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卷第3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5年5月 Vol. 27 No.3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May 2005
──────────
收稿日期：2004-11-29
作者简介：彭文峰（1975-），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 - 69 -
?历史学研究?
唐代河朔藩镇进奉浅论
彭文峰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875）
摘 要：对中央威权的依赖是河朔藩镇进奉的内在原因，其进奉有定期岁贡和临时进献两种形式。河朔藩镇对中央的进奉说明其与唐王朝中央政府的关系仍然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地方与中央关系的范畴，而不是与唐王朝并立的对等政权。
关键词：河朔藩镇；进奉；唐代；依赖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5）03-0069-03
史学界对唐代方镇进奉问题有过长期、深入的研究，其中张国刚《唐代藩镇进奉试释》，[1]陈明光《论唐代方镇的“进奉”》，[2]邓惠君《唐德宗统治时期进奉探析》[3]等论述具有代表性。《论唐代方镇的“进奉”》是研究唐代方镇进奉的奠基之作。作者认为唐后期方镇的进奉包含中央向方镇争夺两税收入的内容，在唐后期中央政权与地方割据势力的斗争中，进奉补充了中央的财力，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方镇的进奉具有随意性和区域性的特点；唐后期方镇的进奉在宪宗打击方镇跋扈的战争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主要面是
消极的，加剧了东南地区的阶级矛盾。
[2](P28-33)
陈明光先生此文对方镇进奉的研究用力甚勤，研究颇深，是研究唐代藩镇进奉的力作，但由于陈先生是以整个唐代藩镇作为研究对象，因而对方镇进奉的随意性和地域性等特点并未展开论述。本文试图在陈先生所论的基础上，对河朔藩镇（河朔藩镇实际上包括魏博镇、成德镇、幽州镇、义武镇、横海镇五镇，本文主要探讨处于割据状态的魏博、成德、幽州三镇）进奉的随意性和地域性特点略作分析，同时探究河朔藩镇在进奉上的独特性，不妥之处，敬祈大家指正。
一、河朔藩镇进奉的原因
众所周知，自安史之乱至唐末，河朔藩镇与唐中央几乎始终处于对立状态，他们“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贡赋不入于朝廷，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4](P3895-3896)“不禀朝旨，自补官吏，不输王赋”、[4](P3866)“职贡不入，法令不加，率以为常”。[4](P3541)河朔藩镇与中央政府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处于对立状态，是否意味着他们不向中央进奉呢？回答是否定的。河朔藩镇虽然在政治上处于割据状态，但割据的程度相当有限，他们并不能完全摆脱中央威权而存在，诚如李德裕所言：“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藉朝廷官爵威命以
安军情”。[5](P8010)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河朔藩镇内部矛盾重重，骄兵悍将随时威胁着节度使的生存。如得不到中央政府的“官爵威命”，节度使的统治就名不正，言不顺，这时往往发生兵变，节度使或被杀，或被囚，或被逐。要维持自身在各藩镇的统治，藩镇节度使必须获得中央政府的官爵威命，给自身的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另一方面，藩镇彼此之间存在着矛盾,他们虎视眈眈，互相争夺。为了避免惨遭吞并的厄运，各镇节度使必须用朝廷授予的旌节作挡箭牌，避免给对方的吞并行动提供口实。光化年间（898-900年），幽州节度使刘仁恭自行署置其子刘守文为节度留后，朝廷不许，刘仁恭怒而言于使者曰：“旌节吾自有之，但欲得长安本色耳”。[5](P8515)是时中央王权已荡然无存，河朔诸镇节度使们“文武将吏，擅自署置”已成为惯例，即使如此，“兵势益盛”、“有并吞河朔之志”的刘仁恭还是不能撇开孱弱的唐中央恣意妄为，足可说明河朔诸镇即使在唐末也依然存在对中央权威的依赖。
河朔藩镇一方面游离于中央的直接控制之外，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脱离中央的威权而存在，对中央存在必不可少的依附性。这种既游离又依附的关系必然通过某些方式来维持，使其既可以保持游离于中央直接控制之外的现状，又不会激化与中央的矛盾，保持一定的联系以维系薄弱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获得中央的“官爵威命”以维护其割据统治。这些方式除了两税上供额的偶尔缴纳外，最主要的就是对中央政府的宣索要求做出积极的回应，履行一定的进奉义务。对河朔藩镇而言，进奉虽然或多或少会削弱自身的经济实力，但它是维系河朔地区与中央关系的一条纽带，其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损耗。河朔藩镇正是通过对中央政府的进奉，表明其依然是唐中央政权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中央政府则通
第27卷第3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5年第3期
- 70 -
过享有其进奉来体现对河朔藩镇的统治权利，表明中央对河朔地区依然享有作为中央政府的权力。宣索和进奉成为维系唐朝廷和河朔藩镇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纽带。正因为如此，当两者矛盾尖锐化，唐王朝准备武力讨伐时，往往要先声明拒纳河朔藩镇的进奉，以示劝惩。元和十年（815年）七月，宪宗“以法度制裁藩镇”的行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却迟迟不肯归顺，为了迫使王承宗屈服，宪宗下诏：“宜令绝其朝贡，使自惩省，冀其翻然改过，束身归朝，攻讨之宜，更俟后命，傥或不能迁善，即当续有处分，所为指使，盖自承宗，其事不在于三军，其辜恐延于百姓，
所以但绝朝贡，未加讨除。”
[6](P630)
其结果是“镇州王承宗惧，上章请割德、棣二州自赎，又令二子入侍”。虽然镇州归顺中央并不完全是因绝其朝贡所致，但毕竟加速了王承宗臣服的进程。文宗大和二年（828年）八月讨伐王廷凑之前亦下诏：“其诸道与镇州邻接处，宜并绝其进奉，严加警备，其有突犯，及随指挥，并宜依诏旨处分。”[6](P624)九月，文宗即“诏削夺王庭凑官爵，命诸军四面进讨”。[5](P7860)上述材料中的“绝其朝贡”、“绝其进奉”是在相似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其目的也一致，可见，对河朔藩镇而言，进奉和朝贡的含义实际上并无多大差别，可以一概以进奉视之。唐王朝以断绝河朔诸镇的朝贡或进奉作为武力讨伐的先声，对跋扈的河朔藩镇进行警示，说明河朔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间存在一种比较有规律的朝贡和进奉关系，否则，“绝其朝贡”、“绝其进奉”便失去了根基，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河朔藩镇进奉的类型
河朔藩镇对中央政府的朝贡和进奉实际上具有相同的含义。不仅如此，“不禀朝旨，自补官吏，不输王赋”的河朔藩镇对唐中央尚存在诸如“进奉”、“进献”、“贡献”、“贡奉”、“朝贡”等名目。从两者经济关系的角度而言，所有这些都是河朔藩镇维系与中央关系，实现依附于朝廷的履行地方经济义务的方式，由于它们具有这一共性，可以将其统归于进奉。河朔藩镇的进奉可以分为定期岁贡和临时进献两大类。
定期岁贡是河朔藩镇履行经济义务，体现其作为唐中央统治下的地方政权的重要表现形式。在谈及河朔藩镇向中央政府进奉的原因时，笔者认为河朔藩镇对中央政府存在一种比较有规律的进奉行为，这并非臆测。大历十四年（779年）六月，德宗令“扬州每年贡端午日江心所铸镜，幽州贡麝香，
皆罢之”。
[4](P322)
这一记载说明幽州在德宗即位之前每年端午向朝廷贡麝香，履行“任土作贡”的经济义务。当然，土贡是地方向朝廷提供土特产品,是一种法定的义务，一般有数和量的规定；进奉则是地方官以税外盈余的名义献给皇帝的钱物，有时则是对中央宣索的回应，两者本来是有区别的。由于河朔藩镇在唐后期长期与中央政府处于对立状态，土贡的履行与否几乎完全由河朔藩镇自己决定，对河朔藩镇而言，土贡实际上和进奉一样，不再是一种强制性的经济义务。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把幽州贡麝香视为一种定时甚至也可能是定量的岁贡。幽州镇存在向中央政府定期进贡的义务，成德镇也不例外。《旧唐书·王士真传》载：“士真佐父立功，备历艰苦，得位之后，恬然守善，虽自补属吏，赋不上供，然岁贡货财，名为进奉者，亦数十万，比幽、魏二镇，最为承顺。”这段材料明确提到成德镇虽然不向中央缴纳两税上供额，但还是每年定期以进奉的名义向朝廷贡献财物，成德镇对中央存在定期的岁贡行为当无疑问。《新唐书·王廷凑传》又云：“沧州李全略死，子同捷求袭，文宗不许，更授兖海节度使。同捷逆命，乃以珍币子女厚结廷凑，帝虞其变，故授检校司徒。及幽、魏、徐、兖兵讨同捷，廷凑桡魏北鄙以牵制之，而馈沧景鹾粮，囚邻道使者不遣。帝怒，诏绝其输贡。”时为文宗大和二年（828年），如果成德镇不存在定期的岁贡，“诏绝其输贡”就显得无凭无据，也起不到警示作用。王廷凑之子王元逵“素怀忠顺，顿革父风。及领藩垣，颇输诚款，岁时贡奉，结辙于途，文宗嘉之”。[4](P3888)王元逵时期成德镇同样存在定期的进奉行为。魏博镇“以六州底贡”，[7](P7462)存在定期岁贡也无疑问。河朔藩镇定期向中央政府的进奉行为一直延续至唐末。僖宗光启年间（885-888年），中央威权进一步衰微，“国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西道数十州。大约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即使如此，两河、江淮地区的藩镇依然“岁时献奉”。[4](P720)
临时进献是河朔藩镇对中央履行地方经济义务最常用的方式。建中元年（780年）四月德宗生日，“不纳中外之贡，唯李正己、田悦各献缣三万匹，诏付度支”，[4](P325)这是淄青、魏博对中央的临时进献。德宗只纳李正己、田悦的进献，意在显示河朔藩镇对中央存在的财政义务。“贞元中，朝廷优容藩镇方甚，两河擅自继袭者，尤骄蹇不奉法。惟济最务恭顺，朝献相继，德宗亦以恩礼接之。”[4](P3900)刘济“朝献相继”显然是多次性的财政上缴，进献的次数相对于河朔其他藩镇要多，这是幽州镇的情况。那么，“骄蹇不奉法”的魏博、成德等镇是否就不存在对中央的临时进献了呢？显然不是。因为临时进献本身具有时间上的多变性和数量上的不稳定性，某一时期无进献并不意味着不进献。宪宗即位之后，锐意于加强中央集权，大力推行平藩政策，在这种条件下，河朔藩镇掀起了进献的高潮。元和七年（812年），“魏博节度使田季安进绢五千匹，充助修开业寺”，[4](P4188)长庆
元年（821年）三月，范阳节度使刘总“进马一万五千匹”。
[4](P486)
同年七月，河朔藩镇相继复叛，但临时性的进献并没有随之消失，长庆二年（822年）十月，“幽州节度使李载义进玛瑙鞍一具”[8](P2034)即是确证。事实上，由于中央默认了河朔藩镇业已形成的割据现状，不再怀重新平定河朔的打算，河
彭文峰：唐代河朔藩镇进奉浅论
- 71 -
朔藩镇在截留两税上供额和进一步减少定时岁贡的同时，增加了临时进献的数量，这在河朔藩镇协助唐王朝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张允伸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时，“庞勋以徐州反，上书欲遣弟允皋领兵讨贼，不许。上米五十万斛、盐二万斛佐用度，诏嘉美，赐玉带、宝器、纨锦，进兼侍中”，[9](P5982)“上米五十万斛、盐二万斛佐用度”这是幽州镇为支持中央平定叛乱而实施的一次性财政援助。成德镇也不例外，“乾符末，盗起河南，黄巢犯阙，驾幸剑南；景崇与定州节度使王处存驰檄藩邻，以兵附处存入关讨贼，奔问行在，贡输相继”，[4](P3890)“王镕为镇州节度使，僖宗中和二年进助太原军士家口粮，光启元年又进扈卫战马五百匹”。[8](P5798)黄巢起义的战火刚刚熄灭，成德节度使王镕就“献耕牛千头，农具九千，兵仗十万”，[4](P721)成德镇对中央政府的进献无论是在数和量上都是相当可观的。事实上，就是到了唐王朝垂亡的末年，河朔藩镇依然履行临时进献的义务。哀帝天祐元年（904年）十月，“魏博罗绍威进救接百官绢千匹、绵三千两”[4](P788)就是最好的说明。总而言之，河朔藩镇始终对唐王朝履行临时进献义务，这是保持两者传统经济关系最常用也是最主要的方式。通过接受河朔藩镇的进献，中央政府在河朔地区所丧失的威严得到了部分的弥补，在经济上获得了一定的收入，对暂时缓解财政上的困难也不无裨益。
三、结语
综上所述可知，河朔藩镇尽管游离于中央的直接统治之外，但它们对中央政府的进奉始终存在。河朔藩镇对中央政府的进奉由于其政治上的特殊性，形成了定期岁贡和临时进献两种形式。通过定期岁贡或临时进献，河朔藩镇部分履行了作为地方政权所应承担的财政义务，获得了朝廷的官爵威命，从而为自己的统治提供有利条件。唐王朝则通过接受进奉而在河朔地区获得部分经济收入，维持一定的中央权力。进奉是河朔藩镇在唐后期履行经济义务的基本方式，是对中央政府在河朔地区丧失的经济权利的补偿。
研究河朔藩镇的进奉对我们理解唐代割据藩镇的性质，理解唐后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特点，尤其是与割据型藩镇关系的特点有积极意义。虽然河朔藩镇与唐王朝长期处于隔膜状态，但中央政府并没有在河朔地区丧失经济上的全部权利，它依然享有河朔藩镇所履行的纳贡、进奉等经济义务。从河朔藩镇方面看，虽然它对中央政府具有强烈的离心倾向，但河朔三镇通过定期岁贡或临时进献，部分地履行了作为地方政府所应承担的财政义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方对中央的隶属关系和所应承担的经济义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河朔三镇与唐王朝中央政府的关系仍然属于一般意义上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范畴，而不是与唐王朝并立的对等政权。
参考文献：
[1] 张国刚.唐代藩镇进奉试释[J].文史28辑.
[2] 陈明光.论唐代方镇的“进奉”[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1). [3] 邓惠君.唐德宗统治时期进奉探析[J].青海师专学报,1955,(1). [4] 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6]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7] 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 王钦若.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9] 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A Study of Heshuo Fanzhen’s Tribute in Tang Dynasty
PENG Wen-fe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 limited independence and necessary dependence to authority are the reasons that shuo Fanzhen paid tribute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ang dynasty. There were two kinds of Heshuo Fanzhen’s tribute, i.e. periodical and accidental tribu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Heshuo Fanzhen was Traditional, Heshuo Fanzhen were not completely antagonistical governments to the Tang central government.
Key words: Heshuo Fanzhen; tribute; Tang Dynasty; dependence
责任编辑、校对：马桂秋
安史之乱与唐朝衰亡 一、选择题 1.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是唐末农民大起义领袖黄巢的诗句。唐末农民起义（） A. 给唐朝统治以致命的打击 B. 推翻了唐朝的统治 C. 平定了安史之乱 D. 形成了藩镇割据局面 【答案】A 【解析】根据所学可知，黄巢起义攻入长安，建立政权，给唐朝统治以致命打击，但是后来起义遭到了联合镇压，没有将唐朝统治推翻；平定安史之乱的是唐朝政府，不是黄巢起义；形成了藩镇割据局面是安史之乱后出现的局面；BCD均不符合题意，故选A。 2．下列不属于安史之乱爆发原因的是（） A. 唐玄宗不理朝政，任用奸臣 B. 各地节度使势力膨胀 C. 政治腐败，享乐之风盛行 D. 唐玄宗励精图治，锐意改革 【答案】D 3．唐朝的灭亡是一个过程，下列与唐朝的灭亡无关的是（） A. 安史之乱对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B. 藩镇割据的态势愈演愈烈 C. 科举制的创立 D. 唐末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唐朝的统治 【答案】C 【解析】依据所学知识可知，唐朝后期，统治腐朽，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态势越来越严重，中央已无力控制藩镇，人民赋税沉重，生活困苦，又遇到连年的灾荒，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起义军在黄巢的领导下，攻入长安，建立政权，给唐朝统治以致命的打击，对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907年，朱温建立后梁政权，唐朝灭亡，科举制的创立与唐朝的灭亡无关。故选C。 4．唐宪宗提高宰相的权威，平定藩镇的叛乱，致使“中外咸理，纪律再张”，出现“唐室中兴”的盛况。唐朝藩镇割据形成的原因是（） A. 镇压农民起义 B. 中央放权 C. 镇压安史之乱 D. 分封制的实行 【答案】C
5．“安史之乱”结束了盛唐的神话，强大的帝国从此走下坡路，一去不回头。往昔的繁华，成为回忆。这场近八年的内乱带来的影响不包括（） A. 对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 B. 北方地区遭到浩劫 C. 给唐朝的统治以致命的打击 D. 逐渐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 【答案】C 【解析】依据所学知识分析可知，安史之乱持续八年之久，对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尤其是北方地区遭到浩劫；唐朝的国势由盛转衰；唐朝中央权力衰微，安史的旧将和内地节度使权势加大，逐渐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起义，给唐朝的统治以致命的打击。故选C。 6．下列不属于安史之乱爆发原因的是（） A. 唐玄宗不理朝政，任用奸臣 B. 各地节度使势力膨胀 C. 政治腐败，享乐之风盛行 D. 唐玄宗励精图治，锐意改革 【答案】D 【解析】依据所学知识可知，开元末年之后，唐玄宗追求享乐，任人唯亲，朝廷日趋腐败，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尖锐，边疆形势也日趋紧张，各地节度使逐渐集军权、行政权和财权于一身，势力膨胀，安禄山一身兼任范阳等三地的节度使，担负东北地区防御重任，逐渐扩张势力。755年，安禄山借口朝廷出现奸臣，和部将史思明一起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唐玄宗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不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故选D。 7．隋唐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繁荣与开放的时期，使我国封建社会达到顶峰。此后出现了国家分裂、政权并立的（） A. 秦汉时期 B. 南北朝时期 C. 五代十国时期 D. 宋元时期 【答案】C 8．五代政权中，他被称为“五代第一明君”，堪称照耀黑暗时代的一颗璀璨明星，他的努力为结束全国分裂割据的局面奠定一定基础。“他”是（） A. 朱温 B. 李煜
羁縻府州制评议 摘要: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朝历代统治 者都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如何处理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采取怀柔政策对周边少数民族进行管理和归顺，是大多数统治者的最佳政策。而羁縻政策贯穿于中国历代王朝，在处理中央和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之间起到桥梁作用。对少数民族实行羁縻政策早始于秦汉时期, 而经过历代诸朝的不断补充与完善, 至唐代已更趋完备。唐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颠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其处理民族关系的羁縻政策更是为后世所借鉴和参考。唐朝在总结了历代王朝羁縻政策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特点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羁縻府州制。以羁縻府州制为主体的羁縻政策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联系与交往,为唐朝空前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本文主要以唐朝为例，介绍了羁縻府州制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它在统一唐朝过程中起的作用和历史意义。 关键词:唐朝;羁縻政策;羁縻府州制 一、何谓羁縻府州制度 羁縻政策在历史上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诸如和亲、册封、贡赐等 等。羁縻府州制度也是其中一种形式。据《史记》记载：秦定蜀贬蜀王为候。秦统一西南后，对归降的“西南夷”酋领授为王侯，“蛮夷君长”。其后，如汉朝在西南（益州）广泛推行“蛮夷君长”统治，这就是所谓“羁縻政策”的最初形式。这一时期的羁縻政策，只是略
加管束少数民族，为了笼络少数民族，使他们不致叛乱。真正形成制度化，是在唐朝。因为唐代统治者推行的羁縻府州体制是前人未曾施行的新形式。而且所建立的府州相对历代的数量多、分布广、影响大。从贞观四年（公元630 年）在东突厥故地设立羁縻府州以来，唐在周边民族地区，按民族部落的大小，以其大者为府，小者为州，先后设置了羁縻府州800余个。 羁縻府州制度，是指以对少数民族地区，以建立府州这一行政建制的形式，并由少数民族自己的酋领来实行统治，由朝廷对酋领册封职官称号，酋领“因俗而治”，朝廷不过问其内部事务。也就是把统一进来的民族地区划分为都督府、州、县,实行有别于内地州县的统治政策。这种制度使各民族在本民族行政领导和经济管理上拥有相应的权力, 也可以按照本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 二、唐朝时期羁縻府州制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朝历代统治者都面临着如何处理好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唐朝立国之初,在总结了历代王朝羁縻政策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了“适时适地”、“因俗而治”的羁縻府州制。使各民族交往进一步加强, 推动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唐朝设置羁縻府州制, 将封建王朝少数民族政治行政管理制度提高到一个更新更完善的程度。对少数民族实行羁縻政策始于秦汉时期, 而经过历代诸朝的不断补充与完善, 至唐 代已更趋完备。羁縻政策是中国封建皇权统治下多民族发展不平衡的必然产物。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朝建立后, 为加强中央集权, 对政治行政制度进行了改革。作为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下的皇权统治, 在确立了其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后, 必然会将这种权威推 行到他所管辖的各个地区，直到达到民众心中有“皇权至高无上”的目的。而且皇权权威影响力会不断地伸展扩大，表现在对少数民族的政治行政管理方面, 是郡县制度在民族地区不断拓展。然而, 皇权权威在扩展其影响力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对于皇权影响力尚未达到的民族地区, 为了保证将其纳入封建王朝统治体系之中, 而又避免发生 激烈的冲突,统治者采取适当的怀柔政策,尽量减少中央王朝与边疆 少数民族地区的矛盾。从秦汉时代起, 诸王朝逐步采取了以羁縻方式对少数民族进行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一方面, 封建中央王朝将少数民族首领作为自己统治少数民族的代表, 通过他们来管理少数民族; 另一方面, 封建王朝又允许少数民族沿袭其传统的经济、政治、行政管理运行模式, 保留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 并在维护、服从、认同皇权一统的前提下, 自主管理自己内部事务,从而满足了封建王朝中央和少数民族地方上层双方的现实要求。唐王朝羁縻府州的设置符合了
唐代后期的藩镇割据 摘要： 唐朝的国力，在唐玄宗时期达到顶峰，国泰民安，到处欣欣向荣，一派繁华。而天宝十四年的安史之乱，却使她的统治摇摇欲坠。八年战乱勉强被平定了，但安史余党仍然盘踞在河朔一带，发展成与中央对抗的割据势力。于是，藩镇割据和藩镇林立的复杂局面便构成了唐中后期政治的最大特点。尽管如此，唐王朝的统治仍然维持了一个半世纪。那为什么唐代的藩镇割据能够长期存在甚至愈演愈烈呢？这到底与唐中后期的政治制度有什么密切联系呢？本文将从唐朝时期的历史背景、土地制度、官职制度、边防形势等方面展开论述，希望能对此做出初步合理的分析和回答。 关键字： 唐后期、安史之乱、藩镇割据、河朔、政治制度 一、唐代xx形成的渊源背景 许多人都把唐代藩镇林立的局面归于唐安史之乱的单一产物，但其实安史之乱只是表面上的催化剂，因为唐代藩镇的产生与当时各种社会矛盾和各方面复杂因素有密切联系，其渊源何其深。首先是土地制度的变化——唐前期实行的均田制被破坏，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均田制的逐渐崩溃，随之而来的是在其基础上的征兵制也在同步趋向崩溃，军队涣散。在这种情况下，失去土地的农民们选择大规模逃亡。“亡命山泽、挟藏军器[1]”就是对当时情况生动的描述。这样导致的严重后果，就是山贼路盗成群，军队士兵流失，对内农田不治，对外边防不敌，唐代统治面临重大威胁。 内外交迫之际，统治者采取了一定措施力争扭转困局。开元二十五年，玄宗颁布诏令，“宜令中书门下与诸道节度使各量军镇闲剧，审厉害，计兵防健儿等作额，委节度使放诸色征行人内及客户中召募，取丁壮情愿充健儿长任边军者，每岁加于常例，给田地屋宅，务加优恤，便得存济，每年逐季本使具数报中书门下，至年终一时录奏。”[2]这样，新的军队健儿便从各色的流亡人口征召入伍，由于有偿优恤，便使得本变暴徒的人争先恐后地应募，唐代社会的一系列社会矛盾便可以迎刃而解。唐代后期藩镇林立的序幕由此徐徐拉开。
唐代宦官专权概述 08级历史学 石越 20080301039
摘要：宦官专权在我国历史上可谓屡见不鲜，历朝历代都由宦官参与国家政权管理的例子。而唐代的宦官专权则是历代最为严重的，唐代宦官不仅把持朝政，甚至连皇帝的废立都由他们掌握，唐代宦官专权持续时间之久，预政范围之广，危害程度之深，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本文将从特点、原因和影响三个方面来分析唐代宦官专权的相关内容。 关键词：唐代；宦官专权；概述 一提到“宦官”一词，人们会不由自主的想起那些因生活所迫而被迫进宫服侍贵族的人，他们不仅每天负担着沉重的劳动，而且还会受到伦理道德观念的鞭挞，在加上他们的社会地位底下，可以说“宦官”纯粹就是宫廷内部的奴隶。但是到了隋唐时期，尤其是唐朝时期，宦官阶层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 一唐朝宦官专权的特点 首先，宦官队伍逐渐的官僚化。自从秦汉以来，大部分宦官地位都是十分卑微的，只有少部分的上层宦官才能够跻身于官僚队伍中来。而到了唐朝时期，随着宫刑制度的废除，宦官队伍的主要来源已经不再是被迫在内廷服役的宫刑罪犯，这也就为宦官性质的转变提供了可能性。当时，尽管宦官表面上仍是君主家奴的身份，但他们已经成为封建官僚集团的特殊组成部分，宦官入朝为官的途径也越来越广泛。宦官地位的提高也反映在社会风气上，人们把入宫当宦官看作是“入仕”，宦官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与普通官员一样，可见宦官这一职业已经被人们承认并接受。除了宦官地位的上升外，“宦官机构逐步的衙门化，内侍省的设置，使得宦官在中央政府内有了独自把持的机构”，【1】并且宦官也不再单纯的管理君主生活起居事务了，宦官开始逐渐渗透到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之中，为以后宦官干预朝政埋下了隐患。宦官队伍的官僚化，一方面体现了唐朝宦官地位的上升，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宦官队伍性质已经由单纯的家奴转变为政权管理者。 其次，唐朝宦官专权逐渐合法化。宦官干涉朝政本事谕制，僭越之举，宦官只准参与内廷之事，不能参与国家政权管理。但是到了唐朝，宦官权力大大扩展了。上面提到了宦官成为官僚集团特殊的一部分，这种转变本身就是对宦官专权的一种默认，而宦官势力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渗透，也为宦官专权提供了便利。甚至连当时的一些政策也为宦官干预朝政提供了依据。例如，“监军制度的确立，使得宦官可以名正言顺地参与地方军政事务，监视制约出征将帅及藩镇节度使……宦官养子制度的存在，实际上也就是肯定了以家族姓氏出现的宦官集团的生存合法性。”【2】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唐朝宦官干预朝政的制度化和合法化，可以让宦官更加有恃无恐的参与朝政，为日后宦官专权埋下了隐患。 二唐朝宦官专权的原因 唐朝宦官的官僚化和宦官干政的合法化不仅是其特点，还成为日后宦官专权的内在原因，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外在因素成为宦官专权的催化剂。 第一，皇权的消长成为左右宦官专权的一个重要因素。唐朝前期，封建专制皇权进一步加强，特别是三省六部制的推行，使权力尽在皇帝一人之手，这样就有效地遏制了宦官势力。唐玄宗后期，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王室内部不稳，皇位频繁更迭，皇权削弱，这便给了宦官势力以可乘之机，他们趁机把持朝政，扩张势力。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唐中后期，君主大多昏庸无能，不能很好的行使皇权，皇权旁落，也易于导致宦官专权局面的出现。
论唐朝维护边疆稳定的策略及手段 摘要：“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采取了较为平等的态度对待周边各族，为民族友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出现了民族融合的局面。民族融合的局面为调动各族的积极因素，巩固国家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为加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推动边疆地区的进一步开发，为封建盛世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虽有多次大分裂，但最终仍归于统一。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各民族的特点、优点，不断充实着中华民族统一体……” 关键词：羁縻府州和亲册封质子通商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富繁荣王朝，唐王朝的统治政策特别是它的开明的民族政策，激发了各民族的力量和智慧，不仅进一步巩固了多民族的大国，而且也造就了文化上的奇异光辉。这种开明的民族政策，即当时所谓的“怀柔”政策。贞观时期则是我国历史上各民族友好关系进一步加强的时期，也是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重要发展阶段。当时，在我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有突厥、回纥、吐蕃、南诏、靺鞨、室韦、高昌以及西域各族。由于中央政府与周边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汉族社会高度发展的经济、文化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样，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也给了汉族社会以不可忽视的影响。这种交流与相互影响不仅进一步开发了边疆地区，也加强了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和融合，形成了民族和谐的新局面，并最终成就了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大唐盛世。 唐朝多民族融合的景象得益于唐朝开明的民族政策以及对边疆区域的有效管理。唐朝的历代君主通过征战不断扩大中央的版图，又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的一系列手段，有效地维护了边疆地区的稳定。本篇文章将从设置管理机构、册封少数民族将领、和亲、交换质子、通商，这五个角度来论述唐朝在边疆地区的地缘关系。 一、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羁縻府州制度） 自秦汉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以来，边疆和内地的联系日渐紧密。但由于我国民族众多、土地辽阔，边疆与内地的社会、历史与自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所以，历代统治者在制定边疆政策时，不得不考虑边疆民族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问题，采取有别于内地的统治方式。羁縻府州制度逐步形成，羁縻府州作为一种完备的在周边民族地区推行的政治制度，始于唐代。所谓羁縻，“羁”就是从军事和政治上加以控制，“縻”就是以经济和物质利益给以抚慰，即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特殊的行政单位，保持或基本保持少数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机构，承认其酋长、首领在本民族和本地区中的政治统治地位，任用少数民族地方首领为地方官吏。除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央王朝、经济上有朝贡的义务外，其余一切事务均由少数民族首领自己管理。 唐朝从太宗至武后，建立了安东、东夷、安北、单于、安西、北庭、昆陵、蒙池、安南等九个都护府。到玄宗开元天宝时，只剩下安东、安北、单于、安西、北庭、安南都护府，这就是著名的六都护府。羁縻府州在边疆地区的推行，从唐朝初年到唐朝末年未曾中断过，总计近千个羁縻府州的设置，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边疆民族受招抚归附后，于各族、各部落原居住地区设置的；二是由于
浅论唐代的羁縻府州 羁縻府州是唐朝为安置边境地区内附的少数民族部落而设置的一种特殊行政区划，包括羁縻都护府、羁縻都督府、羁縻州、羁縻县四级，唐人或称为“藩州”。自唐高祖武德年间起，至宣宗大中年间的二百四十年内，都不断的有羁縻府州的设置。其数量之多，也为罕见，《大唐六典·户部尚书》中记载唐羁縻州有800多，而刘统经过考证则证明“唐朝设置的羁縻府州，就目前能收集到的，已达到将近1000个。”在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它既促进了各民族间的和睦团结及经济文化交流，又为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羁縻府州作为唐朝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一种较稳定的制度,可以追溯到隋代的岭南地区。对隋在岭南地区设置羁縻的原因则可以从两个方面探究. 首先,从中央看,隋刚建立时，西北有突厥未靖，岭南有蛮夷叛乱不断，但因隋国力与物力有限，对这两处采取了不同的统治方式。因西北的突厥贵族曾与北周的统治集团和亲结盟，隋初，突厥与隋的关系就日趋紧张,隋对西北地区的叛乱坚决回以强有力的军事打击。开皇二年（582），沙钵略可汗带领四十万骑南下，新兴的隋朝面临危机，隋军全力迎击，在开皇三年(583)将突厥的这次进军打败，突厥正式分裂为东突厥汗国和西突厥汗国。东突厥汗国臣服于隋，但西突厥汗国则拥兵自重，威胁着隋的统治。面对北边的威胁，原本就以关陇为本位的隋，更是将西北作为军事防御的重点。而岭南地区较隋统治中心远，对中原统治构不成较大威胁，则对其采取相对宽松的政治、军事统治。对其内部政治不多干涉，如开皇十年（590），裴矩巡抚岭南时，镇压当地叛乱后，因地而设了二十余州，并让当地渠帅为刺史、县令。据《隋书·裴矩传》载：裴矩“所绥集者二十余州，承制署其渠帅为刺史、县令。”这些州的设立实则同后来唐设置的羁縻府州大体相同。 其次，从地方上说，西北的突厥游牧民族对中原骚扰不断，而岭南地区相对较稳定的政治势力则无意于中原。其主要的政治势力代表，号为“圣母”的洗夫人在开皇九年(589)，面对隋的3万南下大军，“一方面推行保境安民，另一方面不囿于对隋的愚忠之情，主动请归，于是岭南悉定。” 因此隋对岭南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对地方威信较大的豪族进行控制而得以实现。这样对隋来说，避免了同不同文化、风俗的激烈碰撞，也减轻了军事负担；而对岭南地区来说，则免受了兵革之苦。所以在岭南地区设置羁縻府州是隋较好的选择。隋不仅在岭南设置羁縻府州，在其它地方也设有羁縻府州，如云南地区，有昆州、协州、曲州等。《新唐书地理志七（下）》中的记载“昆州本隋置，隋乱废。……协州本隋置，隋乱废。……曲州本恭州，隋置，隋乱废。”)可见，隋朝时已经比较广泛地在边疆设置羁縻府州，只是隋国运较短，并没有将其发展成为一种完善的制度，但却为唐羁縻府州的设立提供了基础。 唐初高祖时期，国家刚刚建立，政权基础还不牢固。统治者仍主要忙于在中原地区恢复统治秩序和从事政权建设，还没有将主要的视线放在处理少数民族的问题上。羁縻府州的设立仍无定制，主要是继承隋的政策，且羁縻政策的实施，大多为镇压叛乱后的权宜之计。且其设置也多因边远地区难以控制，其实质属于一种内迁。如武德元年（618），在河北幽州境内设燕州。《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一，引隋《北藩风俗记》曰：“初，开皇中，粟末靺鞨与高丽战，不胜。有厥稽部渠长突地稽率忽使来部、窟突使部、悦稽蒙部、越羽部、步户赖部、破奚部、步步括利部凡八部，胜兵数千人。自扶余城西北举部向关内迁附，处之柳城，乃燕郡之北。炀帝大业八年，为置辽西郡。唐武德元年改为燕州总管府。”
佛光寺所见唐代宦官与佛教的关系 李淑芳 2012-11-12 15:57:03 来源：《档案》2012年01期 内容摘要：佛光寺东大殿梁上题记为研究唐代后期宦官与佛教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唐代宦官多信仰佛教，乐于营建佛寺，宦官妻女多有信佛者。 关键词：佛光寺；唐代宦官；佛教 作者简介：李淑芳（1976—），女，山西祁县人，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讲师。 五台山佛光寺坐落在山西省五台县城东北30 公里的佛光山中，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唐武宗会昌年间，佛光寺经历了“会昌法难”，佛寺被毁，仅祖师塔幸存。大中年间，唐宣宗再次兴佛，佛光寺得以重建。之后，佛光寺历经了宋、元、明、清的风风雨雨，一直傲然屹立于华夏大地，直到20 世纪30 年代，被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发现。 佛光寺坐东朝西，东、南、北三面环山，寺宇因山势而造，三重院落就建造在三层梯田式的寺基上。寺庙最后一重院落中，也是寺院最高处，矗立着佛光寺的正殿——东大殿。东大殿并不是最巍峨的殿宇，但由于它的发现打破了日本学者在中国大地上没有唐朝及其以前的木结构建筑的断言，而使之蜚声海内外。“除殿本身为唐代木构外，殿内尚有佛菩萨像数十尊，梁下有唐代题名墨迹，栱眼壁有唐代壁画。此四者一已称绝，而四艺集于一殿，诚我国第一国宝也。”[1](p68) 佛光寺东大殿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有无法估量的文物价值。殿内梁上、门扇上及殿外石经幢上都有唐人题记。梁上“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功
德主敕河东监军使元”、“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2](p185-186) 等题记进一步加深了学者们对唐代宦官和佛教关系的认识。 右军中尉即神策军右护军中尉。护军中尉设于唐德宗时。《旧唐书?德宗本纪》载“（贞元十二年六月），以左右神策军使窦文场、霍仙鸣为左右神策护军中尉监”[3](p384)。《新唐书?兵志》也载“以监句当左神策军、左监门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窦文场为左神策军护军中尉，监句当右神策军、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霍仙鸣为右神策军护军中尉”[4](p1334)。窦、霍二人俱为宦官，可见护军中尉一职全由宦官充任。《新唐书?兵志》又记“帝既以禁卫假宦官，又以此宠之”[4]（p1334）。可见宦官通过护军中尉一职实际上执掌着神策军这支禁军劲旅。霍仙鸣之后，宦官第五守亮、孙荣义、王守澄、鱼弘志等都曾任过右军中尉。大宦官王守澄“（宪宗暴崩后）与中尉马进潭、梁守谦、刘承偕、韦元素等定册立穆宗皇帝。长庆中，守澄知枢密事”，“文宗即位，守澄为骠骑大将军，充右军中尉”[3]（p4769）。文宗欲剪除宦官，任用了出身低微的翼城医人郑注和宰相李逢吉从子李训。当时另外一个大宦官仇士良有拥立文宗之功，却被王守澄所抑，于是李训任用仇士良为左军中尉，利用仇士良分守澄之权，“守澄不悦，两相矛盾”，分化、瓦解了宦官集团。太和九年，“帝（唐文宗）令内养李好古齑鸩赐守澄，秘而不发”，但“守澄死，仍赠扬州大都督。其弟守涓为徐州监军”[3]（p4770）。王守澄之后，宣宗前的右军中尉是鱼弘志。据此可知，梁上所记的功德主“右军中尉王”应该就是宪宗末期、文宗时当权的大宦官王守澄，王守澄是东大殿的功德主。此外，还有一功德主是元姓的河东监军使，也是宦官。功德主即为施主，也就是东大殿的布施者。 佛光寺东大殿是唐代后期的宦官布施建造的，从中可以看到唐代宦官和佛教关系的密切。
也无风雨也无晴------谈苏东坡的幽默和旷达33 连着三节课我们都是以苏轼为例讲关于人格修养，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我们且不说人格太次会如何，那个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那是法律问题或者道德问题，我们讨论的是，如果一个人不把自己的人格修养得具备一定的魅力，那么在当今社会，甚至可以说难于生存，更不必说要发展、要实现自身价值，因为谁都不愿意和一个性情乏味的人合作共处。我们之所以拿出几个课时来讲苏东坡，理由就在于他可以说是古今第一性情中人，在他有生之年，无论什么处境都活得很快乐，有声有色；在他去世之后，留给历史长河的是无限精彩和穿透时空限制的人格魅力。真是说不尽的苏东坡，这节课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幽默谈起。 “乌台诗案”的时候，苏轼与续娶的第二位夫人王闰之已经共同生活了十二年，尽管被排挤出朝廷，展转外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妻子和家人生活总还是平平安安，可是“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鸡犬”（孔文仲《孔氏谈苑》，孔文仲比苏轼小一岁，完全同时，记载应该是很真实的），丈夫突然要被捉入京城大牢问罪，夫人王闰之当然吓得不行。如果不是苏东坡，换一个人，他顶多是安慰妻子，“别害怕，没什么大事”，这无疑是空话，不会产生安抚妻子的作用，再差劲一点的男人，没准哆嗦得比他老婆还厉害。而苏轼怎
么样呢？他给妻子讲故事：当年真宗皇帝去泰山封禅，回来时听说有个隐士，叫杨朴，安贫乐贱，吟诗自娱，不愿为官，就特意召见来了。皇上问杨朴：“你天天跟朋友吟诗唱和，那么这次有没有人给你作诗送行啊？”杨朴回答：“没有。只有我老妻吟唱一绝。”皇上很惊喜：“你夫人也会作诗？不妨诵来朕听听。”杨朴不愿意。皇上非让他诵来不可，他才诵道：“且休落魄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你可别以为这是打油诗顺口溜，它严合格律。皇上哈哈大笑，就把杨朴放回去了。故事讲完了，玩笑还在继续：“夫人若是想救我，何不也吟诗一首？”我们设想一下王闰之的反映，她也许会嗔怒：“都什么时候啦，你还这么没正经！”可是她的心镇定下来了。 幽默不是滑稽，不是耍贫嘴，它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充满自信的表现。宋人笔记当中，关于苏东坡幽默的故事很多，大多数是他和文人朋友之间的雅谑玩笑。比如有关吃鱼的两则：和尚佛印是东坡的好朋友，虽是出家人，并不戒酒肉。一天煎了鱼下酒，东坡来了，佛印急忙把鱼藏在磬底下了。东坡已经看见了，进门就说：“今日特来向大师请教，向阳门第春常在的下句是什么？”佛印说：“你堂堂学士怎么连这么俗的对联都不知道？积善人家庆有余嘛。”“哦，磬（庆）底下有鱼（余）啊，那就拿出来吧！”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跟苏东坡有师生之谊，可他们并不拘师生之礼。
浅析唐代羁縻府州制
浅析唐代羁縻州府的特点及意义 —以黔中道下辖的羁縻州县为例 摘要：羁縻府州是唐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一种特殊的行政建置，是“羁縻”政策的产物。它以“羁縻”政策为指导，以土官统治为基础，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分别纳入州县的地方行政体系，它有别于两汉时期的“部落方国”，也不同于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而是被列为州县一级的地方行政组织，比“部落方国”进步，但管理又不如土司制度那样严密，处于“部落方国”向土司制度过渡的中间阶段，是将土官逐步纳入“大一统”国家的一个重要步骤。同时又是封建王朝扩大版图，捍卫边防的一种重要手段，它的建立，对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唐代羁縻府州设置黔中道影响唐代羁縻府州是封建中央王朝为适应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统治方式，它们与内地的正州共同构成唐朝控制本土腹地和四夷边疆的基本行政格式。 一、唐代羁縻府州的设置 唐代羁縻府州的设置始于唐高祖武德年间。史载：“初，隋末丧乱，豪杰并起，拥众据地，自相雄长，唐兴，相帅来归，上皇为之割置州县以宠禄之。”这些归降的豪强，就有少数民族部落。 而事实上，唐代羁縻府州的设置真正具有地方行政组织性质则始于唐太宗时期。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藩及蛮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
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及，边州都督、都护府所领，著于令式。”从记载可以看出，羁縻府州的设置是在统一的中央王朝的背景下设置的，它必须以强有力的中央实力为基础。 唐初，国家政局尚未稳定，因此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控制不强，基本沿袭隋制。贞观四年，李靖击败突厥颉利，其部落多来归降，唐朝因此面临如何安置突厥降户的问题，太宗诏令群臣进行商议，中书令温彦博首先提议将降部“请于河南处之，全其部落，得为扦蔽。”太宗从长远利益出发，采纳了温彦博的建议，将突厥降部请于河南处之，“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扦蔽。”以此作为建置羁縻府州的基本方针，自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城南）至灵州（治回乐，今宁夏灵武西南），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剖颉利故地，左置定襄都督，右置云中都督。从此，唐朝把突厥贵族全部集中在长安城周围，真正的羁縻府州才以这种内迁的方式建立起来。 然而，事与愿违，这种内迁的方式并没达到太宗想要的结果。贞观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宫时，被突利可汗弟中郎将阿史那结社密谋刺杀，未遂。太宗因此不再相信突厥，后悔当初没有听魏征他们的劝谏，把这些降部迁居河南，于是，他下令将他们迁到旧地。从此，边疆少数民族内迁设置羁縻府州的方式结束，开始了第二个阶段，即将他们迁居其旧部。“全其部落，顺其土俗，授以正业，教之礼仪，选其酋长，使入卫宿”，以此达到“以土官治土民”的目的。至此，唐朝的羁縻府州制度基本确立下来，并随着国家的强盛而不断完善，成为中
他贵为一朝宰相，有运筹帷幄安定社稷之功，因惧内而出名 在我国历史上，出现过许许多多的安邦定国之才，尤其是盛世强国的出现，更是离不开这些人的努力和付出。唐朝作为我国历史上最为鼎盛的一个时代，自然是人才众多，在李世民的带领下，众多的权臣共同努力，才开创出一个的辉煌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有许许多多的人都得以名垂青史，在历史的书卷上写下了他们自己的故事，其中有的以骁勇善战而被大家所称道，有的因神机妙算而为百姓所赞扬，而其中有一位，虽然他被太宗称为有着安定社稷之功，匡扶朝堂之业，但是他真正被众人所津津乐道的，却是他对于自己妻子的惧怕，这个人就是房玄龄。 房玄龄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官的家族，他的祖父曾经官职当朝将军，但是随着朝堂的愈加动乱，到了他父亲这一辈，也仅仅是当上了一个地方的小县令。虽然官职不大，但是世代传承下来的品质依旧留存，在这样的家庭中生长的他，自然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仅仅是外在的，更多的还是一种品质与精神的传承，而他也立志要重兴家门。所以在他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就非常努力的读书，希望在将来可以有所作为。 在经历了少时的发奋努力之后，他的辛苦付出终于是有了收获。在他十八岁这一年，在科考中一举中的，成功的考中了当地的进士，开始正式的入朝为官。在他为官期间，勤勤恳恳，为老百姓做了许多的事情，获得了当地人民的爱戴与拥护。可惜在那个时候，朝堂之中的局势已经变得愈发的不妙，皇帝整日流连于酒色玩乐之中，权力被大臣给把控，而天下的百姓也深受其害。看到这一点的他，深感自己内心的惭愧与无力，虽然为官一方，却无法改变这样的局面。 就在他深陷痛苦之中的时候，遇到了他一生之中的贵人，那就是当时还是秦王的李世民。此时的天下早已变得四分五裂，各地军阀都纷纷站起来推翻朝廷的统治，而他在听闻秦王的美誉之后，深感这是自己想要投靠的明主，于是便前往投奔。对于这个落魄的世家子弟，秦王给予了很高的待遇，不仅仅奉为军师，甚至很多时候都将他作为自己的一面明镜，来看自己的过错与失误。 他也没有辜负秦王对于他的这种信任，在他跟随秦王征战天下期间，多次献上奇谋妙计，数次帮助秦王的军队摆脱困境。随后他还被授予了掌管书记的职责，要知道，这种书记可不仅仅是记载一些行军途中发生的事情，还会记载下秦王的很多行为，这样的官职必定是深得信任的人才可以担任，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了他在李世民心目中的地位。所以其实在很大的层面上，除却君臣关系，他跟李世民更多的时候像是一种至交好友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在之后他毫不犹豫的参与了那一场难以评判的兵变的理由。 在李世民即位之后，身为开国功臣的他，自然也成为了当朝重臣。他先后担任了中书令、尚书，最终官至当朝宰相，受封公爵。在他在位期间，由于行事善于谋略，所以被委派进行吏治问题的处理。在他的主持下，对于官吏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手段，使得他们都能发挥好自己的优势，让整个国家运行的更加系统与流畅。这一举措，也为之后李世民亲自远征给彻底的清楚掉了后顾之忧。 除了为官才能，他在位期间的品行也多为人们所赞誉。在官至高位之后，他仍旧时刻不忘曾经跟随秦王征战的艰苦，秉持着艰苦的品质。相比其他的一些醉情于物质的官员，他始终勤俭节约，而且每日晚睡早起，对待任何事务都一丝不苟，就在他临终之前都仍旧心念着国家社稷，冒着冲撞皇上的风险去进谏。皇上也因为他的这一举动而大为感动，放弃了远征的想法，维护了国家的稳定。 其实他最为人称道的事情，还是在于他对于自己妻子的畏惧。在他与妻子相处的过程中，始终对她言听计从，而且纵然身居高位，对待妻子的霸道无理，也不曾心生半点的怨恨。在他晚年之后，还曾经因为喝醉而阴差阳错的酿成了醋坛子的典故。她的妻子虽然善于妒忌、
2021届河北衡水密卷新高考原创预测试卷（十九） 历史 ★祝考试顺利★ 注意事项： 1、考试范围：高考范围。 2、答题前，请先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用0.5毫米黑色签字笔填写在试题卷和答题卡上的相应位置，并将准考证号条形码粘贴在答题卡上的指定位置。用2B铅笔将答题卡上试卷类型A后的方框涂黑。 3、选择题的作答：每个小题选出答案后，用2B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写在试题卷、草稿纸和答题卡上的非选择题答题区域的答案一律无效。 4、主观题的作答：用签字笔直接答在答题卡上对应的答题区域内。写在试题卷、草稿纸和答题卡上的非答题区域的答案一律无效。如需改动，先划掉原来的答案，然后再写上新答案；不准使用铅笔和涂改液。不按以上要求作答无效。 5、选考题的作答：先把所选题目的题号在答题卡上指定的位置用2B铅笔涂黑。答案用0.5毫米黑色签字笔写在答题卡上对应的答题区域内，写在试题卷、草稿纸和答题卡上的非选修题答题区域的答案一律无效。 6、保持卡面清洁，不折叠，不破损，不得使用涂改液、胶带纸、修正带等。 7、考试结束后，请将本试题卷、答题卡、草稿纸一并依序排列上交。 一、选择题 1．下表内容是不同史籍关于唐神龙元年同一事件的历史记述。据此能够被证实的历史事实是 A．皇帝武则天传位于皇太子B．武则天以太后身份称帝 C．武则天仍旧被尊号为皇帝D．武氏被迫移住上阳宫 2．张国刚在《唐代藩镇研究》书中写道，唐代的藩镇，并不都是割据的。所谓“藩镇割据”只是藩镇中的一部分，即使是河朔型藩镇，也具有游离性和依附性并存的双重特点。由此可知，这一时期的藩镇 A．控制了地方财政收入B．共同抗衡了中央政权 C．延续了唐王朝的统治D．实现了对中央的控制
试析唐朝羁縻府州制度 摘要：羁縻政策是我国古代统治者惯用的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政策，这是一种高度自治的制度，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唐朝的统治者把这一政策推向高潮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羁縻府州制度是唐羁縻政策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唐中央政府和各少数民族政权都具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意义。唐朝的统治者在羁縻府州设置和治理中成功地把握了机动灵活的原则，全方位地体现了“因俗而治”的基本宗旨，是唐灵活处理民族关系的成功之举。 关键词：唐朝；羁縻府州；羁縻政策 中国历代王朝在认识到少数民族地区特殊性的基础上，都曾给予其一定的自主权，在行政管理上则实行羁縻民族政策。所谓羁縻，“羁”就是用军事和政治的压力加以控制，“縻”就是以物质利益给以抚慰，羁縻，是笼络联系的意思，原指套在牛马头上的笼头，用在政治上就是“以夷制夷”。即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特殊的行政单位，保持或基本保持少数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机构，承认其酋长、首领在本民族和本地区中的政治统治地位，任用少数民族地方首领为地方官吏，除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央王朝，经济上有朝贡的义务外，其余一切事务均由少数民族首领自己管理。这种政策始见于汉朝，最早大规模使用“羁縻”制度的是汉武帝，汉通四域，设立西域都护和屯田驻军，主要是为了防御匈奴和确保与中亚，西亚交通路线的畅通，并不是要征服和直接统治这一地区。只要各属国相安无事，保证文化贸易等方面的联系，汉王朝并不要求西域同内地一样划一管理，这就是羁縻的由来，到了唐朝，我国封建社会已发展到颠峰时期，高度的文明，灿烂的文化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而统治者开放，开明，日趋完备，渐成系统的治国策略更能给人以诸多启示。羁縻府州制度的广泛推行是唐独具特色且颇为成功的一项民族措施，这一特殊的行政管理政策，曾为中国这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它上承秦汉以来的边州制度，下启明清的土司制度，在中国地方制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加强对它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唐朝的民族政策，乃至对正确领会和执行现阶段党的各项民族政策也不乏借鉴意义。 —、唐朝羁縻府州制度的概况 羁縻府州是唐朝的边疆民族地方管理机构，主要建置于关内，河北，陇右，剑南和岭南五道，《新唐书》（卷四三下）对其建置情况详细记载如下：“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隶关内道者，为府二十九，州九十。突厥之别部及奚，契丹，降胡，高丽隶河北者，为府十四，州四十六。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之别部及龟兹，于阗，焉耆，疏勒，河西内属诸胡，西域十六国隶陇右者，为府五十一，州百九十八。羌，蛮隶剑南者，为州二百六十一。蛮隶江南者，为州五十一，隶岭南者，为州九十二。又有党项州二十四，不知其隶属。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1] 唐政府又在“缘边镇守及襟带之地”[2]设边州都督府，在边远民族地区设边州都护府主掌少数民族事务，包括“慰抚，征讨，斥堠，安辑蕃人及诸赏罚，叙录勋功，总判府事” [3]等职责，唐朝共设有单于，安北，安西，北庭，安东，安南六个大都护府，上述史书记载的856个羁縻府州就主要统辖于这六大都护府之下。其中，单于，安北两大都护府管辖北疆，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管辖西域，安东大都护府管辖东北，安南大都护府管辖南疆。 事实上，唐朝羁縻府州的数目还远不止上面提到的856个，这些只是较稳定的羁縻府州，还有许多因时置时废而未列入其中，以东北各民族地区为例，据学者研究，当时曾设
唐代的清流文化 一個現象的概述 陸揚 這篇短文的目的是想通过對 清流文化 的内涵及其意義的簡要討論來勾勒晚唐五代政治文化的特點,同時为唐五代的社會與文化转型提供一個新的視角和解釋框架三中晚唐的清流文化是如何構成的,這一文化有哪些特殊性,在整個唐五代社會居於怎樣的地位,對晚唐五代乃至宋初社會起到了什麽樣的作用,要回答這些重大問題,需要兼具細膩的文獻解讀和對複雜脉絡的宏觀把握三田餘慶先生的中古史研究是兼具這兩個特點的典範三筆者也希望能在這項研究中兼顧這兩個方面三通過對九到十世紀間書寫的解讀,來找尋塑造晚唐五代政治文化的種種無形力量三這項工作的另一個目的是藉此重新評估當下對唐與五代乃至宋初社會精英的一些基本看法三作者不贊同内藤湖南唐宋變革論式的分析模式三這種模式將原來千頭萬緒的變化化約爲一種綫性的發展模式,使許多現象間錯綜微妙的關係在分析過程中成爲可有可無的東西,甚至爲了分析的便利而被淡化到隱然不見的地步,以至於把很多歷史上的新與舊絶對化,使研究者對新舊之間的吊詭缺乏敏感三在筆者看來,唐五代的清流文化恰恰是這樣一種新舊相參二難以用内藤式框架把握的重要歷史現象三考察這一現象可以使我們重新認識唐與五代社會的特殊性三 一二何謂 清流 顧名思義,清流文化指的是被 清流 這個特殊群體所認同的一種政治文化價值系統和實踐活動三因此要瞭解唐後期清流文化的特點和意義,我們必須先解釋在唐代的社會裏,什麽樣的人士才被視爲 清流 三反覆斟酌之下,我認爲這個概念最適合用來概括唐後期形成的新政治文化精英,最重要的原因是 清流 這個概念不僅存在於當日社會的話語之中,而且有越來越清晰的指涉,同時它包涵了一種特殊的社會認知,而不僅僅是一種制度上的身份,這正可以涵蓋一個依靠社會想象和政治成功而構成的精英群體三當然這一概念就如同任何歷史概念一樣,本身有一個形成的過程,即便其邊際日漸變得清晰,在不同的語境中,對不同身份的社會成員,它的確切涵義和成員組成仍會有所不同三筆者並非第一個用 清流 這詞彙來描述中晚唐的精英群體,陳寅恪早已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裏指出了這一現象: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对多数没有佛教信仰或不曾接触过佛教的人来说，佛教似乎离我们的生活非常遥远。事实上，佛教和国人的关系不仅非常密切，且源远流长。2000年，佛教界举办了“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的纪念活动。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在中国经过两千年的传播，已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佛教和传统文化已水乳交融、密不可分了。 关于佛教传入的时间，早期多认为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其后，学术界经过进一步考证，提出传入时间应为西汉哀帝元昭元年（公元前2年），这也是目前教界一致公认的。 一、佛教与哲学 在中国文化史上，虽在春秋时期出现过百家争鸣的盛况。但汉魏之后，真正对中国社会 产生影响的，乃儒、释、道三家。 如果我们不了解佛教，就无法对中国文化有全面的认识。如魏晋玄学，便深受佛教般若 思想的影响。般若典籍谈空说无，正是玄学所崇尚的境界。故在南北朝时期，般若经典的翻 译及弘扬成为热潮。而隋唐哲学的内涵主要是佛学，如果离开佛学思想，隋唐时期的哲学史 将是一片空白。 早期的儒家思想比较富有生活气息，发展至宋明理学，则将重点落实于心性。关于心性 的内容，是早期中国哲学的薄弱之处。虽然孟子及《易经》有所涉及，但总体较为单薄。而 佛教的大、小乘经论，对心性都有着丰富且深入的阐述。需要说明的是，佛教对于心性的认 识，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建树，更落实于具体修证中。尤其是禅宗，特别重视心性的参悟。因 而也有人说，宋明理学是戴着儒家帽子的和尚，表面为儒家，内涵却是佛家。且不论宋明理 学的兼收并蓄是否成功，其深受佛教之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 及至清末民初，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杨度等维新人士，以大乘佛教慈悲济世的大 无畏精神从事救亡图存、维新改革，虽然他们的政治改革失败了，但志士们的哲学思想却影 响了数代国人。而在他们的思想中，又有相当部分是源于佛学。谭嗣同的《仁学》是受到华 严及唯识思想的影响，开卷即言“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以为“仁 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康有为的《大同书》则受到佛教无我思想的影响，立 志打破社会各阶级的界限。 纵观中国哲学史，佛教始终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胡适先生早年曾撰写《中国哲学史大 纲》，及半便不了了之，原因就在于他不了解佛教。其后，他也开始研究佛教，并收集了很 多禅宗方面的资料，尽管他的考证未必为教界接受，但也从中反映了他对佛教的重视以及佛 教于中国哲学的深远影响。
从唐代的婚姻状况看妇女的社会地位 网络教育学院05(2)历史专业李拴昌 内容摘要: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又是“开放型”社会，表现在许多方面，妇女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可从婚姻制度、婚俗文化、妇女的婚姻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得到表现，再结合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一步探讨妇女地位相对较高的原因。 关键词：唐代、婚姻状况、妇女、地位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观念一直占主导地位，妇女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压迫，地位极其低下。相对而言，唐代妇女是幸运的。她们处于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又属“开放型”社会，其开放特点不仅表现在政治制度、民族政策、外交关系等方面，而且反映在民间礼俗和婚姻制度上。她们受到的封建束缚和压迫相对较少，一改过去哭不露齿，站不依门，行不露面的传统，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她们拥有广泛的权利：参政权；受教育权；财产继承权；家庭成员的决定权；家庭事务的管理权；自我意愿的决定权；婚姻的决定权（包括初婚决定权、离婚决定权、再婚决定权）。下面我就唐代的婚姻制度、婚俗文化、妇女的婚姻生活和社会生活，谈谈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不妥之处敬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愚生将感激不尽。 一：唐代的婚姻法律制度和婚俗文化 法律是在阶级社会中产生并用来调整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强制力量,我国几千年来有关婚姻、家庭的法律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在秦朝，秦律已经有了对婚姻、家庭问题的简单规定。到了唐朝，封建社会进入了全盛时期，法律也趋于完善，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６５１年）颁布的《永徽律疏》（简称唐律），它得古今之平，在中华法系中堪称最为完美的一部封建法典。其中，对于婚姻制度的规定，在结合礼教的过程中，兼顾社会生活和民风民俗，将情礼法恰当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