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态势分析预测
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由前几年的7%以上至8%以下，回升到8.3%，从而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新一轮经济周期可从2000年算起。2003年、2004年、2005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均为9.5%。2005年全年，预计为9%或略高。这样，中国经济连续保持了三年9%～9.5%的适度高位平稳增长，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上还是从未有过的。
我们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是：中国经济正按宏观调控的预期目的运行。预期目的就是：适当地控速降温，使经济保持既较快又平稳的运行。进一步具体地说，中国经济正由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上半年的局部过热和在适度增长区间（8%～10%）的上线区域运行（9.6%～9.9%），正在向适度增长区间的中线（9%左右）平稳地、合理地回归。从季度数据看，2003年第1季度到2004年第2季度，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9%、6.7%、9.6%、9.9%、9.8%和9.6%。除去2003年第2季度抗击“非典”时为6.7%之外，其余均在9.6%～9.9% 之间，这是在适度增长区间（8%～10%）的上线区域运行。而2004年第3季度到2005年第2季度，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1%、9.5%、9.4%和9.5%，这是在向适度增长区间的中线（9%左右）平稳地、合理地回归。
二对未来经济周期波动分析的理论起点
克服经济的大幅起落，实现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是人们一直
所盼望的。那么，在未来5～8年的中期内，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将会出现什么新特点呢？根据我们的研究，总的看法是：未来5～8年，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有可能出现两个新特点：一是在波动的位势上，有可能实现持续多年的适度高位运行，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在9%左右；二是在波动的幅度上，有可能实现进一步的平滑化，使经济波动保持在8%～10%的适度增长区间内。以上两个特点之所以说是“有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其中包含着一定的客观因素，有着良好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是因为未来还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还面临着许多新挑战。因此，我们不能盲目乐观，而要增强忧患意识，紧紧抓住机遇，妥善应对挑战。
为展开分析未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态势，我们先确立分析的理论起点。
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在商品经济中，卖与买的脱节“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在马克思所说“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中，具有物质性和本源性的，是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把“经济周期”称为“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他指出：“现代工业这种独特的生活过程，我们在人类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是看不到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也不可能出现。”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133、694页。马克思分析说，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价值量和寿命，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每个特殊的投资部门的产业和产业资本的寿命，会发展为持续多年的寿命，“可以认为，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十年。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确定的数字。”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207页。马克思还说：“直到现在，这种周期的延续时间是十年或十一年，但
绝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作是固定不变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695页注1。
在20世纪头30年，熊彼特提出了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自维持内生周期理论，试图同时解释经济的长期波动和中短期波动。他指出：“我们称之为经济周期的这样一种波浪式运动是伴随工业变动的”，“有可能从历史上将每个经济周期与一个特定工业或少数几个工业联系起来，这个工业或这几个工业是在工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并且好像是运用这个火炬，到后来成为燎原之火，遍及于更加广阔的地面。”他说：“在每一个实例中，有可能指出造成经济上升波动和调整过程的个别工业和个别创新。”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1，第290、295、299页。熊彼特将技术创新与产业变动相结合，但在他的分析中，对于产业变动的原因以及经济周期波动的传导，只是单纯地在技术创新层面中去寻找，而没有与消费结构升级相联系，没有与需求制约、资源制约等约束条件相联系。
1929～1933年的大危机和大萧条之后，凯恩斯主义以刺激总需求为核心的宏观经济学诞生和发展起来。但在二战后，直至20世纪70年代的几十年中，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将经济的增长与周期、趋势与波动、长期与短期问题割裂开进行研究，即把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与短期周期波动两者割裂开进行研究，对两者分别给予解释，分别分析两者各自的影响因素。这被称为传统的“两分法”研究。其中，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学者，着重研究经济的长期增长问题，而不考虑经济的短期波动，将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主要归为三大因素??人口增长、资本积累、技术进步。而研究经济周期理论的学者，只分析去掉长期趋势后（称为“去
趋”）的波动部分，而不研究趋势部分，不研究技术进步，将技术进步因素归入平滑的（线性的）、确定性的（非随机的）、外生的趋势项，假设它对经济波动不起作用。
在经济周期理论研究中，在总体分析框架方面，已逐渐由“自维持周期模式”，即认为每次繁荣都包含下一次衰退的种子，而每次衰退又包含下一次繁荣的种子，转向“冲击?传导机制”分析框架，即把经济周期波动的形成归因于冲击因素与传导机制的作用。所谓冲击因素是指，使经济运行偏离其正常轨道的推动或扰动力量。但是，对于冲击的类型或来源，各学派又有不同的认识。如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强调总需求冲击（包括货币冲击）；而货币主义强调货币冲击（名义冲击）的短期效应是经济波动的冲击源，认为在长期货币是中性的；理性预期学派强调经济波动源于未预见到的货币冲击，认为在理性预期下，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货币都是中性的，这为后来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强调“实际冲击”（即与名义冲击相对的实际因素的冲击）埋下了伏笔。从不同的角度，冲击还可分为正向冲击（推动经济增长的冲击）和反向冲击（阻碍经济增长的冲击）、持久冲击和暂时冲击、可预见冲击（或确定性冲击）和随机冲击、国内冲击和国际外部冲击等。所谓传导机制是指，具有一定结构特征的经济系统，对冲击做出反应的过程。这种反应可以是放大、或是缓冲、或是阻止冲击的作用。决定传导机制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系统的制度结构特征、产业结构特征、需求结构特征、资源结构特征等方面的因素。但不同的经济学家，对传导机制的确切性质，亦有不同的看法。
20世纪80年代以后，现代经济周期理论试图把对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与短
期周期波动两者的研究由割裂走向整合，试图同时解释它们。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在“冲击?传导机制”框架下，把技术冲击从原来对经济波动不起作用的长期趋势中拿了出来，作为形成经济波动的冲击源。这样，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将经济波动的冲击因素归为供给面的技术冲击（实际冲击），这与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强调总需求冲击不同，也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分别强调货币冲击（名义冲击）的短期效应或未预见到的货币冲击不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以技术冲击为核心，将形成经济波动的焦点集中在外生的、随机性的技术冲击上，认为在竞争经济条件下，技术冲击的动态影响是大多数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此后，内生增长理论发展起来，同样强调技术因素的重要性，并将技术进步内生化。这样，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和内生增长理论又从不同角度回到了熊彼特理论。但实际经济周期学派没有将技术冲击与产业变动相联系，而是强调随机冲击；内生增长理论在技术进步的原因和经济周期波动的传导机制方面，与熊彼特一样，没有与消费结构升级相联系，没有考虑需求制约、资源制约等约束条件。这样，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和内生增长理论并没有把长期增长趋势与短期周期波动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同时给予解释。
为了分析未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态势，我们从中国国情出发，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并综合借鉴熊彼特理论和现代经济周期理论的有关分析思路，着重阐明中国本轮经济周期冲击因素的特点，包括其类型特点、形成特点和作用特点。其类型特点是正向技术冲击，即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其形成特点是由消费结构升级所推动，而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又是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和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进程加快的结果；其作用特点是同时产生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与短期周期波动，具体表现为高位增长与强幅波动的双重特
点。这样，可将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与短期周期波动统一起来进行分析，既可说明未来推动中国经济高位增长的一个重要客观因素（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又可说明为应对强幅波动的新挑战，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仍需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三正向技术冲击
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周期。新一轮周期的经济推动力即正向技术冲击是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而产业结构升级又是由消费结构升级所推动的。消费结构升级的突出表现是：居民消费结构由满足温饱需求的“吃、穿、用”阶段，向满足小康需求的“住、行”阶段升级；由百元级的小型耐用消费品向千元级的中型耐用消费品升级之后，又向着万元级，特别是数十万元级的大型耐用消费品升级。由此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直接推动了房地产和汽车产业的发展，进而又带动了各种相关产业，特别是基础产业的发展。这一发展态势符合发展中国家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一般规律。从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情况看，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1个阶段：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一阶段，有代表性的领先增长行业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即被称为“三转一响”的“四大件”。如：手表年产量的增长率在1977～1981年，由21%一路上升到29%，随后增势下降。自行车年产量的增长率在1977～1982年，由11.2%一路上升到37.9%，随后增势下降。缝纫机年产量的增长率在1979～1982年达20%～35%，随后出现负增长。
第2个阶段：80年代中、后期。这一阶段，有代表性的领先增长行业让位于彩电、音箱、洗衣机、电冰箱，即被称为家用电器“新四大件”。如：彩电年产量在1982年上升到29万台，1984年突破100万台，1988年又突破1000万台；彩电年产量的增长率在1982～1988年（除1986年外）达54%～225%，随后增势下降。家用电冰箱年产量在1982年上升到10万台，1985年突破100万台，1988年达758万台；家用电冰箱年产量的增长率在1982～1988年达55%～190%，随后增势下降。
第3个阶段：90年代初、中期。这一阶段，有代表性的领先增长的带头行业转向房地产和轿车。就房地产来说，因缺少房地产方面的较长的时间序列资料，这里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房屋建筑施工面积为例，在1991～1996年，从其绝对量看，每年平均以新增1.6亿平方米的规模增长；从其增长率看，每年平均增长9.5%，随后增势下降。轿车在1992年产量超过10万辆，1993～1997年平均每年增长25%，随后增势下降。
第4个阶段：21世纪初期。2002年起，房地产和轿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就房地产方面来说，仍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房屋建筑施工面积为例，在2002～2004年，从其绝对量看，每年平均以新增3.3亿平方米的规模增长；从其增长率看，每年平均增长10.7%。若以房地产开发投资中的房屋建筑施工面积来考察，2001～2004年，则每年平均增长20%左右。房屋建筑施工面积轿车年产量在2002年突破100万辆，2003年又突破200万辆；其年产量增长率，2002年达55.2%，2003年又高达89.7%，2004年增速有所调整，为11.7%。与此同时，
城市建设、IT产业等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从2002年起，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和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进程加快的结果。房地产和轿车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曾有一个发展，但由于当时人均GDP水平还较低，尚处于400～700美元之间，所以只有一个初步的发展。2000年，中国人均GDP 水平达到800多美元，2003年突破1000美元，这就进一步推动了房地产和汽车的发展。与此同时，90年代中、后期以来，城镇化进程出现一个加速之势，城镇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到2004年上升到41.8%。此外，由福利分房到住宅商品化，以及消费信贷的启动等市场化的住房制度和金融制度改革，再加上1997年以来居民购买力的积蓄等，都推动了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四经济的增长与波动
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与波动的作用具有两重性特点：一是高位增长，二是强幅波动。
1. 高位增长
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对整个经济增长具有广泛的和持久的推动力。以房地产为例。房地产投资的周期较长，其产业关联度很高，所带动的产业链很长。在房地产投资与钢铁、水泥、有色金属、化工产品等原材料及电
力之间，以及进一步与金属矿石、非金属矿石、煤炭、石油等矿产品之间，产生相互推动的产业循环。就汽车产业来说，与其直接相关的产业有合成材料工业、轮胎制造业、钢铁工业（以薄钢板和钢带等汽车用钢为主）、机械工业中的机床工业（特别是数控机床）、石油开采及加工业、仪器仪表产业等，此外还有围绕汽车发展起来的服务业群体，如高速公路、加油站、快餐、汽车修理等。
同时，中国正处于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的时期，对房地产（特别是住宅）和汽车的潜在需求很大，会进一步促进它们的发展。从住宅的潜在需求看，据有关专家估算，王国刚执笔（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住宅金融课题组）：《提高供给能力，推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2005。在未来20年（到2025年左右），现有城镇家庭（1.55亿户）以每户100平方米计算，需要住宅155亿平方米，而目前城镇住宅存量为90亿平方米，两者差距为65亿平方米，20年内每年需要建设住宅3.25亿平方米；如果加上未来20年城镇人口以每年0.8个百分点增加，到时城镇家庭约2.61亿户，以每户100平方米计算，需要住宅260亿平方米，与目前城镇住宅存量90亿平方米相比，缺口达170亿平方米，20年内每年需要建设的住宅上升为8.5亿平方米；如果再加上城镇拆迁、危房改造等，则每年需要建设的住宅应在10亿平方米左右。而近几年，全国城镇每年新建住宅面积只有5亿～6亿平方米，远不能满足需要。
从轿车的潜在需求看，据有关专家估算，〔美〕福格尔（Fogel, R. W.）：《全球经济增长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2001年第47 期。美国1910～1970 年对轿车的收入弹性为2.6，如果今后中国的人均收入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同时中国收入增长对轿车需求的弹性也和美国上述
时期相同的话，到2015年，中国每年将购置1000万辆轿车，而目前中国轿车的生产能力只有每年150万辆（2002～2003年的平均产量）。这就意味着，在未来15年中，中国轿车的生产能力需要增加6倍。如果中国年均6%的经济增长能够持续到2024年，轿车收入弹性不变的话，到时中国对轿车的需求将达到4500万辆，相当于目前全球轿车保有量和购买量。
总之，从房地产和汽车这两个产业自身的产业链特点及未来潜在需求看，蕴涵着较为持久的经济增长潜力。
2.强幅波动
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对整个经济具有高位增长作用的同时，它们还具有强幅波动的特点。这是因为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这一技术冲击因素，在其传导过程中会具有放大效应或过度扩张效应，随后会遇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如需求制约，特别是资源制约等。
房地产和汽车的投资与生产在其传导过程中之所以会具有放大效应或过度扩张效应，是因为：其一，产业内的独立循环。房地产和汽车的产业关联度很高，在其投资和生产过程中，与原材料、能源、矿产品等投资和生产之间所产生的相互推动的产业循环，具有产业内相对独立的内部循环性。在这个相对独立的内部循环中，会形成“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滚动扩张。其二，需求的夸大。房地产和汽车的投资与生产不仅是根据其现期需求，而且是根据其预期需求进行的。在其现期需求和预期需求中，甚至还会包含投机需求。在其需求旺盛的情况下，
市场会充满乐观的预期，由此，对房地产和汽车的实际需求会被夸大。这时，在高价格、高利润的驱使下，会进一步推动房地产和汽车的投资与生产的盲目过度扩张。其三，金融的推波助澜。在市场前景看好的情况下，金融企业为获取自身的赢利，会从金融角度支持房地产和汽车，以及与它们相关产业的投资和生产的过度扩张。
这种过度扩张，随后会遇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主要是：
其一，需求制约。对房地产和汽车的有购买力的实际需求，是与人们一定的高收入水平、一定的收入积累、一定的信贷支持和自身负债能力，以及一定的相配套的基础设施条件（诸如社区服务设施、道路、停车场等）为基础的。在一定时期内，人们的收入水平、收入积累和负债能力是有限的；金融企业从其自身获利出发，对经济风向的变动最为敏感，信贷条件是最易变化的；同时，相关的基础设施条件也不是一下子能满足的。因此，对房地产和汽车的购买热潮具有一定的阶段性，而不可能像中国20世纪80年代对百元级、千元级的小型和中型耐用消费品的购买那样一浪紧接一浪排浪式进行。而一旦房地产和汽车的需求发生阶段性变化，将造成房地产和汽车在短期内的产能过剩，导致其投资与生产的剧烈波动，同时也带动各相关产业的连锁波动，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美国20世纪20年代房地产和汽车的大发展，及其后1929～1933年的大危机和大萧条，最好的说明了这一问题。参见刘树成：《把握宏观调控的来龙去脉》，《中国经济前景分析??2005年春季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其二，资源制约。房地产和汽车的投资与生产的扩张，产生了对各种原材料、
能源、矿产资源和土地资源等的高消耗，还有相应的对环境的高污染。这其中有许多资源对一国或一个地区来说是稀缺资源，同时也是不可再生资源。当其中某种重要资源的供给缺乏弹性或完全无弹性时，整个产业链的运转将难以进行。当国内资源不支撑而需要依靠进口的情况下，大量的进口将会使国际收支状况恶化，同样会阻止国内经济增长。在各种资源当中，特别是土地资源，涉及农业和粮食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房地产投资和整个投资规模的过快增长所造成的土地资源的过度占用，是难以承受的。除各种自然资源外，房地产和汽车的投资与生产的扩张，以及所带动的整个投资规模的过快增长，还使用了大量的信贷资金资源。据专家估计，中国每年房地产开发投资中，大量资金来自银行信贷，包括房地产开发企业从银行直接得到的房地产开发贷款、流动资金贷款，以及通过卖“期房”而间接得到的居民购房消费贷款。这就容易积累银行的潜在金融风险。
总的看，在市场经济下，在消费结构由“吃、穿、用”向“住、行”升级，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的时期，即一般所说的工业化中期，是经济波动幅度最大的时期。参见刘树成：《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中国现在正值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时期，客观上说，正是经济波动幅度加大的时期。
综合以上分析，在未来5～8年的中期内，中国经济的高位增长包含着一定的客观因素，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对整个经济增长具有广泛的和持久的推动力；但是，与此同时所具有的强幅波动特点，却是对经济平稳运行的一种新挑战。为了既保持经济的适度高位增长，又避免强幅波动，必须加强和
改善宏观调控，决不能以为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就可以自然而然地使经济快速而平稳地增长。
五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1.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新世纪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现代化建设始终要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我们一定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利用体制和制度手段、法律法规手段，大力促进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节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大力促进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中心环节的产业和产品的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今后一段较长时期内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但房地产和汽车业的发展不仅要“量需而行”，而且要“量力而行”，也就是说要充分考虑资源的可承受度，有阶段、有节奏地推进。
2.把握好潜在经济增长率与适度经济增长区间
潜在经济增长率与适度经济增长区间的测算和把握，是正确分析经济波动态势和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基础。所谓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资源正常限度地充分利用，且不引发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潜在经济增长率表明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现实的经济运行
围绕潜在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如果现实的经济增长率过高地超过了潜在经济增长率，则各种资源供给的瓶颈制约就会非常严重，经济运行就会绷得很紧，产业结构失衡，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快速增长难以为继；反之，若现实的经济增长率过低地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则失业问题不好解决，有可能带来通货紧缩，企业经营困难，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各项社会事业也难以得到发展。现实的经济增长率可在一定的适当的幅度内围绕潜在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既不引起资源的严重制约，也不引起资源的严重闲置，物价总水平保持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这一波动幅度可称为适度经济增长区间。
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确切地判定潜在经济增长率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不同的测算方法，所得出的结果不尽相同。同时，一定时期内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把握也还需要参考各种实际情况的变化。因此，潜在经济增长率不单纯是一个测算问题，其中也含有经验把握问题。就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测算来说，一般有三种方法：HP滤波法、生产函数法、菲利普斯曲线法。
(1) HP滤波法。这是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用来得到经济时间序列的长期趋势而广泛使用的一种方法。我们用HP滤波法，对1978～2004年中国GDP增长率进行平滑（由于采用的是年度数据，推荐使用的取值为100），由此得到趋势增长率为一条曲线，其范围大体在8%～10%之间。我们可以将这一区间视为以9%为中线的适度经济增长区间。
(2) 生产函数法。运用该方法估算潜在增长率，面临以下问题：很多进入生产函数的变量，并不能找到现成的数据，而需要进行估算，比如资本存量、就业
人口、人力资本等，对这些变量的估算本身就存在很大争议，因此结果也就很不一样。现有两个较有代表性的运用生产函数法估算GDP年均增长率的例子。一是林毅夫等（2003）的估计结果是林毅夫、郭国栋、李莉、孙希芳、王海琛：《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展望》，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2003。：2004～2014年为8.56%，2014～2024年为7.08%；二是王小鲁等（2000）的估计结果是王小鲁、樊纲主编：《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2000。：2001～2010年为6.58%，2011～2020年为6.21%。这两个结果相差较多。有鉴于此，本文没有使用这一方法进行估算。
(3) 菲利普斯曲线法。根据菲利普斯曲线方程，我们可以建立通货膨胀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为避免伪回归，我们先对样本期1980～2004年间的通货膨胀率（以居民消费价格CPI上涨率表示CPI从1985年才公布，1985年以前的以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来代替。）与GDP增长率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均为平稳变量。于是，可以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可得回归方程：CPI = 1.006×CPI(-1) - 0.412×CPI(-2) + 0.966×GDP - 6.558（6.3891）（?2.6316）（3.4179）（?2.1478）R2=0.71调整R2=0.67DW=2.04F=17.13方程中，为简化起见，以CPI代表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CPI(-1) 代表滞后一期的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CPI(-2) 代表滞后两期的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GDP代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上式括号内数字为t统计量。计量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回归方程的经济含义：其一，CPI 上涨率受其自身的影响。滞后一期（即上期）CPI上涨率变动1个单位，导致当期CPI上涨率同向变动1个单位，这很符合适应性预期假说；同时，滞后两期CPI 上涨率变动1个单位，导致当期CPI上涨率反向变动0.41个单位。综合起来，过去一期和两期CPI上涨率的变动1个单位，导致当期CPI上涨率同向变动近
0.6个单位。其二，CPI上涨率受GDP增长率的影响。GDP增长率变动1个单位，导致当期CPI上涨率变动0.97个单位。反映出CPI上涨率变动与GDP增长率变动的一致性。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可以用CPI上涨率来衡量经济是否过热，即GDP的增长是否过快。根据这个回归方程，可以算出不同稳态通货膨胀率水平下的GDP增长率（见表1）。所谓稳态，是指增长率保持不变。稳态通货膨胀率，即没有加速通货膨胀。根据经验，社会可承受的通货膨胀率水平在5%以下，相对应的GDP增长率为8.9%。
综合上述分析，HP滤波法得出以9%为中线的适度经济增长区间8%～10%，生产函数法（林毅夫等的估计）得出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为8.56%，菲利普斯曲线法得出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为8.9%。如果我们以简单的平均递增法来计算1978～2004年GDP增长率的年均递增速度，则为9.4%。以上HP滤波法计算的样本期是1979～2004年，生产函数法（林毅夫等的估计）预测的时间段是2004～2014年，菲利普斯曲线法的样本期是1980～2004年。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看，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情况看，当经济增长越过9%时，就会出现局部过热，引起煤电油运和重要原材料的供给紧张；当经济增长冲出10%时，就会出现总体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经济的大幅起落；而当经济增长低于8%时，就会出现通货紧缩，就业压力明显增大。根据以上各种计算和实践经验，特别是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对整个经济增长具有广泛的和持久的推动力，再考虑到资源约束，一定时期内有购买力的需求约束等因素，在未来5～8年的中期内，潜在经济增长率可把握在9%，适度增长区间可把握在8%～10%。
但是，若从未来的更长时期看，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可能会有所降低。这是因
为：一者，消费需求的高质量化。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消费需求将从“量”的提高上升到“质”的提高。对一般消费品的需求不再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而是“从有到好”、“从多到高”。这在客观上将会抑制未来一般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速度。二者，资源约束的强化。随着前期经济的长时间高位增长，资源约束会越来越强，在客观上就要求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整个经济增长质量。三者，投资预算约束的硬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经济市场化的推进，必然会使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不断地“硬化”，企业需要为自己的投资行为真正负起责任。同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也为防止外部风险，需要不断矫正资源配置中的种种扭曲，如要素价格的扭曲、政府的隐性担保等。这些都会抑制投资冲动，减少投资的盲目扩张。四者，人口的老龄化。随着2013年之后中国开始逐步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龄人口增加，这一方面会使整个国民储蓄下降，另一方面是老年抚养比上升，都会影响经济增长?度放缓。
3.谨防新一轮经济过热和防范国际外部冲击
在前面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击因素进行分类时指出，冲击还可分为持久冲击和暂时冲击。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这一正向技术冲击，属于持久冲击。现在，要指出的是，就近期的一至三年看，还存在着可能出现的、较大的正向暂时冲击。目前，从GDP增长率的季度数据看，中国经济正由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上半年的局部过热和在适度增长区间（8%～10%）的上线区域运行（9.6%～9.9%），向适度增长区间的中线（9%左右）回归，经济增长的位势并不低。就近期的一至三年看，有几件“大事”，如2006年开始实行第十一个五年
规划，2007～2008年党政换届，2008年奥运会等，所有这些因素集中起来有可能推动经济增长的新一轮“大起”。以“换届”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波动的几次“大起”，如1983年GDP增长率上升到10.9%，1987～1988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1.6%和11.3%，1992～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也都含有“换届”因素的影响。经济的大起大落，要害在于“大起”。为了防止2006～2008年经济的“大起”，以及避免随后2009～2010年可能出现的“大落”，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患于未然，特别是防止各地借机追求政绩，大兴土木，大上项目。如果能够较好地调控2006～2008年可能出现的“大起”，那么就能为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经济平稳增长创造良好的条件。
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在国内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和经济波动趋于平稳的情况下，防止国际外部冲击的负面影响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从外贸看，目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已经很高，由1978年的不到10%（9.8%），上升到1990年的30%，又上升到2000年的44%，2004年高达70%。在出口方面，我们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摩擦问题；在进口方面，将面临国际上石油、矿产品、粮食等重要战略资源的价格与供给保障问题。因此，需要对外贸的高度依赖进行必要的调整，在促进进出口继续适度增长的同时，要注意防止外贸冲击对经济增长和波动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贸易增长应由关注贸易顺差转向贸易平衡，由关注贸易额转向提高贸易质量、增强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从外资看，今后，外资流入除采用FDI（海外直接投资）形式之外，更多地将采用非FDI形式。非FDI资本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其“流动性”非常强。对投资者来讲，流动性强易于规避风险；但对于流入国来讲，受资本流动冲击的可能性增大。因此，我们在对外开放中，应加紧完善针对非FDI的监控体系，
防止非FDI的大进大出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冲击。
4.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消除影响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一方面，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使民营企业健康发展，使政府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所进行的宏观调控具有较好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要不断推进政府自身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防止盲目攀比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同时，通过深化改革，使宏观调控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在什么情况下转换宏观调控的方向，在什么情况下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相应的调控措施，以及在规范市场准入和强化市场监管等方面，都应该建立和健全明确的政策规则，以增加宏观调控的透明度，使社会各方面都能有一个正确的预期，从而产生较好的调控效果。
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中，是要“政策规则”，还是要“相机抉择”，在国际学术界，从20世纪60年代起，至今，也一直存在着争论。在宏观调控中，所谓相机抉择，是指政策制定者根据经济周期波动不同阶段中经济运行的不同态势，机动灵活地采取逆向调节政策。其目的是熨平经济波动，保持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这被比喻为“逆经济风向而行事”的政策。这是20世纪60 年代，在美国，由凯恩斯主义者提出的宏观调控政策。但是，后来在实际政策制定中，这种反周期的相机抉择政策演变为不受任何约束的、任意的“纯粹”相机抉择政策。比如，在美国，在任的执政政府事先承诺要采取降低通货膨胀的政策，但后来在总统大
选中，为了赢得大选，改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刺激生产和扩大就业；而在大选之后，通货膨胀显现出来，政府为了治理通货膨胀又改为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这种纯粹的相机抉择政策，产生了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人为地制造和加剧了经济波动，丧失了公众对政策制定者的信任。政策制定者事先承诺要做什么，与其后来实际上做了什么之间的不一致性，被称作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在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情况下，当局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市场参与者行为与预期的不确定性，而市场参与者行为与预期的不确定性又进一步影响了当局政策的不确定性。这样，市场参与者与当局之间形成了博弈，严重影响了宏观调控的效果。针对相机抉择政策所带来的问题，美国学术界提出要制定一种“政策规则”，以限制宏观调控政策的任意使用。所谓政策规则，是指政策制定者在决定宏观调控政策时应遵循的一种事先确定的规则。然而，在实际政策制定中，因为经济形势是不断变化的，不可能按照一个不变的规则行事。因此，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操作中，实际上不同程度地采用了政策规则和相机抉择的方法，也就是把一定的政策规则与相机抉择相结合，避免相机抉择的任意性和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增强决策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
目前，在中国宏观调控中，采取的是“双稳健”政策，即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是一种松紧适度的中性调控政策。在执行中，并不排除根据经济形势的具体变化或针对新出现的某些问题，而进行必要的调整或微调。但这种调整或微调也不宜频繁。总的说，在经济形势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时，应注意保持宏观调控基本政策的相对稳定。
一、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情况预测 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中国将持续8%增长率20年。中国的增长速度一直被西方社会称为“奇迹”，但这种8%以上的惊人速度到底还能保持多久呢？对此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倒是非常乐观。在2011年3月23日香港的活动上，他放言：中国还能以8%的年增长率发展20年，直到发展成两倍于美国的经济体。林先生指出，用所谓的“相对购买力指标”计算，这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很有可能在20年的时间内发展到美国的两倍。考虑上市场汇率，中美也很可能势均力敌，他补充说。中国在过去十年里以超过10%的年均增长率高速发展，已经赶超了日本、德国、英国以及法国。林指出，中国的发展速度得益于“起点低的优势”，因而“有可能能在未来20年保持8%的增长率。”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雪松表示，未来一二十年中国经济增长轨迹将是一条比较平稳的曲线，但是由于2020年左右的基数较大，整体来说，曲线会呈现缓慢下降趋势。他说“根据我的预测分析，中国经济年均8%左右的高增长，应该还能够持续20年，即一直持续到2030年。” 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对未来20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前景表示乐观。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四大“利好”：劳动力存在长期比较优势、巨大市场规模、制度
改革仍存空间、国际环境趋向优化。这四个有利条件决定中国未来20年仍有希望以平均6%-10%的速度继续增长。他表示，市场规模在当代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日本等东亚经济体在高速增长后进入了缓慢发展阶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缺乏一个国内大市场。而中国却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前30年主要依赖国际市场推动经济起飞之后，未来的二、三十年里，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将来自国内市场的巨大需求。国际经验表明，大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支撑。改革开放30年来，投资、出口和重工业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目前，中国经济正在转向国内需求拉动。2008年，美国、印度内需占总需求的比重分别为92%、88%。而同年中国这一比重仅为72.8%，空间和潜力巨大。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连城和该院博士生韩蓓2009年通过HP滤波平滑参数的选择及应用方法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了分析。根据其测算，1978年至2007年中国平均潜在经济增长率为9.6%，适度增长区间为[9%，10%]。自2000年以来经济在波动的位势上持续多年适度高位运行，经济周期由过去起伏剧烈、峰谷落差极大的波动轨迹，转变为起伏平缓、峰谷落差较小的波动轨迹。2009年由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需要萎缩对中国实体经济影响较大，实际经济增长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随着制度变迁作用的继续发挥，人力资本不断提高，管理和技术创新的
东方企业文化·策略 2011年2月 118 建国以来我国经济波动及原因浅析（1949－2008） 顾纯磊 （南京大学商学院，南京，210093） 摘 要：根据导致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的根本不同，本文以改革开放为界把我国的经济发展划分为两 个大的周期，并进一步在两大周期内划分为若干小周期，较为细致和深入的分析了引起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在如今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探讨我国建国以来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对于应对今日的经济危机，显得具有特别的意义。 关键字：经济周期 改革开放 产权制度 中图分类号：F1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55（2011）02—0118—01 一、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波动及原因浅析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我国的经济建设不断恢复和发展，虽然其中遭受了几次重大政治事件（例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的负面影响，是我国的经济建设遇到了一定的挫折，但总的来说，是不断进步的，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建设更是步入了健康和快速发展的快车道。 我国的经济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开始经历起起伏伏的周期性波动。1978年之前的经济波动幅度较1978年之后的经济波动幅度要剧烈的多，其中更是有几年经济增长率跌为了负值；而在1978年之后，经济的波动仍然有波动，但幅度却小了了很多，而且越往后，波动的幅度越小，特别地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再也没有小于零过。就其原因，最主要的应该就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正是基于此，我在此以1978年为分界点，把我国的经济周期分为1949－1977和1978－2008两个大的周期，而在两个大的周期内，又分别可以划分出若干个较小的周期，根据图表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具体为：改革开放前主要划分为五个小周期，分别为1949～1957，1958～1962，1963～1968，1969～1972，1973～1977；改革开放后划分为以下几个小周期1978～1981，1982～1986，1987～1990，1991～2008。 我们应该知道，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引起我国经济波动的原因存在着很大的不同。1978年之前的经济波动主要是由政治因素引起，而经济运行本身的因素影响却不大。从1949－1978年这段时期，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对国民经济全面彻底而且不合理的干预造成了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几次大的剧烈震荡，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1978年以前的每次经济波动，我们都能找到隐藏在其背后的对应政治事件。1953年－1956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工商业的三大改造，由于过快，过急，过粗，带了新中国建立之后我国经济的第一次波动（1949～1957）；1958－1960年是“大跃进”时期，错误地发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纯”，最终造成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到如今为止最剧烈的一次经济波动（1958～1962），GDP 增长率狂降27.3％；1963～1968年的经济波动主要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所造成的；1969－1972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左倾思想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国民经济的运行几乎失去控制，国名经济几乎达到崩溃的边缘；1973－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的”的末期，人们的斗争热情有所放缓，“左倾”思想有了一定程度的扭转，带来了国民经济缓慢的恢复。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1978之前，政治运动几乎主导了我国的经济波动。1976年“文革”的结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这种政治运动主导经济波动的畸形局面逐渐扭转过来，1992年的“南巡讲话”之后，这种局面更是得到彻底扭转。这也是为何我国1992年之后经济波动呈现“微波化”趋势的主要原因。1978年之后，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影响经济波动的因素也逐渐转移到经济运行的自身上来，但计划经济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只是计划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可以说，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波动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力量互相斗争的结果。改革开放之后，“双轨制”的长期存在、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外资冲击以及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越来越紧密等是引起我国经济波动的具体因素。 引起经济波动的因素是复杂多变的，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投资、经济体制、产权制度以及开放经济， 都会对我国经济的波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经济危机背景下的我国经济走势预测及对策 自从加入WTO 之后，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就越来越紧密。目前，全球经济都处于新一轮的经济波动之中，而且是经济的衰退期，我国也不能幸免。受这场波及全球范围，猛烈程度尤胜于20世纪30年代那场的大危机冲击下，我国经济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滑坡。2008年我国的GDP 增长率据官方数据为9％，低于前几年的GDP 增长率。对于这次经济危机的持续时间，经济学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种说法都有，最终恐怕只能又经济危机自身来告诉我们，等到经济危机过去，一切都开始变得明朗。虽然这次经济危机的前景难以预测，但我对我国经济将很快就可以率先复苏是毫不质疑的。首先，我国拥有庞大的人口，这是创造需求的根本，而且我国的庞大需求并没有被完全挖掘出来，把这种巨大的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的需求，需求不足的问题就可以解决；其次，我国有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投资；再次，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及时制订和出台一系列的保增长的措施。 在“万事具备，只欠东风”的情况下，我们顺利渡过经济危机需要的只是信心，相信很快我国就可以走出经济危机的泥潭。 参考文献： [1] 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新态势》， 载《中国社会科学》， 2000 （1）。 [2]杨帆：《中国经济周期的背景思考》， 载《发现》， 1996 （1）。 [3] 卢嘉瑞，徐圣银：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兼论第5 个经济周期[J]，经济评论，2002（1） [4]刘树成：中国经济周期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5]张连城：中国经济波动的新特点与宏观经济走势 [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8（3） [6]高铁梅，王金明，陈飞：中国转轨时期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特征的实证分析 [J]，财经问题研究，2009（1）
目录 摘要 (2) 1 绪论 (3) 1.1中国当前国内形势简述 (3) 1.2中国当前国际形势简述 (3) 2 中国国内形势 (3) 2.1政治形势 (3) 2.2安全形势 (4) 2.3经济形势 (5) 3 中美双边关系 (5) 3.1中美双边关系发展历程 (5) 3.2中美目前双边关系 (6) 4 中俄双边关系 (7) 4.1中俄双边关系发展历程 (7) 4.2中俄目前双边关系 (7) 5 中日双边关系 (8) 5.1中日双边关系发展历程 (8) 5.2中日目前双边关系 (8) 6 结论 (9)
摘要 众所周知，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它的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的成长历程上，它经历了很多的风雨和挫折。中国曾被拿破仑·波拿巴称为“沉睡的雄狮”。现在，这只狮子已经苏醒，可是，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地知道，在中国苏醒的道路上，它不仅仅经历着来自国家内部的矛盾与问题，并且还经历着国际上的种种压力。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国内形势与国际形势显得尤为重要。所以，我们对中国目前的国内形势与国际形势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和研究。本文详细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 关键词：中国、矛盾、压力、国内形势、国外形势 Abstract As we all know that, China is a country with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it has a long history and brilliant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China has experienced many setbacks and tribulations. China has been named “Sleeping Lion” by Napoleon Bonaparte. Now, the lion is awake, but we all know it very clearly, in the process of awakening, China not only experiencing the contradictions from the national, and also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pressure. The Eighteenth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will be held, China 's domestic situ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s very important. So we conducted a series of research and investigation about China 's domestic situ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results of our study in detail. Keywords: China; contradiction; pressure; domestic situation;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中国大趋势：中国未来十年的九大预测 2012-03-05 字号：小中大 日前，由笔者撰写的《中国大趋势4：中国经济未来十年》上市，书中提出了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的九大预测： 1、世界将从“海洋时代”回归到“陆地时代” 大家不要再预测第四次科技革命，因为第四次科技革命已经来临，高铁就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主力，中国在第四次革命上已经占据先机，这点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的领袖人物已经看的非常清楚，由于政治原因，他们很难对中国进行赶超，因为高铁是公共产品，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是不可能建设成高铁的。在未来十年世界将掀起一股国家间修建高铁的热潮，这将标志着世界将由海洋时代回归到陆地时代。 在这个时代中国是具有先机的，到时候亚欧大陆将结合的更加紧密，欧洲、亚洲、阿拉伯世界的地缘政治将重新改写，阿拉伯世界的重要性将被重新凸显出来。目前中国正在与17个国家协商关于建设亚欧高速铁路网络事宜，计划在十年内修建三条高铁线路贯穿南北，连通欧亚。届时，乘坐时速超过200英里的火车，从伦敦到北京只需要两天时间。这三条计划线路分别为，一条向北延伸经俄罗斯到德国，与欧洲铁路系统会合；一条向南延展连接越南、泰国、缅甸以及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另有一条线路将连接中国与英国、新加坡、印度及巴基斯坦。目前，伊朗、巴基斯坦和印度正就铺设高铁线与中国谈判，而东南亚方向的线路已经先期在云南省开工。在工程标准方面，中国希望所有线路规格与国内高铁保持一致，越南方面已表示同意，其他国家还在协商中。这项伟大的工程在未来十年将成为现实。 2、中国将面临最后一个“黄金十年” 很多人在看空中国的人很多，既有海外的，也有中国的，但是中国的发展大潮并不会因为这些人而消退，中国民众也不能听信这些带有政治性的忽悠，中国经济未来十年仍然是“黄金十年”，当然这黄金十年，笔者主要指的是经济，而不包含民生，因为经济是经济学者可以预测的，而民生是政治，是没有规律可循的。如果我们，特别是商业人士过度恐惧，就会错判机遇，以至于丧失机遇。未来十年的机遇中国以前没有，今后也不会有。与之前相比，将来十年中国经济增加的优势首要表现在量上，中国人均GDP从十几美圆增加到4000美圆，用了六十多年，可是再增加4000美圆，或许只需几年时间，从这个角度讲，将来十年的经济增加将远远超过以前几十年的增加；假如与今后比照，将来十年中国经济增加的优势则表现在速度上，这或许是中国继续经济高速增加的最后十年。中国人均GDP到达15000美圆今后也将进入一个低速增加期。从这两个方面本人们就能够看出，将来十年是一个何等的黄金时期，这必将是中国经济“从质变到质变”的十年。 3、世界将上演“日本行情” 日本自经济泡沫破裂后，在近20年的时间内除了在1997年前后实行适度从紧的政策外，日本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实行的低利率、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这是因为政府拥有大量的财政赤字，政府负债的同时，日本企业也背负了巨大债务，导致日本不能加息，因为一加息，政府和企业的还贷负担就会大大加重，从而导致经济恶化，萧条重新回归。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面临着较高的偿债任务，而从技术上看，日本、美国以及欧盟的不少国家都已经财政破产，他们要摆脱高额的债务，除了不断的平衡预算之外，就是开动印钞机稀释债务，这都会导致这些国家将长期处于极低的利率水平，而这些国家将会出现这些资本大出逃，将逃向高利率国家进行资本套利。 4、中国将“拯救式”崛起 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崛起必然对其他国家构成挑战，但历史并不是这样的，因为除了“挑战式崛起”之外，还有一种崛起方式为“拯救式崛起”，同样美国的崛起也不是通过“挑战式崛起”实现的，
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解读：企稳态势增强动能转 换加速 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解读:企稳态势增强动能转换加速 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xx经济呈现稳中向 好的发展态势，积极因素不断积累。据初步核算，上半年，全市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GDP）2092.7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1％，分别高于全省、全国平均增速0.1、2.2个百分点。数据显示，xx经济运行稳中向好的态势趋于明显，内生动力加速集聚，转 型升级成效持续显现，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 增强。 观全局：整体形势稳中向好主要指标增速加快 统计显示，上半年xx市各项主要经济指标保持稳定增长，整体 走势与全国、全省保持一致，延续了一季度以来的稳中向好态势， 呈现出“三项平稳”“三项趋好”的发展特点。 增势平稳。上半年，全市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稳居中部省会城市前列，部分指标增速超过全省平均水平，继续保持了追赶跨越的良好 发展态势。其中，地区生产总值连续9个季度累计增速维持在 9.0%-9.05%的区间内；0500万元及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利用外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财政总收入等 05项指标今年以来始终保持“两位数”增长。 物价平稳。上半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0%，物 价涨幅始终维持在1.3%-2.0%的温和上涨区间。 收入平稳。上半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76050元，同比增长8.2%，高于全国平均增速0.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9636元，同比增长9.0%，分别高于全省、全国平均增 速0.3、0.05个百分点。
发展态势趋好。我市经济总量扩容明显，综合实力稳步增强，发展态势逐步向好。在主要经济指标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0500 万元及以上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限额以上消费品 零售额等4项指标增速较一季度分别加快0.3、1.2、0.3和0.3个 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幅创20105年以来新高，增速居全 省设区市首位。从省内看，我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0500万元及 以上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总收入、实际利用外资等4项指标增速分 别高于全省平均水平0.05、0.4、3.2和4.2个百分点。从首位优势看，xx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0500万元及以上固定 资产投资、财政总收入、实际利用外资等05项指标总量占全省比重 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提高0.3、0.3、0.1、0.7、1.0个百分点。放 眼中部，xxGDP、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0500万元及以上固定资产 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4项指标增速均居中部省会城市首位。 运行环境趋好。今年以来，我市经济运行质量持续改善,积极因 素不断累积。工业品价格指数（PPI）持续回升。1-6月平均，全市PPI同比上涨3.66%。其中，6月当月PPI上涨4.80%，涨幅比05月 份扩大1.16个百分点，有效促进了市场环境改善和企业利润提升。 发展信心不断增强，今年二季度企业景气调查结果显示，我市工业 企业景气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分别达到138.05和138.7，分别比 一季度提高2.2和1.6个点，处于较为景气区间。 质量效益趋好。1-05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完成主营业务收入20519.905亿元，同比增长16.4%，高于1-4月0.6个百分点；实现 利润总额122.82亿元，增长17.7%。大型企业增势良好，上半年全 市大型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412.29亿元，同比增长12.0%，高于全 市规模以上工业2.4个百分点，对全市工业贡献率达60.05%，拉动 全市工业增长05.8个百分点。 看结构：供给侧改革稳步推进转型升级态势向好 近年来，全市上下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完善体制机制，以提高供给质量作为主攻方向，突出强化创新驱动的“主引擎”作用，发力实体经济“主战场”，全市经济发展结构稳步趋优，转 型升级态势向好。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由企稳回升走向全面恢复的关键阶段,应努力保持来之不易的经济成果,妥善处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与困难,为下一阶段经济平稳运行打好基础。宏观调控应根据新形势新情况不断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重点。 一、国民经济全面恢复物价上涨压力加大 1.消费增长保持稳定 (1)推动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一是政策因素将继续成为支持消费增长的重要动力。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二季度家电、汽车、节能产品消费政策将继续完善,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者收入的措施将进一步落实,“万村千乡”和“双百”工程建设将深入推进,政策对消费的推动作用依然较强。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将提高社会消费意愿。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同比增长9.2%,比上年同期加快0.6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同比增长7.5%。根据一季度人民银行储户问卷调查,城镇居民判断收入增加的占比从2009年二季度的12.6%回升到2010年一季度的21.3%,实际收入与收入预期的改善将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与意愿。三是世博会召开刺激消费增长。二季度世博会在上海举行,届时周边地区旅游、会展等生活性与生产性服务消费将大幅增加。四是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将促使消费名义增速走高。2009年二季度CPI同比负增长1.3%,而今年二季度CPI呈明显上行趋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将提高。 (2)抑制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一是国家近期连续出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效果在二季度显现,与住房相关的家具、建材消费增长将趋缓。而且,前期房价涨幅过大,对已买房居民下一阶段的其他消费形成一定制约。二是干旱、地震等自然灾害将减少当地居民收入,降低居民生活水平,导致局部地区消费能力下降。三是近期粮食、蔬菜、水果价格涨幅较高,成品油价格调整,不利于居民实际购买能力提高。 总体而言,消费需求将保持稳定,初步预计,二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19%。 2.物价上涨压力加大 一是翘尾因素提高二季度物价涨幅。经计算,二季度CPI翘尾因素为1.6个百分点,PPI为4.4个百分点,分别处于全年翘尾值次高和最高水平,即使不考虑新涨价因素,二季度CPI与PPI也将呈现一定幅度上升。二是输入型物价上涨动力增强。世界经济复苏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国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劣势分析 来源：宣讲家网站报告发布时间：2011-03-15 03:12 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 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我国的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重新洗牌，中国要集中精力把经济发展好，把社会建设好，进一步在国际舞台上寻找更大的发展机会。 现在我们到美国或欧洲去考察，会发现和30年前大不一样，和10年前都大不一样。我们到法国凡尔赛宫都有中文说明书， 10年前就没有，这说明中国到国外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在发展，中国的各种文化、政治、经济的交流也在加强，中国到国外去的人越来越多。外国人也要为中国服务，重要的旅游景点、场所都要补上中文说明书，他们欢迎我们去学习、考察，说明中国的力量越来越大。 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提供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国际经济格局、政治格局在调整，中国应该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中抓住机会，有所作为。一是2010年我们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虽然人均GDP还很少，撵上美国还要好多年的历史。但是总的GDP能在全世界由过去的几十位上升到世界第二，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大的事件。中国的地位也在上升，政治、经济、文化地位都在上升，给我们提供了大的机会。二是西方强势国家现在面临大的挑战，进入缓慢发展时期，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发展机遇。三是亚非拉国家、非洲的发展中国家非常希望跟中国建立友好的关系，这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长远稳定，包括我们和这些国家进行资源等方面的交流合作也创造一个好的条件，为我们争夺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战略空间。四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很深远，整个全球经济出现大调整，围绕着市场、
论中国当前形势 在当今世界，无论从什么角度、出于何种动机和采取怎样的态度，各国在处理对外关系和国际问题时，几乎都要认真考虑中国这一因素。实际上，从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天起，“中国因素”对国际格局就开始产生影响，而且还时常占据明显位置。 深入分析可以看出，以往“中国因素”的分量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中国地广人多，任何国家都不会完全忽视一个拥有世界人口1／5的大国；二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良好关系所具有的影响力；三是中国的地理位置带来的地缘政治作用。但当前的“中国因素”是由中国的综合国力衬托起来的。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带动起政治、安全等各个方面影响力的发挥。“中国因素”囊括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外交政策与主张、发展模式、文明传统、国民素质等各个方面，对世界形成了多方位影响。这种影响不是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客观的。这种影响也是全局的、持久的、自然的。 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长，世界各国更加重视中国，相应对中国的期待值也加大，要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以相互借重维护自身利益的各种设想和考虑也应运而生。中国目前更加侧重与各方建立合作对话机制，如“中非合作论坛”、“中阿（拉伯）合作论坛”等，这种机制是加强南南合作的有益方式，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平等互利合作的精神。中国同时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欧盟等国际、地区组织发展关系，这些都是出于促进全球的和平、发展与合作，而不是出于搞对抗、谋霸权的目的。“中国因素”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对国际事务表现了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对世界来讲，对中国来讲，都是件大好事。但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实事求是地估价自己的实力。 周刚（中国前驻印度大使）：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经济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并以一个爱和平、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的和平发展不可逆转，中国人感到高兴和骄傲是理所当然的。 但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的经济总量不大，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例仅为4％，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有限，中国的经济发展还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持续奋斗的过程。这些都要求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有自知之明，戒骄戒躁，既不要自吹自擂，又不要被别人的吹捧冲昏了头脑，因此，不要高估“中国因素”的影响力。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我国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对那些给予中国很高期望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对待；而对那些心怀不善，企图“捧杀”中国，变相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国家，我们也要心中有数，保持警惕。 陈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客观地估价“中国因素”的影响是现实的需要。中国目前发展迅速，但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包括对进出口贸易的依赖，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对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的依赖等等，国家的统一对中国的发展也产生着很大的影响。这些都要求我们正确看待“中国因素”，不能过高估计自己。 宫力（中共中央党校战略研究所副所长）：虽然中国目前已经处在一个迅猛发展的过程之中，但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实际力量对比看，仍然“西强东弱”。因此，我们既要有雄心壮志，又要善于守拙，埋头苦干。
中国未来十年的九大预测 作者：高连奎时间：2012-03-05 日前，由笔者撰写的《中国大趋势4：中国经济未来十年》上市，书中提出了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的九大预测： 1、世界将从"海洋时代"回归到"陆地时代" 大家不要再预测第四次科技革命，因为第四次科技革命已经来临，高铁就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主力，中国在第四次革命上已经占据先机，这点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的领袖人物已经看的非常清楚，由于政治原因，他们很难对中国进行赶超，因为高铁是公共产品，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是不可能建设成高铁的。在未来十年世界将掀起一股国家间修建高铁的热潮，这将标志着世界将由海洋时代回归到陆地时代。 在这个时代中国是具有先机的，到时候亚欧大陆将结合的更加紧密，欧洲、亚洲、阿拉伯世界的地缘政治将重新改写，阿拉伯世界的重要性将被重新凸显出来。目前中国正在与17个国家协商关于建设亚欧高速铁路网络事宜，计划在十年内修建三条高铁线路贯穿南北，连通欧亚。届时，乘坐时速超过200英里的火车，从伦敦到北京只需要两天时间。这三条计划线路分别为，一
条向北延伸经俄罗斯到德国，与欧洲铁路系统会合；一条向南延展连接越南、泰国、缅甸以及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另有一条线路将连接中国与英国、新加坡、印度及巴基斯坦。目前，伊朗、巴基斯坦和印度正就铺设高铁线与中国谈判，而东南亚方向的线路已经先期在云南省开工。在工程标准方面，中国希望所有线路规格与国内高铁保持一致，越南方面已表示同意，其他国家还在协商中。这项伟大的工程在未来十年将成为现实。 2、中国将面临最后一个"黄金十年" 很多人在看空中国的人很多，既有海外的，也有中国的，但是中国的发展大潮并不会因为这些人而消退，中国民众也不能听信这些带有政治性的忽悠，中国经济未来十年仍然是"黄金十年"，当然这黄金十年，笔者主要指的是经济，而不包含民生，因为经济是经济学者可以预测的，而民生是政治，是没有规律可循的。如果我们，特别是商业人士过度恐惧，就会错判机遇，以至于丧失机遇。未来十年的机遇中国以前没有，今后也不会有。与之前相比，将来十年中国经济增加的优势首要表现在量上，中国人均GDP从十几美圆增加到4000美圆，用了六十多年，可是再增加4000美圆，或许只需几年时间，从这个角度讲，将来十年的经济增加将远远超过以前几十年的增加；假如与今后比照，将来十年中国经济增加的优势则表现在速度上，这或许是中国继续
经济周期这个曾经被视为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存在的经济现象，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和宏观经济调控中不容忽略的重要因素。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中国经济波动的规律，对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一、中国的经济周期波动状况 经济周期是国民经济扩张与收缩、波峰与波谷不断交替的运动，具体包括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四个阶段，用以反映国民经济在动态的增长中运行的起伏状态。它通常分为古典型周期和增长型周期两类。古典型周期是指经济总量水平的周期波动，也就是产量绝对值指标的波动；而增长型周期是指依经济增长率上升或下降而定义的经济周期波动，表现为增长态势下速度的加快与放慢。 经济周期按时间长度可分为四种类型：（1）短周期，即基钦周期，平均长度约40个月（3－5年）。（2）中周期，即朱格拉周期，平均长度8－10年。（3）中长周期，即库兹涅茨周期，平均长度15－25年。（4）长周期，即康德拉耶夫周期，平均长度50年左右。 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3年到1976年，第二阶段从1977年到2000年。下面对改革前后这两个阶段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状态进行对比分析： 第一，从波动的深度看，改革前五个周期波动以古典型为主，波谷平均值为－6.4％，总的呈现为古典型；改革后四个周期的深度平均为6.2％，波动转变为增长型。谷位的上升表明，我国经济的增长增强了抗衰退力。 第二，从波动的高度看，改革前各周期以高峰型为主，波峰平均值达16.9％，总的呈现为高峰型（波峰年份经济增长率大于或等于15％即为高峰型）；改革后波峰平均值为13.2％，总的呈现为中峰型（10％－15％）。峰位的下降表明，我国经济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扩张的盲目性。 第三，从波动的幅度看，改革前各周期平均波动幅度为23.4％，为强幅型；改革后平均振幅是6.95％为中幅型。波峰的显著下降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在增强。 第四，从波动的平均位势看，改革前波位平均为5.8％，属中位型；改革后平均波位是9.3％，属高位型。波位的上升表明我国经济在克服“大起大落”中，总体增长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第五，从波动的扩张长度看，改革前各周期的扩张长度平均为2.2年，改革后为2.5年，表明我国经济的增长在扩张期有了更强的持续性。 根据以上定量分析与比较，可把改革前波动状态的特征概括为：谷位深、峰位高、振幅大、平均位势低、扩张长度短，即“大起大落”；而改革后则可概括为：谷位上升、峰位下降、振幅减小、平均位势提高、扩张长度延长，即在增长中逐步走向稳定。改革前后的变化可以总概为：由“大起大落”型转向“高位—平缓”型，这就充分表明，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在改革后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分析 在西方经济理论中，关于经济周期的解释多种多样，它们从不同方面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做出了说明。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中存在引起波动的内在力量；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波动不过是随机的和未预期到大冲击的结果；货币主义者和新古典经济学家把波动主要归结为错误导向的货币政策的结果；而新凯恩斯主义者把波动看作来源于经济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原因，不过他们认为现代经济的内在特征扩大了一些这样的干扰，并使其作用持续存在。 应该说，经济周期的形成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纯地强调起源动力而忽略系统影响，强调冲击因素而忽略传导机制，是无助于正确理解经济周期波动的。因此，我们必须把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区分为内生和外生两种，从内在传导机制和外在冲击两方面进行系统分析。 内在传导机制是指经济系统内部结构特性所导致的对冲击的反应。这是一种内部缓冲机制或自我调节机制，反映了经济周期的“内生性”。一般来看，经济周期波动是大工业生产与大规模投资相互推动机制和供求约束机制这两种互为因果、相互作用的过程。大工业的巨大扩张能力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物质前提，它与大规模投资紧密相连。一方面，它既为大规模投资的进行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其建立与发展又反映了大规模投资的结果；另一方面，大规模投资所产生的巨大需求又是引起大工业生产急剧扩张的重要动因。因此，大工业生产和大规模投资两者的相互作用，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首要原因。同时，经济周期波动还与大工业的扩张力所遇阻力密切相关，这种阻力是由供求平衡状况形成的，或来自市场需求约束方面，或来自资源供给约束方面。因此，供求平衡约束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另一个物质性的原因。 外在冲击机制，是指系统外的冲击通过系统内部传导而发生的经济活动，对来源于外生变量的自发性变化，可以是随机的或是周期的。外在冲击主要包括：货币供给性冲击；以投资和消费、财政和货币需求性的实际需求冲击；由于农业重大自然灾害或石油供应等而导致的实际供给冲击；体制变动冲击；国际政治和经济冲击等。 外在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初始原因，内在传导则是系统内部对冲击的自我响应和调整。几乎所有的外在冲击都要通过内在机制而最终对经济过程产生影响，因此，引起经济周期的基本原因来自于经济体系内所特有的推动力和抑制力。内在传导机制决定着经济波动的周期性和持续性，决定着经济周期的基本形态，而外在冲击只是通过内在传导机制对
浅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所需面对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然而，不可忽视的是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等待处理的问题： 1、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问题 过去我国长期实行的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靠消耗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拉动经济增长。再加上在发展过程中，资源没有得到合理的利用，浪费现象普遍存在。因此时至今日，资源浪费和环境恶化问题也接踵而来。很多地方都因为环境问题而造成巨大损失，因此当我们在强调经济效益的同时，还应注重社会和环境效益，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2、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制造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的格局没有根本性转变。 3、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改革开放后, 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呈现出不断加剧的局面。城乡收入差距逐年扩大，调查显示中国农业从业者的收入增幅一直在下降，粮食产品价格下降，即使收成增产了，但收入却不见增加，地方政府对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远远大于对农业的关注。另外，行业收入差距的扩大，贫富差距问题的深化，造成的社会分配不公平现象的剧增，也令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有所增加。除此之外，我国东中西部发展差距也较大。 4、就业和失业问题 中国是个经济大国，同时也是个人口大国。虽然我国GDP水平已达世界前列，但人均GDP 水平在世界上始终居于落后位置。就业问题也一直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受人民币升值，取消出口退税与实行紧缩货币政策的负面效应影响，沿海地区大量出口企业倒闭，金融危机爆发后情势进一步恶化。企业用工需求急剧下滑、现有就业岗位流失严重，失业数量骤增。再加上近年来高校扩招，大学生数目激增，求职者供过于求的现象，致使我国的就业问题进一步恶化。除此之外，我国人才和劳动力市场不规范，以及我国职业教育和培训工作相对滞后，这都加大了我国的就业压力。 这些都是中国发展壮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只有正确处理好这些问题，我国经济才可以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然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同样存在着不少隐患： 1、通货膨胀压力明显偏大 目前，中国CPI涨幅虽有所回落但仍在上涨，而工业品出厂价格处于历史高位，价格上涨的压力尚未根本缓解。同时，一些地区和行业增长速度出现回落，
回顾近十年来，保健品行业开创了神话和奇迹。2000年，中国保健品行业达到一个顶峰，市场规模达到500亿元。随后，市场转入低迷。环境恶化决定了市场需求 2003年，“非典”疫情再次激发了消费者对健康的需求，保健品市场快速回暖，当年销售额突破300亿元，销售额同比增幅为50%。2004年实现销售340亿元，销售额同比增幅为13%。 2005年，中国商务部相继出台《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后，特别以直销模式为主的保健品生产和销售企业，更具理性化发展趋势。 十二·五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2009年市场销售突破688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24%；2010年突破1000亿元，市场增长为30%，中国已成为全球保健品增长最快的市场；2011年市场销售突破1200亿元大关；十二·五期间将加强营养和膳食指南研究，健全食品监测和预警系统，重点发展健康食品，着力培育健康科技新兴产业，发挥保健品企业的主导地位，中国保健品业必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必将保持高速发展态势 随着亚健康不断增长的态势，亚健康群体构成了促进中国保健品市场快速发
展的一大源动力。其次，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快速增长，以及居民保健意识的增强和消费升级，消费者对保健品的需求也将进一步扩大。第三，受老龄化社会的影响，以及老龄社会到来的速度加快，导致未来5年，中国保健品市场必将继续保持高速发展态势。 品牌化发展是必由之路 目前，国内的保健品同质化现象严重，企业缺少品牌管理体系，以及制衡和风险管理机制，企业缺少对市场的洞察力和前瞻性，盲目扩张和多元化，缺乏整体性的发展战略。中国保健品行业的发展，必须走品牌化发展之路，从产品品牌提升到企业品牌，再从国内品牌提升到国际品牌，着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品牌。 保健品价格走向两极分化 未来5年，中国保健品价格总的趋势将会逐渐下降。一是保健品目前还属于奢侈消费品，随着消费群体的扩大和转变，价格随之下降是必然趋势。二是随着国外保健品的破冰而入，价格竞争不可避免。三是保健品的需求弹性比较大，针对普通消费者的大众保健品，价格将会往下走；而高端用户的精装保健品，将会有所上扬。 天然、有机、中草药成热点
当今中国社会经济形势 在当今中国，世界都被经济危机所笼罩着，当今中国也不例外，也受到影响，很多企业在这经济危机中，面临着困难和挑战，如果经不起挑战，那就意味倒闭或者破产，这也会导致很多人失业。所以我们国家应该面临着挑战和困难，但是这也是机遇，因为这时候欧洲正面临危机，中国使他们的经济的复兴的希望，因为在危机的这时，中国的经济还在增长，，对世界的经济有很大的贡献。当这是，中国应该抓住机遇，不断增加内需，转变经济的方向，不再依赖出口经济。在当今世界，创新是大一生产力，我们应该提高我们的创新能力，这样我们的经济才更加有发展的空间，这样我们就不用依靠原料，从而我们就不会总在生产链的末端，这样我们的受益为更大，我们就不会总依靠别人的技术，当我们的创新能力在世界的前端时，我们国家会更加强大，那么我们在国际的地位会更加高，我们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我们会更有发言权，我们的影响力会更加大，这是我们的文化也会得到传播。所以在当今经济球化时，也在危机面前，我们要抓住机遇，发展我们的经济这样我们社会会更加和谐，我们的失业率就会降低，社会会更加安定。所以我们国家应该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夯实“三农”发展基础，扩大内需增长空间；深化体制改革，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推动出口稳定增长，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维护社会稳定
对于企业，同样面临着危机，如果不能在危机面前，抓住机遇，那么企业也会面临困难，所以企业应该提高企业各竞争力，提高企业的创新力。在学别人时，也要发展自己的特点，那么企业就会更加有活力，在与别的企业竞争时，特别是外企时，我们才会有优势。所以企业应该吸收更多的人才，从而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还要加强与政府的合作。这时政府更加要出台优惠的政策来支持企业，所以政府要与企业合作。让我们的经济快速发展。在当今世界虽然和平时主题，但是战争是有的。随着我们国家的强大，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开始注视着我们，欧洲开始传播“中国威胁论”，又加上南海问题，加上钓鱼岛问题，我们中国现在正成为世界的焦点，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我们还是要重视经济的发展，不要让这些问题影响我们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也要处理好国际问题，这关系到我们的国家的主权，我们不能轻视，这关系到国家的利益，我们要重视它，否则，我们的国家主权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国家应该利用我们的外交，合理的处理国际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快速发展，这也会引起发达国家的重视，这也是问题的起源。他们害怕中国的强大，会影响他们的国际地位，特别是美国。所以他们引起这么多问题，希望我们被这些问题所影响，导致经济的不利。无论他们怎样，我们国家应该合理处理这些问题。 在我们中国我们的政治也出现里问题，如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领导体制，妨碍了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强有力的工作
2017年中国经济总体平稳，但发展趋势会放缓 固定投资方面：房地产市场降温，加之国内多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房地产投资会有所下降。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对房地产的调控，是长效机制，一年半载难以见效。长期来看，能促进房地产健康持续发展，而不是出现剧烈波动，我国房地产发展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不会有太大的变动，趋势相对平稳：制造业投资会有小幅下降，如电力、化工等行业严重的产能过剩抑制了制造业投资增长：基础设施投资基本稳定。 消费方面：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21元，比上年增长8.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对消费有拉动作用；城镇化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压力大，人口结构变化使劳动力供给增长放缓，就业压力的增加抑制消费需求；但随着电商等网络购物模式、物流网络的完善，减少了消费成本，居民消费倾向会进一步提高。 外贸方面：2016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4.3万亿元人民币，较2015年下降0.9%。其中，出口13.8万亿元，下降1.9%；进口10.5万亿元，增长0.6%，扭转了2015年大幅下降的态势，预计17年发展趋势平稳；但国际政治局势动荡，对我国外贸形势严重不利。 货币方面：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平稳增加，短期来看，人民币有贬值压力，但中长期看没有贬值压力；2016年，央行不断通过降准、逆回购、MLF等货币政策工具弥补基础货币缺口，保证货币供给。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2017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
的货币政策。 物价水平；去产能政策以及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推进，工业领域结构性通货紧缩缩得到明显缓解，工业企业盈利尤其是产能过剩行业的盈利大有改观;通货膨胀预期偏弱但会持续蔓延。 国际形势：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就任、韩国总统换届和“萨德事件”持续发酵、英国脱离欧盟等国外局势变动对我国影响巨大。 国内政策：“十三五”规划开局次年、习总书记“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亚投行战略。 综上所述，在世界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结合我国目前经济发展形势，认为：2017年我国宏观经济总体平稳运行，但增速会有所放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