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中国国民教育的发展历史
抗战八年，中国教育事业不但没有因为战争停止前进，反而于战火纷飞中得大发展。仅以高等教育为例，大学数量由战前的108所增至1945年的141所；在校师生数量增加了48%，学生数量几乎翻了一倍。几乎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第一媒体主流观点：
抗战爆发后，最主流的舆论观点是教育应该完全服务于抗战自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东南沿海教育发达地区首当其冲，相继沦陷，中国教育事业损失巨大。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共计108所，战争爆发后，77所被迫内迁后方，另有17所被迫停办；原有公立中学，多数设在沿海地区，战争爆发后大多停办，青年失学者极多；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初等教育，学生年龄过小，学校无法内迁，只得随国土一并沦陷，其所受日军奴化教育也最深。
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如何处理教育和抗战之间的关系，成了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教育界内部也围绕着如何制定新的“战时教育方针”，而展开了论战。最主流的意见，是认为教育应该完全服务于抗战。不但学科要调整，变为以军事课为主，如“化学师生可从事军用品制造”；教育对象也要调整，须“以民众为对象”，“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即停办”。这种意见，在师生内部也相当普遍。南京失守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准备再度南迁至昆明，决定甫一颁布，即在校内师生间引起激烈辩论，许多批评者认为：在国家急需调动三湘民众起来抗日的时刻，学校内迁至昆明，有损道义。学生自治会甚至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前往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反对内迁，要求参加抗战。但也有部分教育界人士对上述意见持反对态度。如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认为教育是百年大计，只可因战争做若干临时调整，而不能全盘改弦更张。最具代表性的，则莫过于胡适向蒋介石的进言：“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是常态教育”。但这类意见，在当日并不占主流。
最能体现当日教育方针意见分歧的，可推张治中和陈诚在“长沙临时大学”的两场演讲。张治中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其演讲劈头就骂：“际兹国难当头，你们这批青年，不上前线作战服务，躲在这里干么？”陈诚时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其演讲高度赞成学校内迁，将学生誉为国宝，鼓励他们于国家危难之际努力完成学业，因为十年之后，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
第二当时政坛主要人物的观点
蒋介石等人力排众议，认为国防教育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
应该看到战后”
教育部为这场论战做出的最终“裁决”是“战时需作平时看”，虽有各种暂时措施，“但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换言之，也就是否定了张治中等人的教育完全服务于抗战的意见。教育部如此决策的理由有二：其一，“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材直接间接均为战时所需要。我国大学本不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其二，“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
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教育部如此决策，与国民政府最高领导层的认知关系极大。陈诚的意见已如前述；1938年3月上任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也认为“国防之内涵，并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纵在战时，其可伸缩者亦至有限，断不能任意废弃，致使国力根本动摇，将来国家有无人可用之危险。”陈立夫的意见，与蒋介石高度一致。在蒋氏看来，战时教育不仅仅需要满足抗战救国，更需要满足战后建设——1939年3月，蒋氏在重庆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说道：“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弃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第三国民初等教育
以乡镇地方财政50%为主要经费来源；抗战结束时后方入学率维
持在50%以上
因为年龄问题，初等教育，也就是初小、高小教育问题，没有被“战时教育方针论战”
所波及。自抗战爆发到1940年，初等教育的工作重点，主要是义务教育的普及。1940年，初等教育又增加了另一个工作重点：对成年失学民众的补习教育。自此，“每乡镇设中心小学，每保设国民学校，均包括儿童、成人、妇女三部分，使民众教育与义务教育打成一片。”初等教育属于地方自办事业，中央政府每年有专门的补助费，但主要经费来源仍以地方自筹为主。为保证教育质量和适龄儿童入学率，1940年，教育部颁布规定，指定乡镇地方财政中至少50%须用作初等教育经费；稍后，又由行政院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出台规定，将初等教育经费列为“特种基金”纳入预算，严禁地方政府挪作他用。
至1945年，四川适龄儿童入学率达80%；其他大后方省份，云南43%、西康57%、陕西58%……总体保持在50%以上。1936年，大后方10省市在校小学生为300余万人，至1943年，已增至676万余人。
第四国民中等教育
1936年在校学生48万，抗战结束时增至126万1936年之前，中等教育素由地方省市教育厅办理，中央并不直接负责。抗战爆发后，为安置从沦陷区流亡到后方的中学生就学，国民政府开始创办国立中学，至1944年，共设立国力中学34所，国立大学附属中学16所，国立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14所，遍及后方12个省区。国立中学的主要职责，是收容来自沦陷区的中学生就学；以及吸收来自沦陷区的骨干教师，解决其生存问题并保证教育质量。
在沦陷区，国民政府的主要措施是设置“教育指导区”。1938年，沦陷区9省4市曾设置50个“教育指导区”，派遣大批教育干部赴沦陷区从事公开或秘密的教育活动。随着战争的推进，“教育指导区”不断增加至18省6市102个之多。“指导区”的主要工作，是联络、吸收敌占区的仍忠于国家的中小学教师，借以消灭奴化教育。1940年，国民政府还特别通过《津贴沦陷区中小学教师办法》，对沦陷区内暗中为国家服务的中小学教师给予津贴补助。接受津贴的教师须宣誓效忠国家，其誓词如下：“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矢志尽忠国家，遵守政府法令，拥护抗战国策，绝对排除奴化教育，不作教育界败类，遗羞子孙。如违誓词，愿受政府最严厉的处分。”同时，教育部还特别制订了沦陷区中学毕业生升入大后方大学就学的规定。1936年在校中学生为48万余人，正因为当局的努力，至抗战结束，在校中学生数量不降反增至120余万。具体增长数据如下图：
学年度学校数班级数在校生数毕业生数
1936 1956 11393 482522 76864
1937 1240 6919 309563 48264
1938 1246 8472 389009 52532
1939 1652 10024 524395 64285
1940 1900 13063 642688 83978
1941 2060 14392 703756 126673
1942 2373 17575 831716 179111
1943 2573 19229 902163 202209
1944 2759 20122 929297 212783
1945 3727 28352 1262199255688
第五国民高等教育
1936年在校学生4万余人，抗战结束时增至8万余人1936年之前，中国的高等学府大部分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大城市，其学费普遍“年须数百元”，非家境富裕者，一般无力入学。1927年，教育界人士周谷城即指责过中国的高等教育“以富人为中心，以权贵为中心”。抗战爆发后，学费问题转由国民政府出面解决，不但保证了来自沦陷区的大学生可以继续求学，而且打破了中国高等教育旧有的贵族化倾向。
解决大学生学费问题的同时，国民政府还竭力解决私立大学的运营经费问题。较典型者如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全系中央政府大量拨款补助，才得以继续运转。此外尚有大批省立大学因资金紧张而申请改为国立获批，而得以继续维持。因为当局的种种努力，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在抗战期间也不降反升，由1936年的4万余人，增至1945年的8万余人。具体数据如下表：
▲1936～1946学年度大学专科以上教育发展概况统计表(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 学年度院校数教员数学生数毕业生数
1936 108 7560 41922 9154
1937 91 5657 31188 5137
1938 97 6079 36180 5085
1939 101 6514 44422 5622
1940 113 7598 52376 7710
1941 129 8666 59454 8035
1942 132 9421 64097 9056
1943 133 10536 73669 10514
1944 145 11201 78909 12078
1945 141 11183 83498255688
1946 185 16317 129326 20185
高校研究所：从1936年的22所75人，增至1944年的49所422人
战前，各大学的研究所，大多由各大学自动发展成立，1936年共计有研究所22个，仅招有研究生75人。抗战爆发后，大学大量内迁，多数研究工作中断。1939年，教育部认为“抗战建国正在迈进之际，学术研究需要尤大”，开始从政策、经费上扶持各大学成立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到1944年，大学研究所已增至49所，研究生增至422人。研究所的运转经费、设备经费、研究生的学费等各项费用，基本上全由中央政府负担。
绝大多数大、中学生享受政府免费教育、免费伙食及一定的医疗保障
将战时教育如平常时期那般维持的最大困难，是大部分离乡背井的大、中学生都丧失了经济来源，政府不但要负担起对他们“教”的责任，还必须承担对他们“养”的义务。1938年，国民政府开始实施“贷金制度”，规定家在战区的专科以上学生，可向政府申请“贷金”，毕业后三年内再向政府无息偿还。但抗战既系持久，学生毕业后并无正常就业环境，加之自1940年以来国内通胀日趋严重，“贷金制”在1943年被“公费制”取代。其发放范围也大大扩大，连家住重庆有经济来源的大学生也可以享受公费待遇，私立学校入复旦学的学生，同样也可以享受政府的“公费”。高等教育当中，每年获得国民政府的“贷金”和“公费”者达5-7万人，约占了全部学生的80%以上。这些“贷金”和“公费”不但包括学费、生活费，还包括一定程度的医疗保障，故学生看病相当便宜。譬如：中央大学政治系学生唐飞霄1946年1月7日的日记写道：“今去卫生室治牙，可笑挂号金仅一元，药费亦寥寥五元”——当时从重庆往湖南寄一封平信的邮资是20元。
“贷金制”和“公费制”不仅仅面向高等教育，同样也惠及中等教育。按教育部规定，国立中学招收的学生，不仅免除学费，而且免费提供伙食、制服和书籍。
40年后物价飞涨，大、中学校师生生活艰难，但有政府特殊补助，比其他公务员好很多
教师方面，1940年以前，后方大学教授平均每月可获得200余元左右的工资，收入虽不如战前，但较之大城市，后方物价低廉，其实际购买力较之战前并无多大下降，某些教授甚至把课堂搬到了餐馆里。学生方面，毕业于复旦大学的罗文锦，1940年以前“每月可领贷金法币八元，以六元缴纳学校伙食，剩下二元做零用”。当时，八块钱的购买力是相当高的，西南联大“学生的伙食费1938年每月7元，还可以吃到肉和鸡蛋”。
1940年，因日军的封锁，大后方物价暴涨。教育部及时制定《战时救济大中学生膳食暂时办法》。该办法要求财政部于每年的一、七两月向学生预发半年的救济费和生活费，由各校支配，其目的，是使各校可以在春季一、二月间和秋季七、八月间尽量购买粮食储存，以备青黄不接时的粮价高涨。该办法实施三年后，又做了一次大的修订，负责救济大中学生膳食的部门，由财政部变换为了粮食部。如此修订的原因在于：各地粮价不同，荒歉地甚至无粮可购以及粮价持续上涨等因素，使得财政部的统一拨款无法做到因地制宜，故改由粮食部向师生员工“免费发给公粮”。此一时期，大、中等学校师生的生活水准虽然大幅度下降，但薪水之外，尚有政府补助的“平价食粮代金”，较之其他公务员（如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党部的工作人员），已算比较好的了——1942年，《中央日报》社论明言：靠薪水收入维生者，早已靠典卖度日，生活苦不堪言。
结语
陈立夫说，抗战八年期间，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巨大，“这一笔庞大费用在国家财务支出上仅次于军费”，确非虚言。也唯其如此，才得以在战火纷飞中造就中国教育的一次大飞跃、大发展。
中国教育发展历程及改革 摘要：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明中形成了一部深厚的教育史。我国古代以四书五经为教育内容；近代引进西方先进思想，中国的教育步入近代化轨道；当今教育愈加完善，但仍存在着许多弊端；展望中国教育前景，在社会的呼吁和教育学专家的努力下进行教育革新。高考制度亟待革新，学生学习需要民主自由，高校教育需要进一步改革。 关键字：中国教育制度发展现状弊端改革方向教育民主 一、中国教育制度的发展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在《新教育大纲》一书中曾指出：“教育的发生就根植于当时当地的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它是帮助人经营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自有人生，便有教育。因为自有人生，便有实际生活的需要。”原始人的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在学习制作工具的经验和技术，传递经验中产生了原始教育。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经济条件成熟；社会事务日渐复杂，需要专门的管理人员，政治条件具备；文字不断产生，文化积累增加，文化条件形成。在这个背景下，学校作为一种专门的教育场所产生。 西周官学制度产生，国学和乡学作为两种主要的学校形式。当时以六艺为教育内容，《礼记·王制》记载：“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当时教育管理的特点是学在官府政治上实行分封制，等级制度森严；思想上强调以礼治国。这些决定了西周统治者对教育的高度
重视和垄断，形成了“学在官府”的局面。 封建官学教育在汉代正式确立。汉代实行独尊儒术的政策，太学确立，以四书五经为教学内容。与此同时以儒家“人学”为理论基础形成中国教育思想，此后经过一代代儒学家的改造和发挥，融合其他学派的教育思想，发展成中国独特的教育学思想体系。提出以“修身为本”的主题思想，追求人格境界，即个人与家庭、国家、社会的和谐，注重教导人自觉修养人格，强调理性自觉原则。采用以学习和修养为基础的教育方法，主要包括：启发诱导，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由“教事”至“穷理”安排合理的顺序，及师生共同研讨。 封建教育制度和思想在大一统制度的影响下，形成教育的国家化、政治化和伦理化的传统特色造成了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的权威主义的教育传统，存在着弊端，禁锢了学生的思想自由和创造性。 近代以来我国的教育发生重大转变，先是从欧美输入，后又学习苏联。洋务教育开始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中国教育开始近代化进程。“五四运动”后，在中共的领导下，教育开启新的历程，为革命培养了先进人才。在输入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后，我国教育界人士创编了自己的教育学，先后出现了蔡元培、陶行知等著名教育家，为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做出突出贡献。蔡元培提出教育独立的思想，他在《教育独立议》中指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于人类文化上能进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
中国高等教育现状与改革发展趋势 文献标识码：A 一、高等教育取得的巨大发展 1999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深化改革和快速发展的时期。短短六年多的时间，高等教育取得巨大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规模急剧扩大。首先，我们的研究生教育有了巨大的发展。在1998年的时候，我们全国的在校研究生只有19.8万人，但是，到了去年年底，总数已经达到了81.99万人。其中，16.5万多博士生，65万多硕士生。今年，大概又招收了31万左右，减去今年已经毕业的20万，现在，我们在校的研究生，应该是90万出头。再加上20万的在读硕士、博士在职研究生，这样，我国现有研究生的总数大概是110万人左右。但是我国的研究生教育还不是世界规模最大的，研究生教育规模最大的是美国，他们大约有210万左右的研究生。 第二块，针对普通高等学校里的本专科教育而言，到去年年底，全国的普通高等学校由1998年的1020所增长到了1731所。前些日子新发布的统计数字是1778所。在这些普通高等学校就读的学生数量增长得非常快，由1998年的340.7万人增长到去年年底的1333.5万人，今年计划招生475万人，但实际上要大大地突破，可能达到了550万人左右。这样，减去今年毕业338万的本专科生，目前我国普通高等学校里的本专科生大概有1500万人左右。去年年底的统计数字中，有773.8万是本科生，595.7万是专科生，在校本科生多于专科生，但是在专科
招生方面，也就是高职高专的学生招生数已经超过了本科生。去年，我们招收447万学生，其中210万是本科生，237万是专科生。但是，由于本科学制长于专科，所以目前还是本科生多于专科生。 第三大块是成人高等教育。我国独立设置的成人高等学校有505所，目前在整个成人高等教育学校里就读的本专科生大概是419万人。实际上，在这505所高校里就读的学生并不多，他们大多数是在普通高等学校的成人教育学院或者继续教育学院、函授教育学院就读，其人数大概是300万人左右。 第四大块是2000年以后出现的独立学院。独立学院的产生缘于国家大规模扩招以后教育经费的不足。在扩招后，国家对教育的拨款虽然有所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没有跟上扩招的幅度，甚至在有些地方扩招了多少，生均经费就相应地减少了多少。为了弥补扩招以后经费不足的问题，首先从浙江、江苏等省开始，一些本科院校创办了民营机制的独立学院。所谓的机制在当时就一条：高收费！大概每位学生13000元到18000元之间，这样，除独立学院能够独立运转以外，相当一些部分补充了母校的运转。通过这个办法，解决了部分办学经费的不足。现在教育部也承认了这个现实，并且加以规范。要求独立学院不仅有一块牌子，而且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校舍、独立的教学设施、相对独立的师资力量和教学管理队伍、独立的法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等。总的一点就是独立颁发文凭，不许再用母校的文凭。 从某种意义上说，尤其对民办院校来说，干了一二十年，最后才熬成一个本科院校，但是，独立学院从它一成立就是本科院校，具有了竞
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篇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吴岩孙毅颖 （摘自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组编《改革开放30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经验专题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今的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界惊奇和赞叹的巨大成就。在这三十年里，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经历了曲曲折折、起起伏伏的不平凡的发展历程。从高等教育的辅助和配角地位，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生力军，成为培养中国经济发展、产业升级换代迫切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主力军，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不可替代的半壁江山，在中国高等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历程（1977年―2007年）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 一、全面恢复阶段（1977年―1984年） (一)专科教育恢复 1977年，中国恢复高等教育招生考试，这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全面恢复时期。这期间，高等专科教育恢复招生、职业大学诞生。 1976年十年“文革”结束，1977 年，中国高考制度恢复，专科教育随之恢复。1978 年全国恢复和新建专科学校98 所，招收专科生12.37万人，在校专科生37.96万人，占本专科总数的45.3% 。1979 年，专科招生人数减少，在校生人数为34.85万人，占本专科总数的34.2% 。专科教育在满足当时人才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教学上模仿本科教育，以学科为基础的人才培养模式使所培养的人才不能很快地适应生产第一线的岗位需求。 (二)职业大学诞生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工作为中心，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经济建设上来的方针，我国经济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随着改革开发和社会经济的深入发展，为适应改革开放后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对技术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求，缓解经济快速发展与人才紧缺的矛盾，我国经济发达地区提出创办职业大学的设想，一种新型高等院校——职业大学诞生。1978 年，天津、无锡等中心城市开始试办为地方服务的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这一时期，我国恢复了高等专科教育，发展了以职业大学为代表的新型高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以招生、分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用较少的资源、较小的投入方式，提供了更多的上学机会，解决了社会人才紧缺问题，高等职业教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先锋。 二、探索与调整阶段（1985年―1994年） (一)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完善职业教育体系
中国近代史的时间：1840（鸦片战争）---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 2 社会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3革命任务：反帝反封 4革命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5先后经过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探索救国活动。还有农民阶级的救国活动。 （1）地主阶级的活动：抵抗派林则徐，魏源等的师夷长技以制夷。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 洋务派李鸿章，曾国藩等的师夷长技以自强。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 （2）资产阶级的活动：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戊戌变法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 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新文化运动 （3）无产阶级的活动：五四爱国运动 中国共产党的救国活动。 （4）农民阶级的活动：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 6历次侵华战争：鸦片战争（1840---1842），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中法战争（1884--1885）甲午中日战争（1894---1895）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0---1901）日本全面侵华（1937---1945） 1.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第14、15页）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 主要矛盾是：1.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2.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历史任务是：1.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2.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 2.如何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落伍（第6、7页） 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是自给经济，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这种小农经济限制生产力的发展，对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较强的排斥力和抵抗力。中国封建政府还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社会内部，缺乏促使工业迅速发展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有效机制，造成封建经济发展的迟滞。 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的基本特征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和大程度上抑制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生机和活力。 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的特点是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保守性日益增强，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思想体系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入佛教、道教和法家思想，实行文化专制统治。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是社会前进缓慢甚至迟滞，并造成不可克服的周期性政治经济危机。 18世纪的中国走到了封建社会的末世，危机四伏，而且闭关锁国，固步自封，而工业革命使许多西方国家迅速强大，因此中国与新兴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拉开了很大的差距。近代中国社会因此而落伍了。 3.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过程（通过条约内容来展现） 列强通过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领土，勒索巨额战争赔款，并享有一系列的特权，使中国丧失了主权，进而在中国形成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局面，使中国社会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
我国高等教育现状与未来 【摘要】步入21世纪的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归结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正确认识我国高等教育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有利于我们扬长避短，采取措施来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加快向国际接轨，加快向现代化迈进的步伐。 【关键词】高等教育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经济发展 一、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地位 我们的党和政府深刻认识到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高等学校是宝贵资源和财富。为了带领中国人民走进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党和政府从政策、资金等方面加大了对高等教育战线的支持力度。这极大地促进了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加快高等教育发展，扩大高校招生规模，迅速造就规模宏大的专门人才队伍，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于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的变化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体现和维护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对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我国高等教育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生于80后的我们，深刻明白教育在我们人生旅途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一生中四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学校接受教育，用切身实践感受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通过接受教育，我们从懵懂幼稚到知书达理，从盲目无知到明辨是非，从孤身截然到拥有专业技能的社会主义新青年。 随着我国科教兴国观念不断深入人心，高等教育已成为国家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对比学校每年招收学生的人数数量，我们可以明显看出，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民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日趋旺盛。为了提高全民的文化素养，近几年高校扩招很明显。经过几年的连续扩招，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一。 党和政府加大了投入力度。“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将投入二十五亿元实施“质量工程”，大力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从1999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后，高等教育开始了扩招过程，发展迅速，在这短短的六、七年时间里，高等教育整体规模翻了两番。研究生教育由1998年19.8万人增加到2005年97.9万人，全国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在校生由1998年的623万人增加到2005年2300万人，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由1998年的9.8%增加到21%。2005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的在校生达到了1562万人，再加上其余各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模式，构成了2300万人。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的高等教育已开始由“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这符合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时代正向我们走来，高校的扩招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信息网络的发达，使我们查询检索更加方便快捷，消息的获得更加丰富准确。信息技术的应用与普及较早地在高校得以实现。现代信息技术正在向高校教学、科研的每一个环节渗透，并将彻底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大幅度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多媒体教学、数字化
我国教育发展的历程 教育，一直是人们最为关注的民生话题。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教育已不仅仅停留在“以孝为先，以文相授”的层面。如今，人们更关注正规教育、成人教育、技术教育、特殊教育、终身教育等多种类型教育的全面发展。同时，教育资源的均衡化配置、人才结构的调整、创新型人才的培育、素质教育的推进、农村教育的发展、“半城镇化”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也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是党和国家提出并长期坚持的重大战略方针。60年来，党和国家始终致力于把发展人民教育事业、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受教育水平和中华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作为崇高奋斗目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推动人民教育事业发展，我国教育走过了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光辉历程。 新中国建立之初，党和国家把发展教育事业摆在突出地位，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针，创立了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坚持向工农开门，保障人民群众平等受教育的权利；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有计划发展各级各类教育事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发展道路，初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教育体系，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为我国教育加快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动力。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把教育作为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和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根本问题，提出在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第一位的是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确立了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优先发展战略地位。从体制改革入手系统地进行教育改革，有
步骤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改革不断深入，发展不断加快，我国教育事业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 面向新世纪，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充分发挥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强调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制定了科教兴国战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北京乾坤纵横科技积极推进教育创新，加强教育法制建设，我国教育事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健康发展，改革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全面推进，把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带入21世纪。 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强调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作出了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大战略决策。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规范教育收费，健全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我国教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深入推进改革开放，进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
课程号：B0900001C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10班 学号：B11011020姓名：耿瑞昌 我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看法 21世纪，国家之间的竞争就是科技的竞争，科技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就是教育的竞争。众所周知，中国的教育体制上还存在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所以，改革已是势在必行。 未来高等教育对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和同步性,将使现有的高校体制发生重大变化,从而产生新兴的高校体制。高等学校在信息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大学不只是教学与科研的中心,而应使之发展为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的联合体。社会发展要求未来大学决不是一个“孤立”的高等学府,它应当同工业企业、科学文化机构、管理部门等建立长期的直接的联系和多方面合作,与此相适应,未来大学将新兴一系列有关教学、科研、生产的管理、研究等联合机构,这些机构将起联系社会与学校的桥梁作用。只有这样,大学才能得到整个社会强有力的支持,增强它的生命力,而社会得到大学提供的高等教育而促进其发展。这就是未来高等教育对社会发展的适应性。与此同时,社会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几乎又是同步的,高校体制的变化也将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形成一种同步性。很多人推崇西式的教育风格，即想要在中国“中体西用”。我认为“中体西用”这一命题所蕴含的某些思想与中国高等教育长期所走过的道路及其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密切相关。因此,揭示“中体西用”这一命题有关的思想,结合对中国高等教育道路探索的长期曲折历程的分析,对吸取经验教训,为今后中国高等教育道路的进一步探索具有重大意义。 教学与课程及教师与学生。知识的急剧增长使高等院校课程的数量在增加，内容在扩展。其直接的结果是授课时数的增加、学生负担加重、教师力量和物质保障不足，其深层的问题是它并没有带来学生质的变化。因此，改革现有的课程与教学方法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毫无疑问科研是高等教育的基本使命和主要的功能之一，是高等院校和教师的责任。“高等教育是不可能完成它的使命和成为整个社会可长久维持与存在下去的合作伙伴，除非它的教师和系统组织的实体——根据他们特定学校的目标、学术潜能和物质资源——也进行科研工作。这句话需要特别反复地讲，这是由于高等教育像其他科研机构一样，需要更新的、充满活力的公共支持”。这一陈述说明了高等院校科研活动的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鼓励教师和学术单位开展科研工作，以提高教师和学校整体的教学科研水平；二是不断寻求新的途径和方法与社会各界进行项目和资金的合作；三是以更高、更新的研究成果来赢得社会更大的支持。 总之，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还需要在平稳过渡中慢慢实施，毕竟高等教育与义务教育是不能脱节的，要改就得同时改。我们相信，中国这么个人口大国，如果国家对教育投入了充裕的资金与充足的关心，大学一定会逐渐向世界一流大学靠拢，甚至超越。我相信，我们能。
中国古代教育发展历程概述 摘要：我国古代教育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不同时期也有着鲜明的阶级性和时代特点，春秋时期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奠定了古代教育理论体系；隋唐时期逐步形成的科举制度，成为整个封建社会教育的核心制度。 关键词：古代教育发展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惟一文化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古国，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的古代教育。纵观整个中国历史，专门的、有组织的教育活动至少延续了4000多年。早在尧、舜、禹时代，就有了教育的萌芽，到商代便出现了与今天大致相同的学校教育，由此开始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历程。 夏、商和西周都是推行领主贵族政治，垄断文化教育，即“学在官府”，教育对象是贵族子弟，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教学内容，也都是统治阶级成员应该掌握的知识技能。教育的社会作用主要是承担社会上层建筑的职能，“礼不下庶人”，教育的阶级性、等级性十分鲜明。 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权威尽失，列国纷争，旧的传统秩序被完全打乱，原来的官学教育体制也崩溃了。此时学术逐渐扩散到民间，学校教育从官府移向民间，形成了一个掌握文化知识和技能的特殊群体——士阶层。当时各国统治者为求生存和扩张，
极力网罗和重用贤士，学术和教育活动被统治者发现并重用，于是私学兴起,养士盛行。孔子是创办私学最为杰出的代表，他实行有教无类，弟子三千，创立了儒家学说，奠定了古代教育理论体系，对中国古代教育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到了汉朝，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积极推广儒家思想的教育和教化；同时将“学而优则仕”制度化，为通过各种途径学有所成的士人提供作官的机会。“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不仅促进了汉代教育的大发展，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更是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长期处于分裂和战乱的时期。由于社会动荡，官学时兴时废，教育总的来说是不景气的。当时社会上佛、道、玄学盛行，文学、史学、自然科学发达，儒学不振，退居次要地位。大贵族的势力日益膨胀，人才选拔逐渐被门阀世族所把持，寒门士子几无进仕之路，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受到了极大的挫伤，而世族子弟又不屑学习，严重影响了当时的学校教育。 到了南北朝，世族势力日趋下降，寒门势力逐渐上升，察举制度又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其考试选士的方法受到士人的欢迎。统治者为了控制选士的权力，扩大统治基础，也不断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科举制度开始萌芽。 公元589年，隋朝灭陈，结束了魏晋南北朝分裂割据的局面，中国再次统一。隋朝统一中国后，即着手选士制度的改革，依察举之制选拔人才。公元606年，隋炀帝始臵进士科，标志着科举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地域非均衡布局考察 2011-04-19 18:01:23 宋伟/韩梦洁 【英文标题】On the Non-balance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Modern Higher Education before the Founding of PRC 【作者简介】宋伟，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韩梦洁，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开封 475001） 【内容提要】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诞生于晚清，在军阀混战的北洋政府时期与国民政府时期艰难发展。近代高等教育地域分布的非均衡情形，引起各时期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并努力追求均衡布局。但由于受到政局动荡、外患不断的干扰和影响，很难从根本上实现高等教育地域布局的公平发展。 【关键词】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地域布局非均衡历史考察 目前，研究者关注高等教育地域布局问题时，往往关注当代高等教育的地域布局均衡问题，并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而从历史的视角，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诞生之初的近百年的地域布局的研究成果，却不多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试图考察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地域分布情况，以图为我们更好的研究当代高等教育的地域布局非均衡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历史的叙述帮助我们触及基础，接触系统的基本特性以及它们的原因和后果。历史成为与变革和稳定有关系的事情，特别是那种不被人承认和未见到的事情。”①目前，高等教育地域布局非均衡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招致公众批评的主要原因。然而，这一问题是有历史根源的。考察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地域布局的历史演变轨迹，将给我们很多启示，也有助于我们对中国高等教育地域布局非均衡的现状有一个科学的认识，
浅析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走向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2012年中国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达到3325万人。不少中国人认为，今天中国年轻人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能不能上大学的问题，而是上什么样大学的问题。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若从高考录取率看，情况似乎就是如此。统计表明，2013年福建省高考录取率达到89%，而2012年全国高考录取率为75%。但若从毛入学率看，到2012年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30%，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也就是说，中国适龄人口中绝大多数青年没有享受上大学的权利，这还不包括数以亿计的成年人因为过去高等教育规模小而丧失了上大学的机会，现在的高等教育体系还不具有接受成年人的能力。由此可以看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处于一种非常矛盾的状态。一方面，高考录取率已经达到很高水平，生源不足问题困扰着高校的办学；另_方面，高等教育满足社会公众需求的能力非常有限，社会受众还只是很少部分群体。何去何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又处在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政策选择
面临新的挑战。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形势 20世纪中后期以来，国际高等教育持续发展，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近30多年来，中国高等教育与国际趋势相向而行，加快大众化步伐，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市场化进程，推进大学自主办学，建构质量保障体系，提高国际化水平，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能力显著提高。①在变幻莫测的当今世界，与其他国家一样，人口、经济和大众化本身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1.人口结构的变化 在精英化阶段，高等教育与人口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社会公平问题；进入大众化以后，高等教育与人口结构之间便形成了复杂而多样的关系。在整个20世纪，在适龄人口数量庞大、上大学的机会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人口结构变化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并不明显。今天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能够满足近30%的适龄人口上大学的需求，高等教育政策不能继续无视人口结构的变化。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国人口增速持续下降。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0年中国总人口比2000年增长了%，年均增长%，比1990年到2000
中国教育的发展历程 材料一①汉代独尊儒术,在京师设立太学,在郡国设立学官,后渐立学校。隋唐时期,科举制形成,逐渐取代与门阀等级制相适应的选举制,并与学校相关联。唐代在京城设国子监,统辖各学,在各地设郡县学校。宋代书院勃兴,元代广建社学。到明代,学校体制大体已备。清因明制,以科举取士为正途,而科举必由学校。其规制悬学校之名而导以仕进之路。②学校乃教化所从出,以纳民于轨物,在王朝统治体系中地位极崇,作用至大。 ——摘编自桑兵《历史的本色: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材料二③西方近代分科观念在中国社会的广泛传播,④促使中国学人在反思传统学术思想体系弊端的同时,纷纷提出近代中国新的学术分科方案。⑤民国初年,教育部公布《大学令》和《大学规程》,将大学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简称“七科之学”),正式取消经学科。大学文科分为文学、历史学等4门,理科分为数学、理论物理学、化学等9门,法科分为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3门,商科分为银行学、保险学等6门,医科分为医学、药学2门,农科分为农学、农艺化学等4门,工科分为土木工学、机械工学、造船学等11门。 材料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有关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发展文教事业的基本方针,也是改革教育的基本依据。⑥一方面,政府对旧教育体制进行改造,制定改造旧教育的方针政策,接管、整顿旧学校,收回教育主权。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对包括教育界在内的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努力争取和团结知识分子。在实际教育建设过程中,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确立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没有完全得到执行,⑦突出表现为全面学习苏联教育,并大量派遣留学生赴苏联学习。应当指出,在学习苏联教育经验过程中,存在生搬硬套、结合中国国情不够的弊病。⑧通过对高等学校院系、中等专业学校的调整,对课程、教材及学制的改革,新中国教育事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 ——摘编自郭德宏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材料一叙述了从汉至清中国教育的相关情况,其中①叙述了汉代至清代教育的发展情况,即都重视学校教育;②指出了学校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材料二叙述的是民国政府对大学的改制情况,其中③④⑤分别从西学的传入、近代中国学人的反思及政府政策三方面分析了近代中国大学分科的原因。材料三叙述了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其中⑥阐述了新中国对旧教育体制的改造情况;⑦反映了苏联教育体制对新中国教育体制的影响;⑧阐述了新中国教育体制变革的内容及影响。三则材料阐述了中国教育的发展情况,凸显了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等学科核心素养。 【问题设置】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传统教育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七科之学”确立的原因和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影响。 第1页共1页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地域非均衡布局考察 ? 2011-04-19 18:01:23 宋伟/梦洁 【英文标题】On the Non-balance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Modern Higher Education before the Founding of PRC 【作者简介】宋伟，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梦洁，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475001） 【容提要】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诞生于晚清，在军阀混战的北洋政府时期与国民政府时期艰难发展。近代高等教育地域分布的非均衡情形，引起各时期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并努力追求均衡布局。但由于受到政局动荡、外患不断的干扰和影响，很难从根本上实现高等教育地域布局的公平发展。 【关键词】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地域布局非均衡历史考察 目前，研究者关注高等教育地域布局问题时，往往关注当代高等教育的地域布局均衡问题，并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而从历史的视角，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诞生之初的近百年的地域布局的研究成果，却不多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试图考察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地域分布情况，以图为我们更好的研究当代高等教育的地域布局非均衡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历史的叙述帮助我们触及基础，接触系统的基本特性以及它们的原因和后果。历史成为与变革和稳定有关系的事情，特别是那种不被人承认和未见到的事情。”①目前，高等教育地域布局非均衡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招致公众批评的主要原因。然而，这一问题是有历史根源的。考察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地域布局的历史演变轨迹，将给我们很多启示，也有助于我们对中国高等教育地域布局非均衡的现状有一个科学的认识，
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趋势 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许宁生 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办好高等教育，事关国家发展，事关民族未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这是党和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新要求。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特别强调“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导向，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加快‘双一流’建设，支持中西部建设有特色、高水平的大学”。这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新的动员令，是高等教育最紧迫的战略任务。 从规模到质量，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高等教育结构也更加科学合理。但是，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也面临着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结构不够合理、东中西部区域发展水平不平衡的矛盾。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持续推进教育领域改革，谋篇布局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国家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大高等教育投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更趋完备，教育公平迈出重大步伐，综合改革纵深推进，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稳步提升，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从规模、结构、质量方面都有了明显提高。 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大，体系逐步健全。去年，中国高校数量已达2914所，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699万人，居世界第一，占全球规模的1/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2.7%，比2012年提高12.7个百分点，已提前实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2020年)》中确定的40%的目标。 高等教育体系进一步健全，博士培养规模稳步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加快发展，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招生总数中占比不断攀升，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数量也逐步增加；高等职业教育也得到大力发展，在人才培养模式及结构等方面更加注重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及特色；多种形式的高等继续教育深入发展，特别是建立了国家、地方两级开放大学；民办高等教育的办学规模和效益也有了显著提高。 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均衡发展，提升中西部高校发展内生动力，优化高等教育战略布局，中国于2012年开始实行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通过调整资源配置，集中力量攻坚，为中西部发展提供支持，以加快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步伐。 同时，国家和地方在师资队伍、人才培养和科研服务等方面还加大了支持和扶持力度，使中西部高等院校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为发展公平而高质量的教育提供了重要的保障条件。 高校学术科研成果与办学水平显著提高。 高校科研经费不断增长，2017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的总经费达到452亿元。高校的科学研究和应用技术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高校获得国家科技三大奖项目接近全国总数的4/5，发明专利年授权量超过全国总数的1/5，在多个领域产出了一大批服务国家急需、具有国际影响的标志性成果。科研论文发表数量也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各高校发表的高质量学术论文数量不断增加。 高校教学水平与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高等教育在人才强国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主力军作用。各高校完善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高素质人才的培养模式，推动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形势特点与战略选择 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从这个阶段的外部特征看，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现象，一是国家人均CDP已经达到了1000美元，按照国际通用标准，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达到这个水平以后，则会出现一些新的矛盾和特点；二是国家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达到21％以上，意味着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将获得新的目标和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充分和科学地探讨和认识这个阶段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矛盾和特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既应进一步优化和完善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也不能胡越现实的基础与条件，应结合整个国家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教育本身的规律，认识现阶段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矛盾和特点，形成新的战略选择。 一、中国高等教育已形成良好发展势头与基础 从总体上看，中国高等教育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和发展以后，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势头和基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高等教育已初步形成一个能够基本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明确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通过多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高等教育已形成了中央和省(直辖市、自治区)两级管理、井以省(直辖市、自治区)级政府管理为主的新的管理体制，高等学校的分布结构也进一步趋于合理。一方面中央政府加强了对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高等学校的支持，包括211工程、省部共建等措施：另一方面是改变了过去高等学校主要集中在省会城市的布局思路，在一大批中小城市中建立了以这些地方城市为名称的、具有一定综合性的高等学校。这些学校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地区发展的差异，将自身的发展有效地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我们成功地进行了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改革，平稳地实现丁高等学校的学费制度从计划经济下的全部由政府提供，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制度的转变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就业制度也在经过非常艰苦的改革以后，比较顺利地实现了从完全由国家包分配工作的计划经济模式，到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模式的转变；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也已经初步形成了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新机制；另外，反映这种变化的还有高等学校后勤社会化的改革，高等教育领域中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办学的多元化办学局面，以及高等职业教育领域中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新的管理体制等。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体制已经具有了比较广泛的，能够基本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即一大批高等学校在办学过程中，通过改革和发展，在思想观念、管理模式和体制、学科与专业设置，招生就业，以及筹措教育经费等方面，初步具有了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的某些基本特征。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高等教育已初步形成与政府和社会的互动机制．发展模式也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源约束”逐步走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求约束”，并形成了举办主体、管理主体和办学主体相互区别与相互联系的新体制。 第二，对中曰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把握，进而能够比较主动地规划和推动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所能认识的仅仅是关于高等教育的一般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由于高等教育本身发展的水平和阶段性，我们还不能对中国高等教育发
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 如果说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是独立形成与发展的，那么中国近现代的高等教育则是中西教育结合的产物。 时间划分： 近代时期：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高等教育——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 现代时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今 近代时期 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萌芽时期 1、以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为标志，直至19世纪90年代，洋务派共创办类似这样的高等学堂近30余所。以培养外语翻译、洋务人才为目的，教学内容以所谓“西文”与“西艺”为主。这一时期的新式教育机构无一定体系，大都带有鲜明的母体胎记，反映了新式学堂、新式教育处于草创时期的特色。 重要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他们都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伴随的重大事件：洋务派洋务运动 2、1895年创办的天津西学堂（1903年改为北洋大学堂）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大学。1898年7月，京师大学堂设立，成为第一所正式以“大学”为称谓的高等学府。20世纪初，官办大学进一步发展，到辛亥革命的1911年统计，清末高等学校，除官办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山西大学堂外，还有各省设立的高等学堂27所，此外，还设立了一批专门学堂，这批学堂的举办，可视为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先声。这一时期改造书院，筹办高等、中等、初等和专门各级各类学堂，废科举、兴学校、学西学已深入人心。 3、20世纪初（1902——1903年间），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壬寅癸（gui）卯学制作为中国近代一个较为完备的学制，为中国近代学制的建立和完善奠定了基础。1905年科举制正式被废除。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 重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 伴随的重大事件：维新派“戊戌变法”、百日维新 小结：从洋务高等学堂的创办到京师大学堂的诞生，从癸卯学制的颁布到废科举、立学部，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在西方高等教育的冲击之下，开始被迫纳入西方的现代高等教育某些制度和形式，开始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但由于封建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