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 河北学刊 Mar.,2007第27卷第2期 Hebei Acade m ic Journal Vol.27 No.2
经济学研究新探索
近代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再思考(下)———从斯密、黑格尔、马克思、桑巴特、韦伯、熊彼特到诺思、肯尼迪和华勒斯坦
韦 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200433)
[摘 要]本文对近代一些思想家对西方世界兴起的复杂社会原因的探索做了多学科的综合文献回顾。从而发现,依据亚当?斯密的分工和市场扩展理论,黑格尔与马克思等古典学者认为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主要原因来源于分工和自由竞争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桑巴特、韦伯和熊彼特则把近代西方世界的快速经济增长归结为企业家的追求和企业无限扩张的资本主义精神;经济史学家诺思认为近代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产权制度和现代经济组织;政治学家保尔?肯尼迪则把这一历史现象归结为欧洲近代历史上的政治多元化和历史机缘;而华勒斯坦等历史学家则从非决定论的理论视角讨论了近代欧洲兴起的天时地利。综观西方学术诸家对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解说可以发现,尽管在这个复杂的问题上存在诸多歧见,但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以及支撑法律制度工作的现代民族国家和宪政民主政治的生成是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基本原因之一,这一点乃是诸家的理论共识。
[关键词]斯密动力;布罗代尔钟罩;分工;市场深化;企业家精神
[基金项目]200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李约瑟问题与晚清帝国衰落的制度经济学反思》(KRH3046006)
[作者简介]韦 森(1953—),男,山东省单县人,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制度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09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7)02-0152-05 [收稿日期]2006-10-28
三、西方世界兴起的制度因素与天时地理:
从诺思、肯尼迪到华勒斯坦
通过本文上篇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从斯密、马克思到桑巴特、韦伯和熊彼特,均从市场参与者的精神禀赋上论述了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但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强调了在近代西方世界兴起中的制度因素,尤其是韦伯,更是明确地把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最终归结为西方国家近代以来所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理性化的法律和行政制度。那么,这种促成并保障近代西方国家中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兴起的理性的法律制度和行政体制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毫无疑问,它与罗马法、基督教传统以及西方国家的独特的理性主义文化精神有关,但从发生学上来看,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不可能单独构成决定性的生成因素。韦伯看到了这一点,并在许多著作中一再申明这一看法。现在看来,直到今天,这些问题都没有获得令人完全信服的答案。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试图运用当代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思路,并结合科斯(Ronald Coase)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理论视角,来理论地和历史地回答这一问题,但现在看来,其回答仍然难以令人满意。并且,这里不能不说,从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有关欧洲近现代法制史和宪政史文献来判断,诺思对近代西方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法律制度的产生原因的解说,可能是误入了歧途———如果说他的解答不是误人子弟的话。
现在看来,诺思本人对制度与国家因素在近代西方世界兴起中的作用的看法,同数十年前韦伯所提出的上述见解有颇多相似之处,但是,很显然,诺思比韦伯更为清晰和明确地强调了西方世界近代兴起中的制度因素,并且也更注重与制度因素直接关联着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譬如,在《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一小册子中,诺思和托马斯(North& Tho mas)一开篇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的中心论点一目了然,那就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之所在。”[1](P5)在该书第八章,诺思和托马斯又重复指出:“我们在第一章已证实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求。如果存在着这样一种组织,那么,只要它符合经济增长的要求,一个社会便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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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1](P117)在这本小册子的“结束语”中,诺思和托马斯还批评马克思未能认识到经济增长并不是必不可免的,并批评亚当?斯密没有告诉人们“怎样保证有效率的政府会发明并维持一组保证经济增长的产权(制度)”。他们还声称,真正开始研究经济组织的,是他们自己[1](P194)。
如果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近代西方兴起的关键因素,那么,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方诸社会的形成和出现呢?在后来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诺思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譬如,在第二章《经济结构导论》中,诺思(North)指出:“知识和技术的存量决定了人类福祉的上限,但他们本身并不能决定在这些限度内人类如何获得成功。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结构决定着一个经济的实绩以及知识和技术存量的增长速率。”[2](P17)那么,又是什么因素确保有效的经济组织的运作呢?诺思认为,那就是明确的私有财产制度。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诺思用了大量篇幅阐述了这一观点,并以荷兰和英国经济在欧洲近代史上率先起飞的例子,来说明他的见解。就荷兰的例子而言,诺思解释说,在近代欧洲历史上,荷兰经济之所以率先起飞,其原因在于“荷兰人在地理上处于中心位置,再加上有一个通过授予和保护私有财产和反对限制性措施等方式来鼓励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政府”[2](P154)。至于英国,诺思则认为,英国经济能成功地摆脱17世纪的危机,可以直接地归因于逐渐形成的私有财产制度[2](P154)。
如果说在一个经济中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与私有财产制度安排有关,那么,又是什么决定了私有财产制度的生成?换句话说,导致近代西方世界兴起的私有财产制度出现的因素是什么?这显然是更深一个层次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诺思的明确解答是,“理解制度结构的两个主要基石是国家理论和产权理论”;“因为是国家界定产权结构,因而国家理论是根本性的。最终是国家要对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2](P17)。从这一认识出发,诺思得出了如下结论:国家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因此,诺思主张,在任何关于长期变迁的分析中,国家模型都应占据重要的地位[2](P20)。
诺思的国家理论的基本思想又是怎样的呢?按照诺思的解释,理解国家的关键在于它“为实行对资源的控制而可能采用暴力”[2](P21)。因此,诺思认为,离开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作出有效的分析。出于他的来自新古典主义“理性经济人”的分析精神,诺思认为,具有一个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统治者的国家模型,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其一是统治者在与选民的交换过程中,国家为取得收入而向选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其二是国家统治者为达到国家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一个社会集团设计产权制度;其三是由于国家组织者总是面临其他国家和现存社会中可能成为未来统治者的个人的潜在竞争,因此,统治者垄断权力的程度是各个不同选民集团替代度的函数[2](P23—24)。说到底,在诺思的心目中,国家统治者完全基于其个人利益的计算,为市场的参与者设计产权规则和建构财产制度。譬如,在20世纪80年代后出版的一些著作中,尤其是在《经济史上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诺思一再指出,国家所提供的基本服务是人们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博弈规则。这些社会博弈规则(包括产权形式)完全取决于国家的统治者对其收入的最大化追求。在这里,我们暂且不去深究国家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形式的建制,其本质和存在理由是什么(这已经部分超出了社会制度的经济分析的研究范围),单从诺思认为国家存在以及其职能是其内部统治者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来发明、设计、界定及实施产权和其他社会博弈规则这一点来看,这一见解本身就意味着经济运行的种种规则、约束和规范不是来自在现实交易或交往中的当事人的活动过程,或者说经济博弈过程,即不是人们重复社会博弈创生并衍化出社会博弈规则,而是第三者(即国家)根据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计算与独断意志或意愿来决定和建立这些博弈规则。
基于其新古典主义的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诺思得出了他心目中的西方世界兴起的动态发展机制的历史图景:较充分界定的产权改善了17、18世纪西方市场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上的要素和产品市场,其结果是,“市场规模扩大导致了更高的专业化分工,从而增加了交易费用”。继之而来的是“组织的变迁旨在降低这些交易费用,结果是市场规模扩大以及发明的产权得到更好的界定,从而在创新收益率提高的同时,创新成本得到根本性的降低”。诺思认为,正是这一系列相互促进、相互关联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的变化,为西欧的科技革命———第二次经济革命———铺平了道路[2](P159)。如果大视角地阅读欧洲近代经济、法律与社会史,我们会发现,在近代欧洲历史上,确实存在着市场秩序的自发成长和扩展与法律和宪政民主制度之间的一个互动发展的相互作用机制。这与诺思的见解颇为相似。但是,与诺思的历史观颇为不同,我们的观察是,欧洲的法律制度和其他市场运行的制度规则,决非是———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是———欧洲各国的统治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市场运行而设计出来。恰恰相反,与市场运行有关的法律制度恰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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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发展的一种自发生成的产物,———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工商业界人士和城市民众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进行法律制定(主要是商法、海事法、城市法等)并与各国君主王权争斗所争得来的一种结果。换句话说,欧洲近代的法律制度是近代宪政民主政治生成的一个历史伴随物。
同样从国家在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来分析问题,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 )则反过来从历史上欧洲各国政治的多元性、
民族和王朝的国力竞争及军事冲突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来探寻和解释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历史原因。
在《大国兴衰:1500到2000年的经济变化与军事冲突》一书中,肯尼迪谈到欧洲近代史上的奇迹时首先指出,近代以来,“在定居于欧亚大陆西部的分散的、相对来说缺乏经验的民族中,发生了一场不可阻挡的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是什么长期的因素促成了这一“欧洲奇迹”?肯尼迪首先发现,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在政治上总是处于一种四分五裂、各国互相竞争和军事冲突不断的状态。而近代欧洲政治上的这种多样性主要是它的地理状况所造成的。欧洲的地形支离破碎,加上众多的山脉和大森林,从南到北气候差异很大,这就使得在欧洲建立统一的政治控制体制变得非常困难。这种多样化的地形促进了分散政权的发展和持续存在。地方王国、边境贵族领地、高地氏族和低地城镇联盟构成了近代欧洲历史上的政治地图。欧洲多条内陆河流和三面环海,又为近代欧洲各地的分散贸易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各地王权势力的相对薄弱,又恰恰为近代欧洲各地———尤其是波罗的海、北海、地中海和环周边地区———的分散贸易提供了契机,欧洲的近代市场贸易秩序,事实上就是在这种各国王室政治竞争和军事冲突的缝隙中发展起来的
[3](P16—20)
。肯
尼迪认为,这种分散的、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监管的贸易以及由商人、港口和市场发展所形成的政治和社会后果,意义十分深远。首先,没有任何王室和封建领主的政治权威与宗教势力有办法及能力完全压制住这种市场贸易的扩展:“……基本事实是,在欧洲既不存在一个可以有效地阻止这种或那种工商业发展的单一政权
(unif or m authority );也不存在一个中央政府因其侧重
点不同而造成某一工业的兴起或衰落;那种类似于严重阻碍印度莫卧尔帝国的征税人对商人和企业家进行系统与全面掠夺的情形也没有发生……像明代中国和幕府时代的日本那样的对海外贸易所颁发的禁令也难能有什么效果”
[3](P20)
①。
根据上述历史事实,肯尼迪接着发现,在这样一种历史格局中,“大部分欧洲政权逐渐地、不平衡地与市
场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a sy mbi otic relati onshi p ),从而为市场经济提供了一种国内秩序以及非任意专断的法律制度(对外国人也是如此),并从税收中获取了由贸易所带来的利润增长的一部分。”在此情况下,肯尼迪认为,整个欧洲近代的发展,恰好印证了亚当?斯密的一句名言:“除了和平、轻税赋和宽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个最原始的国家发展为最大限度的繁荣,就不再需
要别的什么了(着重号为引者所加)。”[3](P20)
肯尼迪的这一见解,恰恰与笔者在最近的两篇长文中所讨论的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的发挥机制和哈耶克以及狄索托所猜测到的其制度条件相一致②,并且为学术界对欧洲市场经济秩序的扩展史研究所证实。
如果说上述诸家在探索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原因时,仍或多或少地从历史决定论的视角审视问题,那么,也有一些历史学家基于某种潜意识的非决定思路来考察近代西方社会兴起的一些偶然因素,把欧洲市场经济的生成和兴起,视作为“相当偶然的”、“机缘的”,甚至是“一组巨大的意外”。譬如,同样意识到罗马帝国的崩溃为近代西方世界的兴起提供了一些历史条件或契机,意大利历史学家波利加尼(Luciano Pelli 2cani )和当代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华勒斯坦(I m manuel Wallerstein )就提出,在罗马帝国崩溃后,中世纪的教廷
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权之间的争斗,使得整个中世纪的欧洲国家(政府)从来都不强大,从而意外地使“资产阶级的市镇”获得了“渔翁之利”:罗马帝国崩溃了,欧洲的一些族国和邦国———如意大利的城市邦国———把握住了这个机会,于是,“资本主义便产生了”
[4](P51—55)
。
除了罗马帝国所带来的欧洲松散的政治实体和各国王权对社会的控制力量实际并不大这一历史事实外,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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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罗森堡和小伯泽尔(Rosenberg and Birdzell Jr .,1986,参见中译本,第155页)也观察到同样一个事实,他们指出:“……似乎可以肯定,西方资本主
义之所以能发展,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欧洲分裂成众多的国家和公国。欧洲不是只有一个‘帝国公司’,而是有许多的‘君主公司’、‘诸侯公司’和‘城市国家公司’。新出现的民族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之间开展竞争,每个国家都基于保持从商人阶级那里获得收入和信贷,也都意识到允许邻国增加和扩充军事
力量的财政能力的危险性。因此,这种竞争是克服乡村军事贵族对新商人阶级所固有的厌恶感的重要因素。”(罗森堡和小伯泽尔:《西方致富之路》,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55页。
)韦森:《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研究西方世界兴起和晚清帝国相对停滞之历史原因的一个可能的新视角》(《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
韦森:《从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看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东岳论丛》,2006年第4期)。
一位学者霍尔还补充到:“毋庸置否,许多支蛮族在罗马帝国的末期进入了欧洲,这就与中国和伊斯兰地区历史上的面临单一外患又很大不同,这一事实是利于多元体制在欧洲出现的初始条件。”
[5](P134)
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在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多元的政治格局和各封建王国和领主之间的竞争与冲突为工商企业家的崛起提供了缝隙及机遇,但这绝非意味着在近代欧洲诸社会中已自动生成了市场秩序自发成长与扩展的土壤和条件。事实上,在欧洲中世纪的早期,欧洲各地均普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约束“斯密动力”发挥的各种各样的“布罗代尔钟罩”。正如波利加尼所见,“无论我们检视什么地方,都可以找到资本主义的踪影。但我们同时也发现,那些经济生活多多少少地都禁锢在(Cooped in )僵死的政治、宗教和社会结构里,这种结构给卡塔莱科特克斯博弈(the ga me of catallactics ①———商业交换的科学)留下了很小的空间”[4](P43)
。换句话说,尽管在文明社会的任何时期和地方都会存在着市场扩展的内在成长动力,但在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和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地区,总是存在着有效约束住自发经济秩序不断成长和扩展的种种限制,而欧洲中世纪之后诸社会的动态变迁,却为成功地打破这些种种限制性的禁锢提供了天时地利。在近代欧洲历史中,种种约束着市场经济秩序自发扩展的“布罗代尔钟罩”被打破的实际历史过程到底是怎样的?欧洲近代历史上打破这种种对市场扩展秩序限制型约束历史过程的经验对我们今天反思晚清中国衰落的历史原因的参考意义是什么?在经历了二十多年触发市场秩序生成并不断成长和扩展的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今天,欧洲历史上这一动态演变过程的历史经验的现实意义又在哪里?这才是我们今天重新追问这一问题的意义所在。
四、简短的结论
通过对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进行探究和论述的上述文献的简略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这个极其复杂
的理论和历史问题,诸家的见解既存在巨大的理论分歧,也有许多“所见略同”之处。对这些诸家所见略同之处,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笔者在最近的两篇文章②中业已指出,按照
亚当?斯密的见解,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机制源于分工和专业化所伴生的市场扩展与深化,而推动人们不断进行企业内部与市场和社会分工的最终动力,则来自人们对自利的追求以及人类所禀有的喜好交易的性向,而作为一种自发生成和自我扩展秩序的市场体制———或言哈耶克眼中的那种“Catallaxy ”———,既是这一“斯密动力机制”发挥的条件,又是其外在表现和现实结果。斯密的这些伟大理论发现,被后来的许多思想家以各种形式近似地表达出来,且各学派诸家见解的差异不大。譬如,在马克思那里,被解释为资本家对“不断的积累的资本”无限制的追求;在熊彼特那里,这种经济增长的动力源被归结为“企业家”的追求事业成功和争取出类拔萃的那种非物质追求的“创新精神”;在凯恩斯(Maynard John Keynes )那里,则被理解为熊彼特式“企业家”扩张企业的那种“动物精神”。这种对企业扩张和对资本积累无限制的追求,在马克斯?韦伯的话语中,则成了“人为了他的生意而存在,而不是为了人的存在而经营生意”这句名言。正是在这种源自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以及喜好交易性向而演变出来的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的创新冲动,使得近现代的市场经济秩序好像是一个美国历史学家兰德斯(Landes )眼中的那种“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一样。这种企业家追求利润和企业不断成长的结果,就使得现代市场体系变成了马克思和华勒斯坦所见的那种其“核心活动是一种永不停滞的成长和不断的资本积累”
[4](P18)
。
第二,依照韦伯和华勒斯坦等西方学者的见解,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或精确地用哈耶克的语言说,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在人类文明社会的许多地方(如果说不是全部的话)和历史时期都存在过,但这种
以市场交换形式存在的扩展秩序要占据整个社会,从而使其内在蕴涵的斯密动力顺畅地发挥出来,确实在近代欧洲历史上有其独特的天时和地利条件,这种天时地利主要为:(1)罗马帝国崩溃后形成的欧洲各地松散的多元化政治格局;(2)欧洲各王国和封建领主之间的相互竞争及军事冲突;(3)在欧洲中世纪传统政治体制下王室和政府对社会的实际控制力量相对薄弱;(4)罗马教廷神权与欧洲各王国君主神权之间的相互制约;(5)基督新教改革所带来的西方人的世俗观念的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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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这是哈耶克晚年所经常使用的替代“经济”一个词,意为“研究作为自发秩序的经济系统的科学”。根据Archbishi p Whately 的思想,哈耶克在他
晚年的许多著作中一再把这种“作为结果的自发秩序”称之为他根据古希腊语Katalassein 所造的一个新词“Cat all axy ”
(参Hayek,1967,p.167;1979,p.107—132;1988,p.111—112)。譬如,在《法、立法与自由》第二卷,哈耶克(Hayek,1976,p.109)说:“从而经由人们在市场中依据财产法、侵权法和契约[法]而行事所产生的特定的自发秩序就是Cat all axy ”。研究“Catallaxy ”如何运作的科学就是“catallactics ”。
韦森:《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研究西方世界兴起和晚清帝国相对停滞之历史原因的一个可能的新视角》(《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
韦森:《从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看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东岳论丛》,2006年第4期)。
大转型,以及韦伯所见的那种新教伦理的形成。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就出现了近代诸国工商业界生意人士冲破限制市场扩展秩序成长的种种布罗代尔钟罩的一个巨大的和不可多得的历史机缘。结果,近代欧洲历史的“科技革命”和“经济起飞”就在这一历史机缘中发生了。
第三,尽管近代西方兴起的动力机制来源于人们的自利追求和喜好交易的性向,以及在欧洲近代市场经济秩序生成过程中转化为某种企业家精神及创新和无限扩展资本的那种冲动,但这种精神的发挥和张扬却需要外在的制度环境。这种企业家精神以及其创新和无限扩展资本的冲动与外部制度环境的互相冲突、相互作用和相互调适,构成了近代欧洲经济奇迹的社会动态变迁过程。那么,这种保障或言能够容纳市场秩序自发生成和不断扩展的法律制度是怎样在近代欧洲多元化政治实体之间的相互竞争以及罗马教廷神权与各国君主王权相互制衡的独特历史机遇中产生的?从历史上来看,这主要有赖于西方近代民主国家和宪政民主制度的生成。回顾并反思西方宪政民主运动与西方近现代法律制度的生成以及与西方诸国近代经济起飞的内在关系,已经属于另外一篇理论文章的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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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u mpeter to North,Kennedy and Wallerste i n
WEI Sen
(School of Econo m ics,Fudan Univer sity,Shanghai200433,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pr ovides a literature revie w of multi-disci p lines on the causes of the western world in the modern ti m e.While these classical scholars like Hegel and Marx believe that the main causes of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re relies upon the i m pr ove ment of p r oductivity which co me fr o m the divisi on of labor and free-market co mpetiti on,S o mbart,Weber and Schu mpeter attribute the hist orical pheno menon t o the capital2 ist s p irit of those entrep reneurs t o unli m itedly gr o w their business.The instituti onalist econo m ist Douglass North dee m s that the funda mental causes of the rise of western world are due t o the f or mati on of the private p r operty rights syste m and the modern industrial organizati on,a political scientist of Paul Kennedy thinks that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co me fr o m political co mpetiti on of the nati on-states of the western Eur ope,and the hist orian Wallerstein believes that the collapse of the Ro man E mpire and the conflict bet w een the Vatican and the secular monarchs in pre-modern Eur ope have create s o me rare opportunities f or the econo m ic gr o wth in the western Eur ope in the modern ti m e.An overvie w of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the issue sho ws the fact that des p ite of many conjectures on the causes of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in the modern ti m e,there are s o me consensus that the f or mati on of the well-functi oned legal syste m s and their underlining constituti onal de mocracy are maj or contribut ors of the hist orical pheno menon.
Key W ords:S m ithian Dyna m ics;B raudel Bell Jar;divisi on of labor;deepening market;entrepreneurial s pirit
[责任编辑、校对:王维国] 651
河北学刊 2007?2
百度首页 | 百度知道 | 登录“创新理论”最早是由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1912 年提出的, 如今, “创新”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一个热门话题。作为一位博学的思想家, 熊彼特不仅从经济学意义上阐述了“创新理论”, 而且特别从社会哲学、经济社会学、经济史学等多重视角阐发了“创新理论”的丰富内涵。 1、创新的内在质变性 2、创新的社会历史性 3、创新的系统有机性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不仅在经济学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而且在社会哲学层面上揭示出的“创新”的丰富内涵。 “创新”一词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于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 创新理论概述 人们对创新概念的理解最早主要是从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角度，探讨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要代表人物是现代创新理论的提出者约瑟夫·熊彼特。独具特色的创新理论奠定了熊彼特在经济思想发展史研究领域的独特地位，也成为他经济思想发展史研究的主要成就。 熊彼特认为，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要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或者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就是这种不断创新的结果；而这种“新组合”的目的是获得潜在的利润，即最大限度地获取超额利润。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正是起因于创新过程的非连续性和非均衡性，不同的创新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由此形成时间各一的经济周期；资本主义只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不可能是静止的，也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当经济进步使得创新活动本身降为“例行事物”时，企业家将随着创新职能减弱，投资机会减少而消亡，资本主义不能再存在下去，社会将自动地、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当然，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具有本质性的区别。因此，他提出，“创新”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力，没有“创新”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 熊彼特以“创新理论”解释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解释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趋于灭亡的结局，从而闻名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影响颇大。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创新理论"以后，又相继在《经济周期》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书中加以运用和发挥，形成了“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的理论体系。“创新理论”的最大特色，就是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至高无上的作用。但在分析中，他抽掉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实质。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包括下列5种具体情况：
精选文档 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 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它决定着经济发展的质量与速度。人类实践证明，科技创新与伦理道德的关系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效益。科技创新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这样才能为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服好务，实现可持续发展。 十七大报告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则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它决定着经济发展的质量与速度。而人类科技发展的历史也证明，科技创新与伦理道德的关系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效益。对于我国而言，科技创新必须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只有这样才能兴利除弊，更好地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服务，真正实现经济可持续的健康发展。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一、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决定着经济发展的质量与速度 在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上，有过三次不同的科技革命，但相同的是，每一次科技革命给人类所带来的都是经济发展的大步前进，而这种进步是其它任何革命所无法比拟的。18 世纪60 年代的第一次科技革命，蒸汽机车等发明使工场手工业大大发展，使社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从而使英国国外市场急剧扩大，成为世界上当时最大的资本主义殖民国家。19 世纪70 年代第二次科技革命时期自然科学取得突破性进展，电力广泛应用、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得到创制、新通讯手段得以发明，使得世界市场出现，促使生产力迅速发展，生产关系进一步调整。二战后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出现了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为代表，包括人工合成材料、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等高新技术。这些技术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结构变化，推动国际经济格局大幅度调整，同时也扩大了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 （一）怎样理解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是人类在长期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历史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认识世界事物的知识体系。技术是指人类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应用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和技能以及物化的各种生产手段和物质装备。科技创新是原创性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总称，是创造和应用新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提供新服务的过程。科技创新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现代科技引领的管理创新。 经济是生产或生活上的节约、节俭，前者包括节约资金、物质资料和劳动等，归根结底是劳动时间的节约，即用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生产出尽可能多的社会所需要的成果；后者指个人或家庭在生活消费上精打细算，用消耗较少的消费品来满足最大的需要。总之，经济就是用较少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空间获取较大的成果或收益。经济发展其实就是一个国家摆脱贫困落后状态，走向经济和社会生活现代化的过程。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更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素质的提高。所以，经济发展涉及的内容超过了单纯 的经济增长，比经济增长更为广泛。 （二）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从经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讲，科技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动力。国际知名经济学家安德森麦蒂森的研究显示：18世纪前，全世界最发达的西部地区的人均收入增长只 精选文档
本科课程教学大纲（2009版） （征求意见稿） 教务处编印 二〇〇九年六月
西方行政学说史 A History of Western Administrative Theories 课程编号：3141036 课程属性：专业主干课 学分：3 学分 学时：48学时（讲课：48学时；上机：学时） 课程性质：必修 先修课程：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学原理 适用专业：行政管理系本科生 教材：西方行政学说史，武汉大学出版社，丁煌著，2008年修订版。 开课院系：行政管理系 一、课程的性质和任务 西方行政学说史是一门交叉学科，它既是行政科学的组成部分，又是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是学生真正进入行政管理科学大门的一门专业主干课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熟悉西方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历史，掌握西方行政学的主要流派及其思想内容以及行政科学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性理论，分析和描述西方行政学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藉此，在全面了解西方行政学的发展过程基础上深入理解行政学知识与理论，从更广泛的纵横层面把握行政管理制度和方法的发展进程及其原因，并从行政理论的变革和历史作用中得到启示，加深对行政活动规律的认识。 二、教学内容和要求（要求分为掌握、熟悉、理解、了解、初步了解等） 1、第一章：导论（2学时） （1）掌握西方行政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2）理解学习西方行政学说史的意义； （3）了解西方行政学的发展阶段。 2、第二章：提出与创立时期的西方行政学说（6学时） （1）掌握威尔逊提出的行政实质内容； （2）掌握古德诺“政治-行政二分”的涵义以及政治与行政的协调途径； （3）熟悉科学管理理论与一般管理理论的基本内容； （4）理解威尔逊行政学思想的学术地位 （5）理解泰勒科学管理理论对西方行政学发展的影响 （6）了解法约尔一般管理理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3、第三章：正统时期的西方行政学说（ 8学时） （1）掌握韦伯官僚制理论的主要内容； （2）熟悉怀特的理论行政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自主创新与中国经济发展 日期：2008-01-06 作者：张晖明来源：文汇报 我们通过引进学习，加速了现代化进程，可以看出学习效应之高、学习效应之好。但是从人类历史进步的长河来看，一定是研发效应、研发收益高于学习效应、学习收益，否则就没有人愿意做研发。之所以人家愿意做研发，是因为在它的财务结构里，用于研发的开支已经成为一种有效的投资，并且是有高回报的投资。但在我们自己的财务结构里，本来利润空间就很小，还要再增加研发费用，难以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现在财务结构很难跨过这个转变的周期阶段;一旦跨过这个时间段，我们的企业发展肯定会不一样。 大家知道，2006年的全国科技大会以后，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用15年的时间将中国建设成创新型国家。这个命题不论对国家的生存发展而言，还是在全球化格局下对过去发展模式的反思，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 一、为什么要“建设创新型国家” 1、改革开放成就与发展模式反思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包括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力增长、企业竞争力提高、中国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等方面，回到“以人为本”方面而言，就是生活水平的提高。 但我更多想讲的是问题。现在我具体讲几个与技术创新等有关的问题。 一是D V D付费。在2001年《中美知识产权双边协议》签定后，第二天，在荷兰鹿特丹港，就有深圳先科公司生产的D V D 被查扣。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或者跟美国有直接双边协议之前，人家可能也没有直接约束我们的办法，但是既然签约了，采用了他们的核心产品，就必须技术付费。因此，谈判的结果是给3C联盟付费，每台D V D9美元，给6C联盟每台D V D付6美元。最近美国贸易委员会还在就D V D问题进行讨论，谈判中讨论是否多追加每台3美元。到现在为止，D V D的利润空间已经非常小了。这是非常典型的事件，可以看出自主知识产权对产
熊彼特创新理论及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一、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创新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可以应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在经济学范畴中,创新主要是指通过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来提高生产力、推动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西方经济学中第一个系统地、完整地描述创新理论的是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熊彼特首次提出“创新理论”。 1、创新概念 熊彼特认为“创新(Innovation)”就是把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即“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其目的是为了获取潜在的利润,熊彼特指出这种“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具有五种情况:“一是生产新的产品,即产品创新;二是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即工艺创新或生产技术创新;三是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即市场创新;四是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供给来源,即材料创新;五是实行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即组织管理创新。”熊彼特的创新概念主要属于技术创新范畴,也涉及到了管理创新、组织创新等,但他强调的是把技术等要素引入经济,使技术与经济相结合,因此他所说的创新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是指经济上引入某种“新”的东西,不能等同于技术发明,他认为,只有当新的技术发明被应用于经济活动时,才能成为“创新”。 2、创新与家的关系 熊彼特指出:“我们把新组合的实现称为‘’,把职能是实现新组合的人们称为‘家’”,家活动的动力源于对垄断利润或超额利润的追逐,其目的或结果是实现“新组合”或创新,可以说创新的承担者(主体)只能是家,家的创新活动是经济兴起和发展的主要原因,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发明者不一定是创新者,同样,资本家和股东也不同于家,拥有资本的资本家或技术发明者,如果不把他们的资本和技术用于生产方式的新组合,没有创新行为,那他们就不能成为家。 3、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熊彼特认为:创新的过程是不断破坏旧结构,创造新结构的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在创新的持续过程中,具有创新能力和活力的蓬勃发展,一批批老被淘汰,一批批新在崛起,促使生产要素实现优化组合,推动经济不断发展。就像熊彼特所说的“你必须时刻准备着为穿上一件知识的外衣而撕破另一件。”由于创新的偶然性和“群聚性”(in groups or swarms)即“成组”或“成群”,
西方行政学说史 政治：国家重大决策的制定活动和围绕重大决策以及相关问题的相互互动过程，其形式的国家政策和法律。 法律：国家用来规范全体公民行为的理性化规定，其形式是法律条文。 行政：国家政治决策和法律规定被实施的过程，其形式是行政行为。 威尔逊：公共行政之研究1887 古德诺：政治与行政1900 泰勒:《科学管理原理》1911年 法约尔：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1916 马克斯.韦伯：官僚制1920 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1947 1.《行政之研究》威尔逊 1.政治学研究围绕着政府体制、国家性质、主权的本质和地位、民权和王权（大众权力和王室特权）、政府实质及目的。忽略了“如何富有启发性地、公平地、迅速而又没有摩擦的实施法律”的问题，即“行政管理” 2.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了解：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和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政府能做什么？怎么做好？） 3.威尔逊比较了早期时代的政府行政和现阶段的政府行政。早期时代的政府靠命令行事，驱使着人民，全体人民处于管辖之下，缺乏民主，也就很少或没有在行政管理方面遇到问题。而现在，全民的意见正在稳步地扩展成为一种关于国家职责的新观念，政府的职能日益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在数量上也同样大大增加。 4.威尔逊通过对当代世界主要国家的制度史的分析判断指出了一般政府发展所经历的三个时期：第一时期，绝对统治时期，是行政系统与绝对统治相适应的时期；第二时期，制定宪法废除绝对统治者并用人民的控制取而代之的时期，这一时期一般对行政管理有所忽视；第三时期，拥有权力的人民在他们掌握权利的新宪法的保障下，着手发展行政管理工作的时期。 5.威尔逊在美国发展行政科学的理想模式是通过某种方式建立一个有文化教养和自立精神的文官制度，以便开展活动同公众的思想保持密切的联系。 6.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公众舆论应该起权威性评判家的作用。行政学研究中的最佳方法，必然能够赋予公众评论监督控制的权利，并与一切干扰公众舆论的活动相分离。 7.美国的理想模式是通过选举和公开性的协商建立一个有文化教养和自立精神的文官制度，能够有理智有力量地展开活动，同时与公众的思想保持紧密的联系。 8.在威尔逊规划的美国行政科学的蓝图中，威尔逊倾向使用比较的方法来观察美国自身的行政制度，以便客观地分析美国政治制度的优劣之处；作为美国行政科学之基础的原则，应该是实质上包含民主政策的原则；而使其走向美国式类型的倾向，一种为了追求共同目标而建立政府与政府之间联系的趋势就是在被允许的限度内实行分权的广泛联盟来取代集权化，要建立在诚信的平等和光荣的隶属基础之上。 9.【政治VS行政】行政管理的领域是一种事务性的领域，它与政治的领域的那种喧闹和冲突相距甚远。他甚至不存在宪法研究的那种辩论基础。”
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 1939年美籍奥国经济学家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在《经济周期》一书中提出。熊彼特认为分析经济周期可分为“二阶段模式”（或“纯模式”）分析和“四阶段模式”分析两个步骤，前者是排除了外来因素干扰的纯理论分析，后者是以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为基础。 在“纯模式”分析中，熊彼特假定：在“创新”之前经济处于静态均衡，企业的支出等于收入，没有利息和利润。但是，由于经济发展中生产要素的重组，企业家为获得超额利润（新产品价格与生产要素价格之间的价值差额）而努力创新，当创新浪潮出现时，社会上对银行信用和对生产资料的需求扩大，从而引起经济高涨。当创新扩展时，竞争使商品价格趋于下跌，盈利机会减少，银行信用收缩，于是经济从繁荣转入衰退。如此循环往复。 在“四阶段模式”分析中，熊彼特认为，现实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存在着“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创新浪潮不止一次，“第一次浪潮”中“创新”引起对生产资料需求和银行信贷的扩张，同时引起新工厂的建立和新设备的增产。这时一般又会伴随着对消费品需求的增长，在物价普遍上涨的情况下，社会出现许多投资机会，出现了投机。此即，第二次浪潮”。“第二次浪潮”中许多投资机会与本部门的“创新”无关，信用扩张只是为一般企业和投机活动提供资金。因此，“第二次浪潮”中就已包含了失误和过度投资行为，并且它不可能有自动调整走向新均衡的能力，当经济中出现收缩而引起“衰退”时，不能直接导致新的均衡阶段——“萧条”，这个阶段不仅投资活动趋于消失，而且还会引起破坏。“萧条”发生后，第二次浪潮的反应逐渐消除，进入恢复调整阶段——“复苏”。从“复苏”进入“繁荣”又需有一次“创新”浪潮。熊彼特认为，由于创新并不是平稳进行的，同时各种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不一样，因而经济周期的长短也是不一样的。
《西方行政学说史》 我所读的是丁煌在2004年重新修订的《西方行政学说史》，颇有所感，故将一些想法记下与大家分享。丁煌从西方行政学的提出开始，按照发展的时间顺序将西方行政学分为“提出与创立时期”、“正统时期”、“批评与转变时期”、“应用与发展时期”、“挑战与创新时期”和“总结与探索时期”，也就是从1887年提出至今的114年的发展历程。 正如丁煌所言，“行政管理和行政思想古已有之”。近代行政学包含于政治学之中。1865—1968年，德国学者斯坦因首次提出了“行政学”一词。1887年威尔逊在《行政学研究》一文中首次将“行政”与“政治”分离，将“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那么，一个明显的问题——为何要将政治与行政分离？ 按照西方传统对于权力划分的体系，国家权力被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个方面。其实也就是在法律的基础之上，按照法律的制订、执行、监督三个相互联系而又彼此独立的系统进行权力划分。也就说，大前提就是国家权力的运行需要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中国古代社会的组织规则是个人意志，也就是君主权力。那么权力独揽的君主制下也就不可能存在立法、行政、司法三个方面的权力的制衡。这种行政生态之下，也就不可能衍生出西方的政治抑或行政思想。在任何时候如果社会的组织规则不是建立在法律之上，那么也就不会存在权力的制衡。之所以在文章开始提出这一观点，就是想首先请读者明晰为何西方的理论在中国社会现实中南辕北辙、变形走样的根本原因。也请诸位读者在阅读本书中理论的过程中仔细思考其中差异，切勿生硬套入中国现实。 行政学的肇始便是将这三分转变为“政治—行政”二分。依威尔逊之言，“政治是‘在重在而且带普遍性的事项’方面的国家活动，而在另一方面，‘行政管理’则是‘国家在个别和细微事项方面的活动’。因此，政治是政治家的特殊活动范围，而行政管理则是技术性职员的事情。”也就是说，政治是在处理国家权力及主体间的关系，而行政则是在执行这种关系意志（国家意志）的结果。那么在这种分割方法之下，政体的核心构建就是围绕行政权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熊彼特认为，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就是要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正是起因于创新过程的非连续性和非均衡性，不同的创新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由此形成时间各一的经济周期；资本主义只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不可能是静止的，也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因此，他提出，“创新”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力，没有“创新”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 创新理论概述 人们对创新概念的理解最早主要是从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角度，探讨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要代表人物是现代创新理论的提出者约瑟夫?熊彼特。独具特色的创新理论奠定了熊彼特在经济思想发展史研究领域的独特地位，也成为他经济思想发展史研究的主要成就。 熊彼特认为，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要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或者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就是这种不断创新的结果；而这种“新组合”的目的是获得潜在的利润，即最大限度地获取超额利润。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正是起因于创新过程的非连续性和非均衡性，不同的创新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由此形成时间各一的经济周期；资本主义只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不可能是静止的，也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当经济进步使得创新活动本身降为“例行事物”时，企业家将随着创新职能减弱，投资机会减少而消亡，资本主义不能再存在下去，社会将自动地、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当然，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具有本质性的区别。因此，他提出，“创新”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力，没有“创新”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 熊彼特以“创新理论”解释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解释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趋于灭亡的结局，从而闻名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影响颇大。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创新理论"以后，又相继在《经济周期》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书中加以运用和发挥，形成了“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的理论体系。“创新理论”的最大特色，就是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至高无上的作用。但在分析中，他抽掉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实质。 根据创新浪潮的起伏，熊彼特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分为三个长波：1）1787—1842年是产业革命发生和发展时期；2）1842—1897年为蒸汽和钢铁时代；3）1898年以后为电气、
浅谈现代经济发展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一) 论文关键词：知识社会；现代经济；技术创新 论文摘要：走技术创新之路，是现代经济发展和知识社会进步的一条捷径。当夸社会正面临知识社会的时期，知识的生存、扩散与进步日益依赣于技术的创新和进步。现代经济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共同体，其迅速发展越来越依靠技术的创新和进步。技术创新是开启现代经济迅猛发展的金钥匙，是推动知识社会前进的助力器。当前，世界经济正加速向全球化和知识化方向发展，发达国家正经历着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战略转移，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倍努力迎头赶上。像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究竟如何把握时代脉搏，因势利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富民强国之路，是摆在面前亟待解决的极其重要的课题。笔者认为，走技术创新之路，是现代经济发展和知识社会进步的一条捷径。因而要处理好现代经济发展与技术创新的关系。 一、当今社会正面临知识社会的时期，知识的生存、扩散与进步日益依赖于技术的创新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知识作为促进生产发展的重要潜在因素，逐步从后台走到前台，显示出巨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近二十年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类社会迅速跨上了通向知识社会时代的列车，看到了一片曙光。“知识社会”所处的社会背景主要反映在以下八个方面： 一是知识社会的明显特征是知识的高速增殖、迅速膨胀和爆炸式增长。据有关资料表明：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每隔5—7年知识量就翻一番；全世界每天发表2万篇文献著作；目前世界上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数量相当于过去20130年中科学家数量的总和。知识增长的曲线似乎是绝对上升和无尽无头的，知识同样是没有极限和无穷无尽的。今天人们可以在一瞬间将任意且大量的知识几乎同时传送到世界任何一方。 二是知识的增长是技术感生的，技术的发展是知识社会的基础。近百年来工业社会的发展为知识社会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技术推动知识的增长，而知识的增长又促进技术的发展和技术能力的加强。特别是微电子技术极其数据网络等高新技术兴起，使社会采用技术发生了质的飞跃。当今世界范围内与因特网联网的计算机数量正以每l5个月翻一番的速度增长。似乎是知识的增长伴随着网络的增长而增长。 三是知识社会是人类思维和智慧的创造，人是知识社会的主体。知识增长、技术感生的这一事实，绝对不会使知识社会变成一个技术的复制品。当你将信息和知识在眼前展示和比较的话，你就会发现硬件包括作为原材料使用的信息在内永远不会替代人类智慧。当体操纵鼠标进入因特网，引发的信息像雪崩一样从你身边滚过的时候，这并不会使你马上变得聪明。随着知识社会的发展，人不是退却到事物边缘而是进入到事物的中心，不是作为客体而是作为主体、作为具有天赋和使命与具有充沛能力和才华的主人身份出现的。 四是知识社会不再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形态，而有可能是一个具有多样性和趋同性的共同体。知识社会存在着更多的机会是社会结构出现活力和生机。比如：社会知识量的迅速膨胀使得各种知识愈来愈急速微分和细化，朝着知识专业化、职业多样化方向发展。其结果是每一个对各种事物的细节了解愈来愈少，愈来愈依赖于他人和专家的知识，因而不得不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表现在研究和学习领域尤为突出，错综复杂的研究课题单靠一个人是解决不了的，集体协作精神已经替代了崇拜天才。 五是知识社会以知识经济为生产力的主要特征，竞争仍然是其发展动力。在向知识社会转化的过程中，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所占份量越来越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不仅成为决定性的生产要素，而且成为一种多方寻求的产品，一种提高竞争力和创收的无形产品。国民经济的创新能力主要取决于现有知识更新的范围和程度，即体现于知识的质量和现实作用。六是知识社会将改变人们劳动的含义和结构。随着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劳动世界正在经历着结构性变化。企业家越来越依靠知识个性化的人，越来越向所有人都开放机会，使之
行政学发展历程：西方行政学提出和创立时期（1887-1918）：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城市化、工业化国家的行列，社会矛盾激化，原有行政管理方法不适应时代要求，对行政学发展产生了需求。代表人物：威尔逊--《行政学研究》，主张政治与行政分离，建立一们独立的行政学科，行政学创始人。古德诺--进一步发展了政治-行政二分法《政治与行政》。泰勒—倡导科学管理运动，使人们将政府的行政与管理的科学化联系在一起，《科学管理原理》。法约尔--管理学派的奠基人，提出了一般管理理论《国家行政理论》、《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 西方行政学的正统时期（1919-1941）：这一时期行政学家接受了“真正的民主与真正的效率是统一的”，认为经济和效率是行政管理的基本准则，将官僚制度及其组织和管理问题作为研究重点，力图通过对行政现象的科学分析，发现行政管理的原则和规律，并尝试为行政学确立一个基本的理论模式和学科体系。代表人物：韦伯—现代官僚制的奠基人，西方管理制研究基石的《论官僚制》。怀特—对行政学发展为一门独立学科起到重要作用的美国第一本行政学教科书《行政学导论》 批评与转变时期（1941-1959）世界性经济危机和二战史西方世界放弃了传统经济学倡导的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开始了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干预。行政管理在官僚体制、行政权力、行政职权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改变。原有行政学说受到质疑和挑战。代表人物：对行政原则进行猛烈抨击并率先将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和决策概念引入行政学管理研究，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决策理论体系的美国行为主义行政学家西蒙；以渐进调适的观点对行政决策的过程和方法进行了全面分析，进而建立了一种新的决策模式-渐进决策模式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 应用与发展时期（20世纪60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促进了管理现代化，也为行政学注入活力。行政学摆脱了对政治学的过分依赖，由纯理论专项应用研究，成为一门融多学科理论方法为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学科地位得到巩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得到长足的发展，不仅表现在以帮助政府解决如何改进政策分析这一应用学科的兴起，而且还体现在比较行政学的研究极大促进了行政生态学的快速发展。代表人物：借生态学研究生命主体育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作用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来研究行政系统与其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即通过生态系统的模拟来研究行政生态系统的美国行政学家里格斯。 挑战与创新时期（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陷入滞涨的困境中。低速增长的并且结构性经济危机交替的经济情况，结束了美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社会政治问题是公众丧失对政府的信心。人们开始提出新的模式来取代旧的传统理论，美国-新公共行政学运动；英国-重视行政道德规范和社会需要的社区服务模式。行政学研究更加重视政府行政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同时系统论、控制论等方法论在实践中广泛并且成功的应用为行政学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代表人物：对传统公共行政学理论进行了全面反思和批判并运用新的研究方法、从新的视角对公共行政的现实与未来做了深入研究的美国行政学家弗雷德里克森。 总结与探索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今）1.对行政学科历史发展进行回顾和反思2.企业家政府理论兴起3.政策科学的繁荣4.公共选择学派影响深远。代表人物：1.以经济学方法探讨政府行政问题为主要特征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布坎南；倡导用企业家精神来克服政府官僚主义并为政府的改革开出十种药方的美国学者奥斯本和盖布勒；基于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反思尤其是针对作为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精髓的企业家政府理论缺陷进行批判而提出新公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基本观点： 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2年的《经济发展理论》提出来的， 1、开发新产品，或者改良原有产品； 2、使用新的生产方法，比如改手工生产方式为 机械生产方式； 3、发现新的市场，比如从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 4、发现新的原料或半成品，比如使用钛金属做眼镜的镜框； 5、创建新的产业组织，比如新兴的培训公司。 我国中小企业划分标准 2011年6月1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6号），制定本规定。 二、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小型、微型三种类型，具体标准根据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结合行业特点制定。 三、本规定适用的行业包括：农、林、牧、渔业，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批发业，零售业，交通运输业（不含铁路运输业），仓储业，邮政业，住宿业，餐饮业，信息传输业（包括电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其他未列明行业（包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 四、各行业划型标准为： （一）农、林、牧、渔业。营业收入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5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5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二）工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三）建筑业。营业收入800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8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60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5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3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四）批发业。从业人员2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00万元及以
《经济发展理论》这部著作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在1912年发表的，他首次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创新理论，而后他利用该书再版以及相继出版《经济周期》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书的机会对理论加以运用和发挥，从而对该理论进行了不断的补充完善，使该理论成为了他经济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理论，并构成了他的许多其他理论的基础。 而人们对创新概念的理解最早主要是从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角度，熊彼得深入探讨了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用他独具特色的创新理论奠定其在经济思想发展史研究领域的地位，也成为他经济思想发展史研究的主要成就。 “创新理论”的最大特色，就是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至高无上的作用。熊彼特以“创新理论”解释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解释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趋于灭亡的结局。他认为，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要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或者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就是这种不断创新的结果；而这种“新组合”的目的是获得潜在的利润，即最大限度地获取超额利润；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正是起因于创新过程的非连续性和非均衡性，不同的创新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由此形成时间各一的经济周期；资本主义只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不可能是静止的，也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当经济进步使得创新活动本身降为“例行事物”时，企业家将随着创新职能减弱，投资机会减少而消亡，资本主义不能再存在下去，社会将自动地、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当然，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与马恩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具有本质性的区别。 因此，他提出了——“创新”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力，没有“创新”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 熊彼得进一步明确指出“创新”的五种情况： （1）采用一种新的产品，也即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或某产品一个新的特性。 （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也就是在有关的制造部门中尚未通过经验检定的方法，这种新的方法决不需要建立在科学上新的发现的基础之上，并且，也可以存在于商业上处理一种产品的新的方式之中。 （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也就是有关国家的某一制造部门以前不曾进入的市场，不管这个市场以前是否存在过。 （4）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也不论这种来源是已经存在的，还是第一次创造出来的。 （5）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例如通过“托拉斯化”），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 后来人们将他这一段话归纳为五个创新，依次对应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组织创新，而这里的“组织创新”也可以看成是部分的制度创新，当然仅仅是初期的狭义的制度创新。
●第一章，威尔逊的现代行政学理论 ◆1政治（威尔逊） 是指在重大而且带着普遍性的事项方面的国家活动 ◆2政治学： 政治学主要研究国家的性质、政府的“构成方式”、主权的本质和地位、政治权力、政治制度等有关国家的根本制度的基本理论。 ◆3行政学： 行政学侧重于研究政府组织、政府行为等行政现象，研究如何设置合理的组织体系，如何确定正确的组织目标和如何有效地达到目标。 ◆4政党分赃制 政党分赃制是指，执政党把官职当做战利品分配给本党成员，从而形成的一种，任人唯党，任人唯派，任人唯亲的选官制度。 ◆5第四权力机关 在日趋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报刊广播等公共舆论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不断增强，他们对于政府制定的执行公共政策的活动也具有重大影响，西方国家因此称其为第四权力机关 ◆6传统文官制度: 是指建立在政治行政一体学说基础上之上的，期显著的特征表现为一种政党分赃的体制。在这一制度下，官员并非是一种专业的，稳定的职务，而是作为执政党的战利品任意分配给笨本党党徒，政府的行政人员也经常随着执政党的变动而大规模的更替。 ●第二章，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 ◆7“昆斯伯里侯爵式”的管理 传统管理是驱赶式或者叫昆斯伯里侯爵式的管理，这种管理采取单一的直线指挥，其特点是中央集权。昆斯伯里侯爵，这个词是借用职业拳击的用语，意指管理与工人双方根据比赛规则展开体力和智力竞赛。 ◆8工时研究， 顾名思义，就是对于完成一件工作，应该用的时间进行精心的研究，而不是对于完成工作的实际时间进行研究，仅仅研究对一个工人完成一件规定任务的时间做出统计这并不是工时研究 ◆9职能工长 是泰罗将来自一般管理层的权威分全，并将来自工长的权力集中，责权的心新的重点是规划部门，在这一过程中，泰罗将以前有工长干的任务做了划分，将一部分划分给职能工长。泰罗指示，职能工长，要具备九种品质，教育，专门知识和技术知识，体力，机智，充沛的精力，毅力，调解力，判断力和常识，良好的健康状况 ◆10工资刺激系统： 泰罗指出，任务和奖金构成了科学管理结构上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泰罗的刺激系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通过时间和动作的研究，事先确定工作表现的标准，这使得泰罗认为奖励的实际方法——不管是计时还是计件——相对就不那么重要。 ◆11差别工资： 是将刺激建立在工作表现的事先确定的标准上，对每一个工人在个人基础上奖励，奖励当即兑现的具体支付制度。 ◆12泰罗的组织概念， 在这样的组织中，和谐应当取代不和，合作应当取代冲突，应当强调劳资利益的一致性 ●第三章，法约尔的管理组织思想 ◆13法约尔法则：
“创新理论”最早是由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1912 年提出的, 如今, “创新”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一个热门话题。作为一位博学的思想家, 熊彼特不仅从经济学意义上阐述了“创新理论”, 而且特别从社会哲学、经济社会学、经济史学等多重视角阐发了“创新理论”的丰富内涵。 1、创新的内在质变性 2、创新的社会历史性 3、创新的系统有机性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不仅在经济学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而且在社会哲学层面上揭示出的“创新”的丰富内涵。 “创新”一词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于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 创新理论概述 人们对创新概念的理解最早主要是从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角度，探讨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要代表人物是现代创新理论的提出者约瑟夫·熊彼特。独具特色的创新理论奠定了熊彼特在经济思想发展史研究领域的独特地位，也成为他经济思想发展史研究的主要成就。 熊彼特认为，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要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或者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就是这种不断创新的结果；而这种“新组合”的目的是获得潜在的利润，即最
大限度地获取超额利润。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正是起因于创新过程的非连续性和非均衡性，不同的创新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由此形成时间各一的经济周期；资本主义只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不可能是静止的，也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当经济进步使得创新活动本身降为“例行事物”时，企业家将随着创新职能减弱，投资机会减少而消亡，资本主义不能再存在下去，社会将自动地、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当然，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具有本质性的区别。因此，他提出，“创新”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力，没有“创新”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 熊彼特以“创新理论”解释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解释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趋于灭亡的结局，从而闻名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影响颇大。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创新理论"以后，又相继在《经济周期》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书中加以运用和发挥，形成了“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的理论体系。“创新理论”的最大特色，就是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至高无上的作用。但在分析中，他抽掉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实质。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包括下列5种具体情况： 1、开发新产品，或者改良原有产品； 2、使用新的生产方法，比如改手工生产方式为机械生产方式； 3、发现新的市场，比如从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 4、发现新的原料或半成品，比如使用钛金属做眼镜的镜框； 5、创建新的产业组织，比如新兴的培训公司。
《经济发展理论》读书笔记 《经济发展理论》这部著作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在1912年发表的，首次提出了他影响深远的创新理论，而后他利用该书再版以及出版其他著作的机会对该理论进行了不断的补充完善，使该理论成为了他经济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理论，并构成了他的许多其他理论的基础。 熊彼特指出，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往往通过创建新的企业来实现，新组合意味着通过竞争消灭旧组合。同时，新组合还意味着对经济体系中现有的生产手段做不同的使用，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去做新的事情，也就是把生产手段从循环流转中抽出来，并把它们分配到新的产品或者新的工艺上。熊彼特还发现，从投资的角度看，这种新的分配通常要通过信用来完成。在创新理论中，熊彼特明确了企业家的职能，认为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也就是创新。熊彼特还区分了创新和发明，在他看来，创新是一个经济学范畴而不是技术范畴，发明(invention)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发现(discovery)，而创新(innovation)则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实施(implementation)，虽然发明往往构成创新的一个环节，但创新并不一定需要发明，而发明也只有用于生产实践之中并且实现了商业利润才能够被算做创新。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要点： 1、创新是生产过程中内生的。他说：“我们所指的‘发展’只是经济生活中并非从外部强加于它的，而是从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是那么多的重要经济现象的原因，所以，为它建立一种理论似乎是值得的。这种经济变化就是“创新”。 2、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定。熊彼特力图引入创新概念以便从机制上解释经济发展。他认为，可以把经济区分为“增长”与“发展”两种情况。所谓经济增长，如果是由人口和资本的增长所导致的，并不能称作发展。“因为它没有产生在质上是新的现象，而只有同一种适应过程，像在自然数据中的变化一样。”发展是经济循环流转过程的中断，也就是实现了创新，创新是发展的本质规定。 3、创新是一种“革命性”变化。熊彼特认为，这种“革命性”变化的发生，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创新有突发性和间断性的特点，要对经济发展进行“动态”性分析研究。
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一) 一、经济发展与制度 西方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在考察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时，从不涉及生产方法的变革，它们所说的“经济发展”主要甚至完全是指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在数量上的变化，主要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和技术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变化和经济增长。保罗·萨缪尔森就说：“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定安装在四个相同的轮子上，无论穷国还是富国。”这四个轮子或者说增长的要素就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因而“总生产函数”的“数学表达式是： Q＝AF（K，L，R） 其中Q＝产出，K＝资本对产出的贡献，L＝投入的劳动力，R＝投入的自然资源，A代表经济中的技术水平，F是生产函数”（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1999）。 在西方传统主流经济学的上述经济增长模型中，制度是被视为已知的、既定的外生变量而排除在外的，它并不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演进过程。也就是说，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建立经济模型时，一般把明确界定的产权、完全且对称的信息和零交易费用当作暗含的假设。然而即使在最先进的经济中，这种过于苛刻的假设条件也是难以成立的。由此导致了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发展时，特别是在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或陷入停滞的原因时显得力不从心。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对此评价道：“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经济发展或经济史时，只有当它针对某一个时期或运用比较统计学，才能很好地说明某种经济的实绩，一旦用它来说明某种经济在整个时期的实绩时，它就不大济事了”（道格拉斯·C·诺斯，1991）。因此，正像约翰·M·凯恩斯曾预言的那样：“如果正统经济学有错误的话，其病不会在上层建筑，而在其前提之不够明白、不够普遍——上层建筑在逻辑上总是很少可非议的”（J·M·凯恩斯，1988）。正是在批评并修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假定的基础上，罗纳德·科斯建立了制度分析理论，这一理论经过后来者的不断丰富、发展，形成了以新古典方法研究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诺斯在其一系列论着中系统地分析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他在与罗伯特·托马斯合着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论述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道格拉斯·C·诺斯、罗伯特·托马斯，1989）。他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指出：“一种经济长期变化的主要来源是结构变迁，……结构变迁的参数包括技术、人口、产权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政治—经济组织的变迁及其相应的激励效应是将结构变迁的所有来源理论化的基础，而且还有包含着有目的的人类活动的制度改变”（道格拉斯·C·诺斯，1991）。至此，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建立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该理论由于把产权结构、交易费用、有限理性的经济人、信息不对称以及国家（政府）、意识形态等因素作为内生变量纳入了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并且认为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因而显示出与现实经济发展的更好契合。 事实上，早在19世纪，马克思所创立的经济学体系就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分析框架。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也承认，马克思是第一个研究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关系的经济学家。诺斯曾确认：“这里的一个例外是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他企图将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结合起来。马克思最早阐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是将技术限制与制约同人类组织的局限性结合起来所作的先驱性努力。”“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道格拉斯·C·诺斯，1991）。 当然，尽管都关注制度因素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但马克思的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马克思依据唯物史观对生产力（经济发展）与社会制度变迁的辩证关系所作的表述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