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历史和军事理论：军事家的实验室-T.N.杜普伊《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2009-10-29 06:54:05
拿破仑和军事理论
军事史向来是军事家研究战争的实验室。纵观自古以来的战争经验，不难发现所有的军事将领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能力，借鉴前人总结的作战经验，采用前人的作战兵器、战术和战略，再加上自己的一些新东西而逐渐锻炼成长起来的。尽管好几个世纪中有关战争、战争的情况以及作战方法的著作浩如烟海，然而只有到了19 世纪，人们才试图对战争进行从理论上的总结整理，将战争涉及到的基本要素以及军事将领如何打仗和指挥部队进行条理系统的描述。
近代，最早试图就战争艺术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的是拿破仑。虽然他并没有亲自把他的军事理论书写成文，但是他确实总结和升华了大量的军事格言，后人在此基础上还有所发展。拿破仑自己曾经明确表示过，他的格言是总结前人的经验而得来的：
对于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古斯塔夫、蒂雷纳、尤金和腓特烈所进行过的战例要认真学习，反复钻研，并以他们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这是成为卓越军事将领和揭开战争艺术之谜的唯一手段。这样你的聪明才智就会得到启发，从而摒弃那些与伟大军事将领所坚持的准则背道而驰的军事原则。
很明显，拿破仑的军事行动是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的。为此，许多有识之士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根据他的言论，特别是根据他的军事实践，逐步总结出了一整套军事理论。
19世纪和20世纪的军事理论家
根据拿破仑的军事实践逐步总结出一套军事理论的理论家最突出的有十位。由于他们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努力，经过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终于形成了最早的一套系统完整的军事理论——作战原则。
亨利·约米尼：他曾试图解释拿破仑军事天才的理论基础。毫无疑问他对拿破仑的思想了解得十分透彻。然而，使人感到不足的是，他的许多著作既没有能够抓住拿破仑军事思想中所蕴含着的哲理，也未能提取其理论的精髓，结果成了战例的讨论、规章条文的罗列，再加上一些警句格言的大杂烩。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也许他称得上是继拿破仑之后人类战争史上学识最为渊博的军事思想家。他不仅把握住了拿破仑的思想哲理，而且还将自己的思想加了进去。但是，他跟约米尼一样，在从拿破仑的军事思想哲理中提取理论精华时遇到了障碍。好比神学中的圣经，在军事上人们可以引用克劳塞维茨的论述来证明他所想要阐明的一切正确的和不正确的概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克劳塞维茨是位故弄玄虚或自相矛盾的学者，只是说，人们的引文往往是断章取义的。他也从未能将自己的著作汇编成一本总集刊印出版。
有人常常指责说，克劳塞维茨喜欢讥笑那种认为世界上可能或者应该有一套固定的作战原则的想法。这是人们对他言论的断章取义的曲解。事实上，在他的著作中，他曾用好几个章节讨论过战争理论的问题。他断言作战原则是确实存在的。他列举了我们公认的九条作战原则中的八条。但是他也明确承认，光靠《战争论》一书，即使在他的有生之年采用科学的方法也不可能做到系统阐明战争的理论问题，这需要人们作进一步巨大的努力。他坚决反对想为战争制定一套精确无误的数学公式，让将军们在战场上按图索骥就会无往而不胜的可笑企图。
丹尼斯·哈特·马汉：他是最早的一位美国军事理论家，通过阅读约米尼的著作而成了拿破仑的崇拜者。他把自己的军事格言和原则编汇成册。他认为这本书十分符合美国军事理论的实际情况。然而，他从未试图(从他已有的著作中看这一点十分明显)阐明过这样的美国军事理论。
赫尔穆特·冯·毛奇：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军事思想家，也是卓越的军事指挥家和组织者。他的关于必须把战术防御和战略进攻相结合的论述是他在军事上的重大贡献。实际上他是普鲁士总参谋部这一杰出军事机构的化身。当时在普军中有一大批象他那样叱咤风云的军事将领。
夏尔·J·阿登特·迪·庇克：他是关于精神力量(即士兵的品行)在战争中的作用问题的最富洞察力的作家。他的《战例研究》一书是少数真正伟大的经典军事著作之一，而且是这少数经典著作中写得最好的一部。当他的这部书还未编选入理论著作的时候，他就在普法战争中的一次战斗中阵亡了。这对法国来说是极为不幸的。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他是一位跟约米尼、他的父亲以及毛奇等人风格相同的军事理论家，一位学识渊博才华横
溢的军事思想家，特别是在海军作战上他的成就更为突出。对于军事历史跟他当时遇到的军事课题之间的密切关系，他有着十分透彻的见解。而对现成的作战原则，他总是要依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修改后再有分析地加以运用。遗憾的是他从来不敢试图对军事理论进行科学的归纳总结。
科尔默·冯·德·戈尔兹男爵：普鲁士总参谋部在毛奇和施利芬领导下的全盛时期，曾经产生过一大批日尔曼军事思想家，他就是其中之一。把他包括在这里所介绍的智囊团里，他也许当之有愧。但他的著作曾经在德国、法国、特别是英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他是又一位学识渊博的军事思想家。他从未试图从他那广博的军事史和当时战争的知识中提升精确而又抽象的理论。他既是士兵，又是将军，因此很可能要比毛奇高明些，不过这只是我们的推测而已。看起来，假如他在1914年负责统帅德国军队的话，那末他的作战计划是一定会取得成功的，整个历史也将是另一番样子了。
费迪南·福熙：他既是克劳塞维茨的信徒，又是阿登特·迪·庇克的崇拜者。他是继拿破仑之后经过战火考验上升到高级指挥岗位的少数军事理论家之一。他跟别人一样，对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有着深刻的了解(他比多数德国人理解得还要深)。但是，有一点却显得有些荒谬，那就是他误解了自己同胞阿登特·迪·庇克的思想。他尽量运用科学的和理论性的词语来表达他的思想和进行写作，他对军事理论的探讨有许多东西是可取的。但是，由于他的思想影响以及他对进攻战的精神作用的极端信仰，因而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法国军队濒临毁灭的边缘。
约翰·F·C·富勒：他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军事思想家，也是克劳塞维茨以来最重要的一位军事思想家。有意思的是他的早期著作常常贬低克劳塞维茨，但后来他开始认识到他自己正是运用克劳塞维茨的方法来探讨军事理论的。他曾经大言不惭地把自己比作哥白尼、牛顿和达尔文。不过，他并未言过其实。是他最先把作战原则归纳整理成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人们公认的那个样子。他是最早的一位伟大的装甲兵战术家。富勒懂得，作为战争理论，除了战争原则之外，还应该有更多的东西(包括更多的内容和更严密的科学性)，不过他在阐明这种理论时并不十分成功。
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就是他们这些人进行了不很协调的努力，从而形成了最早的战争理论，即作战原则。
有些读者或许会奇怪，这里为何没有提到巴兹尔·利德尔·哈特。有人一直指责我对利德尔·哈特抱有偏见，但我决无贬低他的意思。利德尔·哈特是靠窃取福煦的思想成果才骗取了军事理论家称号的。他确是位才思敏捷，文采飞扬的人，但是靠他自己的功劳他没有资格跟本书列举的任何一位伟大的军事思想家相提并论。他写的一部蹩脚的福煦传记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在为格哈特·里特的一部有关施利芬的著作书写前言时，曾对施利芬和施利芬计划作过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评价和不正确的分析，他把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说得比拿破仑还要伟大，因此，这样一个人决不可以称作是具有军事才略或军事理论的杰出学者。
作战原则
现将作战原则的条文列举如下，这些条文跟正式的美军条令中的有关提法是一致的[ 注：这里列举的作战原则跟美军野战手册FM100-1中的顺序完全相同，但它们的具体概念则是用本书作者的话加以概括的。] 。近代研究军事问题的学者对于作战原则的反映和评价分歧十分尖锐，但是应该说它是迄今为止人类公认的战争理论的最系统的总结。
作战的目标：每次军事行动都必须针对具有决定性意义而又可达成的目标。
积极实施进攻：只有进攻才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
一切力求简明：战时处处事事都有危难，繁琐必然会引起混乱、曲解和错误。
加强统一指挥：要充分发挥整个部队的战斗力，必须实施统一指挥(我喜欢把它叫做控制)。
部队集结：在具有决定意义的地段应投入最大限度的兵力；有人喜欢把这一作战原则称为集中优势兵力。
节省兵力：为了保证关键阵地上的兵力集中，必须尽量减少次要地段上的兵力。
努力实施机动：兵力的部署应该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部队的战斗力，并最大限度地降低敌人的战斗力。
注重出奇制胜：奇袭可以使敌人仓促应战。利用意外的时间、地点、条件或特殊的方法手段均可达到奇袭的效果。
安全保障：尽量不让敌人找到机会对自己发动突然袭击，一旦遭到敌人突袭，应极力设法减轻损失。
作战原则可以说是军事理论的骨架。但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很难预料。士兵、武器、气候、士气、将领以及其他一切有关的因素究竟会起什么样的作用，相互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战争结果孰胜孰负，也都很难把握。这些
问题已经引起当代战争分析家和作战计划制订者的极大兴趣。对过去的战例进行分析研究，固然可以帮助人们认识战争的规律，但是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作战模拟演习和数字化典型分析法
从世间有战争以来，也许人们就开始搞战争模拟演习了。其中，现今人们仍然喜欢的国际象棋可以说是人所共知的最古老的一种。(中国的围棋和略有不同的日本围棋可能跟国际象棋一样古老。)几个世纪以来，军事指挥人员都为每次战斗制订出作战方案，并在事先或事后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战斗进行的情况加以图解。运用沙盘研究战例或制订作战方案则是近代才出现的事情。那是19世纪初普鲁士总参谋部所特别提倡的一种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不断改进，实战模拟演习进一步成了制订全面的作战方案特别是确定作战所需兵器的种类和数量的基本手段。这些以高深数学原理为基础的模拟演习课题，经改成代表兵器和其他各种作战因素特性的数字后，(这些特性大多数是根据兵器试验程序或其他模拟演习结果而取得的)再输入电子计算机进行分析处理。
在目前运用的这些作战模拟演习中，只有一种完全是根据以往作战经验的数据通过计算机分析处理，取得影响战争的一切因素的。这就是数字化典型分析法(QJM)，它基本上是一长串简单的代数公式，它不仅能够计算出决定战斗进展和结果所需要的兵力和兵器的数量，而且能够得到运用这些兵力和兵器所需的其他各种因素。这种分析方法是根据实战经验的有关数据研究出来的。
但是数字化典型分析法并不能解决实际战争中的一切问题。虽然它可以把战争中的许多模糊的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但还有一些因素以及它们对战争的作用仍是很难捉摸的。为了更好地了解战争，人们正在努力探索各种各样的未知因素，并深入研究广泛的作战理论问题。
作战实验室——指挥理论创新的沃土
https://www.doczj.com/doc/ac8510109.html, 2001年11月13日23:59 解放军报
●赵桂夫
作战指挥是把作战潜力转变为实际作战能力的关键。由新技术革命所引发的新军事革命，在深刻影响军事理论、编制体制、武器装备、作战样式的同时，也改变着指挥方式。建立能够模仿真实作战环境、手段、方式和内容的实验室，是创新指挥理论、变革指挥方式的最佳途径。
现代作战往往追求“首战即胜”，指挥对抗更加激烈，指挥中心组织指挥的生存环境日趋复杂，期望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想法已难如愿，代之以从实验室中学习战争，已成为现实选择。因此，应通过综合运用现代军事理论和现代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建立作战指挥实验室，观察和研究在新军事理论和现代科学技术综合作用下的指挥内涵及其效能，检验指挥理论、方法是否正确，从而发现和创新作战指挥理论。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对作战指挥问题的研究，以往多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虽然用到了一些数学知识，但主要是依靠军事经验，艺术的成分多于科学的成分。同时，由于实施作战指挥实验的复杂性，人们往往注重理论探讨，而轻视了实验室环节，致使对指挥理论及方法缺乏必要的验证。军事科学要成为一门真正的、完善的科学，必须尽可能用数学的语言进行描述，并能够对理论转换为实践的环节进行实验。从这个意义上说，作战指挥实验是指挥学科的重要基础。
作战指挥实验室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教学上，可以为指挥理论的教学提供一个重要并且可以大量重复的实践及检验环节；在指挥训练上，可以进行指挥训练和推演，使受训者熟悉指挥内容与方式，掌握指挥理论、方法和手段；在指挥理论的研究上，可用于验证理论的准确性。更重要的是，作战实验室是指挥理论创新机制的重要内容。科学发展表明，科学理论的许多重大发现都源于实验室的实验。战争的胜负已越来越依赖于总体理论的设计和较量，未来作战的众多现实课题，都将集中于军事科学的“实验室”。
科技强军，理论先行。
军事理论的创新发展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的重要保证。把国防和军队建设纳入科学发展的轨道，需要充分发挥军事理论研究的作用。
作为全军军事科研中心及计划协调全军军事科研工作的权威机构，军事科学院享有“中国军事智库”的美誉。
近年来，该院上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着眼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充分发挥我军在战略思想和军事理论方面的传统优势，加强军事科研对军队建设全局的指导作用，以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为统揽，以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为突破口，大力弘扬与时俱进、自主创新和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努力构建理论、决策、实践良性互动的军事科研体系，创造出一批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科研成果，其中百余项成果受到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总部领导机关表扬，200多项成果获得国家和军队优秀科研成果奖，1000多项科研成果为军委总部决策提供咨询服务，为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每一场变革的风雨，必然伴随着思想观念的电闪雷鸣。每一次思想观念的破冰之行，都会拓宽探索与实践的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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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和军事斗争准备，是中国军队的前沿阵地。那么，最先照亮这片沃野的，无疑是思想观念的变革之光。
作为全军军事科研中心和计划协调全军军事科研工作的权威机构，军事科学院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以指导军事实践、引领军事变革为己任，在这个历史机遇期造就的军事理论创新阵地上，留下了充满智慧的思辨印记。
科研转型：从“船尾”到“船头”
大船起航，谁在船头瞭望？在军事科学院采访，记者发现，许多专家学者都喜欢在桌前案头摆放一个地球仪。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了解和分析国内外要闻。
在这样的氛围中听他们畅谈天下大势、纵论国运安危，记者感觉他们不是坐在一条游船的船尾悠闲地品茗观鱼，而是站在时代巨轮激浪澎湃的船头，俯视着潮起潮落。
①重大现实课题成为科研“航标灯”
在我军每一次建设转型和跨越发展的历史关口，都可以看到军事科研工作者登高望远的身影。
当年，边境战争正酣，当时的军事科学院领导就率领研究人员奔赴前线，从炮火硝烟中为我军新时期战略方针调整取回了“真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院领导又率领专家深入三军训练场调研论证，在我军新一轮练兵热潮中探寻军事理论创新的时代课题。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他们又一次踏上奔赴三军部队实地考察调研的征程。
2005年暮春，军事科学院主要领导率领数十名专家学者组成的考察团走向军事斗争准备一线部队展开联合调研。这支队伍，汇集了军事战略、战役战术、军队建设和世界军事等多个研究方向的军事理论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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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和军事斗争准备的关键时期，大量重大现实课题不断浮出水面。如何加强军事斗争准备的战略指导？如何建立完善一体化作战指挥体制和联合作战体系？如何培养部队的战斗精神？这些巨大的问号，牵引着军事科学院专家学者的思绪。
从这一年开始，这样的集体调研，就成为军事科学院长期坚持的制度。2006年，40余名科研骨干组成的考察团，奔赴山东和辽东半岛各军兵种部队；2007年，又有40多名专家学者走进成都战区……
翻阅专家们撰写的沉甸甸的调研报告，记者发现，当前部队建设和未来作战的诸多重大课题，已经进入军事科学院专家研究的视野。新时代的新课题，成为指引当代中国军事科学研究的航标灯。
②“西山兵学论坛”风生水起
走向一线的集体调研，为军事科学院科研转型拉开了序幕。
与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步伐同频共振，军事科学院努力构建着具有我军特色、体现时代特征、充满发展活力的新型军事科学体系。因为军事科学院地处北京西山之麓，军事学术界把这一新型军事科学体系称作“西山兵学论坛”。
近年来，“西山兵学论坛”风生水起，分外活跃。军事思想、国家安全战略、军事历史研究成为国防和军事决策的重要前提和依据；战役战术、联合作战指挥和军事训练转型研究的重心实现了向信息化条件下战争的跨越；军事斗争准备问题研究针对战略筹划、作战指导、国防动员准备、力量集成等重大问题展开论证；国防和军队建设问题研究，锁定思想政治建设、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体制编制调整、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人才建设、依法从严治军、装备建设和发展、综合保障等重大问题重点突破；世界军事研究为全军掌握世界军事发展趋势、了解外军发展动向、推动战法创新提供着知彼知己的“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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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西山兵学论坛”的贡献，专业人士无不交口赞叹。去年以来，党中央、国家机关和军委、总部把“领导干部国防教育教材”“体制编制问题研究论证”等系列事关全局的重
大课题赋予了军科。
在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军事理论研究仿佛一场永无休止的博弈。“西山兵学论坛”发出的声音，犹如当今时代的“大国策”和“隆中对”。
③军事理论专家走进中南海
军事科学院专家的望远镜里，充满着未来的风雨。他们的书桌上，总是摆放着今天的考题、明天的试卷。
近年来，全院致力于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研究，把科研重心聚焦于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等重大课题，着力增强科研成果的针对性和实用性，相继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
在建军、作战、管理、保障等研究领域，军事科学院注重核心概念、核心理论创新，提炼出“由机械化半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军队现代化科学发展”、“军队建设的战略管理与战略筹划”、“机械化条件下的军队训练转型”等一批内涵丰富、定义准确的科学新概念。
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及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战略对策等重要研究领域，专家们推出了《当代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形势和应对思考》、《大国崛起和发展中的国家安全战略选择》、《中国和平发展中的强军战略》等重大研究成果。仅今年以来，就有9项科研成果受到军委、总部的重视和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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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跟进式研究”到“先导式预研”，军事科学院的专家们“登船头而晓天下”。“十五”期间，他们创造了百余项重大科研成果，为军委总部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咨询。
2003年以来，军事科学院有8位军事专家走进中南海，为中央领导介绍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和我军建设发展的最新成果。他们是钱海皓、傅立群、罗援、江英、黄星、陈力、齐德学、黄迎旭。
观念转型：从“机械化”到“信息化”
在军事科学院，一座现代化的“战争实验室”吸引着记者的目光。
这座建立在高技术平台上的“战争实验室”，让我军作战研究从谈兵论剑式的智慧思辨，走向计算模拟式的科学实证。
这是标志着我军军事科研人员从“机械化思维”到“信息化思维”观念转型的一座里程碑。
④“战争实验室”用数据说话
过去，军事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最大区别，就是军事科学不能够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实验室
中发现和验证。我军传统的军事科研大多遵循“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规律进行定性分析，对于军队的作战理论、训练水平、组织体制等是否适应未来战场需求，很难做出定量描述。
进入信息化时代，建设具有信息化战场环境仿真和体系对抗评估功能的联合作战实验平台，成为军事科研的当务之急和长远大计。军事科学院一马当先，运用高科技手段打造出我军第一座“战争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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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能否打赢，先用实验说话、用数据回答。记者看到，在“战争实验室”中，兼通军事指挥与信息技术的专家学者，把战役虚拟作战空间的对抗和厮杀，都变成一组组数据，从作战编程到作战方案，都在数字化的仿真模拟中经受着缜密的计算检验和动态的推演论证。
这一手段的运用，不仅可以使新的军事理论得到验证，而且也使军事活动的精确性和针对性大大增强，甚至让古往今来军事家向往的“先胜而后求战”变成现实。近年来，“集团军作战能力量化分析系统”、“作战推演信息支持系统”等都在实际应用中收到良好效果，已经有22个模拟论证成果获得军队科技进步奖，在研究未来信息化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今，作战仿真、对抗推演、战略评估等手段将很快投入多课题综合模拟论证。这些课题的展开，将更好地为我军高层决策和指挥提供管用、先进、可靠的实验数据和模拟结论，为未来军事斗争提供科学量化分析依据，为打赢未来战争提供崭新的决策支持手段。
⑤“三军联合科研方阵”应运而生
信息化战争的体系对抗、一体化联合作战等主要特征，呼唤着崭新的科研思路和格局。
变化，从科研队伍的人才结构开始。站在军事科学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招贤纳士，军事科学院加大吸收有工程技术和作战训练背景的年轻人才，军兵种人才比例逐年上升，科研队伍呈现出军兵种合成、高学历和任职经历合成、理论素养与指挥才能合成的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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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数据折射出这一进程：近年来，来自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的研究人员比例，增加了11个百分点，在全院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中，有部队各级指挥员任职经历的占到了60％，一批作战部队指挥员走进科研行列，涌现出许多兼通军事运筹和信息技术的青年专家学者。在研究未来信息化战争的各个领域，他们担负起最富挑战的重大综合性研究课题，一改过去那种各自为战的“单一兵种作战”方式，一个课题汇聚八方之力，从全军到全国，从跨军兵种到跨学科，联合攻关频频上演。
在今天的军事科学院，随处可见身着陆、海、空军服的科研人员。一个办公室里，研究人员军服各异，经历不同，来自陆地、天空和海洋的不同军事思想在这里交汇碰撞，一支堪称“三军联合科研方阵”的科研队伍，正在走向“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时代前列。
从“百舸争流”到“联合攻关”。随着攻关协作、技术开发、人才引进和关键项目创新等一些重要领域不断取得新突破，军事科学院的专家们深入研究了复杂电磁环境对对抗行动的影响、作战需求分析、作战能力评估、作战目标选择、打击效果判定、战争风险预测等未来信息化战争的大量难题。
⑥新兴学科在这里“安营扎寨”
漫步在西山脚下这座神秘的院落，也许你看不出世界军事风云与这里一草一木的联系，但留心观察，就会发现某个爬满常青藤的青砖拱门边，又悄然挂上了某个新兴学会的牌匾。
忆往昔，从“中国军事科学学会”“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等全国全军性学术组织的建立，到承办“孙子兵法国际学术交流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研讨会”等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从几代军事专家接力编纂完成《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到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军事通史》问世……军事科学院在传统军事领域的学术业绩有目共睹，影响早已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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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军军事科研领域日益拓宽，一批新兴军事科学学科的学术殿堂正在这里奠基。某研究室主任叶征率先开展研究信息化作战等新研究领域，推出了《信息化作战概论》等成果。与此同时，空间战略学、信息作战学、反恐怖作战学、军事社会学、军事心理学、军事文化学等新兴学科迅速成长，控制论、系统论等新兴学科在这里与军事学联姻，填补了中国军事百科的许多空白，衍生出诸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
近年来，在军事思想、军事战略、战役战术、军队指挥、军制、军事管理、军事训练、军事装备、军事后勤、军队政治工作、军事历史、军事百科等各学科，军事科学院先后推出一大批有重要价值的理论专著，不少成果成为新兴军事学科的“开先河之笔”。
与此同时，军事科学院进一步建立完善机关、部队、院校、科研单位之间的横向协调机制，扩大协作研究和成果使用范围，使研究成果更好地进入领导的决策、更好地转化为部队的战斗力、更好地应用于院校教学和人才培养。
角色转型：从“书斋”到“演兵场”
在军事科学院采访，记者常常为寻找一名专家从办公室追到演兵场。
今天，军事科学院的专家学者，已经完成了从“秉烛学术殿堂”到“驰骋演兵沙场”的角色转变，奔向一片片军队发展改革的试验田。
在广大官兵眼里，这些充满智慧的人，仿佛演兵场上的一簇簇篝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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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专家学者进驻“中军帐”
去年6月，全军军事训练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交流的10份材料中，军事科学院专家执笔撰写的占了3份。
会议刚刚结束，该院“军事训练变革网上论坛”点击率就直线上升。几个月后，机关从2000多份有价值的跟贴中精选出数十篇，汇编成论文集和观点荟萃，专家们争相传阅，一时洛阳纸贵。
与此同时，专家们出现在全军各大合同战术训练基地和军兵种部队训练协作区。蒋亚民、姚江宁、段伦宗等训练专家深入部队演兵一线调查论证，把部队训练转型实践中的“瓶颈”问题带回研究室，展开新一轮攻关，撰写出《推进我军特色军事训练变革的战略思考》、《积极推进信息化条件下我军特色的军事训练变革》、《努力推进我军军事训练又好又快转变》等一批研究报告。
训练场上能攻关，演兵场上善谋略。在刚刚结束的“和平使命—2007”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联合反恐军演中，研究员郑守华作为导演部理论专家组成员全程参加演习。部队出征前，他为官兵们上了一堂《中俄两军反恐情况研究》的辅导课，牵头撰写了《反恐作战理论成果汇编》和《反恐战例精选》两本手册。在战役指挥部的演习推演中，他提出的“敌情分析和作战计划应突出反恐作战特性”等建议被采纳，有力地促进了与外军的指挥协同。演习结束后，他撰写的《运用作战理论指导联合军演》的总结报告，受到总部高度重视。
⑧情系部队改革“试验田”
2003年早春，军事科学院著名军制学专家王法安带领课题组向军委总部递交了一份学术报告，建议在全军开展大联勤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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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全军大联勤集训在京举行。此后，军事科学院承担了“大联勤背景下作战指挥与后勤指挥的关系”等课题攻关任务，撰写的《我军大联勤体制模式研究》、《我军大联勤总体方案研究》、《三军一体化保障研究》、《我军大联勤体制下军兵种部队后勤保障管理问题研究》等4个研究报告进入高层决策。
春去秋来，军委总部赋予济南战区的大联勤试点任务到了收获的季节。去年，军科军队建设研究部将近三分之一的力量，投入到军委总部组织的试点成果评估中。通过对济南战区陆军部队、济空、北海舰队和第二炮兵某基地的全面调研，该部倾两个研究室的力量撰写出一份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评估报告，受到军委总部的好评。
在我军每次重大改革的前夜，军事科学院的专家学者都一次次地把理论创新的种子，播洒在部队的“试验田”。
为建立我军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指挥理论体系，军事科学院课题组3年完成了33个相关课题研究，拟制出司令部条例、联合作战指挥、联合战役协同等方面的军事法规，组织撰写了《我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研究》等12份研究报告，编著了《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研究》等8部理论著作。为我军在这一领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同时，他们还展开了《21世纪初期军队建设发展规划》课题研究，从理论高度回答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军队建设管理教育的影响、新时期军队建设特点规律、士官队伍建设发展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对策和建议。
⑨“军科精神”像红烛燃烧
半个世纪前，军事科学院建院之初，叶剑英元帅题词倡导科研人员：“三更灯火五更鸡，甘把忠骨埋红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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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来，军事科学院有这样一句话代代相传：“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当军事科学院的专家们总结“军科精神”时，“解放思想”、“科学精神”、“实事求是”、“不计名利”等成为点击率最高的词汇。
军事理论肩负指导军事实践、引领军事变革的历史使命。在转型期的众说纷纭中，军事科学院的专家们始终坚守着神圣的学术阵地，科学严谨地解答着每一个时代课题。
2006年5月14日，突发的心脏病，夺去了军事科学院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研究室主任、专业技术少将研究员于汝波61岁的生命。
然而，他留给人们的精神遗产，却像长明的红烛，依旧在这所中国军事科学的殿堂里燃烧。军事科学院科研指导部部长黄星说，在未来信息化战争的挑战面前，我们需要这样的科学标尺和清醒认知。在我军建设全面转型的历史机遇期，我们需要这样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在军队建设发展的重大决策面前，我们需要这种正本清源、披肝沥胆的理论勇气。
世界军事研究部资深研究员陈学惠，在总部组织的一次有关一体化联合训练探索实践的讨论会上，以他30年的研究心得，陈述了一些国家军队在这一领域探索实践的3条基本规律，提出了他的独到见解。他告诉记者：“一般说来，发展的思路出自反思，而反思需要深刻认知和独立思考，需要一个学者不唯上、不媚俗的批判精神。”后来，他的意见被上级采纳。
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理论体系，指导和牵引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和军事实践——为了明天的战争，为了永远的和平，军事科学院的专家学者群体正走上这新的漫漫征程。（本文图片由姜文明、丁瑞才、包国俊、郭瑞宏、黄爱民、李永提供）
先进的军事理论，历来是军队建设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新的武器装备、新的战争形态、新的体制编制，牵引和推动军事理论创新和发展。积极探索军事理论创新之路，对于推动军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不断推进，我军军事理论创新呈现出花开千树的局面，但“两个不相适应”的矛盾仍不容忽视。
一是军事理论创新的理念与世界新军事变革、科技发展的要求还不相适应；二是军事理论创新水平与军队建设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具体表现为：军事理论原创成果少，在创新理念、创新思路和研究队伍及保障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军事理论创新规模、水平、效益还不高等等。因此，积极推进军事理论的创新工作，仍应成为我军现代化建设中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
军事理论创新的根本任务就是回答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军队”和“未来打什么样的仗、怎样打仗”两个相互关联的基本问题。因此，军事理论创新和发展应注重研究信息化条件下作战和军队建设重大现实问题，加强军事理论创新的前瞻性、对策性、系统性研究，使军事理论创新适应我军信息化建设以及未来作战的要求。
军事理论创新应有的放矢，坚持普遍性与针对性相统一。军事理论创新，从本质上讲是探索胜敌之策。应把未来的军事发展方向搞清楚。按照“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要求，研究信息化条件下军兵种作战理论，探讨未来信息化条件下的作战环境、作战任务和作战方式，把打什么仗、怎么打仗的问题搞透；从作战使用、武器装备需求、军事训练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探讨我军信息化建设的方向，把怎样建设信息化军队搞透。应把未来的对手搞清楚。研究新的对手必须采用新的观念，增强针对性，加强对对手的作战理论、战略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应把自己的情况搞清楚，熟悉我们目前的建设和发展状况，正确评价我军的作战能力，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从而真正使军事理论成为推动我军建设的“助推器”。
军事理论创新应突出重点，坚持系统性与层次性相统一。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是一场全方位、全天时、多层次的立体式战争。因此，军事理论研究涉及的范围之广、内容之多，均超出以往任何时期。一是应明确层次，分清主次。军事理论创新必须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未来世界军事理论发展的主要方向，形成纵向相接、横向相融、重点突出的军事理论创新研究体系。二是应围绕重点，集体攻关。军事理论创新必须集思广益，发挥群体的力量，凝聚群体的智慧，在科研攻关上形成合力。这样，才能研究出大批高质量的军事理论创新成果，才能在军事理论创新方面有新的突破。
军事理论创新应敢于突破，坚持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军事理论的创新发展具有历史延续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发展形势下，军事理论创新也必然有所不同。因此，军事理论创新必须注重从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军事思想中汲取营养，从我军战争和建设的历史经验中启迪智慧；在充分吸收和运用已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新的实践要求，集中力量研究和解决我军信息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发展，从而不断增强我军军事理论创新的现实价值和历史价值。
大洋彼岸军事理论创新有何鬼把戏？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军事理论的发展对军事革命起着先导作用。新观念产生的新理论，往往会引领新军事变革的潮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军就曾沉浸于取得过辉煌成就但已过时的军事理论中而导致了一系列失败。但美军在越战以后的改革中，一直都十分重视超前性军事理论体系的建立。其战斗条令一直遵循施行一代、论证一代、研究一代的原则，形成了当前和长远规划相结合的理论体系，不但使自己始终能在“寂静战场
”上的较量中处于主动和优势地位，而且较好地指导着军事革命实践。
一、机构健全，国防部、参联会统领军事理论研究工作，各职能部门和作战部队都承担着理论研究任务，军地科研单位联合攻关军事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出于维护其霸权的需要，已进行过三次军事战略调整：1992年，布什政府首先提出“地区防务”战略；1995年，克林顿政府制定了“灵活选择和参与”战略；1997年，又提出“塑造、反应、准备”战略。这几次战略调整都出自国防部、参联会理论研究机构之手。美军军事理论研究工作统一由国防部领导，一名副部长负责。各军种是理论研究工作的具体实施部门。严格地说，美国没有专职军事理论创新机构，却有很多担负重大军事理论创新任务的组织。
这些所谓的军事理论创新机构分为两类：一类是永久性机构，另一类是临时性机构。永久性机构一部分是军事单位，另一部分是担负军事科研任务的民间思想库。这些军事单位一部分在国防部和三个军种部，一部分在中高级军事院校。在国防部，主要有基本评估办公室和高级研究计划局。前者负责军事理论创新，如提出新的国防战略和军队建设理论；后者负责军事技术创新，如确定军事高技术的开发项目等。在陆军部，陆军的理论研究工作由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负责。其下属的研究机构主要有各研究中心、研究所和6大战斗实验室。在海军部，海军的理论研究工作由海军作战部负责。其下属的研究机构主要有海军研究署、海军作战研究所等。在空军部，空军的理论研究工作由空军参谋部负责下属的研究机构有各研究中心、研究所、教育与训练司令部。参联会也有理论研究任务，其直属机关要向总统、国防部长、参联会主席提出关于国家军事战略、军事需求、军队建设、国防发展的报告，制定联合作战条令和武装部队联合训练政策。其下属的9大联合司令部分别负责本战区和本专业领域的研究工作。国防大学的战略研究所和信息资源管理学院，陆军军事学院的战略研究所和战略领导研究中心，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的作战指挥训练中心、国家模拟中心、作战研究所和陆军领导中心，海军军事学院的战略研究所、海战研究中心和海战模拟中心，空军大学的信息战研究中心、空军作战模拟中心，以及四个军种的20多个战斗实验室和信息战中心，都担负重要的军事理论创新任务。负有军事创新任务的民间思想库主要有兰德公司、研究分析公司、海军分析中心、国际战略与防务问题研究中心、传统基金会等。
为了在某个时期实施某个方面的军事理论创新或军事改革，美国还经常组建临时机构。这些机构的负责人通常是现职军事领导人，组成人员为现职或退役将军、民间军事理论家和有关技术专家。他们就某一或某些军事理论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建议，最后写出报告，并以权威文件的形式颁发执行。由此可见，美军职能部门和作战部队都承担着理论研究任务。在军事院校特别是中高级院校设立研究所和各种中心，进行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召开学术研讨会，编写条令和法规，出版发行刊物，推动军事理论研究工作向前发展。例如，
美国防大学下属的国防军事学院、武装部队参谋学院，除承担教学任务外，还就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军事、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问题，以及军种联合作战和盟军联合作战等问题开展研究。此外，美国有许多民间研究机构也从事军事理论研究。这种机构大致可分为政府或私人基金会资助的研究机构、退伍军人组织的研究机构和地方高等院校附属的研究机构三大类。据介绍，美国民间从事军事理论研究的机构大大小小总计超过2000家。民间的军事理论研究机构多与国防部或三军保持密切联系，其研究成果对于发展和繁荣美军军事理论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是美军军事理论研究体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紧紧扭住理论创新不放松，积极抢占军事理论的制高点，以理论为牵引，推动和指导新军事变革的深入发展
作战思想和理论的创新在军事变革中居于先导、核心地位。新军事变革的突出特征和本质要求，就是首先把未来打什么仗搞清楚，把打胜仗作为新军事变革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作战思想的先进，必然导致新军事变革视界的宽广、行动的自觉。纵观世界军事发展史，每一场军事变革到来之际，都要发生一场军事理论的大变革。谁提出先进的军事理论，并以此为指导，谁就会在指导军事改革方面避免少走弯路，增强针对性，适应未来战争的发展要求。一是更新思想观念，推进理论创新。新军事变革是把新技术应用于军事系统，通过改变作战理论和兵力结构，从而发挥最大军事系统效能，提高军队整体作战能力。在这一过程中，新军事变革对思想观念的冲击最为深刻，只有清除陈旧的思想观念，才会成为军事变革的开拓者。为此，美军由“立足于现实研究过去”，转变为“着眼于未来研究现实”。比如，“沙漠风暴”行动结束后，美国军事理论界就展开了一场关于新军事变革的大讨论，相关理论研究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从此，美军着手研究“如何打赢下一场海湾战争”，把“空地一体战”发展为“全维一体战”，继续强化空中力量，努力保持信息优势，完善超视距作战手段。1993年，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了第一本研究新军事变革的理论专著《军事技术革命》。1994年以来，美国国防部、各军种和有关研究机构多次举行以新军事变革为主题的学术研讨活动，至今仍经久不衰。通过热烈持久的学术研究和讨论，形成了诸如“数字化战场”、“网络中心战”等一系列新观点、新构想，把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军事变革概念注入美国防务决策层，极大地启发了决策圈的新观念和新思考。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和研究，美国防务决策层在理论上对新军事变革的认识达成了基本一致，从政府到各防务政策机构积极探讨对策，并在美军建设的各个层面展开全方位、多层次、大纵深的新军事变革。美国防部、联合参谋部和各军种先后设立了诸如“军事革命高级指导委员会”、“数字化办公室”、“部队转型办公室”和“高级行政委员会”等多个专门指导机构负责新军事变革的总体规划和具体政策。二是以理论为先导，把握军事改革的方向。理论是行动的先导。美军历来十分重视军事理论对军事改革的指导推动作用。80年代初，美军提出了“空地一体战”理论，并以这一理论为指导，牵动军队改革不断深化，于1983年前后，先后更新或研制了大约100～150种先进的武器系统，并按照这一理论的要求，对部队军事训练大纲和训练法规实施全面改革，建立了“战斗实验室”和设置了“路易斯安娜演习”，并充分利用现代模拟技术和实兵演练，检验、发展和完善军事理论、训练理论和武器装备。进行入90年代，美国分析了即将面临的国际环境，结合新军事革命所提供的条件，对未来战争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全维作战理论”。这一理论是随着1993年版FM100—5号野战条令而正式公布的，以取代1980年确立的“空地一体战”理论；1994年8月，美陆军又颂发了第525—5号手册，题为“21世纪部队的作战—21世纪初战略陆军全维作战发展构想”，对“全维作战理论”做了进一步完善，与此相对应，美军以这一理论为指导，对其训练内容、方法等进行了全面改革，并于1998年颁发新版作战纲要。在创新作战理论方面，从“2000年空地一体战”、“陆、海、空、天、
电一体作战”、“2010年联合构想”、“2020年联合构想”到“快速决定性作战”理论用于实战，完成了几个从概念到实验、从理论到实践的创新周期；在部队编制方面，从“21世纪部队”计划的提出，到建立战斗实验室、实验数字化部队，再到建成第一个数字化师，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三是争夺信息战的制高点，谋求信息化训练发展。未来战争将由打“钢铁”转向打“硅片”，由打“物质”转向打“信息”。信息时代的战争，制信息权是赢得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自80年代美军提出信息战理论以来，美军围绕这一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和演练。美国国防部专门成立了5个工作组，集中研究如何进行信息技术改革，争夺未来战争信息战主动权，建立了专门的以研究信息战措施为主要内容的6个战斗实验室，并进行了多数模拟信息对抗演习，促进了美军训练改革向信息时代发展。1996年，美军又成立国防信息管理学校。为争夺信息战的主动权，美国国防大学成立了“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信息战与战略系”，将为高级军官和地方领导人开设以信息战为主要内容的课程，并在其他院校为在校生开设信息战高级研修班，以培养通晓信息战的人才。在此基础上，美军计划在院校中逐步建立起信息战学科体系。为适应信息战发展，美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提出了“21世纪陆军训练构想”，为下一世纪美陆军的部队训练、院校教学与单兵自我提高和训练手段的信息化制定了全面的规划。这一构想包括“21世纪战士”、“21世纪勇士”和“21世纪勇士网络”三个规划。美军于70年代开始将模拟训练器材应用于部队训练的各个方面。80年代以来，美军更加重视适合于实战要求的作战模拟系统的研制。到目前为止，美军已能够模拟35种武器装备的操作使用和相应的战术演练。目前，美军正在实施“西奈工程”、“远距离教学”、“高级作战实验”等新的模拟训练手段。被美军称为“21世纪部队训练方式”的虚拟现实摸拟方法，就是一种高级计算机模拟技术。美军第82空降师和第7步兵师的部队，都定期到美军欧文堡国家训练中心进行不同规模的作战演习。据美军统计，仅欧文堡国家训练中心自建立后已为陆军训练了10多万具有沙漠作战经验的部队。美军已建立了一个专门用于军事训练的电视网，该网包括250个地面接收站和21个地面中转站，每年可播放2000小时的军事课程，学员和教员可在电视网内对话，进行学术交流。
三、重视现实课题研究，特别是预测性、超前性研究，强调理论创新，总结战争教训
美军事理论研究机构的研究范围各有宽窄，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十分重视重大现实课题研究。军内研究机构所研究的课题通常是国防部、参联会目前所关注的重大问题，或者是各军种的部队建设和作战急需解决的问题。以美国陆军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为例，该所2000年的研究课题共列113项，其中属重大而紧急的“一级优先课题”为26项。包括：“塑造、反应和准备”战略的各种替代战略及对陆军的影响；陆军如何改革才能加强国家安全；美陆军在塑造国际安全环境中的作用；如何调整美军的核心能力才能适应国家军事需求；巴尔干半岛的未来安全和美陆军的潜在作用；大规模武器在东北亚和西南亚的扩散等。从这些“重大而紧急课题”的立项看，该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为国家军事决策和战争准备服务的方向性很强。美研究人员认为，军事理论研究重点应放在对未来军事斗争走向和发展规律的预测上，只有如此，才具有现实意义。美军事理论研究的预测范围很广泛，包括战略环境、世界和地区安全形势、冲突热点等，但主要是战争和威胁预测。有了这种超前性的宏观预测，便可提出未来战争的总体构想和作战理论，并据此规划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使所建设的军队更能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超前性研究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预测，其时间跨度分别为5～10年、10～20年、20～40年。以美军的作战理论为例，在《2010年联合作战构想》中，美军强调发挥信息和技术优势，借助新的概念、新的编制和新的武器系统，实现优势机动、精确打击、全维防护和聚焦后勤等新的作战指挥思想，为未来的美军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非
接触战理论、网络中心战理论、数字化部队建设和作战理论等一系列全新的战略理论陆续出现，各种制权理论被不断翻新和融合，这些新的战略理论既是新军事变革催生的产物，又为新军事变革的深入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随着新军事革命的深入发展，美国还会进行新的战略调整，并促进国际战略格局进行新的整合。在“快速决定性作战”构想的总框架下，美军各军兵种提出了各自的军种作战构想。如：“陆军目标部队”构想、“空军航空航天远征作战”构想、“海军网络中心作战”构想、“海军陆战队由舰到目标战役机动”构想、“特种作战部队2020”构想。这些作战构想是“战略瘫痪论”思想在军兵种层级的运用，是“快速决定性作战”构想的具体化，是美军新作战理论的支柱性内容。应该说，“着眼未来设计未来”的创新方法和定量与定性、研究与实验相结合的“螺旋式”理论生成方式，也是美军作战理论新一轮更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美军的“非线式作战”理论、空地海天一体化作战思想，都是在对未来作战进行预测性研究后提出来的。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军着眼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发展，先后出台了《21世纪陆军》、《21世纪部队计划》、《2000年空地一体作战理论》和新版《作战纲要》；着眼高技术条件下联合作战和信息战的需要，先后出台了《2020联合作战构想》、《信息战理论》，并于2000年6月19日对1996年提出的《全球参与》战略思想作了修正，提出了《全球警戒、全球到达、全球力量》新的战略思想，于2001年1月又提出了《网络中心战》、《行动中心战》等超前性理论；2002年，针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变化，美军将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地区，将反恐怖战争列为重要战略议事议程；2003年，美国针对国际形势的发展，提出了先发制人战略和网络中心战、快速决定性作战战法，并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在战例研究方面，美国着眼总结教训，寻找战略失误，再总结成功经验。例如，美国国防部一直在对越南战争的失败进行总结，他们反复研究当初强大的美军为什么会在小小的越南战场吃尽了苦头，以至于最后陷入战争的泥潭，并把越战研究作为军校学员的必修课，把失败当作经验进行温故而知新，开展失败教育。海湾战争结束后，一些国家纷纷总结多国部队的成功经验，吸取伊拉克消极防御的教训。而美军许多决策者却把主要精力用在总结教训和发展理论上，先后出台了海湾战争情况报告。科索沃战争结束后，美军出台了《科索沃战争内幕和教训》一书，总结了战争中为什么会发生平民误炸事件和战略指导失误等方面的教训，而对成功的经验却很少谈起，其中包括美国的一些新闻媒体也是如此。在打击阿富汗塔利班之前，美军预先对苏军当年陷入多山之国阿富汗的泥谭进行专门分析研究，从中找出成功之策。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陆军总结伊拉克战争的教训，并出台了伊战研究报告：其中美军认为伊拉克人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统统都无能。伊拉克人发动了几次有组织的反攻，并在有的情况下设法躲过美国的侦察。伊军值得注意的成功包括2003年3月23日的两次事件，这天被称为自开战以来美军最黑暗的一天。伊战中，美军先发制人战略的风险也暴露无疑，如陆军给养部队没有跟上向巴格达的快速推进。有时部队不得不到处搜寻食物、燃料和医疗用品。有的情况下，他们向其他部队借。研究报告还指出美军在城市战中暴露出来的训练和装备方面的弱点，等等。
四、充分利用创新机构，强化军事理论创新研究的交流与合作，创造宽松的军事理论研究环境，积极进行试验与演示，消化、深化研究成果
在军事理论研究的交流与合作方面，美军主要采取以下方法：一是提倡军内各单位之间合作。对各军种普遍关心的问题，三军种采取多种形式合作研究，研究成果共享；二是鼓励军地合作，在研究战争与和平、国防经济、国际政治等基础理论问题时，吸收地方研究人员参加；三是注重与外国进行交流。美军与外国的地方和军队进行学术交流相当频繁，而且形式多种多样。如派人到国外参加安全与军事问题研讨会，邀请外国军事问题专家来美讲学或进行客座研究，在美军院校中招收外国军队学员，派美军军官到外军院校学习等等。以
美亚太安全研究中心为例，它们自1995年成立以来，共组织了39次学术研讨会，有56个国家的2500人参加了会议。2000年，该中心举行了12次关于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学术研讨会；四是合作研究时注意人员的知识、专业合理组合。例如，兰德公司研究员所从事的专业就非常广泛：政治、历史、国际关系及相关学科的专家占14%，教学、运筹学与统计学专家占14%，行为科学、教育、心理学、社会学及相关学科专家占14%，经济学家占13%，工程学专家占10%，政策分析人员占7%，法律与商学专家占5%，计算机专家占3%。此外，该公司每年还从陆、海、空三军中聘请一定数量的高级军事人才参加研究工作。美军军事理论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也在不断改进中。目前，美军采用的主要方法有：需要建立理论模型的“教学模拟”法，需要在战斗实验室进行检验的“战斗试验”法等。现在，研究人员已普遍使用计算机作为主要的研究手段，这些计算机与全国、全军的研究机构和国外的研究机构联网，研究人员可随时调用自己所需要的文字、声音、图像信息，甚至还可以利用计算机，通过国际互联网与外国研究人员直接交流学术观点。在军事理论研究中，美国不设禁区，对任何问题都可进行开放式讨论，因而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在某一个时期，在一种主流军事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同时，还有五花八门的非主流军事思想。主流军事思想是自然形成的，非主流军事思想变为主流军事思想也不是由统帅机构或什么人主导的，而均是军事行政机构、军事院校系统、民间思想库和军事媒体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有宽松的环境，无论是美国各级军事领导者，还是军事理论研究人员或军事技术人员，都致力于在自己的任期内或工作领域中开拓前进，有所创新、有所建树。军事理论创新一般分为三步：一是提出概念、建议或理论；二是进行理论论证与试验；三是落实验证后的概念或理论。例如，陆军、海军、陆战队、空军正在分别实施“陆军试验战役计划”、“舰队作战试验计划”、“海龙试验”计划和“远征部队试验”计划。为了进行演示与试验，美军先后建立了22个作战实验室，其中，参联会2个、陆军10个、海军3个、陆战队1个、空军6个。把在军事理论创新中提出的、没经过论证试验的新概念、新思想写进军事法规或权威性文件，以便使其得到贯彻执行，切实发挥作用。例如，美国会及国防部组织40多名高层次人员实施了近3年的研究与论证，进行了大量理论创新，提出“扩大文官职权”、“加强参联会主席作用”、“设立联合勤务军官”、实施新“联合作战”和“联合勤务”等建议，并把这些建议纳入“国防部改组法案”，于1986年被国会通过，成为“1986年国防部改组法”。该法律对推动美国防现代化建设，打赢海湾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近年来，美国防部和参联会为设计国防与军队建设的长远发展，制定了一些国防长期发展规划，如1997年版和2001年版《四年防务审查》报告、1996年的《2010年联合构想》和2000年的《2020年联合构想》等。美国的很多军事创新成果都写入了这些重要文件，如“目标部队”、“军事能力向非国家主体扩散”、“前沿威慑”、“风险管理”等新理论概念。
现代模拟技术助推军事理论创新
孙兆利李宗海
2011年11月14日11:0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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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曾经说过：“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而军事理论的发展往往是通过对新的作战方式进行总结实现的。以往科学技术对军事理论发
展的影响似乎是通过先进武器装备的运用间接起作用的，但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科学技术越来越直接地影响着军事理论的创新，尤其是现代模拟技术的运用，正在悄然改变着军事理论研究的模式。
实验室中上演战争“预实践”
军事理论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科学。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战争形态较以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军一贯强调在军事变革中发挥后发优势，实施理论先行，提出一系列紧扣时代发展的军事理论。但这些理论既没有经过战争的检验，也没有经过充分的科学验证。作为一门实践性极强的科学，如果缺乏充分的实践依据，形成的理论成果所能起到的引领作用恐怕十分有限。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我们在理论研究上过多地沿用了过去那种思辨型的研究方法，还缺乏像数学、物理学、逻辑学和实验学等现代自然科学这样的科学基石的支撑，在定量研究、科学实验和理论体系的严密程度方面还相当薄弱。
20世纪初，英国工程师兰彻斯特第一次采用数学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战略问题，为战争研究开创了定量化分析的先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武器效能分析为基础而产生出来的军事运筹学，将战争的研究提高到了模拟实践的层次。在上世纪后期，许多发达国家纷纷建起了“战争实验室”，科学研究方法开始发挥重大作用。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就曾经说过，作战模拟技术“实质上提供了一个‘作战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利用模拟的作战环境，可以进行策略和计划的实验，可以检验策略和计划的缺陷，可以预测策略和计划的效果，可以评估武器系统的效能，可以启发新的作战思想”。运用作战模拟方法，可以多次便利地重现作战指挥活动的过程，放大思维的时间和空间，找出适应于新时代的军事斗争规律和军事指导方针。
模拟仿真被认为是继数学推理、科学实验之后，人类认识世界的第三种有效的途径，对像战争这种非常复杂又不可重复的特殊事物，更是具有重要的意义。模拟技术在现代经济学领域己经得到广泛应用，近几次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是因为构建了经济模型，利用其模型产生的相关经济学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验证。利用战争模拟技术创造出来的“虚拟实践”方法，也同样可以帮助我们改变以往研究军事问题的困境。我们可以通过战争模拟系统，学会“从未来中学习战争”，进而发展出更加符合实际的军事理论。而这个“未来”，就是在战争实验室中创造出来的，也就是以现代军事理论、军事运筹方法和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对未来战争的模拟。通过战争实验室，可以反复研究某一战争问题，反复验证某一军事理论的可行性，而不必像实战演习中那样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有人预测，未来的军事理论研究乃至军事战略制订，将有很大一部分从战争实验室中产生，这些理论所依据的除了历史数据和经验外，更多的可能是战争模拟系统创造出来的虚拟战例。基于相对科学、客观的模拟，战争实验室也将因此成为和平时期产生和验证未来军事理论的基本场所。
以战争模拟寻求军事理论新突破
战争模拟对军事理论的发展至少能够从三个方面起到促进作用。
一是反映情况真实。实兵演习拘于条件限制，很难反映战争的真实场景，而设有预案的演习更是限制了双方指挥员的思维，使主观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难以显现。战争模拟通过广泛采集数据，建立对抗模型，设置的战争环境十分逼真且具有对抗性的特点，整个过程
与实战比较接近。因而，其结果能够真实地反映未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这就为军事理论研究提供了最为关键的实践支撑，使理论的发展与实际需求紧密地结合起来。
二是可以促进思考。模拟战争的过程可以促进参与者主动地进行思考。如果参与者同时还参加了模型的构建，提出了具体目标，选择了决策准则，设计了想定和假定条件，把自己的想法深深地嵌入模型中，引起的思考就会更加深刻。通过深入研究决策方案的实质，对比各种替代方案的可行性，可以揭示战争态势的量变过程，判定由量变到质变的界限，进而发现、比较、验证新的理论观点。
三是易于分析比较。许多战争过程的分析、战争规律的探索往往要求对研究对象进行反复全面的比较和分析。如检验武器系统、作战计划或兵力结构方案在各种情况下的效能，用以比较各种备选方案。要满足这样的要求，只有在可控的战争模拟条件下输入多组不同的假定和前提条件，进行多次反复的模拟才能做到。
利用战争模拟方法研究战争，创新军事理论，在许多军事强国中已经变成了现实，并逐步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趋势。美军对于运用现代模拟技术发展军事理论已经驾轻就熟。其海军提出的“网络中心战”、空军提出的“全球参与”战略、陆军提出的“后天的陆军”等理论，无一不是经过了大量的战争模拟研究。事实证明，这些战争模拟在近十余年美军主导的几次局部战争中发挥了关键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模拟技术的运用使理论先行从“神话”变为了现实。
战争模拟技术的引入不仅推动了军事理论的发展，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研究思路：军事理论研究工作不能只是执著地在历史的故纸堆中寻找现代战争的灵感，更不能单纯根据以往的经验确定未来作战中的战法，而应该通过方法的创新尤其是大量先进科学方法的嫁接来寻求新的突破点。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研究生院）
“战略与策略实验室”——系统动力学（systems dynamics，SD）及其军事应用介绍
一、系统动力学是什么
系统动力学是五十年代末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史隆管理学院福雷斯特教授开发创立。它是以反馈控制理论为基础，以电子计算机模拟技术为手段，研究复杂系统动态行为的系统工程方法。其通过系统流图和DYNAMO语言描述系统，对应建立的是描述系统的微分方程组，而后通过离散数值模拟求解：欧拉、龙格-库塔，得出系统的状态解和时间解。
二、系统动力学的若干观点
1.关于系统的最优解
SD认为没有必要去追求复杂系统问题的最优解。因为一般地讲，只有在简单系统问题中才存在最优解。
2.关于变量定义与数据
有一种观点认为，模型中的变量只限于那些已被人们确认者。其实不然，原先尚未被定义过的变量，后来被人们加以定义而成为模型中的重要变量的并不乏其例。关于数据，有一种观点认为，模型中的变量必须是那些可获得时间序列数据者。事实并非如此，系统动力学认为，固然凡是对系统的行为有重要影响的变量都应划入模型界限，但对那些尚未收集到可靠数据的变量，可根据系统的实际情况作出合理的估计或猜测。
3.关于结构与参数的准确度
系统动力学认为模型结构的正确与否，远比参数的准确度的高低重要得多。
三、系统动力学的研究步骤
分为五步:
1. 确定系统目标。包括:明确用户的要求、目的和弄清系统所要解决的问题；划定系统边界，分析系统与环境的关系分析主要矛盾与选择适当的变量，确定内生变量、外生变量、输入量和政策变量；描述与问题有关的系统状态，预测系统的期望状态，观测系统的特征；
2. 系统的结构分析和因果关系分析。描述系统有关因素，解释各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画出因果关系图；隔离划分系统的层次与子结构，重点在于分析系统整体的与局部的反馈关系、反馈环路及它们的耦合；估计系统的主导回路及其性质与动态转移的可能性通过观察反馈环的相互制约关系，制定控制系统的政策；
3. 建立SD模型。在因果关系图的基础上，绘制流图；建立数学方程、描述定性与半定性的变量关系；最后构造方程与程序，并对模型作初步的检验与评估；
4. 计算机模拟与政策分析。对程序赋予原始数据及政策变量，在计算机上模拟实验。绘制结果曲线图表，并调整数据，反复模拟实验；
5. 结果的分析评估与模型的检验。对模拟结果进行分析，如果不满意，则修正，如先分析是否程序有错，是，则修改模型程序，再模拟；若否，则向流程的上一步分析查找。以此类推，直至满意为止。在反复模拟与分析的基础上更深入进行模型检验。剖析系统的问题；寻找解决问题方案并尽可能付之实施；获取更丰富的信息发现新的问题与矛盾；修改模型修改程序，包括结构与参数的修改。
四、系统动力学的军事应用——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的作战模拟
运用数字量化式、裁决式和智能式计算机模拟，虽然可以对战略、战役和战术上不同层次的军事活动进行模仿实验，但这种模拟往往陷于细微末节的详尽描述，使得模型过于庞大复杂，既降低了敏感性，又未必能增强其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