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房屋拆迁问题的行政伦理分析
以房屋拆迁和居民安置为中心的城市拆迁冲突，成为近年来群众上访的一大焦点。国家信访局有关人士说，近三年反映城市建设特别是拆迁安置问题的信件呈逐年上升趋势。假借“公共利益”进行“商业拆迁”，是引发拆迁矛盾的关键。比如，有的城市以“市政动迁”名义，让原住居民搬出后，对其建筑并没有拆除，而是装修一新，改头换面，变成商业用房。这种“迁而不拆”的怪事在一些城市并不鲜见。
转型期我国行政官员的责任伦理问题突出,强化行政官员的责任伦理成为实践和理论工作者必须面对的新课题。由政府主导的中国社会转型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在转型期间也暴露出了许多社会问题，这样的社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职能错位和行为的不规范引起的。政府职能错位和行为不规范又是官僚制政府所面临的伦理困境的必然产物。从思想渊源和逻辑推演论证了政府的本质只能是公共性，对公共性价值的追求和守护构成了现代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基础；而现代政府的组织结构和运行理念又是一种工具理性的官僚制模式，因此，在逻辑上，政府的公共性价值理性和其官僚制模式的工具理性之间存在着内在冲突，这种冲突就体现在政府运行过程中忽视价值理性而产生的伦理困境。要解决这种伦理困境，必须加强政府自身的公共性价值基础强化行政官员责任伦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是深化政府体制改革的时代需要;是政府内部提升软环境的迫切需要;是转变政府职能的现实需要。
面对着社会转型，行政人员手中掌握着“公权”，而这样的权利使得他们有了很大的套利折现空间，到底是权力今天不用，过期作废呢，还是坚持公私分明；到底是个人或者小集体利益最大化呢，还是群众社会利益最大化？这一切都要回到行政伦理学中一个核心的问题上来，也就是公共利益的选择上来。
所谓公共利益是一种价值理念又表现为一种现实的利益.首先,作为一种价值它主要体现为正义价值,则主要包含自由和平等两个最基本的向量;其次,作为一种现实利益它表现为多层次、多样化的公共物品. 。从第一层意义上说，来自群众的公权，求应当平等的，正义的造福于人民，使每一个人的社会福利都得到改善，而不是成为一部分人以权谋私的工具。这里是不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公平观，而侧重的是一种取之有道，用之有道德公平正义。从后一种角度来说，公共利益就更现实的体现在行政人员的行政能力，行政效率，行政效果上面了，它使得公共利益的贯彻落实从理论和思想道德层面落实到了执行的层面，只有做到了足够的公共平供给，才能在群众的心中真正体现了公共利益。
显然，有的城市以“市政动迁”名义，让原住居民搬出后，对其建筑并没有拆除，而是装修一新，改头换面，变成商业用房这种行为的追根溯源，我们就发现了公共利益观念的缺失和行政能力的低下。当然，这两者本身就是密切不可分割的。
从总体上看，城市拆迁改善了城市环境和市民的居住条件。一些拆迁户之所以不满意，“因拆致贫”是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大多数居民被安置到城郊，导致生存成本大增，除了购买住房和家用物品外，谋生手段往往也要从头再来，交通、购物、子女入学等都成为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问题。而这些问题没有引起一些地方政府的足够重视。南京景明佳园是拆迁户的一个安置地，30多岁的居民杨丛花说：“这里没有学校，我的孩子上初一，只能留在城内原校。从家到学校，大约20公里。孩子每天早晨5点半出门，晚上8点多才到家。我每月只有200元的下岗生活补贴，因离城远，孩子上学坐公交车就要花掉l／3.想就地找工作吧，
出了小区，连人影都看不到，哪儿有活干？我的头发都急白了。”像杨丛花这样的居民不在少数。
强化行政官员责任伦理应从自律和他律的角度,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第一,要依靠行政官员个体的良心; 行政良心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良心，实际上也就是指行政人员在履行其行政管理这一特殊职业活动中的责任和义务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深刻的道德责任意识以及对自我的行政行为进行自我道德评价的能力。并且行政良心在规范行政人员的行动上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行政良心在行政人员的行政行发生之前，会对行为动机的选择起调控作用。在行政行为中，行政良心对行政行为取向的变化起监督和控制作用。在行政行为选择已经完成的时候，行政良心会对行为后果起反思和评价的作用。第二,构建行政官员的伦理人格;第三,推进制度的伦理化;第四,构建伦理制度化。从而达到探求适合中国的行政官员责任伦理的强化之路的目的。在这样的过程之中，一个能够以公共利益为行政伦理信仰的行政队伍，才能够应对所有可能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重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