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有了一系列度量、监视和矫正非正常人的技术和制度，就使因恐惧瘟疫而产生的规训机制得以施展”。
“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
——【法】米歇尔·福柯
福柯认为，驱逐麻风病人，实施大禁闭，和制止瘟疫，进行隔离、解析都伴随着各自的政治梦想，前者是为了一个纯洁的共同体，后者是要形成一个被规训的社会1。对待这两种类型病的方案，即驱逐排斥和隔离解析，在17、18世纪开始融合，慢慢形成了规训控制的普遍化。在今天看来，这个“政治梦想”更加一步步变成了已然而坚硬的事实。当代社会的知识论述、权力网络和无数的监视的眼睛无不使得每一个生存于社会中的个体成为一个被驯服或必须接受驯服的个体，从而最终成为挂着主体性招牌的“客体”。福柯在《规训与惩罚》里表面的目标似乎是探讨“监狱的诞生”，其实质是在展示知识——权力——道德系谱下一个规训社会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在这个规训社会中，生命权力化为“自身的技术”和“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在揭示规训社会的形成中，福柯对边沁设计的“全景敞视建筑”（圆形监狱）进行了批判且深入的“解读”，这无疑是他发现规训社会的形成机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
一、边沁设计的全景敞视监狱
边沁于1791年首次倡导圆形监狱，即全景式（敞视式）监狱，它的基本结构是：监狱的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间是一座眺望塔。眺望塔的塔墙上安有一圈对着环形建筑的大窗户，环形建筑则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各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的眺望塔，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这样，在圆形监狱中，中心控制塔只需要安排极少数的监督者，甚至可以只安排一人。通过逆光效果，就可以从眺望塔的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观察、监视到四周囚室里被囚禁者的小人影。在圆形监狱中，被监视者是彻底地被观看，却不能看到任何其他人；中心眺望塔的监视者可以观看一切，却不会被看到。
圆形监狱是启蒙理性精神作用下的产物。启蒙理性反对基督教会的蒙昧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传播科学和理性精神，倡导民主和法治的政治理念。这种理性精神浓缩成了人权、平等、自由、博爱、进步等口号。启蒙精神的强大作用推动了当时的人们以这些全新的观念思考人性、国家、社会及其政治制度，并且把设想付诸实践。边沁取功利主义的立场，对当时席卷欧洲大陆的革命深感恐惧，他关心的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的良好秩序。法律力图达致的目标中，安全是最主要的目标。为此，必须寻求法律科学和制度改革，监狱设计只是其中一个举措。这种圆形监狱的设计一方面明确废除了肉刑与苦役，体现出了“启蒙精神”在当时进步了的“人道”，另一方面，仍然保留了隔离式的监禁与惩罚，这只是以一个“隐喻”的方式预示着边沁良好秩序的社会理想，其中包括阻止已犯罪的人不再犯罪，阻止潜在的未犯罪的人不犯罪。
圆形监狱的确减轻了对监禁者的刑罚，而偏向了对之改造和教育。这似乎是刑罚史上一个光辉的进步。自由刑似乎也看到了自己貌似真实的图景。然而，一切可能都是假象，因为“监视”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在当时，边沁可能还没有觉察到这种“监视”会带来广阔的社会效果，也没有预感到这种“监视”包含着一个即将蓬勃生效的社会——政治功能。他只是把这一建筑设计当作技术上的胜利而沾沾自喜。在《全景敞视监狱》的前言中一开始，边沁就列举了这种“监视所”可能产生的益处：“道德得到改善，健康受到保护，工业有了活力，教育得到传播，公共负担减轻，经济有了坚实基础，济贫法的死结不是被剪断而是被解开，所有这一切都是靠建筑学的一个简单想法实现的！”2这些可能的益处的确非常符合功利主义。然而，它们得以实现难道就是凭着一个建筑学和几何学的貌似简单的“设计”就可能了吗？
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切还真是可能的，亦即“益处”变成了现实。福柯反复“夸奖”这一圆形结构“经济有效”。圆形监狱改变了古典牢狱中“挤作一团、鬼哭狼嚎”的情况，福柯称这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消极的效果”3，更为积极的效果是，来自于福柯对全景敞视建筑的诗意解读：福柯对这种全景敞视监狱做了两个生动的譬喻式的解读，一、“全景敞视建筑就是一个皇家动物园。人取代了动物，特定的分组取代了逐一分配，诡秘的权力机制取代了国王”4。二、“全景敞视建筑还是一个实验室。它可以被当作一个进行试验、改造行为、规训人的机构。”因此，它是一个权力实验室，是一个权力对人进行实验、分析、改造的优越场所。它敞现为权力——知识运作机制，并且深具效能。正是在这第二个“解读”中，福柯发现了全景敞视建筑预示着一种普遍化的功能运作模式，一种从人们日常生活的角度确定权力关系的方式。它达致“纪律”，使之以一种多样化的扩散方式在整个社会机体中运作。正是全景敞视建筑编制了这样一个基本运作程序，从而让规训机制彻底渗透社会，社会就在这种易于转换的基础机制层次上运作。
那么，边沁设计的这个貌似简单的圆形结构为什么就达到了后来那样神奇的社会效果呢？福柯并没有去追究这个问题，但福柯却揭示开了答案。
二、“看”与“被看”的政治心理学
如前所述，全景敞视监狱的结构与古典的牢狱的结构有一个原则是相同的，即保留了对被囚禁者的封闭隔绝，从而使得被监禁者不可串通、混乱、彼此施暴和病体的交叉传染等等，但改变了传统牢狱的隐藏和黑暗，里外两扇大窗使之获得了充分的光线，正是这充分的光线赋予了监督者比在黑暗中有效得多的捕捉效能。圆形监狱的四周的被监视者分别在充分的光线下彻底地被观看，他们只是被“观看”却不能观看到监督者，被监视者之间也不能彼此“观看”。在中心眺望塔，监视者能观看一切，但是不会被观看到。
这种监视方式看起来似乎没什么特别，但是，只要我们把它放入到一个中心——四周的环形结构中，并在福柯才华横溢又蜻蜓点水式的“论述”基础上，再深入梳理思考一下，其神奇的效果和内在的政治心理学就会被慢慢梳理出来。
1、“看者”。“看者”即监视者。他处在圆形结构的中心位置。他只要一上环形建筑的中心眺望塔，就能凭借充分的光线观看、监视到周围任何一个被监视者的
一举一动。但他自己却是隐蔽的，安全的，处在黑暗中的。因为“看者”处在中心眺望塔，而中心眺望的职责、功能就是监视，这是它的权力，也就是说，只要有这个“中心位置”，监视行为和权力关系就发生了。因此，由谁来监视并不重要，随便任何人，不一定是“总管”，他的亲属、朋友、客人、甚至仆人，甚至外来巡视的人员，只要到了这个“塔”，就可以形成对周围犯法者的监视。因此，监视这一权力行为的发生并不是由“看者”这个主体决定的，而是由圆形结构有一个“中心位置”决定的，换言之，监视与被监视之间的权力关系不是由“看者”对“被看者”的主体性决定的，而是由圆形监狱所塑形的“监视结构”决定的。这一监视结构就是社会权力结构的缩影。
2、“被看者”。“被看者”就是被监视者。他们首先是处在充分的光线下，表面上是正大光明，行动自由，其实这光线和自由恰恰使他们比以前更有效地被“捕捉”。他们处在环形结构的四周，被彼此隔绝在小笼子里。在这个大的环形结构中，他们只有向心的可见性，却不能横向彼此看见，即在横向上是彼此不可见的，因此，如果他们是罪犯，就不可能阴谋串通、集体逃跑；如果是病人，就不会传染；如果是疯人，就不会彼此施暴；如果是学生，就不会抄袭、喧闹；如果是工人，就不会混乱、盗窃，造成事故等等。总之，“被看者”彼此之间的隔绝和不可见性保证了一种秩序。这种秩序的扩散就是社会歌功颂德并自鸣得意的社会秩序。“被看者”享受着隔绝内的自由，其实是承受着被观察被监视的孤独，在社会的“中心位置”面前，完全没有主体性可言。
3、“看者”如何“看”“被看者”？这里的“看”即监视。在圆形监狱中，监视是如何形成运作的呢？监视是不是就是“看者”在看着“被看者”？绝非如此。由于圆形监狱的中心——四周的环形结构突出了这个“中心”的地位，保障了这个“中心”的权力，所以，任何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只要他处在这个“中心位置”，他就可以行使监视。那么，在这个监视关系形成中，这个“看者”只是权力的行使者，权力的载体。这个貌似“总管”的人物其实也是被关在这个建筑机制的中心。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中心眺望塔，在四周的被囚禁者身上才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5。也就是说，只要在一个机体中，有一个权力的“中心位置”，权力就会自动地发挥作用，与行使权力的人没有必然关系。权力关系可以独立于权力的行使者。在中心眺望塔，并不是真的有人在时时刻刻地监视着，“他”在眺望塔内可能只是睡觉、打盹、开小差、喝茶、看报纸，反正由于隐蔽而不确知。监视可能在实际上断断续续，也可能里面根本就没有人，但在被囚禁者身上仍然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被监视的效果。这样看来，被监视者并不是被“看者”（权力行使者、权力载体）制约，而是被一种独立于权力行使者的权力关系的机制制约，被一种权力局势（Power situation）制约。这个“局势”（situation）正是“看者”与“被看者”各自的位置结构。权力渗透进这样的位置结构，从而造成了“监视”的无所不在。这才是全景敞视建筑的主要后果。“看者”和“被看者”都被剥夺了自身的主体性。
4、“被看者”如何被驯服？究竟被什么驯服？既然是一个权力机体中的“位置结构”造成了“监视”的无所不在，而在这种无所不在的“监视”中，“被看者”成了无一例外的被驯服者，任何低一级的肉体和力量都要被压制和驯服，那么，“被看者”又是如何被驯服的呢？这里并不借助如古代刑罚那样残酷的刑具、强制力和物理的冲突，而是非常奇妙地诉诸了一个奇特的心理学机制。如前所述，由于“看者”
和“被看者”都被剥夺了自身的主体性，而只成为权力的载体与被载体，因此，可以说，一切“看者”都沦为了匿名的和临时性的，“被看者”也沦为了号码（如罪犯的编号）和肉体（没有个性身份的肉体）。原来的生命主体越是沦陷，权力关系却越是凸现。匿名的和临时的“看者”到中心眺望塔走一遭，他们的动机和心理是各不相同的，细碎的，然而，被囚禁者却只有一种类型化的心理，那就是他们惶惶终日，他们要努力地想知道自己是否被窥视，他们心底自由的幻象告诉他，只要没被“看着”，就是自由的。“匿名的和临时的观察者越多，被囚禁者越会被惊扰，也越渴望知道自己是否被观察”6。但是，由于被囚禁者是看不到监视者的，于是，一种想象性的监视就确立了，亦即：只要那个中心眺望塔竖立在那里，那些大窗户开着，被囚禁者就永远想象和感觉着一双永不停息的监视的“眼睛”在“看”着自己。这样，一种貌似“看”与“被看”的关系就转化成自我监视。正是这因想象而来的“自我监视”造成了普遍的被驯服。“隶属于这个可见领域并且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承担起实施权力压制的责任。他使这种压制自动地施加于自己身上”7。被监视者成为征服自己的本原。那么，这“被驯服”是不是就是被自己驯服呢？绝非。“被看者”的主体性完全丧失，他们只有这样一种本能式的自己又不可能觉知的想象性意向。这一意向是那双永不停息的监视的“眼睛”带来的。那是一双权力的眼睛。“被看者”在终极性上是被“权力的眼睛”驯服。
这样，在这个圆形监狱结构中，最主要的神奇的效果就显出来了，即花最少的人，一个人，哪怕没有人，只需要一个代表着监视权力的“中心位置”就可以实现对全部非中心位置上的低级肉体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监视。在这个看似由几何学和建筑学带来的神奇效果中，其实是“看”与“被看”的政治心理学在发生作用。这个政治心理学的奇妙之处在于：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全景敞视建筑蕴含了一个奇妙的视觉机器，它的奇妙性在于：“它使权力自动化和非个性化，权力不再体现在某个人身上，而是体现在对于肉体、表面、光线、目光的某种统一分配上，体现在一种安排上。这种安排的内在机制能够产生制约每个人的关系”8。
一种新的微观的“政治解剖学”必须要到这个视觉机器里寻找。
三、“普遍的目光”：规训社会形成的内在机制
福柯反复称赞全景敞视建筑，不仅称它经济有效，还称它精巧，其精巧就在于它在近两百年里强烈地刺激起人们的想象力。但是，福柯又认为，“全景敞视建筑不应被视为一种梦幻建筑。它是一种被还原到理想形态的权力机制的示意图。它是在排除了任何障碍、阻力或摩擦的条件下运作的，因此应被视为一种纯粹的建筑学和光学系统。它实际上是一种能够和应该独立于任何具体用途的政治技术的象征”9。这就说明，全景敞视主义的价值就不是一个任何具体用途的价值，而是一个揭示社会规训的普遍化的模式。它能够被应用于任何具体机构，如医院、工厂、学校和监狱等等，而实际上，它的确是被纳入了这些职能，从而增强了职能的效果，使得权力的行使变得越来越完善，“全景敞视模式没有自生自灭，也没有被磨损掉任何基本特征，而是注定要传遍整个社会机体。它的使命就是变成一种普遍功能”10，最终使社会力量得到增强，如增加生产、发展经济、传播教育、提高公共道德水平等等。
这样，全景敞视主义就由一种监狱规训方案变成了普遍化的社会规训模式。这种普遍化是以一种历史变迁为基础的。福柯揭示了17、18世纪规训机制逐渐扩展，遍布了整个社会机体的历史进程。这些进程包括经济的、法律——政治的以及科学的进程。11而伴随着这些错综交织的进程的，就是所谓规训社会的形成。“这是一个从封闭的规训、某种社会‘隔离区’扩展到一种无限普遍化的‘全景敞视主义’机制的运动”12。可见，规训社会的形成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课题。在福柯博学而天才的揭示中，他指示出了“规训”的实质：“‘规训’既不会等同于一种体制也不会等同于一种机构。它是一种权力类型，一种行使权力的轨道。它包括一系列手段、技术、程序、应用层次、目标。它是一种权力的‘物理学’或权力‘解剖学’，一种技术学”13。无限普遍化的“全景敞视主义”机制的运动的实质就是规训，而规训在今天更加细致入微，并且无限扩展。“今天理想的刑罚目标应该是一种无期限的规训：一种无终止的审问，一种无限扩展乃至精细入微的调查，一种能够同时建立永不结束的卷宗的裁决，一种与冷酷好奇的检查交织在一起的精心计算的宽大刑罚……”14这就是“全景敞视主义”的社会普遍化或者说普遍化的“全景敞视主义”的社会规训方式。在规训社会形成中，福柯把拿破仑的形象置于君主制的、仪式化的君权运作与等级制的、持久的无限规训运作的交叉点上。尽管王朝帝国的皇帝已死，但是，规训社会仍然有一个“皇帝”。社会任何一个细小的部位都逃脱不掉他的注意。“他作为一个既是古老王位的篡位者又是新国家的组织者的君主，把一系列漫长的过程集中到一个象征性的终极形象中。通过这些进程，君权的奢华壮丽、权力的必要的炫耀表现都在日常的监视运作中，在一种全景敞视方式中被逐一消灭了。相互交错的警觉目光很快就会使雕鹰和太阳黯然失色”15。这就指示出，在现代的规训中，并不需要实际上的战争和皇权，而只需要凭借惶惶人群中“相互交错的警觉目光”。这种目光多么类似于波德莱尔所描述的都市人群的目光。
不管规训社会的形成有着多么厚实且唯物论的历史变迁之基础，其形成的机制却是一个永不变迁的原则，这就是“全景敞视主义”的普遍化。“全景敞视主义”不仅仅是一个建筑学、几何学上的创新，而且是一个“政治光学”上的创举，更是一个人类思想史上的事件。它不仅仅解决了一个技术问题，而且产生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即普遍被监控的社会。因此，它成为规训社会形成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因素。古代庙宇、圆形剧场和竞技场式的观看模式被现代社会的“偷窥模式”
取代。共同体和公共生活为主导变成了国家和私人生活之间的“偷偷摸摸”；热烈的节日变成了冷漠的独处；亲近的情感变成了被监视者的孤独；热血沸腾的炫耀的仪式变成了茫茫无边的都市群众的警觉的目光。但是，一只“权力的眼睛”依然甚至更加顽强地照在大众之间。这就是现代规训社会中“普遍的目光”。“普遍的目光”不仅指人群中“相互交错的警觉目光”，更是指那只永不消失的永不停止监视的“权力的眼睛”。这种被“他者”看的格局形成“自我监视”并借助“自我监视”达到规训社会另权力满意的良好秩序。
超级全景监狱——从《规训与惩罚》看大众媒介对当代社会的影响 摘要：本文从福柯著作《规训与惩罚》中所提出的全景监狱概念出发，论述了由于无处不在的监督所构建的超级全景监狱，并以此探讨了大众传播媒介对当代社会的影响。 关键词：监督全景监狱超级全景监狱大众媒介 Abstract：This article stand by Foucault’s book “surveilier et punir”, discuss the superpanopticon because of the supervisor, and discuss the affect of mass communication on the society. Key Words：supervisor panopticon superpanopticon mass communication 正文： 一《规训与惩罚》概述 法国当代最有创意的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的经典著作《规训与惩罚》（s urveilier et punir）成书于1975年，讲述了现代监狱体制形成的历史。 《规训与惩罚》共分为四部分：酷刑、惩罚、规训与监狱。福柯具体讨论了如下主题: 罪犯的肉体、酷刑的鲜明性、普及惩罚、温和惩罚、驯服的躯体、正确的训练方法、敞视式监视、完整严格的机构、违法与犯罪、监狱。在书中一开头就栩栩如生地复述了１７５７年对谋刺国王路易十五世未遂的罪犯达米安执行五马分尸死刑的实况记录。紧接着的是引用一座监狱在１８３０年日常作息的明细表。显然，福柯试图用这样两个特写镜头的鲜明对比来展现法律制裁机制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曾经发生过的历史剧变——从对身体的破坏到对身体的改造、从赤裸的暴力痛苦到隐蔽的驾驭驯服、从正常行为与越轨行为的并处到两者之间的区隔，因而刑罚的主要对象也就改肉体折磨为心理拷问，并导致强制力与科学知识、权力技术以及包括强制劳动在内的社会化教育等因素交织在一起。① 在福柯看来，这其实只不过是一种新型国家权力、一种新型身体处理技术的诞生过程而已。在监狱中，监视者只要身处中心位置上的瞭望塔，就能够观察到环绕周围的所有房间和窗子里的所有动静，而被监视者无法准确知悉瞭望塔里的实际状态。这种设计是非常经济的，可以用非常少的人手来控制大量的囚犯，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借助心理威慑实现无人的自动化控制。 福柯赋予权力一种新的,颠倒了的危险意义：“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基本上也是在任何社会中，有许多中权力关系渗透到社会机体中，确定其性质，并构成这一社会机体；如果没有某种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功能发挥，那么这些权力自身就不能建立、巩固并得以贯彻。如果没有一个特定的真理话语的体系并基于这种联系进行运作，就不可能有权力的行使。我们受制于权力而进行的真理生产，只有通过真理生产，我们才能行使权力。”②
第22卷第11期河北法学 Vol .22,No .112004年11月 Hebei Law S cience Nov .,2004 福柯眼中的“圆形监狱” ———对《规训与惩罚》中的“全景敞视主义”的解读 张 艳1 ,张 帅 2 收稿日期:2004-08-09 作者简介:张 艳(1972-),女,湖南长沙人,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社会科学系助教,硕士,研究方向:法学理论; 张 帅(1976-),男,湖南长沙人,就职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硕士,研究方向:民商法学。 (1.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湖南长沙410072;2.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南长沙410007) 摘 要:现代法律既关涉人的身体问题———追求安全与幸福,又关涉人的精神问题———实现自由和权利,福柯因此而特别 注重对现代法律和法学的检讨与批判。《规训与惩罚》是集中体现福柯法哲学思想的杰出著作。作为当代思想家的福柯不只是描述式地讨论“监狱的诞生”,其思想意蕴远远超出一般监狱学的范围。监狱及其实践提供了一个检验现代政治民主的重要标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监狱内所发生的事情对整个社会都有影响。 关键词:福柯;圆形监狱;规训中图分类号:DF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2004)11-0130-04 Panopticon in Foucault 'eyesight ———The interpretation of Panopticism in 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 ZHANG Yan 1,ZHANG Shuai 2 (1.School of Humanity and Social S cienc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Changsha 410072; 2.Intermediate People 's Cou rt of Changsha ,C hangsha 410007China ) Abs tract :M odern law concerns not only the problem of human 's body -security and happiness ,but also human 's mental problem -freedom and right ,s o M ichel e Foucault concentrate his eyesi ght on modern law and jurisprudence .Dis cipline and Punis hment is his noted book ,becaus e everything happened in pris on is n 't a simple thing ,it infl uences the whole s oci ety . K ey words :Foucault ;panopticon ;discipline 一、边沁设计的圆形监狱:“经济”而“人道”的改造所 监狱在西方国家早就存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就有关于监狱的记载,但直到漫长的中世纪,监狱虽已遍布西方各国,却都不是作为执行自由刑的场所,因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刑罚是死刑、身体刑和财产刑,自由刑尚未进入刑罚体系。 在西方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得以改善,生命和健康有了基本保障的前提下,人们开始追求更高的价值目标———自由。在此情况下,自由刑及作为自由刑执行场所的监狱出现了。古典学派虽然倡导人道主义,但却没有摆脱旧日的报复惩罚等观念。那时侯,改造、矫正等观念尚未兴起。因此,作为执行自由刑的监狱,还只是惩罚与赎罪的地方,以监禁受刑人、限制其自由为主要任务,教育和改造的计划尚未提上议事日程。在监禁上,实行所谓的“杂居制”,结果犯人交叉感染,出狱后继续犯罪。西方近 代监狱在其产生初期非人道、残酷的状况,引起了启蒙思想家们的非议,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边沁的圆形监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设计出来的。 边沁于1791年首次倡导的圆形监狱,即全景式(敞视式)监狱(panopticon ),其基本结构是:监狱的四周是一个环行建筑,监狱中心是一座眺望塔。眺望塔的塔墙上安有一圈对着环行建筑的大窗户,环行建筑则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每个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中心眺望塔,与狱墙上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这样在圆形监狱中,中心控制塔只需安排极少数的监督人,甚至可以只安排一个人。因为通过逆光效果,这个监视者可以从眺望塔内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观察四周囚室里被囚禁者的小人影。在圆形监狱的环行边缘,被监视者是彻底地被观看的,但他不能观看到监视者;同理,在中心眺望塔,监视者能 — 130—
从达米安被处以极刑的惨烈场面到1840年梅特莱农场的正式使用，两个社会事件标志着一种“规训机制”从此在法国建立起来，这种机制展示了一种新的惩戒权力。而《性经验史》描述了整个19世纪，人们对性的关注，产生了四种形象，它们是认知的四个特殊对象，也是认识活动的目标和根据：歇斯底里的妇女、手淫的儿童、马尔萨斯式的夫妻和性倒错的成人。对他们的管理产生出权力的另一种现代形式——生命权力。这就构成了福柯在系谱学研究中提炼出来的权力的两种形式，即管理生命的权力自17世纪以来发展出的两极：一极是“人体的解剖政治”，另一极是“人口的生命政治”。把福柯对这两种具体权力形式的文本结合起来研究，才能分析出福柯眼中的微观权力的若干特征。 第一：权力无所不在，且具体而微。这是福柯对权力的基本判断。他认为在整个现代社会，弥散性的权力已经浸入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可以在最细小的地方被捕捉到，它把一切都整合到自己万能的统一体中。而这种弥散性的权力不一定是靠统一的国家机器来实现的，“权力具有各种不同的形态，使用各种不同的技术”，在各个不同的局部领域，它拥有策略的多样性，所以它又是具体的。 在现代社会中，权力效应沿着一个渐进的细微渠道流通，它抵达个人，抵达了他们的身体、姿态和全部日常行为。我们看到，在人们的性经验中，细微的权力关系弥漫于身体、性、家庭、亲属关系、话语等之中，“性落入了话语的掌握之中，话语不断地捕捉它，不让它有丝毫躲藏和喘息的机会”。而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展现了权力技术的复制性：在17和18世纪，规训机制逐渐扩展，遍布了整个社会机体。正如我们可以看到的，当代的工厂、学校、军队、兵营、医院一定程度上都与监狱彼此相像，这正是“纪律”这种惩戒权力全面渗透的结果，也即福柯所说的“规训社会”的来临。 第二：权力是一种关系和网络。传统的权力理论视权力为一种能力或者资源，是可以被所有、争夺、转让的财产。而福柯主张权力是一种关系，这种权力关系可以看作是处于流动而循环的过程中，“它从未确定位置，它从不在某些人手中，从不像财产或者财富那样被据为己有”。而且这样一种权力关系又不是单向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而是构成一个循环相连、错综交织的网络。“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在流动，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着权力”。事实上，也正是权力的这种关系和网络特性使权力能无所不在，能够在每一时刻、一切地点的不同关系中生产出来。 福柯在对规训权力的展示中提到的“层级监视”就体现了权力的关系和网络属性。“虽然监督要依赖人实现，但是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关系网络的作用，这个网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下而上的与横向的”。在整个机构中，没有谁绝对地拥有权力，权力在整个关系网络中不断地一层层地被生产出来，负有监督任务的人员又无时不受到监督而成为被监督者，分层监督的纪律形式使这种关系权力得以真实地运作起来。 第三：权力是匿名的、无主体的。福柯一再强调权力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掌握了权力，一直淡化权力的实施主体。事实上，我们从权力的关系和网络特性中就能够推导出，在福柯那里，权力主体是匿名的、不确定的，每一个人都只是权力关系中的一个点，他既可能是权力的实施者，也可能是权力的实施对象。“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关系机制使权力自动化和非个性化，权力不再体现在某个主体身上了。 从边沁的全景敞视建筑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环形边缘，人彻底被观看，但不能观看；在中心瞭望塔，人能观看一切，但不会被观看到。在这里，监视权力的实施者就是匿名的，谁都可以在任何时候报以任何动机出现在中心瞭望塔里操作这个权力机器。在《性史》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对性话语的煽动和坦白机制的建立的背后都找不到确定的实施主体，它不是主导权力合理性的某个领导部门，也不是统治阶层或手握经济大权的人。事实上，福柯认为，匿名的和临时性的权力实施者越多，那么权力效应将体现得越充分。 第四：权力具有生产性，而不仅仅是压抑的。德勒兹将“权力首先是生产性的实践”这一点视为福柯权力分析的首要特点。权力的生产性使福柯看到了现代权力机制中的一些积极性的因素，即权力不是被动的禁令，而是产生许多效果的技术；虽然福柯并不认为权力是好的。福柯认为，19世纪政治权利的重大变更之一就是，君主“使人死或让人活”的权利转变为“使人活和让人死”的权利。那么，在现代社会，权力的这种生产性就体现在对生命（或生活）的管理，即“使人活”，这是一种改造的积极性。 惩戒权力在演变过程中，越来越强调对个人肉体的治理和规训，而不是致死。通过一系列的权力技术，个人被无休止地编制进一种社会秩序中，为的是恢复，即重新生产出个体被削弱的力量、被取消的技能、
大众文化考试要点 第一讲传媒与文化 1、文化：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 2、大众文化：指兴起于当代都市的，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是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的，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的，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后的产物。大众文化是普通民众所创造并欣赏的一种普及文化。 精英：指社会上具有卓越才能或身居上层地位并有影响作用的杰出人物。精英文化却是代表正统的、由主导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那一部分精英所创造并欣赏的文化。 3、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指（代表个人、团体等，尤指形成一经济或政治制度基础的）思想方式。是一种观念的集合，是概念、观点、思想、价值观等要素的总和。从广义讲，它源自特定的阶级或群体。每一种类的意识形态指适合那种阶级的观念体系。 4、霸权：指各种各类的支配，不局限于政治方面。它不但指涉政治、经济因素，而且包含了文化因素。 （1）媒介霸权的观点认为，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成为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大众媒介被视为受社会统治阶级控制、帮助那个阶级控制社会其他人的工具。 （2）媒介霸权的三个命题：新闻记者的社会化包括充满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报道指南、例行工作规则和导向；新闻记者倾向于报道保守的和维持现状的话题和消息；新闻记者倾向于表现亲美国的报道和对他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负面报道。 政治对大众传媒的影响：政治对大众传媒的政治性和阶级性归属具有决定性影响，也就是统治阶级掌握着“文化霸权”；政治发展状况对大众传媒的发展水平具有决定性影响；政治秩序的良好可以带动大众传媒的繁荣，反之则传媒业也会受到反面影响。 大众传媒对政治的正面作用：传递政治信息。监督政治环境、统一政治规范、塑造政治形象、传承政治文化。大众传媒在特殊情况下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成为新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力量出现的导火索和鼓动者，并在一定的政治发展阶段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5、文本、解读、意象、镜像、全景监狱 文本指“任何书写或印刷品的文字形式”。 超级全景监狱不单产生了自我监视、互相监视的人群，也创造出了一种新的传播语境。这种新的传播语境具有非常独特且令人困厄的特征。 6、七、消费、媚俗、后现代、后现代主义 消费社会：人们对消费品的占有不再以消费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而是以炫耀消费品的附加值作为消费行为的主要目的。消费社会对消费品赋予过分价值，趋向于把消费品不仅当作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而且作为最大的利益，整个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被一种消费物质商品的动力所支配和渗透。（概念参考书本） 第二讲媒介文化与当代文化转型 一、媒介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1、社会生活的大众媒介化 社会生活通过大众媒介被整理、呈现与保存，社会生活被媒介文本化与大众传播化；大众传媒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众传播被日常生活化，成为人们几乎不可须臾离开的生活内容。 2、媒介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当代社会与文化的一个突出变化是审美的泛化或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第二媒介时代及其特征 美国作家马克·波斯特所著的《第二媒介时代》一书中指出“第二媒介时代”是以网络为基础物质架构，以去中心化、多元化与双向传播为特点的传播时代。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高速公路”的介入和卫星科技与电视、电话、电脑的结合，互联网的虚拟世界正在改变着人类的交流习惯，可以说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已经进入“第二媒体时代”。 一、网络迅速发展为基础架构 波斯特在《信息方式》一书中将信息方式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面对面的口头传播阶段，自我被包嵌在面对面关系的总体性中，在语音交流中的某个位置上被建构；二是印刷传播阶段，自我被构建为一个行动者，处于理性，想象的自律性的中心；三是电子传播阶段，持续的不稳定性使自我去中心化、分散化和多元化。 在远古时代，在没有纸张、没有印刷术的时代，人们只能通过面对面地口口相传，这种口头传播模式的范围受到限制，传播的内容也有可能因此失真。发展到印刷传播阶段，人们可以通过阅读了解制作者所要传达的信息和思想，这是一个单向的传播过程，受众被动接受作者的思想。直至后代电报、电话、广播及电视的出现，信息的传播更加多样化，人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获得信息。但是这个时候，传播的模式大致还是保持单向的传播模式，且受到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所控制。 《第二媒介时代》书中提到，“在大多数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看来，工人阶级已变成一群毫无生气的凡夫俗子，普遍受到媒介和通俗文化的操纵；对典型的法国文化研究者及德?塞尔托等人而言，主导力量已经能确立一种现状，抵抗却在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继续发生。” 随着卫星技术及计算机的飞速发展，信息传播像是进入到高速公路般，急速飞快。人们对于网络的依赖越来越强，不但可以通过网络获取更多的最新的资讯，而且能够通过网络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不仅仅满足了民众的知情权，更重要的是满足了人们的发言权。思想和言语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因此波斯特认为网络是作为“第二媒介时代”出现的基础物质架构，也进一步证明了麦克卢汉“地球村”的概念。 二、去中心化的双向交流 相比较“第一媒介时代”的少数人说、大多数人听的传播模式，“第二媒介时代”已经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发言，人人都可以成为传播者的时代。 本书所说第一媒介时代，是以报刊书籍（纸质媒体）和广播电视媒体为主导的时代，这个时代有中心化传播方式，即通过有限制作向众多消费者传播，这种传播模式造就了制作者的权威地位和消费者的受众地位。消费者只能被动地接受制作者所要传达的思想，没有足够的发言权。哈贝马斯说：“只要大众媒介单方面地在一个中心化的传播网络中规定交流的流向----从中心到周边或自上而下，它们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社会控制的效验。”可以说一点传多点的传播模式是第一媒介时代的主要特点。 而在第二媒介时代，因特网新媒体打破了第一媒介时代以少对多的交流方式，使多人对多人的交流成为可能。电脑网络的界面介于人与机器之间，使时间和空间既分离又联系，从而“根本上瓦解了把读者和作者分别当作批评和权威的稳定立足点的种种观点”，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双向交流过程。 第二媒介时代的网络结构是节点之间的连接，无数个节点之间的相互连接，这样的连接方式便为去中心化创造了基础。一个人的发言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并给予回应讨论，人们可以通过网络以博客、微博、微信或者各种贴吧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绪，而其他人可以对其发表评论。相比较书本的单向传播，网络加强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使得这种思想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aa11910886.html, “全景敞视主义”与人的解放 作者：周远全赵世庆 来源：《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01期 [摘要]福柯是西方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他把社会权力运作和人的命运作为自己毕生研究的基础和核心。全景敞视主义虽然从微观上分析了人类社会中人的各种复杂的关系，但是无法像马克思一样真正为人们勾勒出社会发展的道路和方向，而人的自我救赎也无法指导人们实现真正的自由与解放。 [关键词]福柯；全景敞视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B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595(2011)01-0076-05 权力与人的命运常常是哲学家经久不息谈论的话题，学术界、理论界涌现了大量的研究这些问题的理论，这些学说和理论不断地影响人们，在这些问题的研究者中，马克思与法国的后现代主义者福柯无疑是两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马克思与福柯虽然不是同时代的人，但两者并不是没有关系，有人甚至认为福柯理论中“一直活跃着……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继承下来的隐性遗产，虽然不那么显而易见，但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种研究是值得肯定的，也是客观的，但是，福柯与马克思显然又是不同的。 一、“权力的经济”与“经济的权力” (一)福柯：“平面同心圆”权力论 权力是福柯社会理论的基石，在福柯看来，“权力不是一个机制，不是一个结构，也不是我们拥有的某种力量；它只是人们为特定社会中复杂的战略情势所使用的名字”。福柯反对经济决定权力的说法，他认为不应该也不可能寻找到权力产生的源头，权力不是某个经济集团、某个组织、某个阶级和某个国家的财产，相反，“权力无所不在，这并不因为它有特权将一切笼罩在它战无不胜的整体中，而是因为它每时每刻、无处不在地被生产出来，甚至在所有关系中被生产出来，权力无处不在，并非因为它涵括一切，而是因为它来自四面八方。”福柯很明确地抛弃了那种自上而下的压抑、笼罩、涵括、包裹性的国王权力，福柯的权力与传统意义上由经济决定的政治结构、统治社会的统治阶级、面对奴隶的主人这些东西无关，福柯的权力是价值中立的，是中性的。权力的形态内部的力量关系、性质、方向、活动机制内在地构成了社
《规训与惩罚》读后感 《规训与惩罚》是福柯在1975年出版的论著，全书一开始就展示了一场对身体极其残忍的惩罚：“在格列夫广场上，弑君者达米安被马撕拉四肢，再被刽子手用烧红的铁钳撕开他的胸膛……蜡和硫磺浇入撕裂的伤口”这是古典时期的酷刑。针对这样的行为，福柯并没有去探寻其中残酷的实质，而是指出这样对待犯人的酷刑，使围观群众对国王和法律产生憎恨;“刑场上的罪犯却因在大众面前表现得无所畏惧而成为英雄，酷刑被仪式化后却走到了它的反面。”后来描述了18世纪，也就是启蒙时代使用断头台替代了残酷的刑罚,改革者们主张崇尚“人性”，废除酷刑，实行人道主义。他们力图提出一种温和的惩罚方式，即“规训”。福柯在书中写道：“规训脱离了日常感受的领域，进入抽象意识的领域。”这样的转变不仅仅是方式的变化，更是由身体的惩罚转为灵魂的惩罚。到了现在20世纪，出现了“全景敞视主义”代替以上两种惩罚。 在书中，福柯向我们指出并详细论述了规训的三个手段：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检查。层级监视目的是为了确保纪律的实施，确保命令的精确完成。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及全景敞视建筑，这是一种类似于福建客家土楼的建筑物，只是它会在中间会建立一个高高的监视台，以便观察罪犯的一举一动。处于这种监狱的罪犯，将时刻处于精神紧绷的状态，因为从他的位置出发，他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处于被监视的状态，所以只能老实本分。而监视者也可以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他可以随时更换监视人员，或多或少，或老或年轻。因为被监视者无法判定外部情况，所以便给监视者极大的便利。这种全景敞视建筑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两者地位上的差别，更表现在它能够做成开放式模式，接受来自不同地位，不同身份的人的拜访，参观。开放式模式的作用有：1：外部的混乱状况能对不明所以的罪犯造成另一种心理压力，更有利于对他进行改造；2：社会上的参观能增强公众监狱的认识和了解，从而提高对刑罚体系的信心。总的来说，层级监视保证了规训权力的切实运行，并且它所具有的层级性，关联性是每一个不同层次的人自觉维护和遵守的，这样一来，其稳定性便毋庸置疑了。 规范化裁决，顾名思义是对罪犯在监狱里的表现做出符合一定标准的判定。
第29卷第2期2012年6月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29No．2 Jun．，2012 “发展”的解构主义与被解构的“发展” ———解读《遭遇发展》［1］ 王为径陈世栋 现代性的诞生，意味着浪漫主义的逐渐消逝。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体现在方方面面：巴西利亚的建造标榜了人类对社区地理规划的开始；包豪斯风格的发展呈现了人类关于功能与技术要求的回应；科学林业的普及，唤起了人类对整齐与一致性的追求；医院、学校、监狱和工厂的制式化管理，加剧了人类对时空规则的依赖。的确，现代化象征着一种标准化的、透明的、普世的宏大叙事的建立。正因如此，后现代解构主义才应运而生。作为后现代解构主义的主要人物，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揭露了现代社会的治理术：通过间隔、差距、序列、组合的机制，记录、区分和比较［2］234病人、犯人或者工人等，从而建立一个类似全景敞视的模型，提供给诸如监视者等少数鸟瞰众人的便利和控制全局的权力。阿图罗·埃斯科瓦尔（Arturo Escobar）的《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中对于第三世界发展形成的话语分析方法，恰恰深受福柯的影响。 一、解构主义的目标： 以干预作为工具的“发展” 在《遭遇发展》一书中，埃斯科瓦尔将福柯关于文件、数据库与分类系统中暗藏权力的剖析，运用于阐释一些国际援助项目的去政治化机制，解构发展话语中隐蔽的权力和知识的统治内涵，揭示第三世界与发展之梦的形成［1］3，及其宣扬者在意识形态控制方面的野心和政治实质。 本书的开始，埃氏追溯至1949年1月2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就职演说。在福柯的启示下，埃氏洞悉了以干预作为工具的“发展”的由来———当杜鲁门描绘出第三世界的发展蓝图之时，一系列为了完成发展主义合法化的核心概念就此产生：贫困、平等、生活水平、需求、生产力以及人口等等，这些概念后来被建构为20世纪下半叶乃至21世纪全球人类共同关注的命题。在此基础上，以“贫困”为典型的具有分化内涵的词语，作为西方国家干预第三世界形成的理所当然甚至冠冕堂皇的原因，被广泛使用于大量援助项目。埃氏总结出这些核心概念的终极指向———经济增长与资本富足，并质询了第三世界的构建缘何成为了西方国家以经济学为基础的现代性的复制。他发现，以干预为工具的“发展”将对社会进路的设想，简化为指导人们如何推动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在批判的声音中，基于重新审视社会涵盖的其他领域，巧妙地修正现代化发展理论和实践，使之按照资本的、商业化的、工业化的逻辑和秩序进行有利于维持“经济”因素主导地位的重组与再定位。在此背景下，他开始关注国际援助项目旨趣的流变：从20世纪50、60年代的饥饿与粮食内容，包括其衍生的营养学家、卫生专家、农学家与规划师权威崇拜，以及土地改革、绿色革命及国家综合粮食和营养计划［1］120等，到20世纪70、80年代农民、妇女和环境内容［1］1，包括其衍生的综合农业计划、全球性知识与本土性知识的二元冲突、主体与大自然的资本化等。 在埃氏那里，第三世界的形成来自西方国家以干预作为工具的“发展”，而这种“发展”的对象又在逐渐“进步”：从资本的流动，到主体的资本化，再到大自然的资本化。总而言之，如 DOI:10.13240/https://www.doczj.com/doc/aa11910886.html,ki.caujsse.2012.02.007
福柯眼中的“圆形监狱” 一、边沁设计的圆形监狱：“经济”而“人道”的改造所 监狱在西方国家早就存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就有关于监狱的记载，但直到漫长的中世纪，监狱虽已遍布西方各国，却都不是作为执行自由刑的场所，因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刑罚是死刑、身体刑和财产刑，自由刑尚未进入刑罚体系。 在西方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得以改善，生命和健康有了基本保障的前提下，人们开始追求更高的价值目标——自由。在此情况下，自由刑及作为自由刑执行场所的监狱出现了。古典学派虽然倡导人道主义，但却没有摆脱旧日的报复惩罚等观念。那时候，改造、矫正等观念尚未兴起。因此，作为执行自由刑的监狱，还只是惩罚与赎罪的地方，以监禁受刑人、限制其自由为主要任务，教育和改造的计划尚未提上议事日程。在监禁上，实行所谓的“杂居制”，结果犯人交叉感染，出狱后继续犯罪。西方近代监狱在其产生初期非人道、残酷的状况，引起了启蒙思想家们的非议，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边沁的圆形监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设计出来的。 边沁于1791年首次倡导的圆形监狱，即全景式（敞视式）监狱（panopticon），其基本结构是：监狱的四周是一个环行建筑，监狱中心是一座眺望塔。眺望塔的塔墙上安有一圈对着环行建筑的大窗户，环行建筑则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每个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中心眺望塔，与狱墙上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这样在圆形监狱中，中心控制塔只需安排极少数的监督人，甚至可以只安排一个人。因为通过逆光效果，这个监视者可以从眺望塔内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观察四周囚室里被囚禁者的小人影。在圆形监狱的环行边缘，被监视者是彻底地被观看的，但他不能观看到监视者；同理，在中心眺望塔，监视者能观看一切，但是不会被观看到。罪犯因此而惶惶不可终日，不敢造次。这样的监狱结构，既可以起到有效的监视作用，也能够让监视人完全处于隐蔽而安全的境地。 此外，一个囚犯一间牢房，牢房之间是封闭和隔离的。这样可以保证监视者与被监视者之间没有直接的身体上的接触，不会轻易发生暴力事件。 边沁设计圆形监狱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即（一）尽量减少监管人员，提高监管效能，使被监督者持续不断地处于监督者的睽睽目光之下，以减弱犯人做坏事的力量，甚至摆脱做坏事的想法；（二）尽量减少监管人员与罪犯的接触，以抑制体罚与酷刑。简而言之，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经济”与“人道”的目的。边沁的圆形监狱计划明确废除了苦役与肉体的折磨，主张采取感化教育与劳动改造相结合的方式，将流氓磨练成正直的汉子，将懒汉磨练成勤俭者，以为社会造福{1}。 边沁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个透明可见的圆形监狱？那是因为他认为“在法律力图达致的目标中，安全是主要的和基本的目标”{2}。边沁对他所亲历的席卷欧洲大陆和美洲的革命毕生都深怀恐惧。良好秩序和安全是他压倒一切的关怀，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生存条件与环境，如何阻止已犯罪的人不再犯罪以及阻止潜在的未犯罪人不犯罪，是他着重考虑的问题。功利主义虽然也认为犯罪是人的自由意志的结果，但同时更加强调其自由意志是可以通过外界影响而控制的。边沁认为一种新的法律科学和制度改革将为现代的有序社会创造条件。因此，他认为可以
互联网的基本特征与特质 1、去中心化 马克·波斯特在其著作《信息方式》中提出：“互联网是去中心化的传播系统。互联网也是在基础性的组织层面上去中心化的，促进了语言的去中心化。”也就是说，互联网具有去中心化的特征。所谓的去中心化是相对于中心化而言的。以互联网为例，典型的中心化案例就是各大集中性的门户网站，网络中的每个结点都可以是一个控制中心，以门户网站为中心，可以做到信息媒介传播和散布，然而在WEB2.0的第二媒介时代下，每一个参与到互联网中的个体都可以是信息的控制中心，最典型的案例也就是当前火热的微博、微信、播客等自媒体。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其中，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去中心化主要是指技术对普遍用户的赋予。另外，去中心化也不是人人绝对平等的意思，总有人更善于利用技术赋予的可能性，有人则不善用或不在乎。 2、自由、平等的特性 由于互联网的去中心化的特性，所以可以说在互联网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到互联网当中来，包括信息的发布和传播，对现实事件的看法和点评都可以没有障碍地进行。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互联网的自由，平等的特性。在互联网上的沟通与面对面沟通不同，在面对面的现实交流和沟通中，可能会存在性别歧视，阶级等级观念束缚等问题，但是互联网的沟通交流的
匿名性，消除了等级制度的束缚，体现了自由平等的特点。3、数据库的特征 波斯特在《第二媒介时代》当中提出了“超级全景监狱”的概念。全景监狱是英国建筑师边沁的设计：四周是一个分割为许多小囚室的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囚室中的每个人处于被隔绝与被观察的孤独状态，他们能够目睹瞭望塔高大的轮廓，却无法看清塔中情形，只能假设自己时刻受到窥视而自我制约。因此塔中可以是任何人，且不必时刻在场，亦能完美实现其监视功能。福柯将现代社会比作边沁的全景式监狱。他认为在传统社会，社会管理者主要是通过信息不对称的方式来实现更低成本和更高效率的社会治理。而后也有更多的技术控制论学派学者将其运用在传播学研究之中。 波斯特的论点就是，随着电脑网络时代的降临，一种新的实践便在社会场中运作，你可以把社会场当做一个超级全景监狱，它重新构成了主题的构建。当你使用个人电脑进行搜索时，搜索引擎记录下了你的地理位置、年龄层、个人喜好，再次点开搜索引擎页面它就会为你推荐相应网页。在数据库技术的支持下，网民只不过就是盘综错杂的互联网世界中的由不同符号组成的一组数据。电子化的信息收集以及网络媒介海量存储的特性，使得互联网成为一个特殊的数据库成为了可能。这种数据库的特征，为当下热门的“大数据”时代提供了技术上的依据和可能。可以这么说，大数据时代的发展，离不开互联网数据
加速还是缓解社会学危机： 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与社会学理论转型 摘要：面临后工业时代全球化和个体化的挑战，社会学遭遇诸多危机，这场社会学危机的实质是社会文化变迁的结果。为了应对这场危机，后现代社会理论范畴中的社会学理论从本体论上重建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从认识论上进行了社会学理论视角的转换，从而完成了社会学理论自身的转型。较之于传统社会学理论，后现代社会学理论以其反思性和多元论的特征，成为社会学理论解放和理论拓展的力量之所在，也为社会学危机的突围提供可能的路径选择。 一、社会学危机：表现与原因 西方社会学是在工业革命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门新兴社会科学，在其成立之初，就肩负起描述、分析、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服务于政府和各种社会组织的任务，社会学术语创始人孔德曾赋予社会学在科学序列中至高无上的地位。随着现代性的推进，社会学在经历种种辉煌与困顿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进行重新定位。进入20 世纪60 年代末以来，社会学“出现了一些其他学科没有出现的混乱”，[1]（P1）默顿说日益学术化和专门化的社会学已经进入“慢性危机”状态。一位美国社会学家霍罗维兹（horowitz）在《社会学的瓦解》一书中说，社会学这门学科渐渐变得枯燥无味了。到了20 世纪80 年代，即使社会学理论在欧洲出现了新的繁荣，但是总体来说，社会学理论在对时代问题的回应上，很难说取得了成功，社会学在知识领域中整体性下滑的局面并没有得到遏制。 社会学遇到的困难不仅体现在锐减的学生需求和研究经费资助、作为一门职业的低回报率上，其学术状况也越来越糟糕。社会学常常被指责没有一个恰当的调查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或者说一直以来社会学都没有像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那样清晰的界定自己的研究领域。即使在传统的社会学研究领域也出现了退化，许多研究变成了纯粹的经验研究，再也没有有价值的理论视角为指导。社会学常常研究一些明显是常识的问题，但是其研究成果也常常被批判没有启发作用，认为社会学就是用某些讨厌的术语武装起来的常识。[1](P4)相比其他立场，社会学也很难给普通个体带来什么收益，社会学的学习者经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是获得了这种哪怕已经“相当科学”的社会学的知识能为他们带来什么？简言之，社会学危机除了客观上表现为该学科在学界、民众和政府地位的下降，还主观表现为社会学学术研究场域自身的危机意识：即对一直以来社会学学科缺乏统一的方法论和理论范式的忧虑、社会学知识服务于个人、群体、社会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和冲突，甚至包括社会学对现代性之危机性解读的乏力。 面临后工业社会时代来自全球化和个体化的挑战，社会学需要作出合时宜的调整、突破与适应。吴小英认为，社会学学科当前所遭遇的危机状态，与其说是智识学术方面问题的表现，不如说是社会文化变迁造成的结果。为了应对不断的社会文化变迁，社会学理论自身正在进行一场认识论和本体论等方面的转型，这场尚未完成的转型既是社会学危机源之一，亦是缓解危机的可能途径。笔者认为作为后现代思潮组成部分的后现代社会学理论是社会学理论转型的具体体现，且这种转型是以对日益严峻、显著的现代性危机的反思和批判为出发点的，鲜明地表现出社会学学科的忧患和反思的学术性格。 学界在后现代思潮对社会学理论转型的效应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存在不同的意见。大多数人倾向的观点是：从后现代主义中汲取养分将是社会学走出危机的可能路径。后现代思潮的涌现，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社会学理论中蕴含的诸种理论假设、提问方式、分析问题的思维定势、描述事实时的关键概念。如，刘少杰认为：后现代社会学不是名义上的求新，而是当代社会学发生了深刻的、实实在在的变化的概括，是在思维方式、现实基础、知识基础、理论背景、理论原则和理论对象等方面的重大转向。[6](P75)他认为从现代社会学向后现代社会学转向意味着从控制论研究向解放论研究的转向，标志着社会学进入了快速而成熟的发展时期。瑞泽尔认为由于对后现代批评和分析持高度开放态度，社会学也成为一个多范式的、文本化的和充满争议的领域，后现代社会理论被视为对现代社会学理论的一种选择。 [7](P14)但是后现代在开始走出旧的现代性理论樊笼的同时，砸落了一地的碎片，留下的仍然是一片理论的虚无状态。“各种‘后’论，不过是一知半解的做法，甚至是一种学术上的懒惰，因为它们只是确定我们再也不能使用旧的概念 了”。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将考察后现代思潮与后现代社会理论究竟是缓解还是加剧社会学危机进行梳理和考察。 二、后现代社会理论与社会学理论的转型 瑞泽尔认为，后结构主义以及它对现代理论的反动是后现代社会理论兴起的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原因。后现代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是：政治上，随着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失败，人们感到对企图（对社会问题进行一揽子）大解决的老的希望是一种幻觉，宏大解决能轻易带来希望，也能轻易带来恐怖。经济上，世界经济正在经历从以福特主义的制造性工作为主向以后福特主义的服务性职业为主的转变。社会文化上，由于更少地强调生产而更多地强调消费，我们正进入一个“消费社会”。后结构主义者试图对社会思想“去中心化”，将它从“人”这个焦点上移开，移向其他的现象尤其是语言现象上。 1、什么是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一词的最早使用可追溯到20 世纪70 年代，在70 年代末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明晰的阐述。后现代主义
福柯眼中的“圆形监狱”。 一、边沁设计的圆形监狱：“经济”而“人道”的改造所 监狱在西方国家早就存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就有关于监狱的记载，但直到漫长的中世纪，监狱虽已遍布西方各国，却都不是作为执行自由刑的场所，因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刑罚是死刑、身体刑和财产刑，自由刑尚未进入刑罚体系。 在西方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得以改善，生命和健康有了基本保障的前提下，人们开始追求更高的价值目标——自由。在此情况下，自由刑及作为自由刑执行场所的监狱出现了。古典学派虽然倡导人道主义，但却没有摆脱旧日的报复惩罚等观念。那时候，改造、矫正等观念尚未兴起。因此，作为执行自由刑的监狱，还只是惩罚与赎罪的地方，以监禁受刑人、限制其自由为主要任务，教育和改造的计划尚未提上议事日程。在监禁上，实行所谓的“杂居制”，结果犯人交叉感染，出狱后继续犯罪。西方近代监狱在其产生初期非人道、残酷的状况，引起了启蒙思想家们的非议，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边沁的圆形监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设计出来的。 边沁于1791年首次倡导的圆形监狱，即全景式（敞视式）监狱（panopticon），其基本结构是：监狱的四周是一个环行建筑，监狱中心是一座眺望塔。眺望塔的塔墙上安有一圈对着环行建筑的大窗户，环行建筑则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每个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中心眺望塔，与狱墙上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这样在圆形监狱中，中心控制塔只需安排极少数的监督人，甚至可以只安排一个人。因为通过逆光效果，这个监视者可以从眺望塔内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观察四周囚室里被囚禁者的小人影。在圆形监狱的环行边缘，被监视者是彻底地被观看的，但他不能观看到监视者；同理，在中心眺望塔，监视者能观看一切，但是不会被观看到。罪犯因此而惶惶不可终日，不敢造次。这样的监狱结构，既可以起到有效的监视作用，也能够让监视人完全处于隐蔽而安全的境地。 此外，一个囚犯一间牢房，牢房之间是封闭和隔离的。这样可以保证监视者与被监视者之间没有直接的身体上的接触，不会轻易发生暴力事件。 边沁设计圆形监狱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即（一）尽量减少监管人员，提高监管效能，使被监督者持续不断地处于监督者的睽睽目光之下，以减弱犯人做坏事的力量，甚至摆脱做坏事的想法；（二）尽量减少监管人员与罪犯的接触，以抑制体罚与酷刑。简而言之，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经济”与“人道”的目的。边沁的圆形监狱计划明确废除了苦役与肉体的折磨，主张采取感化教育与劳动改造相结合的方式，将流氓磨练成正直的汉子，将懒汉磨练成勤俭者，以为社会造福{1}。 边沁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个透明可见的圆形监狱？那是因为他认为“在法律力图达致的 目标中，安全是主要的和基本的目标”{2}。边沁对他所亲历的席卷欧洲大陆和美洲的革命毕生都深怀恐惧。良好秩序和安全是他压倒一切的关怀，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生存条件与环境，如何阻止已犯罪的人不再犯罪以及阻止潜在的未犯罪人不犯罪，是他着重考虑的问题。功利主义虽然也认为犯罪是人的自由意志的结果，但同时更加强调其自由意志是可以通过外界影响而控制的。边沁认为一种新的法律科学和制度改革将为现代的有序社会创造条件。因此，他认为可以通过监狱建筑的精心设计使犯人感到道德的约束和秩序的要求。只要设计出好的监狱，人们便能自然而然地将窃贼或其他的罪犯改造为诚实、有益的人。 边沁身处的时代正是启蒙运动蓬勃兴起的时代。启蒙运动发生于17—18世纪的欧洲各国。所谓“启蒙”，其实质就是反对基督教会的蒙昧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传播科学和理性精神，倡导民主和法治的政治理念。正是因为17、18世纪理性精神的发展，才孕育了用理性来观
监狱指挥中心及监狱数字化建设 解决方案
建设目的 为进一步落实司法部《关于全国监狱信息化建设规划》精神和司法部《关于加强监狱安全管理的若干规定》精神，积极推进监狱现代警务保障机制建设，构筑以指挥中心为龙头的“全方位、全天候、多层次”的数字化监狱安全保障体系，进一步提高我局安全防范能力和数字化管理水平，确保监管安全的稳定。 根据现代监狱的警务特点和需求，按照司法部统一规划和制定的建设内容，建立以“监控中心”、“报警中心”、“门禁中心”和“应急指挥中心”四个中心为一体的监狱数字化安全防范体系，通过多媒体监控、门禁控制、会见监听录音、突发事件快速报警、周界防范等科技手段，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狱安全防范和指挥体系，建立健全与武警、公安的联动机制，实现安防信息的采集、传输、分析和及时发现、准确提示及处置的支撑体系，降低干警劳动强度，提高干警持续值守的能力，做到反应处置迅速、信息沟通快捷、指挥协调有力，全面提升各级监狱管理部门的安全防范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总体需求 监狱指挥中心，在平时作为综合管理指挥中心，在战时作为应急联动指挥中心，同时可作为局视频会议的分会场，将监狱内的各种信息、软件和系统等集成整合为可以统一调用的应用平台，实现事件处理中的信息流转（信息汇聚、查询、更新）和指令传递（下情上报、上情下达），并进一步为监狱日常工作和战时指挥提供三维巡视、智能报警、辅助决策、指挥调度等支撑功能，从而使指挥工作更加高效、快捷和准确。 “数字化监狱”就是要把监狱内的各种记录、文字、图像、多媒体等信息通过信息处理、网络通讯、生物识别等各个学科的先进技术进行传输和处理，达到监狱系统内信息采集数字化、信息传输网络化、信息管理智能化、信息分析集约化和信息培训经常化，实现监狱工作更科学、更公正、更安全、更高效地履行其刑罚执行职能，进一步推进监狱现代警务保障机制建设，构筑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狱安全保障体系，提高全局监狱安全防范能力和科学管理水平，确保监狱安全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