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二
第三单元中央与地方关系基本制度
5、中央与地方关系基本制度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生导师辛向阳研究员指出，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就应当正视中央与地方关系出现的新变化。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体现在各地方发展的失衡、以及央地关系的复杂性。同时，辛教授认为目前在央地搏弈过程中，又出现了许多强大的国有企业的背影。这背后诸多力量的角逐，也是不容忽视的。同时，现在很多省经济实力很强，这些经济实力的变化使得中央与地方关系，尤其是中央在对地方的调控力度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针对以上这些问题，辛教授提出了自己的几点对策：首先，以法治的力量来推进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进程。其次，当下要建立事权与财权研究的评估机制。再次，区域制度化、组织化向区域法治化进程转化。要在区域发展的前提下，理出一条法律规制的程序与道路，形成一套法律的机制与规则。最后，要处理好几对关系，一是财权与事权的关系、二是垂直与扁平的关系、三是党政关系、四是民主与共和的关系。在处理这些关系的问题上，国际上有一些好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鉴，当前研究央地关系对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是有极大的重要意义的。
厦门大学社科处处长、博士生导师朱福惠教授回应了辛教授的发言，同时结合自身厦门特区的实际，论证了央地关系的复杂性。朱教授提出政治公共管理学中的一些研究方法与手段也是值得借鉴的。
6、中央与地方关系立法制度
中央党校封丽霞教授认为地方立法的第一个价值在于拾缺补遗。第二个价值在于创新。中央立法的立法成本比较大，地方立法的成本相对而言是比较低的。第三个价值是立法民主价值的实现。通过地方立法，在地方立法的小单元中，公民的参与才能变成可能。与此同时，封教授也指出了地方立法存在的一些问题：一是立法的重复性现象比较多，另一个就是立法的“先行先试”问题。象上海浦东、天津滨海，这都存在
一些先行先试的问题。面临这一问题，有很多法律上的困惑。有试验就有风险，失败了风险由谁承担?封教授为这一系列问题都值得学者们去深思去研究。
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杨小军教授认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很多方面是政治学与宪法学的问题。封教授对三十年的成就与几个问题的梳理是非常中肯与有见地的。我国存在的特殊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与我们的国情有关。我们的党是靠革命取得的胜利，而不是靠民主选举而产生，所以相对而言不符合一般意义上的民选政府的概念。这也造成了一个问题，地方官员主要对上负责，而不是对选民负责。另外，杨教授还指出目前比较突出的财税体制的问题，地方的财权、事权不匹配问题。
7、自治区自治条例出台难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潘弘祥教授解释了自治区自治条例出台难的原因。认为自治区自治条例的出台就涉及央地关系问题。中国是典型的行政化的分权方式。这种行政化的分权方式在中央集中垄断之后，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会使得中央与地方关系很难按宪法所规定的模式来运作。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的倾向，中央一旦拥有权力的话，就不会轻易再把权力下放到地方。潘教授认为要改行政化的分权方式为立法化的分权方式，使得国务院不在分权模式中占主导地位，让立法机关在分权模式中占主导地位。此外，还要建立起民族地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田艳副教授指出自治区自治条例出台难的最为根本的问题就是中央与地方关系
没有遵循法治化的道路。自治区自治条例在出台前法律上是没有规定要报国务院各部委征求意见的，但是在实践中却每次要征求各部委的意见的，所以一征求意见就遭遇各部委的反对，遇上了“审批难”的问题，一直不能出台。同时，田教授还认为现有自治条例的质量不高，很大程度上都是对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抄袭，自治条例的质量低下导致不能有效的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最终不利于推动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经济的发展。
8、论地方立法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王锴副教授采取了曲线救国的策略，从讨论地方立法权转而来讨论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的问题。王教授认为对地方立法权这一问题的研究十分重要，它有助于更加明晰央地权限的划分。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曹旭东认为学者们似乎限于法律的框架之中来看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这个问题，中国需要在法律与政治关系的角度看，中国政治架构不是法律问题，政治问题是前提问题，探讨中央地方关系首先要考虑政治上的前提和可能性问题。中国共产党的角色没有转换完成。提出要打破法律框架，从更高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
国务院法制办青锋司长认为要从实际出发，注重中央和地方究竟存在哪些新变化。同时，在实践中，立法主体的增加很有限度，要用非常严格的程序进行控制。不能以领导人的意志说了算。行政化分权转变为立法方式分权值得讨论，尤其涉及到自治区自治条例问题。比如很多学者都提到的国务院放权问题，这其中更多的是涉及到利益博弈的问题。对于地方立法权更应多关注合理性。同时，青司长认为讨论立法基本制度问题，目前现状需要关注，立足现状更有说服力。对于，通过行政区划的变更带动经济发展问题。这涉及一个成本问题。最后，青司长呼吁建立中央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模型。
第四单元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建构
9、民族地区财政权研究
湖北民族学院院长戴小明教授就民族自治地方(地区)财政权这一问题进行了四个层面的描述：
首先，财政权是民族自治地方的宪法权利。现代宪政国家的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因此财政权成为宪政重要内容，也是限制政府的一种方式。关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权相关法律主要有：我国宪法117条，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权规定;预算法第32条;民族区域自治法62条关于财政转移支付的规定。
其次，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权的层级是与我国目前实施的民族自治体制相对应的，主要有四个层级：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自治乡。其中主体是前三个，最后一个是补充。
再次，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权的现状。首先，对自治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利的重视不断加大。其次，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权利不断增强。这种增强主要体现在经济实力的增强与转移支付的加大。但是这种增强仅主要体现在自治区、自治州，而自治县的财政能力却基本没有太大变化。
最后，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权的困境。第一、从经济基础的视角上看是财政薄弱，自给能力差，制度规则与潜规则同时并存造成了不同层级的自治地方财政能力的差异;第二、制度规则视角上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很不规范，缺少公正性、公开性、规范性这三个法治环境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特征;第三、基层财政主要是保吃饭、保生存、保稳定，财政能力很有限，甚至情况比较差。
戴院长认为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建构应当从地方出发进行试点，同时完善现行的财政转移制度是最好的突破口。并且，政治家与学者之间在认知上是存在差异的，不进入实际中不能了解实际的情况，这就需要考验我国政治家的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博士生导师陈云生教授回应戴院长的发言，认为戴院长从财政这个角度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制度进行的梳理，是非常必要的。戴院长提出的困境非常重要，也指出了解决困境的道路。陈教授认为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建设不易展开，而民族自治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则更容易展开，容易达成目标。同时，作为解决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权问题的一个思路是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但是这种制度容易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造成障碍，因为“吃皇粮”的思想并不能提升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积极性，西方国家的经验即使明证。如何提高自治地方的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是值得学者们思考的重要问题。
10、完善我国中央与地方法律冲突调节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刘海波副研究员认为一旦不同法律之间出现了层级冲突有两种解决方法，一个是政治层面，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是司法调节，选择性适用，就是在案件中是否适用。如果发现抵触，地方性法规和法律冲突，逐级报请全国人大常务会。同时，刘教授还提出要完善我国既有的审查制度，而不是建立权威的抽象审查，只有建立判例制度，依靠立法和司法的双轨体制，调节央地关系，才能真正实现法治化。
中国政法大学王建勋副教授同意将法院的介入作为解决法律冲突的一种方式。但是，王教授提出如果单纯只采取由法院审查地方法规是否与中央法律抵触，这是完全不够的。因为，如果中央法律法规本身就存在问题怎么办?王教授认为，更重要的是法院应当有权利根据宪法或宪政原则、精神对中央制定的法律法规进行审查。因为，实际在我国，很多中央法律都是有问题。如果不能突破“法院仅仅只能通过选择适用法规的方式来实现调节作用”，不能给予法律违宪审查权，那么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是无法真正实现的。
1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高度地方自治与高度中央集权的困境
云南大学法学院沈寿文副教授认为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主要方式就是分权。我国当前走了两个极端，第一个是特别行政区的自治权，第二个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的自治权。国际社会上的“自治权”主要体现是如果中央侵入地方自治范围事项，地方可以诉诸裁判机构，反之亦然。而我国的自治权是说其他地方没有，而当地享有的权利。因此，我国的自治与国际上的自治概念是不同的。沈教授还提出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切入点是必须的，这一制度实质是我国国家权力配置的问题。对这一制度主要考虑的是其设置上如果回归宪法文本的话是否存在问题。如按我国当前宪法及法律规定，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方面是作为塑造政权组织形式的制度，这是横向层面的表现，实际上呈现的是一种一权独大的体制。另一方面则是作为塑造国家结构形式的制度，这是纵向层面的表现，实际上蕴含地方自治的内容。
所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种高度地方自治的制度设计，却被生硬地植入一个注重高度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中，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制度上的困境。因此，重新审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必要的。
中国人民大学王建学博士后认为，中央与地方关系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应然层面，第二是规范层面，第三是实然层面。法学家应该在第一与第二层面之间，特别应当重视对法律文本的规范分析。王建军提出是否能从宪法规范层面对中央民族大学英文名称的改变分析?同时，我国宪法在分析中央与地方关系之中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是否有指导作用?同时，人大在宪法文本中是否真正存在“一权独大”的现象也是值得探讨的。
12、地方治理的本土资源
苏州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杨海坤教授主张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一、从村委会开始把社会权利发展起来;二、加强党内民主;三、地方制度应当创新，不要害怕多样化;四、特别警惕部门、地方集团利益的扩张，警惕垄断利益对中央的影响。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杨伟东教授认为认为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是建构性的，就从解放思想，从自治开始，改变央地关系，很重要是提出多样化，提供思路。但多元化的起点是什么?本土资源应放在何种位置?在大的框架下，单靠地方发挥资源，作用很有限。组织部长学习发言，公推直选，问题就是，提倡地方创新，但整个控制权在中央。所以应该充分给地方空间，否则永远是空盘。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张树义教授指出现在考虑央地关系，需要考虑联邦制问题。危险境地，群体事件，此起彼伏，对任何政权都很危险，极端事件如成都的房屋拆迁案引发的自焚案。这对政权一个极为危险的信号。张教授认为大国没有一个国家，搞集权是成功的。我国需要考虑联邦制，经验上，理论上都成立。自治、联邦就是从人性来的。自己事自己做主。基本人性。从这里升华出个人自主，超过个人范围，就是资源合作，然后市政自治，在此基础上，才有公共权力。从下到上，在人性基础上建立起了国家。从上到
下，蔑视人性，不符合人性。我国社会转型，要回到原点，如何建立符合人性政治体制?永远要有明确战略目标，那就是奔向联邦制，这是最为根本的指导。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姜明安教授认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主要体现为权力配置上，包括人权、财权、事权、人权的配置。姜教授指出：首先，央地关系只要有法律的规定，就是法制化。其次，不但有法律制度的规定规定，还要有其它的制度为支撑。第三就是价值的判断。要有判断的标准，强调达到合理的配置。一种是从下到上的配置，还有一种是从上到下的配置。存在这两种的配置方式。还有是央地在动态的搏弈，最后姜教授认为权力按一种模式配置，更要注重权力的保障机制。一种是权力机关来保障，一种是司法机关来保障，都要有完整的机制。并且由法律来保障，唯有此，才能真正的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问题。
自由讨论
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周叶中教授认为研究央地关系法治化，首先要明确为什么有关系，这种关系是什么，其实质是什么?其实然是什么，应然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是央地关系的基础。央地关系的内涵是权力配置关系，其实质是利益关系。基础问题的视角应当是研究的基础。央地关系法治化的研究应当以宪法文本为基石，但是，宪法文本在我国当前央地关系中是否起到了作用，其构建的体系在实然中是否得到实现。因此，宪法文本的适用是值得研究的。
总结
陈斯喜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
陈主任认为这个会议开得很有特点，会议很紧凑，四个单元，加上发言人、评议人、主持人的发言，效率很高。同时，也表现在讨论的问题很广泛，今天是开小会研究大问题。讨论的问题包涵了整个央地关系的方方面面，具体到立法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地方自治制度。第二个特点是务实理性，问题意识比
较强，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环环相扣。国情意识很强，结合中国特点来谈论，针对性很强，建设性也很强，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空对空。第三个特点是思想比较解放，畅所欲言，言无不尽，都敞开思想来谈。涉及到宪法能否修改，单一制体制与联邦制体制的问题，在讨论过程中有目标性的问题，又有路径的选择。同时陈主任也指出需要进一步要深化这个问题的研究，有几个方面要注意：第一是要注意研究这个问题的前提条件。首先是党的领导方式的改善。如果党的领导方式不改善，就不能达到科学治理国家的问题。第二个前提是政府职能的转变问题。如果政府职能不转变，在这里空谈央地关系就没有意义。第三个就是我国法治要有比较大的推进，法治要有比较大的进展才能推进央地关系的研究。第二个问题就是地方层次如何合理化的问题。现在的层次比较的乱，从中央到村总共是六级，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最多的，六个层次是从来没有的，这么多的层次的情况下要合理的划分央地关系就非常难。这是必须要正视的问题。在省以下怎么样使之层次合理化，这是仍需解决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地方政权体制怎样合理化。在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地方可以考虑多元化的政权形式。第四个问题是权限划分模式如何合理化。统一模式、一种模式来划分，可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地方分权可以有所区别，不同的地方可以给予其不同的权力。这个问题以后要深入研究。
我爱你@@
2011年7月（总第282期） 法制与经济 FAZHIYUJINGJI NO.7，2011 (Cumulatively，NO.282) [摘要]近现代国家市民社会形成以后，要求的是追求自由、平等、公平的市场经济，而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和非市场化，阻碍了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就法律制度建设而言，至关重要的乃在于立法、司法、执法等。本文旨在针对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观点,以便于使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路程走的更好。 [关键词]市民社会；法治现代化；普适性 一、中国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产生于西方文明，是人类智慧对法治建设的重大贡献。中国法治现代化亦在不断的建设和完善过程中，然而，由于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存在先天性的经验不足以及中国国情的影响和限制，存在了诸多的问题和阻碍，现就其原因进行浅析： 首先，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和非市场化，阻碍了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公民的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法治现代化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出现了真正的“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起源于城市里的自由民，而城市里的自由民就是由商人阶层组成的新兴资产阶级。①原有的贵族和封建主为主导的社会被打散，取而代之的是由平等的人组成的，在商人之间的没有土地依附关系的一个自由民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现代法治的内核是民主政治，而现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现代商品经济的产物。因为经济上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派生平等观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 其次，计划经济强烈的行政命令性，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近现代国家市民社会形成以后，要求的是追求自由、平等、公平的市场经济，而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以行政指令连接起来的社会生产活动缺乏对现代法治的社会需求，现代法治社会的建构与实现，其基本前提就是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同步进行，而法治变革则贯穿于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建设过程的始终。②离开了民主政治，所谓的现代法治不仅难以建立，而且即使从形式上建立了现代法治 模式，其在社会生活中也会出现扭曲、变形、走样甚至形同虚设的情形。没有民主政治作前提，法治从产生、运作到实施，整个过程便不可能做到科学化、合理化，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现象便不可能完全消除，依法办事原则便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同样，没有市场经济作基础，公民的平等、权利、自由等现代法律意识便无法培育，社会主体的个性便无法真正得到解放。中国古代儒学对等性人伦大多只停留于理想人格的局面，而至现代法治社会亦然绝不是也不可能仅靠法治变革就可以建立起来，它事实上是在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法治变革的不断发展和成熟中不断成长起来的，具有强烈的阻碍性。 再次，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阻碍了法治现代化进程。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和法治理论，无论是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还是主张以“礼”治国的儒家，无一例外都主张君权至上，其理论的中心就是论证如何治民，维护封建统治，巩固君主万世一系的家天下。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化的集权体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了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刑民不分的法律体系， “刑不上大夫，法不下庶民”的刑罚制度，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观念，惧讼、厌讼的民众法律心理等等均阻碍了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进程。③虽然近代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也曾出现过呼唤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变革的支持，在中国始终未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法律制度。 最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西方国家主要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治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发展的计划也会毁于一旦。美国学者昂格尔认为， “法治产生于西方而非中国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形成现代型法的秩序的历史条件—— —集团的多元主义、自然法理论及其超越性宗教的基础”。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治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是合乎时宜并符合当代中国国情的。 二、浅谈法治现代化建设的解决办法 法治优于一人之治，实行法治现代化会成为治国安邦的手段，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理了几千年封建伦理社会洗礼的国家来说，实行法治固然会受到很大的阻碍，以下对于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解决方法提出几点建议：首先， “攘外先安内，师夷长技以自强”。就中国而言，现代化的法治要求建立科学合理的法律创制系统，使立法主体能够按照立法的权限和程序，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一般规律来制订相关法律。这种法律体系从形式上来看必须做到体系严 浅谈中国法治现代化之路 郭春生 （新疆大学研究生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46） 158
的关系是一个不可省略的工作。 一、中国法制现代化是一个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不能将其中某个阶段呈现出的特征抽象为法制现代化全部历史进程的本质概括。 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清末法制改革：清末修律是清末法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中国传统法律进行了重大而深刻的改革，引进了近代的法律思想、原则，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发展，在中国法律近代化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刻影响。二、南京临时政府：主要从法律上确认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以“去专制之淫威，谋人民之幸福”，“人权神圣”为中心，颁行了一系列反映革命主要精神的单行法律、法令。三、南京国民政府：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原则，对司法制度进行了改革，完成了司法制度的近代转变。而最终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基本法典的《六法全书》的出现，其六法体系最终建立，标志着近百年的中国法律的近代化的最终完成。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由传统法制向近代法制的转型过程，是在法律领域的一场历史巨变。法制现代化始终会受到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发展的影响，因此法制现代化既是一个复杂、迂回曲折的发展过程，也必然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所以研究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制现代化时，必须从其社会和法制发展的总体趋势和本质特点来把握，不能以偏概全，用某个阶段的特点替代整个进程的总体型态。譬如，晚清时期中国法制现代化几乎等同于西方化，但我们不能以此为理由就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整个过程等同为西方化。 二、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外源性特征决定了这一历史进程之始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西方化形态。 按照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要实现中国法制的现代化，就必须按照近代法制的基本标准来开展本国的法制改革；而由于本国传统法文化中近代法制文明要素的阙如或发育不够成熟，也就只能从已基本实现法制现代化并有成功经验的西方社会中引入。这是中国法制现代化之始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西方化的根本原因。无论是清政府“参酌各国法律”、“务期中外通行” 的变法谕令，还是沈家本“折冲樽俎，模范列强” 的修律主张，所表达的都是同样的西方化的法制现代化路线。 这样的路线必然表现在修律的实际成果当中。1、以民法为例，1911年完成的《大清民律草案》不仅采纳了当时最先进的潘德克顿法典编纂体例，还采用了来自大陆法系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亲权、债权、所有权等民法概念，引进了诚实及信用、契约自由、过失责任等近代民法的基本原则，建立了法人、时效等西方民法的主要制度，真正贯彻了法典制定者所提出的“注重世界最普通之法则，原本后出最精确之法理，求最适合中国民情之法，期于改进上最有利益之法”的编纂指导思想。2、以刑法为例，1911年制定完成并予以颁布的《大清新刑律》，采用了西方资产阶级刑法的总则与分则两编的体例，引进了近代资产阶级的罪刑法定、死刑唯一等刑法原则，吸收了诸如未遂、共犯、自首、累犯等西方刑法概念，并仿照西方刑事法制建立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缓刑、假释及主刑和从刑相协调的刑种体制等刑法制度。总之，经由沈家本、伍廷芳、俞廉三等人的不懈努力，终于在中国建立起近代的法律体系和制度，从而开启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征程。 第三、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必然会超脱西方化的藩篱，实现中华法制文明的伟大复兴。 一方面，中国的法制改革之所以显现出一定程度的西方化形态，源于其总体上的外源性。但是，承认总体上的外源性并不意味着否定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着对法制现代化进程起着推进甚至在某些层面的决定性作用的多种因素。自从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经济生活日益活跃，各种经济交往主体地位的平等性日
1500字中国梦的优秀作文：弘扬法治精神， 共筑伟大中国梦 1500字中国梦的优秀作文：弘扬法治精神，共筑伟大中国梦 人生如船，梦想是帆，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梦，把每个人的梦汇聚起来就组成了我们国家的梦，中华民族的梦，因此每个人的梦与国家民族的兴衰荣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我们才能幸福和谐的生活。 现在是"法治"社会、文明时代，"法律"就在我们身边，时刻规范着我们的行为。我们只有学法、懂法，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合格公民。一句话，对于法律，我们必须了解它、学习它、遵守它。 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它是人们的法律观点和法律情感的总和，其内容包括对法的本质、作用的看法，对现行法律的要求和态度，对法律的评价和解释，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对某种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关于法律现象知识以及法制观念等。 古人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而这"规矩"就是"法律"。"法律"是我们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谈到法律，总会给人以神秘、威严、崇高的感觉。其实，法律与道德、习惯、宗教、纪律一样，都在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正是由于这些规范的存在，这个社会才变得有序;正是由于法律的存在，我们的权利才得到应有的保障。作为当代中学生，我们有幸生活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亲眼目睹了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法制进程的突飞猛进，300多部法律相继出台，"依法治国"被写进宪法，多么令人振奋!然而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在我们的成长道路上如何与法同行?有人可能会说：你多虑了，我们还是未成年人，只要不杀人不放火，法律就约束不到我们。我说：不!法律离我们很近。那些轻视法律作用的人，我想是没有真正意识到法律的重要性。有一句人所共知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法律，就是实现正义、体现公平、正确规范人的行为的社会准则。当今这个经济社会，人们在不断地淡化道德意识，甚至有人讨论起一些传统美德是否过时的问题。这不得不促使我们呼吁法律来维护我们的社会秩序。纽约，这个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却是犯罪率最高的
全球化与中国立法发展二 实现享有充分的人权是全人类共同的理想和长期以来的奋斗目标，也是中国立法确认的根本价值。把保障和充分实现人权作为中国立法的观念明确确立下来，是90年代以来立法新发展的成果。过去，尽管中国宪法和其他立法对于公利予以了全面、充分而真实的规定和保障，但是人权这个概念并没有被完全接受。1991年，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第一次正式以国家文书形式全面确认并阐述了中国的人权观念和人权政策;1997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强调要发展社会主义XX政治，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首次以执政党的最高纲领性文件的形式，提出要实行依法治国和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从而把人权这一基本价值引入中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当中，引入到了法治以及立法领域，使中国立法原有的关于保障权利和自由的观念更加明晰化、更加符合国际立法发展的时代潮流。1991年以来，立法的人权观念得以逐步确立，并被贯彻在中国的许多立法之中。如《中华人民XX 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XX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XX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XX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XX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XX国残疾人保护法》、《中华人民XX国妇女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XX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XX国警察法》、《中华人民XX 国法官法》、《中华人民XX国检察官法》、《中华人民XX国律师法》、《中华人民XX国监狱法》等法律的制定，《中华人民XX国刑法》、《中华人民XX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XX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XX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XX国婚姻法》等法律的修改，都体现了中国立法的人权保障观念和内容。在国际领域，继中国批准或者参加了18个国际人权公约之后，1998年中国政府签署了《公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些立法措施，表明了中国对国际人权的进一步认同和对国内人权保障的进一步强化。 (三)区分公法与私法的立法观念
论中国法制现代化 中国于二十一世纪初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中国经济真正开始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潮流.“入世”与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的法制建设尤其是经济法制建设带来巨大的冲击,也给中国法制建设提出了实现中国法制现代化这样一个全新的概念、课题和目标.党的十六大在界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时,修订了原来的"小康"和"四化"概念,提出了"新的四个现代化"概念.(注1)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等一系列的与时俱进的新的理论观念.经济基础的现代化变革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体现现代市场经济的新的意识形态和法律制度的法制现代化的出现和建立是必然的趋势和要求,也是唯一的选择.从实践上看,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保障人民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方针已经打开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帷幕.邓小平是中国法制现代化道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一九九八年党的十五大确立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使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进入更加"自觉"的阶段；二零零一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又进一步使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及全球大多数国家的惯例相比较,中国有了更多的机会借鉴外国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并且进行交流.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及两万多条规则已经成为中国在世界贸易关系中必须遵循的信条,必将极大地影响和决定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和方向.我们已别无选择,而且时间紧迫.探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内涵、外延、实现途径、特征,成为摆在我们面前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本文仅就此进行若干基础性的探讨分析,作为引玉之砖抛出,以求引起争鸣,请求斧正. 一.什么是中国法制现代化 解析中国法制现代化这个概念的内涵,可以从"法制"和"现代化"两个不同的侧面进行.从法制侧面是三层意思:法制化,法制现代化,中国法制现代化;从现代化侧面看也是三层意思:现代化,法制现代化(或现代法制化),中国法制现代化.从法制化侧面解析,基本上(就是说不完全是)从法制发展的历史脉络这个纵的方面来研究的;而从现代化侧面解析,则是社会现代化和现代政治文明的各个方面,从横的方面来进行研究的.从两个方面均可切入正题. (一)从法制化角度解析 用历史角度看,法制化是与市场经济的建立、形成、发展、现代化、国际一体化而出现的国际公认的新概念。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虽然也有法律和制度,但由于没有形成市场经济,基本上是无序的，没有现
全球化时代安全问题的新特点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相互渗透、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这些问题或现象涉及到全球所有国家，这些问题和以往安全问题又有些不同，表现出了一些新特点。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现是当前全球化时代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 关键词：非传统安全问题全球化特点 正文： 从国家产生以来直至冷战结束,传统安全问题(主要涉及军事和政治领域)吸引着 各国政府的主要精力。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就是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传统安全依然突出并有新表现的同时,非传统安全日益凸现成为国际形势的一个 突出特点。文章通过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兴起原因的分析,说明一个严峻的现实:在中国深入研究、切实重视并且认真处理非传统安全问题有着其现实性、紧迫性和重要性。非传统安全是指“人类社会过去没有遇到或很少见的安全威胁”。东南亚金融危机、“9·11”事件、“非典”、印度洋海啸及禽流感等一系列事件,使得金融危机、恐怖主义、传染性疾病、自 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凸显出来,成为既是中国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安全 面临的突出问题。 非传统安全是相对于传统安全而言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由来已久,只是在过去各自相对封闭独立的生存环境中,没有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当代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兴起不是偶然的,是诸多因素相互推进与综合作用的产物。 一、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的时代背景之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作为一种安全形态,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是全球化的一个产物。 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是冷战后非传统安全问题增多、影响扩大并引起国际社会日益关注的重要原因。“全球化是政治的、技术的、文化的以及经济的全球化。”全球化是“一个涉当代国际生活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结构变革和剧烈动荡。”全球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包括政治、经济与文化等诸多方面。全球化的风险主要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快速性和严重性。“全球化的意义尤其在于,它是对传统的国际关系、对国家主权及其他权利、对以国界标示人群活动区别的规则的一种深入持久的挑战。”在全球化进程中,人类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形势与新挑战。全球化使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突出。 非传统安全对国家安全影响的凸显在一定程度上是各国之间相互依赖加深的结果。在
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的备选项中，只有1个最符合题意） 1、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要求，行政机关不得设立任何形式的“小金库”；严格执行( )制度，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必须全部上缴财政，严禁以各种形式返还。 A．收支两条线 B．罚缴分离 C．执法上审裁分离 D．决策上审裁分离 2、我国国家赔偿法的原则是违法归责，下列对违法的含义不正确的理解是：（） A．违法指的是行为违法 B．违法指的是行为结果违法 C．违法指的是违反法律，是一个客观标准 D．行政违法既包括积极的作为，也包括消极的不作为 3、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下面不属于提高制度建设质量方面内容的是（） A．．加大政府管理成效的力度 B．按照条件成熟．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的原则，科学合理制定政府立法工作计划。 C．．改进政府立法工作方法，扩大政府立法工作的公众参与程度 D．积极探索对政府立法项目尤其是经济立法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 4、《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要求法律．法规．规章得到全面．正确实施，法制统一，政令畅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得到切实保护，违法行为得到及时纠正．制裁，（）秩序得到有效维护。 A．经济社会 B．政治社会 C．文化社会 D．生态社会 5、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下列不属于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的是（）A．依法行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 B．必须把维护政府利益作为政府工作的出发点 C．必须维护宪法权威，确保法制统一和政令畅通 D．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6、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要减少行政执法层次，适当下移执法重心；对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生产直接相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主要由( )两级行政执法机关实施。要完善行政执法机关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 A．市．县 B．省．市 C．省．县 D．县．乡 7、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法律议案和地方性法规草案，制定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等制度建设，重在提高( )。
1500字中国梦的优秀作文：弘扬法治精神，共筑伟大中国梦 作文频道XX搜集了1500字中国梦的优秀作文，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1500字中国梦的优秀作文：弘扬法治精神，共筑伟大中国梦 人生如船，梦想是帆，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梦，把每个人的梦汇聚起来就组成了我们国家的梦，中华民族的梦，因此每个人的梦与国家民族的兴衰荣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我们才能幸福和谐的生活。 现在是“法治”社会、文明时代，“法律”就在我们身边，时刻规范着我们的行为。我们只有学法、懂法，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合格公民。一句话，对于法律，我们必须了解它、学习它、遵守它。 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它是人们的法律观点和法律情感的总和，其内容包括对法的本质、作用的看法，对现行法律的要求和态度，对法律的评价和解释，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对某种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关于法律现象知识以及法制观念等。 古人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而这“规矩”就是“法律”。“法律”是我们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谈到法律，总会给人以神秘、威严、崇高的感觉。其实，法律与道德、习惯、
宗教、纪律一样，都在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正是由于这些规范的存在，这个社会才变得有序;正是由于法律的存在，我们的权利才得到应有的保障。作为当代中学生，我们有幸生活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亲眼目睹了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法制进程的突飞猛进，300多部法律相继出台，“依法治国”被写进宪法，多么令人振奋!然而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在我们的成长道路上如何与法同行?有人可能会说：你多虑了，我们还是未成年人，只要不杀人不放火，法律就约束不到我们。我说：不!法律离我们很近。那些轻视法律作用的人，我想是没有真正意识到法律的重要性。有一句人所共知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法律，就是实现正义、体现公平、正确规范人的行为的社会准则。当今这个经济社会，人们在不断地淡化道德意识，甚至有人讨论起一些传统美德是否过时的问题。这不得不促使我们呼吁法律来维护我们的社会秩序。纽约，这个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却是犯罪率最高的恶源。有统计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场抢劫上演。而在我国学生群体中也存在着一些触犯刑法的不良现象。如：强要同学钱财，参与抢劫，更有甚者结帮犯罪。据报道：今年4月30日，海南省万宁市17岁学生温某，因持塑料枪打劫被判有期徒刑5年。近年来，青少年结帮犯罪现象也呈上升势头，加入黑帮犯罪的一般是18岁以下的在校学生。来自公安机关的一则统计数字表明，80年代后期到现在，未成年人犯罪呈低龄化发展趋势。在上海，14-16岁的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面临挑战与机遇 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 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既带来了一些机遇, 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出了严峻挑战。对此, 我国要抓住机遇, 迎接挑战, 就必须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 注意把握好一些重要原则, 并采取有效措施 一．全球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挑战 全球化固然为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但同时, 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战据主导地位, 这无疑给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1、全球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提出挑战 我们知道, 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发达国家自己建立和制定的, 当然代表和反映了他们自身的利益, 因为它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发展中国家在这个秩序中受到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不可能避免这种损失: 对外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向发达国家支付的外债利息、为取得知识产权而付出的高价、人才外流等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构成威胁。全球化对中国国家安全利益构成威胁。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 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 概念被拓展, 它不仅仅指国防安全和军事安全, 还包括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环境安全等新的内容。尤其是经济安全, 已成为更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在全球化背景下,市场力量逐渐取代政治和军事力量而成为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 经济利益的争夺成为各个国家利益竞争的核心。在全球化的过程中, 发达国家借助市场力量不仅维护了本国的经济安全, 而且往往为了求得自己的最大利益, 从主观上忽视甚至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国家, 更是加以歧视, 主要限制对社会主义国家出售高科技产品, 在贸易、知识产权等问题上搞摩擦。而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落后,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致使其经济在世界市场上占有的份额很低, 处于劣势地位, 经济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爆发于1997年7月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典型例证。在我国, 受安全影响的对象包括国内产业、市场、资源、环境、科技、体制和政策等等。而首当其冲的是民族产业, 这是影响我国经济安全的核心问题, 因此研究我国经济安全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我国民族产业的安全问题。因为在我国民族产业是构成我国经济的主体, 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2、全球化对我国政治的挑战 全球化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的挑战表现为: 第一, 全球化对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提出了挑战。《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概括了我国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 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 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因此, 要加快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第二, 全球化对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提出了挑战。全球化要求世界各国融为一体, 遵守世界通用的经济规则, 这就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运行的法制化、规范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以法律来规范我们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 依法治国, 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才能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挑战。 3、全球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挑战 全球化加强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接触, 也带来西方文化思潮和黄、赌、毒垃圾对社会主义文化的污染。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和互联网的接通是20世纪的一场信息革命,原来被禁止收听敌台的内容在网上已经是一览无余。因特网一方面给我们带来了大量新知识和信息, 同时也夹杂着西方的政治观点、文化思潮和文化垃圾, 这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了挑战。另外, 境外反动刊物在地摊出现, 黄色书刊、光盘通过非法途径严 重泛滥, 丑恶现象卷土重来, 吸毒贩毒, 暴力凶杀, 都给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带来了困难。 4、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 也使其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面临挑战
论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律移植_法理 学论文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社科系 常州 213001 ) 摘要：法律移植是实现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一条重要途径。文章重点就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法律移植的必要性、可能性及法律移植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法律移植、法律文化、法制现代化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新世纪我国的治国方略和宪政目标。但对于“法治”的理解，古往今来中外历史上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解释。在众多的解释中，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对法治的诠释突出了法治的精髓并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亚氏认为，所谓的法治应当包含两层含义，即“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1）在亚氏的上述定义中，“良法之治”是法治的基础。我国要实现法
治的目标，前提是必须实现“良法之治”，换言之即实现法制的现代化。为实现法制现代化的任务，除了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主动立法外，大力移植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是另外一条重要的途径。 一、法律移植的必要性 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缺少现代化成分，为实现现代化、必须进行法律移植。根据学者的论证，与西方“私法文化”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体现出“公法文化”的特征（2）。受“公法文化”的影响，我国是个具有悠久人治传统的国家，历史上没有多少现成的符合现代法治的资源可供继承，本土资源中反法治的成分是主要的。传统法律文化反法治成分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中国国内从未形成统一的市场，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反映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法律文化从未产生。另一方面，在封建极权统治下，人们恪守严格的等级观念，法律仅仅成为统治者手中推行礼教和驭民的工具，难以形成和提供市场经济及法治建设所要求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私权神圣、权力制衡等现代法治观念。在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的今天，在传统法律文化不能提供有效本土资源的情况下，适时地移植西方法律文化比大规模地制定法律更能提高效益，减少不必要的成本开支，美国比较法学家埃尔曼认为，“法律制度自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移植是常有的情况，当改革是由物质或观念的需要以及本土文化对新的形势不能提供有效对策或仅能提供不充分之手段的时候，这种移花接木就可以取得完全或部分的成功。”（3） 2．从社会的发展的角度来考察，一个社会要取得发展，必
《法治中国梦演讲稿》 尊敬的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法学院大四学生yjbys，我演讲的题目是《我为什么要学法律》 很多人听到这个题目，一定以为我太把这次演讲比赛当做儿戏了。一个简单的专业选择的问题，与我们今天的主题“中国梦”能有多大的关联呢。其实在初入燕园之时，我也只曾在大众媒体和长辈的口耳相传中听得法律职业者的种种评价，也只曾知道“宪法是我国根本xx”之类的政治课本知识，也只曾在路过国徽高悬的庄严肃穆的法院门口时好奇的回望。而今，我即将从北xx学院毕业，成为一名光荣的北xx律人，我所应当肩 负的责任是什么，我可能实现的人生价值在历史的坐标下又是什么。 我想，这个简单的问题，不仅仅是我四年燕园求学中努力求索的精神真谛，而且将是指导我未来发展的永恒旗帜。法律人，应该有着怎样的中国梦，这需要我们用整个人生去回答。 法律人的中国梦，是维护公民合法利益的权利之梦。法治，绝不应当仅仅是宏大的制度构建，而也应当构筑起公民权利的堡垒，让苦干多年农民工兄弟早日拿到血汗钱，让征地拆迁中的血案不再上演，让猖獗一时的刑讯逼供无处藏身。法学家耶林告诉我们，要“为权利而斗争”，因为当每个人都在强权面前退却的时候，整个共同体的利益将不得不被放弃。法律人站在公民权利与强权暴力交锋的战场，捍
卫每个人的权利，捍卫每个人的中国梦。 法律人的中国梦，是追求社会公平的正义之梦。坚韧的法律人，让苍南县政府做到了被告席上，与浙江普通农民 包郑照对簿公堂。执着的法律人，让佘祥林、赵作海获得了他们应得的国家赔偿，使冤案昭雪，真相大白。让比太阳还要光辉的公平正义洒满人间，是法律人永恒的信条。 法律人的中国梦，是让中华民族真正实现民主与文明的复兴之梦。法律人梦想着让每个人都有行使民主权利的机会，共享国家发展带来的成果;法律人希望能够用制度构建约束权力的牢笼，让腐木与蛀虫无处藏身;法律人希望能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法治之路，让中华民族以更加文明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让中国梦成为世界所景仰的精神价值。 也许还有人仅仅是为了在诉讼和争议中获得利益，利用法律规避责任而无视事实真相的存在;也许还有人仅仅是为了粉饰太平，偏袒强者欺压弱者，息事宁人而将公平正义束之高阁;也许还有人仅仅是为了维护旧秩序的稳定，坐拥恶法，助纣为虐。但中国梦的号角已经吹响，驶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已经起航，一切的不完美，都等待着我们去改变。我们怎样，中国便怎样。我们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我们有光明，中国便不再黑暗。 在古希腊神话中，代表正义的是这样的形象。她双眼紧蒙，代表不受干扰和高贵的逻辑理性;她手握天平，代表绝对公平绝不偏袒;她手握利剑，代表践行正义绝不姑息。法律人，正是怀着崇高的理性精
经济全球化与政治背景下的中国国家利益 靳许峰 （天水师范学院工学院甘肃. 天水）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探索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要认清经济全球化 及其相关因素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处理好世界上其他国家政治发展进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教训和优秀成果与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并正确确定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世界定位。全经济球化条件下的中国政治发展战略目标，是指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政治发展使中国政治本身呈现何种状态，发展到什么样的水平和境界。这样的战略目标既要适应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潮流，体现政治发展的本质特征，又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目标是：政治民主化、政治法治化、政治稳定化和政治意识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政治发展；政治民主；国家利益。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探索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必须认清经济全球化、世界民主化潮流与西方国家民主战略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一方面要立足本国国情，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中国政治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另一方面又要善于吸收其他国家政治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借鉴其他国家政治发展进程中积累起来的、能够对中国政治发展有益的优秀文化成果。 一、经济全球化及其相关因素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不仅受到国内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与国际环境密切相关。当前，经济全球化一方面对中国政治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为民主化浪潮的推进和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提供了便利，从而使中国政治发展进程受到外来影响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1．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并非一个纯经济的现象，它对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着重大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始终伴随着文化渗透、价值变迁、制度移植等现象。俄罗斯学者艾莱拉·沙夫罗勒娃(Elena Safronova)认为：“当前全球化的进程不仅是各个国家文化和文明一致性的增长趋势，也是各个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一致性的增长趁势。”[1]这样，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就具有双重性，它一方面会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会带来较大的国际压力和负面影响。 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看，经济全球化会推动中国确立一套更加民主和有效的政治机制，同时也便利了西方国家利用经济手段对中国施加政治影响。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决策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使任何决策的做出都不能仅仅依靠少数人的知识、经验和才华，也使少数人难以对决策的实施后果进行全面的预测和总结，对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瑞士著名学者简-皮尔·莱曼（Jean-Pierre Lehmann）认为：“当一个国家寻求更大程度上融入全球资本市场和吸引更多国外直接投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时，改进制度和政治管理以及遵守法律规则的压力就会大大增强。”[2]随着中国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政府相应出台了许多顺应国际潮流的举措，以便在经济领域能与国际接轨，这一过程必然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同时，也应注意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美国视之
学习中华法系与中国法治近代化的心得通过学习中国法制史，我深深体会到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儒家精神。西周的法律制度的特点是礼法一元化，礼就是法，法律的精神就是儒家的，尽管此时儒家并未真正出现。而至春秋战国，由于法家思想更符合现实，因此法家实际上取得了立法主导思想的地位，法律的精神主要在这一时段主要是法家。中国古代的法律儒家化肇始于汉代，汉武帝之前的法律是法家化的法律以及黄老思想指导下的法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的官方地位，并通过春秋决狱，将儒家思想引入了司法领域。而其后的引经注律更是以儒家经典注释律文，使法律儒家化。从魏晋至唐，是儒家思想进入法典的时期，这个时期通过立法行为，儒家思想进入了法典，具体表现有曹魏新律的八议制度，西晋的“准五服以制罪”，南北朝的官当、重罪十条以及存留养亲制度的形成，这种礼法和一在唐律中正式形成，形成了“一准乎礼”的《唐律疏议》。宋以后至清末是中国法制的进一步深化，此时儒家精神在中国法律中已经定型，法律的演进也就限于形式上的演化，直至清末近代化才开始引发新的变化，打破原有“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结构，引入民主宪政理念，逐步去除了法律中的儒家精神。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从理论上讲，似乎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人们都认同对其应持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在论及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有哪些优良传统时，仍是泛泛而论、空洞无物，而在说到其消极因素时却生动具体，给人一种传统法律文化“糟粕大于精华”的感觉，好像一部中国法律史除君主专制、刑罚残酷、控制和镇压人民之外，没有多少积极意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除了对基本的法律资料了解和研究不够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囿于先入为主的框架，还没有完全按照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去审视中国法律史，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还没有给予恰当和充分的阐述。 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在如何对待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的问题上，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从20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受法律虚无主义、“阶级斗争为纲”等左的思想影响，传统法律被说成是封建主义的毒瘤，属于被肃清的对象，受到全面的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为篡党夺权，批孔批儒，中国历史被全面歪曲，更谈不到传统法律文化有什么优良传统。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期以后，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加强，法史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近二十多年来法史研究的实践表明，凡是有建树的学术成果，其成功之处都在于能够实事求是地对待和评析传统法文化，注重依据大量的史料得出研究的结论。但也应当看到，在法史研究中，一些非科学的认识论和研究方法论仍有市场。表现在脱离历史实际，把中国传统法制视为现代法治的对立物，割裂二者的传承关系，简单地以现代法学理念为尺度，凡是古代法制不符合现代法学理念的地方，就不加分析地予以否定；受旧的“以论代史”研究方法的影响，不是论从史出，而是摘录史籍中的只言片语去证明自己预设的、批判传统法制的观点。受这种非科学的思想方法论的影响，就很难对中国传统法制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要科学地认识和阐述中国法制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原则，也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方法。把实事求是原则运用于法史研究，就是要以历史实事为根据，客观地再现中国法制史的面目，探讨它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服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无视古代法制在推进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认为中国传统法制漆黑一团，都是落后的、反科学和反民主的东西，不值得研究。另一种是苛救古人，无视古今法制的概念、内容及其他方面是否相同，以现代法治的理念套用、描绘和拔高古代法制。这两种倾向都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因而不能正确地阐述中国法制
法治中国梦 1.什么是中国梦？ 2012年11月29日，原中共中央总书记，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现场时，定义“中国梦”－－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而且满怀信心地表示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党内著名理论家、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21世纪头20年的“中国梦”。这是实现21世纪头50年“中国梦”和后百年“中国梦”的最重要的一个发展阶段。2013年3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中国梦的又一次全面阐述，号召人们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2.法治是当代社会的精神 打造一个铁的、铜的、或金的笼子不是难事儿，提出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也不是一件新鲜事儿。且看，现行的党政制度包括反腐倡廉制度不可谓不面面俱到，全国性和地方性的法律法规也可以说卷帙浩繁汗牛充栋，官僚机构迭床架屋事无巨细大包大揽，应该说我们要的作为硬件的「笼子」已经摆在这儿了，有目共睹。但是，请问，为什么时至今日，「老虎」和「苍蝇」都视「笼子」如无物，照吃党国肌体上的肉，饱吸百姓的血？为什么这个昂贵的「笼子」是聋子的耳朵──一件无用的摆设？ 我们可以数出无数理由来解读这一现象，这包括政治的、制度的、经济的、技术的、文化的，甚至中国人的劣根性。肯定还有这个原因，那就是国家的民主制度建设停滞不前，远远达不到人们的期望值。可以说，除此之外，法治缺失在目前才是根本的原因。也就是说，「制度的笼子」缺把锁，这把锁就是法治！ 「法治」这个词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已经不陌生了。1999年，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在宪法中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款（即第五条第一款）。这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史和制度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国方略的重大转变。「依法治国」，区别于「以法治国」（即视法律为治理工具），集一种 的治国理念。 「依法治国」就是「法治」。而「法治」又是什么，却见仁见智。近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它既是一种关于国家治理的理念，更体现为一种制度和原则。启蒙思想家强调，作为治国原则的法治应该具有以下特点：（1）法律要有至高无上的权威；（2）要摆正政府同人民的关系，人民是主权者，即享有最高、最终权力；（3）法律面前人人平等；（4）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以权力制约权力（参见李步云，1996:49-50）。二战以来英国最伟大的法官、前首席大法官宾汉（TomBingham）提出法治原则的核心如下：「本国之内的所有人和所有机构，不论公私，均应接受法律约束，并享有法律赋予的权益，而法律应公开制定，（一般而言）在未来生效，且有法院公开司理」。今日西方之民主国家都是这种意义上的法治国家。 3.法治与中国梦的关系？为什么要推行法治中国梦？ 中国梦是当下人的梦，是面向未来的梦。今天的中国正发生着深刻变革，使得每个人都有机会共享中国梦，成为中国梦的拥有者和实现者；这种变革激发了全社会的活力与创造力，使得每个人都有动力共建中国梦，成为中国梦的建设者和实践者。但是，要保持社会的活力与创造力，不能单单依靠市场经济释放出来的物质利益刺激，还必须构建合理有效的制度机制，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在激发个体创造力的同时，维护好全社会整体利益。
关于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中几个重大关系 【内容提要】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应当要处理好法制变革与社会发展，法制传统与现代法治，法律本土化与国际化，法律制度与法律意识之间的矛盾关系。法制变革应当要与现代民主政治、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文化建设同步进行，应当吸收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吸纳他国法律文明的先进因素，在现代法律制度建构的同时，特别应重视现代法律意识在全社会的牢固确立。这些均是中国法制变革应当要做好的基础性工作。 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旨在实现现代法治社会，促进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的现代法制变革运动。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特殊的国情与文化背景的国家进行法制现代化变革，需要我们处理好诸多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与关系。 一、法制变革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在对中国法制变革进行研究时，国内外有些学者常常认为西方法制发展属于“内发型”法制现代化，而中国则属于“外发型”法制现代化，是对西方现代化的冲击而做出的回应。确实，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事实上从一开始就处于相对不利的环境之中。即相对于西方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建成的相对成熟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以及比较发达的物质文明而言，我国在各个方面都相对落后。这几乎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极为头痛的问题。这种反差极易带来一些不良的心理，比如或急躁，希冀一蹴而就赶上发达国家；或抱怨，总以外国的标准来衡量国内的事情；或崇洋媚外，丧失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等等。而为了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多发展中国家常常将法制变革当做推动社会发展的手段。其实，这实在是一个误区。 在论及法律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内在关联时，马克思指出：“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还是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集中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21—122页。）相对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言，法律毕竟是第二性的因素，其内容决定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法律虽然对社会发展也有能动的反作用，但这种能动作用只有与社会发展内在要求相一致并基于一定的社会关系条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综观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法制变革，其屡遭失败的根源之一即在于没有基于相应的社会生活条件来进行。如清末修律、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约法》，均是在没有根本触动甚至是在保持、维护原有政治、经济体制的情况下，企图仅靠法制变革而实现其社会理想。这样，尽管其颁布的法律均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内容也具有一些近现代革命性的因素，但这样的法律在现实生活中几乎形同废纸，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这种功利性的法制变革除了留下失败的惨痛教训外，对整个社会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与触动。（注：国内学术界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有相当一致而清醒的认识。即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关键在于它首先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政治革命，然后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教育、文化等都进行了相当彻底的变革。国外也有学者对中日两国的法制变革运动进行了对比研究，也得出了与上述观点基本一致的结论。参见（美）斯塔夫里亚诺斯著：《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上），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13—376页。）现代法治社会的建构与实现，其基本前提就是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同步进行，而法制变革则贯穿于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建设过程的始终。离开了民主政治，所谓的现代法制不仅难以建立，而且即使从形式上建立了现代法制模式，其在社会生活中也会出现扭曲、变形、走样甚至形同虚设的情形。因为没有民主政治作前提，法制从产生、运作到实施，整个过程便不可能做到科学化、合理化，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现象便不可能完全消除，依法办事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