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官场上的两个儒生 / 谢青桐
2009-12-13 21:48 | 阅读(1854) | 标签: 不要命的儒生, 不识相的儒生 | 字号：大中小
（《大明王朝1566》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探讨了，在一个集权体制控制人身、谄媚文化弥漫朝野、官场万马齐喑的时代现实中，真正的儒生还有没有可能“知行合一”地实现他的价值理想？）
好久之前，《新京报》的一位朋友向我推荐了一部旧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并再三叮嘱我一定要抽出时间看一下这部长篇电视剧的全剧。很久了，一直忙忙碌碌，没有时间去看，但这事总记在心上。终于在花了两三天时间夜以继日一口气看完四十五集。看的过程果然是欲罢不能。
这里就说说两个人：一个是海瑞，官场上“不要命”的儒生；另一个是高翰文，官场上“不识相”的儒生。
1、海瑞：官场上“不要命”的儒生
全剧围绕着一个特殊的事件，所谓“改稻为桑”。也就是明朝嘉靖年间，由于国库空虚、入不敷出，为了挽救财政危机，被宦官把持的江南制造局跟西洋商人做成了一笔能给朝廷带来丰厚收入的丝稠外贸生意。但若要顺利完成这笔丝稠交易，需要大量的原材料蚕丝。这样，由严嵩、严世蕃所把持的大明帝国内阁执意坚持要把浙江数县百姓赖以为生的稻田改成桑田。在推行“改稻为桑”国策过程中，恰逢淳安县县令海瑞新官上任。这个刚直不阿、气冲霄天的儒家书生不识时务地点燃了正义的火把，刺目的光亮把嘉靖年间黑暗的官府、腐败的朝廷、邪恶的宦官、贪婪的豪强奸商、民不聊生的民间、冤案重重的司法照得原形毕露。在看这部长篇大片的过程中，我特意查阅了二十四史之《明史》、《剑桥中国明代史》和黄仁宇先生专门研究明史的专著，发现历史上根本没有“改稻为桑”这回事。这样，《大明王朝》贯穿全剧的借古说今的用意就不言自明了。所谓“改稻为桑”，不就在暗喻21世纪的本朝官员打着种种合理化旗号，与房地产商相互勾结，中饱私囊、盘剥百姓、侵吞国有资源、丧失道德廉耻的现实吗？
这部戏讲的是明朝的故事，背离历史的成份比比皆是，甚至还有许多史实硬伤。但这不重要，因为它不是什么历史剧，它更是一部人文剧。事实的真实不重
要，人心的真实才重要。《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最可贵的价值就是探讨了，在一个帝王独断专行、集权体制控制人身、谄媚文化弥漫朝野、官场万马齐喑的现实世界中，一个真正的儒生还有没有可能“知行合一”地实现他的价值理想？
答案有了，在《大明王朝》里找到了。我把这个答案归结为：通常情况下，是绝无可能的。除非你是政治上的“亡命之徒”，不在乎仕途前程，不稀罕升官加爵，视金钱富贵如粪土，准备今生对不住高堂老母，淮备断子绝孙，并且连死也不惧怕。这样“忠孝不能两全”的儒家仕人，在中国历代都不乏其人。但像海瑞这样极端的“一根筋”的“极端分子”，实属罕见。明明知道朝廷派人到浙江查案只是“点到为止”，“该查的查，不该查的就不能查”，把两个省级官员绳之以法就可以了，可这位海老爷偏偏要穷追不舍，把贪污受贿的案情连根挖出，一直挖到江南制造局、内阁和宫廷，直到嘉靖皇帝宣旨停止这种可能把大明朝国家机器推向瘫痪的“廉政风暴”。因为在嘉靖时代，只要是大明朝的官员，几乎是无官不贪。杭州丝稠商沈一石死后留下的帐册里，每一笔行贿帐目，触目惊心地记载下了这个无官不贪的帝国的真相。这个“亡命之徒”海瑞，更胆大包天的举动是，冒死向皇帝进谏上奏疏，批评嘉靖皇帝“二十年不上朝，外用严党，内用宦奴。名为玄修，暗操独治。一意搜刮天下民财，以家奴治天下，置百官如虚设，置天下苍生于不顾”。呈上奏疏的海瑞，已经为自己买好棺材，随时准备奔赴那个为天地人心的“道统”而实践的无怨无悔的取义成仁。
在中国历史上，像海瑞这样以“智忠”代“愚忠”的官员确实是稀有动物。他给阴鸷、阴暗、阴沉的王朝“谄媚文化”注入了一股极其阳刚的血气。儒家文化最大的特点是“温良”，因此成也温良，败也温良。“温良”成了一把双刃剑，“温良”用得好可成就仁爱，“温良”用得不当就衍生奴性。海瑞是一个既保持着仁爱，又没有奴性的儒者。
中国古代的士人、文人、知识分子对皇帝和朝廷有一种奇怪的“侍妾心理”。他们是把皇帝、君主、朝廷当作他们精神上的夫君，而自己是一个卑微的侍妾。他们必须用穷尽一生的狼狈去争夺和维护在“夫君”面前受宠若惊的地位。受宠了就春风满怀，失宠了就无限伤怀。无限伤怀者中，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屈原，如果不从文学价值看，仅从诗人的情绪体验来看，整部《离骚》其实就是一部怨妇诗，因此，屈原其实是一个政治怨妇，喋喋不休地诉说着被楚怀王冷落的无限心思。其实，“侍妾心理”是中国儒家文人的人格结构中的弱点，少有例外，包括那个牛皮哄哄、来无影去无踪的李太白，别看他整天清高狷狂、遗世独立，其实他是个十足的官迷，一生都在跟国家政权讨价还价。只不过，真让这小子做了官，他发现政治原来不是想象中“使寰宇大定，海县清一”的高尚行当，政治就是政治，一个热爱自由的人，是永远不可能适应中国官场的。他只好抱头逃窜，跑去寻仙访道去了。这样，中国的官场上少了一个小吏，文学史上才多了一个大师。
海瑞是个例外。他不把君主当“夫君”，不把自己当“侍妾”。四岁丧父的海瑞，依照家母的教诲，“视君若父，待君如父”。当一个正直的、刚性的男人
把另一个男人视为精神上的父亲，而不是精神上的夫君时，他内心一定是交织着对这个“精神父亲”的极其复杂的情感：敬重、钦佩、忠诚、较量、博弈、责任、义务、超越，而所有复杂的情感最后都是为了一个字：“爱”。侍妾对夫君的情感常常是非理性的，而儿子对父亲的情感是各种情感中最理性的。饱读圣贤书籍的海瑞相信代表天道的君王就是不容置疑的“天父”。但这个“天父”决不是龙椅上性情乖戾、一手遮天的嘉靖帝朱厚熜，也不是历朝历代的凡俗皇帝。根据海瑞在昭狱中受审时面对皇帝、内阁、国子监、翰林院所陈述的观点：可以有资格排入明君之列，够得上称作“天父”的，整个华夏历史上只有“尧舜禹”，三代以下只有汉文帝。
这是《大明王朝》中一个神来之笔，也说明了这部大戏的创作者非等闲之辈，至少是研读过一些儒学。海瑞的这个陈述等于就否定了中国一切王朝政治秩序和政治价值的合理性。且不说“尧舜禹”是否已经完全被历史学和考古学证明其确确实实存在，就算是千真万确地存在，那么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理想的君主的出现实在是极其偶然的，偶然得可遇不可求，偶然得像中彩票一样难得。三代以下，就只有汉文帝勉强算得上。同样，海瑞的这个陈述，等于又是说明，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为官之道，在治国齐家平天下之前，首先必须能中到彩票。然而汉文帝以外的一代代的儒生都没有轮上这样的好运气，一代代儒生都将注定是生不逢时的。
明白了这种生不逢时的命运，明白了自己没有中到“尧舜禹汤”那样的头彩，通常的中国儒家文人一般是选择独善其身，先秦儒家、宋明理学和老庄佛禅都为这种独善其身提供了充分的智慧和理论。而事实上，东方儒家文明最伟大的财富和遗产就是圣贤思想和道德文章对个人人格和性情的成就，就是“独善其身”的个体魅力，这是任何一种别的文明都不具备的伦理品质和哲学智慧。但偏偏这个海瑞，以飞蛾扑火般的勇气要跟一个世俗皇帝较上劲。他甚至批评到嘉靖皇帝的祖宗八代，谴责明太祖朱元璋当年把孟子从孔庙里赶了出去的错误行为，才导致明代的儒家精神刚劲不足、柔软有余。我们不能说海瑞的这种方式是明智还是不明智，然则这位孔孟的真实信徒，却以身体力行的榜样，不计一切功利地把儒家人格的伟大显扬于利害相煎、祸福难测、凶险无常的专制主义社会的官场上。
关于海瑞之后的命运，电视剧中没有提及。嘉靖皇帝死了，隆庆皇帝赦免了海瑞的罪名。从大狱中九死一生地出来，被新皇任用。但没过几年，因应天府官员对海瑞的改革群起而攻之，又因和权臣张居正有矛盾。海瑞被解职回乡。从此他很少和人交往，陪着年过古稀的老母过着清贫的生活。离职的巡抚已经走到了生命中无可退让的最后据点。他必须忘却别人加之于他的侮辱，克服自己的寂寞和悲伤。他失望，然而没有绝望。他从孔子的训示中深深懂得，一个有教养的人必须抱着任重道远的决心。他虽然闲居贫瘠的乡村长达十五年，屋子里始终挂着的是“忠孝”二字。这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在他自小读书的时候，已经深深地印刻在他的灵魂里，至今仍然用它来警惕自己，务使自己晚节保持完美。他的政治生涯，已经充分表示了为人臣者的不易；而他的家庭经历（妻亡故，儿女夭折），也恰恰说明了为人子者尽孝的艰难。但除此以外，他没别的道路可走，先
儒从来就是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前者具有高尚的道德教养，后者则近似于禽兽。这种单纯的思想，固然可能造成许多现实生活中的悲剧，但可以成就一个人良心的圆满。而这种良心的圆满，就是中国儒家精神追求的终极目标。
官场上无朋友。但海瑞有两个至交，一个是当年和他一道被派遣到浙江推行“改稻为桑”策略的邻县县令王用汲，另一位就是中国历史上因一部《本草纲木》永载史册的名医李时珍。人都是趋利避害的，这是人性。可是王用汲不怕受牵连，顶住权臣的重重压力与海瑞一同审案。二人先后调至京城为官，王用汲更是慷慨关照海瑞一家的生活。海瑞犯颜直谏，王用汲因此遭受连累，自始至终无怨无悔。李时珍，为皇帝看过病，但最不愿意的事就是被人称作太医。内心清高、洁身自好的李时珍为海瑞锄强抚弱、爱民如己的品格折服，海瑞“医病就是医人，医人才能医国”的一翻陈词和他不谋而合，二人彼此引为知己、惺惺相惜。海瑞入狱后，李时珍携海母南下，一路安抚海瑞年事已高的母亲。今天，到哪里去寻找那样的君子之交？在这个小人之交甘醴以坏的利益社会里，官场上除了趋炎附势，还能有什么？
2、高翰文：官场上“不识相”的儒生
剧中进进出出那么多号人，除了海瑞，让人过目不忘的还有那个不识时务的书呆子高翰文。翰林院的编修高翰文科考时是严世蕃的门生，属朝野中比较有影响的理学清流，因浙江实施“改稻为桑”中出现灾情，便提出“以改兼赈，两难自解”的奏议，受到严世蕃和同党的激赏，任命他为杭州知府。
两千多年来，纯粹做学问的高级知识分子，一般是不屑于当官的。在他们看来，当官其实是风险很高、消耗最多的职业，而且官场上波谲云诡，水太深，费力不讨好，还有杀身之祸。若想把官当得善始善终，一是得有背景靠山，二是赶上运气好，三是自以为真有那么一点能力。当然，多数读书人，读书的目的性很明确，就是为了当官，也自信自己能够建功立业。
高翰文属于想做官的人，但他做官的目的不完全是那种世俗意义上的功名心在作怪，他更大的志向的是把圣贤书本上的一套搬到现实世界中来“兼济天下”，来辅佐他的君王构建一个得民心的天下。这个进士出身的儒生，程朱理学的信奉者，在翰林院的青灯黄卷下修撰宋明理学多年，突然有一天天降大任于是人。然而这个不谙政治的毛头小伙子，在出任之前，来到严府告别时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当他接过严世蕃送的传世文房四宝时，是那样的激动万分，随即夸下海口：“学生此去，一年之内倘若不能为朝廷完成‘改稻为桑’的国策，就用这盒子里的笔墨纸写下自己的祭文。”这小子傻得简直自不量力。他只不过是政客权谋斗争棋盘上被利用的一个棋子而已。本来他到浙江去，就算是不想同流合污，哪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好，可这个书呆子偏偏跟海瑞一样，自小就读的圣贤之书和年少就写的道德文章让高翰文相信，君子必须顶天立地、堂堂正正，必须拒绝圆滑、不染丑恶。可是接下来，等待他的会是什么呢？
浙江丝稠巨商沈一石想借官员的行政力量，借灾情低价买到土地。作为交换，沈一石要通过生产丝绸来为官员创造政绩，并给官员个人以好处，这是一个完整的利益链。而高翰文不知或不耻于这种交易，过问和干涉此事，这不仅影响了官员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同时也影响了商人的经济利益。于是，桌上解决不了的问题，往往可以通过桌下来解决，明朝的官场早就有了潜在的规则，叫做“劣币驱除良币”。如果经济贿赂和政治拉拢都不能生效的话，自然还有更阴损的招儿，在等着像高翰文这样的不识相的廉洁傻官。
在一番推心置腹、晓以利害的规劝之后，高翰文最终还是未能就范，算是敬酒不吃。沈一石要出场解决不识时务的傻官的问题了，他知道人都是有弱点的。作为一个有文化的商人，沈一石知道了高翰文与自己有一个共同的业余爱好，这就是精解音律，尤其是对嵇康的《广陵散》情有独钟。沈一石正是要以此作为改变高翰文的最后突破口，因为这可能是可以借以打败高翰文惟一的也是致命的弱点。只是高翰文不知道人家在文化背后设了陷阱。高翰文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沈一石骗入了“美人计”的陷阱。沈一石引诱高翰文与他所谓侄女芸娘（原为秦淮艺妓）单独切磋琴艺。而这个把《广陵散》弹奏得炉火纯青的美女竟是太监杨金水的“对食（相好）”。沈一石同时还花了四千两银子收买杨金水的四个侍从太监，借机“捉奸”。这一招，终于胁迫高翰文写下了有辱名声的字据，被迫成为顺应官场规则的“正常”官员。
尽管每一个贪官是如何同流合污有着不同的故事，但一个人是无力同既成的潜规则较劲的。要么屈服，要么出局，没有人能在现有体制中以另类的规则获得更多的好处，这在经济学中叫做“一旦均衡形成，任何人想通过改变现状，都不可能获得更多的利益”。这就难怪集体腐败能成燎原之势，朱元璋当年刀子都砍卷了刃儿，在他治下的贪官还是“刑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明朝的腐败大趋势，的确不是几个好人能扛得住的，否则就不会出现海瑞这样的“极端分子”了。可以说嘉靖年间的腐败横行，是逼出一个海瑞的充分必要条件，没有海瑞，中国文化中恐怕就少了一种可敬可佩的傻气元素。而高翰文只能成为一个不肯同流合污却又单纯无知的悲剧人物而已，他映衬的是海瑞的特立独行的孤傲品格。
高翰文被革职，送京问罪。芸娘陪同被押解的高翰文一起进京。大奸大恶的太监杨金水“发疯”之前做了一件好事，就是成全了理学书生高翰文和秦淮艺妓芸娘的百年之好。可高翰文和芸娘掌握着“严党”在浙江的大量经济秘密，严世蕃要杀人灭口，高翰文夫妇必须随时做好同生共死的淮备。“严党”被查办镇压后，不甘寂寞的高翰文又为太子裕王所用，为江南织造局当差。高翰文希望重新在仕途上崛起，以洗刷因娶秦淮艺妓为妻而被家人不认的羞辱。这是一个不太让人愿意接受的故事尾声，因为这个结尾平庸而无聊。“严党”倒台后就去投靠裕王，昨天还是严世蕃的人，今天就是裕王爷的人，这就是高翰文最傻的地方，真正“狡猾”的知识分子是独立的，决不会投靠任何一方政治势力，决不会成为谁谁谁的人。高翰文毕竟又是忠厚仁义的书生，一方面，他是珍重情义的性情中人，仅凭着对《广陵散》的深深共鸣就不惧世俗偏见娶芸娘为妻，另一方面，心底按捺不住地跳动着功名的火焰，人在江湖心忧庙堂。相对清明的裕王就真的能让大
明天下清清朗朗吗？多年以后，在嘉靖死后，那个中止了清官海瑞最黄金的为官生涯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当年为裕王后来成为隆庆皇帝的朱载垕。
既然是因为《广陵散》而相知相爱，既然是因为谈论嵇康而一见倾心，既然又是这样绝配的才子佳人，还留在这永远道不清是非的浑浊官场上做什么？为什么不隐逸一方呢？为什么不用一生的宁静去研读《广陵散》博大的玄机呢？高翰文毕竟不是嵇康。高翰文人格中鲜明地呈现着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有尊崇理学的迂腐，一方面又有性情中人的洒脱。嵇康是风流名士，蔑视世俗政权，不留心世间事务，他是正统儒教的反对者，他倡导的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在他的音乐理论中阐述了对儒教的态度，《琴赋》就反映了嵇康与儒家传统思想相左的看法。《声无哀乐论》是作者对儒家“音乐治世”思想直接而集中的批判。面对嵇康对音乐的真知灼见，谛听着《广陵散》激越的琴音，理学书生的高翰文的内心世界一定是复杂的。可以理解，他像中国古代的一切儒生男儿一样，成就功名和建功立业并不仅仅是虚荣心的表现，在更高的层面上，它是对理想和价值的呼唤，是对天下苍生的责任，还是自身生命张力的需要。
嵇康对那些传世久远、名目堂皇的教条礼法不以为然，宁愿在洛阳城外做一个默默无闻而自由自在的打铁匠，也不愿与尔谀我诈的官场仕途同流合污。他如痴如醉地追求着他心中崇高的人生境界：摆脱约束，释放人性，回归自然，享受悠闲。熊旺的炉火和刚劲的锤击，正是这种境界绝妙的阐释。所以，当他的朋友山涛向朝廷推荐他做官时，他毅然决然地与山涛绝交，并写了文化史上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明心志。但是，这样的嵇康，谁又说他就不是儒者呢？这不就是孔子赞许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独善其身的人生吗？
孔子说的“兼济天下”必须是在遇到贤明的君主时才生效，而等待这个类似“尧舜禹”般的明君奇迹的过程是如此漫长而渺茫，中彩的机率又是如此不确定。这就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独善其身”比“兼济天下”更适用的原因。
中国的古代文人，一代一代都在做着不醒的梦，梦想一种政治清明的“中彩”。他们之中偶尔有人彻底看透，那些个皇帝大多数其实是政治流氓，利用中国儒生的仁爱之心、兼济天下之心，利用他们饱读诗书的文化人格和道德操守，也利用他们对功名的看重、对体面人生的追求和虚荣的弱点，皇帝们对中国儒生进行着乐此不疲的调戏和玩弄，今天看你顺眼就挺你，明天看你不顺眼就倒你，需要的时候用你赏你，不需要的时候贬你弃你。中国儒生经历了千百年的羞辱，有朝一日儒家风尚荡然无存，官场上终于连儒生也没有了，只有一群群数也数不尽的政治流氓和市井小人。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大明王朝》里嘉靖皇帝的一句台词：“好嘛，两百多万两银子三条船，游南游北，我大明这条运河是为他们修的？鄢懋卿这只老鼠，居然还敢在奏疏里说什么‘为解君忧敢辞其劳’，又说跟严世蕃商量了，专留下一百万给朕修万寿宫？朕的钱他们拿二百多万两，分朕一百万，还要朕感谢他
们？”这严世蕃、鄢懋卿后来都被杀了头。不过一百多万两银子，抵得上现今好几千万美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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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10)
《大明王朝1566》不是历史，甚至不能算正经八百的文学作品，电视剧本儿而已。
海瑞和高瀚文被写得莫名其妙，可见，作者无法在当今社会找到一个可以临摹的原型。
最有趣的是嘉靖皇帝，他竭力神化自己，还直接控制锦衣卫，这个原型是有的。至于贪官墨吏，写得栩栩如生，那自然是依据丰富的现代素材了。
为什么说‘官场上的儒生’呢？官就是官，所谓儒生，不过是未遂的官迷罢了。
中国的历史，就是帝王将相史，中国的文学，也大约是公开宣讲的马屁文和不公开的春宫画。
您说：“官就是官，所谓儒生，不过是未遂的官迷罢了。”
“中国的历史，就是帝王将相史，中国的文学，也大约是公开宣讲的马屁文和不公开的春宫画。”
如果多研读一点中国传统文化，多一些客观和冷静，少一些绝对和偏颇，可能也会让历史少一些灾难和困苦。
当年红卫兵就是要砸烂中国一切传统，砸烂之后，直到今天，“现代性”没有能很好地构建起来，西方文明制度文明中的精髓一落地就走样，我们的时代走到今天，从来没有这样没有过传统，从来没有这样没有过信伦理。
是的，这只是一部电视剧中的历史，这个我在文章一开始就强调了。我写的这个是剧评，不是史评。是基于电视剧中某种借古喻今的叙事引发的思索。
如有不当，敬请批评！深表感谢！
在硬币的两面里，集权和专制是中国文化的一面，可是通过儒道释互补而营建的心性伦理是中国文化的另一另一面。
《大明王朝1566》我看了两遍。虽有些情节演绎得有点过头，但是十分精彩，也很有启示。博主的文章也很是认真、也有启示；不过有些观点是建立在电视剧中的“历史事实”来阐发的，稍显不妥。
就电视剧来说，《1566》是一部近年来出的不错的国产剧，可有多种不同解读。
既然青桐老弟‘敬请批评’，那我就不客气了。
看历史应该从大处着眼，什么杨贵妃洗澡、西太后洗脚的乌七八糟都不值得一看，否则，怎一个‘痴’字了得？
都说五千年的辉煌，总结下来，不过如同一个人的人生而已，从蹒跚学步到青春英发；从奋发热烈到沉稳睿智；从江河日下到老态龙钟；……。最终，都不免翘辫子。
这有什么奇怪的呀，最自然不过的事情；总有人想与规律作对，那也是自然难免的，而且，也不过是徒叹满目秋凉而已。中国历史上的复古闹剧多了去了，谁又能复得一星半点？
对了，还有什么‘儒释道’，看到这种臭哄哄的字眼儿我就心烦，况且，还沾满了《百家讲坛》的吐沫星子！
红卫兵是反传统吗？那可错了，历史上这样的闹剧多了，焚书啊，坑儒啊，烧寺庙啊，义和拳啊……，还有“让天下和尚配天下尼姑”呢。这也是正儿八经的传统。
昨天，我还写了评论，形容当前的社会就是一棵参天朽木上生出的狗尿苔，无论你对这颗狗尿苔如何顶礼膜拜，它也不可能像孙悟空的金箍棒一样，陡地变大，通天彻地、散发金光的。
……不写了，太长了叫人讨厌。
到目前为止，《大明王朝1566》是我最后一部追着看的电视剧
与岁月如戈相同，属于最后一部看完的电视剧，两年半前看的。今天如果再论这部电视剧，突然发现想说的都敏感了。
您说：“官就是官，所谓儒生，不过是未遂的官迷罢了。”
“中国的历史，就是帝王将相史，中国的文学，也大约是公开宣讲的马屁文和不公开的春宫画。”
如果多研读一点中国传统文化，多一些客观和冷静，少一些绝对和偏颇，可能也会让历史少一些灾难和困苦。
当年红卫兵就是要砸烂中国一切传统，砸烂之后，直到今天，“现代性”没有能很好地构建起来，西方文明制度文明中的精髓一落地就走样，我们的时代走到今天，从来没有这样没有过传统，从来没有这样没有过信伦理。
是的，这只是一部电视剧中的历史，这个我在文章一开始就强调了。我写的这个是剧评，不是史评。是基于电视剧中某种借古喻今的叙事引发的思索。
如有不当，敬请批评！深表感谢！
在硬币的两面里，集权和专制是中国文化的一面，可是通过儒道释互补而营建的心性伦理是中国文化的另一另一面。
很好啊，有什么问题？红卫兵不是破坏“传统”是什么，红卫兵就是个屁，大都头脑简单四肢发达，青桐先生这篇文章写得何问题？中国的传统并非可以全盘否定的，至少在人性的层面，它有用，人性与制度，乃建树一个现代国家两个不同的层面，两手都要抓，因为是“殊途同归”！
引用：新生活
既然青桐老弟‘敬请批评’，那我就不客气了。
看历史应该从大处着眼，什么杨贵妃洗澡、西太后洗脚的乌七八糟都不值得一看，否则，怎一个‘痴’字了得？
都说五千年的辉煌，总结下来，不过如同一个人的人生而已，从蹒跚学步到青春英发；从奋发热烈到沉稳睿智；从江河日下到老态龙钟；……。最终，都不免翘辫子。
这有什么奇怪的呀，最自然不过的事情；总有人想与规律作对，那也是自然难免的，而且，也不过是徒叹满目秋凉而已。中国历史上的复古闹剧多了去了，谁又能复得一星半点？
对了，还有什么‘儒释道’，看到这种臭哄哄的字眼儿我就心烦，况且，还沾满了《百家讲坛》的吐沫星子！
红卫兵是反传统吗？那可错了，历史上这样的闹剧多了，焚书啊，坑儒啊，烧寺庙啊，义和拳啊……，还有“让天下和尚配天下尼姑”呢。这也是正儿八经的传统。
昨天，我还写了评论，形容当前的社会就是一棵参天朽木上生出的狗尿苔，无论你对这颗狗尿苔如何顶礼膜拜，它也不可能像孙悟空的金箍棒一样，陡地变大，通天彻地、散发金光的。
……不写了，太长了叫人讨厌。
“很好啊，有什么问题？红卫兵不是破坏“传统”是什么，红卫兵就是个屁，大都头脑简单四肢发达，青桐先生这篇文章写得何问题？中国的传统并非可以全盘
否定的，至少在人性的层面，它有用，人性与制度，乃建树一个现代国家两个不同的层面，两手都要抓，因为是“殊途同归”！”
－－黄慕春
没想到慕春仁兄打抱不平，本来等着青桐老弟打回来的，青桐的文章逻辑性很强，我是佩服的。
红卫兵是不是‘屁’，我不和你打嘴仗。单说人性吧，难道‘儒’和人性有关系？难道所谓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人性？不客气的讲，那怕是中华文明真的美得像一朵花儿，它最缺的依然是人性！慕春兄天生慧眼，怎么竟然从中看出人性了？
我打赌，即便是眼含热泪、口吐莲花的余大师，他也不敢说‘至少中国传统文化有助于人性的苏醒’。
承认自己是‘狗尿苔’信徒吧，没什么丢人的，以前我也是。
千万别在这棵狗尿苔上吊死。
新生活兄，你的评论我一向在关注，犀利，人情味重，有见识，我是欣赏的。
但我觉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不应该一棍子打死，改天我专门写篇小文，欢迎讨论。
至于红卫兵是不是“屁”——大鸣大放大字报，我并非针对你的评论而发，因为我家老头子就曾是一个“兵”，害人不浅，误人子弟，他还好点，害了自己的青春，还误了自己的子弟，等而下之的呢？就更应该用当今调侃知识分子的话了——自赎！
至于青桐先生，我是有好说好，有不同的意见，我一样“秉公无私”，虽然我不敢僭居为法官！但不存在什么“抱不平”，我和他远隔重洋，又深恶那种暗地里“拉帮结派”的“抱不平”，新生活可参看我以前对青桐先生的评论，一望便知。
后生小子，血气方刚，言语不当之处，快意之言，比如“屁”，致歉，虽然不是针对你的，但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我保留！
反对(0)
大明王朝是我最后第二部看的，最后一部是走向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