴才还不多见，人家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不怕解剖自己，敢于抽自己大嘴巴。但即使是政治觉悟不高的道家信徒，只要他们掌了权，自然而然就成了法家，因为道家和法家的文化根源都是乡愿情结和极端个人主义。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大太监魏忠贤，从他对当朝皇帝的温柔体贴到他对异己实施可怕的报复手段可以看出，太监的隐忍与狠毒其实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这是一个人在长期压抑下的必然结果。从受虐狂的平静到施虐狂的爆发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即便是生理上也需要这种发泄，这就是道家扭曲、变态的双重人格，而暴政又加剧了这种变态，用现代的说法就是精神分裂，人格分裂。
在法家看来，中国人天生就是个人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如果没有痛苦、死亡、家庭或者地狱的牵绊与顾虑，他们将会毫无疑问地变得无法无天，做出各种伤天害理的事来。所以历代统治都不约而同地达成了某种默契和共识，在折磨中国人的手段上大做文章，从隋唐大兴佛教，到历朝历代的各种匪夷所思的酷刑到毫无人性的连坐、灭九族、灭十族，再到大兴佛教，都是执政者试图赋予这个笃信老庄杨朱的民族以敬畏之心。
于是，申不害、韩非等皇权体制内的卫道士们就
发明了一套对付这群自律意识低下者的法宝——暴政，他们坚信，道家信仰者们这种非理性的忍让和后退是必须是建立在强大的现实压力下才能实现。老子面对残酷的现实说过一句大实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现实就是这么无奈，怎么办呢？执政者首先就得让老百姓怕死，那如何让老百姓怕死呢？老子的做法就是建议执政者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同时镇压一批犯罪分子（包括政治犯），即所谓的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法制建设。而韩非则是怂恿君王动用严刑峻法，甭跟老百姓客气。两千多年来，历代帝王都尝试过这两种治国之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例外，这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做法。在中国慢慢的历史长河上，却唯独没实践过孔孟之道。
在《史记》中，司马迁特意把老庄申韩一起合传，在我看来，也应该把墨翟算进去。如果说道家文化是农民的哲学，那么墨家文化就是进城农民的哲学，而法家文化则是做了城管的农民的哲学。他们在一起构建了中国农耕文化的基石。孔孟之道则接近于古希腊城邦的“公民意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一个好的公民，应该既有能力去统治，也有能力被统治，这种双向的能力是一个公民的美德。”（《政治学》）而中国的农耕文化只能孕育出既不会统治，也不会被统治的草民。
中国极权制度之所以得以长期存在，更多地原因是因为老百姓出于两害取其轻的考虑——他们既害怕国家机器，也害怕走投无路的同胞。在他们看来，军队和警察不过是拴上项圈的恶狗，但毕竟比那些失控的野狗（饥民）、疯狗（暴民）要好些。他们无法改变社会现状，沉默是种无奈的选择。千百年来，中国人不是非理性地沉默，就是非理性地爆发，历史的钟摆从一个极端摇到另一个极端，孔孟的中庸之道一天也没有在中华大地上实行过。中国人活得稀里糊涂，死得不明不白，历朝历代的所有坏制度都是让我们给惯出来的。中国取得最大进步的这一百年告诉我们，我们只有不断摆脱阴暗、丑恶的道家文化的麻醉和束缚，才能赢得真正的自由，才能摆脱太监、草芥般的可悲命运，做一个堂堂正正，有尊严的中国人。
历朝历代的中国老百姓不是一群冤魂，就是一群饿殍，凄惨地游荡在历史的旷野中。国人的愚昧和暴戾现在看来不是可恨，而是叫人同情，令人心酸。人们永远弄不清楚也没有兴趣去弄清楚现实背后的真相，正因为不知道灾难的根源，人们就只能凭着感觉，如浮游生物般默默地承受一个个接踵而至的灾难。如果幸运地遇上“明主”，就
凑合着过上几天“好日子”；遇上昏君、暴君，就度日如年，如草芥般死去，或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揭竿而起，走向自我毁灭，一茬接一茬，如山野间自生自灭的野草。如果天下安定，皇帝就会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百姓受苦；如果国家灭亡就会战祸不断，百姓同样受苦。道家文化造成的恶果，在异族屠城之后建立起来的元帝国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元朝廷做官的汉族士大夫张养浩因此发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千古感慨（《山坡羊·潼关怀古》），这与陈草庵的 “兴，也任他；亡，也任他。”（《山坡羊·叹世》）与赵庆善的“山，空自愁；河，空自流。”（《长安怀古》）与杨慎的“是非成败转头空” （《临江仙》）都是一样的，都是源于道家的“无为”。而这既是结局，也是开始。历史上闪现过的所谓“盛世”，到头来不过是中国漫漫长夜里的昙花一现，美梦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