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汉字
第一节 汉字形体的演变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创造并使用文字，是人类从荒蛮走向文明的象征。当地球上的许多人群还处于原始、蒙昧时期的时候，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早已发明了文字并用以记载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进入“有册有典”的文明时代了。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在世界表意和表音的两大文字体系中，汉字属于表意文字系统。由于汉字最适合汉语的特点，又与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及民族心理、习惯以至思维方式相一致，所以当世界其他民族的表意文字相继消亡之后，唯有我们的汉字依旧保持旺盛的青春，得以继续发展、完善，一直延用数千年，至今仍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汉字和汉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华历史和文化的书面记录。无论是要研究中华文化还是要研究汉语言文字的本身，都应该了解汉字的发展、变化，具有传统的字学知识。
跟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在变化一样，汉字从产生的时候开始，就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汉语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汉字是形、音、义统一于一体的文字。因而汉字的发展变化也同时表现在字形、字音和字义三个方面。虽说这三者各自有其相对的独立变化规律，但也彼此相关联。字形是字义和字音赖以寄存的躯壳，要了解不同时代（特别是上古）汉字的音与义，总离不开对汉字形体的分析；而不同阶段上的汉字形体又往往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要想全面地、历史地掌握汉字，并借助它来释读古代文献或研究有关问题，首无就要对汉字形体的演变有个明确的了解。
汉字的形体是其构形、笔道形态和书写体势三个方面的综合体现。所谓演变，就是演化和变革。演化，是指汉字形体的细微渐变，是量的积累；变革，是演化的阶段性总结，是汉字形体的部分质变。汉字形体的演变，是人们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不断对它进行改造、改进而约定俗成的结果。其中有一脉相承、变化轨迹较为清晰的一面（主要方面），也有中途断裂、分合乖 而纷繁杂的一面，涉及的问题很多。我们这里只介绍一些基本的情况与古代汉语学习至为相关的问题。
一、 汉字形体演变的几个阶段及其代表字体
从有系统可寻的商代甲骨文到现在所使用的要楷书字，汉字的形体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为着描述不同历史时期的汉字的大体形貌，我们以各个时代官方的正式字体为主干，人为地将汉字形体的演变化划分为六个阶段。这六个阶段及其代表字体分别是：商代的甲骨文、周代的金文、战国时代的金石竹帛文（统称战国文字）、秦代的小篆、汉代的隶
书（包括草隶即章草）、魏晋至今的楷书（包括行书与今草）。其中以秦汉之际为界，秦代的小篆和小篆以前的字体统为古文字汉代的隶书和隶书以后的字体统称为今文字。古文字与今文字之间的过渡字体是秦汉之际流行的古隶（又称秦隶）。为明了起见，列为简表如下：
下面分别对这六个阶段的代表字作简要的介绍
（一） 甲骨文
甲骨文又称卜辞、殷虚文字等，主要是指商代锲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图一）。商代统治者迷信尚神，事无巨细，均要进行占卜以问凶井。他们把每次占卜的内容有时连同应验的结果都刻在特制的包甲兽骨上（也有少数是非占卜的纪事刻辞）。这些特殊的文字资料随着殷商王朝的灭亡和殷都（在今河南安阳小屯村）的夷为废墟而长期埋没于地下，直到1899年才被人发现为宝物。之后经过我次发掘，到目前为止，从安阳出土的有字甲骨已达十万以上。甲骨文字的单字据孙海波《甲骨文编》的统计，多达5949个（其中多有同字异构，据最新研究，约为3500在右）。甲骨文的发现，为研究上古史、古汉字和上古汉语等提供了大量可靠的新材料。
甲骨文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记录了大量上古汉语的、比较早期的汉字。它虽然已成体系，但字形还多不规范，因而具有不同于成熟阶段汉字的特点：（1）象形、象意字多，形声字只占很小一部分。这些象形、象意字虽然对所象之物都经过了高度的抽象，与图画已有本质的区别，但也还有不少字依然保留着很强的图画性，比如 （鹿）、 （象）、 （鼎）、 （沉））、（获）等皆其类。（二）字每无定格，异构特多。有的正反无别，如人字写作 ，也可写作 ；有的字笔划可多可少，如帝字写作 ，也可写作 ；有的偏旁部首的位置可以移易，如陟字作 ，也作 ，有的会意可因某些义符表意的相同或相通而更换义符，如奚字可从大作 ，也可从女作 ，从人作 ；有的可在原象形的基础上增加义符或声符，如遘字作 ，也作 或 字作 也作 ；有的把两个、三个字合写在一起为“合文”，比如祖乙写作 ，十二月写作 ；等等。这些现象说明，甲骨文时代汉字的构形还处于比较活跃的阶段，异体字、繁简字特多，因而造成了这一时期汉字的诸多歧异，以至给我们今天的辨识带来了困难，不过也为后来汉字的逐步定型化提供了大量可供选择的字样。（3）异字同形。就是一个字形同时代表两个字完全不同的字，而字两个字既没（前期）等即同形，分别写作 + 。这大多由于明形字在高度抽象化以后变为简单的线条结构而造成形体混同的结构。这种不多见的现象与文
字的本质是矛盾的，所以在汉字后来的发展进程中逐渐消亡了。
（二） 金文
金文又称钟鼎文、铜器铭文等，是古代铸（少数是刻）在青铜器物上的文字（图二）。在青铜器物上铸文，始于夏商，盛于两周，延续至秦汉。作为一个时代独具风格的字体，这里主要是指鼎盛的时期的西周金文，可以大于鼎、毛公鼎、虢季子白盘、墙盘等重器铭文为代表。西周金文与商代甲骨文比较，具有如下特点：
1、 直观表意的象形、象意结构形态减弱，便于书写的符号形态增强。例如虎、马、犬等字，无论是单独成字还是作偏旁部首，几乎都不再用甲骨文中那种以双线条勾勒其躯体的写法，也不再追求形象的逼真，只是还注意突出其最其特征的部分以便字形的区别罢了。（比如虎突出大头与利齿、马突出长鬃、犬突出卷尾）。这就把象形字向不再象形的符号化推进了一步。不过西周金文中的极少数字，特别是那些族徽性的字，甚至还保留着比甲骨文字原始、图画性更强的形态。
2、 趋向定型化，但异体依然不少。趋向定型化的主要表现在：形旁之意相通而混用的现象大为减少。如甲骨文中的牧字，有从牛、从羊、从马等同种形，西周金文中则只用从牛一体，淘汰了另外两体。第二，偏旁部首的位置有了较多的固定。例如“彳”旁，甲骨文置于左右都可以，西周金文则基本上固定在左边。第三，异字同形、合文、反书等现象大为减少。从总体上看，西周金文是朝着定型化方向发展的，不过同字异构的现象依然不少。
3、 形声字大量增加。一是在原独体字上增加形符和声符，使之变为形声字；一是新造的字多为形声字，例如《金文编》食部所收的19个字，除4个甲骨文已有之外，新造的15个字中有13个是明显的形声字。有人曾作过统计，甲骨文中的形声字只有20%左右，而金文中的形声字则已达到50%以上。
4、 在书写形式上，越来越注意字形与名文整体的协调、美观。由于铭文是器物所有文饰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作者对每个字的结构、用笔和整体的章法布局都极尽精美之能事。如果说写刻文字的讲求书法，在甲骨文中表现得还够普遍、明显的话，那么在西周文中则是处处可见了。过去曾有人说先秦三代人写字“不计工拙”，是毫无根据的。
（三） 战国文字
战国文字的品类很多，有用毛笔写在竹简上的简册文、写在缯帛上的帛书、写在玉片上的盟书墨迹，有铸（或刻）在铜、铁、器物上的铭文、符节文和货布文，有刻于石上的石刻文，有镌为公私印章上的玺印文等等。这些都是可见于出土文物上的战国文字的真迹。此外，许慎《
说文解字》中所收的古文和籀文、三本石经中的古文、郭忠如《汗简》中所收的古文等，也大都是当时人们所见到并笔录下来的战国文字。战国文字的材料众多，字体也极为异样，因而无论哪一种附著物上的字体，都不能代表这一时期的所有文字，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字不能像商代甲骨文、西周金那样以其附著物来命，只好以时代来标称，统称为战国文字。
战国文字最突出的特点是形体歧异多。由于群雄割据，“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已而皆去其典籍”（《说文解字》），再加上连年战争，诸事急迫，被御用的文化人不能像西周大一统天下时那样从容不迫地精心制作，于是写字作书每每越出常轨、任意省改、草率从事而求急就，因而造成了严重的“文字异形”的局面。同一个字不仅在不同的地区构形有歧异，就是在同一个地区不同书手的笔下也每有不同。由于这一时期汉字的随意性过大，因而字体出现了大量无规律可循的省变或 变，比如将“马”写作 、“安”写作“ ”，“为”写作 等，即是典型的例子。不过从总体上睦，战国文字还是上承甲骨文、金文，下启小篆、古隶的。某些金石器物上的文字依然保持有西周金文的遗风。比如秦国的石鼓文（图三）、新 虎符名文即明显地表现出与西周的虢季子白盘、墙盘铭文相接，下与秦始皇时代的泰山刻石、峄山刻石的小篆相通，是古汉字由西周金文演变秦代小篆的过渡桥梁。另外，某些简册文，例如包山楚简，其形体的变与用笔的特点，已有隶书笔法的滥觞。秦汉之际流行的古隶即与之一脉相承。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战国文字的多歧异，又反面促进了秦代对文字的统一和改革，也为后来汉字形体的突变----隶变准备了条件。
（四） 小篆
小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实行“书同文”政策时颁行的标准字体（图四）。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为了尽快改变战国时代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与不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是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李斯等人在统一六国文字时做了三件事：第一，以秦国原有的文字作为统一的标准，处先“罢”（扬弃、废除）掉一切与秦文不同的六国俗体、异构，只保留其中与秦文一致的部分；第二，拟证出统一的标准字样；第三，写出定型后的标准字样广布天下。这第一、第三两件事情很明确，只有第二件事情历来有争主，需要作些说明。李斯等人在拟订统一的标准字体时，所根
据的到底是什么字样？按照许慎的说法，“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是也。”用一个“皆”字告诉人们，李斯等人依据的完全是史籀大篆，小篆这种字体是他们对大篆“颇加省改”新创造出来的。这就与第一件事相矛盾，也于情理难通：所谓史籀大篆，传说是周宣王时的史官名叫籀的人写来教儿童识字学书的十篇文字（早已亡佚），李斯等人在拟订统一的标准字体时，不可能抛开秦国现实的文字而不顾，去搬用五六百年前的学童教科书来作标定国家文字的根据而创作新的字体。如果用这种复古的作法来所订新字体，无论怎样省改，总会有时代的差距而脱离现实，不仅东方六国的人不易辨识，就是秦人自己恐怕也难于适应。比如著名的石鼓文、诅楚文、商鞅方升名文、新 虎符铭文等（均为战国时代的秦文），都大量存在与小篆相同的字，尤其是后二者，几乎完全就是小篆了。这就有力地证明，李斯等人在拟订统一字体的时候，不是“皆取史籀大篆，或颇加省改”，而应该是“皆取现实秦文，或颇加省改”，进行一番整理与加工，使之更为定型化、标准化，以便于推行。许慎之所以要说是“皆取史籀大篆”，推其情由大致有二：一是战国时期的秦文确实是较好地继承了西周金文的传统，这样说可以表明小篆的来源；二是为了抬高小篆的身价，因为他的《说文解字》是以小篆为正篆来加以分析研究的。
小篆是古文字的的终结，它的主要特点，首行是固定了偏旁部首的位置和写法，基本上做到了定型化。其次是书写形式要求整齐划一，笔划不论横竖曲直，一律用粗细等匀的线条，字的结体这样一来，古文字中的象形象意字就被进一步抽象化、线条化、规整化，从而也就更加符号化了。原有的“画成其物”、“视而可识”的直观表意功能继金文之后进一步减比，以至在许多字中已经完全消失。第三，是整个构形系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与加强。汉字的构形系统从甲骨文开始就具有了，它是以定数量的基本构件为基础、以构件的一定置向为外部平面组合的模式、以构件在内部的不同层次组合为构形理据而形成的。经过全面整理的小篆，其基本构件更加纯净，外部的平面组合和内部的层次且合调整得更为合理、规范和完善，从而使汉字的整个构形系统得以巩固和加强，为后来今文字（隶书、楷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秦始皇利用政权的力量来统一文字，推行小篆，并在一定的程度上实现了标准化、规范化，很快结束了长期以来汉字异要丛生、形体杂乱的局面。这对增强汉字的社会职能，对促进民族的团结统一的文化、经
济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
（五）隶书
隶书历史上也称佐书、史书、八分，是以点、横、掠、波磔等点画结构取代篆书的线条结构而使之便于书写的一种字体。小篆虽然整齐规范，但其形体曲屈回环，极不便于书写。相传秦始皇时代有个叫程邈的人，得罪下狱成了徒隶，在狱中对小篆进行改革而创造了一种新的字体。秦始皇对此很欣赏，给他免罪升官，于是把他拟定的字体称为“隶书”。其实，据现在已出土的文字资料看来，早在秦始皇推行小篆之前，民间早已有隶书的萌芽，即便程邈真有其人其事，他也不过是作了些收集、整理和加工的工作罢了。晋代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说：“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所为隶人，殆为衙门中专掌文书的书吏；所谓隶字，即是这些人在日常工作中所习用的字体。秦王朝在推行小篆的同时，为了“以趋约易”，确实是大量地使用了隶书。1975年在湖北梦县睡虎地出土的大量秦简就是最好的证明。
隶书在它的演变过程中，其设计院构形和笔道（点画）形态是有很大变化的。在初创阶段，构形我因篆书而 ，多数字尚带有浓厚的篆书意味，点画用笔的特点也不很突出，尤其是波磔不明显。后为经过长期的使用，特别是经过汉代文化人的加工、改造和美化，隶书才从根本上改变了篆书的构形和笔道形态，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新字体。后人称初创阶段的隶书为古隶或秦隶，称成熟阶段的隶书为汉隶（图五）。汉隶是汉代官方的正式字体。一般所谓隶书，主要是指汉书。
（六）楷书
楷书也叫真书、正书，它产生于汉末，盛行于魏晋南北朝，一直沿用至今。楷书是由隶书经过长期演变慢慢悦化出来的，在它成为一种新字体的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或多或少地带有隶书的意味，所以楷书在历史上也被称为“隶书”和“今隶”。楷书与它的母体隶书相比，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 彻底摆脱了篆书的影响，构形单一。隶书以点画结构取代篆书的线条结构，从篆书的严密束缚中解放出来后，又出现了构形自由、同字可得异形的倾向。不少字既有因承篆书、略带篆意的构形，又有解散篆体、重新结构的构形，例如曹字，在汉隶中就有“ ”、“ ”、“ ”三种写法，之字有“ ”和“ ”两种写法。隶书中繁简字也有很多，如善字，既作“ ”，又省作“ ”；泽字既作“ ”，又省作“ ”等。这种异构字多则又同时流行的现象，无疑是对汉字规范化、标准化 反动。楷书流行之后，在摈弃带有篆书意味而不便书写的隶书构形的同时，也尽力排斥这种构形“自由化”的倾
向，每个字的构形尽可能单一化。唐人作的《干禄字书》之类，做的正是楷书标准化的工作。
第二， 点画形态比隶书丰富。楷书不仅比隶书增加了斜勾“ ”（隶书用波磔）、挑“ ”（隶书是横画斜写）、折“ ”（隶书是横画与竖画的自然结合）等基本点画，而且每种基本点画的“个性特征”都比隶书鲜明。隶书除了波磔、掠、点具有较为突出的持点之外，其他和画（如横、竖）都依然不同程度地沿用着篆书的线条形成，只不过是把篆书的线条形态，可以充分利用毛笔富于弹怀、能粗能细、能方能圆的演变过程看，写出品式众多、情状各异的点画形态来。所以从字体的演变过程来看，虽然隶书的开成是汉字由条线结构一变而变画结构的标志，但是汉字点画结构的典型字体闻不是隶书而是楷书。
二、汉字形体演变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汉字形体演变过程，是一个对字形不断进行调整、心造的过程。在这个调整、履行过程中，不仅笔道形态有变化，更重要的是字的构形也随之而改变。字的构形改变，有的步步相因、一脉相承，有的则具有较大的跳跃性，有的甚至是列断裂性的突变，情况非常复杂。这里只择其要，谈谈与学习古代汉语至为相关的三个问题。
（一） 隶变
所谓隶变，是汉字由篆书到隶书的演变，是汉字由古体（古文字）演变为今体（今文字）的一次质的飞跃。这个演变从战国后期开始，到汉代中叶汉隶形成结束，经过了二三年百年的时间。其间以秦汉之际的变革为最激烈，所以我们用秦篆（小篆）与汉隶作比较来说明隶变中的问题。
汉字在隶变之前，从商代的甲骨文到秦代的小篆，形体外观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若从内在的构形来考察，仍然没有超出以基本构件的象形为特征的线条表意结构的范畴，在构形过程中能反映造字意图的“笔意”依旧存在，只不过是不断有所淡化罢了。经过隶变则不然，它仅用不同形态的不同点画取代了篆书单一的线条，变化了行笔的方向，彻底摈弃了原有的象形特征，而且对整个汉字的构形作了一番全面的大调整，使篆书的笔意几乎被完全隐没，代之而起的是点画组合而便于书写的“笔势”。
纵观隶变前的篆书形体和隶变后的隶书形体，将再会得的构形进去地比而作全面的考察，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种种不同的现象。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可以归纳出隶变对汉字构形进行高速的过程中采用的方式和方法。这些方式方法最主要的有如下几种：
（1） 用一个新的构件取代篆书中的不同构件（如包括某一构件的局部和相关构件组合后的合部
或局部）。例如秦、春、舂、奉、奏等五个字，在篆书中它们的上部都不尽相同的两个构件的组合，隶变之后都被同一个新的构件“ ”所取代：
（泰）
（春）
（舂）
（奉）
（奏）
从篆书的角度看，就是这些字中原本构形不同的那个部分被完全“同化”了。又如青、责、素、表、毒等五个字，在篆书中其上部也是各不相同的，隶变后都被同一的构件“ ”所取代，其中青、责、素三字取代的是不同的单一构件，表、毒二字被取代的是相关构件组合的局部。这种用同一构件取代不同构件的现象可以简单地称为“混合”，是隶变过程中使用得最多的一种作法。
（2） 将篆书中的同一构件形态分异成不同的构件形态。在篆变书中，同一个构件的形态与写法在不同的字中是基本不变的，隶变中却往往因字而异，变化这一要件的形态与写法，使之变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形态的构件。简单地说，就是把一个构件的一种写法变成了几种不同的写法。例如令、危、辟、御、色五个字，它们在篆书中所共同具有的构件，尽管所处方位有异，但其形态与写法是完全相同的。隶变之后，这个构件却因所处方位的不同而分别变化出了五种不同的形态和写法：
（令）
已（危）
尸（辟）
卩（卸）
巴（色）
也就是说，篆书的构件 ，到了隶书以后被分异出了五个形态不同的变体与之相对应，有了五种不同的写法。又如弄、兵、奂、丞四字中的廾、、大、 的不同写法，也是隶变对篆书构件 分异的结果。这种分异现象，在我们平常所说的偏旁部首（成字构件）中也时常可见，比如“心”作为偏旁部首字，在小篆中无论在什么位置上都写作 （情）、 （慕）；隶变后，在左旁写作“ ”（性、惟），在下边则作心（忠、志）或作“ ”（恭、慕）。再如首部字“手”、“火”、“大”、“水”等，都有这种情况。
小篆经过整理在建立其构形体系的时候，对汉字的基本构件（特别是成字构件）的形态与写法），已经作过高度的规范，尽量减少变化，这很有得简化汉字的构形系统，显现字的构形理据、养活字的识别难度。照理说隶变是不应该再出地构件的分异而使汉字形体变得更为复杂化的。推求这种分异现象出现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隶变并非从小篆开始，有的分划现象在小篆之前本已存在；二是适应笔势发展变化的需要，便于字的书写；三是为了隶书在形体结构上的均衡、协调而达到美观的目的。
（3）省变篆书繁复的结构和工时划。具体作法主要有：①改变某个要
件的写法，减少其中的笔划，例如 -書；②减少构件，例如 —雷、 —屈；③舍去笔划多或是重复的构件后选用一个笔划少的构件来代替，例如 —則； —善；④合拼两个构件的同时加以改造，例如 —曹、—晉；⑤在一定的部位简化部首构件，例如“阜”在左简化作“阝”： —阿，“邑”在右简化作“阝”： —邦。从总体上看，隶变后的汉字形确实要比篆书简练得多，同时也更便于书写。
（4）别构一体。有些字在隶变之后，无论是笔道方向、笔顺还是整个字的构形，都与小篆有明显差异，几乎是变得面目皆非，很难找到前后两者的对应关系了。例如 、 、 、 ，隶变之后分别作泉、冬、西、票，与原来的小篆体格大为异样。这些经过改变其构形，书写起来既简便又顺当。
以上介绍的是隶变对汉字形体作全面调整时所采用的几种主要的方式与方法。这里需要说明一点：这些方式与方法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往往不是单一使用的，时常是几种方式与方法的交错并用，比如在混同构件时往往带有省变，而在省变过程中又时常包含构件混同；我们之所以分项表述，仅仅是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
隶变使汉字形体彻底摆脱了古汉字象形、象意的桎梏，冲破了篆书线条结构的严密裹刺的纠缠，由“描绘”符号一变而为“书写”符号，面目焕然一新、简洁明快，能更好地适应毛笔的性能，便于书写，大大提高了汉字作为汉语工具的功效。直到今天，两千我年过去了，实用中的汉字形体（指文字构形），从总体上看，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此可见，隶变在汉字发展史上确实是一次质的飞跃，所以人们把它看作是古今文字的分水岭。
水变在汉字发展史上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以象形、象意为主体的古汉字，虽然具有直观表意的功能，便于人们察形见义，但这只限于本义。而人世间的事物及其发展是无限的，绝非几千个本字本义所能概括得了。即便是在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中，应用本字本义也为数极少，在绝大多数的场合是用假借义和引申义，而假借义和较远的引申义是与字形没有直接关系的。可见作为语言载体即记录符号的字形，是不可能标示语言中的全部词义的。反过来说，字形不直接标明词义也同样可以充当记录语言的符号。既然如此，那么这种符号在不丧失构形理据的前提下，总是越简单、越便于书写越好。象形、象意的古汉字形体繁杂，极不便于书写，很不适应社会进步和语言、文化发展的需要。先民在长期使用古汉字的过程中，也力图将它改造，使之简单化、符号化，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改造的进程总不快。直到
战国时期，文化、学术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人们的思想有所解放，为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对古汉字形体的改造也有较大的突破，可惜由于国家分裂而走了歧异混乱的歧途。秦始皇统一中国，统一文字，固然是一种进步；但是他为着显示自己是商周的承统天子，鄙视诸候，用确立直接继承甲骨文、金文传统的小篆来统一六国异文，“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无疑是把六国文字中一些对古汉字有所突破的合理成份排斥掉了，这实际上是人为地把古汉字的发展引进了一条复古的死胡同，因为形体繁复、结构法则森严的小篆，比起甲骨、金文来，除了更加规范化以外，在衫上并不方便多少。所以秦始皇在颁布小篆的同时，在“官狱职务繁”、诸事急的情况下，不得不大量使用当时的民间俗体古隶。这也就是说，秦始统一六国文字是对的，但在各诸侯国（包括秦国）对古文字已有不同程度的突破的时候，不采用已有的进步字形，因势利导，反而推行落后于时代的小篆，这就走了一段回头跃。而实践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隶变的意义就在于，在这条路走不通的时候，能及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对汉字进行了一场全面的改造，既从书写形式上实现了革新，大大提高了汉字的使用效率，又在本质上保持留着汉字的表义特性，从而使古老的汉字面貌焕然一新，大大增中了它的生命力。当短寿的秦王朝一覆灭，生机勃勃的隶书便随着汉王朝的兴起而取代了小篆的官方正式字体的地位，一任四百多年，后来又脱化出楷书，一直沿用至今。
（二） 变
所谓 变是指汉字形体在演变过程中，由于误解字形或为着书写的方便而破坏原本表义结构的变形。这种形变造成了字形与字义的乖戾，丧失了构形的理据。后世以讹传讹，因错就错，遂成定型。例如射字（它的古文字形体见汉字形体演变简表），甲骨文像弓上搭箭之形，金文增加一“又”（手），表示开弓放箭，其“射”义十分明了。到了战国时代的石鼓文，突然将弓分为两段，原本尖利的箭头变成了“平头戟”，人们从这个形体再也看不出“射”的意思了。小篆定型时又将石鼓文的断弓误认为是“身”字于是把射字写成“身寸”或“身矢”。
变与前面所说的隶变不同。隶变是整个汉字体系演化到一个阶段时所作的整体性的形体调整，基本上是有规律可寻的、普遍性的形变。 变则是个别的、毫无规律的“写错字”，并且在汉字形体演变过程中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有发生。虽说在隶变过程中也含有 变的因素，但二者毕竟是性质不同的两种现象。
造成 变的原因很多，主要有：
1、 因形
体相近而致误。例如則字，本来是从鼎从刀会意作 ，由于金文中貝字常写作 ，与鼎字写法近似，因而一些书手便误将則字写成从貝从刀了。
2、 因割裂象形性笔画而致误。象形字虽然具有一定的图画性，但是都经过高度的抽象和概括。对于一个象形字的局部所象之形，如果离开了这个字的整体，就很容易误解是像别的东西，故而导致书写的讹误。如“桑”，甲骨文作 ，本象桑树之形。后世桑写作了 。许慎无福见到甲骨文，编著《说文》时，便把桑字一分为二，说是从叒从木，单立一个“叒“部，而所属者又只有一个“桑”字。在人们还没弄清汉字形体演变史的时代，作出这样的处理是可以理解的。
3、 因增加装饰性的笔划而致误。先民在应用汉字的过程中，不仅讲求实用，而且还追求其形体的美观，因此往往在一些字形中加上一些装饰性的笔划，久而成习，就改变了原有的构形。如年字，甲骨文本作 ，象人负禾之形，周代金文多于“人”的身上加一个装饰性的笔划“·”作 ，后来圆点又变成了一横（圆点不如一横易写），于是到小篆中，年便写作了 ，“从禾从千声”，由于会意字变成了形声字。
4、 因增加声符而破坏了原来的象形、象意结构。例如饮字，本作 ，像人俯首伸舌就着酒坛饮之形，本是象形字，后来又增加了一个声符“今”，遂形变作 ，“贪饮”之状便不复存在。还有其他原因导致 变的，例不繁举。
5、 为是汉字在尚未定型、尚未规范化的古文字时代甚为常见的一种特殊现象。由于它破坏了字形与字义的联系，我们在凭借字形推求字义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否则是很容易犯“为”是“母猴”、“射”为“短之误”一类臆测的错误的。
（三） 字形的趋繁与趋简
字形的趋繁与趋简是指某个字在其形体演变过程中笔划的增多与减少。构形的繁复与简单，这是汉字在使用过程中的一对矛盾。文字本来只是一种符号，从书写的角度说，当然是笔划越少越简单为好；可是汉字特殊，它是表意文字，字数众多而字字独立（上古的合文除外），如果笔划过于简单，不仅会造成甲字与乙字的难于区别，更重要的还会影响构形的表意或标声的效果。比如避、譬、闢、嬖、僻等诸字，若省去部首（义符）部分，像先秦那样都只用“辟”来记录这些词，写起来是方便了，但意思却不能一目了然。再如“罔”字，若只写作“ ”又不明读音，于是增加声符“亡”；“飼“字则在食上增加声符“司”以别义，等等。所以从表意和标声的角度来说，又是繁比简优越。矛盾的双方交互作用的结果，就造成了汉字在发
展、演变过程中时而趋简，时而趋繁，趋简与趋繁交叉出现的复杂现象。
在结构尚未定型、异体众多的古文字时代，除小篆而外，无论是甲骨文、金文还是战国文字，在同字异构当中，往往繁简并存，同时流行。比如“车”、“宝”等就是这样。在形体演变的过程中，形体有趋简的，如甲骨文的 ，金文、小篆改为从土。大凡在甲骨文中带有浓厚图画描绘性笔意的过繁的异构（如虎、马等字以双线绘其身的构形），后世即被扬弃，只继承其单线条的简单结构。战国时代的六国文字对传统的字形曾作过大规模的省变，小篆对繁缛的前代文字也颇加省改，隶变过程中大量采用混同和省简的手段来调整字形等等，都是趋简的一面。但是也有相反的趋繁一面，主要表现有：（1）在形体演变过程中为了使字形表意明显或便于识读，大量在原字形的基础上增加义符或声符。例如祖、酒、從、蓺、復、御、侯等字，在商代和周初大多写作且、酉、从、、复、 ，后来分别增加义符而繁华；寳．聽等字，原本只作 、 ，是后来增加声符而繁化的。（2）某些小篆在定型的时弃简而取繁。例如州、 、鄙、時、齊、寮、壽、廟、綰、等字，在小篆之前的异体字中都有比小篆省简的形体，小篆都采用了繁体而摈弃简体。（3）汉魏六朝的碑刻中本已有大量的“简笔字”，如 （曹）、 （善）、 （澤）、万（萬）、寿（壽）等，唐人在对楷书正字时也大都取繁而弃简。（4）大凡后世新出的累增字以及分化字中的大部分字，形体都有所增繁，其例不胜枚举。
纵观汉字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字形的趋简与趋繁是相互交错、间而有之的。有的学者认为，汉字发展演变的过程就是汉字形体逐步简化的过程，似乎今文字就一定比古文字简，后一个时期的字就一定比前一个时期的字简。这是忽略了趋繁的一面而夸大了趋简的一面所得出的结论，而事实并非如此，也不可能如此。因为字形的过繁和过简都于实用不利。当一些字繁得不便书于写的时候就需要简，而当一些字简到不便辨形别义的时候又要适当地增繁。在历史上，繁与简多是通过社会用字的自然选择来进行的调剂和寻找平衡的。从汉字发展演变的阶段上来考察，趋简趋繁的情形大致是：从商代甲骨文到西周金文，繁简相当，变化不大；从周代金文到战国文字，简略多于繁；从战国文字（这里主要指除秦以外的六国文字）到秦篆，繁略多于简；从秦篆到汉隶，简明显多于繁；由于汉隶到唐楷，繁又略多于简。在没有现代科学手段做分析、调剂，又没有严格的正字法的古代，这是社会用字自然选择的结果。
汉字发展演变过程中的趋简与趋繁，从表面上看只是个笔划的多与寡、书写的难与易的问题，但实际上却往往涉及到字形的表意或标声，弄清字形的繁简变化，对认识汉字的性质，对了解汉字的历史，对古汉字的识别与考释，对古代文献的研读等，都是很有意义的。
第二节 汉字的形体结构----六书
汉字的表意功能，是由字符内在的构形来体现的。字符在内的构形相当复杂，但是也有一定的规律。能大体阐明这些规律的，就是我国传统文字学中的六书说。
六书是汉代人根据对小篆的形体分析而归纳、总结出来的六条造字原则和具体的造字方法。六书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教之以六艺，……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但是没有具体的六书名目。直到西汉末年，刘歆修《修略》，六书名目方始得见：“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其后郑众在作《周官解诂》时，将这六书名目及闪第修正为“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仍然没有具体的解释。又过了几下年，到了东汉许慎作《说文解字》时，才在叙中给六书的名目加以界说，并举例字以明之。许慎又把六书的名目和次第修正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后世讲六书，一般都用许慎的中目而依刘歆的次第。我们也沿用这个习惯，分别介绍六书的具体内容。
（一） 象形
象形是一种图画式的造字方法。许慎说：“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诘诎犹言曲屈，说明象形的造字方法是描绘物体的轮廓图形，具体的“画”法是随着物体外部线条的弯曲而弯曲。比如日、月，甲骨文作 ，[为了明确起见，所举例字不限于《说文》小篆字莆，下同。]一看就知道是日月之形。再如 （山）、 （羊）、 （牛）、 （鹿）、 （矢）、 （鼎），无论是取象物体的整体还是局部，总是突然出物体的特征，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所象为何物。人有把这种简单明了的象形字称之为纯象形或独体象形。有一些象形字较为复杂，所象之物不能用简单几笔就能突出其特征而让人一目了然，还需要把与所象之物密切关联的另一物体也连带着“画”出来才好识别。比如：
（向）如果只“画”一个方口，人家就容易误认为是人的嘴巴或别的什么窟窿，只有把 （宀）字加上，才容易让人明白这是指房屋墙上的方洞（向的本义是窗子）。
（眉）下面如果没有“目”字起衬托的作用，人们就难以乍出上面所象是眉毛之形。
（栗） 没有“木”
字陪衬也难知道上面所象是带刺的果实。
此外还有血、须、石、牟等，也是这样的象形字。通常这类象形为合体象形或烘托象形。
由于象形是用“画成其物”的方法来造字，所以见是有“物象”可“画”的实物多可以采用这种方法来造表示它的它。从用字写词的角度看，大凡用象形字记录的词，大多是表示具体实物的名词。但是也有少数象形字例外，它所标称的并非所象的具体实物，而是这种实物所具有的某种性质或状态。高大二字即是这样的例子。高，甲骨文作 ，本象台观之形，由于上古在人为的建筑中，最高的莫过于台观了，所以这个字所表示的不是观台，而是台观所具有的“高”的性质或状态，以便用台观之高，泛指一切事物之高。大，甲骨文作 ，本象大人正立之形。由于大人与襁褓的小孩儿相比，具有“大”的性质和状态，所以这个字所要表示的不是“大的人”而是“人的大”，再用为凡大之称。这种象形字所记录的词，其本义往往不再指具体的事物而是事物所具有的某种性质或状态，其词性也不再是中词而是形容词了。其实，像这样的字，就造字手法而言，是“画成其物”的象形；而就造字意图而言，就是要用形象的字形来标示抽象的概念了。
（二） 指事
指事是在象形的基础上加指事符号以标识字意所指只是所象之形的局部而非整体的造字方法，许慎说：“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指事的“事”，其义在古代与“物”相通。所谓指事，含有标识事物、指明事物的意思。一个事物有整体与局部之分。要为某物的整体造字，只要“画成其物”，突出其特征就可以了；如果要为某物的某一局部造字，而这一局部又无突出特征可以为明，那就只好先将物体的整体象形出来，再在这个象形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标识的符号，以指象某一局部之所在，这样人们就能凭借物体的整体象形以及后加的标识符号，体察出新造字所要表达的意思了。例如：
（刃）“视而可识”似刀，但仔细观察又比刀字多了一划，这多的一划即是标识性的指事符号，指明这个新造字所表示的意思不是整把刀，而是刀的利刃。
（本）木下的一划为指事符号，指明这个字的本义为树木之根。与本相对的“末”，“形”同此理，指树梢。
（寸） 是右手之右的象形，下面一划是指事符号，指明这个字的本义为腕关节下面一点的寸口。
指事的字指事符号没有固定的形态，不一定就是单一的一点一划，例如（面）字，其指事符号为外围近似方框的东西； （亦）是掖（后作腋）的本字，其指事符号为两边独立的两划。
指
事字为数很少，所以表示的是多比较具体的事物，这是由它以象形为基础决定的。不过有时所指称的事先的也比较抽象，比如许慎所举的上下二字。上下的甲骨文、金文中写作 ，长划像一个长形的物体（一根棍或一条绳子之类），把空间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其短划为指事符号，标明划分后的空间位置之所在。这与“刃”“本”等之所指，虽然要抽象得多，但情理却是一样的。还有一二三 （四）这四个数目字，也有人认为是指事字，并称之为纯指事字，其实这是古人以筹码计数的象形，是“画成其物”一看便知，不必要“察而见意”的。
以上所说的象形字和指事字，都是构形单一的独体字，前人在分析汉字的构形的时候把它们称之为“文”，而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独体字组合而成的合体字称之为“字”。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字是文的孳乳，如何由“文”形声相益孳乳成字？就是下面要讲的会意和形声两种造字方法。
（三） 会意
会意是根据事物间的某种关系而组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来示意的造字方法。许慎说：“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 ，武信是也。”类指事类，谊同义， 同挥，指 犹言导向。他这八字的界说比较含混，大致是说，比拼代表某些事物的文，并合其义而成新义，而对这个新义的理解需要依据相关事物之间所存在的内在或外在关系作导向。会意造字法冲破了象形、指事的局限，扩大了造字的范围。象形和指事造字多只能对单一的、静态的事物（包括人）而进行图形示意。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又不是孤立和绝对静止的，它们在运动过程中彼此关联，就形成了人世间和自然界的种种行为和现象。要为这种种行为和现象造字，象形和指事显然不能胜任。于是古人采用了这样的手法：把表示有关事物的文按照一定的方式组合在一起，让人们通过经验和意识来体会其中的意思（即字义），这就是会意造字法。例如休字，从人从木，甲骨文作 ，从这两个文的组合方式，表现出了人与树的关系----人倚树下。“背靠大树了乘凉”，人们根据在野外劳累之后常于树荫下上憩的经验，就能理解这是休息的意思。
会意字所会之意的内涵十分广泛和复杂。从字的要形与字主的关系来考察，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表意较为直接和表象化的，一类是表意较为间接和隐曲的。表意较为直接和表象化的会意字为数较多。例如：
（从）从二人，表示一人在前，一人在后紧紧跟随。
（牧）从攴从牛，表示手执鞭扑
放牧。
（羅）从网从隹（鸟），且隹在网之下，表示以网罗鸟。
（莫）从日从 ，日在草 之中，表示太阳已落，夜幕降临。
（舂）从 从午（杵本字）从 ，表示双手执杵而 。
（寒）从宀从人从 从 （冰），表示人在屋内用重草薦覆其身以御冰寒。
像这样的会意字，颇似人的行为或客观现象的素描写真，人们从字的构形上几乎一眼就能看出和想到是何事何意。可是另外一些会意字的表意就没有这么直接明了了。例如：
（臭）从自从犬。自是鼻的象形字。臭的本义是气味的总称。气味无形，可闻于鼻而不可见于目。可是古人凭狩猎生活的经验知道，狗鼻子的嗅觉对于气味最为敏感，故以犬自会意，引起人们从有形到无形的联想。
（息）从自从心。人和许多动物的呼吸都发于心脏而行于鼻腔，故以睚心会意，表示气息和呼吸。
（取）从又从耳。本义是捕取。上古在作战或狩猎中杀死敌人或野兽须割取其左职以邀功，故以又、耳会意，表示所捕取。
（，即法字）从廌从去从水。传说廌为独角神兽，能分辨是非曲直，在法庭上能“触不直者而去之”，从而使决讼得以公平如水。此字最早见于西周金文，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公平执法的美好愿望。
（ ，即德字），从直从心。直的本义为直视。直心会意谓能直见其心，即心无隐曲，就是有德的表现。这反映了古人的道德观念。
以上诸字的构形，已经不是人的行为方式或客观现象的直接写照，字形所体现的也不是事物之间的外在关系，因而人们也就不能再简单地直接地从“字面”上去理解字的意思了。比如臭字，上面是一个大鼻子，下面是一只头冲鼻孔的犬，在上古时代的现实生活中恐怕难有这等现象（不像现代有闲人玩狗）？所以这个字形所反映的不是鼻子与犬的外在关系，在理解其字义时也不能认为是用鼻子闻犬或犬啼鼻子。同样，息字也不是用鼻闻心， 也不是鹿饮水后离去。可见这类会意字的表意具有“形而上”的特征，所反映的事物的内在关系，需要人们凭着字面所提供的“信息”，去发动由表及里的联想，同时还需要人们根据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以及对一定时代的社会意识和观念形态的把握等等，去作深层的、特定的理解，才能准确地把握字义。反过来说，也正是先哲们充分而有效地利用了人们认识和理解事物的主观能动性，才造出了这样一些能为人们所接受的、貌似形象实则十分抽象的会意字。
由于会意字构形与表意之间的关系有直观浅显的一方面，又有隐晦深层的另一方面，这两个方面在形式上沿有任何的区别，所以后世的人对
古代会意字的识别、分析和解释，经常出现偏差，很容易犯主观片面的错误。比如许慎对“武信”二字的识别和解释就不正确。《说文》戈部：“武，诚也，从人从言会意。”且不说他解释武字时引楚庄王的话对与不对，单就他把要成武字的“止”看作是停止、止息之止，把前人从戈从止的造字意图理解为停止干戈（消除战争），也是站不住的。武字在甲骨文中已习见，作 与 （逐） （歷） 、（前）等字中的“止”一样，均表人在活动中的足趾。甲骨文中凡从“止”会意的字，“止”只表示人的足趾和人的行走、行动，绝无停止、止息之义。因此武从戈从止会意，是表示带戈之人在行动，其本义当为步武或武装。如果把止理解为停止，从么从豕从止的逐就是让野猪站住，从止从舟的前就是停船了。至于信字，则是战国时代才有的从言千声的形声字，小篆定型为从言人声，根本不是会意字。诚然，按照某种情理、观念和逻辑所造的会意字，古今都有一点，诸如大为火赤、不正为歪、小土为尘之类，但毕竟在汉字中为数极少，切不可以为之为常规去解释所有会意字。许慎举武人二字为会意之常例是很不恰当的。
总之，会意字“比类合谊”的方式有多种，内容很丰富，决定会意字字义的因素也很复杂，我们地会意字的识别和理解千万不要简单从事。
最后说说会意字与象形字、指事字的区别。会意字是“合文”为字，是以象形或指事为构件的复合体，所以会意字可以拆形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可以独立表意的文。独体的象形字不可拆开自不待言，就是合体的象形拆开之后其中也有一部分不能成文。指事字似乎可以拆开，可拆开之后一部分是文，另一部分却是指事符号也不是文。这是表面上的复合体与独体区别。实际上构成会意字的文与象形、指事单独使用的文是有本质不同的。单独使用的文只表示相对独立和相对静止的人或物，，不与他人他物相关联；而构成会意字的人或物，则不再处于独立和静止的状态，它们彼此之间必定存在着外部或内部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共同组成一个新的有机体、表达一个新的意思----会意字的字形和字义。概而言之，象形、指事是以独体、静态而名物，会意则是以合体、动态而示意。所以反映在语法上，象形字、指事字多用为名词，会意字则多为动词。
（四） 形声
形声是由两个文或字复合成体，其中的一个文或字表示事物的类别而另一个文或字主要是起标声作用的造字方法。许慎说：“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所谓以事为名，即依事类而定其名字。是说在经某个事物定名而
造字时，先确定它在万事万物中的属类，属类确定后就用表示这属类的文（或字）来作新造字的主义部分；所谓取譬相成，就是根据口语取一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文或字来作新造字的标声部分。这样，主义和标声的两个部分相辅相成而构成新造的字。许慎所举的江河二是，原本是为专指长江黄河而造的字，由于江河均属水类，所以都用“水”来作这两个字的主义部分，然后又根据口语中称谓江河的发音分别选取了读音相当的“工”、“可”来作标声的部分，于是就构成了江河两个形声字。为了便于分析形声字，人们把主主的部分称为义符或形符，把标声的部分我为声符或音。从表面上看，形声字和会意字都是复合体，只是会意字的构形中没有标声的成分，而形声字则既有主义的部分又有标声的部分罢了。
关于形声字，有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这里作些简要的说明：
1、 形声字的义符只能表示某种意思的范围，而不能标明表声字的具体含义。由于用为义符的文（或字）只表示事物的属类，因而它在形声字中只是高度概括的类名，并不能表示这个形声字的具体含义。例如：项、题、颜、颠等字，均以页为义符，页在这里只表明这些字所表示的事物都是页（人头）的属类，均与人头有关，并不具体表示脖子、前额、脸面、头顶的意思。
义符既然只是表示某种意思的范畴，那么范畴可以有大小宽窄之别，因而同用一个义符的诸多形声字，其具体含义虽然彼此相关联，但是这种关联可能是相同、相近、相通，也可能是相逆、相反。如从日的形声字，昭、晴、昭、晞、昕等含有明亮之意；晚、昧、暗、晦等则含有昏暗之意。因为日头是自然最大的光源，有日则明，无日则暗，地球上的明暗皆系于日。事物往往具有对立的两个方面，注意到这一点，对我们判别字义是有益的。
2．形声字的声符除了标声之外，往往兼有表意的作用。语言中语词的声音反映着词义或词义的来源，字是词的书写符号，是语言中的词的声和义的载体，所以字义（实际是字符所记录的词义）也往往与字字的读音有关。这种现象在形声字中的反映，就是声符除了标声之外也往往含有表意的作用。同从一个声符得声的抱、袍、雹等，都含有包裹的意思；从仑得声的沦、轮、伦、论、纶等，都含有条理、伦次的意思；从奂得声的焕、涣、痪、唤、 等，都含有大的意思。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当然，声符字也往往是多义的，因而在形声字中的表意自然也非止一端，所以同从一个声符得声的字,其意思的相通\相关也往往不是单一的。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①形声这种“
从某得声我有某义”的义，主要是由声符字的声音带来的，与声符的形关系大，这一点从许多异体形声字的声符可以更换他形而得到证明。因此，历史上的所谓“右文说”实际上应该是“右声说”。②声符的表意作用和范围是很有限的，声符和字义之间并不绝对相关。我们之所以说它是“往往兼有表意的作用”，就是说这并不是一条普遍的规律。许多形声字的声符只是标声而不表意，江河二字即是其列，切不可以偏该全、牵强附会地把“以声说义”施于所有形声字。
3．形声字的义符和声符在表现形式上有种复杂的情况：
（1） 义符和声的位置所在没有一定之规，常见的有：左形右声，如钱、材、消、熔等；右形左声，如放、鸭、刎颈等；上形下声，如茅、简、空、室等；下形上声，如柴、酱、盆、甕等；内形外声，如闻、问、闽等；外形内声，如闢匪、匐、固等。有的形符与声符处在一个角落，如颖，从禾顷声；脩，从肉攸声；赖，从贝刺声；聽，从聽壬声。有的形符被声符隔离，如衷，从衣中声；街，从行圭声；哀，从口衣声；衡，从 行声。对这样的形声字在分析形体时一定要注意。
（2） 形符或声符字的形体被省略一部分。为了养活某个形声字的笔划或构形的美观，在汉字形体演变的某一阶段上，形符或声符被部分地省简而成为所谓省形或省声。如弑，弑省，式声；耆，从老省，旨声；産，从生，彦省声；夜，从夕亦省声，等等。（这里附带说一句，省形并不限于形声字，在会意字中也有。如 是从老省从至，香是黍省从甘。）省形和省声，在汉字的发展、使用过程中确实存在，了解这种情况对研究字形与字义的关系颇为有益。但是，省是以不省为前提的，在没有发现不省的字形以前，不可轻言省形或省声，否则容易犯主观臆测的错误。许慎在《说文》中对省形省声就用得过滥，有的颇令人怀疑（如说頫字是“从逃省”，妃字是“配省声”）。有的则是明显的错误（如说弗字）是“从 省”，监字是“ 省声”，奔字是“贲省声”等）。所以对《说文》之言省，特别是省声，我们不可轻信。
（3） 形符或声符在隶变过程中被严重改变了形态，很不容易辨识。如恭是从心共声，唐是从口庚声，徒是从辵土声，歸是从帚追声，责是从贝 声，等等。有的形符或声符则完全被省简隐没，根本年示出是形声字了，如书本为从聿、者声，泰本为从水、从 、大声。对于这样的表声字，必须复形到变之前的形体，不好辨识。
以上我们介绍了形声字的构形及有关的情况。从汉字发展的角度来看，形声造字法不仅突破了象形、指
事、会意造了的局限，找到了为许多元形可象、有意难会的事物造字的简便方法，更为重要的是，它弥补象形、指事和会意不能直接标声的缺陷。为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如果不能标示读音，是极不便于使用因而就不能持久存活下去的，所以在世界范围内，表意向标音的过渡乃是一切文字发展演变的共同规律。我们的汉字虽然没有演变为纯标音的文字，但是由于形声造字法的发明和表声字的迅速增多，并很快在后来的汉字中占了绝对的优势（现今使用的汉字形声字占85%以上），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汉字的标声功能也说明我们的汉字同样是在遵循共同的声化规律而发展、演变的汉字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中形声字起有很大的作用。
（五）转注
所谓转注，就是辗转互注，也就是两个字的意思可以相互接纳、相互解释。从造字的角度说，就是为可以互训的词各造专字的造字原则。许慎说：“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不知是由于许慎的话说得不够不明白，还是因为问题于过简单而反生疑，历史来对转注的解释真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推寻许慎的本意，似乎不甚复杂。所谓“建类一首”，类指事类，与会意之下所云“比类合谊”的类同意；首指部首，即《说文》所分立的五百四十部首。“建类一首”就是将所有文字依据其所表示的事物来分立字群，即分出不同门类的字群来，然后分别选定一个表示事物属类的部首字置于字群的“排头”，用以统帅其字群。所以许慎在解释每个部首之后，总要附上一句“凡属某者皆从某”的套话。比如树木类的字群由“木”作部首来统帅，注明“凡属金者皆从金”等等。这就是许慎自己所说的“分别部居，不相阿厕”的意思。许慎《说文解字》后叙中又说：“此十四篇五百四十九，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其建首也，立一为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牵条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毕终于亥，知化穷冥。”从这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建类一首”的简单地说，就是依据事类建立统一的部首。这些统一的部首，从“一”部开始，到“亥”部终结。所谓“同意相受”，就是指同一部首所属的字中，若意思相同，则可以相互授（上古受授二字同文），即彼此可以相互解释。许慎所举的考老二字，老字自为部首，考为老部所属之字，“从老省、丂声。”《说文》：“老，考也”；“老，老也”。二字互训，即其意可相互授受。考老二字除同部、同意外，还有迭韵的关系。是否所有转注字都必须有声音上的关系呢？许慎在界说中没有提及；他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