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修律主要内容及其影响(一)
摘要：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由一个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20世纪以后迫于革命的压力和粉饰立宪骗局的需要，清朝政府设立修订法律馆。模仿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定了刑律、民律和诉讼法草案。从而打破了中国固有的“诸法合一”的立法形式，中华法系彻底解体，半殖民地半的、封建社会法制形成。这场运动虽未能改变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但在修律过程中引进和传播了西方近代的法律学说和法律理念，为中国法律近代化开创了新的局面。
关键词：修律大清现行刑律封建法制诸法合体清末修律，学界上主要是1900年以后清政府对原有的法律制度、法律体系进行的修改和变革活动，从而使得延续二千年的中华法系至此解体。清朝自从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颁布《大清律集解附例》以来，二百多年间虽几度修订，但仅仅是条文上的改动或附例的取舍，并未发生实质变化。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不得不根据新的形势，对原有的法律制度作相应的修改，以便调整、产生新的生产关系的社会关系。清末修律始于清光绪（1901）颁布的变法上谕，1902年，设立了修律的专门机构——修订法律馆，派沈家本、伍廷芳为修律大臣修订现行律例。从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以后至1911年清朝败亡的十年间，清政府频繁地进行了立法修律活动，对以《大清律》为代表的固有法律制度、法律体系做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别是修律法律馆成立以后，法律制度有了大幅度的改动。清末修律活动大致可分为以下三方面：其一，删除旧律例、废除不和时代潮流的制度。这一方面以《大清现行刑律》为代表；其二，制定新法律、新制度。自1904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法院编制法》等在内的涉及宪法、刑法、民商法、诉讼制度、司法体制等领域的一系列新法典或单行法规；其三，配合新法的制定，逐渐改革旧的司法体系和诉讼制度。一、《大清现行刑律》与《大清新刑律》的制定和颁布
清末变法修律活动中，刑法领域的明显变革成果是《大清现行刑律》的制定集中体现了清末变法修律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成果。《大清现行刑律》是在删改大清律例的基础上完成的。1908年沈家本等向朝廷请求删订旧有律例为现行刑律，“一挨新律颁布之日，此项刑律再行作废”。可见《现行刑律》是在新刑律指定颁布之前暂附于用的过度性法律，于1910年9月正式“刊刻成书，颁行京外，一体遵守”。《现行刑律》删除吏、户、礼、兵、刑、工律，并将纯属民事的条款分出，不再科刑，以示民、刑区分。同时废除凌迟、枭首、连坐等酷刑，以罚金、徒、流、遣、死取代原有的笞、杖、徒、流、死五刑，而且制定了新的罪名与定例。《大清新刑律》于1905年起草，1910年12月颁布，是清末编定新法中最重要的法律之一。新刑律的体系不同与封建旧律，是一部单纯的刑法典，是“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而又在“不戾乎我国历世相沿之礼教民情”的基础上完成的。新刑律分总则、分则两编，它确定主刑五种：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罚金。从刑分两种：褫夺公权和没收。新刑律取消了“官次”、“良贱”、“服制”而在刑罚适用上所形成的差别。并根据社会关系的新发展，规定了有关外交、选举、通讯、交通以及妨害卫生等方面的犯罪。在新刑律制定的过程中，迫于顽固守旧的礼治派的压力，增加了五条封建性的《附则》。
二、制定民律草案和制定商法
我国封建的法律一向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没有专门的民法典。从1907年喀什编订民律，由日本法学家松岗义正起草民律总则、债权、物权三编，其余亲属、继承两编由修订法律馆会同礼学馆起草。于1911年8月完成《大清民律草案》，这是旧中国第一部民法典。民律草案的内容大体模仿德、日资本主义民法，同时也沿袭中国封建的某些民事法律规范。一方面“注重世界最普通之法则”和“原本后出最精确之法理”，也就是抄袭资产阶级的一般法律原则；另一方面，“求最适于中国民情之法则”，也就是力求符合中国的封建传统。这部法典，由于清王朝的迅速崩溃而未及颁行。中国封建法律中虽然有调整市场、有关交易等法律规定，
却没有独立的商事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