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召公之治，得兆民和——有关周初召公封燕的疑问（此书为《中国地域文化丛书》之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1998年第2版）
张京华著
（中篇部分不易排录的金文、甲骨文字，共计45个，均以圆码标出，请学者对照扫描的摹本。）
如果认为殷商文化起源于北方，那么它就和周初所封的燕国前后连贯起来了，二者之间丝毫没有联系是不可能的，所以对于殷商文化起源的探讨最便利的办法就是从周初燕国开始。《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燕国初封时史事说：“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史记》的这段记载文字过简，语焉不详，从中确实可以提出不少的疑问。
第一，周初召公封燕是否为燕之初封?
第二，召公奭与周王室的关系如何?
第三，召国与燕国的关系如何?
第四，北燕与南燕的关系如何?
第五，燕与蓟的关系如何?
周初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室，当时畿外的重要封国大都借助了古代的城邑和殷商的遗民。如鲁国封于曲阜，为少暤之墟，随行的有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卫国封于朝歌，为商朝旧都，并统领有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当时称此为“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也就是“居殷故地，因其风俗，开用其政”，而“疆理土地以周法”。但是就史籍中的简略记载来看，燕国在召公奭受封以前，似乎本无土著殷民的活动，与召公奭随行的也没有殷商遗民。
召公奭，裴駰集解引谯周曰：“食邑于召，谓之召公。”司马贞索引也说：“召者，畿内菜地。始食于召，故曰召公。或说者以为文王受命，取岐周故墟周、召地分爵二公，故《诗》有周、召二南，言皆在岐山之阳，故言南也。”认为召为西周的畿内封国，召公以此而称。公为爵称，召公奭为周室三公之一，其子孙世代继为三公。所说参证史实均有较大依据，然而召公奭既然有如此崇高的身世地位，能够与周公旦相并称，其与周王室的关系如何?周武王有同母兄弟十人，长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周公旦为武王之弟，并且二人排行甚近。“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因此被封于鲁国，还特别被赐予祝、宗、卜、史之官和官司礼器，得建文王之庙郊祭文王，有天子礼乐。但是召公奭似乎仅仅与周同姓，而没有
族属的关系。谯周说召公奭为周之支族，皇甫谧又说他为周文王之庶子。《白虎通》和《论衡》沿袭此说，说召公为“文王子也”，“周公之兄也”。然而顾炎武《京东考古录》已经指出二人的说法“考之史传，更无所出”。《左传》鲁僖公二十四年周大夫富辰说到周初封国中为周文王之子的有十六国，为周武王之子的有四国，为周公旦子孙的有六国，“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其中也没有燕国。周初受封为诸侯的有几类，一类为周王宗室，一类为古圣王之后，一类为功臣谋士，召公奭应该属于功臣谋士一类。《史记·周本纪》说：“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但是，召公奭是怎么样的一位功臣谋士，仍然需要探求。
召公奭被封在燕国，但是他在周王畿内还同时拥有一个封国召国。丁山《召穆公传》据《水经注》雍水东径召亭南，召亭又名树亭，“故召公之采邑也”，认为召公奭的封国在扶风雍县，今陕西凤翔东南。召公奭在其封国内为君，在周朝内为臣，长期担任三公之一的保。据《春秋公羊传》何休注，自弘农郏县、今河南郟县以西的广大领域都由召公奭管辖。召公奭这种在畿内和畿外同时有两个封国的情况，和周公旦同时受封周、鲁一样，可以用元子就封于畿外、次子留封于畿内以相王室的制度来解释。在召国，召公奭为第一代国君，谥号曰康，称为召康公。周成王时，召公奭在周公旦正式营建洛邑以前，曾先期前往“相宅”。成王年幼，周公旦当国践祚摄政，曾引起召公奭的怀疑。周成王临死前，曾遗命召公奭率领诸侯辅佐康王。这在《尚书》的《召诰》、《君奭》、《顾命》等篇中都有明确记载。今本《竹书纪年》说召公奭死于周康王二十四年。他经历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代，死在周公旦之后。在后代人的记载里召公奭是一个格外长寿的人，《风俗通义》说他寿百九十余岁，王充《论衡》说他百八十岁，故民间有“寿若召公”之说。召公奭的次子一支世代继承召公的职位，至周厉王、周宣王时有召穆公虎，是其后裔。春秋时召国仍存，周襄王时有召武公、召昭公，周定王时有召桓公、召戴公。周景王死后，王室内发生了王子朝之乱，有召庄公、召简公父子参预其中。周敬王即位后，诛杀召简公，而后召国开始衰落。召公奭也是燕国的始封国君。召国在今陕西凤翔，与远在东北的燕国联系起来非常困难。而史书中果然自召公奭的元子以下至燕惠侯九世的姓名、谥号全都阙载，今本《世本》中完全没有燕国世系，由此引起历代学者的怀疑。但是据道光、咸丰时于山东梁山县出土的“梁山七器”中宪鼎铭文“在匽”、1973年北京房山琉璃河黄土坡出土堇鼎铭文“匽侯命堇█（異加饣旁）太保于宗周”、传世的匽侯旨鼎铭文“匽侯旨初见事于宗周，王赏旨贝廿朋”、传世的小臣█（攄字思改豆）鼎铭文“召公①(垦)匽”等许多考古资料来看，召公奭封燕是确实的。召公奭并未前往燕国就封，但曾前往燕国巡视。燕侯旨及其近臣堇曾经前去宗周事奉召公。燕侯旨就是召公奭的元子，是实际上的第一代燕侯。“召公①匽”的“①”，《录遗》记作“②”，于省吾释为农田垦殖的“垦”，但是它也很像是封国的“封”字。
司马迁《史记》在记述《燕召公世家》以及《鲁周公世家》时，实际上只记述了燕、鲁，而没有记述召、周。而且在记述燕国世系时，是将南燕、北燕二国的史事误混在了一起。据《左传》宣公三年和《国语·晋语四》，南燕国为姞姓，始封国君伯儵为黄帝之子，与《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的记载相合，其都城在郑、卫之间，秦汉于其故地设燕县，在今河南延津东北。《左传》记载春秋时史事，南燕国的出现还要早于北燕。《左传》隐公五年卫人以燕师伐郑，桓公十二年公会宋公、燕人盟于谷丘，十三年公会纪
侯、郑伯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十八年王子克奔燕，庄公十九年卫师、燕师伐周，二十年郑伯执燕伯仲文，以其伐周之故，宣公三年郑文公有贱妾名燕姞，所说的都是南燕。北燕始见于襄公二十八年，齐侯、陈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晋。二燕国仅仅国名相同，并且论其渊源，姬、姞二姓都可上溯到黄帝，除此以外则并无来往。《史记·燕召公世家》将燕师伐周与执燕仲父二事误入北燕，谯周《史考》曾予纠正。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齐桓公救燕北伐山戎一段史事仍为南燕，进而认为北燕为后起之国。如童书业《古燕国辩》说齐救燕伐山戎，山戎在太行山脉中，燕在河南汲县，即南燕。并推测南北燕关系说，南燕只见于春秋前期，北燕只见春秋后期，姑可立一假定：燕本姞姓之国，至春秋后期因僻处北荒，故冒姓周宗亲，以预中原之盟会。召公奭是否姬姓亦甚可疑。吴越皆本楚之支族，吴冒周姓，越冒夏禹姒姓，与此相类。这两方面的见解恐怕都失之偏颇。
燕与蓟的关系是历代学者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蓟，据《水经注》：蓟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取名焉。北魏蓟城即唐幽州蓟县治所，司马贞索隐说：“北燕在今幽州蓟县故城是也。”张守节正义也说：“今幽州蓟县，古燕国也。”如此则蓟燕为一地。但是周初在封召公奭于燕的同时，又另有诸侯封在了蓟。《史记·周本纪》说：周武王封“帝尧之后于蓟”。此外《礼记·乐记》又记载说：“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吕氏春秋》则记载说：“武王封帝舜之后于蓟。”封在蓟的究竟是黄帝之后，还是帝尧之后、帝舜之后?三书记载不同，可能是传写之误。另外也有学者认为三种记载并不矛盾，因为黄帝之后有二十五宗，尧、舜均为黄帝后代，同姓姬姓，帝尧之后也就是黄帝之后，帝舜之后仍然是帝尧之后、黄帝之后。严格地说，称为某某之后应有一脉嫡传的谱系可录，但是从追尊远祖的角度笼统地说为帝舜之后，又为帝尧之后、黄帝之后，也是可以成立的。不过这一位封于蓟的黄帝之后与封于燕的召公奭决不是一人，因为第一封帝尧之后于蓟和封召公奭于燕的记载同时见于《史记·周本记》的一段文字内，第二封帝尧之后是出于褒封先代圣王的目的，而封召公奭是出于奖赏功臣谋士的目的。陆德明、朱彝尊、马端辰、顾炎武等人认为帝舜、帝尧、黄帝之后所封蓟与召公奭所封燕本为一国，召公奭为姬姓，正是黄帝之后。朱彝尊《曝书亭集》说：“于褒封先圣之后则称蓟，于封功臣谋士则称燕，以采邑则称召。蓟与北燕本一而已。”顾炎武《京东考古录》说：“案黄帝姓姬，召盖其后也。盖一地不容封二国，故疑召公即黄帝之后。其不曰燕而曰蓟者，有南北二燕，故称其国都以明之也。”另一方面，又有张守节、王应麟、胡邦衡、顾祖禹等人认为蓟与燕原非一国，但蓟国不久就为燕国所吞并。张守节正义说：“周封以五等之爵，蓟、燕二国俱武王立，因燕山、蓟丘为名，其地足自立国。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这两方面的解释都不够确凿，仅限于推论。因为对燕国初封时期的史事提不出确凿的印证，从而就导致了现代疑古学派兴起之后对燕国早期历史的全面怀疑。傅斯年《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提出：“召公既执陕西之政，而封国远在蓟丘，其不便何如?”认为：“燕既本作郾，则与今河南之郾城有关。郾城本括郾城、召陵二县境，近年郾城出许冲墓，史书许冲居召陵万岁里，则郾、召为一地，其为召公初封之燕无疑。”顾颉刚《燕国曾迁汾水流域考》补充傅斯年之说，据《尔雅·释地》“燕之昭余祁”、《山海经》中的管涔山即《淮南子》中的燕京山、《后汉书·西羌传》载季历伐燕京之戎三事均在今山西境内，认为：“合此数事观之，泽以燕名，山以燕名，戎以燕名，是则太岳之北、管涔之南、汾水上游曾一度为燕之领土可知也。”提出燕国初封在今河南郾城，始迁至今山西境内，再迁至河北境。童书业《古燕国辩》据《诗经·韩奕》“溥彼韩城，燕师所完”说：古韩国旧以为在黄河以西今陕西韩城，实为黄河以东汾水下游之国。今山西管涔山旧名燕京山、汾水所出，《竹书纪年》中的燕京之戎为燕京山地之部
落，为汾水上游之国，故燕能救韩，出师城韩。如果燕国为今北京之燕国，则“远在东北之燕，安得为在陕北之韩国筑城?”齐思和《燕吴非周封国说》提出三项疑问：一、上古地旷人稀，随处可国，而路途艰阻，跋涉极难。武王既克殷，择地而封，岂患无土，又何必远流之幽州之野?二、周先太王之避戎，至于岐下，去其旧国不逾百里。且戎狄杂错，召公又安得越之而有燕?三、周初分封，至春秋后百余年而燕始大，然诸侯犹以夷狄遇之，则是岂类大国之封?因而认为召公奭封地初在陕西，西周东迁后改封在今山西垣曲县之召原；西周时的疆界，河北中部为鲜虞、肥、鼓各国，狄人所居，自晋亡战国时，华夏文化始及于滹沱水流域；春秋《左传》所说燕国即南燕，原在河南，始封祖非召公奭而为伯儵。战国中北燕强大，而南燕微小，北燕始独擅燕名。
对于上述疑古气氛的突破，始于60年代初北京房山琉璃河商周遗址的大发现。不过对于琉璃河商周遗址发现的意义，至今仍没有形成足够深刻的认识。
1962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房山县琉璃河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了商周文化遗址。遗址东西长35公里，南北宽15公里。70年代和80年代，经过多次发掘，在遗址中部董家林村发现了周初燕国城址，城址的北城墙长约829米，南城墙由于被破坏确切位置不详，估计南北城墙宽约600米，全城呈长方形或方形。城墙宽10米，残高1米。墙内夯土纯净，呈红褐色，相当坚硬。在主城墙内外两侧，有斜坡状的护坡。在东、西、北三面城墙外，发现有深2米多的护城濠沟。在距董家林古城址东南约800米的黄土坡村发现了墓地遗址，共清理发掘出墓葬300余座，车马坑30余座。其中大型墓葬10余座，最大的有四条墓道，深达11米。墓葬和车马坑中出土的各类文物有数千件，青铜礼器中绝大多数带有铭文，明确记述人名和事迹的有10余件，最著名的为堇鼎、复尊和伯矩鬲。
由青铜铭文中“匽侯”的记载，确切无疑地证明了《史记》“封召公奭于北燕”的记载是可信的事实。黄土坡墓葬即燕侯家族的墓葬，董家林古城址即燕国都城的遗址。墓葬和城址的规模完全可以和铭文中“匽侯”的身份相符，并且由铭文中“匽侯命堇█（異加饣旁）太保于宗周”等，还进一步证实了文献中召公本人并未前往燕国就封、而派元子就封的记载。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古城址城墙内侧的护坡被商末周初墓葬以及属于西周时期的灰坑和房基所打破，说明这座古城的建筑年代是在商末或商末以前。在琉璃河村居住遗址中，也发现了属于商末至西周时期的堆积层。黄土坡村的墓葬，位于京广铁路以西的Ⅰ区在殉葬习俗和器物组合上均与以东的Ⅱ区不同，年代有的要早到商末。由此可知周初的燕国与商代背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物质条件、社会构成和文化信仰等许多方面，甚至可能是自商代继承而来。
《史记》等文献对于周初封燕以前的情况完全没有论及，商代自兴起至灭亡五六百年间有关这一地区的历史记载是一片空白。现在，有了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和一批青铜器铭文的发现，结合史籍中有关商族起源神话的叙述，以及《易经》、《山海经》中史事遗痕的旁证，回过头来补述周初燕国在有商一代的历史，有理由认为周初燕国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了商代燕国的基础。在早商和晚商时北方的燕国已是泱泱大国，其周围地区邦国众多，并都十分兴盛发达。而在成汤建商以前的先商时期，燕地甚而还是殷商民族最早的发祥地。
十一、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民族的鸟图腾标志（此书为《中国地域文化丛书》之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1998年第2版）
张京华著
（中篇部分不易排录的金文、甲骨文字，共计45个，均以圆码标出，请学者对照扫描的摹本。）
对此问题的探讨可以先从燕之得名开始。
甲骨文“齐”字像三枝禾麦结穗形，“鲁”字像鱼露于坎形，均由植物名或动物名而来。燕国之“燕”，张守节《史记·周本纪》正义引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周武王封召公奭于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国取名焉。”则是以为燕国之“燕”得自燕山，在众多“匽侯”青铜器出土以前诸家多袭此说。但燕山之“燕”又得自何处?此问题仍有未尽。按《说文》，“燕，玄鸟也。籋口，布翅，枝尾，象形”。燕之本字为动物之燕的象形，因此燕国之“燕”与燕山之“燕”应是同样都得名于动物之燕。
《括地志》云：“燕山在幽州渔阳县东南六十里。”古代所称燕山在今河北蓟县东南，经玉田、丰润，蜿蜒数百里东至海滨。那么，燕国与燕山又何以以动物燕为名?是什么人最早为之取名?这就与玄鸟生商的著名神话有关。
商的始祖名契。《史记》、《诗经》、《楚辞》、《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很多书中都记载了契的生母简狄因为吞下玄鸟的卵而生下契的传说。《史记·殷本纪》说：“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褚少孙补《史记·三代世表》也说：“汤之先为契，无父而生。契母与姊妹浴于玄丘水，有燕衔卵堕之。契母得，故含之，误吞之，即生契。”
《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郑玄笺说：“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谓鳦遗卵，娀氏之女简狄吞之而生契。”
《诗经·商颂·长发》说：“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郑玄笺说：“禹敷下土之时，有娀氏之国亦始广大，有女简狄，吞鳦卵而生契。”
《楚辞·天问》说：“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嘉?”王逸注说：“言简狄侍帝喾于台上，有飞燕堕遗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
《楚辞·离骚》说：“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氏之佚女。”“凤凰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王逸注说：“谓
帝喾之妃，契母简狄也。”“帝喾次妃有娀氏之女生契。”
《楚辞·九章·思美人》说：“帝辛之灵盛兮，遭玄鸟而致诒。”王逸注说：“喾妃吞燕卵以生契也。”
《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说：“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高诱注说：“帝，天也。天令燕降卵于有娀氏女，吞之生契。”
《淮南子·坠形训》说：“有娀在不周之北，长女简狄，少女建疵。”《太平御览》引《尚书·中候》说：“玄鸟翔水，遗卵于流，娀简拾吞，生契封商。”
《丹铅总录·怪异类》引《诗含神雾》说：“契母有娀，浴于玄丘之水，睇玄鸟衔卵，过而堕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
袁珂《山海经校注》序中指出在古代神话的流传中，有将神话历史化的倾向，实则神话发生在前，历史化的解释在后，批评郝懿行等注家不能专以神话观点解释神话，“不免以人事现象释神话，混神话于历史，凿枘难通”。这种观点是在以往疑古的气氛中提出来的，然而实际上中国自古就有注重历史的传统，鬼神信仰以及专门的神话系统确实未曾占据主要地位。顾颉刚提出古史层累造成说，钱穆则针锋相对提出了古史层累遗失说。无论是层累造成还是层累遗失，确实不能想像古代的人们在上古史实的记忆和流传上会按照现代政治学和人类学的方法进行客观描述。在上古史实的记忆和流传中，必然会有很多简化、形象化和神话的因素在内。但是无论如何，并不能因此而认为神话的产生在前，而历史的解释在后。古籍中所记载的上古神话传说，大都本是历史传说。在《山海经》、《易经》等书中，都星散记载了许多上古重要的史实，自从殷墟甲骨文和二里头夏墟被发现以来，夏商史的文献记载大体上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因此对于《易经》、《山海经》等书中的许多“史影”，实在已有进行新的深入研究的必要。
对于玄鸟生商的“神话”，首先可以从古代“高禖”的祭祀礼仪中得到充分的说明，其次可以由考古资料中“玄鸟妇”等青铜器铭文上得到有力的论证。
高禖是古代一种重要的祭祀礼仪，于每年春季在郊外进行，祠以太牢的重礼。据《礼记》和《吕氏春秋》记载，在西周和春秋时期高禖的祭祀仍在实行，而其起源，郑玄和毛公正是以为源于简狄的吞玄鸟遗卵而生契。《礼记·月令》仲春之月说：“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先雷三日，奋木铎以令兆民曰：‘雷将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郑玄注说：“高辛氏之出，玄鸟遗卵，娀简吞之而生契，后王以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吕氏春秋·仲春纪》说：“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所记与《礼记·月令》全同。高诱注说：“王者后妃于玄鸟至日，祈继嗣于高禖。”
毛公《诗经·商颂·玄鸟》传说：“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有娀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娀而生契。”
闻一多《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吸收郑玄的说法，认为夏、商、周三代都有高禖的祭祀，高禖就是生育之神，各国各代所祭祀的就是自己的女祖先。夏人高禖为先妣女祸，殷人高禖为先妣娀简狄，周人为姜嫄，楚人为高唐神女。
生育子孙在上古居民是最为重要的一桩大事，因此以祈求生育为目的的高禖也就成为一年中最为重要的一次大祭祀。《周礼·地官·媒氏》记载说：“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中春之月，会合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诗经·鄘风·桑中》所谓“刺奔也，卫之公室淫乱，男女相奔”，《老子·二十章》所谓“众人熙熙，若享太牢，若春登台”，《史记·孔子世家》所谓“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都是这种遗俗的反映，可见至春秋时生育意图仍然是人们一项重要的现实需要。高禖祭祀是生育意图在上层王室中的表现，奔者不禁是生育意图在下层平民中的表现。
不过，商代高禖祭祀的创兴必定是在简狄生契之后，而不会在她生契之前就有高辛帝率之前往高禖的事。在以契为首领的这一支殷商族人兴起以后，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的事迹才得到追认，并且以高禖祭祀的形式作为典范继承下来。为了突出简狄的首创，从此以后，玄鸟即作为部族的图腾标志为契及其后人所接受。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认为古代的许多图腾标志实际上都是生殖崇拜。就殷商民族的玄鸟图腾标志而论，它的产生的确与高禖祭祀的生育意图相关，但是在此以后它就成为殷商民族、部族、邦国的图腾标志，其痕迹也是至为明显的。《生殖崇拜文化论》着重论述古代的生殖器崇拜，解释玄鸟之玄为色素沉着，不确。
殷商民族何以要以玄鸟为图腾，并不是由简狄误吞玄鸟遗卵这件偶然的事情单一决定的。
首先，玄鸟为鸟类中的一种，殷商民族以玄鸟为图腾，与上古风姓的太暤、少暤族以鸟为图腾的文化背景直接相关，说明殷商民族和秦、赵的嬴姓祖先一样，更早都可以追溯到上古的东方风姓部族。
其次，玄鸟是最为典型的一种候鸟，在众多的鸟类中极为独特。玄鸟即燕，又称③。《说文》：“③，玄鸟也。齐鲁谓之③，取其鸣自呼，象形也。”“燕，玄鸟也。籋口，布翅，枝尾，象形。”《尔雅·释鸟》：“燕燕，鳦。”毛公《诗经·商颂·玄鸟》传：“玄鸟，鳦也。”杜预《春秋左传》昭公十七年集解：“玄鸟，燕也。”可知玄鸟即燕，重言之为燕燕，《诗经·邶风·燕燕》有“燕燕于飞，差池其羽”句。燕为象形字，后俗又加鸟旁则别写作█(左燕右鸟）、作鷰。玄鸟又称为③，重言之为③③，为齐鲁方言。③音轧，于音取其自鸣，于字则为象形，后俗又加鸟旁则别写作鳦。燕③之③与甲乙之乙音异字异，但因字形相近，自来多与甲乙之乙通用。如《大戴礼记·夏小正》“燕，乙也”，司马贞《史记·殷本纪》索隐述赞“简狄吞乙，是为殷祖”，即是此种情况。孔颖达《春秋左传》昭十七年“玄鸟，燕也”疏：“或单呼为燕，或重名燕燕，异方语也”，似玄鸟称燕亦为某地区方言，与齐人称③相同。燕与③同为玄鸟，又同为象形字，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1949）解释
说：“其形则③像侧看之形，燕像正看之形”，其说可取。是否建立有较为严密的天文历法，这是衡量古代农业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而古代人测定历法的依据，不外乎天象和物候两大类。《左传》昭二十九年：“蔡墨曰：‘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国语·郑语》：“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名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尚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尚书·胤征》：“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黎为火正，火为火星，《汉书·五行志》：“古之火正谓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行火政之政即夏小正之正、正月之正，行火政亦即敬授民时之意，可知古代祝融一族、羲和一族都是世代专工测定历法、世代执掌火正之职和天地四时之官的氏族。与此意义相同，《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说少暤氏以鸟纪官，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为历正，玄鸟氏为司分，伯赵氏为司至，青鸟氏为司启，丹鸟氏为司闭，也是以若干氏族世代执掌颁行历法的官职，通过观测候鸟而测定节候。玄鸟以春分来，秋分去，故以之测定春分秋分。伯赵即伯劳，以夏至鸣，冬至止，故以之测定夏至冬至。青鸟以立春鸣，立夏止，故以之测定立春立夏。丹鸟以立秋来，立冬去，故以之测定立秋立冬。以此四种鸟类命名的氏族均为凤鸟即历正的属官，各掌一事，这种制度与《尚书·尧典》中所说以羲和为掌天地之官，又分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测定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定四时以成岁的情况是完全相同的。据《礼记·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觜觿中”等语，当时制定历法已以观测星象为主。不过在较为远古的时期，通过观测太阳运行的位置确定节候是否已达到准确无误的程度，还可怀疑。远古制定历法可能是以多种途径互相参照的，在《礼记·月令》中，仲春和仲秋两月，正有“是月也，玄鸟至”及“玄鸟归”的记述，在《大戴礼记·夏小正》中也有“来降燕”和“陟玄鸟”的记述。就以鸟为图腾的少暤族和殷商族来说，通过鸟类测定历法可能是其最主要的途径。《礼记·月令》中有“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等一系列物候的记述，但是所谓春分应该严格地限制在一日一刻，而决不能整个仲春二月为春分。春分是昼夜长短平均、正当春季九十日之半的一日。《春秋繁露》：“春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像这样严格地限定为某一日，始雷、始电、蛰虫始动等物候似都难以做到。《月令》中仲春这一月惟一可以确定在某一日的物候，只有玄鸟飞至的“至之日”。《月令》中还有“先雷三日，奋木铎以令兆民”的记述，然而在雷声未闻之前，又将何以预知先雷三日?对此，《夏小正》作出解释说：“正月必雷，雷不必闻，惟雉为必闻。何以谓之?雷则雉震响，相识以雷。”王聘珍解诂更将正月必雷之雷解释为“阴阳薄动”、“雷动地中”，而非实有雷雨，说雉者听察，故可识雷之动于地中。如此，则是所谓始雷、始电等物候的发生，也需由鸟类的征候来确定了。《月令》所记以木铎令于兆民之辞说：“雷将发生，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其内容也与玄鸟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祺的生育意图相同。由此，结合《周礼·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的记述来看，古代仲春二月所要进行的大事，自天子以至平民，都是围绕生育一事展开。而春分之日的测定，即主要是依据玄鸟飞至之日来确定的。据宛敏渭、刘秀珍《中国动植物物候图集》发表的中国科学院地理所1963年至1984年的观测结果，家燕于每年3月10日至31日始见于江淮一线，4月10日至5月10日始见于北京、石家庄一线，4月30日至5月10日始见于长春、哈尔滨一线，每年9月30日至10月10日绝见。据此而言，按平均数值计算，现代的家燕是以每年3月20、21日春分日始见于江淮一线。按最上限的数值计算，现代的家燕可于每年3月20、21日春分日到达黄河一线。然而考虑到古代气候温度高于现代，平均高出2至3摄氏度的情况，则古代的家燕按平均数值正可于春分日到达黄河一线，按最上限数值则能够达到北京、石家庄一线。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1972）指出：“《左传》提到郯国国君到鲁国时对鲁昭公说，他的祖先少暤在夏殷时代，以鸟类的名称给官员定名，称玄鸟为‘分’
点之主，以示尊重家燕。这种说法表明，在三四千年前，家燕正规地在春分时节来到郯国，郯国以此作为农业开始的先兆。”家燕之所以能获得殷商族人的钟爱，除了风姓部族的鸟图腾传统和其为典型的候鸟这主要两点原因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原因，说明家燕确实与众不同。
据清郝懿行辑《燕子春秋》，古书所载、古人所见的家燕，其迁来与迁往甚为神秘，其居止与人甚为亲近，其生育极有规律，其雌雄、母子和群聚关系与人世十分相仿。以下依次引证数条：
二月，来降。郝注：自海外来，莫知处所，犹天降然。
下丹书。郝注：少昊之时，赤燕集户，遗丹书。
五月，飞入云中。郝注：穆天子馆意而子于灵卑之宫，访至道以为司徒。意而子不乐，身化玄鸟，飞入云中，人谓意而子仙也。燕曰意而，一作鷾鸸。
九月，火出则陟。郝注：九月出火。陟，升也。莫知所去，如初降然。
十月，入于海为蚧。郝注：记异也。海蛤百岁，燕所化。
瑶光不见。郝注：瑶光星散为燕，燕隐也。
十一月，鸷鸟为天女。郝注：天女，鸷鸟。鸷鸟，燕。人不见，是思之。是月，一阳生冀，由天降也。
由上述数事可知家燕有天降、成仙、化蛤、星散、天女的神秘传闻。
二月，孔祠高祺。郝注：请子之候鸟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
乃睇于室。郝注：睇，眄也。入人室堂，往来睇视，乃后定居，故曰。其畏人也，而袭诸人堂上，社稷之神存焉尔。
户案户。郝注：案，直也。燕户与人户直，户南亦南，户北亦北。
静昼语于堂。郝注：语于堂，与主人语也。主人与知之，意洽也。佳客得贤主人相与居，无猜焉尔。
八月，留爪。郝注：或言，燕今年巢此，明岁复来。于其将逝，翦爪识之，其后果然。吴宫人有戏为之者。或以线系其足，亦然。
由以上数条可知自古以来，家燕就是惟一一种能够自然地寄居在人们的屋宇之内，与人们亲近相处的鸟类。郑玄《礼记·月令》注亦曾论及此意，说：“燕以施生时来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为候。”《大戴礼记·夏小正》及王聘珍解诂也说：“来降燕，乃睇。言来者何也?莫能见其始出也，故曰来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者，视可为室者也。百鸟皆曰巢，█（上穴下灭）穴取与之室，何也?操泥而就家，入人内也。”解诂说：█（上穴下灭），深也。穴，土窟也。取，聚也。内，家也。“燕之█（上穴下灭）穴聚居，不谓之巢而谓之室者，以其能操泥而就人家入其内也”。
二月，粥孚。郝注：粥同鬻，孚一作孵。孚，卵也，信也。鸟之覆卵皆如其期，不失信。或曰，燕一伏二卵。三月，彀（弓为一卯，殳为鸟）生。郝注：彀（弓为一卯，殳为鸟），卵也。胎如芝形。
六月，闭巢。郝注：不妪伏也。人生六十闭房，鸟亦类然，自启蛰至此适得六月也。
由此三条可知家燕有雌雄共居、一生二卵的固定规律。
二月，为巢，旧者葺，胡者突。郝注：为，创也。葺，葺旧也。胡，胡燕。胡燕喜长，如人家甑上突。
啄泥知戊己。郝注：于其日辟之为土也，故作巢不倾。
腐草绸户。郝注：操泥涂户，不溃于成。腐草缀之，乃固不倾。巢成下望，如廪如城。
三月，母之飞抢地，弋虫粥厥子，子脰悬于巢。郝注：地有芳草，虫栖之，莱花开，蜂聚焉。燕掠而食之，子举项悬巢上，待鹐也。
落花萦户。郝注：燕喜衔花萦户，袭其香。
四月，初昏噍。郝注引牟寅同曰：雏燕当出巢，大燕则引其群类来环集巢外聚噪，或往来飞绕若诱导然。邹燕讫不动，其母又口衔食呼之而不与，待其引颈舒翼，数数然乃轻举而飞去，其习飞之状如是。
鵻栖树俟厥母鸤粥。郝注：始出巢也，鵻性专一，栖处不移。雏燕栖树俟哺，亦如之。或曰，母哺之均平，类鸤鸠然。
六月，羽委雪。郝注：燕白者尤贵，见则凡燕翼随数千，集人家以为瑞。
向宿爱其类。郝注：鸟向飞背宿，燕向宿背飞，故曰玄鸟爱其类。
八月，远晨风。郝注：晨风，鹞也。是月，鸷鸟将击，先时避之，毋宁远去尔。
九月，噏淳和，禁嗜欲，于飞不食。郝注：燕飞而食肉，至是恬淡节欲，不复出，顺闭藏之令。
由以上所说啄泥衔花、如廪如城、育子教子、群集数千等事，可知家燕的生活习俗与人世多相仿佛。
至今民俗仍以家燕为益鸟，以捕杀家燕为禁忌。而且每当春分过后，家燕翔集，鸣声彻耳，给人的感受也确不寻常。
总之，殷商民族以玄鸟即家燕为图腾，在风姓部族的鸟图腾信仰传统和于每年春季劝导人们交媾生育并以玄鸟始见作为测定春分的标志等等很多方面，都有充分的根据。关于玄鸟生商有两种很大的误解，也可以由此得到解释。第一，玄鸟的最主要的作用是充当候鸟，而不是充当生殖崇拜物。仅仅由于通过玄鸟所测定的节候恰好是最佳的生育节候，从而使作为图腾标志的玄鸟与殷商民族以生育为目的的高祺联系起来。由此并且可以看出，殷商族人有高祺的祭祀礼仪，主要是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生态规律为依据的，其中确有很大的合理成分。《逸周书·时训解》说：“玄鸟不至，妇人不娠。”这是将玄鸟与生育二事最直接地联系起来的一条记载，其中的玄鸟仍应作春分解，而不应作生殖崇拜物解。第二，玄鸟即家燕，古有明训。以家燕始见日测定春分，在物候学上也可得到完全的证实。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1964）据“于帝史凤二犬”(《卜辞通纂·别录》2，6，3）一条卜辞认为凤鸟为天帝的使者，进而认为“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所说的玄鸟为凤，依据不足。
毛公《诗传》以春分玄鸟降、祈于郊禖解释玄鸟生商之说，是非常正确的。由此并且可以推测毛公作《诗传》时，或许还得以见到有关商族起源的更具体的记载。但是自东汉以后直到清代，如王充《论衡·奇怪篇》、王肃《毛诗驳》、欧阳修《诗本义》、苏洵《喾妃论》、顾炎武《日知录》、王夫之《诗经稗疏》、梁玉绳《史记志疑》等书，都以吞卵而孕解释玄鸟生商之说，从而论定其说怪诞不经和不可信。《论衡·奇怪篇》说：“儒者称圣人之生，不因人气，更禀精于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卨母吞燕卵而生谢，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迹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世儒学者莫谓不然，如实论之，虚妄言也。且夫薏苡，草也。燕卵，鸟也。大人迹，土也。三者皆形，非气也，安能生人?说圣者以为禀天精微之气，故其为有殊绝之知。今三家之生，以草、以鸟、以土，可谓精微乎?今燕之身不过五寸，薏苡之茎不过数尺，二女吞其卵实，安能成七尺之形乎?”究其思路，则都与《大戴礼记·五帝德》孔子解释黄帝三百年为“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相类似，在以常理破昏忽隐微。以常理而言，吞卵当然不能使人有孕，这是毫无疑问的。王充等人的弊陋在于他们不能从现代民族学的角度、从图腾标志和祭祀礼俗的方面解释玄鸟生商的史实。所谓图腾，就是相信自己所在的这一社会群体与某一物种(通常为动物)之间存在独特的超自然的关系。在上古时期，图腾标志、祭祀礼俗、族徽和姓氏划分都是部落群体的重要的生存方式。
就目前所知，殷商族的玄鸟图腾已经分别由金文和甲骨文的研究中得到了两处确切的证实。一处是在传世的
“玄鸟妇壶”中明确见到了“玄鸟妇”三个字的合文，一处是在甲骨文中“王亥”的“亥”字上常常可见一象形的“鸟”字。
玄鸟妇壶最早著录于《西清古鉴》，称作周妇壶。后又著录于《陶斋吉金续录》，称元鸟壶；《三代吉金文存》，称玄(右为鸟旁)妇壶；《续殷文存》，称玄妇壶；《鸟书考》及《鸟书考补》、《正补》，称玄妇壶；《金文编》，称玄妇壶。该壶有器有盖，器盖同文，左右耳并有“亚④”二字的合文。形制瑰玮，纹饰精美。于省吾《略论图腾与宗教起源和夏商图腾》（1959）判定玄鸟妇壶系商代晚期铜器，其合文格式在与商代晚期金文上限相衔接的中期卜辞的合文中，可以找出同样的例子。认为“玄鸟妇”三字合文是研究商人图腾的惟一珍贵史料，是商代金文中所保留下来的先世玄鸟图腾的残余；三字合文宛然是一幅具体的绘图文字，它象征着拥有此壶的贵族妇人系玄鸟图腾的简狄的后裔是很显明的，这一文献记录已与地下史料得到了交验互证。于省吾并且高兴地说：“《商颂》系春秋时代宋人正考父所作，《楚辞》系战国时代作品，如果我们能够在地下发掘的史料中得到有关玄鸟和有娀的材料，追究出晚周传说的来历，那才是最理想的呢!”
在参照卜辞重订的《史记·殷本纪》所记商代王室世系中，王亥是先商自契以后的第七位先公先王。商代王室世系中，最重要的有契、王亥、上甲微、成汤数人，王亥是其中之一，是卜辞中所称三位高祖之一。商人认为王亥能作祟于时王，对他的祭礼也最为隆重，祭祀时其牲用五牛、三十牛、四十牛乃至三百牛，仅《殷墟卜辞综类》所收祭祀王亥的卜辞，就有大约九十六条之多。上甲微也是一位重要的先公先王，《国语·鲁语》说：“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即商人用禘、郊、祖、宗、报五种祀典中的报祭祭祀他。卜辞中凡是合祭先公先王的，也都从上甲微开始。而王亥正是上甲微的父亲。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1964）和《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1977）二文在甲骨文中先后找到了八片甲骨共计十条祭祀高祖王亥的卜辞，其中“王亥”的“亥”字上都加有鸟图腾的标记。八片甲骨十条卜辞中，属祖庚、祖甲时期的甲骨一片，卜辞一条；属廪辛时期的甲骨一片，卜辞两条；属康丁时期的甲骨三片，卜辞三条；属武乙时期的甲骨三片，卜辞四条。“亥”字上所加鸟图腾标记，写作鸟、█（上爫下鸟）、崔、萑、隹字不一。█（上爫下鸟）为鸟上加手，与《山海经·大荒东经》所载“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正相吻合。隹即鸟，甲骨文鸟、隹本为一字，文字从鸟与从隹者义亦全同。崔、萑为隹上有冠形。
由此，胡厚宣指出，商族最早是以鸟为图腾的，这从甲骨文所见商先公的名字上有时加一鸟图腾的符号还可以看出痕迹，虽然就现在所见到的情况材料中，商先公的名字附加鸟图腾符号的只有王亥一人。王亥的亥字“无论从鸟从隹，无论有冠无冠，或以手操持，都像是一只鸟。王亥之亥而从鸟，乃商族以鸟为图腾之确证”。
以上于省吾、胡厚宣二人分别从金文和甲骨文两个方面对商代鸟图腾的论证，虽然没有引出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但亦迄无异辞，可谓已成定论。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学史》、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对此均有专门的概述。
十四、枕藉燕山，居有冀州——燕国在殷商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此书为《中国地域文化丛书》之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1998年第2版）
张京华著
（中篇部分不易排录的金文、甲骨文字，共计45个，均以圆码标出，请学者对照扫描的摹本。）
“④”字既已确知就是商代燕国的“燕”，则商代的燕国至少在甲骨二期、商代青铜器早期，也就是祖庚祖甲时期已经存在了，一直持续到商代末年，与召公奭新封的姬燕相衔接。从祖庚祖甲时期再向前追溯，因为没有甲骨文和金文的记述，不仅是燕国，包括所有二百多个以上的方国的情况都已得不到原始文字上的证实。但是联系到前文所述文献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和“郊禖”的记载，至此，我们已经可以断定，商代居于燕国中的燕氏一族不仅在商族最早的起源时期就已经存在，而且还是众多商人宗族、支族中的本族。根据就是商民族起源的传说和商民族的文化信仰中，有很多内容都与燕国之燕的得名有关。
商族为子姓。炎、黄二族的姜姓、姬姓都从女，都因水而名，相比之下，商族的子姓显得很特殊，很可注意。古代得姓的原则，是“因生赐姓”，商族是由于简狄吞食燕卵而产生的，这种说法在各书中有很清楚的记载，由此可以明确地得出一个训解就是商族子姓之“子”的含义即燕卵。
《白虎通·姓名章》：契“以玄鸟子生”，故姓子。《康熙字典》：“契母吞鳦子而生，故曰子氏。”均以卵训子。
甲骨文《掇二》一五八（《京津》五二）记四方风名刻辞说：“北方曰丸风曰█（左阝右殳）。”《山海经·大荒北经》记为：“北方曰█（上鸟下宛），来之风曰█（左犭右炎）。”所说之丸即卵。《山海经·大荒西经》：“有沃之国，沃民是处，沃之野，凤凰之卵是食。”《吕氏春秋·本味篇》记此事为：“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凤之丸，沃民所食。”高诱注云：“丸，古卵字。”█（上鸟下宛）亦即卵。从字音而言，郭璞注曰：“音婉”，是与丸同音。从字义而言，其字从夗，夗《说文》作█（左夕右卪），曰：“从夕从卪，卧有卪也。”卪即古卵字，为卵字半分之形。《说文》：“卪，瑞信也。”何谓瑞信，即《说文》释孔字所说：“孔，通也，从乙从子。乙，请子之候鸟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故古人名嘉字子孔。”《楚辞·天问》：“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喜，闻一多《楚辞校补》改为嘉，是。此嘉字孔字与卪字均为仲春交媾得子之义，故称瑞信。而█（上鸟下宛）字又从鸟，更知其与鸟卵有关。再从字形上而言，甲骨文丸字作①④形，小篆卵、█（左夕右卪）之卪作①⑤形，因知卵、夗二字本为二丸相对。又小篆丸、勾、夕三字因形近而极易混淆，《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勾姓当为丸姓之讹，丸姓即子姓。《左传》哀公十六年：“子西曰：‘白公胜如卵，予翼而长之。’”杜预注曰：“今抚育人曰卵翼，言如鸟孚卵也。”可知至春秋时，仍有将人育子与鸟育卵相混称的习俗。
商族中外嫁的妇人可称为“玄鸟妇”，而商族的第一代先公契又称为“玄王”。《诗经·商颂·长发》：“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荀子·成相篇》：“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国语·周语下》：“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国语·鲁语上》：“自玄王以及主癸（当做示癸）莫若汤，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此玄王之玄字，当源于玄鸟之玄字，玄王即玄鸟王之省称，与“玄鸟妇”之称相对。玄鸟即燕，世有明训，
乃是因为玄鸟之“玄”的本义为燕雏。古玄、幺同义，《说文》：“幺，小也，像子初生之形。”子初生即卵出生。甲骨文金文玄、幺字形为两圆形上下相连，或分开或不分，或全作圆形或在圆形上略作出头。其形像燕之二卵，又像燕雏。郝懿行辑《燕子春秋》说：“三月，①⑥生。①⑥，卵也，胎如芝形。”所谓圆形上略作出头，殆即芝形。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说：“幺即玄鸟之子，幺与玄似。①⑦有头有身无翼，像燕初生之形。①⑧则增翼，羽已丰矣。幺亦即玄鸟之子，所以称子嗣之胤及幼字皆从之。”又说：“卜辞中子作①⑨、②⊙、②①诸形，有首有尾，有翼未丰，幼燕初生之形也。”所说很有启发。据此而言，则玄的本义亦为家燕，而燕之所以又称为玄鸟，就不是因为它羽毛的颜色为玄色。相反，黑颜色之所以又称为玄色，乃是由于玄鸟的羽毛为黑色。玄字的字义很多，有微小、幽隐、深奥、黝黑、北方等等。玄字的本义既为燕雏初生，则各义均为引申义。《吕氏春秋·音初篇》：“燕遗二卵，北飞，遂不返。”燕既为天帝所遣，又北飞，故以玄引申为北方。商代使用的甲骨文、金文、陶文、玉石文等是现在所知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西周以后的文字均渊源于此。商代甲骨文字已基本定型，汉字的创造阶段已将完成，在它之前还应有一个更早的时期，陈梦家估计至少在五百年前左右，郭沫若、唐兰、于省吾则估计为二三千年以前。然而石器时代、夏代和早商时期的文字迄今还未被发现，那么现在所见甲骨文、金文的文字即使不是由商族人所创造，至少也是主要经由商族人之手保留和传播的。因此在现在的文字内涵中，就势必会较多地保留下来与商族自己的起源、信仰、文化、风俗相关联的内容了。
从子、玄的字很多都与商族的起源以及玄鸟传说有关。例如：
孔。从乙从子。乙，请子之候鸟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故古人名嘉字子孔。
字。《说文》：“乳也。”
孚。《说文》：“卵孚也，一曰信也。”郝懿行辑《燕子春秋》：“孚，卵也。一伏二卵，皆如其期，不失信。”徐锴曰：“鸟之乳卵皆如其期，不失信也。”
孳。《正韵》曰：“并音字，乳化也。”《尚书·尧典》：“鸟兽孳尾。”注曰：“乳化曰孳，交接曰尾。”
妇好之好亦从子。妇为女子已嫁之称。好为国姓，意为子姓之女，即商宗族、本族之女。好字中的女旁可省可加，义均同。丁山《商周史料考证》说：“武丁‘嫔妇好’，好字按照楚氏、井氏、姌氏、②②氏例子解释，宜是她的母国国名；若按妇█（左女右弋）、妇妊或以姓为字解释，好宜是国姓。按照甲骨文所见█（左女右弋）、妌、姌、媟诸氏，周秦以后人传写，往往省去女旁而作弋、井、冉、枼；依此传统习惯来考察好姓，在周秦以后的文献里应该作子。那末，子为殷商的国姓，武丁的元妃妇好，还是同姓。姓，由《国语·晋语》‘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说，就是族类的徽识，凡同姓者，必然是同族。那么，妇好与武丁同姓，显然是‘族内婚’。从妇好看，殷商王朝实行‘族内婚’，毫无疑问。”所说极确。
商代青铜器铭文中，有许多含有“子”字的徽号文字，在《美殷周铜器集录》和高明《古文字类编》中都有
不少著录。凡含有“子”字的徽号文字均为商族宗族、本族的一支。《左传》隐公八年记周代制度，诸侯之后代子孙是以先公、先大夫的字或谥为氏名，因以为族名。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以王父字为氏。据此，殷代含有“子”字而其余部分构形不同的徽号文字应代表不同的氏，但仍同属于子姓、子族的本宗，因此都还保留着“子”字的标志。在含“子”字的徽号中，与燕国关系密切的有一“②③”字，丁山释为“冀”，所作《释冀》认为是国名，至《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认为冀读为畿，应是王畿或畿服之畿的本字。冀字甲骨文作“②④”，像人举子之形。在金文中，下部的“共”更接近于人形。中部的“子”有时为一，有时为二。上部又往往带一“②⑤”形，或为一边，在左或在右，或为二，作一边者亦可简省。也有“子”在“共”右上侧、“②⑥”在右下侧的，则为变体。“②⑤”形或又简省作“②⑦”，于是至后世遂讹为“北”字。其含义丁山以为像门扉，意犹未尽。案②⑤即古卯字，讹作②⑤，《说文》：“卵，冒也。二月万物冒地而出，象开门之形，故二月为天门。”而卯与▉（左夕右卪）、卵形近，故所谓万物冒出之义，实与卵翼之义相接。燕孵卵在三月，而其至恰在仲春二月，故燕至之月为天门开，万物于此时孵育。
“冀”字写全当有二“子”，二子即二卵。《吕氏春秋·音初篇》：“燕遗二卵，北飞。”与此相合。二卵之二非徒然添加，郝懿行辑《燕子春秋》：“孚，卵也。一伏二卵，皆如其期，不失信。”是知家燕常规所生即二卵。而燕生二卵之数与人之外肾有二亦极巧合，此亦是家燕之所以被商人信为图腾动物的一个重要原因。
“冀”字下部作人形的“共”，有时突出其宽阔的肩背，作一粗壮的倒三角形。“冀”字的整个含义像一魁梧的成年男子举双手翼戴和保护玄鸟之族。冀为地名，即冀州，又称冀方。《尚书·禹贡》九州之中冀州为首，在东河之西，南河之北，西河之东。所记地名有太原（汾水上游）、岳阳（霍太山以南）、覃怀（汉河内郡怀县，今河南沁阳）、衡漳（漳水）、恒卫（恒山、卫水）、大陆（大陆泽）和碣石（碣石山）。所记居民有鸟夷，郑玄注曰：“鸟夷，东方之民，搏食鸟兽者也。”又引王肃曰：“鸟夷，东北夷国名也。”《周礼·职方》说：“河内曰冀州。”《尔雅》说：“两河间曰冀州”，《吕氏春秋·有始览》同。《说文》说：“冀，北方州也”，《玉篇》同。《山海经》郭璞注：“冀州，中土也。”《淮南子》高诱注：“冀，九州中，谓四海之内。”刘盼遂《冀州即中原说》认为冀州即中原、中夏，马培棠《冀州考原》观点与之相近，从字形近于“夏”字认为冀为“中间一区的农耕文化，自称为诸夏，居地为冀州”。所说不如丁山近实。冀州应为商人之畿服，畿服以商代都城为中心，自然就有了中土、中原的含义。而商代都城在黄河以北，所以此一“中土”、“中原”也自然要稍稍偏向于北方。《禹贡》所说漳水所在的地区，后世认为偏于东、北，但商人却正以为那里就是中土、中原。商人以玄鸟为图腾，风俗信仰与鸟夷相同，也正是东北鸟夷中的一支。《左传》哀公六年孔子引《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又《逸周书·尝麦解》曰：“有殷之囗辟，自其作囗于古，是灭厥邑，无类于冀州。”陶唐与殷均为北方之族，而称冀方、冀州，亦可证冀为北方之地。《诗经·商颂·玄鸟》说“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商人以河北殷（安阳）、邢（邢台）等地为都城，以周围五百里或一千里地区为畿服（甸服），因而商人心目中的中土、中原便也位居河北了。
斿字亦从子。古人名偃多字游，郑有公子偃字子游，又有驷偃字子游。晋有荀偃（中行偃）字伯游，又有籍偃字游。可知偃与游字义相近。游即斿，小篆从水，为后来所加。其字从█（左方右人）从子，《说文》：“█（左方右人），旌旗之游，█（左方右人）蹇之貌。从②⑧，曲而垂下，█（左方右人）相出入也。读若偃。②
⑨，古文█（左方右人）字，像旌旗之游及█（左方右人）之形。”是知旌旗横起飘动称为斿，垂下称为█（左方右人）。甲骨文中有█（左方右人）字，作③⊙形，③①即《说文》所说之②⑧，像旗杆及杆之饰，其羽穗则先横飘后垂下，《说文》与甲骨文正合。旗和矢都是古代人生活的重要标志，故侯伯之侯从矢，方国之方从旗，而氏族之族既从矢又从旗。丁山说：“清太祖起兵建州，‘以旗统众，即以旗统兵’，旗的制度，当是族字从█（左方右人）正解。”又说：《唐书·突厥传》沙钵罗咥利失可汗分其国为十部，号为十设，每设赐以一箭，故称十箭，“箭者，矢也。族字从矢，当然又与部落称箭的涵义相同”。如将族之字义解为射于旗下，同理，斿字本义则为长于旗下，旌字本义为生于旗下，旗字本义为网鸟于旗下。推溯诸字的起源，大概均与商族文化有关。而偃不仅与█（左方右人）字义相近，音亦全同。《集韵》、《类篇》：“█（左方右人），并音匽，与偃同。”
从幺、玄的字：幼，《集韵》：“一笑切，音要，幼眇精微也。”
幾，《说文》：“微也。”
█（茲字无艹头），《说文》：“微也。”古文无茲字，█（茲字无艹头）茲同字，█（茲字无艹头）即茲。胡厚宣《释█（茲字无艹头）用█（茲字无艹头）御》说：“█（茲字无艹头），《说文》：‘幺，小也，像子初生之形。’‘█（茲字无艹头），微也，从二幺。’卜辞中无‘茲’字，‘█（茲字无艹头）’则数十百见，均用作茲，皆为兹此、兹今之兹。”兹字后又加水旁为滋，仍为蕃衍、孳生之义。
幽，《说文》：“隐也。”《正韵》：“闇也。”又与黝通，《集韵》：“黝或作幽。”所说隐、闇、黝应为后起之义。幽字从山中█（茲字无艹头），本义当与幺即玄鸟有关。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释幽为：“山之得名为幺所居，”很有见地。《尚书·尧典》中有地名曰幽都，《舜典》中有地名曰幽州，《史记·五帝本纪》作幽陵。幽都、幽州与幽陵由幽山而得名，《山海经·北山经》：“西望幽都之山，浴水（郭注：即黑水也）出焉。”《海内经》：“北海之内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玄鸟、玄蛇、玄豹、玄虎、玄狐蓬尾。”幽山又称燕山，燕山之称虽为后起，但其字义则完全相同。幽即家燕所居之山，故《尔雅》说：“燕曰幽州。”《史记·周本纪》张守节正义引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周武王封召公奭于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国取名焉。”所说不确。罗沁《路史》说，燕国以多燕而得名。至今燕地夏季每年仍有大量燕子迁来，低飞鸣叫，给人以特殊的感受。燕国得名本自家燕，燕山得名亦本自家燕，二者的关系是并行的。古代所说燕山山脉自今河北蓟县东南蜿蜒而东，经玉田、丰润，直至海滨，延绵数百里。东晋咸康四年（338年）石虎攻段辽，辽将北平相阳裕率其民数千家入燕山自固，北平郡治所在今河北遵化东。《水经注》庚水：“庚水出右北平徐无县北塞中……庚水径燕山下。”庚水也在今遵化东，所说徐无县北塞即卢龙塞。《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引《五代志》：“北平无终县有燕山。”秦汉无终在今蓟县，唐五代在今玉田。今青龙河古称玄水，为古濡水（今滦河）支流，玄水和濡水是自燕山山脉中段横穿而过的惟一一条大河，《水经注》濡水：“玄水又西南径孤竹城北西入濡水。”由燕山、玄水之名来看，这里大约就是殷商民族最初的发祥地，也是商代子姓宗族所居燕国的中心。沿玄水、濡水出卢龙塞，正是古代沟通燕山南北而使用频繁的一条要道，是燕山南北的中枢。在玄鸟生商的传说中，各书记载都提到有一条河水。《史记·殷本纪》说简狄等“三人行浴”，《史记·三代世表》褚少孙补说“契母与
姊妹浴于玄丘水”，《太平御览》引《尚书·中候》说：“玄鸟翔水，遗卵于流。”所说的玄丘水大概就是玄水了。
古代燕山又称冥山。《庄子》说：“南行者至于郢，北面而不见冥山。”司马彪注：“冥山，北海山名。”《西京杂记》述李广射虎事说：“猎于冥山之阳。”李广为右北平太守，右北平西汉治平刚，出卢龙塞东北三百里，东汉治土垠，在蓟城东北三百里，今卢龙县南传有李广射虎石，是知冥山即燕山。又古有水神名曰玄冥，《左传》昭公十八年：“禳火于玄冥、回禄”，杜预注曰：“玄冥，水神。”商先公中王亥之父也名冥，《国语·鲁语》说：“冥勤其官而水死。”冥既由于治水而死，古代的水神玄冥大概就指的他。又《史记·殷本纪》中及《国语·鲁语》等中的冥，甲骨文中作季，王国维谓季即殷之先公冥，为王亥之父。而季字从禾从子，正与玄鸟有关，可知玄冥即燕冥，亦即玄燕。
以上由商族子姓之子为燕卵，燕山和玄水也得名于家燕等数事，可以推测商族的起源地就应在古代燕山和玄水一带。而商代的燕国也得名于家燕，说明它在商代各宗族与支族中，应该就是嫡系所在的一个方国，也是商人最早建立的一个方国，从时间上说，它应该是与商族的起源同时的。后来商朝的都城南迁，而燕国也成为众多方国之一，这时燕国与商王朝的关系大概就像是后世的所谓“留守”，如同北魏迁都洛阳以后之有六镇，金海陵王迁都中都（今北京）以后之有上京（会宁府），元忽必烈南迁大都（今北京）以后之有上都（开平）。《逸周书·作雒》说商灭亡时，“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王子禄父就是商纣王之子武庚，他在商亡时向北逃奔，说明商代在北方有比在东方、南方更为强大的基础，而他向北寻找归宿大概也就像元亡后顺帝之被迫撤回蒙古草原了。
带有“亚④”铭文的商代燕国铜器，在河南安阳、凌县、洛阳、上蔡，陕西岐山，甘肃平凉也都有发现，但仍以燕山南北北京琉璃河和辽宁喀左出土的居多。说明商代燕国的活动地区主要还是河北北部和辽宁西部，发现于河南、陕西、甘肃等地的“亚④”铜器可能是燕国进献给商朝的礼物，或者是在商末周初流散到各地的。古代在国家灭亡时，战胜者一方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收缴礼器。商灭夏时，曾“俘厥宝、玉，作《宝典》”。周灭商时，武王分封诸侯，曾经“班宗彝，作《分器》”。齐湣王伐燕时，曾夺取燕国的礼器，而燕昭王伐齐，也“尽取齐之宝藏器”，“大吕陈于元英，齐器设于宁台”，同时也使“故鼎反于历室”。“亚④”铜器的流散大抵皆如此类。
对商代燕国的存在和重要性有了充分的肯定之后，对于其他相关问题的探讨就较易于展开了。
甲骨文中有“妶”、“█（左女右隹）”等字。若依人名及国、族名解，“妶”为以玄鸟为图腾的国、族之女，与《玄鸟妇壶》铭文的合文“█（左玄右鸟）”含义相同。隹即鸟，“█（左女右隹）”亦为以鸟为图腾的国、族之女。
商代金文中也有大量从子从鸟的徽号文字，如《子隹冉鼎》“隹子冉”三字合文既从子又从鸟，冉或许可释为孤竹的竹，大抵均与商族的起源有关。
商人的始祖为契，契又作偰，又作禼，又写作卨。甲骨文中有③②、③③字，见《前》四、一七、五等，卜辞作：“丁巳卜，贞帝③③。贞帝③③三羊三豕三犬。”③③字王襄、胡厚宣释为雉，胡光炜释为犧，郭沫若、陈梦家释为鸿，杨树达释为禼，谓即商契之契。就字形而言，③③字确像禼，其形则像鸟，与商族鸟图腾标志相合。又禼字与离字相近，古有鸟名離朱，又有鸟名长離。《山海经·海外南经》：“狄山有離朱”，郭璞注：“今图作赤鸟。”《汉书·司马相如传》引《上林赋》：“前长離而后矞皇”，颜师古注：“长離，灵鸟也。”《文选》张衡《思玄赋》：“前长離使拂羽兮”，注曰：“长離，南方朱雀神也。”与離字从隹即从鸟相印证，可知离字本义即为鸟，后于离上又加鸟旁写作離，《说文》：“離，黄仓庚也，鸣则蚕生。从隹，离声。”仓庚鸟即鹂鸟。而禼与离字形接近，可能都由本作鸟形的字写定。此可为契即卜辞之帝③③及本作鸟形的一个旁证。
《史记·殷本纪》说：“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世本》又记载有髦氏、时氏、萧氏、黎氏。是知商人的族姓有宗族与支族之分。但是由这些支族所建的方国多已不能尽考，唯有目夷氏所建孤竹国因为有齐桓公灭孤竹的事和出了伯夷、叔齐两位君子，尚能引起人们一些注意。孤竹国，《史记·伯夷列传》司马贞索隐引应劭曰：“伯夷之国也，其君姓墨胎氏。”《括地志》也沿用应劭之说，说：“孤竹故城在平州卢龙县南十二里，殷时诸侯孤竹国也，姓墨胎氏。”梁玉绳《汉书人表考》据《北周书·怡峰传》“本姓默台，避难改焉”考证说：默、墨古通，胎则为台字之误。墨台之台应读为怡，墨台与目夷读音相同，所以邹衡等学者认为墨台即目夷。目夷就其宗族之“姓”而言为子姓，就其支族之“氏”而言为目夷氏，这在《史记·殷本纪》中已很明确。此外《左传》隐公元年正义引《世本》也明确说，目夷为子姓。但是《路史》却认为墨台为姜姓，说：“禹封炎帝后姜姓于台，是为默台。成汤元年正月三日丙寅析封孤竹。”梁玉绳进一步弥缝说：“盖姜其姓，默其氏，台是夏所封国台，其后复封孤竹，遂以默台为氏耳。”这就一错再错了。孤竹国为子姓，为目夷或墨台氏，又与“亚长”在铜器上同文出现，同时“亚█（上己下其）”、“亚④”、匽侯也同文出现，这说明商人确实可能是在实行同姓内胞族通婚的制度。各方国之间长期保持共同签署国名的关系，在商代，最大的可能是表明他们之间是互相联姻、有血缘关系的，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才进一步形成政治和军事上的联盟关系。只是到后来，在商末周初，像子姓亚④与姬姓匽侯之间的关系才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的联盟，而就“亚④”与“匽”铭文联署的时间上限在周初来看，单纯的政治联盟确实难以长久维持。《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在唐尧虞舜之际北方的方国中还有一个发国，说：帝舜“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司马贞索隐谓此一段记四夷之名简有错乱，西戎上少一西字，山戎下少一北字，长字下少一夷字，又南方之北发当为北户之误。《史记》中的这段记载源于《大戴礼记·五帝德》，据《大戴礼记》、《尚书·禹贡》、《左传》等书，析枝又作鲜支，渠廋又作渠搜，息慎又作肃慎，鸟夷下又有羽民二字。由此，《史记》中这段记载应重新整理为：“南抚交阯、北户，西西戎、析枝（鲜支）、渠廋（渠搜）、氐、羌，北山戎、北发、息慎（肃慎），东长夷、鸟夷羽民。”其中，北发、长夷在《大戴礼记》和《史记》中都记为单字的发和长，更近于原始记载，经司马贞整理后记为复合词的北发和长夷，则作为方国之名的含义更加明显。长夷因与鸟夷连载，在鸟图腾信仰方面与商人相同，应同出于上古风姓太暤部族。又因亚长与孤竹同文联署，应与孤竹同为子姓，同为商人的支族之一。而对于发国，以往学者未甚注意，记述不多。就以上所论商人起源于古代燕地以及北方方国分布密集的背景来看，发国似乎不可能不与商人具有某种联系。从时间上看，发国的存在与长
夷的存在以及契作司徒的时间是同时的。从地域上看，司马贞明确肯定说：“又案《汉书》，北发是北方国名。”今检《诗经·商颂·长发》中有“濬哲维商，长发其祥”，又有“幅陨既长”、“遂视既发”。长、发二字，郑玄笺谓“长，久也，久发见其祯祥也”，朱熹《诗集传》谓“长，久也，言商世世有濬哲之君。其受命之祥，发见也久矣”，读之似有不通处。疑长、发即长夷、北发，长发为二方国名联署，二国为商族创始时期的重要方国，故与玄鸟、有娀并提。再检卜辞中所记四方风名：“东方曰析风曰█（上劦下口），南方曰因风曰长，西方曰夷风曰彝，北方曰丸风曰█（左阝右殳）。”所说风名多为鸟名及古方国名。东风中，析（《山海经》作折），方国中有析枝，即鲜支。█（上劦下口），《山海经·北山经》记幽都之山与浴水（即黑水）东有錞于毋逢之山，“其风如█（左风右劦）”，疑█（上劦下口）即通此█（左风右劦）。《山海经·大荒东经》又记东方风名曰俊，夋亦鸟名，又写作鵕。南风中，因，《山海经》中有困民国，即因民国，困为因之讹。长，即长氏、亚长、长夷。西风中，夷，即夷狄之夷，《山海经》作石夷。彝，又称鸡彝，为鸡型礼器，与杀鸡祭祀的风俗有关，《礼记·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鸡夷，殷以斝，周以黄目。”郑注：“夷读为彝。”知鸡彝的起源与夷人有关。北风中，丸即卵，即子。《山海经》作“北方曰█（上鸟下宛），来之风曰█（左犭右炎）”，宛亦为卵义。█（左犭右炎），《说文》无，也不见于其他典籍。今本《山海经》中只一见，但在《山海经》逸文中又出现过一次。《山海经·大荒南经》：“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东，有兽，左右有首，名曰█（左足右术）踢。有三青兽相并，名曰雙雙。”郭璞注曰：“出█（左犭右炎）名国。”郝懿行《笺疏》说：“█（左犭右炎）名国未详所在，疑本在经内，今逸也。”此█（左犭右炎）字疑为狄字的讹写。依据有二，第一，《说文》：“狄，赤狄，本犬种。从犬，亦省声。”从字形方面狄从亦，但至金文已讹写为从火。从字义方面狄之本义为赤狄，赤字亦从火，《说文》：“赤，南方色也，从大从火。”赤字的古文写法又有从炎从土者。因此，狄字初讹为从火，再讹则又自赤字中再衍一火，成为█（左犭右炎），郭璞注曰：“音剡”，是自炎得声。第二，█（左足右术）踢音黜惕两音，显然由怵惕而来。惕古文又有变体作悐，俗又作█（左忄右狄），《汉书·王商传》有“卒无怵悐”，可证。█（左足右术）踢既同于怵悐，又出█（左犭右炎）名国，亦可证█（左犭右炎）本为狄字。又雙雙或以为兽名，或以为鸟名，杨士勋疏引旧说云：“雙雙之鸟，一身二首，尾有雌雄，随便而偶，常不离散，故以喻焉。”由雙字从二隹即二鸟来看，以作鸟名为近。█（左阝右殳），《说文》所无，依四方风名多与鸟名方国名相关之例，也应为方国名，疑即发国。甲骨文“█（左阝右殳）”字从卩从殳，“卩”像人席地而坐之坐姿，有跪坐祭祀之义，字形作“③④”。而甲骨文“弓”字有时作“③⑤”形，至小篆则作“③⑥”，与“③④”十分近似。因此“█（左阝右殳）”后即讹写为“█（左弓右殳）”，又加“癶”为“發”（简体字为发）。甲骨文中无發字，恐即由此之故。《说文》：“發，█（左身右矢）（即射字）發也，从弓，癹声”，未必是。又發字所从之“癶”像二足相背，义为撥，《字汇》：“从二止相背”，《六书本义》：“两足张有所撥除也”，此亦即《诗经·商颂·长发》“玄王桓撥”之本义。检《山海经·南山经》中有發爽之山，汎水所出，在渤海北，汎水南流注于渤海。《北山经》中有發丸之山，在今山西阳城之王屋山东北三百里，与今安泽之盐池为近。《北山经》中又有發鸠之山，郭璞注谓在上党郡长子县西，为漳水所出，其地正是商人活动的中心地区。發鸠之山有所谓精卫填海的传说，说：“發鸠之山……有鸟焉……名曰精卫……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述异记》又说：“昔炎帝女溺死东海中，化为精卫，偶海燕而生子，生雌状如精卫，生雄如海燕。今东海（有）精卫誓水处，曾溺此川，誓不饮其水。”似此，發鸠应即鸟名，亦即精卫鸟。精卫填海的传说似乎暗示了古代居住在此地区以發鸠为图腾标志的氏族曾沿漳水东入于河，又东入于海，在沿海与以燕为图腾标志的氏族世代联姻。
在商代，漳河流域、易水流域、燕山南北可能是商人最为活跃的地区，也是全国社会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从这个角度上回过头再来探讨“燕亳”这个名称，也同样会有更加切实的理解。《左传》昭公九年，周王使大夫詹桓伯辞于晋曰：“及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左传》中记载燕国史事不多，燕亳之称仅此一见。对“燕亳”这一名称，历来多疑惑不清，学者往往不能肯定燕国何以又会与“亳”的称谓联系起来，于是多以燕、亳为二地，这都是由于不了解在商代以至商先燕国已是一个重要方国的缘故。其实，西周初期武王灭商时，并不能使周初的疆域再有所拓展，它只是全部地接收了商朝的统治权，这种接收甚至很大程度上还是名义上的，实际情况在商朝时如何在西周初时依然照旧，方国的君主换了，但是臣民、名物全是旧的。因此，西周初期周朝的疆域也就是商代后期商朝的疆域，西周初期和春秋时期仍然偶尔使用的“燕亳”的名称也就是商代燕国的名称。罗泌《路史·国名纪》说：“燕，召公初封，春秋之燕亳。”他以《左传》中的燕亳为周初的燕国，是十分正确的，不过还应进一步说明，周初的燕国实即商代的燕国。亳这一称谓是商人所特有的，其意为京都之京，在字形上亳与京、高（郭）也都相似。商汤时有三亳、四亳之说，亳均指都城。丁山《商周史料考证》解释说：“凡是殷商民族居留过的地方，总要留下一个亳名，可见亳字最初涵义应是共名，非别名也。”“《春秋左传》所见的薄、博或蒲的地名，所在皆是，虽不尽是成汤故居，我认为至少是成汤子孙殷商民族所留下来‘亳社’的遗迹。”这个解释应是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的。丁山并且列举了甲骨文中“亳”字的五种写法，说亳字像小城之上筑有台观和草生台下形。据此，如上所述，燕国既然是商族创始之地，是宗族、本族所在，是留守的旧都，那么它当然也就可称为亳了。燕、亳连称，为一地，意即燕京。燕亳为一地，在考古资料中也已得到明确印证。《美铜器集录》著录传世《陈璋壶》铭文，据陈梦家释读为“隹王五年……陈璋内伐匽亳邦之获”，考订为齐宣王五年（前314）齐田章伐燕所获的燕器，铭文为后来所加。其中“匽亳邦”亦即燕亳。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又指出在《录遗》六十五母癸组器中，有“亚█（上己下其）④亳作母癸”的铭文，说：“铭中有一③⑦字，与甲骨文③⑦、③⑧字很相似，后者释亳，前者亦当为亳之繁体。”“此字不是人名，应属上读，这样便成为‘燕亳’二字，或者竟是国（都）名了。”陈梦家并且列举了九条史料，说明燕地与殷商的关系颇为密切，以印证燕亳为商人在燕地之亳。九条史料为：1．《左传》昭公九年称“燕亳”。2．周初邶、鄘、卫之邶在涞水县。3．箕子封朝鲜。4．古本《竹书纪年》载“殷王子亥宾于有易”。5．有易之易即狄即翟即代，春秋时在齐北燕境。6．《路史·国名纪》引《续志》称鲜虞即中山为子姓。7．孤竹国墨胎氏即目夷氏，为子姓。8．《博物志》记徐偃王卵生、孤独母有犬救之故事，徐可能为与易水相近之徐水，偃与燕有关，孤独与孤竹是一，犬与翟犬有关。卵生故事为商族秦族及满族所共有。9．齐桓公伐山戎次于孤竹，山戎亦为子姓，由《尚书·康诰》“殪戎殷”、《国语·周语》“戎商必克”、《逸周书·商誓篇》“肆伐殷戎”、《世俘篇》“谒戎殷于牧野”可知周人称殷商为戎，而商人也自称其女祖先为有娀氏。邹衡也认为④即燕，由玄鸟即家燕而得名，燕之称燕早在召公奭元子受封以前，至少在商代后期就已经存在了。燕亳的所在地，陈梦家认为春秋时的燕亳当指易水流域的燕下都，邹衡认为更可能是琉璃河商周古城。丁山认为燕亳应在濡水支流蒲水的源头蒲阳山附近（今河北完县北），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契居蕃的“蕃”就是燕亳的“亳”的音讹，如此则蕃与燕亳为一地，燕亳就是商民族创始中的第一座都城。丁山认为燕亳就是“近于幽燕之亳也”。契居蕃的“蕃”在滱水支流的博水，而濡水也是滱水支流，博水出望都县（今河北望都）西北，与蒲阳山近在咫尺。同时北京初名█（左契右阝）县，其得名显然由于契，自█（左契右阝）丘南至博水不过二百余里。昭明所居之砥石在今隆平、宁晋间，相土商丘在漳河流域，王亥有易在今易县，
从山东地名解读齐鲁文化 作者：季丽莉 地名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是地域文化的载体。地名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有着丰富的 地理、历史、心理、民族、社会等文化内涵。地名属于语言学中的专有名词，它是地名学的研究对象，同时也是民俗历史学和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对象。通过地名的研究，可以再现特定地域的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景观，深层次了解一定社会的物质和意识形态。正如冯骥才先生在《地名的意义》中所说的，“地名决不仅仅是一个称呼，一个特定地域的名称”，“地名是一个地域文化的载体，一种特定文化的象征，一种牵动乡土情怀的称谓”。地名是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是民俗心态的典型反映，是民族文化的璀璨结晶。 山东是中国东部较为发达的沿海省份，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中心，素有“齐鲁之邦”、“礼仪之 邦”、“孔孟之乡”的美誉，也是文化资源大省。山东省下辖17个地级市、49个市辖区、31个县级市、60个县，共有8万多个行政村，地名文化资源十分丰富[1]。在对山东地名文化的考察中，使人深刻地感受到：地名之于文化，是尘封的记忆，是文化的代言，是历史的引领。地名使我们看到了山
东文化的多元、变迁与凝固，强化了对齐鲁文化内涵的理解，激发起作为山东人、作为中国人的强烈自豪感和爱国情。 一、山东地名与齐鲁地理文化 山东人把齐鲁文化概括为“一山一水一圣人”，指的是泰山、黄河和孔子，这个概括道出了山水自然因素对齐鲁文化的基础作用。山东中部，地形突起，为鲁中南山地丘陵区；东部半岛大都是起伏和缓的波状丘陵区；西部、北部是黄河冲积而成的鲁西北平原区，是华北大平原的一部分。境内山地约占陆地总面积的15.5％，丘陵占13.2％，洼地占4.1％，湖沼占4.4％，平原占55％，其他占7．8％。多元性的地形、地貌在山东各地地名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1．来源于“山”的地名 “山东”这个名字本身就与山有不解之缘，因处于太行山以东而得名。除了鲁西北平原区外， 鲁中南丘陵区和山东半岛地区带“山”字的地名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如崂山、博山、兰山、泰山、苍山、福山、莱山、梁山、乳山等。其他带“山”字旁的字在地名中也较为常见。如：崖(陡立的山边)：西河崖、大沟崖；岭(山道山坡)：凤凰
浅谈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在今年，通过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使我受益良多， 不仅给我的心灵带来了很大的震撼，更让我对传统文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过去我一直认为文化是一种飘渺虚无的东西，但是自从学习之后，我了解到文化其实就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生活创造形成的产物，而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就是我们的祖先留下的宝贵智慧结晶，其中的许多思想精华、处世原则和哲理睿智至今仍是我们做人做事所遵循的标准。本次学习不仅让我从思想认识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了解，还为我今后的学习提供了有益的思考和借鉴。 在我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可大致概括为三个方面：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想——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易传》所强调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崇尚和谐统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中庸”，既是思想方法、原则，是修养境界。二、注重人的内在修养，轻视对外在客观规律的探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价值指向。 三、重家族、重血缘的家庭伦理本位的价值观。总之，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且精华与糟粕并存，要使传统文化的精华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不仅要批判地继承，要进行创造性的转换。 从时间维度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是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是世界文化系统中惟一没有中断的文化；从空间维度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是在相对稳定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下形成的一种文化；从发展维度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不断吸纳其他文化形态又不断进行自我
调适自我更新的一种文化；从地域维度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是由不同地域文化如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巴蜀文化、关中文化、三晋文化等共同构成的一种文化；从内容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以道家文化、佛家文化为辅并涵盖各种文化形态如法家、墨家、名家等多种思想体系以及各种民间信仰、知识、习俗等而形成的一种文化；从主旨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重人伦重道德重入世重实用理性的人伦道德文化；7、从社会性质的维度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建构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上的一种农耕文化，是一种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自然经济型文化，可以说，各种思想观念、伦理道德、教育、宗教仪轨、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典章制度、文献典籍、建筑、雕刻、书法、绘画艺术乃至衣食住行、风俗习惯、风土人情等，都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的内容。 以前，在生活学习中仅仅了解过《弟子规》《论语》中的篇章，其余国学书籍看之甚少。但是通过这段时间学习认识，抓紧对《道德经》、《论语》、《弟子规》等，使我对修身、处事、接物等行为有了新的认识：一是对“孝”的认识。其实“孝”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孝敬父母是不难的，只限于物质上给父母买东西和给点钱，但格局不高，不能做到从精神上关心。缺少一份大爱，做不到“泛爱众”，也没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胸怀。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子女，他们对“孝”有着严重的缺失，导致了他们的骄纵和不负责任，没有了最起码的道德。所以，我们在做好孝敬父母的同时，还必须让子女知道这也是他们必须具有的品质，让他们承担自己该做的一
燕赵文化 摘要：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曾经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千古名句高度概括了燕赵文化的本质和特征。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燕赵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燕赵文化是在燕赵地区内产生的一种地方文化，燕赵区域的划分应当以今黄河为它的南界，以太行山和燕山山脉为它的西界和北界。现今河北省是燕赵文化副区的核心部分。 关键字：燕赵文化；文化特征；河北 一、燕文化的形成 燕赵文化形成于波澜壮阔的战国时期，在战国中期开始形成，到战国后期成熟和定型。燕文化的形成以燕昭王的报复伐齐和燕太子能丹的谋刺秦王为主要标志。燕国在西周以后一向默默无闻，它引起天下人的注意始于战国中期的燕文公。燕文公二十八年，苏秦游说燕国结成六国合纵，赵国是合纵的主国，燕国是最初的发起国。合纵结成后，秦国十五年不敢出兵函谷关，合纵解除后，秦国主动与燕国交好，秦惠王将女儿嫁给燕文公太子为妻。燕文公死后，太子即位，燕国开始称王，史称燕易王。燕易王之子为燕王哙，燕王哙在位时发生了齐国军队攻入燕都的大事。燕王哙死后，燕昭王即位。燕昭王是对燕地文化的形成起了关键作用的一位君主。修建下都城之外，他所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招贤。为向齐国报仇，他卑身厚币向各国招揽人才。他去见郭隗且尊郭隗为师一事传播开来，乐毅自魏国而来，邹衍自齐国而来，剧辛自赵国而来，天下之士争相前往燕国。 二、赵文化的形成 赵文化武勇任侠的特征也形成于战国时期，以赵武灵玉的胡服尚武为最主要标志。赵国的文化源出三晋，而晋国正是中国古代法家智慧与武勇任侠风尚的发源地。早在迁都邯郸前后，赵氏之中就已接连出现了几位侠士。赵文化的勇武任侠是具有传统的，它的豪奢冶游也是全国闻名的。战国结束以后，原赵国版图划为郡县，赵地也和燕地一样都具有近边和尚武的特点，二者更加趋同，在地域和文化上都更加成为一个整体。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沙丘、中山、邯郸时，也使用了“悲歌忧慨”一语。通过《史记》、《战国策》、《燕丹子》等书的叙述，定型于战国时期、以慷慨悲歌为特征的燕赵文化被历史地记载下来了。 三、燕赵地区的文化
关东文化、林海雪原旅游区：黑、吉、辽 燕赵文化、京都要地旅游区：京、津、河北 黄河文明、名山胜迹旅游区：河南、山东、山西、陕西 吴越文化、水乡园林旅游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荆楚文化、名山大湖旅游区：湖北、湖南、江西 民族风情、岩溶山水旅游区：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 岭南文化、南国风情旅游区：广东、福建、海南 多元文化、海岛风光旅游区：台湾、香港、澳门 丝路文化、草原风光旅游区：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 藏族文化、雪域高原旅游区：西藏、青海 关东文化、林海雪原旅游区：黑、吉、辽 关东文化旅游区特色的旅游资源：冰雪文化、湿地文化、宗教文化、流人文化、边疆文化。首先，在物质文化方面，它的生产结构在明清时期呈现出从农业、渔猎、采集、游牧并存向以农业为主、其他为辅的转变，到清末民初以后，随着汉族人口的大量出关，进一步形成农业生产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基础的结构。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就产生了农家旅游，农家乐等系列旅游资源。 其次，在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方面，关东文化区别于中原和关内其他文化的特点表现为：以豪放、旷达、质朴厚重、宽厚包容而绝少排他性为特点的关东人群体性格特征。这也就产生了许多文化旅游资源：生态游、民俗风情游、休闲度假游、工农业游等，民间剪纸画﹑东北大秧歌、东北民歌和莲花落等等都是关东的特色文化。 这些特色的文化传统对现代人紧张的生活节奏有着很好的调节作用，对于南方的人们北方的冰雪文化旅游更是一个很好吸引效应，还有北方人民特有的豪放、旷达、质朴厚重、宽厚包容的精神及丰富的文化底蕴都对全国游客甚至是全球游客都有很的吸引力。 燕赵文化、京都要地旅游区：京、津、河北 自元朝以来，中国的首都是北京，就在河北省中心位置。北京是燕赵大地的主体区域之一，并逐渐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京都文化。无疑，京都文化是燕赵文化也就是河北文化的一部分。河北其他区域的人虽然在说话口音上与北京人有所差别，但其共性还是主要的。所以，河北大地是孕育京都文化的母体。京都文化是燕赵文化的子文化。这是燕赵文化的特征之一，也是其区域优势之一。 京都文化突起于河北的腹心，由于政治优势，对其周边地区有强大的辐射力，并影响了省内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所以，在河北各地区之间又产生了若干子文化区。河北南北部地区的文化有所不同，东西部地区文化更是有一定差异，表现出了不同地区的地域特性。就语言口音区分，河北省可分为冀西北、冀东、天津、冀中、冀中南、冀南等子文化区。这些区域文化有燕赵文化的共性，又有一定的个性。河北有着文武兼备的文化底蕴，并且还是个文化产业大省 近代中国，就文化产业而言，基本上为戏剧、曲艺、绘画、杂技几大类。可以说，北京的文化产业基本为同属燕赵文化的京都文化及河北文化所占据。 清末及民国，戏剧是当时最大文化产业。河北是有全国影响力的戏剧大省。当时，各种戏剧的戏班进京，都要经过河北冀中地区。这促进了河北戏曲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以昆曲为例，虽然源于江苏昆山，但传入燕赵大地后，形成了以保定高阳为中心的北派昆曲。在此推动下，河北不仅有邯郸的平落，石家庄的丝弦，保定的老调，唐山唐剧等小剧种，而且还产生了有全国影响的大剧种，即河北梆子及评剧。河北梆子产生过被誉为“女伶之首”的刘喜奎。评
论齐鲁文化的历史地位 发表时间：2011-11-11T14:32:21.107Z 来源：《少智报（文综）》2011年第37期供稿作者：陈文珠[导读] 早在远古时代，黄河下游地区就是当时文化发达之区，生活在这一地区的炎帝氏族及其后裔创造了东夷文化。河南省潢川一中陈文珠 齐鲁文化是先秦时期在今山东省境内形成和发展的一种地域文化。进入秦汉以后，在政治大一统的背景下，随着法家学说、阴阳五行学说、黄老之学、儒学相继登上统治阶级的政治舞台，齐鲁文化逐渐由地域文化演变为一种官方文化。齐鲁文化既是一个历史范畴，又是一个文化范畴。作为历史范畴，自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作为文化范畴，又有其历史超越性，齐鲁文化的现代价值就是这种历史超越性的表现。 早在远古时代，黄河下游地区就是当时文化发达之区，生活在这一地区的炎帝氏族及其后裔创造了东夷文化。考古资料表明，发源于黄河下游的以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为代表的东夷文化一度处于当时文化发展的领先地位。而当时生活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黄帝氏族及其后裔则创造了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化。东夷文化和华夏文化共同创造了早期的黄河文明。经过夏、商、周三代，文化代代相因，渐次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的两个主干——夷夏文化，而齐鲁文化正是夷夏文化融合而产生的一种地域文化。 自西周初年齐鲁建国至春秋，是齐鲁文化两大文化体系的形成时期。随着西周的建立，来自西方的周文化逐渐沿黄河东下，到达下游地区。周文化和东夷文化在接触过程中，由于齐、鲁两国人文环境、地理条件的不同和建国方略的差异，造成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化体系：齐文化和鲁文化。在西周和春秋长达六七百年的时间里，齐文化和鲁文化沿着各自独特的道路发展，使黄河下游地区的文化格局呈现出多元化状态。齐文化是以东夷文化为主、以周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经济上，从齐地靠海、土地瘠薄的实际情况出发，除了继承周的“重农”传统外，又实行“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政策，以农业为主，农、工、商并举；政治上，不囿于周之“尊尊而亲亲”的宗法原则，而是“举贤而尚功”；文化上，主张宽松自由，兼容并包，“因其俗，简其礼”。齐文化最终成为一种合时俗，务实际，具有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功利型文化传统。鲁文化则是以周文化为主、以东夷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经济上，由于鲁的封地位于泰山以南的平原，肥沃的土地适于农耕，这就使鲁文化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农业文化的特征。政治上，鲁国统治者强调周的宗法制度，主张“尊尊而亲亲”；文化上，则采取“变其俗，革其礼”的方针，用周文化强行改造土著文化，其所讲求的礼乐仁义即是重礼的周文化和重仁的东夷文化结合的产物。鲁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重仁义、尊传统、尚伦理、贵人和的道德型文化传统。 战国秦汉时期，是齐鲁文化的综合发展时期。进入战国，由于齐国对鲁国的兼并，造成黄河下游地区政治上的局部统一。而学术文化界兴起的百家争鸣，则促进了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在这个背景下，齐、鲁两大文化传统的交融日益发展，逐渐走上了一体化的道路。战国时期，齐、鲁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表现在思想领域，主要是孟子对齐学的批判吸收，邹衍阴阳五行说对鲁学的渗透以及管子学派和荀子对齐学和鲁学的揉合。特别是《管子》、《荀子》的出现，反映了齐鲁两大学派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向。秦及汉初，齐学盛极一时，主要表现在黄老学和阴阳五行学的盛行。这一历史时期齐学与鲁学的融合，为其后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说构筑新的儒学体系作了理论准备；同时也为汉代儒学内部的齐学与鲁学以及今古文经学之争埋下了伏线。经过东汉今古文经学的学术之争，双方相互批判又互相渗透，至东汉末年，一代经学大师郑玄会通古、今文经学，最终完成了齐鲁文化一体化的过程。 齐鲁文化是一种混合型文化。它不仅融合了齐文化和鲁文化，而且兼收并蓄，广泛吸收了其他地域文化的长处，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完备的自我调节和更新功能、再生能力很强的文化。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齐鲁文化实际获得了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支配地位，成为一种政治大一统背景下的官方文化，最终融入到统一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浅谈中国传统文化与罪犯思想教育罪犯入狱，外在的表现形式是违法犯罪，而根源却在于价值观扭曲，道德沦丧。因此，对罪犯的教育改造不仅仅要提高他们的法制意识，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思想道德、行为规范上存在的重大缺陷和严重失范的问题。而我们民族固有的优秀传统文化，正是治疗这些缺陷和失范的一剂良方。 把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纳入罪犯思想教育的范畴，可以说是这些年来监狱思想教育的创新 然而，把传统文化教育纳入罪犯思想教育的的范畴，从很大程度上来说，目前仍然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尝试，而不是整个中国罪犯思想教育体制自上而下的改革，大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罪犯思想教育的关系还存有疑虑，各个试点单位在实践中对教育目标的设定、教育内容的选择、教育的形式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困惑。因此，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罪犯思想教育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罪犯思想教育的概念、内涵及关系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及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形式、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形成的文化积累，它不仅以程式化的经典文献、制度等客观形式存在着，而且广泛地以长期历史过程中积淀而成的民族的思维模式、知识结构、价值系统、伦理规范、行为方式、审美情趣等主体形式存在着。〔1〕这些文化积累以生物遗传和社会遗传的形式世代延续，已经深深地融化在
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中，内化为人们的一种心理和性格，并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制约社会历史发展、甚至人的思想行为和日常生活的强大力量。因此，承袭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已经构成中国社会的文化背景，成为中国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地域上说，有吴越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荆楚文化等等；从流派上说，在先秦有儒、道、墨、名、阴阳、法六家的不同，汉魏以后，又出现儒、道、佛三教的鼎立。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人生“修、齐、治、平”，把个人道德修养放在第一位，以此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当然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道德规范，但是作为良好人格具体体现的基本要素是相同的，这些基本要素就是能否以真正的爱同他人相处，即“仁”。“有人把我国传统美德的内涵归结为‘尊道贵德、律己修身、仁爱孝悌、诚信好礼、精忠报国、天下为公、以义制利、勤俭廉正、务实宽厚、自强不息’等”〔2〕，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丰厚道德文化遗产是今天公民道德建设中可借鉴和利用的宝贵资源。 当然，与世界上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其积极和消极的部分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亦有其精华和糟粕。不能只看到精华而看不到糟粕，或者只看到糟粕而看不到精华。应该看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精华和糟粕各居其半，没有轻重，而是精华是主，糟粕是次，精华是根本，糟粕是枝叶。
燕赵文化特点 如果认为燕赵区域主要就是古代燕国、赵国的区域和现在河北省的区域是不够准确的。这里特别要注意三个问题： 第一，要把燕、赵二国中间的另一大国中山国包括在燕、赵区域内。 第二，要把元代以前的北京包括在燕赵区域内。 第三，要把今河南、山东两省的黄河以北部分包括在燕赵区域内。 二、文化的界定 从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上看，燕赵文化是一种平原文化、农业文化、旱地农耕文化。在民族上，它是一种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文化。这些情况对燕赵文化而言并不是唯一的，
与它相邻的三晋、关中、中原、齐鲁各区域大体也是这种情况。 但是燕赵文化是一种典型。在漫长的历史转变中，燕赵文化 甚至比处在核心位置上的中原、齐鲁各区更具典型。 从文化特征上看，燕赵区域也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这 就是慷慨悲歌、好气任侠。“慷慨悲歌”一语可以用来形容 各个地区的人物和现象，但是在历史上，它是由燕赵区域而 产生的，是以燕赵区域为典型的。在其他区域，慷慨悲歌并 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在燕赵区域，慷慨悲歌却已是普 遍的特征和特殊的标志。从时间上，慷慨悲歌文化的特征在 战国时期形成和成熟，在隋唐时期仍然为人们所称道，到明 清时期其余音遗响不绝如缕，前后持续二千余年，确已形成
了悠久而稳定的传统。所以，燕赵区域的文化特征就是慷慨悲歌，也只有慷慨悲歌才是燕赵区域的文化特色。 燕赵区域在文化上的特征就是慷慨悲歌、好气任侠，具有既不同于中原、关陇，又不同于齐鲁、江南的特点。 司马迁在论述燕赵区域内各地的风气时说，种地（今山西灵丘一带）和代地（今河北蔚县）靠近胡人，经常受到侵扰，师旅屡兴，所以那里的人民矜持、慷慨、嫉妒、好气、任侠为奸。在血缘和文化上，这里胡汉杂糅，从春秋晋国时起就已忧患其剽悍难制，中间又经过赵武灵王的胡化变革，风气更加浓烈。中山土地狭小，人口众多，人民性情卞急，拦路锤杀剽掠，或者盗掘坟墓。男子相聚在一起悲歌，辞气
我眼中的刘备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 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 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 刘禹锡一首《蜀先主庙》自然而然地让我们想到了先主刘备，想到了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刘备(161年—223年)，字玄德，东汉时涿郡（今河北涿州）人。中国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蜀汉王朝的建立者。他出生于没落的汉朝皇室世家，是西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论辈分是汉献帝的族叔。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刘备集团的力量相对较弱，又无稳定的根据地，一直处于颠沛流离的境地。曾经一度寄居大军阀曹操、袁绍、刘表之下。 188年，刘备与关羽、张飞在涿县组织起了一支地方武装，加入东汉王朝扑灭黄巾起义军的战争。战争结束后，刘备建立了其军事集团的正规武装力量，任职东汉王朝的平原相（县令）。 196年升任徐州牧，官拜镇东将军、封宜城亭侯。徐州被吕布攻占后改任豫州牧。 207年，诸葛亮加入刘备集团任军师。刘备按照诸葛亮的战略方针：占荆州、联孙吴、退曹兵、入四川。并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这些胜利使刘备一方的武装力量迅速壮大，势力逐渐增强，地位日益突出。这为日后形成的三国鼎立的局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21年刘备于成都称帝建立了蜀汉王朝，疆土包括今四川及云南、贵州北部、陕西旧汉中府一带。成为三国时期的其中一国。 223年，刘备病逝，托孤白帝城。 这就是刘备的一生，刘备简单的一生。但在他这简单的一生中演绎了许多传奇，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和典故，并且根据他的故事产生一系列成语和歇后语。其中我们比较熟悉的有桃园三结义，煮酒论英雄，三顾茅庐，刘备招亲——弄假成真等等。这些无疑都是历史上宝贵的财富。 众所周知，三国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三国时期的政治,风云变幻,气象万千;三国时期的军事,金戈铁马,气势壮阔;三国时期的经济,变革重大,承前启后;三国时期的外交,纵横分掠,奇峰迭出;而三国时期的人物,更是英雄辈出,业绩显著，可谓是家喻户晓,童叟皆知。谁也不能否认刘备就是这一时期一位响当当的大英雄 但是刘备何德何能，能够从卖草鞋糊口的平民成为成就建国伟业的君主，又能够从一介没落贵族成为一方地位显赫的霸主？纵观刘备的一生，不难发现仁义宽厚是助其成功的一大法宝。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末的评语：“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其中的“弘毅宽厚”就是对刘备仁义的很好说明。《傅子》中评价到：“刘备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同时期袁绍称：“刘玄德弘雅有信义，今徐州乐戴之，诚副所望也。这些前人的评价已然让我们后人信服了刘备的仁义，但史实则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 刘备结识张飞、关羽之后，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他的仁义将这二人折服，对刘备可谓是忠心不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日后关羽被曹操抓后的表现也足以说明这一点。虽然曹操对他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极力拉拢收留，但关羽一知道刘备的下落，终归拜别曹操，千里走单骑,过
齐鲁文化的传承与超越 谭晓岚 （山东社会科学院海洋经济研究所青岛266071） 大河文明的主要特点是生命力顽强,海洋文明的主要特点是活力强劲。①齐鲁大地过去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发祥地，现在是我国海洋战略的首个试点区,能不能在未来实现超越和升华，关键是能否塑造出一种既传承东方文明优势、又吸收了西方文明之精华的新型海洋文化。 齐鲁文化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凝聚力和生命力来自其基本精神。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我们大体可以归纳如下几点：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等。这些,对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一、齐鲁文化诞生于黄河流域,以农耕经济为基础,是一种典型的大河文明,由此派生出的文化心理也是防守型的②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由于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生产生活方式不一样，在多年的文明进化演变中形成了不同的文明类型——大河文明和海洋文明。大河文明和海洋文明由于发祥地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同，造成了两种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地理环境的差异性、自然资源的多样性，是人类分工的自然基础,它造成各地域、各民族物质生产方式的不同类型。③而不同生产方式的差异，导致文化类型的不同,直接影响着各地域人群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大河文明的稳定持重，与江河造成两岸居民农耕生活的稳定性有关，海洋商业文明的外向开拓精神,则与大海为海洋民族提供的扬帆异域、纵横驰骋的条件有关。④齐鲁文化诞生于黄河流域，千百年来,这一区域与中国其他依河而居的地域一样，灌溉水源充足，地势平坦，土地相对肥沃，气候温和，适宜人类生存，利于农作物培植和生长，能够满足人们生存的基本需要,因此农业非常发达。⑤这种以农耕为主体的经济,由于受土地的束缚，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较强,生产生活方式相对稳定，缺少与外界的交流，因此逐渐形成了农耕文明式的好静、稳定、封闭、自强、固执、重群体等文化特性。 农耕经济是一种和平自守的经济，由此派生出的文化心理也是防守型的,因此中华民族较少有拓边侵略的行径，最能体现中国人防御思想的是长城的修建。 ⑥长城,不带进攻性质,完全着眼于防卫，在历史上,长城曾在一定程度上挡住了游牧民族的金戈铁马,但一旦入侵的游牧势力离开长城脚下,长城的军事价值就只剩 ①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的比较, 教学资源-秦汉风云.https://www.doczj.com/doc/a918405002.html, 2010.6.20；人教论坛，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的比较，https://www.doczj.com/doc/a918405002.html,/archiver/?tid-342083.html；杨伟祖，生命之河智慧之源[J]，《人与自然》2013.06.01 ②卧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文明冲突。https://www.doczj.com/doc/a918405002.html,/wohuboke2012.7.29 ③采风人，华夏海洋文化（2）.https://www.doczj.com/doc/a918405002.html,/minjiancaifeng；卧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文明冲突。https://www.doczj.com/doc/a918405002.html,/wohuboke2012.7.29 ④采风人，华夏海洋文化（2）.https://www.doczj.com/doc/a918405002.html,/minjiancaifeng；卧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文明冲突。https://www.doczj.com/doc/a918405002.html,/wohuboke2012.7.29 ⑤人教论坛，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的比较https://www.doczj.com/doc/a918405002.html,/archiver/?tid-342083.html.2014.1 ⑥卧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文明冲突。https://www.doczj.com/doc/a918405002.html,/wohuboke2012.7.29
浅谈河北梆子的起源与发展在刚结课不久的艺术课上我了解了很多东西方艺术，其中当看到京剧脸谱时我受到了深深地震撼。没想到，一张看似微不足道的脸谱竟然蕴含了如此丰富的内涵。在惊叹之余，我也想到了自己家乡的一种戏曲。下面我就简单介绍一下这种戏曲。 河北梆子是中国汉族地方戏曲之一，河北梆子是河北省的主要地方剧种，是梆子声腔的一个重要支脉，是“山陕梆子”传入河北之后经河北人民培育而形成的。大约诞生于1820---1850年之间。到1880年左右，已发展为一个颇受广大人民喜爱的全国性的大剧种。1920年后，河北梆子出现衰势；1930年后急剧衰落，濒临灭绝；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河北梆子才获得新生，是最早反映当代现实生活的剧种之一。 起源 商路即戏路。秦腔之所以能够流入河北，主要是伴随山陕商业向京师及河北各地延伸而来。山陕商业尤其是山西商人所经营的钱庄、典当、酿造业，几乎遍于河北各主要城镇。商人出于业务联络、应酬等需要，于是便把家乡流行的山陕梆子引进到其所经商的地方，以此取悦于顾主和壮其声势。山陕梆子流入河北后，在长期的演出过程中，为了赢得当地群众的赏爱，根据当地群众的语言习惯、情趣、爱好等，在
艺术上进行不断改革、创造。特别是后继人才和从业群体的当地化，在演员队伍中，河北人逐渐增多，这更是导致山陕梆子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到了道光年间，这种长期活动在河北的山陕梆子便逐步发展成早期的河北梆子了。道光年间的科班，当属最早的河北梆子科班，也是河北梆子诞生的重要标志。 演化 河北梆子是由流入河北的山陕梆子演化而成的，最早形成于清道光年间。山陕梆子流入河北后，在长期的演出过程中，为了赢得当地观众的喜爱，根据当地的语言习惯、情趣、爱好等，在艺术上进行了不断的改革、创造，随着时间的推移，本地演员逐渐增多，导致形成了河北梆子这一新的剧种的形成。到道光末年，河北梆子已经遍及河北中部和附近个县，同时在北京也获得了一定地位。至1908年，它已流布河北全省。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前后，称在北京盛行的河北梆子为“老派”，称在天津盛行的为“新派”。老派在演唱上杂有山陕韵味，新派则以为基础，讲求唱工。新派以天津为演出基地，曾向山东、东北的一些农村发展，1911年以后还盛行北京和上海等地。 衰落 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河北梆子走向衰落，首先始于天津、上海等大都市，而后波及到中、小城市。在农村衰落
对燕赵文化的探析 摘要：现今河北省是燕赵文化副区的核心部分。太行山雄踞西部，层峦叠嶂，绵亘千里；燕山山脉屏障其北，巍峨壮丽，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蜿蜒于崇山峻岭之间；辽阔坦荡的华北大平原展布于燕赵大地，南接中原，直趋江淮，东临渤海，汪洋无涯；海河水系的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和南运河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扇形河系，汇流天津而东注渤海。千百年来，燕赵儿女不仅为创造中华文明作出了自己卓越的贡献，而且在这块土地上铸造了独具特色的燕赵文化。 关键字：燕赵文化武术民间艺术戏剧旅游胜地河北 唐代著名的著名的文学家韩愈曾经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千古名句，高度概括了燕赵文化的本质和特征。的确，无论从燕赵武术到地方戏曲，从民间艺术到风情民俗，无不体现了燕赵文化粗犷、豪放、激越、慷慨的铮骨侠风。 1、燕赵武术，威震四海 武术又称武艺。燕赵武术是中华武术的摇篮和发祥地之一，是“南拳北腿”的中华武术中北腿武术的故乡。 燕赵武术始于春秋战国时代，2000多年来，尚武成风，名将辈出。战国时期，赵国的乐毅、廉颇战功卓著，威镇六国；东汉后期，刘备，张飞（均为涿州人）、赵云（常三人，今河北正定县）和关羽（蒲州人，今属山西省）桃园结义，打出三国鼎立的天下；宋太祖赵匡胤出身于涿州的四世将门之家，曾有“三十二式长拳”的套路传至后世，他以“一条杆棒打天下”，扫平乱世，四海归一；宋徽宗时，燕赵武侠如云，大名府的卢俊义，蓟州的公孙胜和石秀、沧州的柴进、清河的武松等人，揭竿而起，聚众梁山泊，宋室山江为之震撼；明、清二季，武术极盛，一批又一批武林高手，为国争光，驰名中外。孟村拳师丁发祥、河间县内家高张占魁、沧州全能武术家王子平、静海县迷踪拳师霍元甲等，都曾先后以其精湛高强的武艺挫败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俄国与欧美大力士，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在推动中华武术事业方面，燕赵武术家近世以来作出了巨大贡献。仅在南京原中央国术馆任教的沧州拳师就有30余人，该馆从馆长、副馆长、少林门长、武当门长到教务处长、编审处长和各路拳术教授，大部分均为燕赵武术家。 燕赵儿女，至今仍尚武成风。全省有70余县普遍开展了武术活动。沧州地区仅在校学生习武者已超过10万人；深县组织了6个武术辅导站36个训练点，196个村的农民进行练武活动；深县、饶阳建立了本县的“武术节”，逢年过节，全县城乡普遍举行武术表演。一些年逾古稀的老拳师、武术家，焕发青春，英气
浅谈河洛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河洛文化”顾名思义，是黄河与洛河交汇地区的文化，并且有学者认为，它是“古代河洛地区的文化”。关于河洛地区的具体范围，从宏观上看，河洛“就是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因此，这里说的河洛文化即是中原文化”。由此可见，“河洛文化”是一种区域文化，它与“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巴蜀文化”等等文化大致属于同一级的概念。但河洛文化又不是一般性的地域性文化，它是古代中国的国家文化、统治文化，在古代中华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对当代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中华文明，即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在历史上一脉相传。华夏文明与河洛文化两个概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的主要区别是：华夏文明是贯通古今的古今文明，而河洛文化主要是一种古代文明；华夏文明是一种国家文明，河洛文化是一种区域文明。此外，两者也相互联系，河洛文化是华夏文明的主要源泉和文化内核，而华夏文明是河洛文化的扩展与放大，两者的融合与发展形成了今天中国的传统文化。 对于河洛文化的内涵不仅仅局限于“河图洛书”，“河图洛书”仅仅是它的一种文化符号，或文化元素的典型代表。河洛文化的真正内涵应该包括河洛地区的政治文化元素、地理文化元素、宗教文化元素和民俗文化元素等等内容。由此看看出，河洛文化对华夏文明影响是全方位的。另外，在史前，中华大地上出现了多个早期人类文明发祥地，但河洛地区的先民在大约５０００年前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率先把中华民族带入了王权文明时代，河洛文化相较其他区域文化对华夏文明的形成贡献更大。 河洛文化与齐鲁文化，吴越、闽台文化，荆楚文化河洛文化培育了华夏文明。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正是华夏文明成就了河洛文化。因为正是河洛文化融入了华夏文明，并借助于这一文明载体才从一般性的地域文化中脱颖而出，广为世人所知，广为世人所爱，并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根文化。 如果说华夏文明的形成像一个漩涡，那么河洛文化就是这个漩涡的中心，河洛文化凭借其强大的吸收力、包容力、凝聚力把周围的文化吸纳过来，然后融合后形成了华夏文明；如果说华夏文明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那么这棵大树是根在河洛大地，冠盖中华。
齐鲁文化起源及形成的不同特色 山东地区的自然景观奇美壮丽，以泰山与大海为最,所以自古以来就有“海岱”的代称,又因这一地区自周初分土建邦以后即以泰山山脉和蒙山山脉为界，分封成两个诸侯国：其北为齐，其南为鲁。所以又有“齐鲁”的雅称。久而久之，人们便以诸侯国之名代指其所在地之名，相沿成习，并延续至今。由此来看，“齐鲁”这个称谓可谓源远流长。 而就“齐鲁文化”而言，广义地说，它泛指“齐鲁”这个广袤的地区从古至今的璀璨文化，狭义地说则特指先秦时期“齐”、“鲁”两国的丰厚文化成果。但这里要讲“齐鲁文化的起源”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不单单要探究齐鲁两国的文化成果，也需要探寻齐鲁地区文化的起源，而一厢情愿的凭着非此即彼的定义方法来研究齐鲁文化的起源，得出的结论未免失之偏颇。齐鲁文化的起源的研究，既要跨越狭义的齐鲁两国的文化去探寻此前齐鲁先民的文化成就，又要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说明“齐文化”和“鲁文化”的各自确立，以及两者相互融合的问题上。 一、齐鲁文化的渊源 （一）齐鲁先民文化——东夷文化 在齐鲁大地上，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最早的人类是生活在距今四五十万年以前的泰沂山区、约与北京人同时的“沂源猿人”。因发现于沂源县土门乡鲁山之阳，遂命名为“沂源猿人”。“沂源猿人”是最早的山东人，他们所创造的采集狩猎经济形态的旧石器文化至今尚存留于沂源溶洞之中。沂源猿人的发现这也说明了，齐鲁文化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 时至新石器时代，齐鲁先民由于生活在华夏中原地区的东方而被称为“东夷”。他们所创造的文化也被称为“东夷文化”。据现今考古出土发现了众多的日益完善的精制石器、骨器、玉器、彩陶、黑陶等等，证明了居于齐鲁土地上的东夷人以精制石器与新型收割工具为代表的原始农业文化已充分发达。他们不仅曾经创造出过灿烂的文化成果，更形成了完整的发展序列和特征鲜明的发展体系。即：从上起距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a918405002.html, 浅析河北民歌《小放牛》的艺术特征 作者：王冬冬 来源：《北方音乐》2019年第04期 【摘要】本文从河北民歌《小放牛》的历史文化背景、语言歌词、旋律曲调、曲式结构等多方面对其艺术特征进行研究分析，以更好地学习和掌握民歌的作品分析能力。 【关键词】河北民歌;小放牛;艺术特征 【中图分类号】J616;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一、历史文化背景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造就一方文化”。河北省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独树一帜的地域文化。河北省位于中国的华北平原之上，交通十分通畅和便利，经济往来频繁，水陆交通发达，城乡人口众多，工业商业发展迅速，人民文化交流普遍，具有极其独特的地域环境和浓厚的文化底蕴，为河北民歌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无论是冀北的高原区域、冀中辽阔的华北平原区域还是冀西濒临太行山的山区区域，它们都是河北民歌孕育的摇篮，《小放牛》作为河北民歌作品之一，正是产生于此种地域环境之下。 河北民歌是河北人民大众在自给自足的生活和劳动过程当中自己创作、自己来演唱的歌曲。因此，河北民歌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活、历史背景、民俗风俗文化密切融合，是当时整个大社会情况下人民民俗文化生活的总汇体现。民俗文化是民歌构成和发展的动力与源泉，支撑和保障民歌的发展前行。河北民歌《小放牛》的产生涉及极其丰富的民俗文化特色，首先《小放牛》这首民歌的歌词中包含一些神话传说、民间传说。我们知道《小放牛》这首民歌同赵州桥是相关联的，赵州桥的修建有多种传说，可以说任何的民间传说、民间故事都与特定环境下的人物和民俗相关，同样，《小放牛》歌词中蕴含的民俗文化包含着人们对神仙、中国龙文化的崇拜信仰和人民对神的祭拜和祈福。 河北民歌《小放牛》的产生蕴藏着浓厚的历史文化，从其歌词中就可以看出。其歌词当中涉及历史人物、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建筑文化等丰富的文化背景知识。这也是河北民歌《小放牛》在河北省境内，甚至是全国境内都广为流传的原因。首先从《小放牛》的歌词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赵州桥”这一建筑名称，赵州桥是位于河北省石家庄赵县的一座石拱桥。赵州桥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时长，它是当今世界现存最早的、保存时间最长，同时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石拱桥，历经各种天灾人祸仍旧顽强地矗立其中。因此，人们进行民间故事传说、传唱民间歌谣来赞颂赵州桥，从而在赵州桥的真实性方面增添了许多的神秘性。 从其唱词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民间的神话传说“鲁班修桥”。事实上，我们知道赵州桥修建于隋朝时期，由著名的工匠师李春所主持修建。《小放牛》当中，人们传唱为鲁班修建，因此这
申报人姓名：梁世和 申报级次：研究员 发表刊物及时间：本文发表在《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新华文摘》2004年22期辑目。入选2004年中国哲学大会。获院优秀成果奖。 发表字数：1.3万字 作者位次：独立 北学与燕赵文化 梁世和 [摘要]学术思想的传承、学风的形成、学派的分布，往往存在一些地域特点，由此构成地域之学。北学就是一种地域之学，狭义的说，就是燕赵之学。地域之学是地域文化的灵魂和精髓，它对一地文化习俗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是解读地域文化的重要途径。地域文化研究的深化必有待于对地域之学的充分认识。文章一方面把北学作为独立存在的地域学术思想进行系统整理分梳，对北学的概念、历史分期、特质和价值进行了探讨；另一方面通过北学与燕赵文化的互动关系，揭示了地域之学对于地域文化的意义。 [关键词]北学；燕赵文化；地域之学；地域文化 一地之文化孕育一地之学术思想，一地之学术思想则是一地精神的象征。这正是地域文化与地域之学的关系。地域文化研究的深入必有待于对地域之学的充分把握。本文提出北学与燕赵文化的对应关系，对北学的概念、分期、特质、价值进行了探讨，希望对深化燕赵文化研究有所裨益。 一、北学的概念与燕赵文化 “北学”一词大约最早出现在《大戴礼记·保傅篇》①，但当时还不是一个学术概念。作为学术范畴的“北学”一词，首先出现在唐初编撰的《隋书·儒林传》，“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1](p1125)其后的《北史》、《清史稿》等也都出现了这一概念。 综观历史，作为学术概念的“北学”主要包含了三种含义：一是特指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经学。与此相对应，南朝的经学称为“南学”，如《清史稿·儒林传》中说：“北学守旧而疑新，南学喜新而得伪。”[2](p9970)二是泛指“北方之学”。传统上，“北方之学”系指河北、河南、山西、山东和陕西等广义中原地区的思想文化，涵盖了燕赵文化、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和三秦文化等北方主流文化，内容包括诸子学、经学、理学、考据学、文学、佛学、道教、书法、美术、音乐等学科。刘师培著有《南北学派不同论》，分别阐述南北诸子学、南北经学、南北理学、南北考证学和南北文学的不同，他所谓的“北学”即是此义。三是特指以燕赵之学为核心的北方之学。明代冯从吾著有《关学编》，清初孙奇逢让弟子魏一鳌和汤斌分别辑录《北学编》和《洛学编》，尹会一则有《续北学编》和《续洛学编》。可见孙、魏、汤、尹等人并不认为“北学”包含“关学”、“洛学”，而是把三者看作并列关系，“北学”则指燕赵之学。《北学编》及两次续编所辑录的均为燕赵学者，即说明这一点。 学者多把陕西之学称为“关学”，河南之学称为“洛学”，山西之学称为“晋学”，山东之学称为“齐学鲁学”，却从不把河北之学称为“燕赵学”或“燕学赵学”，而独称之为“北学”。燕赵之学何以称为“北学”呢？ 从地理位置角度讲，这里存在一个“北”与“燕赵”的关系问题。“北”指北方，“燕赵”明清①《大戴礼记·保傅篇》中说：“帝入东学，尚亲而贵仁；帝入南学，尚齿而贵信；帝入西学，尚贤而贵德；帝入北学，尚贵而尊爵。”其中“四学”是指周时四郊之虞庠。
齐鲁文化与山东民俗 齐鲁文化与山东民俗 一、山东民俗饮食、服饰等多样化什么是民俗？什么是民俗学？所谓民俗，就是在民众中传承的社会文化传统，是被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社会生活文化既是一种历史文化传统，也是民众现实生活的... 一、山东民俗 饮食、服饰等多样化 什么是民俗？什么是民俗学？所谓民俗，就是在民众中传承的社会文化传统，是被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社会生活文化既是一种历史文化传统，也是民众现实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民俗学，就是研究民众所传承的各种民俗事象的本质、特点、作用及其产生、发展和演变规律的学问，是隶属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门独立学科。 民俗包括饮食习俗、服饰习俗、语言习俗、居住习俗、人生仪礼习俗、社会交际习俗、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间工艺、民间信仰习俗等。民俗作为民众的生活文化，更受地域所决定。俗话说，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齐鲁文化正
是以丰富多彩的山东民俗文化为支撑的，比如各地方言、饮食、服饰等就是这种多样化的最直观展示。山东老百姓的家常便饭常常离不开大葱，但吃法却不一样。胶济线以南、津浦线以东、胶莱河以西习惯吃煎饼卷大葱、鲁西北、鲁西南习惯吃饼子窝窝头。整个山东几乎都喜欢大饼卷大葱，那叫“大葱蘸酱，越吃越壮”；喜欢白菜炖豆腐，所谓“白菜豆腐保平安”。要改善生活怎么办？那就是烙大饼、卷大葱。民间甚至认为皇宫和上层社会也喜欢大饼卷大葱。鲁西南有一出传统戏中就唱道：听说那老包要出京，忙坏了娘娘东西宫，东宫娘娘烙大饼，西宫娘娘卷大葱。 山东各地的语言，在外界看来，主要是以山东快书为代表的济南周边方言和以侯宝林相声中学说的胶东话、倪萍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中表演的“天气预报”为代表的胶东方言最有代表性。其实，山东各地的语言习俗可以用“五花八门”这个成语来形容。大家如果到山东各地走一走，听一听山东各地方言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山东的济宁、菏泽沿着运河往北走，一直到聊城，几乎每个县的方言土语都不相同。在称呼上，也是五花八门。鲁中鲁北管小姑娘叫小妮或小妮子，大姑娘叫大妮或大闺女；青岛则把小姑娘称为小嫚、大姑娘称为大嫚；沂蒙山区却把未婚女青年称为识字班，把已婚妇女称为妇救会。鲁西北、胶东管父亲叫“爹”，沂蒙山区多数地方却叫“爷”；山东多数地方管祖母叫“奶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