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14－05－03
作者简介：郭利京，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农业产业体系和农产品消费模式研究”（编号：10ZD＆03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纵向关联产业视角下猪肉价格形成与传递机制研究”（编号：71303002）；安徽财经大学2013年校级科研项目“低碳经济背景下安徽农村秸秆资源化处理研究”
（编号：ACKY1339）。非正式制度与农户亲环境行为
———以农户秸秆处理行为为例
郭利京
1
赵瑾
2
（1．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安徽蚌埠233030；2．安徽科技学院管理学院，
安徽凤阳233100）摘要我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与环境问题相关的挑战，
构建亲环境行为的非正式制度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命题。农户是农业生产的主体，也是实施亲环境农业的主体，亲环境农业政策最终要落实到改变农户经营意愿和提高农户亲环境农业行为上来，才能达到改善农业环境的目的。文章使用通径分析方法，基于江苏、安徽农业主产区9个产粮大县796个样本农户的调查数据，在系统梳理非正式制度与亲环境行为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全面的研究问题和假设。得出如下研究结论：⑴不同类型的非正式制度与农户亲环境行为之间存在多样化的理论联系，而不仅是递进式、间接地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⑵农户搭便车行为与对同伴亲环境行为高度怀疑之间相互强化构成了亲环境行为的一种社会性心理；⑶秸秆焚烧政策、查处力度和产业化水平等既可以直接影响亲环境行为，又可以激励或阻碍非正式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基于此，文章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公开与透明秸秆利用信息，提高农户主观约束意识和亲环境行为；第二，重视秸秆禁烧政策执行中的补贴机制，解决个人约束和主观约束中存在的不利局面；第三，调整非正式制度宣传定位，在宣传中应该更多地基于农户的不信任和猜忌心理入手；第四，提高查获率和加重处罚程度，解决农户搭便车行为；第五，促进秸秆产业发展，是秸秆禁烧政策执行中应该着力改进的重点领域。关键词
非正式制度；农户；亲环境行为；秸秆处理
中图分类号
F06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4）11－0069－07
doi ：10．3969/j．issn．1002－2104．2014．11．009
我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与环境问题相关的挑战。由于过度依赖农药、化肥等化学要素投入，导致土壤生态系统破坏、土壤和水污染、农产品安全问题严重；畜产粪尿无处理排放导致地表水富营养化、恶臭及病虫害发生等问题。上述挑战，降低耕地生产力，污染河流、地下水，萎缩农产品市场，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要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必须推行亲环境的农业经营方法，即遵守农药、化肥等化学要素的使用标准，适当使用畜禽饲料添加剂等，合理处理、循环利用畜禽粪尿，从而生产出安全、高质的农产品。农户是农业生产的主体，也是实施亲环境农业的主体，亲环境农业政策最终要落实到改变农户经营意愿和提高农户亲环境农业行为上来，才能达到改善农业环境的目的。那么，如何提高农户的亲环境农业经营行为？如何构建当前经营模式下农户亲环境行为的非正式制度？
本文以农户秸秆处理为例，从非正式制度概念出发研究这一问题。其意义如下：首先，秸秆是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是一种宝贵的资源。然而，目前我国秸秆露天焚烧现象十分突出，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且给社会带来了巨大危害；其次，非正式制度已被证实对农户行为具有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1］
，其不仅会影响和制约农户观
念的形成及其行为，且具有强烈的粘性效应，一旦形成一种坏的行为或风气，往往需要巨大的社会成本与努力才能挽回。因此，构建农户亲环境行为的非正式制度已成为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1文献评述
从非正式制度角度研究农户亲环境行为的理论框架
可以归结如下：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的心理作用→将非正式制度作为解释亲环境行为的因素→研究如何改变非正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年第24卷第11期CHINA POPULATION ，ＲESOUＲCES AND ENVIＲONMENT Vol．24No．112014
式制度影响农户的亲环境行为。环境行为研究试图识别非正式制度对经济主体亲环境行为的影响［2］，涉及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清晰界定非正式制度及其分类，而新近研究开始关注如何改造非正式制度以提高经济主体的亲环境行为。
非正式制度关注经济主体的行为、心理或信念，在经济主体内部及经济主体之间的演化、演变问题。本文依据etzmann和Hermkens的研究［3］，将非正式制度定义为：经济个体所理解的标准或规则，在不需要法律强制条件下能够起到行为导向或约束的作用，分为以下类型：禁令约束（constraints ban）是社会对个体行为的总体性期望；主观约束（subjective ban）指重要地位的他人对个体行为的期望；描述约束（description ban）是从观察同伴行为中得出的行为标准；个人约束（personal ban）指个人对正确行为和信念的期望。该定义不仅涉及外部性的社会影响，也包括个体内心的信仰或道德，已经涵盖了现有研究。
在此基础上，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同非正式制度之间如何产生影响？已有研究发现农户关于亲环境行为的描述约束能够影响他们的禁令约束、主观约束和个人约束［4］。描述约束基于特定情景中对同伴行为的观察。为了风险最小化，经济个体的行为做到与描述约束相一致是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因此农户秸秆处理行为受同伴行为的影响［5］。而禁令约束是社会对经济个体行为的总体预期，农户服从禁令约束更多的是希望建立社会关系纽带，或者获得社会回馈。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化的行为逐渐会成为禁令约束。而农户的描述约束同样也会影响主观约束。描述约束影响农户的个人约束，因同伴的行为会影响农户应该如何做的信念。
同时，禁令约束可以影响农户主观约束和个人约束。主观约束可以看作是范围较小的禁令约束。因此，关于亲环境行为的禁令约束会影响多数农户的行为，特别是参照者具有相似的观念时更是如此。禁令约束也会影响个人约束，农户基于自我的行为标准（个人约束）通过社会互动汇集而成社会化的行为预期（禁令约束）。农户先是会跟从禁令约束以避免被他人孤立，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于改善自我形象等心理原因而持续跟从这些约束。
主观约束同样也会影响个人约束［6］。农户在形成可接受的个人标准时会内部化行为标准，他们也会将重要的家庭成员或朋友的观念予以内部化，假如这些具有重要影响的他人都支持亲环境行为，那么农户本身也会表现出恪守亲环境行为的价值观念。其作用机制是：一方面，同伴行为传递的信息是亲环境行为是正确的社会证据；另一方面，人们倾向于趋同———像别人那样去做，以避免社会排斥威胁。农户不愿意与大多数同伴行为相背离，尽管他们可能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行为。当政策执行水平较低时，农户在得知同伴大量焚烧秸秆的信息后，其焚烧行为会显著增加。
在明确了非正式制度的潜在影响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是否描述约束、禁令约束和主观约束只能通过影响个人约束而影响亲环境行为，还是农户关于亲环境行为的个人约束、主观约束、禁令约束和描述约束都会直接影响农户的亲环境行为决策？第一种观点实质是假设亲环境行为是一种私人性质的、不可被观测，只受个人内在心理的直接影响，间接的外部影响对其没有作用。这一假设可能过于武断，因多数学者认为，在不可被公开观察的私人行为中也能够发现禁令约束和描述约束的影响，且具有不一致的表现［7］。另外，不同的约束在特定环境下也会互相强化［8］。因此，关于非正式制度与农户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需要实证检验的问题。
此外，非正式制度与亲环境行为间的复杂性还表现为控制变量所具有的传导、强化或阻隔作用。例如，已有研究发现，引入社会性制裁能够使经济主体更加恪守某种行为，并且惩罚力度越大可，遵守行为就越明显［9］。显然，加大惩罚力度会强化非正式制度，进而提高亲环境行为。其次，惩罚力度的可信性对经济主体行为也有影响。一是惩罚制度的严厉程度，很少有经济主体能够直接影响它；二是经济主体对惩罚规定的恪守程度［10］。前者体现为经济主体对惩罚的感受，而后者体现为其他人都恪守了亲环境行为时，其自身也更倾向于实施这一行为。这就意味着，惩罚力度不仅是农户恪守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构成了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
总体来看，已有研究忽视了控制变量在非正式制度和亲环境行为之间的作用。既然政府秸秆政策、补贴、查获率和处罚水平等变量，已被证实具有强化非正式制度、促进亲环境行为的作用，那么在研究非正式制度和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时就不能忽视这些变量的影响。
2研究设计
2．1数据来源和情景设计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3年7－8月课题组对江苏、安徽农业主产区产粮大县的入户调查，共选择了邳州市、沭阳县、兴化市、宝应县、东海县和涡阳县、怀远县、定远县、庐江县的9个县市，每个县各随机选3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选取30户种植粮食作物的农户。采取调查员直接入户问卷调查的方式，共发出问卷810份，回收问卷810份，得到有效问卷796份。调查内容包括户主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户主外出务工情况、家庭人口数量和种植面积、地块数量、种植业收入比重、农业机械化水平等变量（见表1）。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年第11期
情景设计内容如下：假设一个农户李明有2亩小麦，已经用收割机收割完毕，一周后要种玉米，此时小麦秸秆仍在地中散放着，他面临着如何处理秸秆的问题。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把秸秆烧掉，这样做省时省力，但面临被当地环保部门处罚的可能。若被发现将面临50－500元不等的罚款；二是其它处理方式，可以把秸秆卖掉或者收集起来作燃料或饲料，而这样做费时费力。此外，还设计了一些禁止秸秆焚烧政策与查处力度方面的调查内容。2．2亲环境行为与非正式制度变量
农户亲环境行为的意愿由以下问题反应：李明估计当地环保部门查处的可能性很小（如概率为5%），于是他决定将秸秆焚烧。如果您是李明，您对秸秆的处理方法是？调查选项如下：1=全部焚烧、2=焚烧大部分（≥50%）、3 =焚烧小部分（≤50%）、4=卖掉、5=拉回家再利用（做燃料或饲料）。更低的得分意味着更低的亲环境行为。796个受访者选择的结果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2．493和1．934，意味着多数受访者选择焚烧大部分或小部分。
作为对比，备选的一个问题是：如果环保部门查处力度很大（查处且处罚的概率为80%），如果您是李明，秸秆的处理方法是？调查结果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3．249和0．892。可以发现，查获率明显上升会促使受访者选择
表1调查农户基本特征
Tab．1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household survey
指标Index
分布情况Distribution
户主年龄19－30岁=7．10%，31－45岁=15．09%，46－60岁=42．13%，61岁及以上= 35.68%
户主性别男性=46．53%，女性=53．47%
受教育年限0年=8．14%，1－6年=49．67%，7－9年=34．08%，10年以上=8．11%
户主是否外出打工是=51．34%，否=48．66%
家庭人口数量1－3人=25．34%，4－6人=61．63%，7人以上=13．03%
家庭种植面积1亩以下=13．03%，1－3亩=21．49%，3－6亩=41．95%，7－10亩=14．09%，10以上=9．44%
地块数量1块=8．76%，2－3块=24．52%，4－5块=41．76%，6－7块=27．04%，8块以上=15．13%
种植业收入比重10以下=12．49%，11－30%=24．51%，31－50%=41．64%，51%以上=21．36%
机收机播机收=92．63%，机播=96．32%是否饲养牲畜是=17．04%，否=82．96%更高的亲环境行为，并且离散程度也更小，表明更高水平的亲环境行为成为一致性选择。由于农业生产地域广阔，环保部门执法人手不够等原因，现实中80%查处率往往不太可能达到，第一个问题的调查结果更为真实地反映了农户的亲环境行为。
个人约束由以下问题体现：对李明的秸秆焚烧行为，您的态度是？受访者选项是：1=反对、2=不赞成、3=没有意见、4=赞成。调查结果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2．562和0．632，表明多数受访农户并不认为焚烧秸秆是一种可耻的行为，而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且标准差较小意味着受访者态度具有一致性。这与现有国外研究，包括Theis 等［11］针对澳大利亚和Wang［12］针对美国抽样得到的调查结果存在明显差异。例如，在一个类似于李明情景实验中发现，多数受访者对施用除草剂感到羞耻和内疚，与本文调查结果对比，发现我国农户的个人约束明显没有国外研究结果表现得那么强烈。
主观约束由以下问题反应，您估计周围邻居中像李明一样焚烧秸秆的是？调查选项依照：1=没有人、2=少数人、3=大部分人、4=所有人。调查结果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2．714和0．728，表明受访者普遍认为周围邻居会焚烧秸秆，差别只是在少数人或是大部分人上。认为多数邻居低亲环境行为的观念，与现有国外主流研究存在明显差异。Powlson［13］在关于农药施用的调查表明，受访者认为多数同事、家人、朋友等反对过度施用农药，本文的调查结果则表明农户普遍不信任邻居的约束意识。
对禁令约束，设计的问题是：您对焚烧秸秆的态度是？调查选项是：1=不管焚烧多少都是不对的、2=大量焚烧不对，少量焚烧可以接受、3=只要能不被处罚，不烧白不烧，4=没有意见。调查结果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1．726和1．105，表明多数农户反对秸秆焚烧，表现出更为强烈的亲环境行为，明显低于个人约束调查中的结果。这说明当受访者超越自身情况，从社会角度考虑这一现象时，则反对焚烧秸秆的态度明显增强。尽管受访者自身也为农户，但是认为焚烧秸秆应该禁止的看法仍占多数，表明相对于个人约束，农户对禁令约束表现得更为强烈。
描述约束由以下调查体现：您认为李明的行为是否对他人或社会造成危害？选项是：1=危害大、2=危害比较大、3=危害小、4=无危害。该选项调查结果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1．632和0．892，表明多数农户认为李明焚烧秸秆的行为危害大或者比较大。该选项要求被调查者从社会角度对李明秸秆焚烧行为的危害性进行评估，受访者越倾向于认为具有较大的危害性，全社会应该越加反对，从而形成社会化的禁令约束。
不难看出，描述约束调查结果与禁令约束相似，且农
郭利京等：
非正式制度与农户亲环境行为
图1农户亲环境行为通径图
Fig．1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of households path figure
户对亲环境行为的描述约束与禁令约束一样，也明显比个人约束表现得更为强烈。这种从个人心理到社会心理的正向转化与国外研究结果形成了鲜明对比。Keneally 对农业生产者农药利用行为调查发现，若过量施用农药，受访者自身会感到内疚、耻辱或害怕，但是涉及第三方的观点时，受访者都认为社会中多数人不会对此感到内疚、耻辱或害怕
［14］
。因此，我国调查结果表明社会性的描述约
束和禁令约束比农户的主观约束和个人约束更加强烈，而国外研究结果则恰好相反，个人约束和主观约束表现得更为突出。2．3
控制变量
根据现有理论，问卷中还设计了其他问题作为计量模型中的控制变量。问卷中引入了农户对秸秆禁烧政策的认知情况，以反映农户对政策的了解程度。环境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农户有可能因为污染环境无需付出代价而焚烧秸秆，政府政策对农户处置秸秆的方式可能产生重要影响。问卷中引入了政府对秸秆再利用补贴的政策作用，即如果政府对实施秸秆再利用的农户进行补贴，将对农户的亲环境行为起到何种作用？本文选取政府是否有补贴这一指标来考察政府政策对农户处理决策的影响。
同时，问卷中也引入了当地环保部门对焚烧秸秆的执法力度和农户对焚烧秸秆处罚严厉程度的感受，包括受访者对禁止焚烧政策执行力度和处罚金额。秸秆市场发育情况是影响农户秸秆处理行为的重要因素，因此控制变量中还考虑了秸秆产业发展和秸秆市场发育情况变量，如当地是否有秸秆收购企业，收购地点距离，是否有上门收购。表2总结了这些控制变量的定义及衡量指标。
3结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通径分析（Path analysis ）方法对非正式制度
表2控制变量
Tab．2Control variables
变量Variables
衡量指标Measure
禁烧政策
您是否了解当前的秸秆禁止焚烧政策？（十分了解=1，了解=2，知道一点=3，4=不了解）
禁烧补贴
当地是否对秸秆禁烧有补贴？（有=1，
没有=0）
执法力度您认为，
当地环保部门对秸秆查获概率（可能性）如何？（很高=1，较高=2，较低=3，很低=4）处罚金额您认为，当前对秸秆焚烧行为的处罚轻重
如何？（太重=1，适中=2，太轻=3，没有罚金=4）
秸秆收购您是否知道村庄周边有秸秆收购的企业？（知道=0，不知道=1）秸秆销售您是否出售过秸秆？（有=1，
没有=0）收购点距离
收购地点距离您地块的距离？（1公里内=0，1－3公里内=1，4－6公里内=3，6－10公里以内=4，10公里以上=5）上门收购是否有中间人上门收购秸秆？（有=1，否=0）
以及其他控制变量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展开分析。本文将亲环境行为、个人约束、主观约束、禁令约束和描述约束作为内生变量，而将禁烧政策、禁烧补贴、查处概率和处罚金额、秸秆产业发展水平作为外生变量。同时，对四种约束和控制变量，事先并不限定通径结构，对农户亲环境行为建立包含直接或间接影响在内、多重因果关系影响下的递归通径模型（见图1和表3）。模型的卡方统计值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年第11期
表3通径分析结果Tab．3Path analysis results
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 路径
Ｒoute
标准化
通径系数
Standardized
path coefficient
T统计值
T statistics
描述约束（Ｒ2=0．1083）
禁烧补贴→
描述约束
0．3386．03＊＊＊产业发展水平→
描述约束
0．2834．27＊＊＊处罚→
描述约束
－0．069－1．832*
禁令约束（Ｒ2=0．0934）描述约束→
禁令约束
0．2153．24＊＊＊禁烧补贴→
禁令约束
0．2812．93＊＊＊禁烧政策→
禁令约束
0．2743．42＊＊＊
主观约束（Ｒ2=0．1632）描述约束→
主观约束
－0．134－3．42＊＊＊禁令约束→
主观约束
－0．104－0．48
执法力度→
主观约束
－0．124－3．08＊＊＊查获率→
主观约束
0．1082．07＊＊＊
个人约束（Ｒ2=0．2972）描述约束→
个人约束
－0．248－3．92＊＊＊禁令约束→
个人约束
－0．103－2．72＊＊主观约束→
个人约束
0．40714．03＊＊＊执法服务→
个人约束
－0．079－2．07＊＊查获率→
个人约束
0．1051．85*处罚→
个人约束
0．1293．75＊＊＊
亲环境行为（0．2480）描述约束→
亲环境行为
0．1041．86*禁令约束→
亲环境行为
0．1865．42＊＊＊主观约束→
亲环境行为
－0．087－2．43＊＊个人约束→
亲环境行为
－0．24－3．35＊＊＊执法力度→
亲环境行为
0．2042．86＊＊秸秆政策→
亲环境行为
0．1032．43＊＊处罚→
亲环境行为
－0．103－2．03＊＊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水平。为56．730且在1%水平上显著，比较拟合指数（CFI）值为0.961，均方根误差值为0．057，而Tucker-Lewis指数值和正态拟合指数值分别为0．934和0．894，表明模型拟合情况较好。
由表3知，四种非正式制度对农户亲环境行为均存在直接影响。但是，这种多重影响关系并不总是具有一致的方向。主观约束和个人约束对农户亲环境行为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描述约束和禁令约束则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这种看似矛盾的结果表明，尽管从全社会来看，多数农户认为秸秆处理应该实施亲环境行为，否则会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该认识足以对农户亲环境行为产生促进作用。但是具体到某一农户，其内在心理观却又呈现出“我自己焚烧秸秆不足为害”，体现了经典的搭便车行为！特别地，主观约束对个人约束的影响不仅在四种约束间表现的最为强烈，且显著正相关。因此，农户行为心理会被自身的行为进一步强化，从而产生连锁反应：周围农户都在焚烧秸秆（主观约束）→焚烧秸秆并不可耻（个人约束）→我也可以焚烧秸秆（低的亲环境行为）。
这不仅降低了农户亲环境行为，而且进一步强化了其搭便车行为心理，进而对亲环境行为产生连锁式的负面影响。除主观约束对个人约束的互补式强化外，四种非正式制度间相互影响的多样性也体现在描述约束上。描述约束对禁令约束影响显著为正，其标准化通径系数为0．215，在1%水平上显著；同时，描述约束对主观约束和个人约束间的关系则为负，标准化通径系数分别为－0．134和－0．248，也均在1%水平显著。这表明作为反映社会约束的社会化心理，禁令约束与描述约束具有内在一致性，均反映了农户从全社会视角出发对亲环境行为约束意识的认同，由此导致描述约束与禁令约束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而描述约束对个人约束和主观约束具有负面影响，意味着全社会范围内倡导的环保意识有利于增强农户的亲环境行为。但是这种宣传也意味着当前秸秆焚烧问题很严重，也有可能产生多数农户都在焚烧秸秆的心理暗示，若此暗示足够强烈时，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内在动机无疑会被削弱，同时对同伴是否在焚烧秸秆的猜忌也会加剧，这意味着描述约束对主观约束和个人约束产生了负面影响。Vuong调查发现，对提倡合理施用化肥的宣传反而增加了原本低于平均使用量农户的利用水平，本文调查与其有相似之处［15］。
同时，不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传导存在脱节情形。模型拟合结果和通径图均表明，禁令约束对个人约束和亲环境行为具有负面和正面的显著影响。但是，禁令约束对主观约束而言并不具备统计上显著意义。农户普遍认为从全社会看焚烧秸秆是一种应受谴责的行为，但是又对同伴感到普遍不信任，主观上认为多数同伴存在焚烧秸秆行
郭利京等：
非正式制度与农户亲环境行为
为。受访者对是否应该循环利用秸秆的社会化约束意识与是否相信周围他人循环利用秸秆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二者存在明显不一致。
模型中的诸多控制变量，包括农户感受的查获率、处罚程度、秸秆产业发展水平、禁烧补贴等，对非正式制度和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处罚变量反映的是农户感受到的针对焚烧秸秆的处罚程度，其赋值为：1=处罚太重、2=处罚较重、3=处罚较轻、4=处罚太轻。模型结果显示，处罚变量既会直接影响亲环境行为，也会通过影响描述约束和个人约束而间接影响亲环境行为。处罚变量对亲环境行为意愿和描述约束的影响均为负，通径系数值分别为－0．103和－0．069，显著性水平分别为5%和10%。这表明多数农户认为焚烧秸秆的处罚明显过低，不利于阻止秸秆焚烧行为。但是当涉及农户自身感受时，多数认为处罚程度过重。处罚变量与个人约束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通径系数值为0．129，在1%水平上显著。显然，针对处罚水平，农户同样存在分离与冲突。
查获率不仅可以影响个人约束，也可以影响主观约束。如果农户感受当前环保部门对农户焚烧秸秆的查获概率较大，则不仅可以直接提高农户对焚烧秸秆的约束意识，还可以显著降低农户认为的同伴焚烧秸秆的可能性，进而通过主观约束和个人约束之间的互补关系增强农户的个人约束。
而禁烧补贴和秸秆产业发展水平可以直接影响描述约束，标准化通径系数分别为0．338和0．383，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政府对秸秆再利用的农户给予补贴和促进秸秆产业发展，均将提高描述约束。尤其是秸秆产业发展水平对描述约束的影响不仅显著，而且程度较大，其标准化通径系数值在模型中仅次于主观约束对个人约束的影响。同时，禁烧补贴还可以显著提升禁令约束，其标准化通径系数值为0．281，也在1%水平上显著，其不仅涉及农户感受的全社会约束，而且对特定人群来说也具有同样的激励效果。
4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一方面，非正式制度与农户亲环境行为之间存在多样化的理论联系。非正式制度可以直接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且在某些环境下，这些约束之间会相互强化，而在某些时候则会相互抵触，从而不同非正式制度会对亲环境行为产生性质差异、效应不一致的间接影响。另一方面，农户感受到的查获率、处罚程度、秸秆补贴、秸秆产业发展水平等控制变量既可以直接影响亲环境行为，又可以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互动影响，从而对亲环境行为产生间接影响。这种影响的结果与机制也不尽相同，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和模式，既有可能是方向一致的相互强化，也有可能是彼此相互抵触，甚至对某一非正式制度同时产生上述两种影响。
为了构建农户亲环境行为的非正式制度，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公开与透明秸秆利用信息。针对农户秸秆处理情况的信息公开与宣传，不仅可以对企图焚烧秸秆者施加一种社会警示，而且可以有效降低农户对他人焚烧秸秆的怀疑，提高其主观约束意识和亲环境行为。
第二，重视禁烧政策执行中的补贴机制。禁烧补贴对描述约束和禁令约束都具有积极影响，可以显著提高农户亲环境行为，并且禁烧补贴通过对亲环境行为者的褒奖产生了显著的示范效应，有助于解决个人约束和主观约束中存在的不利局面，特别是主观约束所表现出的对同伴高度猜忌与怀疑。
第三，调整非正式制度宣传定位。仅从全社会或社会公益角度倡导亲环境行为是不够的，因为其无法显著提高个人约束和主观约束，甚至还会因产生当前焚烧秸秆问题很严重的心理暗示，而对农户恪守决策产生负面影响。需要以提高与改善个人约束和主观约束为重点内容，着力破解个人约束和主观约束的互补式强化，即较强的搭便车行为心理与对身边人不恪守的高度怀疑。因此，除了着力推进信息公开和禁烧补贴，在非正式制度的宣传中应该更多地基于农户角度的不信任和猜忌心理入手。
第四，提高查获率和加重处罚程度对制止秸秆焚烧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解决搭便车行为产生的负外部性仍具有很强的积极效应。在当前现实背景下，提高监督范围并提高惩处水平，不仅会直接促进亲环境行为，而且也会通过强化非正式制度意识，进一步提高农户亲环境行为。
第五，促进秸秆产业发展。一方面，这能够直接提高农户亲环境行为；另一方面，秸秆产业发展滞后已经明显不利于农户个人约束和主观约束的形成与塑造，从而对亲环境行为产生负面影响，应该将其作为政策执行中着力改进的重点领域。
（编辑：徐天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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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Farmers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As An Example of the Farmers'Straw Processing Behavior
GUO Li-jing 1
ZHAO Jin 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30，China ；2．Management School ，Anhui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engyang Anhui 233100，China ）
Abstract
Th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process in our country is facing a series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e construction of pro-
environmental informal system is a chief proposition to achieve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Farmers are the main bod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ut als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environment agriculture．In order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 of improving the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 ，the pro-environment agricultural policies should be implemented to change the farmers'wishes of operating environment and improving agricultural practices．Using path analysis method ，this paper presents a more comprehensive research questions and hypotheses ，based on the major grain-producing counties 796sample households survey data．It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①it exists a diversification theory ，not just progressive ，and indirectly between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farmers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②The farmers'free-riding behavior and suspection for companion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constitutes a social psychological of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③The straw burning policy ，punishment and industrialization can directly affect the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and also motivate or hinder the informal system formation．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proposes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First ，it should be transparented for the information of straw utiliz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farmers'subjective awareness and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constraints ；Second ，i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subsidy mechanism of prohibiting straw burning policies ，and solve the unfavorable situation between the personal constraints and subjective constraints ；Third ，it should be adjusted to the informal system publicity position ，which should be based more on the farmers'psychological distrust and suspicion ；Fourth ，it should improve the rate of straw burning seized and penalties to resolve farmers rider behavior ；Fifth ，it should promote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straw ，which is a key area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burning policy ban．Key words
informal system ；farmers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straw processing behavior
郭利京等：
非正式制度与农户亲环境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