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农历5月26日，道士王圆箓在敦煌莫高窟第16 窟甬道北壁发现了一个复洞（现编号为第17窟），洞内重重叠叠堆满了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的经卷和文书。这批古代文献总数在五万件以上，多数为手写本，也有极少量雕版印刷品和拓本；其形态有卷子、摺本（包括褶叶装、旋风装、蝴蝶装）、册叶本和单片纸叶等；其文字多为汉文，但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梵文和突厥文等其它文字的文献亦为数不少；其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宗教、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美术、音乐、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诸多学科，但以佛教典籍和寺院文书为主。敦煌文献主要是指这批古代文献〔1〕。不论从数量还是从文化内涵来看，敦煌文献的出土都可以说是本世纪我国最重要的文化发现。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后来引起世界学术界震惊的珍贵文物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致使其中的大部分先后流散到英、法、俄、日等国，对我国学者利用这批文献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我国学术界自1909年得睹敦煌文献之时起，即开始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经过我国学者和日、法、英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以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为发端的学术研究领域逐渐扩大，并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现在，敦煌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显学，而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问题始终是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对1909年以来我国学术界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的有关情况略作回顾，并对这方面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发展动向试作讨论。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在运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方面，国外学者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因篇幅所限，本文未能包括这方面的内容。自1909年至今，我国学者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的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909年至1949年建国前为第一阶段，1949年建国后至1976年“文革”结束为第二阶段，“文革”后至今为第三阶段。一第一阶段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909年至1925年《敦煌掇琐》出版以前是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以公布资料为主，同时也以跋、按语和提要等为主要形式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1909年，法国人伯希和到北京为法国国立图书馆购买汉籍，随身携带了一些1908年他从敦煌掠走的敦煌文献珍本。直到此时，北京学界才得知莫高窟发现敦煌文献的消息。当时在京的许多著名学者如罗振玉、蒋斧、王仁俊、曹元忠等，都前住伯希和寓所参观或研读、抄录。同年9月，王仁俊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敦煌文献资料集《敦煌石室真迹录》；11月，罗振玉出版了他和蒋斧辑录的《敦煌石室遗书》。以后，又陆续出版了《石室秘宝》（民国初年，存古学会辑）、《鸣沙石室佚书》（1913年，罗振玉辑）、《鸣沙石室佚书续编》（1917年，罗振玉辑）、《鸣沙石室古籍丛残》（1917年，罗振玉辑）、《敦煌零拾》（1924年，罗福葆辑）、《沙州文录补》（1924年，罗福苌辑）、《敦煌石室碎金》（1925年5月，东方学会编）等。上述著作几乎公布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所有敦煌文献的录文和照片图版〔2〕，历史文书和历史典籍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时期所公布的历史文献以及相关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对唐后期、五代、宋初西北历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被迫调动西北各地的精锐部队入援，位于青藏高原的吐蕃王国乘机向唐州县发起进攻，自756 年至763年迅速占领了陇右地区，以后又从东向西至786年攻占了整个河西地区。公元840年，位于蒙古高原的漠北回鹘汗国因内乱被黠嘎斯击溃，部众大批西迁，进入河西与天山东部地区。842年，吐蕃王国因内部权力之争而发生内乱，势力大衰，其在陇右、河西和塔里木盆地南部的统治开始动摇。大中二年（848年），沙州大族张议潮率众起义，在控制了瓜、沙二州后上表归唐，唐廷遂在沙州设归义军节度，任命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此后直至11世纪上半叶，张议潮家族和曹议金家族相继控制归义军政权达100多年。归义军的控制区域，兴盛时包括整个河西及沙州以西的一些地方。9世纪晚期以后则仅有瓜、沙二州，其东的酒泉、张掖地区被由西迁回鹘建立的甘州回鹘占据，凉州一带则是吐蕃系的温末部的活动地域；其西则有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由西迁回鹘建立的西州回鹘王国和以于阗为中心的于阗王国等少数民族政权。因这一历史时期的历代中原王朝始终未能有效控制上述地区，故当时的官修史籍对吐蕃管辖时期西北地区的情况和归义军政
权及其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有关情况记载极为简略，且多讹误。幸赖敦煌文献保存了一大批属于这个时期的官私文书和史籍，为学术界探讨吐蕃、归义军史和同期西北民族变迁情况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我国学者在最初接触敦煌文献时，就开始了对归义军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敦煌石室真迹录》中即有多件与归义军有关的文书，王仁俊还以“按语”的形式介绍了几件同类文书。他依据所见文书否定了《新唐书·吐蕃传》有关张淮深卒于咸通十三年（872年）的记载，考定张淮深应卒于大顺元年（890年）；确认《西汉金山国圣文神武白帝敕》即《旧五代史》等史书所记“自号金山白衣天子”的张奉之敕，并推测张奉之尚白是受摩尼教的影响；指出《曹议金壁画题名》中之曹议金即《旧五代史》所记之沙州曹义金，检出了《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纪传中有关曹议金的材料。王氏还依据《新唐书·吐蕃传》指出曹议金是在张奉后以长史身份主持州务，他联合回鹘，通使中原，遂以留后被中原王朝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王仁俊对归义军资料的整理和研究虽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由于当时所能见到的敦煌文献太少，所以他的按语在许多地方沿袭了传世史籍的错误。《敦煌石室遗书》也辑录了不少有关归义军的资料。其中蒋斧《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跋注意到了此碑文所蕴含的历史信息，指出据此碑可知在张氏归义军内部曾发生“争夺之事”；但他推定的时间不确，也未能对“争夺之事”作进一步考察。《敦煌石室遗书》中由曹元忠撰写的《沙州石室文字记》，是第一篇利用敦煌文献结合史书有关记载研究归义军史的论文。此文指出《新唐书·吐蕃传》所记张淮深后即由曹议金继任不符合历史事实，其间尚有张奉和索勋曾为节度使。该文还正确考定了曹氏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的卒立次序，即曹议金、曹元德、曹元深、曹元忠、曹延禄、曹宗寿、曹贤顺，并确定了曹宗寿取代曹延禄的时间在咸平五年（1002年）。上述次序虽尚缺曹延恭一任，但作者已指出延恭有可能担任过沙州节度。曹文最后指出景祐四年（1037年）西夏取瓜、沙、肃等州后，并未能对沙州实施有效统治，故有沙州继续向中原王朝进贡之事。这篇文章为确立曹氏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的世次奠定了基础，有关西夏未能有效控制沙、瓜的观点也极富启发性。罗振玉为《鸣沙石室佚书》所收《张延绶别传》录文撰写的目录提要则进一步指出继淮深者为淮□，淮□以后，尚有嗣者，虽沙州中间偶有篡夺，然不久即灭。张氏主河西，直至唐终。从而彻底推翻了《新唐书·吐蕃传》关于曹议金在咸通年间即以长史身份主持归义军的错误记载。1913年至1914年，罗振玉依据史籍记载和当时所能见到的敦煌文献中的有关材料，先后撰写了《补唐书张义潮传》和《瓜沙曹氏年表》（两文均见《雪堂丛刻》，1915年）。前文首先指出了《新唐书·吐蕃传》所记吐蕃攻陷沙州过程的疏失，推断沙州陷蕃应在贞元元年（785 年）。继而考察了张议潮起事、收复河西、遣使入朝等历史事件的过程。并确定了张氏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的世次。即咸通八年（867 年）张议潮入朝后，张淮深嗣为节度；淮深卒前淮□嗣；淮□卒前托孤于议潮婿索勋，勋乃自为节度，并在景福元年（892年）得到朝廷任命；后议潮十四女又于乾宁元年（894年）率将士诛勋，以议潮孙为节度，并以其长子李弘愿任沙州刺史兼节度副使，次子和三子则分任瓜州刺史和甘州刺史；后梁开平年间的沙州节度使张奉可能是张议潮末孙。罗氏的成果奠定了张氏归义军政治史的基础。他关于陷蕃年代的考证推进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他判断张议潮攻克凉州应在咸通二年的说法也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这篇文章最重要的贡献是关于张氏归义军节度使世次的考证，以后的研究都是在此框架基础上逐步深入和具体化的。罗氏此文的主要不足是未能参考王仁俊有关张淮深卒年的研究成果。后文在曹元忠研究的基础上，不仅按时间顺序对有关资料进行了梳理、编排和考订，在一些问题上也取得了进展。如确定了曹议金在贞明年间已执掌归义军大权，曹氏取代张氏的时间当在贞明以前；指出在归义军张氏时统治区域有瓜、沙、甘、肃等十一州，到五代时归义军所领仅有沙、瓜二州；在“年表”的序言中确定接替曹元忠的应是曹延恭，并推测在延恭后可能还有延禄一世；确定了曹宗寿卒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子曹贤顺继任。限于材料，此文仍未解决大部分节度使的卒立时间。1924年，王国维《于阗公主绘地藏菩萨题记》跋（载
《沙州文录补》），据英藏《开宝八年归义军节度使曹延恭施舍疏》，判定《续资治通鉴长编》有关曹元忠卒于太平兴国五年和卒后由其子曹延禄继任的记载是错误的。指出在元忠和延禄之间尚有延恭一世，元忠应卒于开宝以前。但王氏未能确定此于阗公主是曹延禄之妻，误认为是延恭之妻。王国维还在跋中开探索于阗史事之先河，对唐初以来有关于阗的情况作了初步考察，并推测李圣天是回鹘人。在这一时期公布的材料中，还包括一些归义军时期的牒、状、契约、书信和吐蕃管辖敦煌时期的文献。此外还有反映唐前期敦煌历史情况的《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等。时人虽未能对上述资料进行有价值的研究，但却为以后人们探索相关问题提供了原始资料。有的资料直至今日仍被人们引用、研究。第二个方面是对历史典籍的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历史典籍有些是佚籍，有些是有传世本的史籍。佚籍的价值自不待言，有传世本的史籍也因其抄写时间较早而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所以，我国学者对早期接触到的历史典籍自然十分珍视。这一时期公布的佚籍有《鸣沙石室佚书》收录的《春秋谷梁传解释》“僖公上第五”、《春秋后国语》、《春秋后秦语》、《春秋后魏语》、《晋纪》、《阃外春秋》等。罗振玉所撰目录提要分别据传世文献考出以上史籍的名称，并说明其对研治各时期历史的价值。《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则影印了《略出籝金》和包含有历史佚籍片段的《古类书》三种。《沙州文录补》公布了《开元天宝残史书》。此外，这一时期公布的文学作品《唐太宗入冥小说》和《秦妇吟》也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王国维的有关跋文结合传世文献对唐太宗入冥事进行了探索。写本传世史籍这一时期公布了《隶古定尚书》“顾命”的图版和录文，“夏书”四篇和“商书”七篇的录文，蒋斧、罗振玉分别指出上述写本均为未经天宝中卫包改定的隶古定原本。王仁俊和蒋、罗二人还将写本“顾命”与传世本进行了校勘。罗振玉《吉石庵丛书》（1916年）影印了《尚书释文》“尧典、舜典”。《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影印了《春秋经传集解》“僖公五年至十五年”、“僖公二十七年至三十三年”、“昭公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定公四年至六年”，《春秋谷梁传集解》“庄公、闵公”和《汉书·王莽传》残篇。罗振玉的有关跋文分别考定上列第一、三件为初唐写本，二、四件为六朝写本，第五件为唐龙朔年间写本，第六件为唐太宗时写本。罗振玉还将上述写本与传世本进行了对
《敦煌石室碎金》收录了罗振玉校录的《春秋左氏传·昭勘，具体指出了写本可订正传世本之处。
公残卷》和《汉书·匡衡张禹孔光传残卷》。第三个方面是对有关宗教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佛教史方面，《敦煌石室真迹录》和《敦煌石室遗书》、《沙州文录补》公布了包括碑文、窟铭、牒、戒牒、遗书等与佛教寺院有关的文书，但未及对这些文书进行研究，相关的按语和跋每有失误。道教史方面，《敦煌石室遗书》刊布了《老子化胡经》卷一、卷十的录文，《鸣沙石室佚书续编》影印了这两件文书的图版。王仁俊按语（载《敦煌石室真迹录》）认为写本《化胡经》是唐初僧人伪造，并云《化胡经》一造于晋、二造于唐、三造于宋、四造于元。蒋斧《老子化胡经考》（载《敦煌石室遗书》），搜集了许多传世史籍中有关老子化胡的记载和《化胡经》佚文，但有的佚文是《化胡经》类文献佚文。罗振玉《老子化胡经补考》（载《敦煌石室遗书》），指出元代所传《老子化胡经》已与唐代所传之本不同，并已认识到有关《化胡经》的文献有《化胡经》和“化胡经类”文献的区别。罗振玉还对《化胡经》写卷的文字进行了校订。《沙州文录补》刊布了《老子化胡经序》，王国维跋指出此序应为魏明帝撰。摩尼教和景教方面，分别公布了《摩尼经》和《景教三威蒙度赞》的录文、图版。王仁俊按语认为《摩尼经》为唐写本，辑录了史书中一些有关摩尼教记载，但误将摩尼教视为回教。蒋斧撰《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略》，罗振玉又对蒋文有所补充，但他们关于摩尼教传入中国的论断都属于推测。王国维《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亚洲学术杂志》1921年11期），在参考国内外有关研究论著的基础上，又发掘出一批反映摩尼教在中国流行情况的汉文资料。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国学季刊》1卷2号，1923年），认为摩尼教传入中国是在唐武后延载元年（694年），并考察了此后其流行与遭禁的有关情况。第四个方面是对唐代法律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最早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也是王仁俊。1911年，他刊布了《唐写本开元
律·名例疏》（《敦煌石室真迹录·已集》），录文后附有他撰写的《唐开元律案证》。“案证”结合传世《唐律疏议》考定写本为唐开元律疏《名例》的一部分，认为此写本当即唐尚书都省所写，发使散于天下的五十本之一。“案证”用写本与传世本对勘，互相校补，指出传世本并非开元二十五年律疏，因而写本对于了解唐律的演变及开元律疏的修撰过程都有重要意义。《鸣沙石室佚书》刊布了唐代《水部式》残卷录文，罗振玉目录提要据《白氏六帖》考出其名，指出该卷可补《唐六典》、《新唐书·百官志》缺失者十处，并据该卷结合传世文献考察了唐代的海运情况。《敦煌石室碎金》亦刊布了罗振玉校录的“律疏”和《唐律疏议·杂律下残卷》，罗跋考定了写本与传世本的不同。同书还刊布了《永徽东宫诸府职员令》，王国维1919年跋云此卷系由日本狩野直喜博士所录，王氏经过考证，认为其为唐武德职官令。此名虽不够准确，但作者仅依据该卷的一小部分即判明了其性质，为后来者进一步考定其准确名称奠定了基础。第五个方面是对地志类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敦煌石室遗书》公布了《沙州图经》和《西州图经》等地志的录文。罗振玉有关跋文和校录札记（均载《敦煌石室遗书》）考定《沙州图经》作于开元天宝年间，《西州图经》作于唐乾元以后至贞元以前；并据写本订正了《元和郡县图志》和两唐书《地理志》等史籍的缺失。《敦煌石室碎金》则公布了《敦煌录》。《鸣沙石室佚书》刊布了《诸道山河地名要略》和《贞元十道录》等全国性地志。此前，刘师培已于1911年在《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国粹学报》辛亥第四号）中，据《新唐书·艺文志》和《太平寰宇记》，考出了《贞元十道录》的名称和作者，并指出了该卷与传世史志的异同。罗振玉所撰目录提要则考出了《诸道山河地名要略》的名称和作者，并举例说明两个残卷可补正《元和郡县图志》、《通典》和两唐书《地理志》等书的缺失。《敦煌石室遗书》还刊布了《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卷》的录文，此书虽为僧人游记，但因保存不少有关历史地理的资料，故有的学者也将其列入地志类。罗振玉跋据慧琳《一切经音义》考定出此卷书名，并据其内容推断该书成于玄宗朝。罗振玉还撰写了《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校录札记》，指出写本的别字异文和伪误。第六个方面是对有关社会经济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因受材料的限制和当时学术取向的影响，这方面的工作起步较晚。直到1924年，《沙州文录补》才刊布了数件户籍、手实和户状等户籍类文书。但当时学者尚不能分辨户籍、手实、户状等的区别，将这类文献均名为户籍。王国维的有关跋文依据传世文献和户籍类文书探索了唐代的户籍制度，并以户籍所载应受田数、已受田数与唐代文献中有关均田的规定进行比较研究，开启了运用户籍文书研究唐代均田制的先河。刘复《敦煌掇琐》的出版，标志着第一阶段第二时期的开始。《敦煌掇琐》虽亦为敦煌文献资料集，但其中的资料均系作者直接从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文献中选录。继刘复之后，胡适、向达、王重民、于道泉、姜亮夫、王庆菽等陆续赴巴黎、伦敦调查、抄录、拍照、研究敦煌文献。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已能接触巴黎所藏敦煌文献的大部分和伦敦所藏敦煌文献的一部分，与前一时期相比，资料来源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介绍、公布或带回的敦煌文献录文、照片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其中与历史有关者亦明显增多。同时，我国学者加强了对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其中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1937年）辑录了不少有关历史的资料。而罗振玉又推出了《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1939年），影印出版了自家搜集、收藏的敦煌文献，其中亦包括一些与历史有关的文书（有些已公布过录校本）。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本2分，1930年）和《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本1分，1939年），不仅具体介绍了北图所藏敦煌文献的史料价值，还从学术发展史的高度对敦煌文献之类的新材料与学术新潮的关系进行了精辟论说，并呼吁国人利用敦煌文献以研究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陈氏的这两篇序文特别是前一篇影响深远，指引数代学人加入到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的行列中。在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问题方面，陈氏也率身垂范。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商务印书馆，1943年）中，曾利用敦煌写本常何墓碑探讨李世民在玄武门事变中取胜的原因，以实例向学术界展示新史料可“补释旧史所不能解之一
端”；《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本1分，1930年）亦曾利用敦煌写本吐蕃诏书以印证作者的结论；《秦妇吟校笺一卷》，则以诗证史，每有所得。关于归义军和金山国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在这一时期又有进展。孙楷第《敦煌写本〈张义潮变文〉跋》（《图书季刊》3卷3期，1936年），利用《张议潮变文》结合史籍记载，初步探索了归义军政权周边的吐浑、吐蕃、回鹘等少数民族政权的情况。同作者之《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本3分，1937年），推测“克复凉州之役，必是淮深首功”；继而进一步考察了安西回鹘政权与甘州回鹘政权的建立过程及两个政权的关系，认为甘州回鹘是“旧河西回鹘部落，非自安西移来者”；该文还探讨了河西五郡陷蕃的次序和具体过程，首次揭出《元和郡县志》中沙州于建中二年（781年）陷蕃的记载，但作者似乎没有注意到此前罗振玉关于沙州陷蕃年代的考证；作者认为以沙州为中心的归义军政权在唐宋间延续近200年，系因这里的居民以汉人为主体，指出归义军政权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上述孙氏两文的结论虽与后来的研究尚有一定距离，但他将归义军政治史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了西北各民族变迁史的广阔领域，并开创了以文学体裁的文书研究历史问题的先例。向达《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辽海引年集》1947年），对沙州陷落和收复的时间及张淮深死因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其结论对国内学术界影响很大；该文还首次利用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记探讨归义军史的有关问题，扩大了归义军史的史源。但该文涉及的一些问题已被上举《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和藤枝晃的《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东方学报》12册3分—13册2分，1941—1942年）解决。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北平图书馆馆刊》9卷6期，1935年），依据作者在巴黎搜集的敦煌文书，对金山国史事进行了考证。使“千载坠史”，“有年可稽，有事足纪”，填补了张氏归义军和曹氏归义军之间的一段历史空白。虽然此文有关金山国的立国时间及部分文书年代的判定存在问题，但作者公布的材料至今仍是研究金山国史的基本史料。唐长孺《白衣天子试释》（《燕京学报》35期，1948年），认为张承奉“白衣天子”名号是受到弥勒教的影响。此外，向达《玉门关阳关杂考》（《真理杂志》1卷4期1944年）和《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新5卷4期，1944年），开辟了利用敦煌文书结合传世文献和实地踏勘研究敦煌历史地理的新途径。董作宾《敦煌纪年——敦煌石室写经题记年表》（《说文月刊》3卷10期，1943年），开始尝试利用敦煌写经题记考察敦煌世族。史岩《敦煌石室画像题识》（1947年）则利用莫高窟供养人题名和历史文献，对敦煌的索、氾、令狐、安、李、张、曹、阴等大姓做了探索。对历史典籍的介绍和研究仍是这一时期我国学者致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的成果主要反映在王重民的《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中，《巴黎敦煌残卷叙录》先是以系列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后由北平图书馆汇为两辑印行（第1辑刊于1936年，第2辑刊于1941年）。此书虽以介绍新发现的古代典籍为主，但也包含了作者对其进行考证、研究或与传世本对勘的结果。该书介绍的历史佚籍有《春秋后语》之《秦语》上、中、下和《赵语》上、下，同时探索了《春秋后语》全书各卷的内容；《阃外春秋》卷一和卷二（部分），对其作者作了进一步考证，指出了罗振玉的疏失；《帝王略论》，考出其作者为虞世南；《籝金》，指出《略出籝金》系张球所作，并对张球的事迹作了初步考订。此外还有《唐高宗天训》、唐张仁亶《九谏书》和被怀疑并非今本的《晋书·何曾传》。传世史籍介绍了《古文尚书》16件，《今字尚书》3件，《春秋经传集解》和《春秋谷梁传集解》各1件，《史记集解》1件，《汉书》3件；分别判定了各件的抄写年代，勘对了写本与传世本的异同。3件《今字尚书》均被定在卫包改字之前，并据以判定在卫包前已有《今字尚书》。潘重规《敦煌唐写本尚书释文残卷跋》（《志林》2期，1941年），通过对比写本与传世宋本的异同，考察宋人删改《尚书释文》的情况。越政《敦煌左传残卷校记》（《艺观》4期，1929年），勘对了李鸣南藏敦煌写本《左传》与宋本的异同。宗教史方面。董作宾《敦煌纪年——敦煌石室写经题记年表》依据写经题记初步考察了敦煌莫高窟窟寺之创建与寺观之名。史岩《敦煌石室画像题识》“自序”利用敦煌文献结合莫高窟供
养人题记，考出了15所寺院的名称，并对这些寺院的寺址与兴建存废等情况进行了初步探索。胡适《神会和尚遗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录校了《神会语录》、《普提达摩南守定是非论》、《顿悟无生般若颂》等神会的著作，并撰有《荷泽大师神会传》，开整理敦煌禅籍之先河。陈寅恪《武曌与佛教》（《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本2分，1935年），据敦煌本《大云经疏》考出武则天所颁《大云经》，乃薛宗义取后凉昙无谶旧译《大方等大云经》附以新疏而成，推翻了旧史所记武氏时有沙门伪撰《大云经》的说法；《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国学论丛》1卷2号，1923年），依据敦煌写本题记考出了吐蕃译经大师法成的史迹。道教史文献的研究仍是围绕《老子化胡经》进行。王维诚《老子化胡说考证》（《国学季刊》4卷2号，1934年），在比较彻底地清理有关材料的基础上，深入考察了敦煌本《化胡经》在“化胡说”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刘国钧《老子神化考略》（《金陵学报》4卷2期，1935年），指出《化胡经》与三张道派有关。牟润孙《宋代摩尼教》（《辅仁学志》7卷1、2期，1938年），指出十卷本《化胡经》已列入唐官方道经。逯钦立《跋〈老子化胡经玄歌〉》（《中央图书馆馆刊》复刊2号，1947年），认为《化胡经》卷十中含有太武帝灭佛的背景因素，并推断此卷为北魏时作品。朱维之《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及尊经考》（《基督教丛刊》14期，1946年）及《景教经典一神论》（《基督教丛刊》18期，1947年），结合史籍探索了敦煌景教文书反映出的问题。社会经济方面，这一时期仍是以整理、公布资料为主，但也有少量相关论文问世。《敦煌掇琐》辑录《宅舍图》、《户状》、《户籍》、《差科簿》各一件，反映经济关系的各类契券、凭据、案卷、牒状等二十余件。《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辑录各类契券近二十件，有关社邑的文书数件。《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影印了罗氏收藏的两件户籍、一件户状、一件有关长行马的案卷与一件《枝头白刺头名簿》。《食货》4卷5期（1936年）是《唐户籍簿丛辑》专刊，将当时见于中日文书籍、杂志的二十件敦煌户籍、差科簿（时称丁籍）收集在一起。陶希圣《小序》指出户籍、丁籍是重要的经济史料，对研究均田制、百姓负担和社会组织都有重要意义。曾了若《隋唐之均田》（《食货》4 卷2期，1936年）是最早尝试利用敦煌户籍研究均田制的专题论文。虽然他据之得出的结论为现在一般学者所不取，但他的研究仍加深了人们对均田制的了解，其研究方法在学术史上亦有积极意义。陶希圣《唐代管理水流的法令》（《食货》4卷7期，1936年），利用敦煌写本《水部式》结合唐代文献探索了唐代关于灌溉用水的管理、水碾碨的管理、河上交通的管理及海上运输的有关规定。对法律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此期亦有进展。董康依据内藤湖南提供的照片校录了《神龙散颁刑部格》，并与唐律做了比较研究（《书舶庸谈》，1926年）。罗振玉也对该文书作过探讨。王重民《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介绍了《唐律》和《唐律疏议》各二件，考证了各件的书写年代，指出了写本与今本的异同。王氏还据写本律疏考出传世本《唐律疏议》中之“疏议曰”，系因宋元人不明律疏之义“连疏于议”所致，发数百载之覆。金毓黻《敦煌写本唐天宝官品令考释》（《说文月刊》3 卷10期，1943年），最早对p.2504号文书进行了校录和研究，据《旧唐书·职官志》考定该件为《天宝官品令》，指出该件可与《职官志》、开元令互相印证，并列表具体展示其可补《职官志》之漏、误处。虽然此文对文书的定名未能成为定论，但作者的探索对唐令的研究仍有一定意义。从文献学角度研究地志类文书，此期趋于沉寂。王重民《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介绍了一件新发现的带有原题的《沙州都督府图经》，考证其年代在证圣二年，不同意罗振玉的定年。王氏还介绍了两件《大唐西域记》残卷，附有与今本对校的校勘记。纵观第一阶段的两个时期，我国学者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很大成绩。前一时期我国学者所能接触到的敦煌文献十分有限，但他们不遗余力地多方搜求，并且几乎全部公布了他们见到的有关历史的文献。虽然在今天看来他们所公布的资料在文字录校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资料在此后几十年内一直是史学工作者利用敦煌文献的重要材料来源。由于这一时期我国学者掌握的资料很不系统，其研究成果不免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他们对归义军史的探索和对历史典籍、宗教史文献、法律文献、地志类文献等方面的整理和研究仍为
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我国学者所做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在世界上处于明显的领先地位。罗振玉父子在这一时期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中贡献最大。后一时期我国学者所接触的敦煌文献大为增多，他们所介绍的敦煌文献的范围也比前一时期广泛得多。在此基础上，他们将归义军政治史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了西北各民族变迁史的广阔领域，开展了对金山国史的专题研究，对宗教史的研究也开辟了新的领域，对历史典籍和社会经济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则更加系统化，开始出现按类或按专题搜集资料进行整理的趋向。在研究方法上，这一时期创造的用文学体裁的文书研究历史问题和将文书与实地踏勘相结合等新方法，都对以后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应以王重民和向达的贡献最大。但后一时期我国学者接触敦煌文献的主要方式是亲赴巴黎、伦敦查阅，他们拍照、抄录的大量文书除《敦煌掇琐》外，大多未能像前一时期那样公开出版。这样，不能出国的人只能主要依靠前一时期公布的资料或出国者赠送的照片进行整理和研究，其研究范围受到很大限制。而这一时期我国赴欧洲访求敦煌文献的几位学者的治学重点又均不在史学方面，这当然会对历史研究在整个敦煌文献研究中所占的地位产生影响。就整体而言，后一时期国内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的重点在古籍，热点在文学，对历史典籍的重视是因其系古籍的一部分。与同期的日本学界相比，我们的研究领域有待拓宽，如那波利贞对寺院经济文书和社邑文书等世俗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在我国尚无人涉足；一些方面的研究深度也有差距，未能出现如《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那样全面、深入、细致的论文。
文献：文献是指以文字、符号、图像、声音等为主要记录手段的一切知识和信息的载体。“文献”一词出自于《论语八佾》篇中，（先秦）“文”与“献”是两个词，“文”指文章典籍；“献”指贤人贤才，特指博学多闻、熟悉礼仪掌故的人。（汉唐以后）“文”是叙事的依据，“献”则是论事的依据。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对“献”的解释已经与本义发生变化，“献”的含义已日益向“文”转化。自此以后，人们对“文献”的概念，逐渐变为专指文字记载的东西。1983年7月2日发布的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把文献规定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我们对文献的定义是（见句首）。与传统的“文献”含义相比较，现代“文献”含义不仅包罗了传统意义上有文字记载的一切图书资料，掌握某一方面知识技艺的专门人才，还囊括了现代所有的知识记录和信息载体。 作用：文献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构成部分，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有力工具之一。文献具有存储信息、传递信息两大基本功能。 历史文献学：历史文献学是对历史文献的载体形式、内容类别、典藏传播、整理利用以及历史发展进行研究，进而探索其特征和规律的学问。其任务在于为各种学术文化的研究提供翔实的资料，尤其要为历史学的研究建立坚实可靠的史料基础。（古代多属于校雠学的范畴） 文献学的成就：1.廓清后世对经书的误解和歪曲 2.钩稽考证汉人经说 3.撰著新疏新解4.汇释群经（《皇清经解》、《皇清经解续编》） 甲骨文献：又称“卜辞文献”，是殷人占卜的记录，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文献。王懿荣是甲骨文献价值的第一位鉴定人。刘鹗《铁云藏龟》，是我国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专书。 金石文献：分别是指以金属和石质材料为载体的文字记录。金文文献：在青铜器上铸刻文字，始于夏商，盛于周代。石刻文献起源大体与金文文献同步。石经是儒家经典的大型石刻文献。始于汉魏，绵延到清代，内容由“七经”发展到“十三经”。墓志碑刻是古代石刻文献的主体，现存最早的碑刻文献著录是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 金石学：对各种青铜器和石刻进行全面研究的一门学问。 经部文献：包括儒家经典“十三经”、历代学者对儒家经典的各种注释阐发之书以及为解经需要而衍生的各种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典籍。 十三经：儒家十三中经典的合称。十三经的概念是在历史上逐渐形成的，其发展演变过程是:汉代把《易》、《诗》、《书》、《礼》、《春秋》立于学官，名“五经”（“熹平石经”）；唐代增加《周礼》、《仪礼》、《公羊》、《榖梁》四种，名“九经”；唐文宗开成间刻石于国子学，又增加《孝经》、《论语》、《尔雅》，称“十二经”（“开成石经”）；到宋代，复增《孟子》，合称“十三经”。“十三经”是经部文献的核心，是集我国古代儒家经典之大成的总集。 十三经注疏：汉代及魏晋时代学者对十三经所作的注和唐宋时代学者所作的疏，合称“十三经注疏”。 二十四史：形成过程是：“前四史”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前四
浅析敦煌莫高窟的艺术价值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被誉为20世纪最有价值的文化发现，位于甘肃敦煌市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崖壁上,上下五层, 南北长约1600米。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一座内容丰富、规模宏大的石窟群。现存洞窟735个,壁画45000平方米,彩塑2400余身, 飞天4000余身, 唐宋木结构建筑5座,莲花柱石和铺地花砖数千块, 是一处由建筑、绘画、雕塑组成的博大精深的综合艺术殿堂, 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 被誉为“东方艺术明珠”。并由此衍生专门研究藏经洞典籍和敦煌艺术的学科——敦煌学。1961年，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敦煌艺术是历代画家们创意性的杰作。在壁画当中没有完全相同的东西，即使是描绘同样内容的艺术作品，画家们也是根据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创作出了完全不同的作品。而莫高窟则具有图案艺术、飞天之美、中外音乐交流、中外舞蹈交流、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史、充满生命力的中国动物画、中外文物画交流、古代建筑、彩塑艺术、佛教尊像绘画、佛陀生平与佛传艺术品的产生十个方面的艺术价值，我将着重分析图案艺术、飞天之美、古代建筑、彩塑艺术等四个方面。 首先是图案艺术。见过莫高窟的都知道图案在石窟中有装饰，间隔，甚至营作气氛和空间感的作用。4万多平方米的壁画中，有数不尽的图案，令人惊异于当时人的创造能力。而图案的美丑和变化，也能讲出一朝代艺术的盛衰，更使敦煌图案价值更上一层楼。其中第400窟的藻井图案，位于洞窟的窟顶，一般都画上十分精细的图案，有些更有飞天、神兽。而此图的藻井的团心是一隽金凤，外围四周是四条金龙。 飞天大概是人类自古的梦想，中国的飞天与欧洲的天使，是古巴队老梦想驱动下的美丽艺术表现。而飞天不靠羽翼，衣袋飘举，其轻盈多姿，成为敦煌重要的艺术形象。飞天虽也是佛教神祗，但多而美，值得单独欣赏。还是第400窟中，飞天是从印度经西域传入敦煌，是敦煌艺术中最生动活泼的形象，也是敦煌的象征，她的东传反映了中西文化的融合及绘画技法的发展。
敦煌文书《新集两亲家接客随月时景仪》初探 一、文书信息 该文书编号为p.2042（背），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全文（残）二十五行，行字不等，共574字，整幅书于同一纸上，字迹虽不甚工整，但对于较好释读全文尚无大碍。 该文书题为一卷，实际是写至一半而止，篇末同纸另写有佛经四行，内容与该文书无关。该文书性质为书仪，内容是亲家双方的往来书信用语。 二、释文 1新集两亲家接客随月时景仪一卷并序 2若夫立身之道，以礼为先，敬爱其亲，谦恭是本。故《礼记》云：“礼经三百， 3威仪三千，道德二仪，非礼不威；教训正俗，非礼不备。”若夫长幼婚姻， 4岂无褒誉？临时怆悴，目不知所措。今撰编次汉明，节候寒温，对答 5往来，具陈于后。正月，首春，犹寒。主人先叙云：“三阳初发，同 6庆新年，暄景向林，寒风渐散，蒙赐婚眷，敢慕高门，不胜戴荷。客答云： 7“节气共同，清阳之首，万物含春，暄景尚林，余寒渐散，幸蒙高眷， 8许接清颜，得诣门庭，不胜战悚。”二月，仲春，渐暄。主人先叙云： 9“春仲和景，百草争新，柳色含春，梅花艳变，蒙赐婚眷，喜接清颜，贵 10客来过，不胜戴贺。”客答云：“节气共同，清阳叙中，应节和风，景 11色辉林，花开俪色，持奉高德，喜接清颜，不胜战悚。” 12三月，季春，□寒。主人先叙云：“清阳来景，瑞色含辉，渌柳 13垂條，花开艳□，蒙赐婚眷，贵客来过，不胜贺戴。”客答云：“ 14节气共同，时当春末，柳絮飃飗，蝶蜂游花，光鲜物丽，蒙赐婚 15眷，得诣高门，不胜战悚。”四月，孟夏，渐热。主人先叙云：“朱明首 16夏，渐向炎光，鸟转□林，□绿居树，蒙赐婚眷，贵客来过，不胜戴贺。” 17客答云：“节气共同，时当首夏，渐向炎光，□转清拔，蝶气黄业，忽 18 □颜色，战悚难胜。”五月，仲夏，盛热。主人先叙云：“夏中之节，暑气 19炎毒，蒙赐婚眷，喜接清颜，贵客来过，不胜战悚。”客答云：“节气共同， 20时当炎毒，太阳艳□，蒙赐婚眷，得诣高门，不胜战悚。”六月，末夏，暑热。 21主人先叙：“朱明末景，炎气飃飗，三伏热□，蒙赐婚眷，贵客来过，不胜戴 22贺。”客答云：“时候共同，时当炎□，暑气林交，向逼□□，朱明叙末，得诣 23高门，不胜战悚。”七月，孟秋首，余热。主人先叙：“□□□节， 24风散余炎鹊应天河蝉声□起蒙赐婚眷贵客 25不胜戴贺。”客答云：“时候共同，时当秋首……。”（下阙）
敦煌石窟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洞内藏有写经、文书和文物四万多件。此后莫高窟更为引人注目。 1907、1914年英国的斯坦因两次掠走遗书、文物一万多件。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中拣选文书中的精品，掠走约5000件。 1910年藏经洞中的劫余写经，大部分运至北京，交京师图书馆收藏。 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处，掠走约600件经卷。 1914年俄国人奥尔登堡又从敦煌拿走一批经卷写本，并进行洞窟测绘，还盗走了第263窟的壁画。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用特制的化学胶液，粘揭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他们都以少量的银元，带走了大量的中国的灿烂文化。 1924年藏经洞中的劫余写经，其中一些贪官私藏了一些，大部分运至北京，交京师图书馆收藏。最后只剩下八千多件了 敦煌壁画以北朝和唐代为最盛。北朝壁画多“本生故事”，宣扬一种彻底的牺牲精神。北朝的时代是一个战乱的时代，民生多灾多难，备受苦难的人民把理想寄托在这些佛教理义上。到了唐代社会安定，壁画宣扬的良辰美景恰是对盛唐繁荣的现实世界的一种折射，作品充满健康、乐观的情调。 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石窟中以莫高窟建窟最早，内容最丰富。其余石窟,均系莫高窟的分支,西夏和元代的作品还可补莫高窟之不足。敦煌石窟上起十六国，下迄清1000余年间连续不断，形成了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敦煌石窟艺术体系。 莫高窟的主要艺术成就是塑像和绘画。这里的塑像是泥塑，不同于云冈和龙门的石像。这主要是因为三危山石质较粗，不能凿成佛像，所以工匠们才用泥塑。相传莫高窟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而现存最早的洞窟开凿年代应为北凉（5世纪初），此后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至元，由历代艺术家和能工巧匠累积完成，因而也呈现出不同时代的风格。北魏时期的塑像，体格高大，额部宽广，鼻梁高隆，眉眼细长，头发呈波浪状，袒露着上身，留下了印度艺术的浓重印记。隋代的塑像，面相丰满，鼻梁相对稍低，耳朵相对加大，脸部线条柔和了，整个身体比例虽然还不尽相称，但已中国化了，体现出一定的民族风格。唐代，莫高窟的雕塑达到了顶峰。这些雕塑完全抛弃了模仿痕迹，面容温和慈祥，神情庄严从容，服饰华美。天王像表现了男子的健美，让人感到威严、正直、勇猛、坚毅；菩萨像身段秀美，面庞圆润，嘴角带着微笑，胸臂袒露，衣裙轻薄，形象酷似现实中的妇女。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是举世闻名的佛教遗址，位于敦煌市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前临宕泉，东向三危山。据唐代碑文记载，莫高窟创建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至十四世纪，边续千年凿窟造像不断。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回鹘、西夏、元各个朝代，形成南北全长1680米的石窟群，共存洞窟700多个，其中有彩塑和壁画的洞窟492个，彩塑2000多身，壁画45000平方米，木构窟檐五座。莫高窟是现今世界上规模最宏大、历史最久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良好的佛教遗址。 莫高窟各窟均由洞窟建筑、彩塑和壁画综合构成。洞窟建筑形式主要有禅窟、中心塔柱窟、佛龛窟、佛坛窟、大像窟等。塑绘结合的彩塑主要有佛、菩萨、弟子、天王、力士像等。壁画内容丰富博大，分为佛教尊像画、佛经故事画、佛教史故事画、经变画、神怪画、供养人画像、装饰图案等七类，是古代社会历史形象的反映。精美的彩塑与壁画系统地反映了各个时代的艺术风格及其传承演变。具有珍贵的历史、艺术、科技价值。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发现了藏经洞，出土了四至十四世纪的文书、刺绣、绢画、纸画等文物4万余件。其中文书，大部分是汉文写本，少量为刻印本。汉文写本中佛教经典占90%以上，还有传统的经史子集，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官私文书"等。除汉文外，还有古藏文、梵文、回鹘文、于阗文、龟兹文等多种少数民族文字。敦煌文书的发现是研究中国与中亚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文学、艺术、科技等的重要资料。莫高窟藏经洞发现后历经劫难，大批敦煌文物与石窟中的一些壁画和彩塑，先后被英、法、日、俄、美等国的盗宝者劫运国外，流散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图书馆与博物馆。这是"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本世纪初以来，以藏经洞出土文书与敦煌石窟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敦煌学"在全世界兴起，已成为当今国际上的一门显学。莫高窟，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1944年，在莫高窟设立了保护研究的专门机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50年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扩大为敦煌研究院。莫高窟堪称世界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
《浅析敦煌莫高窟飞天艺术的价值》 摘要：敦煌莫高窟是中国佛教一大旅游的艺术圣地，飞天形象是敦煌莫高窟一道绝美的景致，在敦煌莫高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几乎它里面的每个洞穴都有飞天壁画，人们不由被轻衣飞舞，体态俏丽的飞神所吸引，驻足欣赏它的美。敦煌飞天，又是中西文化共同孕育而成的，从十六朝就已经开始，有着渊源的历史。敦煌莫高窟的飞天凭着浪漫主义色彩和神秘的佛教文化，独特美学意蕴和艺术美感，让无数中外友人所神往。 关键词：飞天艺术文化背景历史价值美学价值欣赏价值保护与传承 On the value of Flying Art in Dunhuang Mogao Grottoes Synopsis: Dunhuang Mogao Grottoes is one of the most sacred places in the tourism of Chinese Buddhism. The flying image is a beautiful view of Mogao Grottoes in Dunhuang, which occupie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position in Mogao Grottoes of Dunhuang. Almost every cave inside it has a flying mural, people can not be seen by the light clothing, the body of the beautiful fly attracted, stop to appreciate its beauty. Flying in Dunhuang, but also from the birth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from the sixteen dynasties has begun to have a history of origin. Dunhuang Mogao Grottoes flying with the romantic color and mysterious Buddhist culture, unique aesthetic implication and artistic beauty, so many Chinese and foreign friends fascinated. Key words:flying art ,cultural background,historical value,aesthetic value,appreciation value,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敦煌文献概述 一、敦煌石窟、莫高窟、藏经洞几个概念 汉河西四郡，（河，特指黄河，一般的叫水）霍去病开的。武威，旧为凉州，张掖旧叫甘州，酒泉旧叫肃州（甘肃名称就这么来的），安西即瓜州，敦煌沙州。瓜沙二州离得不远。安史之乱以后，被西藏吞并，吐蕃。当时把边关的重要军事力量调回内地平息安史之乱，顾不上边关了，就被吐蕃包围了。包围了十年之久，敦煌投降了。所以敦煌里的西藏文物比较多。晚唐，敦煌大族张议潮起义，把吐蕃赶走了。派出使者到长安，说归顺唐中央。行政单位叫归义军。归义军时期很长，敦煌很多的文物如壁画都是这个阶段的。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敦煌石窟：指敦煌地区的多处石窟，如西千佛洞，榆林窟（榆林河峡谷，安西县西南）等。不光指莫高窟。旅游的话到不了榆林窟，不开放。莫高窟也只是开放有限的洞窟。敦煌城南就是一座山，鸣沙山。鸣沙山月牙泉，汉朝就有了。鸣沙山往东有条河，把山冲断，出现了崖壁，朝东。莫高窟就开在这些崖壁上。河对岸就是三危山。（台）苏莹辉《敦煌学概要》莫高窟740 多个石窟，时间最早的是前秦，最晚的是，千年之久。 16 号窟，有耳洞，编为十七号，藏经洞，长宽高各3 米左右。耳洞地面高一点，要上两三级台阶。把经卷都搁里边，包袱皮包上，像是有计划似的。放得满满，把洞口封上，抹平，画上壁画，谁能看出来这还有个洞啊。就这样，静静的，五百余年后被发现。 研究洞窟里的壁画，塑像，经卷形成了敦煌学。 二、藏经洞的发现 光绪二十六年（1900），甲子纪年是“庚子” 。八国联军进北京。8 月，慈禧携光绪逃到西安来了，西狩，来西安打猎来了。就在这个时候，藏经洞发现了，肯定顾不上了。道士，不是和尚，王圆禄发现的。 （敦煌是丝路的交汇。出了敦煌，分两路。南路到龟兹——于阗，翻过雪山——伊拉克叙利亚，过地中海，到欧洲了。北路到吐鲁番——喀什——翻过大雪山即，葱岭（帕米尔高原）。东西文化交汇三岔路口，壁画
敦煌文献概述 Document number【AA80KGB-AA98YT-AAT8CB-2A6UT-A18GG】
敦煌文献概述 一、敦煌石窟、莫高窟、藏经洞几个概念 汉河西四郡，（河，特指黄河，一般的叫水）霍去病开的。武威，旧为凉州，张掖旧叫甘州，酒泉旧叫肃州（甘肃名称就这么来的），安西即瓜州，敦煌沙州。瓜沙二州离得不远。安史之乱以后，被西藏吞并，吐蕃。当时把边关的重要军事力量调回内地平息安史之乱，顾不上边关了，就被吐蕃包围了。包围了十年之久，敦煌投降了。所以敦煌里的西藏文物比较多。晚唐，敦煌大族张议潮起义，把吐蕃赶走了。派出使者到长安，说归顺唐中央。行政单位叫归义军。归义军时期很长，敦煌很多的文物如壁画都是这个阶段的。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敦煌石窟：指敦煌地区的多处石窟，如西千佛洞，榆林窟（榆林河峡谷，安西县西南）等。不光指莫高窟。旅游的话到不了榆林窟，不开放。莫高窟也只是开放有限的洞窟。敦煌城南就是一座山，鸣沙山。鸣沙山月牙泉，汉朝就有了。鸣沙山往东有条河，把山冲断，出现了崖壁，朝东。莫高窟就开在这些崖壁上。河对岸就是三危山。（台）苏莹辉《敦煌学概要》莫高窟740多个石窟，时间最早的是前秦，最晚的是，千年之久。 16号窟，有耳洞，编为十七号，藏经洞，长宽高各3米左右。耳洞地面高一点，要上两三级台阶。把经卷都搁里边，包袱皮包上，像是有计划似的。放得满满，把洞口封上，抹平，画上壁画，谁能看出来这还有个洞啊。就这样，静静的，五百余年后被发现。 研究洞窟里的壁画，塑像，经卷形成了敦煌学。 二、藏经洞的发现 光绪二十六年（1900），甲子纪年是“庚子”。八国联军进北京。8月，慈禧携光绪逃到西安来了，西狩，来西安打猎来了。就在这个时候，藏经洞发现了，肯定顾不上了。道士，不是和尚，王圆禄发现的。 （敦煌是丝路的交汇。出了敦煌，分两路。南路到龟兹——于阗，翻过雪山——伊拉克叙利亚，过地中海，到欧洲了。北路到吐鲁番——喀什——翻过大雪山即，葱岭（帕米尔高原）。东西文化交汇三岔路口，壁画很有异域特色。敦煌萧条是因为西夏的占领。不让你往外运了。宋以后的丝路就断了。元明就更不行了，管都不管了，算外国了，控制不了就把边界把里收，到清朝，才往外开。但也没开到唐朝的范围。现在的疆域规模基本上是清朝奠定的。）王道士，没什么文化，认几个字。修缮洞窟，积功德，把老壁画泥上再画上新的，岂有此理，他不懂老的壁画有多值钱。他还把很多个洞窟打通了。我们现在去看是有云梯的。开通通道破坏了很多壁画。不是他一个人干，还有两个小喇嘛，你看，他们这小团队也是多元的。（此处有笑声）。
2020届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之“敦煌”主题专练（论述类+人物传记）一、阅读下面文本，完成下列各题。 随着莫高窟藏经洞的开启，历代之积文终成后世之瑰宝。特别值得庆幸的是，锦绣的隋唐文化在敦煌卷子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敦煌石窟和敦煌遗书中呈现出来的隋唐文化，包括儒家、道教等中国传统文化，也有来自于印度的佛教文化，还有从西方传来的景教、祆教、摩尼教文化。 一般认为，敦煌石窟艺术是我国传统民族文化在外来佛教和佛教艺术刺激下，产生出来的一种艺术形态。它是石窟建筑、彩塑和壁画三者合一的佛教文化遗存。隋唐时期是敦煌莫高窟造窟最多的时代，佛教艺术发展达到顶峰。 当时，雄伟、壮丽、宏大成为艺术家追求的时代风貌。因此，塑像以整铺的群像为主，由一铺五身、七身而向九身、十一身发展，气势宏大，并出现了巨型造像。一尊是武周延载二年禅师灵隐和居士阴祖等造的第96窟北大像，高达33米；另一尊是开元年间僧处谚与乡人马思忠等塑的第130窟南大像，高26米。同时，还出现了巨形经变画，一部经一幅壁画，如阿弥陀经变（西方净土变）、法华经变、东方药师经变等。 就敦煌遗书而言，因为它是佛教寺院的藏书，故其主体为佛教典籍，大约占到总数的90%左右。其中，以传世佛经和未入藏佛典以及疑伪经为主。尤其是疑伪经的出现和流行，据此可以了解当时民众的信仰和社会习俗等。比如，《十王经》形象地展示了地狱的面貌，对了解隋唐五代中国地狱观念的演变和殡葬习俗具有重要价值。 敦煌遗书中还保存了800多件道经及相关文书抄本，其中超过半数的道教文献不见于传世的《道藏》。比如，敦煌本《老子想尔注》和《无上秘要》《太玄真一本际经》等都非常具有价值。
敦煌文献库 内容简介： 敦煌文献库是专门收录敦煌汉文文献的大型古籍数据库，由北京大学教授刘俊文总策划、总编纂、总监制，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开发制作。 上个世纪初于敦煌莫高窟发现、而后流散世界各地的数达5万件之多的汉文和藏文、梵文、于阗文、回纥文、吐火罗文文献，是举世闻名的文化奇珍。不仅使大批亡佚已久的古文献重现于世，更在世界范围内有力推进与中世纪中亚和中国相关之歴史学、地理学、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以及文化艺术之研究，并形成国际性显学---敦煌学。 敦煌文献库辑录现藏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英、法、俄、德、日等国之敦煌汉文文献3万余件，分为佛书编（佛教经卷）、遗书编（经史子集四部典籍写本）、文书编（官文书，私文书及寺院文书残卷），各据原件照片或复印件制成高精度的数码影像，并以爱如生独有的数字再造技术制成保留原件所有信息的数码全文，采用还原式页面，逼真再现敦煌文献的各种复杂书式，包括眉批、夹注、图表、标记及怪僻字、重迭字、翻转字、涂抹字等。总计全文超过1亿字，影像超过30万页，数据总量约100G。同时配备强大的检索系统和完备的功能平台，实现毫秒检索只字不差，图文对照逐行可勘，整理标注随心所欲，编辑下载按键即得，为研究利用敦煌文献开出新生面。 技术标准： 页面显示：还原式全文页面，逐页对照原版影像 检索路径：分类检索（类、目） 条目检索（题名、时代、作者、篇目） 全文检索（任意字、词、字符串） 高级检索（进阶、逻辑、关联） 研读功能：放缩（影像放大阅读） 全屏（影像全屏阅读） 去灰（影像去除灰度阅读） 翻转（影像旋转180度阅读） 连缀（影像前后页连缀阅读） 设置（全文设定版式和字体） 标注（全文添加标点和批注） 书签（全文添加书签和分类管理） 打印（全文打印） 下载（全文编辑拷贝） 辅助工具：研究提示（查找相关研究成果） 常用字典（查找难字读音及释义） 采用字库：方正楷体S-超大字符集 适用环境：Windows8/7/vista/XP/server2003/2008 出版信息 敦煌文献库分为五集，自2011年至2016年陆续出版，（初集已出）
尊敬的各位领导： 我是一位已在敦煌参加工作半年的大学生，我深爱着这片热土，作为敦煌的儿女无时时刻刻关注着敦煌的变化和发展。 我在大学读的是城乡规划专业，由于这个原因我在大学的学习生活中接触到大量敦煌历史变迁的知识。我们不仅拥有极具文化魅力的世界文化遗产—敦煌石窟，而且在保护和发展敦煌石窟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不畏艰难、无私奉献的专家、学者甚至是群众。时至今时今日，他们和他们的后人仍然不辞辛苦的奋斗在敦煌石窟保护和发展的前线。同时他们也创造了一种精神，一种艰苦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这一精神无疑增加了敦煌石窟的文化精神内涵和魅力。 近几日，我有幸参加了在敦煌党校举办的“敦煌文化讲座”,主讲人马进驰先生对敦煌文化讲述让我感到非常惭愧，因为作为一个口口声声说热爱家乡的学生，我发现我多家乡的认识竟是如此缺乏。连自己的家乡都不了解，何谈热爱家乡？ 我们有举世瞩目的文化瑰宝，我们有让世人赞叹的精神财富，作为敦煌人民的一份子，我们有历史的责任去发扬它，传承它，但这一发扬和传承如何体现在敦煌人民身上，我们需要深思，我认为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因此，在素质教育和新课改的大背景下，我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在小学、初中、高中的课程中每周安排一节敦煌学概论课，课程时间安排在升国旗后的第一节课。
二课程内容应浅显易懂，既方便教学的开展又有利于学生理解，让历史老师或者语文老师做好相应的准备就能授课。 三在期中和期末和其它课程一同考试，成绩计入综合成绩，并与升学挂钩。 四每学期给学生安排一次敦煌文化的游学，并配备讲解员，去敦煌文化的载体（比如莫高窟）感受敦煌文化的魅力，接受敦煌文化的熏陶。 敦煌文化的魅力的继承和发扬不应该局限在一小部分社会群体身上，他是我们青年的责任，更是社会的责任，敦煌的少年和青年们在敦煌学的氛围中耳濡目染，是非常有意义的。首先对个人来说是种热爱家乡，热爱人民的教育，也是文化和历史知识的积累，更是精神文化层次的提升乃至升华。其次对这座旅游城市而言是城市内涵和魅力潜移默化的提升，因为我们的学子大部分要都要去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学府求学，他们走出敦煌就是外界认识敦煌的窗口，是这座城市最实在的名片，他们是素质影响着敦煌的形象，也间接影响着敦煌的旅游业。最后，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我们要认识到敦煌文化的传承需要全社会的参与，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民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将敦煌文化和精神千秋万载的传承下去。 在倡导科学发展和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响应着深化改革开放的精神，若能实现这一愿望，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对得起创造这一切灿烂文化的先贤们，也没辜负一代又一代在艰苦卓
敦煌医学文献 以甘肃敦煌莫高窟所藏医学卷子本为主的一批出土的隋唐及其以前的医学文献。 以甘肃敦煌莫高窟所藏医学卷子本为主的一批出土的隋唐及其以前的医学文献。1900年，在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40 000余件手写本和少量的木刻本。国内外学者视这批文献为珍宝，对其进行了大量的整理研究，成果斐然，以致形成了新兴的国际显学——敦煌学。医学文献只占敦煌文献的很小一部分。自敦煌文献发现之后，我国又陆续在新疆、甘肃、青海、四川等地发现了许多古卷子写本，其中也有少量的医学文献。现代学者一般将它们归入敦煌医学文献进行研究。 目前敦煌文献除北京图书馆藏有一万余卷之外，其余都为当时英、法、俄、日等国探险者所获，收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立图书馆,以及德国、俄国、日本、美国、印度等国。据马继兴研究，现存于国内外的敦煌医学卷子约有93种，其内容涉及医经、五脏、诊法、伤寒、医方、本草、针灸、养生等方面。这些医学文献的年代多撰成于六朝及其以前，也有部分系隋唐时期的医学文献。这些文献中有许多长期失传的医药古籍，以及一些流传至今的古籍最早的传写本。它们最能反映早期医学文献原貌，因而对研究中国医药发展史，澄清医药文献的部分疑难问题，以及对校勘、补缺和探求宋以后木刻本的源流，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例如“五脏论”一类的文献在《汉书·艺文志》中就已著录多种，但宋以后已罕见原书。因此，后世对这类以讨论脏腑学说为中心的古代医书原貌知之甚少。敦煌出土的《张仲景五脏论》、《明堂五脏论》、《耆婆五脏论》等，使古代脏腑理论研究有了新的依据。 医方本草是敦煌医学文献的主要部分。出土的张仲景的<伤寒论>卷子残卷，其文字内容更接近原始原貌，可以用来校正宋代以后通行的各种《伤寒论》刊本之疏误和遗漏。敦煌出土的卷子本草类著作有9种之多，其中《本草经集注》残卷保留了将《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用朱、墨分书的原始形态。唐代政府组织编撰的<新修本草>，以及唐代孟诜《食疗本草》的残卷，为现代辑佚复原这些本草名著提供了珍贵材料。此外，20余种医方残卷记载了丰富的病种和所用药方，可以充分反映唐以前医家宝贵的临床经验。 20世纪有关敦煌医学文献的研究日益增多并不断深化。最初的研究集中在少数敦煌出土的医药专著。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研究者们在原始资料的复制方面致力尤多。随着世界敦煌学的发展和复制技术的进步，世界各国对敦煌出土文献陆续影印出版，从而促进了敦煌文献的研究。90年代以来，中国有关敦煌医学文献的系统研究蓬勃开展，出版了《敦煌古医籍考释》等多种学术专著。目前，敦煌医学文献的研究作为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向纵深发展。
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赏析 谈谈学习敦煌文化 学院：旅游学院学生：张麟磊学号：021 摘要：敦煌莫高窟历史悠久，它以佛教文化精髓为主，期间经过了近千年的开凿，有近五百个洞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以建筑艺术、彩塑艺术、壁画艺术三大艺术特色。是我国古代四大石窟之一。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是研究我国古代佛教传入、发展的重要的基地，同时也是研究我国古代社会生活、习俗、民族文化的重要历史资料。 关键词：敦煌莫高窟、历史文化、佛教文化、丝绸之路、东西方贸易要道。 敦煌莫高窟位于我国今甘肃省敦煌市，是我国古代四大石窟之一。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敦煌莫高窟位于古代路上丝绸之路的中心位置。被接天山、准格尔盆地，南接青藏高原、祁连山脉，西接塔里木盆地、中亚。东接河西走廊、关中、中原、黄河长江流域。因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处于交通要冲。且位于古代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对中西贸易、文化交融起到了桥梁作用。 历史上的西域，生态环境很好。虽处内陆地区，但塔里木内河网密集，树木丛生、气候温和湿润，绿洲也就随处可见。可见，当时的西域是一个非常适宜人居的地方。加以位置处于东西贸易的十字路口，发展起诸多的小国也就不足为奇。例如：楼兰古国；精绝国；古格王国等等。所以，敦煌莫高窟的出现就是一个必然了。 随着汉武帝时期使者张骞出使西域，打开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的屏障。史学家司马迁称此行为“凿空”。逐渐古印度文明也伴随着路上丝绸之路这条路线无声的传入到了我国，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就属佛教了。西汉末年，佛教开始传入我国。时至东汉，从西域回来的一匹白马驮着佛家经文《四十二章经》来到了首都洛阳，就地就修建了一座白马寺。白马寺的建成标志着佛教正式的在我国暂稳了脚跟，佛教从此也开始了它在我国的地方化、民族化。“永平求法”，佛经大量译出，佛教也就在我过广为流传。 敦煌莫高窟最早创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直至清康熙四十年(1701),期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a911527235.html, 敦煌文献中三种植物新考 作者：王守云 来源：《丝绸之路》2013年第22期 [摘要]敦煌文献中记载了许多人工栽培或野生的植物品种，也有一些域外引进品种，其籽粒可供食用或作饲料，也可入药。本文对敦煌文献中记载的三种植物草子、荜豆、豆进行了分析考证。 [关键词]敦煌文献；草子；荜豆；豆 [中图分类号]K928.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22-0014-03 一、草子 在敦煌文献中，有几件关于唐代沙州仓曹的会计牒，记录了不少可以食用的“草子”。如P.2763《巳年？（789）沙州仓曹会计牒》：“肆拾叁硕玖斗肆升肆合叁勺草子。”P.2654《巳年？（789）沙州仓曹会计牒》：“壹阡柒拾捌硕肆斗肆胜肆合贰勺草子。”这些关于草子的记录，说明它是敦煌当地人们的食物原料之一。 在敦煌文献中，草子又叫野谷，据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野谷”条记载：“右唐圣神皇帝垂拱四年，野谷生于武兴川，其苗藜高二尺以上，四散似蓬，其子如葵子，肥而有脂，炒之作■，甘而不热，收得数百石，以充军粮。”这是记载武周时期，敦煌收武兴川之野草子以充军粮之事。根据上述有关这种草子性状的描述，我们可以断定其就是古代史书中常说的东蔷，又叫做登相、登厢、登粟，在甘肃河西一带被称为沙米，生长在干旱的沙漠中，形状如同蓬草，色青，耐旱，叶子窄而长，尖有刺，生长期短，夏季遇雨发芽，炎暑迅速生长，在雨水丰沛的年份，能长半人多高，九、十月间成熟。成熟后，收割、打碾，除去秸秆，可以得到沙米籽，呈扁圆形，黄褐色。沙米种子营养价值很高，其含有16%～17%的蛋白质，赖氨酸含量更是远远高于其他作物，是甜荞麦含量的40%，是小麦粉的549. 6%；苏氨酸是小麦粉155. 5%；蛋氨酸是小麦粉的198. 7%；苯丙氨酸是小麦粉的112.9%；异亮氨酸含量也处于较高水平。矿物质含量也很高，锌的含量是小麦粉的148.4%；钾的含量是小麦粉的285. 1 %，是苦 荞麦的139%；镁的含量是小麦粉的560%，是苦荞麦的129. 8%；铁的含量也处于较高水平。只有钙的含量相对低一些。沙米性温味醇，助消化、健脾胃，菜粮兼用，可谓食品中的佳品。在河西走廊武威、张掖和酒泉的一些地方，很早就有采集沙米用作旱荒之年食物补充的习惯。河西人除了将其加工为炒面食用外，主要用来做馓饭，如同小米或黄米。 东蔷，元代始称沙米，成廷珪《送潘仲明之泰兴》诗云：“年丰沙米贱，江近网鱼鲜。”明胡侍《真珠船·东墙》载：“甘、凉、银、夏之野，沙中生草子，细如罂粟，堪作饭，俗名登粟，一名沙米。”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卷8“沙米”条引《瀚海记》云：“沙蓬米，凡沙地皆有之，鄂尔多斯所产尤多。枝叶丛生如蓬，米似胡麻而小。作为粥，滑腻可食；成为末，可
百科全书式的敦煌文献 作者：杨秀清 据统计，国内外收藏的敦煌文献约5万余件。这些文献几乎包括了中国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且由于它全部出自当时人之手，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没有经过后人加工改造，是最能客观反映当时社会实际的第一手资料，因而被称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 敦煌文献中，大约百分之九十是佛教文献。现存敦煌佛经中最早的写卷是日本中村不折所藏《譬喻经》，经末题记云：“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斋丛中写讫”。“甘露元年”即前秦甘露元年，公元359年，这也是藏经洞敦煌文献的最早记年。佛教经典中，经、律、论三类经典应有尽有，数量最多的是《大般若波罗密多经》、《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妙法莲花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维摩诘所说经》等，而最有价值的则是禅宗经典和三阶教经典。禅宗自北魏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僧侣的改造，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自唐代起分为南北两宗，由于南宗慧能成为正统，早期禅宗历史及禅宗北宗历史渐被淹没，敦煌文献中却发现了许多与此有关的资料，如《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顿悟无生般若颂》、《南天竺国菩提达摩禅师观门》、《观心论》、《楞伽师资记》等，其中《楞伽师资记》明确记载了神秀——玄赜——慧安——普寂等禅宗北宗的世系，《观心论》则被认为是北宗创始人神秀的著作。敦煌文献中还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六祖坛经》，对了慧能禅宗思想
的形成十分重要，与宋代以后的《坛经》多有不同。《顿悟大乘正理诀》是公元792—794年间由敦煌赴拉萨的大禅师摩诃衍等三人与印度僧人辩论的记录，对研究西藏的佛教史、尤其是禅宗传入西藏的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三界教是北周末年僧人信行（541—594）创立的佛教教派，武则天执政时一度兴盛，开元十三年（725）政府下令取缔三阶教，到北宋初年，此教已烟消云散，其经典也荡然无存。敦煌文献中也保存了不少三阶教经典，如《三阶佛法》、《三阶佛法密记》、《佛说示所犯者法镜经》、《三界佛法发愿法》等，它的发现，为佛教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敦煌佛经还有不少藏外佚经（即《大藏经》中未收佛经），如《大乘四法经》、《因缘心论颂》、《异译心经》等，不仅可补宋代以来各版大藏经的不足，还为佛教经典和佛教史的研究打开了新的门径。敦煌佛经中还有不少被认为是中国人假托佛说而撰述的经典，即所谓“伪经”，这些疑伪经反映了中国佛教的特点，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宝贵资料。敦煌文献中的梵文、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吐火罗文及与汉文对照的佛经，对摸清汉译佛经的来源以及考证佛经原文意义作用很大。敦煌文献中各类佛经的目录也不少，其中既有全国性目录、品次录、藏经录，也有点勘录、流通录、转经录，还有乞经状、配补录、写经录等，是研究古典目录学不可多得的材料。此外，敦煌佛经，尤其是隋唐时期的写经，由于校勘精良、错讹较少，对校勘唐以后的印本佛典也大有裨益。 敦煌文献中还有一批寺院文书，其中包括寺院财产账目、僧尼名籍、
敦煌文献概况及其重要价值 摘要：敦煌石窟是我国历史悠久，塑像、壁画与写经卷子图书最为珍贵、丰富的佛教石窟。其敦煌文献内容丰富，包括横跨几个世纪的数目众多的佛像和壁画，展示出佛教经典的流布和造像艺术随社会的变革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演变。其写经卷子除大量佛经外，还有地方志、儒家文献、经济文书、农书、医术等珍贵资料。敦煌文献是古代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 关键词：敦煌文献；写经卷子；佛经； 自东汉以来，印度佛教传入中土，中外僧侣跨过高山大河，穿越沙漠，不畏艰险克服万难，携带经、像往来传播佛教，建寺度僧，凿窟造像。从魏晋至唐宋大规模译经和凿石窟造像，先后开凿敦煌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天龙山、响堂山，以及大足石窟。隋代至明代在河北唐山，历时千余年开凿藏经洞，在一万四千二百七十八块石板上刻佛经一千余部”。［1］为了广泛深入传播佛教，在经书中配有插图，大量刻印通俗读物，一册佛经中图画与经文对照，可移动携带的纸本、木雕、铸铜的佛像，进入千家万户。图书史学者认为: “图书是一个随时代发展而发展的概念，古今图书的概念是不同的。古代图书的概念相当于古代文献。”［2］“凡是有目的地用文字记载知识、积累经验，有一定的裁体形式并用以传播，起到社会作用的材料，即具有图书的功能”［3］以上佛教造像，其目的都是为了宣讲佛经义理，使人们解脱人世的烦恼和痛苦，观看图像和经文，感受到佛和菩萨的大慈大悲，拔苦施乐而信仰佛教。有的造像上还刻有发愿文，表明造像的年代，施舍钱财造像人的身份和解除痛苦的愿望，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它与纸本图书和虚无的电子图书同样具有传播知识、感动人心的功能。在我国古代佛教石窟造像中，历史悠久，塑像、壁画与写经卷子图书最为丰富、珍贵的莫过于敦煌石窟。 一、敦煌历史文献 敦煌在春秋时是秦国的属地，汉代设置敦煌郡。西通西域和天竺，东经河西走廊到长安、洛阳，或经柴达木盆地沿黄河南进入四川，再由成都北上长安，南下滇、藏，东去江浙往南海诸国。历代高僧大德，聘使商贾，文人学士往来不绝。太康五年( 284 年) 月支僧竺法护在敦煌译经，碑记前秦建元三年( 366 年) 开凿敦煌莫高窟。从此造像活动不断，历代所造塑像和壁画保持至今，清光绪年间发现藏经洞中大量写经卷子震撼欧亚学术界。敦煌石窟以莫高窟为主体，包括附近的榆林窟和西千佛洞。宝藏塑像、壁画、写经文书，略述如下。（一）塑像、壁画 莫高窟现存洞窟492 座，彩塑2 000 余身，壁画面积约4 500 平方米，其中佛像12 008 身，说法图933 铺，经变故事画54 种161 铺，还有不少供养人物像。凿窟造像是为了供养礼拜、祈福禳灾，讲经说法，修禅观像，脱苦成佛。进入窟中，正壁塑造佛说法集会的弟子、菩萨一堂，壁面遍绘佛说法内容中的故事、人物、建筑……。魏晋时期主要是弥勒，释迦、多宝并坐和千佛，壁画中描绘弥勒上升成佛和弥勒的未来世界乐土，其中有耕种、收获、婚礼、送葬、剃度等情节。在释迦《佛传》壁画中描绘释迦成佛之前累世苦修，“投身饲虎”、“啖子行孝”，以及降生、沐浴、习武、降魔、成道的故事。更有《涅槃经》、《贤愚经》、《福田经》等变经文为图像的壁画，菩萨多褒衣博带，瘦骨清像，含有南朝风度。 隋朝时期增加了“三世佛”、“接引佛”等，壁画前的塑像、佛左右胁侍的不仅有弟子、菩萨，更有力士、天王等。武则天时造弥勒佛大像高33 米，开元间又造大佛高26米，中唐大历年间造佛涅槃卧像长16 米、众弟子、菩萨、天龙八部，以及西域各族信众围绕。壁画《维摩变》描绘文殊菩萨与维摩居士问答，以及维摩居士常去的街巷、酒肆、赌场、妓院。在“阿弥陀经变”和“观经变”中，以宏大的场面描绘佛与众菩萨居住的西方极乐世界，楼台亭阁、宝树、宝池、乐队、舞蹈、彩云、飞天等一片欢乐的景象。在“法华经变”中有战争、旅行、
中国古代文献学 主讲金小栋 导论文献与文献学 一、?°文献?±含义的历史演变 （一）?°文献?±的古代含义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其中记载孔子的话：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汉代郑玄、宋代朱熹对?°文献?±解释分为两部分： ?°文?±指文章、典籍，即书面材料； ?°献?±指贤人、贤才，实质指贤人所讲述的口头材料。 后代的?°文献?±大都是偏义复词，或者偏于?°文?±，或者偏于?°献?±，而第一种含义的使用较为普遍，第二种含义20C.便逐渐消失了。 （二）马端临?°文献?±与孔子?°文献?±之异同 最早用?°文献?±二字为其著作命名的是宋末元初的史学家马端临。他写了一部贯通历代典章制度的《文献通考》。其《自叙》指出：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相同之处：《文献通考》编写的来源有两个：一是书本的记载，一是学士名流的议论，与孔子的一脉相承。 区别：孔子所谓?°献?±专指口头材料；而马氏之?°文?±与?°献?±几乎都是书面材料。 （三）文献的当代含义 文献是指任何具有一定历史或科学价值的含有知识信息的物质载体。即文献是知识信息与载体的统一体。 二、文献学与中国古典文献学 （一）文献学 1、定义 2、研究内容（本体、方法、历史、理论四方面） 3、分类 （二）中国古典文献学 （三）学习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意义 三、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的未来走向 （一）出土文献研究与传世文献研究相结合 （二）传世文献研究是一项永恒的课题 第一章文献的载体 （一）定义 甲骨指龟甲和兽骨。 甲骨文甲骨卜辞殷虚卜辞契文殷虚书契 刻在龟甲（腹甲）和兽骨（主要是牛的肩胛骨）上的文字就叫甲骨文。因为甲骨上记载的大半是占卜的事情，所以学者们称它为“甲骨卜辞”。因为它出土于殷代都城旧址，所以又称为“殷虚卜辞”（虚即墟字）。甲骨文以契刻的为多，因此，又称之为“契文” ”（契，刻）。或称为“殷虚书契”。 龟甲文 兽骨文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汉乐府《江南》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二）发现 1899年王懿荣、刘鹗、罗振玉、王国维 甲骨四堂：郭沫若鼎堂、董作宾彦堂
敦煌文书的发现，与甲骨文、敦煌西域汉晋简牍、明清内府档案的发现一起被称作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敦煌文献发现以后，引起世界上许多国家学者的瞩目，利用这批宏富的珍贵资料，中外学者从历史、考古、经济、政治、军事、地理、民族、民俗、语言、文字、文学、宗教、建筑、音乐、美术、舞蹈、体育等各个方面进行研究，逐渐形成了一门专门以敦煌遗书和敦煌艺术等为研究对象的学术领域——敦煌学。 敦煌学显然并非一门单一的学科，它实际上是一门包括许多学科的群体性学问，如果从学科本身所研究的客体上来看，敦煌学应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艺术、敦煌史地、敦煌简牍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群敦煌学研究的领域十分广泛，举凡古代的政治、军事、经济、历史、地理、社会、宗教、文化、民族、民俗、文学、语言文字、哲学、教育、科技、建筑、美术、音乐、舞蹈、书法、体育、保健等等，都可以利用敦煌资料，或填补空白，或创立新说，或纠正前人研究的疏漏。因而敦煌资料被誉为我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敦煌学被称之为“学术的海洋”。 百科全书式的敦煌文献 作者：杨秀清据统计，国内外收藏的敦煌文献约5万余件。这些文献几乎包括了中国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且由于它全部出自当时人之手，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没有经过后人加工改造，是最能客观反映当时社会实际的第一手资料，因而被称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 敦煌文献中，大约百分之九十是佛教文献。现存敦煌佛经中最早的写卷是日本中村不折所藏《譬喻经》，经末题记云：“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斋丛中写讫”。“甘露元年”即前秦甘露元年，公元359年，这也是藏经洞敦煌文献的最早记年。佛教经典中，经、律、论三类经典应有尽有，数量最多的是《大般若波罗密多经》、《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妙法莲花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维摩诘所说经》等，而最有价值的则是禅宗经典和三阶教经典。禅宗自北魏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僧侣的改造，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自唐代起分为南北两宗，由于南宗慧能成为正统，早期禅宗历史及禅宗北宗历史渐被淹没，敦煌文献中却发现了许多与此有关的资料，如《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顿悟无生般若颂》、《南天竺国菩提达摩禅师观门》、《观心论》、《楞伽师资记》等，其中《楞伽师资记》明确记载了神秀——玄赜——慧安——普寂等禅宗北宗的世系，《观心论》则被认为是北宗创始人神秀的著作。敦煌文献中还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六祖坛经》，对了慧能禅宗思想的形成十分重要，与宋代以后的《坛经》多有不同。《顿悟大乘正理诀》是公元792—794年间由敦煌赴拉萨的大禅师摩诃衍等三人与印度僧人辩论的记录，对研究西藏的佛教史、尤其是禅宗传入西藏的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三界教是北周末年僧人信行（541—594）创立的佛教教派，武则天执政时一度兴盛，开元十三年（725）政府下令取缔三阶教，到北宋初年，此教已烟消云散，其经典也荡然无存。敦煌文献中也保存了不少三阶教经典，如《三阶佛法》、《三阶佛法密记》、《佛说示所犯者法镜经》、《三界佛法发愿法》等，它的发现，为佛教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敦煌佛经还有不少藏外佚经（即《大藏经》中未收佛经），如《大乘四法经》、《因缘心论颂》、《异译心经》等，不仅可补宋代以来各版大藏经的不足，还为佛教经典和佛教史的研究打开了新的门径。敦煌佛经中还有不少被认为是中国人假托佛说而撰述的经典，即所谓“伪经”，这些疑伪经反映了中国佛教的特点，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宝贵资料。敦煌文献中的梵文、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吐火罗文及与汉文对照的佛经，对摸清汉译佛经的来源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