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对宋词发展的贡献
苏轼是宋代词坛上最杰出的革新家，在中国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他的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埃之外。”他的词如行云流水，若不经意，而气体高妙。苏轼的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表现出豪迈的气概，表现出旷达的胸怀，从而，新天下人耳目，为后人“指出向上一路”。
元代杨维桢在《赵氏诗序录》中说：“评诗品无异于人品，人有面目骨体，有性情神气，诗之丑好高下也然。”明代李贽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见解：“盖声色之采，发乎性情，由乎自然，性情激烈者音调自然疏缓，明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皆性自然之诣。”（《读律肤说》）苏轼的思想主要是尊崇儒学，他关心国计，积极从政，宽简爱民，怀有以身许国的壮志。但由于政治上的屡遭挫折，他逐渐地接受了佛家和道家“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处世态度，并以这种超然、旷达为支柱，在沉重的打击和险恶环境面前不消沉、不绝望，表现出一种遇事达观超脱，心胸开阔的性格。他的这种思想境界反映在词中，便形成了其词独特的风格特色。后人评价苏轼，所谓“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刘辰翁《辛稼轩词序》）；所谓宋词“至轼而又一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指明了他的突出地位。苏轼为宋词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苏轼强化了词人的主体意识、丰富了词的内容。
词长于抒情，从晚唐到五代的文人词，所抒之情往往是带有共性的情感，诸如男欢女爱、相思恨别、叹老嗟悲等。特别是温庭筠登上词坛，词在内容上局限于“艳科”的境界，主要以描写歌妓的生活感情、男女间的离情别恨，词风委婉含蓄，形成了左右词坛经久不衰的“花间派”。柳永的崛起，打破了花间词的一统天下，但仍跳不出“艳科”的范围。而苏轼以其“横放杰出”的天才，以诗为词，把诗家的“言志”和词人的“缘情”结合起来，注重表现词人的主体意识，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词的内质，丰富了词的内容，开辟了词的新境界。如他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表达了作者为国建功的豪情壮志，抒发了作者的爱国激情。上阕记述出猎的盛况。我这上了年纪的人也姑且抒发一次少年人的豪情吧。左手牵上矫健的黄狗，右手托着雄猛的苍鹰。看我像三国时孙权那样亲手射杀老虎吧。下阕抒发报国杀敌的壮志豪情。只要皇帝重用我，我定会将这弓拉得像满月一样，射向西北边境的侵略者。北宋国势长期积贫积弱，经常受到来自西北边境的威胁，一贯主张加强国防力量的苏轼自然也常常为此而担忧，这首词就抒发了希望得到皇帝的重用，为国立功的爱国主义思想。全词场面阔大，气势雄壮，感情激昂，将抒情和言志结合了起来，将所抒之情由普泛化走向个性化、具体化，加强了词的现实感和深度，强化了作者的主体意识。
苏轼报效国家，希望为国建功立业的积极思想还表现在他的咏史怀古词中。如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诗人谪居黄州，报国壮志无法实现，功名事业也豪无成就。因此在泛游赤壁之时，借古抒怀，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怀古之作。词以赤壁的壮丽景色和雄伟的古战场为背景，集中笔力塑造出一个雄姿英发的周瑜形象，歌颂了他在赤壁之战中的历史功绩，并借以表达自己渴望建功立业，但时光空逝却壮志难酬的深沉感概。
苏轼的咏物词也流露出作者强烈的内心情感。他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以孤雁自况，一方面抒发了自己政治上失意后的孤独寂寞以及不为人理解的苦闷和幽怨，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自己孤高峻洁，不趋从合流的人生态度。
苏轼的婉约词不同于以前婉约词派的作品，也传达出作者的内心感受。如他的《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这是苏轼的一首婉约词。叙写的是晚春初夏时节一场微妙的稍带喜剧色彩的情绪变化。上阕写景，“枝上柳绵吹又少”虽然是伤春，但下一句“天涯何处无芳草”将伤春之情化作了对自然界生命的哲理性观照，表达了作者超脱旷达的胸怀。下阕叙述的是一幕小小的情景剧。其中“多情却被无情恼”，是作者在特定的情境下产生的对美好事物的天真向往和毫无功利性的愉悦感受。
此外，苏轼用词悼亡（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描写农村风光（如
《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探索人生哲理（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都表达了作者的内心情感以及对生活的体验。这些词扩宽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内容。
苏轼不同于以往的词人，他的词主要是表现主体意识，塑造自我形象，表达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抒发自我的人生理想。这是因为他的词是“缘事而发”，是因为现实生活的激荡、主体心灵受到撞击，情感郁结于中而不得不发。主体意识的强化，抒情主人公的变异，打破了旧的抒情程式和创作心理定势——即题材的取向总是以思妇佳人为表现对象，以普泛化的男欢女爱、相思恨别为主题，而把题材的取向从他人回归到自我，像写诗那样从现实生活中撷取主题，捕捉表现的对象，抒发自我的情志，把表现“共我”转化为表现自我，把代言体变成了言志体。此后南渡的大部分词人和辛弃疾，都遵循了这一体式。他们无不词如其人，词中有我，把词作为他们发泄“不平之鸣”、抒发豪情壮志的工具。
二、苏轼转变了词风。
从晚唐到五代的文人词，多以婉约为主流。北宋中期正是柳永词风靡的时代，整个词坛呈现出一片柔靡纤弱的风气。苏轼的崛起，打破了“婉约词”的一统天下。他凭着自己“横放杰出”的天才，以自己新人耳目之作，力矫柳永词的轻软，开创了豪放词风，成为豪放词派创始人。
刘辰翁说得好：“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胡适也曾说：“词至苏轼而大变。”苏轼的豪放词，或抒发壮志豪情，或表现悲壮情怀，或激励友人建功立业，或描写闲适生活和游山情趣。题材不同，但都有一种恢宏豪迈，纵放不羁，清朗劲健的气象。表现出来的奔放的豪情，飞扬的深思，既象是奔腾不息的滚滚长江，又象是夏日的天风海雨，富于激荡人心的力量。他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形象勇武，抒发了词人慷慨豪壮、激昂奋励的思想感情，表现出苏轼词放纵遒劲的特色。全词场面阔大，气势雄壮，感情激昂，完全别于婉约派的剪红刻翠，低回婉转。再如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在北宋词史上第一次以如椽大笔塑造了英武盖世的人物形象。这首词开端从滚滚东流的长江着笔，布置了一个极为广阔而悠久的空间和时间背景，气魄极大，笔力甚豪。接着集中描写赤壁战场雄奇壮阔的景气：“乱石崩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写得何等有声有色！陡立的山崖散乱地高插云霄，汹涌的骇浪猛烈地搏击着江岸，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