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稿
同学们，今天我们组要展示的主题是关于张学良，少帅毁誉参半的一生。谈起张学良，除了中学历史课本上少量关于张学良的介绍，大部分的人可能对于张学良这个历史人物了解不多，不过不要紧，今天我们就一起进入张学良的的世界。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张学良的个人背景，要说张学良就不得不说他的老爸——张作霖，张作霖是当时北洋三大军阀之一，掌控着整个东北，对外号称“东北王”，敢这么叫肯定有两把刷子，这个张作霖的实力在军阀里面的确非常强的，更难得的是张作霖是支持抗日的，所以在民间的口碑还算可以。有着这么牛的老爸，作为官二代，张学良有着很多的先天优势，特别是在军事上。
1919年，18岁的张学良就读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19岁以炮兵科第一名毕业，之后当了他老爸的保安队长。这就是年少崭露头角的张学良。
之后，张学良历经多次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还有
反奉战争，帮助张作霖扫清了直系军阀，张学良自己也在战争中得到了手底下官兵的认可。为后面张学良的上台打下了基础。
可以说，前27年张学良都没什么大事，直到他老爸被炸死，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30分，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士兵炸死在火车上，当时张学良认为是日本人干的这件事，不过后面一些史学家也有说是苏联不满张作霖收回中东铁路搞的暗杀。这个杀手是谁还是有争议的，不过当时的张学良对日本人怀有的杀父之仇肯定是不存在怀疑的，这也就导致了一星期后张学良改旗易帜，把五色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旗，史称“东北易帜”，这件事是张学良人生的一个闪光点，同时东北易帜标志着北伐战争在形式上取得了全国统一。也标志着张学良和日本的决裂。
之后各地军阀比如阎锡山，李宗仁等举起反蒋的大旗，发动中原大战，张学良利用双方的矛盾，以极小的代价换来了大量的财富，权力，地位等回报。乘机壮大了东北军的实力，进一步巩固了自己。从这可以看出能上历史教科书的人脑子都不简单。以上介绍了张学良基本的发展历程，让大家对张学良的各方面实力能力有了一定的了解，下面来
说张学良最重要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张学良丢掉了东北三省。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的军队没有放一枪一炮就撤回关中，直接导致3000万同胞暴露在日本的刺刀下，日本仅用五个月就占领了近中国十分之一的土地。因为教科书的原因，可能我们一直认为放弃东北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导致的，不过这个问题晚年的张学良给出了答案，不抵抗政策并不是蒋介石下的，是东北军自己选择的，其实也就是张学良自己做的决定。这也成了张学良人生的一个污点。
第二件事是西安事变。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事变发生的背景。失去东北，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但这个时候张学良还是倾向国民党的，在国民党的一系列政策上也没有大的反对。
在1935年红军长征结束后，张学良担任剿匪副司令，企图绞杀刚刚
脱离虎爪的共产党。这时的张学良没有认识到全民族团结的必要性，仍然坚持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不过有一点张学良还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日本人的暴力残忍，和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下面我们来看一小段视频。
这个四级听力可能难了点，不过勉强还是能听到几个关键词japanse,china,killding从这我们知道张学良内心还是希望解救东北，解救三千万的同胞，解救中国的。
真正让张学良走上联合抗日的事一群学生，1936年12月9日，东北学生的游行示威触动到了张学良，一曲松花江上点燃了东北军的抗日热情，张学良当即做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如果做不到，你们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的承诺。
同年10月，在蒋介石飞抵西安的时候，张学良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遭到蒋介石的拒绝，两个人不欢而散。随后45天，张
学良又四次劝说蒋介石，不过这可没有发生小说里面蒋介石突然顿悟的情节，不出所料，四次全都失败了。
既然来软的不行，张学良就只能来硬的了，后面就发生了我们熟知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历时12天，大致过程可以分为七部分。
第一部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这也就是亮刀子给蒋介石了，有一种不给赎金就撕票的意思。绑了蒋介石这个肉票，张杨给全国的人民写了封e-mail，告诉全国人民我把老蒋绑了，国民党如果你们不同意停止内战，那就不知道会发什么什么了。
兵谏传到南京政府，引起了国民党党内的轰动，当时党内的领导人主要是主战派，国民党右派提议出兵讨伐。如果真是这样，恐怕张学良也不愿意看到，张学良发动兵谏并不想加深战争矛盾，而且以当时国民党的军力，张学良和刚死里逃生的红军对阵国民党恐怕很难取胜。
不过好在当时蒋介石的爱人宋美龄帮了张学良一把，关键时候蒋介石还是得靠老婆。宋美龄主张和平解决事变，确保蒋介石安全。并且写了封信送到西安，里面写到“且抗日亦吾兄平日主张，惟兄以整个国家为前提，
故年来竭力整顿军备，团结国力以求贯彻抗日主张，此公忠为国之心，必为全国人民所谅解”。这时宋美龄也是在劝蒋介石同意张学良一致抗日的要求。
接着双方就开始交涉，事变发生后四天，国民政府颁布讨伐令，派兵西安，战争随时可能发生，好在最后蒋介石下了停战手令。
23日，双方正式开始谈判，张学良提出停战，排斥亲日派，停止剿共等主张。
24日，双方达成和解，签署协议，由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冒着生命危险发动的，对中国抗战有这深远的意义，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于民于国都是好事，不过张学良的结果就没有那么美好了，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后面蒋介石发了个特赦令把十年给免了。要是判个十年也还能接受，毕竟这绑架上司的罪也不小，可能你觉得老蒋挺厚道的，不过不要被表面现象迷惑，刀子都是背后捅的，最终张学良从1936一直被软禁到1990年，把蒋介石给熬死了才获得自由。
最后张学良于2001年去世，享年101岁，蒋介石活了88岁。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历史对张学良的评价，有说他爱国的，说他是功臣是英雄，也有人鄙夷他是花花公子，是叛徒。评价两极分化比较严重，下面来具体看一下。
张学良说自己和老爸都很爱国，江泽民主席也说张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有着爱国赤诚。听到这话可能会有迟疑，虽然张学良绑了老蒋，但毕竟东北是你搞掉的，三千万东北同
胞是你卖的。
毛周也都曾赞扬张学良，是民族功臣，是千古功臣。从共产党的角度来看，这点确实毋庸置疑，张学良帮助共产党摆脱了困境，也间接帮助了新中国的成立。
再看看台湾的李敖，对张学良评价很高，张学良为了民族抗日被软禁47年这点确实可以称得上是英雄。
不过人总会有点污点，张学良除了丢了东北，还有个人的作风也经常被拿来说事。年轻时张学良沾染毒品，玩弄女性，张学良曾自诩：平生无憾事，唯一爱女人。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张学良有了个花花公子的名号。
还有就是说张学良是叛徒，说张学良是叛徒也有理由，张学良本是国民党派，最后帮助共产党挟持主帅，想想也知道在国民党没有什么好名声。所以国民党党史主任邵铭煌才会要制裁张学良。
历史人物功过是我们现在的人的评价，怎样评论都有它的道理，我们大学生要做的就是辨证的看待形形色色的观点，多从历史人物中获得点什么，毕竟读史可以明智。
我们组的展示结束了，谢谢大家。
历史人物评价张学良 The Standardization Office was revised on the afternoon of December 13, 2020
英雄的赞歌——少帅张学良 张学良，1901年6月3日(夏历4月17日)～2001年10月14日，字汉卿，人称“少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民国四美男子之一。其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前半生戎马征战，后半生却遭幽禁。谈到他，我们耳熟能详的包括“东北易帜”、“西安事变”、“九一八事件”，可以说他的一生是伟大的。 一个人的个性很大程度取决于他的生活环境，年少艰苦的生活条件造就了他坚毅的性格。父亲母亲的影响，也让他有了正直、冷酷、坚强的一面。在了解他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回忆中，可以发现他喜欢开玩笑，平时则和蔼、平易近人，在公事上就刚烈正直，就是这样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却也真真实实地谴责自己是罪人。如此谦卑恭谨、正气浩然、明敏坚定、待人真诚的人是值得我们尊敬和敬仰的。然而他却也因为发动“西安事变”而饱受非议，从不同的政党角度来看，“西安事变”利弊各不相同。可是从他本人的角度来看，他的出发点却是为了“民族统一”大义。 张学良和他父亲张作霖是不一样的，他接受的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厌倦军阀统治和封建主义的世袭制度。在西安事变后期送蒋宴会上他曾说：“一个人要有救国救民的志向，我父亲有我父亲的志向，我有我的志向。”他生平一贯的主张就是拥护国家的统一，他坚决反对内战，看到老百姓因内战被蹂躏失所，饥寒交迫，内心会非常难过和内疚，希望今后不要再打内战。西安事变结果——蒋最终获释，而国民政府提前停止剿灭共产党，中国建立形式上抗日战争统一战线就是对此的最好体现。同时，他也痛恨日本，绝不卖国，绝不事仇，曾立下生做抗日雄，死成抗日鬼的豪言壮语。对于“九一八事变”痛失东三省，我相信那并不是他愿意看到的，他也不愿意同胞受苦、惨遭蹂躏。在面对各界声讨与谴责时，张将军说“丢失东三省，我是有责任的，但我是奉命这样做的。”此话看来或多或少都有点推卸责任的意味，然而其后续做法却又让人看到了其真诚痛苦之处。“学生爱国无罪，如果有学生冲进来，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如此般委屈求全，内心苦痛无人能解，足见其心胸宽广和对人民的爱护。 提到张学良，我还是不想避讳其风流韵事。我认为，一个男子能吸引如此多女子为其倾心，足显其魅力所在。虽不足为外人道也，但也能反映其少年功成，才华非同一般。如此不可多得的人才，不引佳人倾心反倒不正常了。可以说，他一生功大于过，赞扬多于贬斥，我们还是应该以民族英雄的角度来对待他。
关于张学良的评价 以前，听到的有关张学良的事情和评价，有大部分都是负面的，特别是对张学良的消极评价更是很多，即使是在历史课上、教科书里，也没有对他的歌功颂德，反倒是认为他是国民党军的头子，做了很多危害国家、共产党的事情。我总觉得对张学良的评价是否有些过于偏颇了。最近，我查了很多关于张学良的资料和大家对张学良的评价。发现，果然如此，对张学良的评价确实有很多人是赞扬和崇敬的，但不乏有很多人持有反面态度。 很多对张学良评价消极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富家公子、纨绔子弟，做人风流等。他所执行的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致使东三省沦陷，更是这些人对他进行批判的最有利把柄，可以说这是张学良人生的一个最大污点，足以使后人对他产生这种消极的评价并且是那么的理直气壮。 但是，对张学良的消极评价虽然有一定的依据，是不可抹去的历史事实。但只对张学良进行这些负面的评价，恐怕是对他的不公正评价，不客观评价。张学良为什么一直以来都被人称作“少帅”？“少帅”一词恐怕不是一个贬义词吧，这从另一个方面可以看出张学良在人们心目中还是一个响当当的大人物，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大英雄。 张学良不仅是英雄，而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张学良虽然在战争年代隶属于国民党军队，是国民党军的司令。比如：1928年6月，张学良任东北三省保安司令；同年12月，毅然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受到全国舆论谴责；12月任国民党北平绥靖主任；1935年10月，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但是他所做的另一些事情对于祖国的统一，维护国家主权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比如说最为著名的“西安事变”，这便是他最为有利的正面评价证据。 在当时，面对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张学良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都遭到拒绝。1936年12月12日，他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事变发生以后，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事变，并派周恩来等为代表到西安帮助张、杨正确解决事变。西安事变使得和平统一战线形成，国共共同抗日的局面形成。不仅从危 机中解救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也拯救了中国革命，让中国从内战走向了联合抗日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国人民内部的团结，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事变发生后，少帅却被蒋介石判刑，囚禁；受到蒋介石的监视长达50年之久。可以说，少帅为了祖国的统一和国家主权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做出了难得的牺牲。 在今天看来，无论张学良是服从于国民党也好，服从于共产党也好，他始终是坚守着自己的爱国热情。比如，在学生时代，他参加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二十一条”运动；从参加内战之时起，他就开始了反对当军阀，反对军阀割据和混战，反对军阀扰民害民，力主和平统一与和平建设，力主对外征战的思想与主张，致力于祖国的和平统一工作；1928年，为了反抗日本侵略，发动东北易帜；1929年7月挑起“中东路事件”，发动“抗俄战争”；1930年9 月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基本上制止了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混战，为中国“再造统一”；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有所醒悟，坚信惟有联共抗日才是出路。这些都说明了张学良的爱国情怀，他真正是一个爱国将领，不论是从中国共产党
浅谈影响城市地铁施工质量的主要因素张学良 发表时间：2018-08-22T17:19:23.693Z 来源：《防护工程》2018年第8期作者：张学良党磊杰[导读] 地铁建设由于受到地理位置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原因，很容易存在安全故障。鉴于此，本文就影响地铁施工质量的主要因素展开探讨，以期为相关工作起到参考作用。 张学良党磊杰 西安市政道桥建设有限公司轨道交通建设分公司陕西西安 710000摘要：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我国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为了方便出行，很多家庭都购买了私家车，从而使得城市的交通堵塞现象日益严重，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地铁在很多城市中成为为最便捷的交通工具，经过时间证明，发现城市中地铁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的城市交通拥堵的现象。但是地铁建设由于受到地理位置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原因，很容易存在安全故障。鉴于此，本文就影响地铁施工质量的主要因素展开探讨，以期为相关工作起到参考作用。关键词：城市地铁；施工质量；主要因素 1导言 地铁是我国城市公共客运交通工具的主要工具之一，对其建设发展可以很好的分散客流量，缓解交通压力，通过对地下空间的开发应用更好的促进城市的建设发展。但是地铁施工过程存在很大的复杂性，所以影响其质量安全的因素也就非常多，故而为保证其整体工程质量安全，就要求我们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必须要认真分析影响地铁施工质量的主要因素，并做好对其把控工作，以最终促进城市地铁工程以及城市经济建设水平的更好更快发展。 2影响城市地铁施工质量的主要因素 2.1原材料不合格 地铁盾构施工过程中用到的原材料很多，并且很多材料是其他工程中没有的，如管片、管片螺栓、管片止水条、各类注浆材料、盾尾脂、润滑脂、水玻璃、构配件等。这些施工原材料的规格和品牌各异，其质量指标如何直接关系到城市地铁的施工质量。调查发现，国内外很多地铁事故是由于施工原材料不合格引发的。如水泥或粉煤灰等注浆材料不合格，将直接影响管片背后的注浆效果和承载能力，严重的危害地铁施工质量安全。再者，一些管片设置密封垫的沟槽部位的混凝土振捣不密实，有很多气泡，这样的管片安装后常常会出现漏水。 2.2施工组织不合理 和隧道工程类似，地铁工程也属于地下工程的范畴，并且相对于隧道工程来说，地铁工程的系统性更强，更需要多专业的配合协调，因此合理的施工组织不仅是保障地铁工程施工进度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也是保障其施工质量的关键环节。很多地铁在施工过程中发生的坍塌事件大多是因为施工组织不合理引发的。例如，未合理调节盾构螺旋输送机的转动速度和千斤顶的推进速度，就无法准确地调节输送机的输送土量、刀盘转动速度、切削扭矩、千斤顶推力，从而无法准确地换算出盾构推进开挖土方量，从而导致体存储仓中的土压无法和土层中的水压平衡，引发开挖面支护失效。再如，未及时对盾尾进行注浆处理来填充衬彻外围产生的建筑空隙的话，就容易引发地铁附近地面的沉降破坏。 2.3施工工艺不规范 和其它土木工程相类似，城市地铁的每一个分部分项工程都是由很多工序组成的，而每一道工序都有其特定的施工工艺，只有所有的施工工艺都到位、都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才能保障整个城市地铁工程的施工质量。在城市地铁的质量安全事故案例中不乏很多是由于施工工艺不规范引发的。而很多施工单位就是由于不重视一些小的施工工艺或者施工细节，才会酿成大祸。如，在盾构设备推进之前，未调整好盾构和管片的姿态，导致管片拼装时管片间发生错台，相邻管片之间的止水胶带没办法紧密贴合，从而引发管片漏水，而这种现象常常会一连出现好几环。 2.4现场监督管理不到位 地铁施工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其主体方——施工单位认真负责地施工，同时还少不了业主、设计、监理、检测、监测等单位的共同参与。尤其是监理、检测和监测单位，需要严格按照规范及合同要求加强对施工现场的监督管理，才能使得城市地铁的施工质量在可控范围之内。而现实发现，国内很多地铁施工现场的监督管理明显不到位。一方面由于施工队伍的垄断现象使得整个隧道、地铁施工市场风气不佳，施工单位本身对施工队伍的管理能力骗弱，常常出现“管不动”的现象。另一方面，监理、检测和监测等单位岗位责任缺失，甚至有的项目施工、监理、检测和监测单位“实属一家”，这些单位对施工现场存在的各类质量、安全隐患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场管理力度严重不足。 3地铁施工质量管理措施 3.1制定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工程建设的安全是人们广为关注的问题，为了确保地铁建设工程的安全性以及提升地铁建设工程的质量，就需要相应的规章制度来规范施工作业，并且需要各部门配合做好监督工作，对于施工中存在的不符合施工要求的情况，应该及时予以制止，并对其加以改进，确保施工建筑能够按照计划工期有效开展，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施工安全以及确保工程质量。 3.2下穿管线施工保证措施 （1）在进行地铁工程施工作业之前，应该做好对施工现场周围管线以及车站上方的检查，并且在管线所属单位的协助之下，了解到管线布设的实际情况，根据实际情况，参照管线布设的特点对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2）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对污水管、雨水管以及热力管线的漏水情况进行探明，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采取增设防水内衬、洞内导流等处理措施，同时在施工过程中使用定向注浆技术，能够起到保护管线的作用。（3）对处于电力沟中的管线，在施工之前应该先对管线的工作情况以及周边的环境进行监测，同时还应该在管线所属单位的协助之下，提前做好管线的抢修计划，防患于未然，才能掌控施工中存在的各种局面，从而确保施工工作的顺利开展。（4）燃气管以及上水管存在压管线，因此，应该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在施工之前完成紧急演练，根据演练中存在的实际情况来备足抢险物资，从而在遇到危险时能够对其进行有效掌控。
张学良对中国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东北易帜。1928年，在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执掌了东北军政大权。面对日本人的步步紧逼，张学良毅然决定倒向南京，青天白日旗在东北飘起。从此，中国实现了辛亥以来的第一次统一。尽管这个统一还有许多问题，但却在民国史上是划时代的。在这一点上，张学良功不可没。 易帜以后，张学良积极对抗日本，在他的主持下，东北各省设立了国民党省党部，国民政府在东北建立了新的交通委员会，营建自己的铁路系统和电信系统，发展葫芦岛港以对抗日本治下的大连港，拒绝延长日本的租借地，禁止当地群众为日本人工作，以制止日本人在东北的矿山开采和森林采伐。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东北有大量日籍朝鲜人失业，山东（特别是青岛）的日籍朝鲜人则大量移民东北，加剧了南满株式会社的危机。正是这一局势，使日本人把南满株式会社的危机看作是中国人排日的结果。特别是日本军队的极端分子，为了保住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权益而挑起了九一八事变。 从1928年到1931年，除了对抗日本外，张学良对苏俄也日益强硬。1927年，随着国共合作的破裂，苏联与国民政府不再合作。1928年底东北易帜以后，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张学良试图强行收回中东路的权益，引起了中苏之间的中东路冲突。在这种情况下，1929年7月18日，苏联政府宣布正式与中国断交。中苏断交后，张学良与苏军又发生武装冲突，但是，东北军同苏联红军的战斗力相差过于悬殊，张学良失败。此后，双方于1929年12月22日签订了《伯力会议议定书》，承认中东路恢复冲突前的状况，并规定1930年1月25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中东路问题，协商中苏复交和通商事宜。1930年10月11
日，中苏莫斯科会议召开，中方代表为莫德惠，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坚决主张中国收回中东路，“坚持到底，不辱使命”，因此，在中东路问题上就陷入僵局，根本未涉及复交和通商问题。会议一直开到1931年10月7日，前后会谈25次，由于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被日本占领，中苏关于中东路的谈判中断。 九一八事变大家都熟悉，张学良在九一八的不抵抗，正是困扰了他一辈子的奇耻大辱。但是，让我们设身处地为少帅想想：东北易帜的目的，就是依赖全国的力量抗拒日本和苏俄。仅仅靠东北自己的力量，能同日本作战吗？绥芬河、诺门坎与苏俄军事对抗的失败，很明显是前车之鉴。在抗日问题上，张学良打定主意服从中央。而此时的中央，根本没有对日开战的实力和准备。那些认为仅仅靠着东北军就能在九一八事变中击退日本的网友，不光是对事变前夕东北的双方兵力状况不清楚，而且恐怕有点判断上的偏差，同那种认为三元里抗英式的举动就能打败英国人的思路是类似的。说这些，并不是给张学良洗清罪名。不论有什么理由，不抵抗也是民族耻辱。抵抗打不过，不抵抗是民族罪人，这种两难之火，烤炙着张学良的良知。后来发动西安事变的动因，正在于此。 关于西安事变，是评价张学良的一个关键。在这一点上，海峡两岸的分歧最大。西安事变的实际后果大家都是十分清楚的，分歧最大正是在这种后果上而不是在动因上。至于有的朋友说西安事变同共产国际有关，仅仅是传言，从能找到的史料看，没有任何依据。相反，共产国际事先根本不知道事变的消息，所以，事变后才有塔斯社关于事变是日本人的阴谋、汉奸的策划等等说法。我个人以为，张学良洗刷自己“不抵抗将军”名声的因素，在事变起因中占极大比重。至于杨
浅谈西安事变始末 摘要：西安事变的爆发，绝非是偶然，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本身所处的特殊情况下，西安事变是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命运的转折点，西安事变促使国共两党二次合作，统一抗日战线，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巨大的意义，无论是事变之前还是事变之后，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在极力地争取国际舆论，西安事变前期的中国政治局势紧张，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际舆论也是不利于中国的，中国民族矛盾日益上升至主要地位，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在力图缓和对苏关系的同时，寻找与政治对手中国共产党谈判沟通的渠道。西安事变所造成的历史意义也是不可否认的，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的轨迹，民族的命运，也开始出现了转折点，对西安事变的实木进行深入研究，更能加深对西安事变的认识。 关键词：张学良、杨虎城、西安事变 正文：1936年的世界秩序是充满硝烟战火四起，太平安宁已经离去。法西斯政权已对世界和平构成了严重威胁，法西斯主义向人类社会公认的正义和准则开始了疯狂的践踏。也对西方大国首肯的原有“秩序”发起了公开的挑战，但西方大国对法西斯暴行采取的“不干预”政策任然没有根本改变，近看中国：日本占据我半壁河山，国家经济陷于瘫痪，蒋介石不抵抗的政策招致南京国民政府危机四伏，英美支持软弱无力，南京政府不得已将目光转向苏联。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抗争中，其中有许许多多的人和事，他们读中国历史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如七十四年前，在总过近代史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并促使成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西安事变。 1936年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等十三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写信给蒋介石，希望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可是蒋介石却视毛泽东的忠告为软弱可欺，认为红军的处境已难以为继，于是变本加厉地调集三十万军队准备“围剿”。12月4日蒋介石和其他军政要员抵达西安，给张学良、杨虎城两人施加压力。向他们提出最后通牒式的两个方案。一、服从“剿共”就将二人的部队调往陕甘前线，二、不服从就将张学良部队调往福建、杨虎城部队调往安徽，退出陕甘，由中央军“剿共”，张学良、杨虎城下定决心采取非常手段，实行“兵谏”。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扣留了蒋介石和其他十多名军政要员，通告全国，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后，各国的态度是：日本，既无顾虑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不愿使之迅速激化，又期望亲日派上台，以更便利地遂行其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企图，因而急欲山洞南京讨伐西安，挑起中国全面内战，坐收渔利的思想主导了其对华政策。英美，既考虑本国在华利益和侨民安全，又着眼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友好关系”，遏制日本对华侵略，维护其在花利益的需要，极愿事变所涉及各方选择“和解保蒋”。苏联，被日本列为“北进目标”，担心事变成为对日开战的借口，又面临德、意法西斯威胁，在自身利益驱使下苏联奉行谴责西安事变，主张“和解放蒋”的策略。法、意、德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法国支持英美的和解主张，德国虽愿意释蒋，又不愿支持主和派，意大利反对西安事变，主张中日亲善。总过共产党起初反应，中共领导层多数意见人呢为，下事变是革命行动应当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只有对她进行彻底清算，才能为全国统一抗日开辟道路。深思熟虑后的决断，中共果断放弃“审蒋”计划，有条件维护南京的正统，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事变。以举国抗日为根本目标，使中共车工委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中坚力量，检定的站在西安一边，中共支持张、杨的革命义举，准备共同迎击南京亲日派发动的军事进攻，帮助西安各方面筹划和进行和平努力。西安事变是在非常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发生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对我国的侵略，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红军对东北军的打开使张感到“剿共”无出路，蒋介石一向用到“剿共”来消灭杂牌军，使张逐渐觉醒，东北军士兵强烈要求打回老家去的愿望促使张学良组岸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积极影响，张、杨的强烈爱国心。蒋介石的顽固不冥等，都导致了西安事
浅谈“精、气、神”与中医养生 明新杰 所谓“精、气、神”，是我国传统中医学和临床施治常用的术语，也是道教内丹学术语。从渊源上看，其概念均发端于先秦哲学与医学。自古以来，对“精、气、神”的保养，一直是中医养生的一个重要内容，为人体养生之根本，是维持人体整个生命活动的三大要素。《周易?系辞上》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意思是说，精致的气凝聚而成物形，气魂游散而造成变化，考察物形的变化，这就能够知晓“鬼神”的真实状态。在上古哲学中，不仅有“精气”的概念，而且有“精神”的概念，《庄子?列御寇》在描述“至人”的生活状态时即使用了“精神”的术语。在《庄子》中，“精神”指的是人的“心志”。战国以来的“医家”既使用“精气”概念，也使用“精神”概念。如《黄帝素问?生气通天论》即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素问》这里所谓“阴”指的是蕴藏“精气”的脏腑（即五脏指心、肝、脾、肺、肾；六腑指小肠、胆、胃、大肠、膀胱、三焦。其中“三焦”是按脏腑部位和功能分为三个部位：心、肺为上焦，脾、胃为中焦，肝、肾、大小肠、膀胱为下焦。），而“阳”指的是保卫脏腑的外围组织，即卫、气、营、血（卫、气、营、血，即卫分证、气分证、营分证、血分证这四类不同证候。当温热病邪侵入人体，一般先起于卫分，邪在卫分郁而不解则传变而入气分，气分病邪不解，以致正气虚弱，津液亏耗，病邪乘虚而入营分，营分有热，动血耗阴势必累及血分。在《素问》看来，脏腑必须平和，而外围组织则应坚固而不泄漏。如果脏腑与外围组织不能配合，则精气就耗散不能生存了。故中医常讲“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若形神俱损，精气耗尽，人的生命就终止了。 传统哲学与医学的“精神”与“精气”概念，又被道教所吸收，并且重组而成“精气神”。道教内丹学称精、气、神为人的“三宝”。“精”指的是构成人体生命组织的精华，这种精华可以从先天与后天两个层面来理解。“先天之精”，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又叫做“元精”，它是本原性的精华，“后天之精”指的是人在性交时所射出的精液。与“精”相对应。“气”也有先天与后天的区分。“先天之气”是人体原发性的“气”，故而有“元气”之称，它体现了先天原火的推动。至于“后天之气”指的是呼吸之气，也就是宇宙空间外在之气，对于人的生存来说，呼吸之气也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必须通过“神火”的温养才能成为内丹修炼的能源。“神”在内丹学中，也有先天与后天之别。“后天之神”指的是“识神”，它的作用是认知与分别，这种“识神”对于学习知识是有用的，《道德经》称“为学日益”讲的就是如何通过“识神”的作用来增加知识；但就内丹修炼来讲，必须靠“先天之神”的观照。这种“先天之神”又叫做“元神”，它是人本来的自我慧光，元神之观照，是一个减损识神的过程，老子《道德经》称“为道日损”，就是排除识神的干扰，从而进入无为的直觉状态。这样，元神观照，而“后天之气”转换为“先天之气”，于是元精培补，生命便焕发出恒久的青春。古今人们常用的词如养精蓄锐、精力充沛、精神焕发、精神饱满、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气宇轩昂、气壮山河、浩然正气、神采奕奕、神出鬼没、出神入化等等，都是用来形容具有“精、气、神”内涵的人的。炎黄子孙皆应具备精、气、神，所以，我们的祖国大地向称“神州大地”。 已故当代国学大师南怀瑾在《读黄帝内经谈智慧》一文中，对“精、气、神”的简述为：“天之在我者，德也”，上天是什么？形而上的。“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即上天给我们生命的功能，地球给我们生命的力量。“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而“随神往来谓之魂”，脑的思想叫魂；“并精而入者谓之魄”，魄是睡着了的那个气，往下面去的叫做鬼，往上冲的叫“神”。同时，南老又总结出了“心、意、志”三个词，论述得非常精辟。他认为：在中国文化中，精、气、神、心是分开的。心，就是我们能够思想、记忆、能够作用的能，心字上边那三个点，就代表精、气、神。可见古人造字时很有智慧。故“心有
在中国没人不知道张学良将军，但是最近几年不知道怎么了，对张将军的质疑声越来越大，很多人甚至用很恶劣的语言攻击张将军，把很多不实之词加在他的身上。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于是我善意的认为，这些人是历史盲，而不是别有用心。 如何评价张学良将军的历史功过呢？ 恐怕周总理说的“千古功臣”四字最能概括吧。 说张将军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并非说张将军是无瑕的完人，相反的，在他的身上有很多纨绔子弟公子哥的习气，谁让他是东北王张作霖的长子呢？谁生在那样的家庭，大体都得吃喝玩乐吧。有人说他吃喝嫖赌抽俱全还活了100多岁如何如何，呵呵，这是小事，说说权当玩笑了。真正让张将军处于风口浪尖的，无非两件事，一是918，二是西安事变。 918事变，无需多说，传统上我们都说是蒋介石给张学良发了不许抵抗的密电，但是最
近几年，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蒋介石没有发这样的电报，不抵抗是张学良自己的命令。其实，无论有没有蒋的密电，张学良在这件事上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点是必须承认的。作为守边大将，当时北中国的最高行政军事长官，面对敌人的侵略不奋起反抗，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我想在一点上，张学良将军自己也深深的自责，否则就不可能有以后发生的种种事情了。但是我还要说一点，张将军有他自己的过错，那么作为当时中国最高领导者的蒋介石是怎么处理918的呢？他有抵抗有反击吗？他面对侵略的态度是什么？ 不也是坐着看，然后祈求国联的调解？丝毫没有一点反抗外辱的气节。所以说，918事变由一个突发的事件继而坐实成为东北沦陷的事实，不是张学良一个人的责任。 西安事变，也是传统说法和新派说法互相冲突。新派说法的种种。但是我想这些用种种猜测质疑张学良将军的人，把张学良看的过于复杂了。其实我看各种张学良的事迹不难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张学良是一个非常忠厚非常善良的
《张学良研究》系列之五 张学良和他的三个红颜知己 如皋蒋文祥 张学良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他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和民族的灾难，成功地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被誉为爱国主义的杰出代表和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人们常说，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定有一位伟大的女性。笔者在进行西安事变和张学良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这位少年得志、风流倜傥的千古功臣的背后，却有着与常人不同的三位红颜知己。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直言不讳对自己的三位红颜知己作了这样的点评：“于凤至是最好的夫人，赵一荻是最共患难的妻子，贝太太是最可爱的女友。”真是率直之至!现据资料，披露于此。 一、发妻、“大姐”——于凤至 于凤至年长张学良4岁，是张学良的结发之妻。张、于婚姻纯系父母包办，因为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与于凤至的老爸于文斗是金兰之交。根据生辰八字，张作霖认定张学良这“将门虎子”和于凤至那“凤命千金”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于是1916年，年仅15岁的张学良便与19岁的于凤至拜堂成亲。难怪洞房花烛夜，张学良对着新娘叫“大姐”。 于凤至的父亲为了适应张作霖的显赫门第，特意将于凤至送进奉天女子师范就读深造。因此，尽管张学良起初对这桩婚事并不十分乐意，但后来由于于凤至知书达礼，因而也深得张学良的敬爱。张与于凤至生下一女三子，三个儿子后来不幸一一过早离世，只剩下一个女儿张闾瑛。 于凤至聪明贤惠。她和张学良结婚后，随着张学良参与父亲的军机大事，于凤至便以长房媳妇身份入主“大帅府”。襄助、协调处理张作霖五位夫人之间的关系等家政大事，颇得帅府上上下下的欢心。 于凤至深明大义。1928年6月张作霖遇炸身亡，于凤至挺身而出协助张学良抚三军于大丧之际，受大任于危急之秋，顺利完成了东北军政大权的交接。随后不久，她又全力支持张学良“东北易帜”，服从南京政府，实现全国统一；她还鼎力帮助张学良进行东北新建设，出资创办了新民小学、同泽中学，并支持开办了东北大学。 于凤至豁达大度。当张学良爱上了天津名媛赵一荻时，于凤至不仅宽容了自己的丈夫，而且也宽容了猝然闯入他们生活的赵四小姐，并真诚接纳了她，相互以“大姐”、“小妹”相称，使张学良有了两位贤内助。 东北沦陷、热河失守后，张学良代蒋受过，通电下野，于凤至和赵四小姐陪他赴欧洲考察。随后，于凤至为陪子女读书在英国住了下来。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英国，于凤至大为震惊。旋即她又得悉亲日派何应钦及其一些与张宿怨较深的人均力主将张学良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并处以极刑，于凤至忧心如焚，立即致电她的“干姊”宋美龄，要求“保证汉卿之安全”，并迅速收拾行囊，踏上归国之途，毅然陪张一块坐牢，以照顾张学良的生活，尽到做妻子的责任。 于凤至陪伴张学良度过了三年幽禁生涯，由浙江雪窦山而安徽黄山，江西萍乡而湖南凤凰山，然后又到贵州阳明洞。在湖南沅陵凤凰山，张学良曾深情赋诗一首赠给于凤至：“卿
浅议张学良与东北大学的发展 发表时间：2016-08-12T15:44:11.820Z 来源：《文化研究》2016年3月作者：郑凡 [导读] 近代以来，中国东北地区处在沙皇俄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觊觎和争夺利益的中心，经济、文化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郑凡 西安市西安事变纪念馆陕西西安 710003 【摘要】东北大学始建于1923年，它的成长发展与我国近现代一位著名的爱国将领——张学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张学良任东北大学校长期间，采取各项措施，使东北大学一跃成为当时中国最著名大学之一，为中国东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张学良东北大学教育 近代以来，中国东北地区处在沙皇俄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觊觎和争夺利益的中心，经济、文化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一、东北大学的创建 东北大学的创建最初缘于时任奉天省教育厅长谢荫昌 的建议：“欲使东北富强，不受外人侵略，必须兴办大学教育，培养各方面人才”，得到了当时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的重视。1921年，奉天省议会商议创办东北大学，日本驻奉总领事落合谦太郎闻讯即到大帅府抗议：“你们要想造就理工人才，可以上我们的旅顺工科；学医可以到我们的南满医大；学文、学法可以到日本去，我们可以给予官费优待及一切便利。”张作霖听后很生气，说道：“日本人反对，我们必须办，而且要快办。”在他的推动下，奉天省议会于1921年一致通过创办东北大学的决议，1922年，大学筹备委员会决定，原沈阳高等师范改办理工科、原公立文学专门学校改办文法科，任命王永江为校长。1923年，奉天省公署正式颁发了“东北大学之印”，从此，东北最高学府——东北大学正式成立。 1928年“皇姑屯事件”爆发后，张作霖长子张学良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执掌东北，同年7月兼任东北大学校长。 东北大学自创立起，办学宗旨就很明确：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应社会之需要，谋文化之发展。东北大学就是为了改变东北文化教育落后状态，培养高索质人才，抵御列强的侵略的需要而创办的。张学良任校长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锐意谋求东北大学的建设发展，使东北大学在短期内一跃成为全国有名的最高学府之一，创造了东北大学发展史上的辉煌时期。 二、张学良期间东北大学的发展 第一，注重校园建设。东北大学创办之初，校舍设在 沈阳大南关原沈阳高师和沈阳文专的校址上。随着学校的发展，原有的校舍已不堪用。王永江任校长期间，即选了风景秀丽的北陵作为东大的新校址，建筑新校舍。理工科的师生随后迁入，称北校，而把旧址叫作南校。张学良到任后，认为东北大学校舍分为南北两部，不利于集中管理，也不利于学校的整体发展，为各项工作开展带来不便，因此提议南北合校。后校务会议决定，在北陵校址上实行扩建计划。这项计总计耗资500余万元，因省库无力全部承担，张学良慷慨解囊，捐资180万元。大力建设教学楼、体育场、化学馆、纺织实验室、图书馆、教授俱乐部、大礼堂等，建筑规模之大，在国内首屈一指，图书资料和科学仪器购置之多，堪称国内大学之冠。 第二，广聘名师。为加速东北大学发展，培养人才，张学良任东北大学校长期间，拨150万元作为学校常年经费，远超过同期清华大学的120万元和北京大学的90万元教育经费。张学良特别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礼贤下士，以高薪礼聘专家学者到校任教，当时北大、清华的教授月薪300元，而“东大”教授月薪360元，最高可达800元。一时名流学者云集东北大学，不仅有诸如思想家梁漱溟、文法专家章士钊、俄文翻译家曹靖华、数学家冯祖荀等学者大家，也有心理学家陈雪屏、体育专家郝更生等当时稀缺专业方面的归国名家，建筑学界泰斗梁思成就是在东北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大批名家学者在东北大学执教期间，东北大学教学水平不断提高，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 第三，注重实践，服务社会。张学良任东北大学校长后，进一步把东北大学办学宗旨明确为：“培养实用人才，建设新东北，促进国家现代化，消饵邻邦的野心。”东北大学创办的同年冬开始筹建东北大学工厂，当时的奉天省公署通过东北大学两次为其投资约国币170 万元，投巨资建设一个大学附设工厂，和张学良重视发展教育的理念和培养实用人才的目的是分不开的。他对东北大学办工厂的原因作过明确的解释：“大学设工科，于是需要工厂。大学之工科将研究高深之学理，蕲响于发明与改良之域，故不以知所当然能运用之为已足，然必于已知者知之真用之熟，而后以于求所未知，此实验工厂之所以不可缓也。”东北大学工厂自其创办时起就多次申明“主要是供大学工科学生研究学术、实地练习之场所”。工科各专业的学生通过工厂学习，达到研究学术、增长知识和才干的目的。同时，东北大学工厂充分利用先进的机器设备、技术和人才优势，积极服务于社会。工厂承接全国机车的维修，铁工系统和印刷系统的经济效益显著，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经费。这种大学附设工厂，既顾及学生实习，又促进生产发展，保障经费来源的模式，是当时国内其他大学所没有的。 三、西安事变后的东北大学 毋庸置疑，在张学良任东北大学校长期间，东北大学不论是教学、师资、校园建设方面都进入了飞速发展阶段，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其“学术自由，开放灵活”，办学成绩显著。西安事变后，中央政府重新任命代校长开始对东北大学进行接收，许多学生老师纷纷南下投汴，各分校自顾不暇，最终并入中央政府教育体系，成为“国立”东北大学。张学良此时虽已身陷囹圄，但他依旧心系学校，除托友人转令学生专心上课外，还将学校在平交行所所存基金三万五千元提用，“可维持该校一年之用”，缓解东北大学当时紧张的经济状况。 1993年，东北大学恢复校名，张学良受邀为东北大学题写校名，并接受“东北大学名誉校长”的聘书，遥祝东北大学“多育英才，振兴中华”。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第29卷第1期2006年2月 鞍山科技大学学报 Journal of Ans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29No.1 Feb.,2006张学良在中国统一事业上的历史功绩 傅金亭 (鞍山科技大学政法系,辽宁鞍山 114044) 摘 要:在抗日爱国和统一思想的指导下,张学良为中国的统一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东北易帜,实现国家 统一;干预中原大战,再造国家统一;发动并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直到晚年,仍心系 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 关键词:张学良;抗日;爱国;统一;反对分裂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 4410(2006)01 0073 04 张学良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爱国思想的特点是:强烈的抗日爱国信念和追求国家和平统一的情怀。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在他短短8年的政治生涯中,1928年,力主东北易帜,结束了北洋军阀16年的统治,实现了国家的统一;1930年,武装调停中原大战,结束了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再造国家统一; 1936年,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结束了国共两党的十年内战,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这三件大事改变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建立了名垂千古的历史功绩。他身陷囹圄50多年,爱国之心不改,晚年仍心系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反对分裂,企盼中华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其情十分感人。 1 力主东北易帜,实现国家统一 1928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身亡,张学良开始主政东北。这时候,年仅28岁的张学良面对的国内外形势十分严峻,需要他做出正确的判断。首先,是日本的威胁和利诱,他们逼迫张学良搞 东北自治,以达到他们控制中国东北,进而建立 满蒙帝国的目的。他们反对东北易帜,威胁如果张学良要归服国民党,改旗易帜, 大日本也决不会坐视[1]。进而又进行赤裸裸的利诱,声称 张将军如果有雄心壮志,在东北建立一番大事业,日本决意全力支持[1]。张学良的日本顾问土肥原更加无耻,竟然劝说张学良当满洲的皇帝。其次,南京国民政府不断派人劝说张学良易帜,实现全国统一。另外,东北军内部意见不统一,张作相、杨宇霆等老派人物反对易帜,认为那样东北就会进退失据,听凭蒋介石摆布。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张学良从抗日爱国思想出发,做出正确判断,毅然决定东北易帜,实现国家统一。1928年7月1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与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军事行动,7月10日,张学良派人面见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表示服从三民主义,希望国家统一。这期间,日本多次出面干涉,宣称将以武力制止或将发生重大事件,张学良不为所动,毅然于1928年12月29日,东北三省全部易帜,改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张学良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和内部阻力,坚持东北易帜,这是与他强烈的抗日爱国思想与追求国家和平统一的爱国情怀分不开的。他认为 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伺已久,如欲抵制外侮,必须国内统一,他还认为 只有国家统一,才有希望转弱为强,只有国家富强,才能免遭 豆剖瓜分的局面[2]。他的妻子赵一荻说得更清楚: 所以当他的父亲在皇姑屯被日本谋杀之后,他就放弃他的地位和权力,毅然易帜与中央合作,使国家能够统一,希望全国团结起来,一致抗日。[3] 收稿日期:2005 07 22。 作者简介:傅金亭(1941-),男,山东德州人,教授。
浅谈中原大战 中原大战是指1930年在中国发生，中国国民党内北伐后失势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汪精卫联合反共右倾西山会议派和亲国民党军人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发奎发起夺权挑战蒋介石中央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内战，共产党称之为蒋冯阎战争，或蒋冯阎李战争。中原大战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军阀混战。 一、中原大战的背景及原因 1、1926年国民革命政府发动了北伐战争，到1928年6月张作霖安国军政府垮台后﹐标志着北洋军阀失败而国民革命军胜利而告终。 首先来看一下中原大战前整个局势：总而言之，整个局势并不能使蒋介石乐观。北方奉系张作霖尚盘踞北平；冯玉祥拥兵数万坐镇西北；阎锡山“座晋为王”；李宗仁在广西独树一帜，这些新军阀都各个虎视眈眈，跃跃欲试，大有“逐鹿中原”以独占中华之势。 因此，蒋介石为了争取人心，首先打起继续“北伐”的旗号，以中央名义在徐州势师，还“自封”中央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又任命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任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司令，还任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司令，这几乎网络了所有的新军阀，决心和北洋老军阀奉军张作霖决一死战。这次，冯、阎、李等地方新军阀之所以甘愿屈居蒋之下而出战，其实他们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军权而暂时集结凑合在一起。于是一次新旧军阀的大厮杀开始。 2、蒋介石统领新军阀的“北伐”，实质是打倒了旧军阀，造就了众多新军阀。 其结果确实是打倒了奉军旧军阀，却造就了众多新军阀，权势和矛盾随着这批新军阀势力的再分配，这些新军阀就像埋在蒋介石身边的众多的地雷，随时可以爆炸，这种新军阀各自势力的恶性膨胀，最后必然导致他们之间总决战——这就是逐鹿中原的“中原大战”。3、新军阀派系林立，混战炮声不断，各自征用民众人力、物力进行战争，人民苦不堪言，严重威胁中央军的统治地位与国民政府的经济。
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评述——张学良 14国本一班孙晶洁 20141207021023 【摘要】：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多少名人将士禁不住时光流逝，被紧紧凝固在那个特定时空。张学良则不然，从青年时代“息争统一”的远见卓识，到东北易帜的毅然决然，再到九一八事变的愤懑妥协，再到西安事变的民族情结，还有长达半个世纪的囚禁以及颇受舆论喜爱的所谓“情感纠葛”···“少帅”一直被历史推到最前面，收获鲜花掌声的同时，也经历着心酸与隐忍的无奈。纵使有过各种非议质疑，但始终不变的是人们对他爱国情感和民族英雄的认知。 【关键词】：民族英雄；青年时代；东北易帜；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晚年 一、青年时代 张学良，字汉卿，号毅庵，辽宁海城人，生于一九零一年六月一日，奉系大军阀“东北王”张作霖的长子。1906年~1920年，先后从师辽西名儒崔名耀，金梁，白永贞，徐启东，战术教官郭松龄。1920年4月，毕业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任团长，六月晋升为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11月，晋升为陆军少将。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战爆发，张学良与郭松龄指挥的东路军奉军第三混成旅，张学良任旅长，经过霸县战斗和山海关阻击战，成为了第一次直奉大战当中，奉军惟一取胜的部队。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张学良率领奉军第三军与姜登选的奉军第二军为东北军入关的主力军，经过张学良部队的猛攻，奉军突破山海关，直捣北平。直系全面溃败，全军覆没，吴佩孚
成为张作霖手下，直系从此走入历史。奉系由此一战夺取了中央政权，张作霖成为了北洋军阀领导人，奉系军事实力此时达到顶点。战后，张学良升为京榆地区卫戍总司令。可见，青年时代的张学良已初步显现出了极强的军事才能和非凡的领导力。 二、东北易帜 1928年，在父亲张作霖于皇姑屯事件中被日军炸死后，继承父业，主政东北。当时，有两条路可供抉择：一是屈服于日本，投靠日本以保护东北“独立”；二是改旗易帜，归于国民南京政府大麾下。张学良毅然选择第二条路:12月，不顾日本和亲日派的阻挠，宣布东北“易帜”，把共和五色旗换成青天白日旗，服从南京政府的统治，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东北易帜，促成了中国的统一，结束了中国自清末以来分裂割剧和几百年来东北地区长期身份暧昧不明的局面，东北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与关内密不可分，强化了东北是中国的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这样一个主题。 此举，政治头脑清醒的张学良基于民族大义,出于爱国之心,实现了国家的南北统一,维护了民族的独立和尊严。他在易帜典礼演讲时真诚地表示:之所以要“易帜”,就是为“不使中央权力分裂,全部还政于中央,以求国家的真正统一”。此时,张学良的爱国统一思想已由“息内争”升华为“御外侮”的高度,并实现了爱国统一思想对封建割据思想的巨大超越,达到了动机与效果的完美统一。
西安事变简介 篇一：张学良与西安事变www 内容简介 本书汇集了史学专家杨奎松关于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三篇最新文章。 一、有关西安事变发生时间及经过的几个问题 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整整60年，但时至今日，有关这场事变还有不少的谜没有解开。甚至有些本来是清楚的问题，如关于事变发生的时间及经过情形，也因为种种原因，变得扑朔迷离，形成了许多不同的说法。本文仅综合各种资料，就几个分歧较多的问题提出个人看法。 1.蒋介石是被张学良设计骗来西安生擒的吗？ 从目前所有的资料看，发动西安事变的最初提议无疑是张学良自己在1936年4月底对刘鼎谈话中提出来的。但张学良当时所考虑的事变是一种什么形式，并无明确的说明。其具体提到反蒋的方式，仅仅表述为“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我要干就彻底干”。这里“硬干”、“彻底干”、“打一架”，多半是政变的意思，就是要公开结盟红军，与蒋分裂和准备着与南京进行公开的军事对抗。[1]具体怎么实现这个分裂与对抗，张似乎没有提到过。或者可以认为，在那个时候，张学良还没有后来在西安扣蒋的想法。 目前所见到关于张学良早有扣蒋预谋的说法，多半来自张魁堂先生如下的转述。根据他转述当年做过张学良赴新疆与苏联联络代表的栗又
文的回忆，说是1936年8月间，即张派栗赴新疆之前，栗曾问过张学良：“蒋介石不赞成抗日怎么办？”张说：“我可以劝。”栗说：“你劝他不听呢？”张回答说：“再劝。”栗又问：“他还不听呢？”张拍大腿说：“除非他不到我部队中来！”[2]言外之意，还在1936年9月，张学良就已经考虑过蒋介石来西安时捉蒋的问题了。张转述的另一则资料，是《叶剑英传》（未刊稿）中的。据张转述说，该书肯定地说，叶在离开西安之际，张学良曾对他谈过准备发动事变的想法。称张说：“许多天我都没有睡觉，内战我是绝对不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跌打（按：法文coupdetat即政变的音译）。”反而是叶剑英对此感到不妥，并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来电劝张对此事要慎重。 [3] 但这两种说法似乎都缺少根据。以栗又文回忆而论，已知7月张学良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发现蒋介石有联俄企图，开始对自己与中共密谋联苏反蒋一事倍感不安，心情矛盾。直到8月底，尽管中共中央专门派了潘汉年前来西安与张商量反蒋大计，张却长时间称病不见潘。直到29日因猜测南京方面对其有所企图，派特务捉了与东北军来往密切的刘澜波等人，一怒之下抄了省党部，态度才逐渐明朗起来。说8月间张学良已有明确的预谋，多少有些不合逻辑。至于《叶剑英传》（未刊稿）中的说法，在正式出版的《叶剑英传》中并无所见。但即使有此一说，也无文献资料能够证实，或许是来自叶本人的回忆。而回忆年代久远，自不见得准确。如《叶剑英传》根据叶自己的回忆，说叶8月底9妆与潘汉年等一道由保安出发前往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