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犯罪主体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设立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该罪名源于《关于惩治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第九条规定的商业受贿罪。仅就此罪而言，修订后的刑法进一步完善了该罪的刑事立法。但是，将之置于整个职务经济犯罪体系加以审视，其犯罪主体还是存在一定的立法缺陷。例如：村委会负责人在本村基建招标中的索贿、受贿行为，足球裁判员的受贿行为，民办学校校长招生时的受贿行为，民办医院人员暗收药品回扣行为等等。上述非公务性受贿行为道德上的邪恶性和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已达犯罪的严重程度，人们对此都表示出不能容忍的社会心理。其行为在客观上远远超出了一般违法范围，民事责任已不足以充分显示法律的制裁作用，以刑罚方法给予严厉的惩处是必要的，也完全符合刑法惩恶扬善、伸张法律正义和社会公平的目的。但是，上述非公务性行为除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外，司法机关受制于刑法中无相应条款规定，难以追究其刑事责任。司法实践中，这种无罪可定的窘态，其根源还在于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犯罪主体方面的立法缺陷。
我国刑法以自然人为主体的受贿犯罪有两种，即受贿罪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在此以外的人员均不构成上述两罪的主体。但社会上大量存在的受贿主体远超过法律规定的两种。在司法实践中遇到这样的案例，被告人刘某系村党支部书记，在其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自1998年起，在本村房屋开发工程中，4次收受施工单位的贿赂，计人民币65000元。在审理中，审判人员对此案存有很大的困惑。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下称《解
释》）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七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中第七项是指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其他行政管理工作，但本案村委会的行为不是《解释》规定的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行为。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有义务协助人民政府开展工作，但并不是所有协助人民政府的行为都属于《解释》规定的从事公务的行为，只有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时，其工作才体现国家对社会的组织、管理职能。本例中该村房屋开发、建设，这是村民自治范围内的村集体事务，而非政府的行政管理行为。因此，村党支部书记张某的行为不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另外，张某的行为也不构成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不同于职务侵占罪的主体，仅限于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而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既非公司，又非企业，其成员在通常情况下也与公司、企业工作人员有别。尽管张某的行为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但根据罪行法定原则，张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笔者认为，漏洞只能通过立法方式解决，不宜以扩大解释来弥补。笔者对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关于对足球裁判受贿行为可以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立案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党支部书记在本村房屋开发工程中收受、索取贿赂的行为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定性的批复表示质疑。因为脱离刑法规范立法原意或超出内涵的任意扩大解释，都是对法律解释权的滥用，这种方法虽可暂时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矛盾，但它
从根本上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同时“两高”的规定或批复有客观上也有侵入立法领域之嫌，因而是不足取的。
同作为职务经济犯罪的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在犯罪主体的确立上体现了较强的包容性，其犯罪主体都规定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从而与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相互补充，同时涵盖了所有的自然人主体，具有很强的操作性。那么，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作为与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罪相对称，其主体也应扩大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立法上若作此修改，文中前述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对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进行修改，扩展为“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人员”。
黑龙江大学自学考试法律专业本科毕业论文 题目：论受贿罪的对象范围作者：朱琦 单位： 指导教师：陈建旭 黑龙江大学 2014年4月27日
目录 摘要 (1) 前言 (1) 一、国内外对受贿罪的犯罪对象的划分 (1) （一）国外受贿罪的犯罪对象 (1) （二）我国受贿罪犯的罪对象 (2) 二、国内外对受贿罪犯罪对象的学说理论 (2) （一）国外受贿罪犯罪对象的相关理论 (2) （二）我国受贿罪犯罪对象的相关理论 (3) 三、对受贿罪犯罪对象范围的分析 (4) 结论 (5) 参考文献 (6)
论受贿罪的对象范围 [摘要]： 从古至今这个世界都充斥着各类形态的交易，在这其中的一类则触犯了国家底线，被定为受贿罪。传统立法将受贿罪的对象范围仅限于"财物"一类。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贿赂方式也变得"日新月异",出现了除"财物"以外的新的种类,如"财产性利益"与"非财产性利益"。而且这些行为方式的危害性亦相当严重。笔者认为应当扩大受贿罪的对象范围，这样更有利于对受贿罪的立罪界定。 [关键词]：受贿罪；犯罪对象；不当利益 前言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的犯罪行为。在受贿罪中，一方面行贿者利用贿赂收买国家工作人员，为自己谋取非法利益；另一方面国家工作人员靠非法行使权力以牟取私利。犯罪对象是犯罪行为所作用的客观存在的具体人或物，因此，受贿罪的犯罪对象是贿赂，而确定贿赂的具体范围是区分受贿罪与非罪的重要标准之一。 一、国内外对受贿罪的犯罪对象的划分 （一）国外受贿罪的犯罪对象 对贿赂的范围如何界定的理论，在国外大体存在以下三种学说： 第一，金钱估价说。从量刑角度出发，贿赂的目的物只能是能够用金钱进行估价的财产利益。 第二，有形利益说。把贿赂看成有形或者财产上的利益，并对有形的或财产
浅析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弊端 在我国，依法治国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战略方针和战略目标。 未成年人在社会中是一类特殊群体，他们无论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均与成年人有诸多不同。在生理方面，未成年人的生理结构正处于发育期，力量弱小，自我控制和自我保护能力较差；在心理方面，未年人具有较强依赖性，思想单纯，在认知恩那个李和分析判断能力上存在较大局限。因此，我国出台了《未成年人保护法》来保障未成年人的利益，但在实施的过程中总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我把问题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有关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内容简单、逻辑性差，且多分散在各个部门法中，缺乏系统性。首先，一些法律法规规定过于简单，不够具体。在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解释中，大多条款均为原则性的规定，只有大概的行为方向，没有具体的执行措施，造成实施起来弹性太大。其次，立法不够全面，一些问题存在立法空白。由于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原来没有过的问题现在极有可能显现出来，原来制定的法律如果不及时予以修正，则必然会出现立法滞后。如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在临时监管人、教育部门与法定监护人之间应如何转接，监护风险如何分担问题，一直为我国法律中的空白。而实际中由此种空白导致的纠纷却经常发生，司法机关由于无明确法律可依，则只能根据相关法律和法理做以推论，这必然导致同案不同地方不同判决的现象发生，极不利于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最后，“我国有关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大多法条均是禁止性和肯定性条款，并缺少违反该强制性规定应承担何种责任的罚则条款”。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4条规定：“对于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未成年学生，在人民法院的判决生效以前，不得取消其学籍”。这条规定是非常典型的禁止性条款，对与学校来说，其知道了如此情况下不能取消学生想学籍，但是他并不知道如果取消了，则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如此，就容易陷入有令不行的尴尬境地。而对于最终未被宣判为有罪的学生而言，如果其学籍被取消，则他的维权途径何在？依据何在？长此以往，必将导致一些列社会问题的发生。 第二，有关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现有法规缺乏可操作性和执行性。首先，立法滞后，相关法律法规少协调和衔接，可操作性差。这一点在上文已经予以说明，此不赘述。其次，配套实施细则没有跟上，致使有些法律规定形同虚设。如根据我过法律规定，虐父母待被监护人或不尽监护人职责的，可以剥夺其监护人资格。但问题是，剥夺了父母监护资格的被监护人由谁监护？尽管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6条的规定，可以由父母所在单位和被监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这是我国刑法中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刑法理论中一般称前者为一般受贿的规定，称后者为斡旋受贿的规定。这些法条规定是否合理、应如何正确理解并准确适用，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存在分歧。本文仅就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中客观构成要件方面若干有争议问题予以探讨，通过深入分析现有法律规定存在的问题，旨在重构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客观构成要件。 一、受贿罪侵犯的法益是什么 要分析受贿罪的客观构成要件，首先必须明确受贿罪所侵犯的法益。关于受贿罪所侵犯的法益，一直存在两种立场[1]：起源于罗马法的立场是，受贿罪所侵犯的法益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起源于日尔曼法的立场是，受贿罪所侵犯的法益是职务行为的纯洁性或公正性、职务行为的不可侵犯性。[2]刑法理论以这两种立场为基础，形成了诸多学说。[3] 现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采取起源于罗马法的观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采取了罗马法的观点，认为受贿罪的本质是侵犯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4]其中的职务行为既包括正在实施或已经实施的职务行为,也包括将要实施与所许诺的职务行为;既包括完全属于职务范围的合法行为,也包括与职务有关的超越或者滥用职务的行为。根据《公约》的规定,只要索取或者收受不正当好处的行为是与其职务行为相关的,就构成贿赂犯罪。 我国的立法规定部分采纳了起源于日耳曼法的观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只有同时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才能构成受贿罪。这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刑法规定以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是相异的。 笔者赞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观点。笔者认为，受贿罪的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和国民对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信赖。职务行为既包括完全属于职务范围的合法行为，也包括与职务有关的超越或者滥用职务的行为，即只要与职务行为有关的行为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若干问题研究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内涵及其本质 随着我国反腐倡廉纪检工作的开展和深入，一些贪腐案件逐渐浮出水面并且得到了有力的惩处，但是一些新问题也随之出现，如与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及其关系密切的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的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案件不断出现，另外，一些离职后的国家工作人员依然会有利用在职时形成的人脉关系、社会资源、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是收受请托人财物也层出不穷。这些案件这些行为严重玷污了国家工作职务的廉洁性，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应作为犯罪追究。另外，我国已批准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其中第18条对影响力交易犯罪也作了明确规定，要求各缔约国将“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为其本人或者他人直接或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任何不正当好处，以作为该公职人员或者该其他人员滥用本人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构获得任何不正当好处的条件”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其中的“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就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其配偶、子女、亲朋好友等非国家工作人员。一些部门提出，为适应反腐败的需要，刑法的有关条文规定应当修改完善，与公约衔接，以有利于我国履行承担的国际公约义务。 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其中第13条在《刑法》第388条下又增加了一款，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此外，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随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将其确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个新罪名。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影响力，即是指“一个人在与他人交往中，影响或改变他人心理和行为的能力。①有的学者将影响力划分为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权力性影响力是权力因素在组织和社会的作用下而产生的强制性影响,以外推力的形式发生作用,具有不可抗拒性、强迫性和外在性的特点。而非权力性影响力是领导者自身的非权力因素所产生的自然影响力。它是由领导者的人格因素引起的,为被领导者认可,以内驱力的形式影响和改变被领导者心理与行为的一种力量。与权力性影响力相比,非权力性影响力产生的基础十分广泛,它是建立在被领导者对领导者的尊敬、依赖、钦佩、崇拜的基础上,为被领导者自觉自愿、心悦诚服地接受,不具有任何强制色彩和驱使感。有的学者主张本罪的行为人的影响力只能是非权力性影响力。笔者认为，本罪的行为人的影响力存在权力性影响力。例如，行为人利用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职权是国家工作人员基于所掌握的职务范围内的职权，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能够形成意志上的作用力，这种作用力会左右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在进行职务活动时的选择，后者在进行职务活动时会考虑违背前者意志带来的不利后果与顺应前者意志所能获得的收益。“地位”是指基于国家工作人员所担任的职位层级与利用职务所掌握的资源而由社会的评价所产生的价值，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会产生潜在的、可能的影响，如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不依其要求实施职务行为，对以后的工作、利益和资源的获取可能 ①[美]约翰.P.科特：《权力与影响》，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第38-39页。
从受贿犯罪立法的变迁看受贿犯罪主体的变更[摘要]受贿犯罪是一种多发性职务犯罪，从97新刑法颁布以来，犯罪新形 式和新情况层出不断，《刑法修正案七》更是对其进行了立法改革，立法的变迁也使受贿犯罪主体在不断扩张。 [关键词]刑事法学；受贿犯罪；立法变迁和主体变更；司法争议 一、社会背景 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保障是什么？是党和国家政权的高效优质的运作，是领导干部的廉政建设。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同时，贪污贿赂犯罪也不断扩展蔓延，给党政廉政建设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也直接威胁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笔者作为审理职务犯罪的刑事法官，对受贿犯罪危害性和复杂性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拟从受贿犯罪立法的变迁入手，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法律背景 我国《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条第93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从我国法律的明文规定可以得出三个重要的信息：第一，受贿犯罪是身份犯罪，必须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定身份才能构成该罪。第二，刑法第388条规定的斡旋受贿必须要求是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才能构成受贿犯罪，否则不为罪。第三，我国刑法对能构成受贿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已经有明文的规定。 然而，在受贿犯罪的审判实践中，经常会碰到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相互勾结，共同实施受贿犯罪的情况，如果严格按照现行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认定，则不能认定这些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构成受贿罪，这显然不合理。 为了指明受贿罪在司法实践中的正确应用方向，2003年11月13日，最
第九章贪污贿赂罪 一、单项选择题 l、国家工作人员犯贪污罪的犯罪对象是( )。 A.国有财物 B.公共财物 C.集体财物 D.国家、集体所有财物 2、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 )。 A.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于刑事处罚 B.可以减轻处罚 C.可以免除处罚 D.可以从轻处罚 3、贾某系某处处长，利用职权为他人解决了户口问题，他人为感谢贾就租下一套住房供贾某居住，至发案搬出，共住2年，贾的行为属于( )。 A.受贿罪 B.敲诈勒索罪 C.一般违纪行为 D.贪污罪 4、王某是某机关人事处副处长，他要求本单位业务部门孙某为其朋友获得批文开绿灯，孙某考虑到自己的升迁，便违反规定办理批文。事后王某获酬谢五万元。王某行为是( )。 A.受贿罪 B.介绍贿赂罪 C.索贿罪 D.一般违纪 5、行贿罪的未遂情况是( )。 A.给付了财物，但未能获取不正当利益 B.给付了财物，对方又退回的 C.行贿的对象并不主管本事 D.实际上未给付财物 二、多项选择题 1、贪污罪的客观表现是( )。
A.侵吞 B.窃取 C.低价收购 D.骗取 2、挪用公款罪中，下列哪些情形需要数额较大才构成犯罪（）。。 A.个人使用 B.非法 C.经营活动 D.三个月末还 3、贪污贿赂罪中，犯罪构成中主体为一般主体的有( )。 A.索贿罪 B.私分国有资产罪 C.行贿罪 D.介绍贿赂罪 E.隐瞒境外存款罪 4、下列罪名，可以由单位构成的是（）。 A.受贿罪 B.行贿罪 C.私分国有资产罪 D.私分罚没财物罪 5、最高刑可判死刑的罪有( )。 A.贪污罪 B.挪用公款罪 C.受贿罪 D.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三、名词解释 1、贪污罪 2、受贿罪 3、行贿罪 4、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四、简答题 1.贪污贿赂罪的构成要件。 2.私分罚没财物罪的主体特征。 五、论述题 1.挪用公款罪的特征及认定。 2.贪污罪的客观方面。
我国目前立法体制存在的缺陷 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可以概括为“一元两级三个层次”。所谓的“一元”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两级”是指中央和地方；“三个层次”是指在中央和地方每一级中都有三类立法主体，包括人大及其常委会、政府及政府各部门。该一体制在总体上具有科学性与合理性，但在实践运行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影响了立法质量。主要有： 一是存在立法部门化倾向。立法部门化就是将执法部门的自身利益体现在立法中，而这必然影响立法的科学性与客观合理性。造成立法部门化的原因主要在于立法机构缺乏足够有效的立法力量，在立法上完全依赖于执法的各个部门。在中央层面，由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导起草的法律较少，较多的法律由国务院及其部门实际掌控着起草权。这就难免将部门利益渗透到立法之中，出现了立法部门化的弊端。 二是存在立法地方化弊端。在地方立法层面，地方政府部门几乎执掌着所有法规的起草权，地方立法机构对行政部门的立法起草工作依赖性较为严重。 三是存在立法腐败现象。如2008 年震惊全国的郭京毅受贿案，郭京毅作为商务部条法司正司级巡视员，主持和参与
了近20年多年的全部外资法律法规的起草和修订。在此期间，郭京毅利用其自身职务权限，即法规的制定权和法律适用标准的释明权，接受贿赂，牟取个人利益，为国美电器公司并购铺路，受贿金额高达人民币 845万余元。 四是存在立法冲突现象。比如，按照现行《立法法》的规定，各部委有制定规章的权力。但各部委制定规章的权限范围却没有明确规定，因而各部委有时即从部门利益出发，“抢权立法”、扩权解释，抑或互相推诿、回避义务，将自身利益千方百计最大化，将自身义务和责任则尽一切可能最小化，导致“行政立法权侵越国家立法权”和“授权立法的脱缰”，影响了立法和执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的提出 要克服立法体制和机制中存在的上述弊端，一个必要的步骤就是完善立法体制和机制，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则是这个完善步骤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谓“第三方”，是指和需要制定的法律法规所调整的对象不存在利益相关性的机关、团体或组织，包括地方立法研究会或研究院、高校或科研单位等。2001年开始，地方人大委托第三方起草法规草案的立法实践就已在重庆、天津、甘肃、山东、安徽、辽宁、湖北和云南等地进行，效果较好，克服了“立法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制化”的不足。去年，民革中央积极响应中共十八届四中全
83 V ol. 7 No.1Feb. 2013 第7卷 第1期2013年2月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收稿日期］2012-11-18 ［作者简介］刘吉如（1970-），男，湖南隆回人，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刑事法学，环境法学。［通讯作者］魏建文（1968-），男，湖南隆回人，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湖南版》副主编，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研究人员，研究方向：检察理论与诉讼法学。 受贿罪行为方式，就是指行为人实施受贿犯罪行为，为追求犯罪结果，实现犯罪目的而采取的作案方法及行为过程的表现形式，它是受贿犯罪行为人心理活动在客观方面的综合反映。受贿犯罪行为方式，虽然是犯罪心理的外部表现，但它能反映犯罪的性质，反映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根据受贿人职业、社会经历、地位等的不同，其行为方式也会有不同的表现。 一、受贿罪主要行为方式分析 我国现行刑法将受贿行为方式规定为收受贿赂和索取贿赂两种，对于约定贿赂方式，刑法典并没有对其进行明确的规定，只是在司法解释中有所放映，但国外立法一般将其规定为受贿罪的主要行为方式。为了解受贿罪的具体行为方式，首先对其进行具体分析： 1.索取贿赂的行为方式 在1979年刑法第185条的规定中，没有“索取他人财物”的罪状描述，因此根据当时的规定，如果是国家工作人员以满足某人的某种合法要求为诱饵，通过威胁要挟手段向他人敲诈勒索财物的，不能依照本法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而应该依照刑法第154条的敲诈勒索罪追究刑事责任[1]。 第一次将“索取他人财物”载入受贿罪罪状的，是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该《决定》第1条规定，对刑法第185条第1款和第2款修改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贿赂的，比照刑法第155条贪污罪论处。事实上，这一修改奠定了以后受贿罪立法的初步基础。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在该补充规定中，立法者将受贿的索取手段由“索取贿赂”改为“索取他人财物”，并为刑法所继承。其实，自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实施以后，我国刑法界曾有人认为《决定》实际上规定了一个新的罪名，即索贿罪。其主要理由是：索贿行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罪名，是因为索贿行为具有强迫、勒索的性质，这是原来意义上受贿罪所不具有的。如果忽视了索贿行为的这一特征，则不利于打击索贿行为[2]。但是“两高”1985年《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则维持了传统的见解，并且伴随着《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的实施，上述观点实际上完全失去了市场，无人赞同。事实上，以刑法的规定和司法实践的惯常做法来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只能作为受贿罪客观方面的一种表现形式，那种认为我国刑法规定了索贿罪的观点没有依据。 “索取”的基本含义应为要求、索要与勒索。何为索贿，我国刑法学界观点迥异。一种观点认为，索取可能是索要也可能是勒索。前者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当事人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要求贿赂，而未使用要挟胁迫的方法；后者则使用要挟胁迫的方法，明示或暗示如不送财物其事就不好办或者会有严重后果迫使当事人给他送财物[3]。另一种 受贿罪行为方式研究 刘吉如1，魏建文2 （1.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长沙410074；2.湖南省人民检察院 湖南 长沙410001） [摘 要]我国现行刑法对于受贿罪仅规定了索取与收受贿赂两种行为方式，对于约定贿赂的方式则仅在司法 解释中有所体现，而且并不完整。约定贿赂行为的危害性很大，刑法应将其纳入调整范围。由于刑法受贿罪既遂理论采取收受财物标准说，因而受贿罪的基本罪状应从是否取得他人财物方面去界定，索取、收受、约定等具体行为方式只是表明主观恶性，危害程度差异（量刑情节），并不决定受贿罪的认定。但现行刑法一方面将索取与收受贿赂作为受贿罪的基本罪状并列在一起，构成受贿罪的罪刑规范，同时又规定索取为加重罪状，显然有所不妥。宜修改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获取他人财物的，是受贿罪。有索取行为的，从重处罚。 [关键词]受贿罪；行为方式；收受贿赂；索取贿赂；约定贿赂 [中图分类号] D92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272(2013)01-0083-04
受贿罪的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将受贿罪的罪状规制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根据这一罪状，除索贿外，我国的受贿罪的构成包括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三个要件。笔者在多年的司法实践中，经常感觉受贿罪的罪状设计有着不少的缺陷，以致在实际运用中经常无所适从。虽然两高不断有一些关于受贿罪的司法解释，但都只是在对现存的受贿罪的概念的基础上，针对如何适用的具体规定，而没有对受贿罪罪状本身作出修改。为更好预防并严厉打击腐败，笔者认为，应从受贿罪罪着本身进行立法完善。以下笔者从贿赂的范围的扩大和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应予取消两个建议进行浅薄的论述。 一、贿赂的范围应予扩大 司法实践中，虽然贿赂的主要形式还是财物，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不以财物为贿赂方式的行受贿亦在大量出现，如免费提供劳务、免费出国旅游、甚至提供性服务等。这些给予好处的方式严格按照现行《刑法》的规定来评价的话，因不能具体物化量化，因而不能被认定为财物，即不能认定为贿赂，从而使得利用了职务便利接受了这些非法利益的国家工作人员却不能以受贿罪处之，这其实是与受贿罪的本质特征相抵触的。 贿赂在本质上就是用来交换权力的利益，对手中有权力的国家工作人员有着极大的诱惑性和腐蚀性。受贿行为不仅背离了为政清廉的义务，而且其行为严重腐蚀了国家肌体，妨害国家机关对内对外职能的正常履行，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们群众中严明公正的形象，败坏了社会风气，危害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贿赂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因此，笔者认为，从贿赂的本质和危害性来看，把贿赂的范围仅围定于财物是不适当、不符合社会发展现实的，应该将一切以权力为交换目的的不正当利益全部包括在内。理由如下: 1.符合受贿罪的本质特征，符合严格打击受贿犯罪的现实需要。受贿罪的本质特征就是以权谋私，其根本危害在于侵犯、腐蚀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无论是为自己谋取了物质还是非物质的利益，都属私利。从社会危害性来说，不论该私利是财物的形式，还是其他非物质利益的形式，其结果都对其职务廉洁性造成了侵害，都符合受贿罪的本质特征。而现行刑法将受贿罪的贿赂范围仅围定于财物，而将财产性利益和非物质性利益排除在入罪标准之外，实则是对受贿罪本质特征的违背，亦在实际上放纵了各种非财物形式的贿赂犯罪。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许多国家工作人员，尤其对于一些位高权重的领导者而言，物质利益于他们而言己不是唯一追求，各种非物质的、精神的需要反而更加强烈。行贿方式早己不是直接的送钱送物这么简单，而是在不断的花样翻新。因此，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各种不正当利益的行为都纳入受贿罪的范畴，才真正符合受贿罪的本质特征，并能有效地预防和打击各种贿赂犯罪。 2.将贿赂的范围扩大到非物质利益，势必使得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亦进一步完善。现行《刑法》对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主要是数额，而非物质利益因其不好具体化、量化，而使人担心在司法实践中不好认定，对定罪量刑造成新的困扰。那么，这就势必要对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进行进一步完善。我们说受贿罪侵犯的客体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而这种侵犯的危害程度不是单纯地以数额能衡量的。如现行的受贿罪的单一的数额标准，笔者认为是既不科学也不合理的，也只适合于以财物为贿赂形式的贿赂犯罪。如将非物质利益纳
行政主导立法的弊端 文丨周东旭编辑丨子愚 行政主导立法积弊 目前，公众更多关注的立法程序是人大审议的立法草案，事实上，审议已是整个立法程序的中间阶段，在此之前，政府早已介入颇深。 五年立法规划和每年的立法计划是立法启动的原点。自上世纪80年代末确立立法规划以来，每五年会有一个立法规划，根据立法规划，人大再制定每年的立法计划，所以，哪些法律法规能被纳入立法规划、计划，则意味出台的几率大增。 根据法律规定，哪些项目可以进入规划，人大会征求各个部门的意见。以全国人大为例，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国务院有关部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军委法制局，还包括各人民团体等，都可以提议。但是最终能够进入立法规划、立法计划的，多数还是来源于政府系统。 在地方上，立法规划面临同样的情况。有多年地方人大工作经验的阎锐详细统计了上海市30多年的立法数据，其中，80%以上的项目由政府提议，“这反映出政府在政策议题形成上的优势。” 立法规划作为起点，一定程度决定后续进程，比如提案和草稿起草等，如果规划出自政府部门，草案的起草往往也会由其负责。法规草案通常会作为立法提案的附件一并向立法机关提出。 对于政府提出的草案，一般由人大内部对口的专业委员会加以审议，而后再提交常委会审议。专业委员会的审议至多是给出一些反馈意见，几乎不会退回。所以，直到提交常委会讨论，立法过程基本由行政主导。 近20年由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中，由国务院各组成部门提交的法律提案占总量的75%至85%。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008年至2013年）立法规划确定的64项法律中，有48部法律是由主管行政部门起草的，比例高达75%。 人大也并不是不想“突破”，但终究力有不逮。比如预算法修订过程，2005年前后，由人大预算工委主导起草第一个草案，业界普遍认为“迈的步子比较大”，待向相关部门、机构征求意见之后，并没能得到国务院认可，修法随之搁置。2009年之后，又出台的一个草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回忆，这次是全国人大和财政部联合起草，但实际上是财政部主导。 立法到常委会或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阶段，是目前人大参与立法的最主要形式。但是，从已有情况看，人大审议更多起“修补”作用。虽然当前的人大辩论已经大为提高，也有不少委员会直接对不适当的草案条文提出异议，但“推倒重来”基本不可能。除了政策出台需要一系列复杂调研过程外，关键是人大暂时也缺乏足够权威，抵御推翻后所面临的一系列压力。 草案完成之后提交到人大，形成具体条文，也就意味着各方的利益基本划分清楚，经过了反复磨合，一旦再协调，更改利益格局，会非常困难。立法就是各方利益平衡，只有人大在原初状态时就介入，平衡各方面利益，解决重大问题，才可能真正做到主导立法，与行政主导相区别。 有些法案具有明显不合理之处，但一旦到了常委会审议阶段，再想推翻重来或直接否决，基本不可能。 通常的做法是，如果审议阶段意见分歧太大，只能暂且搁置。而搁置并非完全是因为人大内部的分歧，很多情况是部门利益协调不清。
浅析受贿罪中的职务行为与职业行为的区别[摘要]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将“利用职务便利”作为客观 方面的必备要件。如何认定行为人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它与利用职业形成的便利条件如何区别，成为准确适用罪名、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键，也成为司法实践中最具争议的一个疑难问题。 [关键词]受贿罪；职务；职业 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将“利用职务便利”作为客观方面的必备要件。如何认定行为人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它与利用职业形成的便利条件如何区别，成为准确适用罪名、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键，也成为司法实践中最具争议的一个疑难问题。 职务与职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职务与职权、职业的含义紧密联系又有区别，有职务者首先要有一定职业为前提，没有职业就谈不上有职务，有职务就有一定的职权，承担对国家、社会某方面的管理责任。而有职业者并不一定都有职权或者职务。因此，职业是职务的前提条件，但职业并不一定派生出职务，两者不能划等号。就职务而言，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其职务是管理国家、社会公共事务的职务，其本质特征是从事公务，与集体经济、私营企业中享有的职务性质不同。因此，“职务”与“职业”的区别是：（1）职务者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或者虽然没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但因受委托从事公务而使其拥有某种“职务”，职业只是人们谋生的一种手段，没有身份之要求；（2）职务必然带来相应的职权，职业并不必然带来相应的管理职责。 一、职务行为 受贿罪中利用职便的职务行为便是一种从事管理国家、社会公共事务，是国家公务行为。什么叫“国家公务”？所谓国家公务，是指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卫生、体育、科技等各个领域中实施的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活动。 一般来说，这类公务活动具有以下特征： （一）权力性或职能性 公务总是和一定的权力、职务相联系，是一种行使国家权力或者公共权力的活动。没有公权性的活动就不是公务。公务是具有一定职务的人员进行的职能活动，而职能活动是通过具体的行为人受国家委托而代行国家权力来实现的。 （二）管理性 即公务行为必须表现为领导、组织、监管、主管等管理性质的活动。也就是说，行为人具有权力管理国家某一方面的事务，如行政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管理等。 （三）隶属性 即公务行为是国家机关或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国有单位的工作人员所进行的管理活动。具体的行为人只是代表上述部门来实现管理活动。非国有单位的工作人员从事《刑法》第93条所规定的公务活动，必须要受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的委派。 在具体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指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务上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权力及方便条件。”具体可将其分为两种情况： 1.行为人对财物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审查、批准、调配、处置、使用、决策等
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LG GROUP system office room 【LGA16H-LGYY-LGUA8Q8-LGA162】
试论受贿罪的客观构成要件 赵波 【摘要】 受贿罪是贪污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近年来，受贿犯罪持高发趋势，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但在我国刑法理论界中，对受贿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受贿罪的客观要件是认定受贿罪成立的主要依据，对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有着重要的实践指导作用，因此对受贿罪的客观要件展开讨论具有现实意义。【关键词】 受贿罪；客观要件；为他人谋取利益 Discuss the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s of the Bribery Qixiaowei 【Abstract】:Bribery crim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rime of corruption.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of our country, in recent years, crime of accepting bribes to high trend, has seriously affected the image of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but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complexity of bribery crime, has far exceeded the criminal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crime of accepting bribes. The bribery crime is determined mainly on the basis of crim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uiding the practice of bribery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so it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discuss the objective elements of the crime of bribery. 【Key Words】:Taking bribes; A bribe; Seek interests for others 一、受贿罪客观要件的概述 根据我国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浅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论文摘要：相对于直接的权钱交易行为，间接地利用权力影响力进行贪腐，已成为当前官员****现象中的一个突出问题，由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公布的时间比较短暂，刑法理论界没有深入研究，实务界不能正确适用。本文将对本罪的构成要件作一定的研究和分析，同时指出本罪相关立法上的不足，以期完善本罪立法并对司法实践上的灵活适用有所裨益。 论文关键词利用影响力受贿构成要件立法完善 一、立法背景、意义和定义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加大反****的力度，通过国内立法或者国际公约，确认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特别是《联合国反****公约》(以下称《公约》)中明确规定，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员为其本人或者他人故意地直接或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任何不正当好处，以作为该公职人员或者该其他人员滥用本人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关获得任何不正当好处的条件。面对社会上出现的新型****现象，我国有必要对这种身边人的受贿行为加以法律规制，加大反****的力度。 本罪的确立是对我国受贿犯罪法律体系的完善，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内容，是刑法界的一大进步。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
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 二、利用影响力受贿的主体 本罪的主体一是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二是与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 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理论和实践上的定性都没有争议，但是我们必须对关系密切、近亲属等弹性概念做出明确量化，准确确定它们的范围，这样才能界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问题，更好的惩治****犯罪。 (一)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 近亲属的概念在传统文化上的内涵确定，但是在法律文化上却是见仁见智，究其原因，不外乎在我国法律文化中不同法律部门、不同法律位阶对近亲属这一概念的规定不一致，以至于产生适用冲突。《刑事诉讼法》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而《民通意见》加了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中更是扩大了范围，包括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这种现象使得原本确定的近亲属概念变得十分不明确或宽或窄，司法实践中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关于受贿罪立法状况的调查报告
内容摘要 作为一神最为传统典型的腐败现象，受贿一直是各国政府重点惩处的对象。我国也一直极为重视对受贿犯罪的打击，并不断地完善相关立法工作，使其不断趋于周密。但是，函于在立法上存在着缺陷，现实社会中许多受贿行为不能得到惩治，形成了在受贿罪刑事立法上的真空地带，使得一些不法分子钻了空子，借机大肆获取不法利益，如不及时地完善与修正刑法关于受贿罪的立法缺陷，势必使得这类现象更加蔓延。笔者对受贿罪的立法状况进行调查，探索我国受贿罪的立法完善策略。 关键词：受贿罪；立法缺陷；腐败
目录 一、调查概况 (1) 二、调查结果分析 (1) (一)受贿罪的罪名体系不严整 (1) (二)受贿罪行为方式的规定不全面 (1) (三)受贿罪的对象限于“财物”过于狭窄 (1) (四)受贿罪的主体范围偏窄 (2) (五)刑事处罚不科学 (2) 三、调查结论及建议 (3) （一）调查结论 (3) （二）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完善对策 (3) 参考文献 (7)
一、调查概况 调查时间：2009.12.4-2009.12.19 调查方法：文献法、访谈法 调查目的：了解我国受贿罪立法的情况，为完善相关立法提供借鉴 二、调查结果分析 通过调查笔者发现我国受贿罪的立法存在诸多问题，具体如下： (一)受贿罪的罪名体系不严整 较之1979年刑法，现行刑法对受贿罪的规定无疑有所完善。但从总体上讲，受贿罪的罪名体系不严密，不能涵盖当前许多变相的受贿犯罪行为，因而也就不能有的放矢的进行有效惩治。表现在: 1.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因其所处的职位、地位而单纯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财产性利益，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职务行为。这种情况在当前比较盛行，国家工作人员接受了他人的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又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甚至连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职务行为都谈不上，因而不符合受贿罪的基本犯罪构成，但行为人接受他人赠送的财物或其他财产性的利益，显然又是由于其身在官位、手中掌握一定公共权力，具有潜在的利用价值。 2.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其履行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特别是谋取正当利益时，并没有立即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甚至也没有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受贿故意，但在事后某个时间明知他人赠送财物与其履行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有关而仍然收受其财物。 (二)受贿罪行为方式的规定不全面 由于刑法对受贿罪行为方式的规定不全面，许多受贿形式得不到刑法的调控。同时，“为他人谋取利益”以及“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的存在扭曲了受贿罪的犯罪本质，妨害了司法机关对受贿犯罪行为的查处。 应当承认，我国刑法对受贿罪犯罪构成设置的这一要件为查处和追究现实生活中的许多腐败交易设置了人为的法律障碍。根据第385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而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在形式上则不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这一规定客观上解除了一些贪官污吏利用各种手段聚敛钱财的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通过把非法收受贿赂和为他人谋取利益在时问和空间上错开，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聚敛不义之财。如利用红白喜事等名目公开接受礼金，或逢年过节大肆收敛“压岁钱”等等。通过这些方式聚敛起来的不义之财，在一些贪官污吏眼里，充其量只能算是“灰色收入”。司法实践中，司法部门在认定这些“灰色收入”的法律性质时确实感到困惑，以致许多贪官污吏往往就因这些“灰色收入”无法被计入受贿的总额而逃脱法网或者重罪轻判，从而严重影响反贪肃贿工作的深入开展。从立法科学严谨、严密刑事法网、严格刑事责任的角度分析，我们认为，这一规定实属画蛇添足，并且与国家惩治腐败、肃清贪贿的基本国策背道而驰。 (三)受贿罪的对象限于“财物”过于狭窄 根据我国刑法第385条的规定，受贿罪的犯罪对象只限于“财物”。“财物”即金钱和有
我国行政立法行为存在的弊端冷模 一、行政立法权的渊源及现状“行政立法权”的提出是基于立法主体的一种类别划分，具体地说就是按立法主体的不同，将立法权分为权力机关立法权和行政机关立法权。行政立法并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法律概念，西方将行政立法称之为行政机关立法、准立法或是委任立法。在英国，行政立法即为委任立法，包括枢密院令、法律授权各大臣制定的命令和《规则出版法》制定的新规则。在享有“行政法母国”之称的法国，行政立法的数量和效用远远大于其他立法，不仅包括委任立法，而且包括职权立法。德国的行政立法被视为委任立法，行政组织有权力制定法规命令和规章，但是由于规章一般不需要特别授权委任，因此这一类规章被排除在行政立法之外①。我国学界把行政立法做了广义和狭义的划分。广义的行政立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包括国家权力机关）依法制定和发布有关行政管理方面普遍性规范的行为；狭义的行政立法指行政主体根据法定权限并按法定程序制定和颁布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活动，本文所讨论的是狭义的行政立法。二、当前我国行政立法行为面临的挑战据统计，1979至2008年底国务院制定了行政法规1100多件，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共制定规章26000多件②，平均每年新出台的各类法规达到800多件，我国行政立法的普遍性由此可见一斑。新中国成立之初，受前苏联的影响，我国的行政机关是不具有行政立法权力的，但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整个改革进程的需要，全国人大在一定程度上下放了部分立法权。比如1981年，全国人大
常委会授权广东、福建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经济特区各项单行经济法规，使其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起到“立法试验田”的作用；1988年，海南省在建省之初便开始享有地方立法权；1990年，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1992年，全国人大授予深圳经济特区地方立法权；1996年3月，全国人大授予珠海和汕头两个经济特区地方立法权③。行政立法权的授予，对于我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此外，在2003年“非典”期间，国家针对防治非典过程中暴露出的突出问题制定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为抗击非典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颁布实施是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中国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纳入了法制轨道。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为了灾后的恢复重建，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这项法规的出台在震后的恢复中发挥了指导性作用。（一）侵害公民权利。公民权利是为公民所拥有，是宪法和实体法所确立的基本人权。其中，自由权是核心权利，它包括人身自由，通信自由，言论自由等内容。我国宪法第二十三条也明确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在涉及对公民个人权利处置问题上，都应当通过实体法进行严格规定。我国的《立法法》第八条第五点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当涉及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时，必须通过立法机关立法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