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0CKS025）。
［收稿日期］2012－03－14［作者简介］罗贵榕，女，广东海洋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副教授，中山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2012年9月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Sep．2012第33卷
第5期
INNER MONGOLIA SOCIAL SCIENCES
Vol．33
?．5
当代中国社会精神气质转型的怨恨渊源
罗贵榕
（广东海洋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广东
湛江524025）
［摘要］在当代中国社会精神气质的转型过程中，批判精神与正义感的勃兴是其重要特征。这与普遍
存在的怨恨情态密切相关。怨恨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心理动源，它推动着新的价值结构与伦理秩序的建构。怨恨与启蒙运动共同开启并促进了中国社会精神气质的现代转型历程。当代普遍存在的怨恨心态导致批判精神的滥觞，激发着公众的正义感，并引导公众自主、自觉地参与到重构新型伦理秩序的社会共同行动中。以启蒙和自我启蒙为特征的社会共同行动的最重要意义在于重建心灵秩序，有效抑制、化解伦理冲突，而自信、自主、宽容、理性等现代型国民气质将得以普遍生成。
［关键词］精神气质；怨恨；批判精神；正义感；社会共同行动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5281（2012）05－0137－06精神气质的转型不仅是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变化的反映，
而且预示着社会发展的某种趋势。怨恨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存在的普遍现象。怨恨的积聚必然导致社会伦理价值的重构，
并推动某种程度的社会行动。本文试图分析怨恨现象对当代中国社会精神气质形成的内在影响及其对由此引发的社会行动能力的影响。
一、怨恨及其社会动力作用
怨恨理论的产生及发展与资本主义精神密切相关。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之原因和动力固有其经济—政治根源，同时还有其文化—心理根源。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禁欲伦理生成资本主义精神之说，广受认同。松巴特的《资产者》则沿用古典哲学的方法，从现代人的类型，即“资本主义人”来理解现代社会。松巴特首先注意到怨恨是资本主
义的精神之源。舍勒从现象社会学角度深入研究了怨恨与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运动的内在关系。何谓怨恨，
舍勒并未进行明确的界定，而是进行了现象学的描述。舍勒指出
：“怨恨是一种有明确的前因后果的心灵自我毒害。这种自我毒害有一种持久的心态，这是因强抑某种情感波动和情绪激动，使其不得发泄而产生的情态；这种‘强抑’的隐忍力通过系统训练而养成……这种自我毒害的后果是产生出某些持久的情态，形成确定样式的价值错觉和与此错觉相应的价值判断。
”［1］（P．401）
因
而，当怨恨聚集到某种程度时，新的价值标准便开始大行其道。怨恨不仅仅局限于个体的心理体验，它反映的是具有某种现代特征的共同性的生存状态，这是一种特殊样式的人之共在关系，但却是社会转型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情感与态度。
怨恨虽然是某种负面的情绪情感，但其本质上并没有攻击性与破坏性，而是要求重建社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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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及伦理秩序，从而改变自身的生存条件，并获
得新的社会地位，承担新的社会角色。所以舍勒认为，怨恨对于人的价值判断的整个体系史都具有创造力，它具有升华作用，即通过“重新评价”来消除内心的恶感，并成功地将仇恨冲动与报复冲动转化为重构伦理、重构价值体系的创造冲动。因此，“在现代社会运动中，怨恨成为一股起决定作用的强大力量，并逐步改变了现行伦理。”［1］（P．440）个体的、少数人的怨恨是软弱无力的，只有怨恨的积聚与持续发酵，才有可能产生强大的创造力。
那么，怨恨是如何改变传统伦理、塑造资本主义精神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与展开，新兴的市民阶层、资本阶层在生存性价值比较中败北，对原先以贵族血统、血缘、身份关系来确定社会地位的传统伦理秩序产生怨恨感，遂开始要求被尊重，要求获得社会地位与社会权利，故提出生而平等、自我奋斗、自由竞争等新的价值观念。怨恨的积聚导致新的价值理念的流行，于是“商人和企业家的职业价值、实业家成功的实用价值被推为普遍有效的德性价值”［2］（P．377）。神圣价值被彻底颠覆，精神价值被嘲讽，出于这种宗教—形而上学的绝望感与怨恨感，“资本主义人”全身心地投入到物质生活的洪流之中，本能与欲望、奢侈与享乐、权力与金钱等一切物欲尺度最终占据了上帝的庭院。资本主义伦理价值结构最终完成奴隶造反，实现全面转型［3］。
舍勒的旨趣并非观察与解释个别事件，而在于观察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分析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伦理生成的根源及其现实意义。“舍勒哲学始终一贯的目标就是建立哲学的人类学，在这种人类学中，人格是道德价值的承担者和创造者，不同人格类型的‘心灵秩序’（爱恨秩序）更是理解人及由人所组成的社会的根本方法。”［4］因此，舍勒的怨恨理论更适宜解释广泛的、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心态与情绪，尤其适宜解释社会意识的转向，即社会共同价值观、时代精神气质的普遍改变。
怨恨现象既然与现代性相勾连，那么，在中国现代性建构过程中，怨恨是否也发挥了某种动力作用？比如，近现代中国在转型过程中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为什么爆发了剧烈的社会矛盾？在当前市场经济日渐发达的前提下，为什么批评之声反而不绝于耳？这一切与怨恨现象有何关联？要解决这一系列的难题，就必须从中国现代性的发端———启蒙运动进行探讨。
二、怨恨与启蒙运动开启了中国
社会精神气质的现代转型
启蒙思想实为怨恨的产物。启蒙思想是为应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兴起，为自由竞争开辟道路，为消灭旧的等级秩序，为颠覆旧的价值秩序与宗教神权的统治，由少数新兴知识分子提出而后被广泛接受的全新的思想与学说。近现代中国的转型与资本主义的入侵密切相关，但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来的西方思潮却呈争鸣之势。“五四”启蒙运动高举科学和民主两大旗帜，但思想运动的展开却在内部出现分化，现代性不再是统一的、自明的范式，而是在各种西方思潮的影响下分化成不同的主张与流派。在各流派学说之中，社会主义精神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价值偏爱。所谓社会主义精神，社会公义、社会平等、社会和谐是其基本理念，平等是其核心。刘小枫认为，现代中国思想的价值偏爱结构受民族及其精神文化理念的生存性比较支配。它与怨恨心态尤为密切。当中国在世界性的竞争中成为一个可资比较的国家政治单位，并且在比较中败北时，怨恨心态油然而生：中国有“资历”与西方国家相比较，但却在事实上即在经济—政治—技术实力上无法比较。因此，自卑与自傲的多样组合构成中国现代思想中怨恨心态的基本样态。鉴于资本主义是强势的西欧民族国家的标志，社会主义精神成为弱势民族国家的翻身理念。这是因为社会主义为中国对抗西方国家提供了强势的理念辩护，也为超越西方提供了理念符号［5］（PP．421 423）。
许纪霖对于社会主义的制度选择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五四”之后，启蒙运动分化为三个现代的思想阵营，即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文化新保守主义。文化新保守主义主要关注意义世界及终极价值，在此毋需赘述。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在于自由与平等的优先选择问题。自由与平等虽然是现代性的双重目标，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资本主义文明虽然对自由与平等作了学理上的承诺，却无法在实践层面予以圆满解决。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与城乡一体化结构被完全颠覆，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激化。社会的公正问题———分配的公正和经济的平等———成为与个人自由和政治民主同等重要，甚至是更重要的问题。谁掌握了公正这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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帜，谁就将获得民心，获得底层社会的支持和呼应。中国的自由主义虽然从“五四”时期开始就表现出明显的新自由主义倾向，即强调分配的公道，但因其坚持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方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公平公正问题，故并未获得普遍首肯［6］（PP．2 10）。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无疑为社会正义问题提供了整全的解决方案。在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社会主义的理念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革命时期，平等理念、公道理念加剧了中国民间对国民政府的腐败、官僚资本及巨富大贾血腥积累的反感，阶级斗争、革命的激进行为由此获得正当性。平等理念尤其能诱发怨恨并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培育及推动革命。广大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因此背离优裕的家庭和出身，投身革命；在知识型革命先驱的领导下，分散的工人力量被迅速地组织起来，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而广大农村更是由于社会主义先进理念的最有效动员，开始以行动来改变命运，农民遂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新中国成立之后，同样由平等感激发起的农民的怨恨心态，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的激进方式全面完成土地革命。对于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通过赎买的方式改变其经济地位；另一方面通过思想改造，令其为剥削行为感到羞愧，自觉自愿地成为社会主义中的平等一员。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发韧，现代中国终于在社会主义精神的主导下完成了民族国家的建制，把一切社会要素纳入国家架构，重新塑造着国民的日常生活秩序。
简而言之，出于对资本主义强势入侵的怨恨，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社会主义理念，出于对政治腐败、资本血腥积累的怨恨以及对公平、公正的渴求，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构想———社会主义制度。怨恨与启蒙运动使科学、民主、自由等现代理念得以改造传统文化观念体系，使作为现代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及其以社会正义为内核的社会主义精神得以传播并获得广泛认同，并使批判、质疑、反思、解构、建构等充满现代性特征的思维方式及行动方式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精神实践的重要形式。总之，伴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变迁历程，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质也开始了现代转型的历程。
三、批判精神的再度滥觞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生产力快速发展，由于模仿苏联模式，僵化的体制及政治上的极不平等导致怨恨的重新积聚，但现代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即消除了此种怨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与社会高速发展，但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经济不平等导致怨恨情绪再度泛滥、积聚并持续发酵，最终导致批判精神与正义感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精神气质的鲜明特征，影响着广泛的社会行动的展开。
批判精神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批判精神的兴发缘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展开和启蒙运动的兴起。但凡传统社会，通常以虔敬、信仰和服从为生存原则，即对神的信仰、对封建主的忠诚和服从是人的普遍行为特征。人们普遍缺乏批判意识，批判活动也被视为大不敬的行为。启蒙运动从宗教批判开始，深入到哲学批判、政治批判、文化批判、历史批判等领域，对欧洲的整个社会生活进行了全面批判与反思，最终为现代型的社会制度及生活方式开辟了道路。近代中国，伴随“五四”运动而来的启蒙思潮亦使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逐渐改变忠君、崇上、服从的传统要求，开始追求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展开对传统的批判。在思维方式上，开始接受并传播西方文明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其中，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及批判思维模式得到广泛认可。这些特征集中地体现在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和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学术实践及社会实践活动中。从“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前夕的较长时间内，即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批判意识与批判精神开始孕育、成长，极大地推动着中国社会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然而，此时的批判意识与批判精神主要是知识分子的武器，尚未成为普通大众的基本气质。新中国成立后，作为马克思主义之基本特征的批判精神在中国反而失落了。在封闭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路线的推行阻碍了宽松社会氛围的培育；在开放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自由讨论营造了宽松的氛围，但是对话的环境并没有形成，市场化和世俗化使批判精神依然不见踪影。而马克思主义作为执政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也从科学真理变为惟一真理，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越来越模式化、惟一化，势必造成整个社会思想的贫乏、僵化和简单化。马克思主义一旦意识形态化、模式化，也就意味着获得独断地位，其内在的批判精神也就随之消失了［7］。
进入新世纪，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社会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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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急速膨胀，但与此同时，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及深层次问题也日益凸显。这集中表现在腐败现象无法有效遏止；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市场经济不够完善，经济体制改革不够彻底，导致经济领域的垄断现象、混乱现象及失控现象；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尤其是医疗、卫生、教育、养老等基本的民生问题差强人意；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公众的民主愿望无法满足，等等。在总体上表现为国家日益富强的同时，普通民众的个体性生存压力日益沉重，资源与机会的垄断、沟通机制的堵塞使普通民众向社会上层流动、改善命运的机会渐微，社会矛盾与冲突频发。那么，“共同富裕”何以可能？什么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公平与正义吗？这些问题被重新提到公众面前。对社会主义的反思引导着批判活动的全面展开。
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造就一个市民阶层，它追求个人利益，要求获得自主权，要求自立与自由。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也将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公共领域，其特征也是自主与自由，它要求展开辩论与批判，并要求达成共识，包括形成新的共同价值观与伦理秩序。怨恨积聚的结果必然是颠覆旧的价值理念，倡导新的价值观，这是一个解构的过程，通过批判、否定进行解构，但同时又是建构的过程。以上所有因素的结合使批判意识与批判精神逐渐成为当前精神实践活动的重要特质。当然，这种批判活动主要在传媒公共领域展开和进行。在网络公共领域，其批判精神已达到某种高度。新的社会批判活动的主体是具有相当文化程度与理性意识的普通公民，知识分子因其技术化转向或被纳入体制之内，已不再是批判的领导阶层，但不乏其中某些知识分子在批判活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现代传媒的高度发达使社会批判实践活动的影响力日渐深远。这与“五四”运动时期由知识分子主导、影响力有限的社会批判活动存在着很大区别。但今天的批判与“五四”启蒙运动时期的批判的相同之处在于，其焦点仍然是对社会主义的思考，即要求澄清并建构真正的社会主义理念及合理的社会秩序，其核心主题仍然是公平与正义。
四、正义感的勃兴
正义感逐渐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精神气质的重要特征。正义作为现代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重要范畴，与中国传统的公正观存在一定的差距。小农经济决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公平与公正要求主要表现为平均与平等。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成为根深蒂固的伦理秩序准则，在经历近代启蒙运动的洗礼之后，传统的公平与公正思想与多样的西方文化元素相结合。正义作为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柏拉图对正义的理解包含最高的善和正义就在于给予每个人以应得两方面的内容。随着近代自由主义的兴起，正义成为重大的现实问题，或者说正义问题是以市场经济为基本经济体制的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必须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学界出现了政治哲学的复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引发了对正义问题的持久性关注与研究。9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商品经济的日益发达，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成型，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发生重大改变，正义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正义感终于成为社会情感的核心要素。
罗尔斯等相关正义理论的传播，逐渐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具有平均主义倾向的正义概念，使公众转而接受更加精致化、系统化的现代正义理论，即公众更愿意接受经过精确论证的具备足够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正义理论。强调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与分配公平的社会公平理念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在此基础上，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社会正义感开始普遍地生成并成长起来。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情感之一，正义感在传统社会主要表现为个体性的情感，即个人主体对社会活动中的不公平、不公正事件的义愤。现代社会因交往的高度发达与密切，普遍而持续的社会性情感成为社会的重要力量。罗尔斯认为，正义感是人类的自然情感在组织良好的社会中发展的正常产物，正义感与团体感的现实作用相似，它能够启动人们对制度或系统产生依恋之情，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因为正义原则的目的在于让人们在合作系统中更好、更合理地生活下去，但与团体道德不同的是，正义是更大范围的公民社会的共同准则。正如爱和信任为维持亲子关系的稳定提供支持，友谊和相互信任为维持团体的稳定提供支持一样，正义感的形成就是公民对正义原则产生的依恋为所在社会的稳定提供支持［8］。正义感的勃兴可以增进民众的社会责任感及社会关怀，促进优良正义原则的达成及推行，并推动民众更为积极地参与到建构、维护社会正义秩序的共同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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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会共同行动促进了当代
中国社会精神气质的转型
在中国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开放、宽容、自信、自强等理念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精神主流，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矛盾未能及时有效化解，民生问题未能得到完善解决，怨恨情绪开始积聚，而公民社会及公共领域的发展、公众自由表达的权利意识空前高涨、公众的参与能力、行动能力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所以批判精神与正义感逐渐成为时代的精神气质。而此种精神气质不但具备强大的价值引导能力，而且激发着公众的行动能力。什么是社会共同行动？参照安东尼·吉登斯的观点，社会共同行动是一种持续绵延的能动的行为流，也是一种生活体验的连续流①。它是能动的，具有某种主观性或意图性，但又是模糊的、不清晰的，即没有清晰的参与者、组织结构、章程和目标等。行动者不是特定公众，也不是特定组织，其身份与角色并不固定；其动机可能是自觉的，也可能是自发的；可能是暂时的参与，也可能是长期的参与。但参与者都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是主动地采取某种具体的行为与行动。其行动目的指向新的价值观念或社会意识。其行动方式为塑造新的精神世界，即通过启蒙、倡导、宣传、呼吁等手段来影响和改变人的心灵世界。其行动结果是，通过改变人的心灵秩序来改变现存的生活秩序。
社会共同行动与社会运动之间存在交叉关系。刘小枫指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面相是群众的结集并形成社会运动。群众既非一个阶层，亦非一个阶级，而是一个流动的、富有弹性的社会群体的暂时结集……群众运动是社会下层成员参与政治、建构或改建政治—社会秩序的社会行动。”［2］（P．391）刘小枫在此将社会运动、群众运动等同于社会共同行动，而且强调自下而上的改造功能，这并无不妥。但为推进更深化的研究，不妨对社会共同行动的范畴作出更加细致的界定。社会共同行动是比社会运动更加宽泛、模糊的概念。社会共同行动没有确切的政治、经济或文化目标，也没有统一的战略战术，但在行动的展开过程中，由于重大社会条件的变化或重大社会事件的发生，将可能在局部区域或某段时间内演化成社会运动，甚至可能发展成全社会性的社会运动②。社会共同行动与群体性事件或突发性事件有着明显的区别，后者主要表现为明确的权益要求，属于针对特定对象的、暂时性的、情绪主导性的社会现象。
社会共同行动具有如下特征。第一，价值重构。正如前文所述，怨恨者会采取两种价值评价方式，或贬低被比较者的价值，或制造新的价值理念。舍勒批判资本主义的生存方式导致高位的神圣价值与精神价值被遮蔽，实用价值与工具价值横扫世界。但中国社会并不存在完全类似的价值颠覆。当下，中国社会的怨恨心态针对的是经济与机会的不平等现象，贬低、否定的是特权观念、穷奢极欲的心态及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倡导的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价值理念。第二，伦理重构。民族国家的建制最终把一切个人、集体、组织纳入并融合到国家实体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由竞争的要求，必然导致对过于庞大的国家实体的怨恨，从而要求重新反思国家、社会、个人之间的关系应当如何调适？社区与个人、与单位的关系如何协调？各种民间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基金会等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如何定位与发展？第三，强调合法性。重构价值、重构伦理、重构秩序的前提是进行充分的争论与辩驳，对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一切美好的价值进行讨论与排序。既要求学理的论证，也要求实践的检验与修正，以期相互的了解、理解或达成某种共识。这一过程实际上为政治行动与经济行动奠定了合法性基础。同时，这一充分的表达、争论与协商的过程，也为社会行动自身提供了纠错、修正的机制，从而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第四，启蒙与自我启蒙并行。知识分子是社会共同行动的重要力量。“精英知识分子群体的角色形象和角色意识的变迁，使国内的知识分子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渐进的、非破坏性的社会改革理念，并把时间更迭和制度创新看做是医治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各种瘤疾的最可能药方。他们基本上反对比较激烈的和破坏性的集体行动，逐渐演变成为当代挑战者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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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刘能把社会运动与集体行动视为等同的概念。刘能指出：集体行动是“一个组织化的集体性努力或尝试，包含了政治上的利益表达和实质性的需求保卫与需求满足，采用了可辨识的动员技术和抗议战术。”集体行动主要有五种类型，即精英主导的集体行动、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少数群体发动的集体行动、宗教教派或类教派运动、有政治色彩的恐怖主义活动。参见刘能《怨恨解释、动员结构和理性选择———有关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发生可能性的分析》，载《开放时代》2004年第4期。
当局之间的重要的第三方力量。”［9］精英知识分子群体的角色变迁使其自觉地转向以启蒙的方式改造社会，即通过观念更新来推动制度创新，从而实现社会的革新。随着知识经济时代与信息时代的到来，知识的更新与观念的创新将成为普遍性的生存状态，启蒙与自我启蒙将成为人类全新的精神生活方式。
当前的社会共同行动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公民的自主行动；另一种是传媒公共领域的宣传与启蒙行动。所谓公民的自主行动主要指公民的社会参与行为及各类非政府组织的行为。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的推进，中国公民的“国家人”、“单位人”意识逐渐消失，“社会人”意识逐渐形成，公民个体、公民群体及各种社会团体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和社会意识日益增长，尤其是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监督的要求日益迫切。与此同时，普通公民通过各类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社会事务的机会越来越多，其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非政府组织开始发展壮大，出现了各种类型的民间组织，其活动领域涵盖了学术研究、行业管理、国际交流、社区管理、教育卫生、慈善救助、公民互助等，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非政府组织在2008年四川省汶川抗震救灾及北京奥运会中展现了其强大的生命力。至2011年，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总量已经超过44．8万个。草根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实现了由隔膜到合作，而官方非政府组织则经历了民间化、去行政化的过程，通过还原其独立社团法人地位，实现重塑政府与社会新型关系［10］。传媒公共领域则是宣传与启蒙的另一个主阵地。传统公共领域如广播、报刊、影视传媒、会议论坛、演讲等，一直发挥着宣传与引导的功能，其主流媒体及政府机构主导的文化交流活动更是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随着中国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传统公共领域开始呈现出理性的交流、沟通与对话等特点，并在传播、推导新的价值理念、文化观念与生活方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兴的公共领域如网络传媒、博客、微博、QQ交流工具、手机短讯等，已经全面影响着公众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虽然新兴传媒存在许多难以控制的甚至负面的作用，但它在传播与引导新思想、新观念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网络生存方式的常态化，新兴公共领域的渗透性与影响力与日俱增。相较于传统公共领域，新兴公共领域更加凸显了公民行动的主体意识与主动性，启蒙的色彩更加浓厚，不断出现分歧、不断展开批判与不断达成某种共识或谅解是其最基本状态，感性与理性相交织是其最大特点，传播与批判是其主要活动方式，而秩序、公平、正义则是其最强烈的主题。
通过启蒙与自我启蒙的方式重构价值体系及伦理关系的社会共同行动，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重建心灵秩序，为建构新的社会秩序与生活秩序提供伦理资源，从而有效抑制、化解伦理冲突。社会共同行动将怨恨心态主动地整合到改革的要求与行动中，从而防止怨恨心态转化为报复感与报复行动。这实际上是社会自我拯救、自我革新的过程。价值重构的核心议题是社会主义精神的检思，即重新思考平等与自由、竞争与和谐、发展与生存的关系，及其在学理上与实践中如何界定与排序，如何实现恰切的对接。而伦理重构的核心议题则是正义伦理的建构，即如何实现分配的正义，促进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保障机会平等。社会行动在促进社会革新的同时，亦促进社会精神气质的转型，即促进和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更加关注社会的改革和发展，自觉维护和宏扬社会正气，培育自信、自主的国民气质和宽容平和的国民心态，从而积极主动地追求幸福与和谐的良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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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静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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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当代中国社会道德现状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进而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在全面建设小康生活的关键时期，这些需求都为中国社会道德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同时广大人民群众迫切期望建立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迫切期望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新型人际关系。由此可见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意义重大、任重道远。 然而近几年来，网络上层出不穷的爆出各种令人发指的噩耗，不同渠道都揭露了各种黑心实践。从“地沟油”，“瘦肉精”、“毒奶粉”、“黑心棉”、“毒大米”等种种食品安全问题；到“天价药费”、“假医假药”等医疗事件；到“小悦悦”事件、老人倒地无人敢扶、车祸现场无人敢帮等道德问题；到网络上各种自我炒作“多重门”、“潜规则”、“凤姐们”等拜金主义的炒作；再到最近贪污腐败程度令人对国家深感失望，各地高官落马，情妇举报，“枪打黑老虎”等各种政治腐败事件。一件又一件，当前一事件的余温还未来得及散去，更大更令人惊悚的事件又曝光。 这些事件的发生无一不表明中国当代社会正处于道德滑坡的态势。党的十八大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政策的决定上将文化强国重点提出，可是为什么这些道德问题还是屡见不鲜呢？ 今早看网易新闻，新闻上又曝光了某一工厂简单过滤地下水，摇身一变变成了一瓶瓶名牌矿泉水，虽然这个窝点被端了，可是这肯定只是很多非法窝点中的一个，只是再次从侧面反映出了道德的沦丧。拜金主义，假冒伪劣，全然不顾消费者的生命安全。 近几个月来，网络上女大学生失踪、被强奸遭奸杀，亦或是被关起来当性奴的事件更是屡见不鲜，当某一女大学生失踪一月还未音讯时，又一女大学生遭奸杀，事件此起彼伏，为何这些行凶者残忍的将矛头对准了还是校园里的花朵？为何这样的事件此起彼伏？为何人性已经沦丧至此？ 这些惨绝人寰的事件的发生让我们越来越渴望回到毛泽东时代，那个民风淳朴的时代，渴望回到过去那个人性美好，互帮互助，邻里和谐的时代。可是这些也只是渴望和幻想，社会是发展着的，不可能越过越回去，历史的选择是让我们直面现实的道德滑坡，找到原因。 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愈来愈趋商业化，为了各种名声利益，人民不择手段，似乎除了利益，其他的都不那么重要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只停留在利益层面上，很难诚心诚意地相待。科技、经济迅猛发展，使道德教育相对落后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市场原则与道德原则出现价值矛盾。而社会的贫富差距的拉大又使得人们心里的不平衡被放大，虽然人们生活普遍有所改善，但对社会的不满足情绪还是存在的，一些人难以适应这个复杂的社会，很容易就做出了一些超越道德底线的事情。同时，虚拟网络高科技的应用减少了人们亲密接触的机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的淡漠，对人性的理解以及个人思想品德的健全发展都有不良影响。 除了经济发展与教育的不匹配以及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之外，国民素质普遍不高也是一个原因。对于道德觉悟不高的群众来说，社会舆论是一个道德风向标，他们很容易跟随舆论的方向走。社会舆论可以领导主旋律文化，但是一些消极舆论氛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例如一些对社会良知好人好事的无端质疑，经过一些媒体的聚焦放大后，客观上对社会舆论起着不利于道德善良普及消极作用。那些盲目跟随舆论的民众就容易走向错误的方向。 多元文化的冲击也是其中一原因之一。开放的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要面对外来文化与已有的传统文化的冲击。传统的道德规范、道德原则和道德价值观念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多义性、多变性和多元性。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很容易就使得一些人淡忘国家意识、消解民族意识，失去对传统的认同感，迷失在文化多元的社会里，找不到道德边界。
++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 实践教学论文 （二○一二至二○一三学年度第一学期） 论文题目：浅谈当前中国社会道德现状 学生姓名： 学生学号： 所在学院： 年级专业：11级 任课教师： 完成日期：2012年12月17日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制
浅谈当前中国社会道德现状 【内容摘要】2011年最受公众关注的十大焦点问题一次是：房价，物价，食品安全，医疗改革，腐败问题，住房改革，社会道德风气，教育改革，生活成本上升，以及就业问题。社会道德风气首次成为焦点，而其中的食品安全，腐败问题等连年位居关注度榜首也都有涉及到社会道德问题。如何重新确立道德理念，进而弘扬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已成为目前国人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 【关键词】中国，社会道德，现状，调查分析 当前中国社会道德滑坡问题已引起广大人民的关注，有人说：中国是经济巨人，道德侏儒。近些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迅速跻身世界国民生产总值榜前几位，但世界对我们的道德评价总令人难以接受，全国范围内经常有一些违背道德原则的事情发生。面对种种呼声，我们不得不深思，当前中国社会道德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了，问题出在哪儿了，应该怎么解决。 一、中国社会道德现象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严重的道德问题。当下中国社会道德问题不断涌现，社会道德风气令人担忧。2011年春天“老人倒地无人敢扶”的新闻开始屡见于媒体，十月份“小悦悦事件”将有关中国社会道德问题的舆论推向高潮，还有屡屡发生在食品、医疗、道路交通、住房等方面的问题，带来了安全质量方面的社会担忧。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公民在道德方面又该何去何从呢？ （一）中国社会道德现状 1.基础礼貌的认知水平提高，但礼貌意识仍然偏低 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其实大部分人对基本礼貌知识了解甚多，但在实际的人际交往过程中往往对应的社交礼仪和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偏弱，不讲礼貌、不注意礼仪的行为随处可见。一些人谈起不文明不礼貌的现象时忧心忡忡，但知行脱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读后感通过阅读《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了解到毛泽东是一个相当有远见有分析能力的领导人,能够正确掌握当时中国的国民情况,并作出正确的分析,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篇文章是在党内出现左右倾主义的背景下完成的。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两种倾向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陈独秀也好，张国焘也好就其本质不是不想把中国引向共产主义。但是他们的错误就是过分的依赖于自己的主观意向，片面的强调某一个方面正确。 毛泽东在这个关键时刻通过正确的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明确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是相当及时和正确的。通过对中国社会各个阶级分析得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运用了一种独特的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法。毛泽东根据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别国情,灵活的运用了阶级分析法。他并不是注重各阶级的生产关系的属性,然而却突出了内外民族矛盾、贫富阶级矛盾,以分析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尤其是从动态角度考察了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划清了敌我友界线,从而确定了正确的革命路线和政治策略。正是因为运用了这种独特的分析方法，毛泽东才能根据当时中国的国情，对中国当时各阶级做出正确而明智的分析，为党当时的发展指明了道路。最终得出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反动的知识阶级所谓中国大资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敌人,乃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朋友,乃是我们真正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无须把他们当作我们的敌人一一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们当作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 这篇文章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毛泽东对当时中国农民问题的分析。因为中国拥有数量广大的农民，他们长期受压迫，有极大的革命热情和动力，但是却没有人给予他们正确的引导。毛泽东在文章中对农民
当代中国农村“两委”矛盾透视 [摘要]农村村民自治中的“两委”关系问题一直以来为人们所关注,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以来，“两委”的矛盾问题更加突出,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在此基础上，有些学者提出实行“两票制”或“一肩挑”,认为它们是解决“两委”矛盾的理想选择。但是，笔者不赞同这些做法。在笔者看来，分析“两委”矛盾形成的原因，继而探求解决矛盾的方法：实现由“为民作主”到“让民作主”的思想转变，实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是解决“两委”矛盾的正确做法。 [关键词]“两委”矛盾二元权力结构让民作主村民代表会议制度 [作者]孙文文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07级硕士 Clairvoyance to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party branch and the villagers’ committee” in China’s Modern Villages Abstract: People have always been concerned about the problem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 branch and the villagers? committee” in villagers? self-government. Especially since the Organizing Law of the Villagers? Committee i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taken into practice, the problem has been more outstanding. On this basis, some scholars uphold “liangpiaozhi” or “yijiantiao”, believing that they are the ideal choices to settle the problem. But I do not approve of these opin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 analyzing the reasons and probing the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are our main purpose. Meanwhile, I believe that the method is to implement the system of villagers? representative meeting while changing our thoughts from “making decisions for people” to “making decisions by people themselves”. Key Words: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party branch and the villagers? committee”; make decisions by people themselves; binary power structure; the system of villagers? representative meeting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课题，其中一条就是“管理民主”,主要内容就是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不断促进农村各项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制度化。可见,国家对于实行村民自治的关注,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1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到当今社会，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阶层由以前的的简单到现在的多样和复杂无不体现了国家的富强和崛起。这里我就当代中国社会复杂的阶层进行简单的剖析。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发表过《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对旧中国复杂的社会结构及阶级关系作了精辟的分析和梳理，并提出了中国革命所要依靠的力量,团结的力量及打击的势力。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系列急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其中包括土地改革和对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结构及阶层关系趋向于简单化。到文革结束后的七十年代末期,中国社会阶层主要由三个群体构成:即农民、工人和干部。农民占了人口的80%,生活在城市中的工人及干部,涵盖的范围也较为广泛。当时的干部除公务员外还包括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科研人员,教师,医生及文艺工作者等。工人中还包括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当时的人们几乎无私有财产,均属工薪阶层。干部和工人之间收入差别也很小。处级干部的工资和六级技工差不多。城市
是因为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引入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经济得到高速增长的结果，同时也是经济转型期法律,法规不建全,加之官商勾结使一些人快速致富的结果。这个群体富裕之路无外乎有下几个方面: (1)八十年代乡镇企业遍地开花,一大批农民走上创业致富的道路,他们中的一部分在竞争中成长壮大,后来成为农民企业家。 (2)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时期,部分政府官员的子女和亲属利用权力,在价格双轨制中掏足了第一桶金,资本的积累使他们走上富裕的道路。 (3)九十年代,干部下海经商潮,也造就了一批富翁。 (4)九十年代在国有企业改制,破产,工人下岗
第33卷第7期2014年7月 地理科学进展 Progress in Geography V ol.33,No.7July 2014 收稿日期：2014-07；修订日期：2014-07。 作者简介：于贵瑞(1959-)，男，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陆地生态系统通量观测理论和方法、生态系统碳水循环及其管理、 植物生理生态、SPAC 系统水分运动等方面研究，E-mail:yugr@https://www.doczj.com/doc/a510809343.html, 。 925-930页 1引言 “中国生态大讲堂”(China Ecological Forum, CEF)是由国家生态系统网络(CNERN)综合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综合研究中心、CERN 秘书处以及中国科学院生态系统网络观测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共同举办。CEF 的宗旨是“传播新知识、交流新思想、展示新成果”。其涵义是：①中国专家谈中国生态问题的大讲堂，②国外专家谈中国生态问题的大讲堂，③在中国举办的国际生态问题的大讲堂。同时，“中国生态大讲堂”也期望能够为决策者、媒体和社会团体搭建沟通的桥梁，为广大的青年科学家和研究生提供了解生态学前沿、生态学研究热点问题、以及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大课堂。“中国生态大讲堂”采用开放式的主题演讲、大型学术报告、专题学术研讨及高级研讨班等学术交流方式，与会人员自愿参会，没有参会资格限制，也 不收取任何费用。自2005年12月21日举办第1期 开始，至2014年4月25日，“中国生态大讲堂”已经成功举办了100期系列学术讲座。2014年4月25日召开的“中国生态大讲堂百期学术演讲暨2014年春季研讨会”，以“国际重大研究计划与中国生态系统研究展望”为主题，邀请秦大河、姚檀栋、傅伯杰、崔鹏4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马克平、于贵瑞、张佳宝、秦伯强4位研究员作了主题报告。 本文系统地回顾了“中国生态大讲堂”100期讲座和学术研讨会的内容，通过对演讲主题的梳理，来观察近年来生态学研究的前沿领域、热点问题、以及中国生态学研究的主要进展，以期为中国的生态系统科学研究提供参考。 2中国生态大讲堂基本情况回顾 “中国生态大讲堂”大致每月举办一次，每年举办春季与秋季学术研讨会、热点问题论坛，并不定 近年来生态学研究热点透视 ——基于“中国生态大讲堂”100期主题演讲的总结 于贵瑞，于秀波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生态网络观测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北京10010) 摘 要：“中国生态大讲堂”(China Ecological Forum,CEF)是一个中国生态学领域的综合学术论坛；它以“传播新知 识，交流新思想，展示新成果”为宗旨，举办系列学术讲座、春冬季专题研讨会、高级研讨班以及焦点论坛等学术交流活动。自2005年创办以来，“中国生态大讲堂”已经组织了100期主题演讲和12次大型学术研讨会、6次专题研讨会、2次高级研讨班，成为广大科研人员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迄今，已有300人次的知名科学家、中青年学者在大讲堂作了学术讲演，其中150人次是来自国外研究机构的知名学者。从近年来演讲的主题来看，“气候变化与生态系统适应性”、“生态系统评估和管理”和“生态系统服务”等是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问题。自2009年以来，根据“中国生态大讲堂”研讨会整理出版的《中国生态大讲堂系列丛书》已经出版了5本，涵盖了当前生态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及其关键科学问题，反映了当代生态学研究的科学前沿。本文通过对“中国生态大讲堂”讲座和研讨会主题的梳理，探讨了近年来生态学研究前沿领域和热点问题，希望能为中国生态系统研究者提供参考。关键词：中国生态大讲堂；演讲主题回顾；《中国生态大讲堂系列丛书》；生态学；研究热点doi:10.11820/dlkxjz.2014.07.007 中图分类号：X171 文献标识码：A
浅谈人口老龄化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冲击及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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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人口老龄化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冲击及相应对策 摘要：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于2011年4月28日由国家统计局宣布，中国总人 口达13.397亿人，10年增加7390万。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 13.26%, 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8.87%。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深，老龄化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必将日益严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在社会生产水平较低、经济尚不发达的背景下迎来了人口的老龄化，其必将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深刻的变化。本文试图在总 结分析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研究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为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经济社会发展；对策 Abstract: The sixth census of China in April 28, 2011 by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announ ced that Chin a's total populati on of 1,339,700,000 people, an in crease of 73.9 million 10. In which the population aged 60 and over 177,648,705, accounting for 13.26%, the population aged 65 and over 118,831,709, accounting for 8.87%. With the aging of our population deepening degree of aging on the impact of social development will become increasingly serious. As the world's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is also the country with the largest aging populati on in the lower level of social product ion, un derdeveloped economy ushered in the con text of an aging populati on, its bound to bring econo mic and social developme nt in China profo und cha nge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summarize and analyze the results have been based on studies of population aging on the negative impac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response to China's aging population on the negative impac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ut forward corresp onding coun termeasures. Keywords: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jt countermeasure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
浅谈中国当今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及其解决措施 摘要：本文对我国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包括资源环境问题、贫富分化加剧问题、三农问题、就业问题进行了简要的阐述，并结合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科学发展观；措施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30年来实现了年平均8%左右的持续增长，在人类经济史上也是罕见的，但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其中资源环境问题、贫富差距加剧问题、三农问题、就业问题是中国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接下来，本文就针对这四个问题进行简要的阐述，并结合科学发展观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措施。 一、资源环境问题 自然资源和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是社会生产资料和人们生活资料的基本来源。新中国成立后,对资源和环境的开发利用在深度和广度上日益扩大,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但也付出了资源环境的沉重代价。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实际上走的是一条粗放式的发展道路, 对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利用,对资源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和污染。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并将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 1、现阶段我国矿产资源、能源和水资源等主要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规模巨大 2005年我国能源和矿产品产量快速上升，原煤产量达到21.9亿吨、原油1.81亿吨、铁矿石4.21亿吨、粗钢3.52亿吨、10种有色金属1635万吨、磷矿石3044万吨、原盐4454 万吨、水泥10.60亿吨。大宗短缺矿产品的进口量持续增加，2005年我国矿产品贸易总额超过3000亿美元，进口原油12682万吨、铁矿石27523万吨、锰矿石458万吨、铬铁矿302万吨、铜矿石406万吨、钾肥917万吨。“十五”期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持续快速增长，从2001年13.5亿吨标准煤增加到2005年的22.2亿吨标准煤，增长了64.4%。我国水资源总量占世界总量的6.5%，用水总量占世界总量的15.4%，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和海河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率已分别高达70%、60%和90%，而国际上公认的河流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应低于40%，否则将危害河流健康和流域安全。过去几年间，我国主要资源消费的增加量占世界总增加量的比例，包括能源、煤炭、石油和钢等均居世界第一位，资源开发利用的规模巨大。 2、我国资源开发利用的效率不高 根据世界银行和英国石油公司公布的统计数据计算表明，2003年我国每创造一万美元的GDP 所消耗的能源数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33倍，是美国的3.68倍，英法德意等欧洲发达国家的5～7倍，韩国的3.1倍，日本的10.4倍，甚至是印度的1.45倍。目前我国的原材料利用效率低，浪费严重，单位产值的消耗强度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单位资源产出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以水资源为例，我国农业灌溉用水消耗的水资源总量占水资源总消耗量的70%，但由于输水方式、灌溉方式、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耕作
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严铭 阶层是对人群的划分，同阶级、等级一样，不是对人群横向的划分（如对牧人、渔人、农人、工人的划分，它表现为劳动者分工，即人与某种劳动职能的固定结合关系），而是对人群纵向的划分。人群的横向划分决定着人们怎样互相交换其活动，反映着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人群的纵向划分决定着人的高低差别，反映着人对人的压迫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中既有阶级概念，又有阶层概念。当这两个概念并用时，阶层通常是阶级的组成部分，表示阶级内部次一级的划分，隶属于阶级，有时也包括其阶级归属尚不明朗的过渡性成份。 由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如实地指出了当代中国不是人人平等的无阶层社会，而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着高低差别的社会；比较客观地描述了当代中国人群的这种差别，为人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调查材料；在对人群分层时，指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处于社会上层，产业工人处于社会下层，中间隔着6个社会阶层，从而使读者可以看出前者已经不像改革开放前那样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者，而后者则不是主导阶层（第105页），自然不再属于领导阶级，正在逐渐滑向弱势地位；正确指出“私营企业主阶层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和发展的过程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第16页）此外，还对政府有关部门在教育经费使用上的两极分化做法表示了义愤（见此书第96-97页），等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和称道的。 此书在描述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现象时，旗帜鲜明地用阶层论代替了阶级论。自然，它就没有也不可能对社会阶层进行阶级归并，正确揭示我国当前的阶级状况。 之所以如此，是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革命党而是执政党，“目标”应当“变化”为团结和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第7页），通过广泛妥协和“合作”实现各阶层的“共赢”（第99页，第108页），即用阶级阶层合作来代替阶级斗争。认为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对社会分层状况“传统政治意识形态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第99页）。这里所说的“传统政治意识形态”显然特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者认为它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已经“过时”，因而应当予以“扫除”（第104页）。 然而，在“扫除过时意识形态的障碍”（第104页）的同时，此书又想表白自己所用的阶层论并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第5页）。为此，它求助于英文词汇。说，在“大多数”英文文献中，并不存在“阶级”与“阶层”两个概念的明显区别，“大多数”理论家都采用同一个词汇：“class”,它既可以被译成“阶级”，也可以被译成“阶层”（见此书第5-6页），并就此写了一大段说明。这段文字似乎是想让一部分赞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读者感觉，此书所说的“阶层”同“阶级”本是同一个概念，此书所用的阶层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就没有必要把“阶级”改称“阶层”。但为什么又改了呢？此书说：“在中文中，情况有所不同，‘阶级’这一词汇往往是指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概念——即由生产资料占有来进行划分的、相互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对立、斗争关系的群体，这一词汇让
自从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发表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的变迁，各个阶级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剧烈演变。直到改革前夜，当年的中国各阶级演变成干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四个群体，这四个群体又可进一步合并为农民和非农两个大群体。改革二十多年来，上述四个群体抑或是两个大群体又进一步演变为6个阶层。即官权阶层、富豪阶层、中产阶层、平民阶层、贫困阶层、知识阶层。从阶级──群体──阶层，反映了三个时代三种不同的社会组合，也反映了人们在不同时代从不同角度对不同社会组合的不同认识。那么，当代这6个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生存态度和价值取向又是怎样的呢？（https://www.doczj.com/doc/a510809343.html,） 官权阶层。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官本位国家，历代的官员不仅数量大，而且地位特殊。但当代中国官员阶层的特殊性不仅在于他数量空前庞大，还在于他是在体制转轨过程中突出、发展起来的。一方面，他担当着改革推动者的角色，另一方面，他又有自己的利益，这种利益事实上在不断膨胀。大大小小握有实权的官员从公开的收入看虽然并不很高，但由于享受着汽车、房子、电话、医疗等一系列优厚待遇，以及其他种种无形的待遇，所以实际收入、消费水平比较高。这是明面上的。如果考虑到相当一部分权官存在这样那样并不违法的灰色收入，这部分官员的实际收入还要高。如果再考虑到还有一部分权官利用手中权力捞取黑色收入，比如受贿、贪污、化公为私等，那末这部分人的收入就难以计算了。当然，一旦东窗事发另当别论。近年官权阶层又出现了五个倾向：一是讲究排场、享受的攀比之风趋于厉害，即所谓轿车越坐越好，越坐越专；房子越住越大，越住越阔；招待越来越讲究档次。二是中高级官员卷入腐败的增多，大案要案明显上升。三是塌方式腐败趋于严重，即“一窝黑”、“一班蛀”的案件增多。四是颓废空气正在弥漫开来，越来越多的官员奉行“不捞白不捞”、“不乐白不乐”的哲学，及时行乐且唯恐不及。五是傍“大款”风方兴未艾，一些官员只对财大气粗的私营企业主感兴趣，对外商感兴趣，而对小老百姓的疾苦包括受中外老板们欺凌的普通员工的疾苦却缺乏起码的同情心。但与此同时，这个阶层中不少有识之士深深怀有危机感和改革的紧迫感，迫切希望通过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消除腐败，摆脱困境，改善和加强对社会的领导。但由于权力运行规律使然，他们又很难超越自身的局限性推进改革，而在维护权力和改革的平衡之间小心翼翼地寻求着出路。毫无疑问，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和改革的深化，社会结构的继续变化，官员阶层所处的矛盾地位还会进一步突出。能否在推进社会发展中改善自身和变化自身，将是这个阶层越来越面临的难题。能否解开这道难题，既取决于这个阶层本身的努力，也取决于其他社会阶层的推动和支持程度。（https://www.doczj.com/doc/a510809343.html,） 富豪阶层。这是改革以来出现的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阶层。这个阶层人数很少，不超过总人口的0.3%，即350万人左右（包括家庭成员，下同）。但控制的财富已达到十分惊人的程度，其银行存款大约占全部居民存款的1/3以上，家庭收入估计也占全部居民收入的30%以上，这些人的私人资产一般都在3百万元以上，有的达到几亿元甚至更多。这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最大受惠阶层，大约构成如下：①借助权力利用体制空隙暴富起来的。这部分人包括官权阶层的亲属、下属、朋友以及那些通过种种手段和官权阶层建立关系的人。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末和90年代初期，利用价格双轨、利率差档、房地产批转租等体制空隙，大肆参与紧缺物资、批文批件、贷款、地皮的倒腾，转眼之间就聚敛起大量的财富。②直接运用权力化公为私暴富起来的。这主要是一些腐败的国有企业负责人和掌握大量资金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到当今社会，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阶层由以前的的简单到现在的多样和复杂无不体现了国家的富强和崛起。这里我就当代中国社会复杂的阶层进行简单的剖析。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发表过《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对旧中国复杂的社会结构及阶级关系作了精辟的分析和梳理，并提出了中国革命所要依靠的力量,团结的力量及打击的势力。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系列急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其中包括土地改革和对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结构及阶层关系趋向于简单化。到文革结束后的七十年代末期,中国社会阶层主要由三个群体构成:即农民、工人和干部。农民占了人口的80%,生活在城市中的工人及干部,涵盖的范围也较为广泛。当时的干部除公务员外还包括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科研人员,教师,医生及文艺工作者等。工人中还包括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当时的人们几乎无私有财产,均属工薪阶层。干部和工人之间收入差别也很小。处级干部的工资和六级技工差不多。城市99%的人月收入在30到100元之间,当时的最高工资(中央领导及一级教授)也就四百元左右。社会的贫富差距非常之小,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仅为0.16,在世界上也属非常低的国家。同时也要看到,由于生产力低下及物质财富的匮乏,生活是非常清苦的,多数食品处于凭证限量供应状态,衡量富裕程度的恩格尔系数也处于相当低下的水平,即在0.59左右,处于贫困到温饱之间。从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浪潮,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及阶层又一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财富象滚雪球般增大,各种职业及社会阶层象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当今中国社会的职业及阶层已是包罗万象,错综复杂。要想逐一分析已是相当困难的事。如果用收入及财富的拥有量作为衡量标准,那么可将中国社会的阶层分为三大群体: (一)低收入群体:年收入在4万元以下。(在个税起征点之下)这个群体包括的阶层有:绝大多数农民及农民工,国企和民企中的大部份工人,部份技术人员及低层管理人员,企业退休职工,城市中的低保领取人员,小商小贩,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人员,部份中小学教师等。这个群体人数众多,占全国从业人员的70%左右.这里我要特别提出的是农民工和城市下岗,双解工人: 农民工是个特殊群体,他们是在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涌进城市的打工者,他们干着最艰苦,最危险,最繁重的工作。他们离乡背井,收入微薄,吃住简陋,夜以继日,战斗在各条战线上,今天的中国取得如此辉煌的建设成就是他们劳动的结晶。他们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我们应感谢他们并向农民工群体表示深切的敬意。 城市下岗,双解工人在经济转型期付出了沉重代价。他们在计划经济年代,靠微薄的工资,为祖国建设作出过巨大贡献。可到了九十年代国企改革中却成了失业群体,他们得到的仅仅是几万元微薄的补偿,他们默默忍受住如此不公平的待遇，继续寻求工作,寻找出路,他们中的年龄偏大者,因找不到工作,只能靠低保度日,还得自已交纳养老保险。为了今后老有所依。今日国家之财力远非九十年代相比,政府应给这个群体多一些关怀和照顾。 (二)中产阶层群体:年收入在4万元以上,百万元以下,或拥有百万元以上资产者.这个群体包括:国企,民营,外企中的白领,公务员,教师中的大部,医务人员中的大部,企业中的高级技工和中层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中的大部,演艺人员,事业单位的中层管理人员,小
内容摘要：——基于学理层面思考的中国阶级分层 ——基于学理层面思考的中国阶级分层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改革，在使国力得到极大的增长，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提高的情况下，财产分配产生较大的差距。社会矛盾尖锐，社会问题丛生，社会阶层(阶级)分化，曾经一度淡忘的阶级现象又开始出现。韦伯对于社会分层的解释，为我们研究中国的社会分层提供了新的思考，即他认为从阶级分化到阶层分化是一个历史的变迁过程，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社会变迁阶段。因此，根据什么样的社会分层理论分析社会分层状况，首先取决于社会变迁或者社会分化处于哪个阶段。本文试图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在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体系的条件下，如何解读我国的社会阶级或阶层状况？第二，从什么意义上理解新的社会阶级分化？第三，阶级的产生是否会导致阶级对抗？ 一、从阶级分层到阶层分层：一个历史过程 仔细阅读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人们不太注意的是，韦伯把阶级和阶层(阶层在社会学分层研究中一般是指地位群体)的分析方法看作是一个历史过程，即从阶级分化到阶层分化本身是一个社会变迁过程。他指出：“货物获得和货物分配的基础某种程度上(相对的)稳定，有利于等级划分，而任何技术的-经济的动荡和变革就威胁着它，并把'阶级状况'推到首位。赤裸裸的阶级状况具有重要意义的时代和国家，一般都是技术的-经济的变革的时代；而每当经济的变革进程缓慢立即就会导致'等级的'形成的增长，社会的'荣誉'又会恢复其重要性。”[2] 根据笔者所见，韦伯是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分析等级的社会分层和阶级的社会分层两者的相互交替，从而在社会变迁中，社会分层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且阶级分层和等级(地位)分层不会同时出现，或者说在社会变迁的特定阶段，社会分层或者是表现为地位分层或者表现为阶级分层。用现在的话语表述，在社会转型时期，即“技术-经济动荡和变革”时期，社会分层主要表现为阶级的分层。一方面，技术和经济的变革瓦解了原有的地位分层，社会地位(分层)处于不稳定时期；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正如马克思分析的那样，是阶级斗争非常尖锐的时期，因为所有人都想在这样的社会变革时期获取最大的利益。而在社会稳定时期，主要表现为地位分层，此时“蛋糕”已经瓜分完毕，阶级之间的紧张趋于松弛，一种新的社会资源分配的规则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阶级对抗开始走向阶级合作，甚至阶级本身也不存在了。② 根据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笔者认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现在，中国社会分层在理论上或在历史发展的逻辑上应该是从阶级分化到阶层分化再到阶级分化的历史过程。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因而这个社会仍然是一个阶级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一方面，仍然存在着旧的封建买办阶级势力的残余，这是行将归于灭亡的东西；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四个民主阶级，这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个阶级在经济上都是必要的，在政治上也都是进步的、要求民主的，它们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阶级。在这四个阶级当中，工人阶级是主要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而自由资产阶级也将拥有一定的领导权。[3] 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完成，中国的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意义上的变化，财富的重新分配已经完成，经济意义上的阶级被消解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
社会阶层与不同社会阶层消费者行为差异的分析一、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 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指在党政、事业与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中行使实际的行政管理职权的领导干部,她们就是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性阶层,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较大获益者之一。 2、经理人员阶层。经理人员阶层指大中型企业中非业主身份的高中层管理人员。这一阶层的成员支配着大量的经济资源,均具备较高的学历与专业知识水平,也就是社会主导阶层之一。这个阶层目前还在发展之中,但在地区之间的分布极不平衡。 3、私营企业主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指拥有一定数量的私人资本或固定资产并进行投资以获取利润的人,其成员最初 来自乡村与城镇社会的较低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0、6 % ,地区间差距较大;私营经济发达地区可达3 % ,而欠发达地区则在0、3 %以下。 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指在各种经济成分的机构（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全民事业单位、 集体事业单位与各类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中专门从事各种
专业性工作与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员,她们就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中等阶层的主干群体。目前,专业技术人员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5、1 % ,且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差异很大。 5、办事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指协助部门负责人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专职办公人员,主要由党政机关中的中低层公务员、各种所有制企事业单位中基层管理人员与非专业性办事人员组成。在目前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大约为4、8 %，在城市中其比例则有10 %?15 %，而城乡合一的县（市）中，其比例在2 %?6 %之间。 6、个体工商户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指拥有较少量私人资本（包括不动产）并投入生产、流通、服务业等经营活动或金融债券市场而且以此为生的人。比如小业主或个体工商户、自我雇佣者或个体劳动者以及小股民、小股东、出租少量房 F=l Hz.A/r 屋者等。 7、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指在商业与服务行业中从事非专业性的、非体力的与体力的工作人员。由于中国目前商业服务还不发达, 所以这一阶层人员的经济状况与产业工人类似。 8、产业工人阶层。产业工人阶层指在第二产业中从事体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前言 关于阶级、阶层结构的分析与研究,向来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进行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制定路线、方针与政策的重要依据。《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文章,就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在这篇纲领性的文献中,毛泽东同志通过对当时中国阶级阶层形势分析,指出了在进行民主革命时期要"依靠谁,团结谁,打倒谁"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为我们党进行革命并取得胜利奠定了阶级路线基础。经过20多年的革命斗争,我们终于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实践证明,这条阶级路线就是完全正确的。 中华人民共与国成立以后,经过土地改革,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经过国家工业化建设,我们国家的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大变化,逐步形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这就是同前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类似的,并没有形成现代社会阶级阶层结构。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些阶层分化了,有些阶层新生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提高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下降了。整个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社会分化与流动的机制变化了,社会流动普遍加快。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发生了并且还在继续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正在向与现代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方向转变。 正确认识目前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的变化,正确认识各个社会阶层的地位特点以及她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发展趋向,正确认识各个社会阶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作用,从中得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阶层结构的科学结论,有利于加深我们对当代基本国情的认识,有利于我们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与经济社会政策。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通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实事求就是地认识社会阶层结构的新变化,认识这些变化对我们党与政府实行的政策与管理方面提出的新要求,并据以形成新的理论与新的经济社会政策,用以协调好党与政府同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正确处理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应当指出,现阶段我们研究社会阶层结构的目的与革命时期不同,已经不再就是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去分清敌我友,而就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目标,安排好协调好社会各阶层的地位与关系,以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促进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保证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 199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同
当代中国社会的十大阶层 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划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形态，它由十个社会阶层和五种社会地位等级组成(参见下图)。这十个社会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各社会阶层及地位等级群体的高低等级排列，是依据其对三种资源的拥有量和其所拥有的资源的重要程度来决定的。在这三种资源中，组织资源是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资源，因为党和政府组织控制着整个社会中最重要的和最大量的资源；经济
资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它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并不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么至关重要，相反，现有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在抑制其影响力的增长；文化(技术)资源的重要性则在近十年来上升很快，它在决定人们的社会阶层位置时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经济资源。 十个社会阶层的界定 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 指在党政、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中行使实际的行政管理职权的领导干部，具体包括：中央政府各部委和直辖市中具有实际行政管理职权的处级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各省、市、地区中具有实际行政管理职权的乡科级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目前，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决定了这一阶层在趋于等级分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居于最高或较高的地位等级，是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性阶层，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及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这一阶层的社会态度、利益及行动取向和品质特性，对于正在发生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将要形成的社会阶层结构的主要特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在改革的最初十年，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处于政治与社会经济地位不一致的状态，他们的经济利益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在改革的后十年，他们仍是最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并且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的较大获益者之一。另外，由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是执政党和政府意志的代表和体现，所以，各社会阶层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之间的关系——与他们的合作或冲突，经常转而表现为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支持或不满。目前，这一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约为2.1%；在城市中的比例为1%-5%；在城乡合一的县行政区域中比例大约为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