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組織行為研究：過去、現在、及未來
鄭伯壎
國立台灣大学
「組織行為在台灣：三十年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國立台灣大學主辦、中華民國十一月一、二日於台北
前言
「凡是走過的，必留下痕跡」，組織行為的構念（construct）從西方引進台灣，至今已屆二十餘年，研究數量雖然增加不少，有些研究議題（例如領導）的研究論文篇數，甚至累積達千餘篇；而大學與研究所開授的組織行為課程，也推陳出新，多所更迭—修課由一般而分殊，由選修而必修；內容則由淺而深，由單點而多樣。乍看之下，的確有一番蓬勃發展、欣欣向榮的嶄新氣象。然而，結論真的是如此嗎？當「組織行為」在台灣的學術殿堂取得正當性（legitimation）之後，其發展是否已經符合Kuhn（1970）之標準科學（normal science）的原則，建立起連貫而逐漸演化的學術典範呢？它是否已經成為一有機的學術新生命，不但可以自立更生、持續成長；而且假以時日，必定蔚然成林？抑或只是像一株失根的蘭花，四處飄蕩、隨風俯仰？台灣組織行為研究的實際性格究竟為何？有清晰可辨的面目嗎？如果有，則其逐漸發展的邏輯何在？其研究的演化金線（golden line）為何？上述問題，都需要做審慎而仔細的察看，方能在過去篳路藍縷的基礎上，開展更久遠的未來。
當然，西方組織行為的面目也是逐漸形成的，而非一蹴可幾。從早期工業心理學的範疇中慢慢脫穎而出，再結合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及組織理論的傳統，整合出一有系統而連貫的知識體系。開始萌芽時，也是充滿著許多直觀的描述與瑣碎的研究，不但方法不夠嚴謹、研究零零散散，更欠缺堅實而細緻的理論。因此，對其發展的軌跡與所處的環境脈絡，我們亦應有所鋪陳，方不致被其光鮮亮麗的外表所震懾，並收「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之效。
總之，本文將首先交代學術構念發展的演進歷程，台灣在進行構念移植之後，有何進展？其發展策略為何？有何優缺點？再界定何謂組織行為？其研究範疇為何？不同歷史階段的進程有何特點？接著依照演進狀況，將台灣組織行為的發展，區分為引介期（1981年以前）、消化期（1982-1991）、及創發期（1992-2001）三大階段，並以西方組織心理學的發展為背景（ground），勾勒出台灣組織行為議題的更迭、研究特色、研究策略、及優缺點等等圖像（figure）。最後，則透過本地與國外的對比，以及台灣發展較成熟與發展較稚嫩之研究議題的對比，突顯出對台灣（或華人社會）而言，什麼是較健康的研究策
略？透過什麼方式，才能促使組織行為研究在台灣（或華人社會）全面生根，建立起組織學術研究的大傳統？一方面從前人的寶貴經驗中，獲取教訓；另一方面則根據環境變化與未來組織變遷的狀況，對台灣（或華人社會）的重要組織行為研究議題與方向，提出中肯的建議。希望透過此一反省與評論，再加上持續性的努力，以建構細緻而周延的華人組織行為理論，期對台灣（或華人社會）的組織與管理現象有所洞察，並對全球的組織行為知識做出貢獻。
構念的演化
依照Kuhn科學典範（scientific paradigm）的主張，一個學科或研究領域的發展，從新概念的創發，以至於構念（construct）完全被學術社群接受、形成制式化的標準為止，至少可以透過三個階段來理解，包括構念的引進與闡述（introduction and elaboration）、評估與論辯（evaluation and argumentation）、以及強化與接納（consolidation and accommodation）（Reichers & Schneider, 1995）。由前而後，這三個階段是逐漸演化（evolution）、持續修正而成的。
就構念的源起而言，一項新概念的創發，有可能是將既存的概念引入新的領域，舊酒新裝；也可能是由該領域自行原創、新酒新釀而來。當新概念創發之後，概念是否存續、為人接受，就得經過正當性（legitimation）的考驗。正當性的考驗可說是構念引進與修正階段的最重要特徵。透過教導學術社群或實務工作者構念的定義，鋪陳構念的功用與其重要性；並提出可行的研究方法，蒐集初步的數據，以證明構念所描繪的現象的確存在，獨變項與依變項之間存有研究者所推論的確切關係，而能引起同行知識創造者與使用者的共鳴，由此獲得正當性。
當第一階段持續一段時日，並累積足夠的學術研究成果之後，評論性的論文就會出現。這些論文會指出概念的錯誤、操作定義不當、及實徵結果不一致等等問題，於是獲得正當性的構念將進入評估與論辯的階段。在此階段，研究文獻大量出現，針對矛盾之處，研究者企圖克服一些評論者所指出的問題，持續更新操作性定義（operational definition）、
改善測量工具，並導入調節（moderator）與中介變項（mediator）–或解釋相互矛盾的結果，或說明其中可能存有的內在機制，並釐清構念解釋的範圍。最後，研究者會點出構念的獨特性、解釋範疇、限制、及必備條件等等，重新修正構念（reconceptualization），進行構念的進一步精緻化。除此之外，概念的應用亦開始出現，以解決理論或實務上的問題。
最後一個階段是強化與接納：當研究者逐漸獲得共識之後，爭論將逐漸減低。大家對構念的定義、如何進行研究、研究程序都已經能夠坦然接受，也知道什麼是真相（fact），什麼是迷思（myth）；什麼是已知，什麼是未知。研究社群也知道影響構念的前置條件（antecedent）為何？構念會如何影響到後果變項（consequence）？前因—構念—後果之間，關係能夠成立的條件又為何？等等的關鍵問題。此時，後設分析（mata analysis）的論文將開始出現，構念也會被社群中的同行完全接受，並被編寫進入組織行為的教科書當中，甚至因此而成立探討或教導此領域之新的科系1。在研究者都已能接納構念之後，與概念有關的調節變項、中介變項、及脈絡變項（contextual variable）都會納入理論模式，構念與其相關變項將會變得越來越清晰，構念乃臻於成熟。
一旦構念成熟，研究者通常對此構念不再感到興趣，而會被吸引至其他剛萌芽的新生議題中，於是所投入的研究將變少，甚至乏人問津，並導致構念的名存實亡（deemed dead）。除非有研究者從其他的角度加以審視，或是大環境產生極大變化，構念變得比以前重要，否則構念將無法浴火重生。例如，組織氣候（organizational climate）流行於1970與1980年代的美國，在九O年代銷聲匿跡後就少有研究者投入；但工作滿足感（job satisfaction）在一九四O年左右提出、一九七O年歸於沉寂之後，卻在九O年代轉變為工作情緒的面貌出現，並大放異彩，成為邁入千禧年之後當紅的組織行為研究議題。為何如此？理由當然是產業環境起了根本的變化：製造業逐漸式微或移往低度發展區域，服務
1新領域取得正當性之後到成立新的科系通常尚有一段漫漫長路要走，此種歷史上的案例比比皆是。如果我們不健忘的話，當初（1957年），社會學要在英國劍橋大學設立科系時，就引起了很大的爭論：支持者認為社會學已經足以成為一門重要的學科，劍橋大學應該設立科系教導學生社會學的專業知識，但反對者卻不以為然。最後支持者再三強調：社會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已經不是問題，問題在於劍橋是否還是一所「大學」。雖然如此，反對意見仍然居於上風，直至1960年，社會學才正式成立科系。後來管理學院的設立，經驗亦頗為類似，而遲至一九九四年才正式成立，而成為世界著名大學中最晚成立者之一。可見新概念的創發到新科系的被完全接受，總是要耗費一些時日的。
業變得越來越重要，工作型態乃由勞力轉為勞心；再透過Hochschild所提出之情緒勞動（emotion laboring）的觀點，點石成金，於是枯木開花，組織內的情感問題乃再度吸引了研究者的目光，成為二十一世紀初期紅透半邊天的組織行為研究議題。
與發展心理學階段論所面臨的問題一樣，將構念的演化劃分為三種不同的階段，也會產生階段界定見仁見智、不易準確劃分、以及階段與實際發生時間或年代不能完全吻合等等的問題（Reichers, 1987）。不過瑕不掩瑜，雖然階段論有其限制，但仍具有無可取代且不可抹煞的價值，即階段論可以用來了解歷史演化的軌跡：根據重要的指標或特性，將構念的演化劃分為三大階段，可以幫助我們將大量研究資料加以歸類、重新組合，而能抽絲剝繭，找出研究軌跡的來龍去脈，並掌握主要研究者的思考軸線。此種研究軌跡與思考軸線對後繼的研究者是饒有意義的，一方面可以讓研究者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持續思考組織行為研究未能盡善之處，以及未能解決的問題；一方面亦可透過歷史性的考察，對所有組織行為的議題，有一個通盤而完整的理解。總之，透過構念演化的三個階段，我們可以快速而準確地掌握各種構念發展歷程、成長軌跡，以及研究者在其中的投入；並由此充分掌握各地區學術發展的歷程與特色。
台灣組織行為研究的類型
以台灣地區而言，組織行為研究的發展，在早期其實是依附在美國的大傳統下逐漸成形的，而具有強烈的學術邊陲性格。除此之外，組織行為研究也擔負著某種程度之經濟發展幕後推手的角色，而具有提供業者服務的功利性成分在內。就前者而言，實脫離不了技術引進與研究移植的本質；就後者而言，則顯現了實用取向與功能主義的色彩。然而，也因為如此，而導致了本土化運動的興起，研究者認為社會科學的研究不能老是依附在美國身上，畢竟華人的文化傳統是與西方不同的，必須審慎考察文化差異所產生的關鍵作用。除此之外，研究也不能總是以實務取向為依歸，而必須回歸學術本位或恢復學術主體性。無可避免地，台灣的組織行為研究也吸納了此一運動的精神，而開啟了組織行為的本土化研究。因此，我們可以將台灣過去的組織行為研究，區分為五大類型三大取向，五大類型
包括移植、比較、本土、委託、及應用等研究類型；前兩者反映了西方取向式的研究，後兩者則反映了實用取向式的研究，至於本土型研究則屬一種本土取向式的研究，而涵括在三大取向之內。有關各種研究類型的進路與性質，如圖一所示。
移植型研究。所謂移植型的研究，是指以西方為模仿對象，重複西方的研究問題，複製西方研究結果為目的的研究。其作法是研究者首先從精熟西方文獻著手，翻譯研究工具，引進西方研究方法，熟悉研究設計，遵循研究步驟，再以台灣（或華人社會）受試者為樣本，企圖得出與西方組織行為理論相符的結果。一旦發現類似研究結果，就肯定西方理論或概念的價值，並開始移植其實務訓練的作法，以推廣至實務界；如果不能獲得同樣的結果，則會歸因於研究設計不當、步驟不夠標準化等方法上的問題，或套上國情不同的字眼，就便處理。而不會、甚至不敢去挑戰西方理論或構念的缺失，或這些理論對華人組織所彰顯的意義是極為不同的（朱瑞玲，1993；楊中芳，1993；鄭伯壎，1995b）。
顯然地，截至目前為止，這種移植型的研究在台灣目前仍然大行其道，甚至到了氾濫的地步，其中碩、博士學位論文更是典型的代表。雖然移植型的研究對新知的引進與新想法的萌芽，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而且台灣（或華人社會）原先是一個工業後進國，企業組織的發展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不但對企業的組織與管理不夠熟悉，而且也不太可能有豐富的研究經驗。因此，以西方為師是一種「拒絕落後，迎頭趕上」的明智選擇，而且至少可以在短時間內滿足吸收新知的需求。
然而，移植型研究也有幾項十分嚴重的缺點，而會損及一國或一個地區的學術發展。首先，移植型研究在引進新概念時，西方的理論與構念都至少已經邁入構念演化的第二階段–即評估與論辯階段；因此，引進國雖然引進或移植了西方的構念或理論，但相對而言，引進國卻仍然是落後的。其次、所引進的構念或理論，通常是西方已經發現的結果，而非構念演變的歷程。所謂點石成金，引進的既然是既成結果的黃金，而非點石成金的方法，因此，對做為點石之手的研究歷程自然不甚了了，而無助於構念的轉移與消化。第三、移植型研究通常會助長了我們對西方學術的依賴，而無法做到真正的學術（或技術）生根。
* 代表各類研究的所有箭頭，並未窮盡；在此只列出能顯示台灣組織行為學術界之重要研究類型
A 移植型研究—檢驗與複製西方研究
B 比較型研究—考察中西文化差異的影響
C 本土型研究—掌握本土文化之獨特性
D 委託型研究—實務問題之學術性解決
E 應用型研究—學術成果之實務性類推
圖一台灣組織行為研究的主要類型
最後，移植型研究也無法增長我們對華人企業組織行為的了解，其所產出的知識也常會導致理論與實務對話困難，而陷入學術研究與實際經營脫節的窘境（楊國樞，1993；鄭伯壎，1995b）。
當然，移植型研究在台灣大行其道，不絕如縷是有歷史背景的。我們前面指出，台灣曾經是工業後進國，而且經濟學領域也流行過一陣子的「現代化只有一條路」的思潮–「現代化的唯一進路，就是向英美等工業先進國家學習」，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技術引進與研究移植，曾經是台灣舉國上下共同奮鬥的目標。如果吸收西方新知都來不及，怎麼可能做到與西方對話、或挑戰西方之構念或理論的境界。日而久之，移植型研究自然也成了企業管理與組織管理學界、甚至台灣社會科學界中最重要而深刻的集體潛意識。朱瑞玲（1993）曾一針見血指出：「七O年代左右，學者熱衷的是『中國人的現代化』，乃至『中國學術的現代化』，而非『學術中國化（或本土化）』，呼應的正是在西方社會方興未艾的『現代化』研究潮流。因此，學術西化的主張自是毫無疑義的，而且必須急起直追。」流風所及，此種研究在台灣大行其道也是理所當然的。以組織行為的研究而言，此類研究佔了極大的比例，而且數量頗為驚人，幾乎西方的組織行為教科書中有什麼理論與概念，就可在台灣找到「多一篇不為多、少一篇不為少」的相應論文（鄭伯壎，1995b）。
比較型研究。基本上，移植型研究的目的是在引進與檢驗西方的概念與理論模式，文化差異並不是主要考慮的重點。就像技術引進一樣，很少有人會覺得技術會受到文化影響的，而主張引進時必須因地制宜，理由是「船堅炮利」的概念或自然科學法則，是不分畛域而放諸四海皆準的。然而，比較型的研究者就不認為如此，而強調必須把文化視為最重要的影響質素–亦即，文化差異將導致組織行為的歧異，而影響及組織效能。當東西方文化或台灣與美國文化差異很大時，彼此所展現的組織行為不但有所不同，而且類似的組織行為所獲致的組織效能也差距甚遠。因此，在從西方導入某種組織行為構念或理論模式時，必須謹慎察看文化差異所造成的影響，否則所移植的理論或構念將「橘踰淮而為枳」–對美國有效的理論模式、概念、或作法，對台灣可能無效，甚至有害。另一方面，從知識體系建立的角度來看，任何以某一個地域為基礎所發展出來的構念或知識體系，都必須經
過跨國、跨地域、或跨文化的檢驗，方能證明其具有跨文化類推性（generalization）或跨文化有效性（cross-cultural validity）。誠如Hofstede（1993）所強調的：
以全球化的觀點而言，美國管理理論至少有三方面的假設是無法被所有國家認
同的，包括堅持市場機制、重視個人甚於群體、重視主管甚於員工。
著名的領導研究者House（1995）亦有類似的看法：
幾乎所有現行的領導理論，都是由北美發展出來的，其所展現的特色，是個我
主義，而非集體主義；強調理性（rationality），而非苦行、宗教、或信仰
（superstition）；主張個人激勵，而非群體誘因；重視跟隨者的責任，而非
權利；重視享樂的動機，而非助人的意願。
總之，比較型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在尋找西方構念或理論模式，在應用至華人或台灣社會時，所顯現的不足與缺憾，進而修正西方構念或理論，或突破西方窠臼，提出新的組織行為框架。其具體作法，是先論述華人與西方文化的重要差異，常用的概念包括集體主義（collectivism）對個我主義（individualism）、社會取向對非社會取向、權力距離大對權力距離小、以及關係主義對非關係主義等對比，藉以突顯中西文化之不同，並推論此種不同將導致組織行為的歧異。為了完全彰顯文化的主要效果，各種非文化因素的調節變項都必須要加以控制，包括研究工具、研究樣本、及研究程序都要與西方對等，才可以將找到的組織行為差異歸因於文化的不同。一旦找到差異之後，一方面可以用來修正西方的理論模式，規範西方理論所能應用的範圍；另一方面亦可重新提出另類的思考框架，用以解釋華人社會的組織行為。因此，比較型研究對修正西方理論與構念、或對提出適合華人組織行為之理論都具有某種程度的貢獻。同時，對台灣學術工作者而言，此類型的研究最容易獲得國際學術界的認可，研究成果亦最容易獲得國際主流期刊的青睞，而有助於個人學
術生涯的發展。
然而，此類型研究亦存有一些嚴重的問題，尤其是在學術主體性方面。首先，不管比較型研究獲得何種有意義的差異或是發展何種嶄新的框架，都還是無法跳脫西方思考的軸線，而無法進行徹底而全面的本土突破（楊中芳，1993）。其次，雖然比較型的研究能夠獲得中西文化與組織行為之差異的結果，但真正的原因可能不是用幾種簡單的變項，如集體主義與個我主義，就可以闡明清楚的。第三、此種研究所提供的華人組織行為知識極為有限，無法幫助研究者或實務工作者更了解華人的組織行為（楊國樞，1993）。
本土型研究。基本上，移植與比較型研究是以西方組織行為學的構念、變項、理論模式、及測量工具為準則，在西方文化或西方研究的基礎上，來探討華人社會中的組織行為。這種進口加工的研究歷程是屬於一種「外衍性本土化（exogenous indigenization）」的作法，常忽略了台灣（或華人社會）之文化、歷史、及學術傳統（楊國樞，1993；Enriquez, 1989），因此，所獲得的知識並不能恰如其份地反映本地組織行為的真實面貌。
有鑑於此，本土型研究特別強調，在進行組織行為研究時，必須要將探討對象所處的社會、文化、歷史的特徵納入考慮，採用內發性本土化（endogenous indigenization）的作法，以建立一種不受西方組織行為學宰制、符合本土契合性要求的華人組織行為知識。以台灣而言，雖然研究者對發展本土型研究的理念有些共識，但如何進行具體研究，則意見並不一致2（黃光國，1993；楊中芳，1993；楊國樞，1993，1997；葉啟政，1993）。
其中最主要的理由，乃是每個人所持的研究方法論差異頗大，有的採自然主義之建構論（constructivism）的想法，有的則堅持後實證主義；有的強調質性研究，有的重視量化途徑；有的喜歡理念建構，有的則偏好實徵研究。這種差異也多少反映了多元典範的格局（multiparadigm）（Gioia & Pitre, 1990）。然而，不管爭辯的結論如何，事實上都犯了一些Hume（1957）所說的：是 / 應該謬誤（is / ought error），即應該採用某種典範的理由，
2針對什麼才是本土型研究的討論頗多，讀者可以自行參考本土心理學研究第一期（1993）與第八期（1997）的相關論文。顯然地，此問題的討論雖然極為熱烈，但立場卻莫衷一是。也由於有些人堅持別人的研究策略要符合他自己所偏愛的立場，以致爭論不休，而忘了太偏重「如何去做」的討論，將沒有時間動手去做研究，探討需要了解的現象或問題–事實上，當立場一旦定於一尊，對學術發展亦沒有太大的好處（Perrow, 1994）。因此，我們對許多重要的華人現象，還是了解不多；許多重要的華人問題，仍然沒有獲得應有的解答。畢竟臨淵羨魚，卻退而一再討論如何結網抓魚，而不真正動手去抓，是永遠捕不到魚的。
是因為現在沒有採用該典範。然而，除非伴隨典範而來的缺點非常明顯，同時轉移典範之後，確實能夠避免該項缺點，方有轉換典範的必要。否則光是宣稱某一典範下的研究做得不夠好，並不足以否定該典範存在的價值，也不足以證明另一種典範的研究就可以做的比較好。因此，只要對自己採用之典範的特點與限制有清楚的自覺，研究者應該都可以採用自己偏愛的典範進行組織行為研究。換言之，對台灣的組織行為研究者來說，上述爭論對進行實際研究幫助不大。
以本土型研究的歷程而言，開始時大多是針對具文化特色之組織行為的概念，進行較周延的理論分析，並追溯其歷史淵源與相關文化傳統。接著，再採質性研究途徑，建立初步研究架構；並據以推論假設，進行實徵量化研究。就構念演化的階段來看，台灣目前的本土組織行為研究，大多處於第一階段，只有少數構念是處於第二階段的（例如，家長式領導）。
雖然本土型研究具有本土契合性或內在可理解性，對掌握台灣或華人社會的組織行為自然具有相當程度的貢獻，但如果僅將眼光聚焦於台灣（或華人社會），亦可能流於孤芳自賞的學術孤立主義，因此，也得敞開心胸，一方面注意西方組織行為之構念與理論的進展，一方面則得隨時與西方組織行為研究者進行對話。
委託型與應用型研究。組織行為研究的目的除了建構概念與理論模式之外，尚有一個重要的目的，是提供有用的知識給實務工作者，以幫助實務工作者更瞭解組織，並提升組織效能。因此，兼顧理論與實務、科學與有用是組織行為研究的重要特色。就像Lewin （1951）在五十年前所強調的：沒有一個理論比實用更好。因此，組織研究者必須走入實務工作者的日常生活世界，移情地捕捉其實際行為，以貼切呈現種種行為背後的邏輯，並由此導出簡單而精緻的架構，俾對組織世界有一個系統或思考的途徑。當然，簡單、精緻架構的導出，是有賴於學術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間的密切配合與互動，而非研究者在學術象牙塔內閉門造車。也因此，學術研究者要與組織建立密切的關係，對重要議題要進行長期而深入的觀察與研究，甚至要透過經營實踐，參與必要的問題解決活動，以確定某一原則的有效性、可靠性、及可行性（Schein, 1987）。基本上，當研究問題的提出，是在實
務工作者一方時，是偏向委託型研究；而研究問題的提出是在學術研究者一方時，則屬應用型研究。前者重視實務問題的學術性解決；後者則重視學術原則的實務性推廣。
就委託型研究而言，當實務工作者或政策制定者面臨實際問題，不知如何下手時，為了確認問題的本質、掌握問題發生的根源、以及各種根源之間的糾葛，會將問題交給學術工作者，要求學術工作者提供專業知識，透過科學研究歷程與理論判斷，來釐清問題的本質、發生原因，並提出問題解決辦法，再交由實務工作者執行，以改善組織所處的困境。許多產學合作計劃或採用臨床研究途徑（clinical approach）（Schein, 1987）所進行的研究，都屬此類。一般而言，由於委託型研究常常是問題或業者導向的，對深化現行學術理論的貢獻較小；但對實務問題的導入學術界，成為研究主題，則具有推進的功勞；而且，這種研究也是掌握新構念與發展新理論的重要關鍵（鄭伯壎，1995a；Lawler, 1985；Schein, 1987）。然而，由於取向或目的不同，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在進行委託研究時，亦可能意見相左3，甚至不歡而散。因此，如何兼顧學術與實務，協調彼此間歧異的觀點，是委託型研究最大的挑戰。
就應用型研究而言，當學術研究者在建立構念與理論模式後，要推廣至實務工作時，就得進行應用型研究，以證明其理論或原則具有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進行實務推廣是沒有問題的。由於嚴謹的學術研究結果或原則，通常是在各種控制良好的情境下所獲致的，是否能應用在未經控制的自然組織場域，不無疑義。因此，研究者必須利用現場研究的方式，直接以組織內的人員為現象，驗證學術研究結果的外在效度與實用性。如果在實際工作場合或組織情境裡面，亦能獲得與學術或基礎研究類似的結果，則可以確認學術研究結果具有實務類推性，並由此獲得實際問題的解決辦法。一般來說，應用型研究通常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理論模式的類推狀況，並查知各種可能的環境限制，而有助於構念或
3在進行委託型研究時，學術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的觀點可能是不一樣的，因此，一旦各有堅持時，研究品質就可能無法提升。例如，有些實務工作者進行委託研究的目的，通常只是為了要學術工作者為其政策背書，而導致問題不容易獲得深入的探討；有時學術研究者所持的組織理念，是與實務工作者的組織文化不合的，而無法贏得實務工作者信任，進行研究時自然困難重重。上述例子，比比皆是，不勝枚舉。最著名的例子是Peter Drucker（1946）對Sloan主政時的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研究；Schein（1987）之某家公司的組織文化研究。當然成功的例子也不少，例如Pettigrew（1985）的ICI公司研究，台大心理學系（1999）的飛利浦研究。
理論模式的進一步深化。然而，應用型研究的類推基礎大多來自於學術界，且假設學術界的發現或研究突破，是領先於實務界的。例如，由於先有霍桑研究（Hawthorne Studies）發現工作動機，而後才有實務界的人群關係運動。但學術界的發現一定領先實務界的假設，卻不見得總是能夠成立的。
小結
本節說明了構念演化包括引進與闡述、評估與論辯、及強化與接納三大階段，在西方（尤其是美國）此三大階段是自然發生的；但處於學術邊陲的台灣，則頗受外來異文化之強勢構念的影響–構念的演化，不能不考慮到西方既有的進展與成就4。除此之外，做為一門應用的學科，組織行為構念的演化，也不能不考慮知識使用者的需求，而必須兼顧理論與實用、學術與實務。因此，目前台灣組織行為研究存有移植、比較、本土、委託、及應用五大類型，也是理所當然的；我們亦可預知，要在台灣建立一套獨立自主的組織行為學術傳統並不容易，但卻絕對值得嘗試。
台灣的組織行為研究
自從霍桑研究發現工作中的動機因素以來，心理學的概念就逐漸滲入管理領域，並且蔚然成風。誠如Schein在1980年出版之組織心理學（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一書中所言的：以美國來說，1965年，此領域是嶄新而變動的（new and in flux）；1970年此領域仍在形成當中；1980年則已經到位（has arrived），但某些重要的主題與概念仍然必須更加結構化（structured）。其後，組織行為領域吸引了更多學科不同的學者投入，於是各式各樣的學術性論文大量出現，大學相關科系也紛紛開設此類課程。專門出版評論性論文的《組織行為研究（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於1979年創刊，更標示著此
4楊國樞（1993）將自然發生、不受外力影響之概念演化歷程，稱之為本態性內發本土化，而台灣這種受外來強勢影響之概念演化歷程稱之為反應性內發本土化，後者所遭致的困難，千倍於前者。對於台灣推動本土型研究之學者所面臨之趨避衝突（approach-avoidance conflict），他有極為深刻的體會。
一學科的蓬勃發展。此種傲人的成就，從比較此領域中最重要研究參考書之《工業與組織心理學手冊（Handbook of Industrial Psychology）》的第一版（Dunnette, 1976）與第二版（Dunnette & Hough, 1992, 1994）就可以得知：在本書第一版中，有關組織行為議題的篇幅，仍然寥寥可數；但在第二版皇皇四大冊的篇幅中，組織行為的議題佔了絕大部分。由此，可見組織行為研究受到重視的一斑。
台灣組織行為學的發展，雖然比美國大約遲了二十年，不過發展軌跡倒是十分類似：例如，此一學科脫胎於工業心理學，與工業心理學的淵源極深；在1981年左右，從美國引進之後，逐漸冒芽；1991年仍在形成當中；但到了2001年則已經成型，而且某些領域具有自己獨特的樣貌，而與西方迥然不同。以下，我們將依照時間軸，將台灣的組織行為研究區分為引介期（1981年以前）、消化期（1982-1991）、及創發期（1992迄今）三大階段，針對每一階段，進行剖析與檢討。由於相關文獻十分豐富，尤其各領域之博、碩士論文更是汗牛充棟，但由於未經嚴格審查，而無法一一羅列。因此，本研究的大多數相關文獻都只限定於TSSCI中的相關期刊，包括中華心理學刊、本土心理學研究、管理學報、中山管理評論、管理評論、台大管理論叢、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教育研究集刊、教育與心理研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及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並免不了有遺珠之憾。
引介期：1981年以前
許多國家或地區的社會科學研究，一開始都是十分實用取向的，台灣的組織行為研究也是如此。當初，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兵員大幅減少，必須汰除許多不適任的退除役士官兵，汰除標準包括了生理與心理素質，前者採身體檢查的做法，後者則需借助於心理測驗，而開啟了心理測驗應用於人員甄選與安置的先河。這種作法也陸續推廣到國營事業的相關人員、政府機構的公務員、以及軍隊軍官的選拔。因此，在1971年以前，台灣的應用心理學研究，大多是在處理人員甄選的問題；對組織行為的議題，並未有太多的著墨。
然而，在同一段時間，美國的組織行為研究，已經開始在霍桑研究的基礎上，逐漸開展多項重要的研究主題，包括性格與個別差異、工作動機、工作態度、及領導行為，這些主題不但建立了初步的理論，而且方法也頗為精緻。至於其他主題，則仍在形成當中
（Mitchell, 1976）；在英國則選擇不同的主題，而將焦點聚置於組織結構的系列探討上，並領先全球。在教學方面，也出版了不少組織行為學的教科書，包括Leavitt（1964）的管理心理學（Managerial Psychology）、Schein（1965）的組織心理學（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以及Katz與Kahn（1966）的組織社會心理學（Social Psychology of Organization）。
1972年以後，組織行為的研究開始在台灣滋生，首先粉墨登場的是組織氣候（organizational climate）的研究。組織氣候的概念，可以上溯自Lewin（1939）探討民主、獨裁、及放任等領導方式效果時，所提出來的社會氛圍（social climate）的想法。Litwin 與Stringer（1968）認為此一概念可以用來描述情境對個人動機的影響，並發展工具來加以測量，於是組織氣候乃吸引了許多研究者的投入。西風東漸，許士軍（1972）在七O 年代初期翻譯此一問卷，探討此問卷在台灣企業組織的適用性，於是組織氣候的研究在台灣乃大行其道。可惜的是，雖然研究不算少，但深入的研究並不多。大多數研究，都是將翻譯來的問卷施測於各行各業，包括銀行、企業組織、及教育機構的人員身上（許士軍，1972；黃玉清，1981；蔡培村，1981；謝永祥，1975）。研究者通常將組織氣候視為依變項，再探討影響組織氣候的因素，包括領導方式與個人特性等。
此種翻譯國外問卷5，再探討構念之前因或後果變項的作法，除了組織氣候之外，工作滿足感的研究亦然，不過，所進行的研究較多也較有系統。研究的類別有三：第一、將工作滿足視為前因變項，探討其對組織氣候、離職行為的影響（許士軍，1977；樊景立，1978）。第二、把工作滿足視為後果變項，探討各種前因變項的影響，主要的前因變項包括個人特性、工作特性、及領導方式（徐正光，1977，1980；黃國隆，1982；黃國隆、翁一峰，1980；鄭伯壎、楊國樞，1977）。第三、工作滿足構念的探討，整理相關文獻，說
5除了翻譯國外問卷之外，組織行為教科書的翻譯，也是此時的重頭戲之一，主要的翻譯書籍如下所述：Schein,E（1965）：組織心理學；吳洋德譯（1976），協志工業。
Leavitt, H.S.（1974）：管理心理學；劉君業、鄭伯壎譯（1976），長橋。
McCormick, E.J., & Tiffin, J.（1974）：工業心理學；鄭伯壎、謝光進譯（1978），大洋。
Weber, R.A.（1975）：組織理論與管理；吳思華、林至洪、湯明哲、羅理平譯（1978），長橋。
Davis, K.（1976）：組織行為理論叢；鄭伯壎、樊景立譯（1978），大洋。
Reitz, H.J.（1976）：組織行為學；林詩銓、鄭伯壎譯（1981），中華企管。
明什麼是工作滿足？如何測量？（許士軍，1977）。常用的量表有明尼蘇達滿足感問卷（Minnesota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與工作說明量表（Job Descriptive Index）；研究對象則有工廠的作業人員、教育行政人員、百貨從業員、政府公務員、中小企業經理人、國營事業員工、金融服務業人員、及會計師事務所員工等等。
在此時做得較多的另一類研究是領導行為。領導在二次大戰獲得西方學者的重視之後，研究相當多，也成功帶出了一些理論，包括特質論、行為論、及權變論。在行為論的探討方面，跟隨在俄亥俄州立大學的腳步後面，台灣研究者開始翻譯Fleishman（1953）的督導行為描述問卷（Supervisory Behavior Description），測量體恤（consideration）與主動結構（initiating structure）兩大類領導行為，再考察其對部屬效能（如工作滿足感、工作績效）的效果，以驗證行為論的有效性（鄭伯壎，1977；許彩娥，1981）。在權變論方面，研究者則驗證此理論在教育機構的應用，並批評LPC的測量存有刻板印象（stereotype）的問題（林邦傑，1978）。雖然此時也有人發現：除了行為論中的體恤與主動結構兩大領導行為向度之外，華人領導者亦表現出公私分明的行為，此向度不但能夠區分有效領導者與無效領導者的不同（鄭伯壎、莊仲仁，1981），而且顯然也反映了華人文化的特色（黃光國，1982）。可惜研究者並未追根究底，進行華人文化與領導的持續性探討。
值得一提的是，此時許多學者已經注意到中西文化差異的問題，並呼籲進行社會科學研究時，應該將華人的文化與歷史納入考慮，但層次仍停留在跨文化比較的分析上，而未啟動本土性研究。典型的研究是朱真茹與楊國樞（1976）之現代性與相對作業表現及報酬分配行為的探討。他們發現：對傳統性高的學生而言，當他們的作業表現較高時，傾向採用均等（equal）分配的原則；而作業較低時，則傾向採用公平（equity）分配原則。此結果與美國是有差異的，而顯示了文化的確對分配行為有所影響。
綜觀此時期的組織行為研究，其特色是數量極少，各主題的研究並不完整，方法也不
夠精緻，研究類型偏向移植型研究，雖然已有文化比較型研究的出現與本土化的呼聲6，但基礎還不夠深厚，對各類組織行為所知仍然極為有限；但也因為如此，而吸引了更多好奇之士相繼投入。
消化期：1982-1991
根據評論性文獻（如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的說法，美國的組織行為研究，在1991年已經臻於成熟，不但面目清晰可辨，而且界定清楚。一般常用的組織行為定義是：在工業組織心理學及組織與管理理論（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theory, OMT）匯流下的個人、群體、及組織研究，其主要源頭是來自心理學（社會心理學與心理計量）、社會學（組織、工作、及職業）、及管理學（科學管理、人群關係）等三大主流（O’Reilly, 1991；Schneider, 1985）。進而言之，組織行為可以區分為微觀（主要來自心理學）與巨觀（主要來自社會學、政治科學、及經濟學）兩大層面。
以台灣的組織研究而言，顯然地，移植期較偏向微觀層次的探討，很少涉及巨觀層次。當然，這種結果並不足為奇，理由是在1981年以前，美國對組織行為的界定也是偏向組織中的個人與群體行為，而未涉及組織層次的研究（Mitchell, 1979）；但在1982年之後，許多學者呼籲要重視巨觀組織行為議題的探討（Cummings,1982）。同樣地，台灣在此一階段，亦開展了巨觀組織行為的研究，雖然研究論文的數量並不多，只佔所有研究的12﹪左右。主要的研究議題有組織結構與類型（彭文賢，1988；張苙雲、許春鹿，1984；黃光國，1984；鄭伯壎，1989）、組織文化（丁虹、司徒達賢、吳靜吉，1988；鄭伯壎，1990）、組織創新（陳忠榮、楊浩彥，1991；翁明祥、司徒達賢、黃俊英，1989）、組織發展與組織學習（榮泰生、吳靜吉、司徒達賢，1989；尹衍樑、司徒達賢，1989）、組織間網絡（謝國雄，1991）、及組織效能的分析（吳聰賢，1987）。此一階段的巨觀組織行為研究，為後續的研究紮下了初步的基礎。在此基礎上，組織文化與組織間網絡的研究，都將在下一個十年有相當大的進展。
6社會學家對台灣企業組織的研究，已有初步成果，如Silin（1976）對大同公司的研究；中國化與本土化的社會科學研究，則在《中國人的性格》（李亦園、楊國樞，1972）的出版與「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研討會」（楊國樞、文崇一，1982）的召開下揭開序幕；1980年代，日本式管理興起，更助長了此一本土化風潮。
在領導研究方面，旨在驗證西方流行的各種權變論（contingency approach）模式（鄭伯壎，1990）。權變論主張領導行為必須配合情境（situation）才能展現其效果，而批駁了行為論之有效領導行為是放諸四海皆準的看法。由於採權變觀點的理論模式頗多，因此台灣研究者乃一一驗證各理論的有效性，這些理論包括Fiedler的權變模式（contingency model）（鄭伯壎、楊國樞、莊仲仁，1986；陳慶瑞，1991）、途徑目標論（path-goal theory）（鄭伯壎、任金剛、莊仲仁，1986）、情境領導論（situational leadership model）（鄭伯壎、任金剛，1987）、操作性條件化學習論（operant conditioning theory）（鄭伯壎，1988）、領導替代論（substitute for leadership）（鄭伯壎、楊國樞、莊仲仁，1986；鄭伯壎，1989；Farh, Podsakoff, & Cheng, 1987），研究對象涵蓋了軍事組織、企業組織、教育機構、及醫療組織的從業人員。與引介期相較，此時期所著重的理論驗證，已經比光是翻譯測量工具、再探討與相關變項間的關係往前邁進了一步，不過貢獻仍然不大。除了領導之外，研究者亦探討了外商高階主管的溝通行為（潘倩君，1989）、管理態度與領導權力（張光正，1986），以了解在台外商的領導或溝通行為是否與本國人士有所差異。
在工作態度方面，原先頗為流行的組織氣候研究竟然大為減少，頗出人意料之外，也因此，當美國仍在修正與重構組織氣候概念，並將之區分為心理氣候、次系統氣候、集體氣候時，台灣的研究者並未跟進，或進行移植、或進行再探，於是組織氣候在台灣就如曇花一現，瞬間凋謝。至於工作滿足感則出現了評論性論文，針對工作滿足感的前因與後果變項進行檢討（黃國隆，1984；張苙雲，1988），隨後工作滿足感的研究亦逐年減少。不過，亦有新的議題逐漸萌芽，包括組織承諾（莊仲仁、任金剛、鄭伯壎，1990；白崇亮，1986；丁虹等人，1988）、工作心理壓力（stress）等員工工作態度與後果的主題（徐木蘭，陳甦彰，1981；呂勝瑛，1985；張苙雲，1990）。
1984年舉辦的中國式管理研討會，則帶出了一些本土型研究。此研討會強調：「管理策略與方法的有效性，必須視管理者與工作者的文化背景而定；何者為有效的管理策略與方法，必須考慮企業所處的特殊文化背景與社會行為法則。」對華人而言，什麼是特殊的文化背景，當然非儒家莫屬。因此，研究者乃採用古籍今看的方式，對儒家或其他傳統
文化與組織管理進行概念性的分析。例如，謝長宏與任維廉（1987）分析論語中的小人概念、謝長宏與方清輝（1986）描述論語顯示之儒家管理理念；侯家駒（1984）比較先秦儒法兩家的管理觀念。根據楊中芳（1993）的主張，此種歷史概念的分析可做為建立與構思本土組織行為理論的基礎，然而也容易流於「只是一種常識」的批評，而需要相當多的技巧與無比的耐心。
第二類的本土型研究是針對西方所提出之集體主義概念的批評。楊中芳與許志超（1986）發現華人受試者對分配的不公平感主要是來自於彼此間欠缺合作精神，而非西方學者所認為的群性或集體主義低的緣故。在此基礎上，楊中芳（1992）質疑了集體主義的想法，認為集體主義並不適合用來描述華人的社會行為。第三類本土型研究是家族主義與管理的研究，旨在說明華人家族主義如何影響組織設計、組織行為、及人事管理。例如，陳其南與邱淑如（1984）認為與日本的「身分關係與共同理念經營體制」、美國的「契約關係與市場規範經營體制」相較之下，台灣彰顯的是一種「差序關係的純營利經營體制」，頗受傳統家族制度的影響。其他研究者則指出這種影響，會表現在雇傭關係（夏林清、鄭村棋，1989）、企業文化（陳明璋，1984）、領導行為（鄭伯壎，1991）、及員工控制（周逸衡，1984）上。黃光國（1988）並根據他多年對家族企業的觀察，而提出人情與面子的理論模式，來說明華人的關係運作法則與社會行為的關係7。
最後一類是探討傳統價值與組織行為的關係。此類研究認為相對於西方清教徒倫理對經濟發展的促進，儒家倫理也應與台灣的經濟發展或組織行為有密切的關係，結果亦大致證實此一後儒家假說的推論（楊國樞、鄭伯壎，1989）。另外，華人傳統價值觀或華人所具有的傳統性亦會影響及華人組織中的員工工作態度（楊國樞，1984）、人際衝突（周丁浦生，1984）、及領導作風（高尚仁、鄭心雄，1984）等種種組織行為。
在此階段，另外一項值得特別注意的研究，是台灣飛利浦委託台灣大學所進行的全面品質改善之研究計劃（台大心理學系，1999）。此計畫開始於1985年，最終目的是想幫
7黃光國強調其《人情與面子：中國人的權力遊戲》的論文（黃光國，1988）是在以下的背景下獲得靈感的：「你們知道嗎，我人情與面子那篇論文是根據什麼寫的？是我進入和成當顧問時觀察的結果：想一想一家公司內有七位兒子，六位媳婦，說有多難搞，就有多難搞。」
助台灣飛利浦進行體質轉型與文化革新，以成功進入日本市場，並成為世界級企業（world class enterprize）。學術界所負責的是改善指標的訂定，包括企業形象、員工滿意、及顧客滿意，並進行外部環境與組織文化診斷，結果成績十分豐碩：台灣飛利浦不但如願以償獲得日本戴明獎、日本國家最高品質獎，而且業績在十五年內成長了15倍，獲利能力極為優異，此一改造過程可說是企業進行組織變革、改造、及發展的絕佳典範；而台灣大學則成功地發展了員工滿意的需求模式、顧客滿意的內容與歷程模式、以及組織文化的契合度模式，收穫亦頗為可觀。顯然地，此一委託型研究，也為企業界與學術界的合作樹立了一個良好的榜樣。
綜觀消化期的台灣組織行為的研究，可以發現：台灣的研究者已不再自滿於西方概念的移植，而開始了本土化的反思，並對一些本土議題進行了初步的概念性分析。即使是移植型的研究，台灣研究者也不再照單全收西方的工具與概念，而較認真地進行了理論模式的驗證，並較有信心說出：華人組織行為是與西方有所差異的、台灣企業具有其獨特的性格。除此之外，雖然想當然爾的委託型研究頗多，但台灣的某些委託型研究所展現的品質與成就，與西方相較，並不遑多讓8。雖然比起移植期的研究，此時期是有一些進步，但在理論與方法上，仍有改善空間：包括許多研究議題欠缺理論、未建立構念效度（construct validity）、多數主題仍然受到西方構念的強勢宰制，而需要做更多的理論驗證與構念澄清、方法要更加開放與更加嚴謹、並更強化與歷史文化、實務經營間的緊密結合。
創發期：1992迄今
自1992年之後，台灣組織行為的研究，在數量上與素質上都有極大的進展。在數量上，比消化期足足成長了大約三倍，重要期刊的論文有140篇，微觀與巨觀組織行為分別佔了一半，即大約50﹪與50﹪之比。論文大幅成長的理由，當然是專業社群的擴大，投入此學科的研究者，除了心理、教育、及企業管理學者之外，亦包括了社會學者與其他各種新興領域的管理學者（例如醫務管理、科技管理、國際企業管理等）。另外，專業學術期刊較為齊全，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比以前有更多的機會公諸於世，也是理由之一。在素質
8奇異公司在Jack Welch主持下的組織變革與組織發展，被稱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傳奇故事；同樣地，台灣飛利浦在羅益強主持下的企業革新，其故事的精采程度、實質績效的傲人成就，亦不下於奇異傳奇。
过去现在未来哲理句子 1、对过去视而不见的人，对未来将是盲目的。 2、耶稣曾经用极度强硬的方式坚持过许多次:“如果你不痛恨你的父亲或母亲，你就无法来追随我。”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的严苛，他是慈悲的化身，他就是爱，你几乎难以想象这会是耶稣说出来的话语。他为什么要说这样严苛的话语呢?事实上，他的意思是你要放掉所有与性有关的连结。耶稣以一种象征性的方式在说:“你要超越性的中心。”一旦你超越了性，你马上就脱离了与过去的连结，也不再与未来有连结。作者：奥修出处：能量脉轮书 3、记忆的夜 时间从指尖下划过 暗淡的时光 凌乱的心情 未来在时空外等待 过去过去
现在现在 心入眠 4、情侣间最矛盾的地方就是幻想彼此的未来，却惦记着对方的过去。 5、他掉在两个世界里他意识到自己正望着面前柜台玻璃的脸左眼追忆过去右眼害怕的凝望未来--黑暗的错误的破灭的未来吊在光明和黑暗之间在尖酸的嘲讽和信仰之间作者：卡森·麦卡勒斯出处：心是孤独的猎手 6、每个圣人都有过去每个罪人都有未来。作者：奥斯卡·王尔德 7、我们这一生，要走很多条路，有笔直坦途，有羊肠阡陌；有繁华，也有荒凉。无论如何，路要自己走，苦要自己吃，任何人无法给予全部依赖。没有所谓的无路可走，即使孤独跋涉，寂寞坚守，只要你愿意走，踩过的都是路。你以为走不过去的，跨过去后回头看看，也不过如此。不回避，不退缩，未来终将到来。 8、愿你们每天都愉快地过着生活，不要等到日子过去了才找出它们的可爱之点，也不要把所有特别合意的希望都放在未来。作者：居里夫人 9、回忆已是过去式，旋转的秒钟才是现在时，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服，加油吧，那才是未来。
一戏曲以窥中国文化 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悠扬悦耳的戏剧，韵味十足的书画，独特的建筑，优美的诗词，这些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中国各个时期的科技文化，既保持与发扬了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继承与发展了前代成就，又借鉴、吸纳了异域文化的成果，包容了本国各族的文化，同时又为世界文化和后世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今天的中国依然身处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之中。今天的文化继承和发展了传统文化，但是传统文化也面临着在新时代的转换。只有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跟随历史的潮流，传统文化才能延续下去并发扬光大。 我透过戏曲一窥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戏曲指的是中国传统的戏剧。戏曲的内涵包括唱念做打，综合了对白、音乐、歌唱、舞蹈、武术和杂技等多种表演方式，不同于西方将歌剧、舞剧、话剧。古典戏曲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以富于艺术魅力的表演形式，为历代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而且，在世界剧坛上也占有独特的位置，与古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剧。 中国戏剧的历史十分悠久。戏曲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秦汉时代。但形成过程相当漫长，到了宋元之际才得成型。成熟的戏曲要从元杂剧算起，经历、明、清的不断发展成熟而进入现代，历八百多年繁盛不败，如今有360多个剧种。中国古典戏曲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曾先后出现了宋元南戏、元代杂剧、明清传奇、清代地方戏及近、现代戏曲等四种戏曲模式。 说到戏曲就不得不说中国的国粹京剧了。自清代前期起，戏曲舞台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戏曲的民间化和通俗化。先是昆曲、高腔折子戏的盛行，后是地方戏的兴起。从此，戏曲舞台不再是传奇戏的天下，昆曲与高腔有了来自民间的竞争者。戏曲的表演场所也由厅堂亭榭变为了茶肆歌台。乾隆五十五年，即公元1790年，为庆祝乾隆的八十寿辰,三庆班进京献艺，。徽调以其通俗质朴之气赢得了京城观众的欢迎，从此在京城扎下了根。继徽班进京之后，湖北汉调艺人也于道光年间（1828年前后）进京与徽班艺人同台献艺，他们同徽调艺人一样唱皮黄腔，只是更具湖北风格。京剧形成后不久，即迎来了它的第一个繁盛期，时间在清同治、光绪年间。当时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京剧演员并在此时引起了宫廷官方的喜爱。宫内优厚的物质条件促进了它艺术上的成熟。世纪初的新思潮极大地促进了京剧艺术的发展，京剧又迎来了它的第二个繁盛期。这一时期京剧的繁荣主要表现在优秀京剧演员的层出不穷上。而且，这个时期也是京剧流派产生最多的时期，旦行的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生行的余（叔岩）派、马（连良）派、麒（麟童）派；净行的金（少山）派、郝（寿辰）派、侯（喜瑞）派、丑行的萧（长华）派等。每个流派的创始者拥有一批数量可观的剧目，所以这个时期也是京剧文学的繁荣期。这个时期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 “有心托市，无人问津” 京剧是中华文化之集大成者，是中华文化的标志，是“国粹”。但京剧艺术古老的形式和缓慢的节奏已经不太适合当代人的审美情趣，创作题材单一和缺乏新意，使得近２０年来上演的京剧剧目中，传统题材仍占据主导，“老戏老演、老
过去与现在作文 本文是关于作文大全的，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过去与现在作文（一）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科技时代，衣食住行都不在话下，与过去相比，现在的我们仿佛生活在天堂里。 过去，衣服质量很差，薄薄的一层布，既不保暖也不防晒。布料种类很少，最好的也不过是带点小花的，颜色并不艳丽，都是同一色调。现在，衣服各式各样，冲锋衣、T恤衫、保暖内衣、羽绒服……每种衣服都有不同的用途，而且都是绚丽多彩的。条纹的、方格的、还有图片的，有的实用，有的漂亮，有的暖和……件件都比过去的好。 过去，房子大部分都是砖瓦房，不但不结实，安全系数更是大打折扣。夸张些说，就是“弱不禁风”。几级大风或是地震洪水，大部分灾害都抵挡不住。现在，造房子用的全是钢筋水泥，牢不可破，就是十三级大风也毫发未损，在洪水里泡五六天也不会有事，六级地震也奈何不了它，安全十分有保障。 过去，出行都用自行车，那是当时最普遍的交通工具，有辆汽车就让人羡慕得不得了。交通工具很单一，最快的不过也就是老式火车了。现在，交通工具种类繁多，电动车、飞机、高铁、摩托车……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什么都有。经过不断改进，许多交通工具又快又稳，根本不用为出远门而烦恼。
过去和现在比起来，我们真是幸福。可见，我们的生活是多么来之不易呀！可有些人却身在福中不知福，根本不珍惜自己眼前的幸福，每天好吃懒做，虚度光阴。相反，还有很多人仍在不懈追求着那属于他们自己的更美好的生活，相比之下，我们更应该学习不懈追求美好生活的人。 最后，我只想说一句话：珍惜现在美好的生活吧，也许有一天，它会从你身边悄然离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吧，也许它并不遥远，只需要你去追求它。 过去与现在作文（二） 时间，总能改变许多东西。它能让小芽儿冲破那一层厚厚的土，一睹阳光下的天地；它能让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共创一片繁华的都市；它能使沉睡已久的东方巨龙苏醒，腾飞于天上人间。 清晨到来了，而鸡的打鸣声已经随时间不知道飘向了何方，萦绕在耳畔的是一辆辆汽车在公路上疾驰而过的声音。依靠在窗边，已经眺望不到远处了。幢幢拔地而起的大楼，将我的视线遮掩。只有那高高耸起的山顶，还依旧面朝向我，向我诉说着它所见证到的奇迹。 翻开我儿时尘封已久的相册，一幕幕映入眼帘。 咦？这个顽皮的小女孩不就是我吗！我手里拿着的是……对了，是爸爸的相机外壳。只见我紧紧地将它攥在手里，丝毫不肯退步将这玩意儿还给爸爸。回想起来，以前的傻瓜相机还要上胶卷呢！一次性拍不完的话，在家里搁着，又生怕胶卷曝光了！洗出来的照片，又不容易保存下来，还真是麻烦！瞧瞧现在的数码照相机，照片可以直接
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戏曲以窥中国文化 249班王祥 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悠扬悦耳的戏剧，韵味十足的书画，独特的建筑，优美的诗词，这些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中国各个时期的科技文化，既保持与发扬了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继承与发展了前代成就，又借鉴、吸纳了异域文化的成果，包容了本国各族的文化，同时又为世界文化和后世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今天的中国依然身处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之中。今天的文化继承和发展了传统文化，但是传统文化也面临着在新时代的转换。只有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跟随历史的潮流，传统文化才能延续下去并发扬光大。我透过戏曲一窥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戏曲指的是中国传统的戏剧。戏曲的内涵包括唱念做打，综合了对白、音乐、歌唱、舞蹈、武术和杂技等多种表演方式，不同于西方将歌剧、舞剧、话剧。古典戏曲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以富于艺术魅力的表演形式，为历代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而且，在世界剧坛上也占有独特的位置，与古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剧。 中国戏剧的历史十分悠久。戏曲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秦汉时代。但形成过程相当漫长，到了宋元之际才得成型。成熟的戏曲要从元杂剧算起，经历、明、清的不断发展成熟而进入现代，历八百多年繁盛不败，如今有360多个剧种。中国古典戏曲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曾先后出现了宋元南戏、元代杂剧、明清传奇、清代地方戏及近、现代戏曲等四种戏曲模式。 说到戏曲就不得不说中国的国粹京剧了。自清代前期起，戏曲舞台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戏曲的民间化和通俗化。先是昆曲、高腔折子戏的盛行，后是地方戏的兴起。从此，戏曲舞台不再是传奇戏的天下，昆曲与高腔有了来自民间的竞争者。戏曲的表演场所也由厅堂亭榭变为了茶肆歌台。乾隆五十五年，即公元1790年，为庆祝乾隆的八十寿辰,三庆班进京献艺，。徽调以其通俗质朴之气赢得了京城观众的欢迎，从此在京城扎下了根。继徽班进京之后，湖北汉调艺人也于道光年间（1828年前后）进京与徽班艺人同台献艺，他们同徽调艺人一样唱皮黄腔，只是更具湖北风格。京剧形成后不久，即迎来了它的第一个繁盛期，时间在清同治、光绪年间。当时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京剧演员并在此时引起了宫廷官方的喜爱。宫内优厚的物质条件促进了它艺术上的成熟。 二十世纪初的新思潮极大地促进了京剧艺术的发展，京剧又迎来了它的第二个繁盛期。这一时期京剧的繁荣主要表现在优秀京剧演员的层出不穷上。而且，这个时期也是京剧流派产生最多的时期，旦行的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生行的余（叔岩）派、马（连良）派、麒（麟童）派；净行的金（少山）派、郝（寿辰）派、侯（喜瑞）派、丑行的萧（长华）派等。每个流派的创始者拥有一批数量可观的剧目，所以这个时期也是京剧文学的繁荣期。这个时期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 二、“有心托市，无人问津” 京剧是中华文化之集大成者，是中华文化的标志，是“国粹”。但京剧艺术古老的形式和缓慢的节奏已经不太适合当代人的审美情趣，创作题材单一和缺乏新
数学的发展与未来 从国家安全、医学技术到计算机软件、通讯和投资决策，当今世界日益依赖于数学科学。不论是在证卷交易所里，还是在装配线上，越来越多的美国工人感到若不具备数学技能就无法开展工作。没有强大的数学科学资源，美国将不能保持其工业和商业优势。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1998报告 数学是从数数、测量等人类生活的实际需要中发展起来的。在数学形成为一门学问以前，数学一直融合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生产活动中。这可以说是数学发展的原始阶段。在数学形成为一门有组织的、独立的和理性的学科以后，便逐步地产生了脱离实际的问题。大家知道，数学是演绎的学问，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规律，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每个数学定理和逻辑结果都要用实际进行检验。尽管在上个世纪以前，数学已在天文、物理等领域有不少极其重要的应用，但是数学研究离开普通大众的生活越来越远。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数学理论发展的一种内在的必然要求。当然与数学家的作为也不无关系。抽象数学理论的艰深，不仅非数学家难于了解，即便是数学家之间也常常难于相互理解。但是，数学归根到底是客观世界的一种反映。即便是从纯粹演绎推理的角度来看，数学也还是客观实际数量关系和逻辑关系的抽象与自然延伸，只不过数学研究有极大的超前性罢了，正是这种超前性，为人们改造物质世界提供了武器。随着数学研究的深入，数学为人类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多，数学理论所包含的巨大物质力量不断显示出来。 众所周知，物理学是在牛顿力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没有微积分，就没有牛顿力学。19世纪提出的麦克斯韦方程组，不仅用数学概括了电磁相互作用的实验事实，而且推导出了电磁波（不久即为实验所证实），同时发现了光的本质，开拓了本世纪最重要的科技领域之一的无线电电子技术。同样，数学家欧拉和高斯的理论导致海王星首先在数学上发现，后来人类发明了望远镜，证实了这一数学发现。没有黎曼几何、张量分析，便没有爱因斯但的相对论，也就没有可能实
2008 年第5 期社会主义研究No.5 , 2008 (总第181 期) SOCIALISM STUDIES Serial No.181 改革开放30 年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 赵长峰 【摘要】改革开放30 年来,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增 强, 但距离名符其实的大国还存在一定差距;中国的国际形象逊于国家形象, 但并非只有消极的一 面;中国的国际责任应该随着实力的增加而增加, 但是不能超出实力范围之外。 【关键词】改革开放;国际地位;国际形象;国际责任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1-4527(2008)05-0095-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国际合作与和谐世界的构建:全球视角的解读”(批准号: 07JC710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长峰,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讲师。 30 年前的1978 年, 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 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开启了改革开放的 伟大历史航程。30 年来, 改革开放对中国的影响和 价值是全方位的, 它不仅改变了中国自身, 而且也影 响着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胡锦涛主席在2008 年新年贺词中说, “2008 年, 对中国人民来说, 是十 分重要的一年。我们将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 周 年。”本文探讨改革开放30 年来中国国际地位、国际 形象以及国际责任的变化, 以此来纪念改革开放30 周年。 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 邓小平在总结建国后的历史经验教训时郑重指 出:“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 关起门来搞建 设是不行的, 发展不起来。”①“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 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 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 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 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 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②基于这些深 刻的认识, 我国做出了对外开放的伟大决策。 对外开放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较大变 化:不仅接纳中国的国际组织数量大幅增加, 而且对 外关系的内容有了较大扩展, 从对外开放前的政治、 安全领域向经济、文化和科教领域扩展。这说明一 方面中国已放弃国际社会挑战者的角色, 主动参与 国际竞争;另一方面世界也开始以积极的姿态与中 国展开接触和对话。但由于历史因素和现实情况的 制约, 对外开放初期我们还没有“全面融入”的国际
初一议论文：过去现在未来_800字 我们是一群在草原上奔跑的鹿，我们不像狼，没有那嗜血的欲望；我们不像兔，没有那耐心和安逸；我们不像秃鹫，本性使然，生来的 本能……我们是一群年轻健壮的鹿，我们放肆张扬的奔跑在草原上， 我们在努力，努力的追逐，追逐未来，追逐梦想，追逐…… 过去，面对过去，我们是站在回忆里，我们曾是在草地上追逐打 闹的孩童，我们无忧无虑的欢笑，我们笑的那么真。孩子的笑容总是 充满了童话的色彩。童年的追逐给了我们无数的幻想和憧憬，童年的 追逐，同样是我们坚持的开始。最初的，我们的执着，我们的追逐， 我们的坚持。 现在，花季正值的我们在青春里张扬放肆的生活着，慢慢的，我 们懂得，站在原地，看看那些以前发生的一切；站在原地，想想未来 可能到来的美好。我们怀揣着追逐的梦想，我们执着，坚持，追逐。 我们小心翼翼的呵护着我们闪烁而灿烂的梦想，飞逝的青春。我们能 理直气壮的说，我们还年轻。我们会固执的说，就像李宁，一切皆有 可能。我们那让人匪夷所思的执着，也许就是青春里，燃烧的热情， 点燃的生命。未来在我们手里，我们追逐，执着，坚持着。 未来，是我们成功的期限。无数次，梦境里，洒落了成功的喜悦 和泪水；无数次，幻想过，拥抱着成功后的鲜花和掌声；无数次，我 们期待着，执着追逐，坚持的最后，我们成功了，然后静静的回首， 成功的开始，奋斗的过程，最后的美好。因为我们不懈的坚持，执着 追逐着。所以那一天，就在一步一步走向我们 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我们应该坚持，我们的一切都是未知的， 因为未知，所以一切皆有可能，不因困难而退却，不因未知而恐惧， 不因失败而灰心，不放弃，做我们自己，坚持，执着，追逐，终会迎 来属于我们的成功。 过去就像是一本翻不厌的书，让人忍不住的回味再回味；
《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和对中华文明的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追求“”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莫非”，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体国经野”：试古代的王朝》，《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扬权》）；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和，并发展成为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数学考研刚刚过去，整体来看，试卷质量很高，考查角度和命制思路非常适合这类选拔性考试，下面给参加2020考研的考生一些建议。 1.重视基础，题型常规 试卷延续了近年来重视基础的特点，试题基本上是考纲中要求考生理解和掌握的知识点，超过70%的试题是考查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 比如数一、数三的第1题(同数二第2题)，就是导数概念，左右导数都存在且相等是可导的充要条件，是考研中反复出现的知识点;再比如数一、数二的第15题，是基础的不定积分计算题，考查换元积分法与分部积分法;即使需要一些技巧的题目，比如选择题中比较定积分大小的题目，需要与积分函数奇偶性以及定积分比较定理结合，但也是考研试卷中的老面孔了，与其说是技巧，倒不如说是一种固定模式的方法了。 所以，大家在进行复习的时候一定要重视基础，一个一个过考纲中所有要求的知识点，不要追求偏难怪题，打牢基础才是正道，会做常规题型，能拿稳基础分，考研数学已经胜利一多半了。 2.覆盖度广，考查全面 考研数学具有考查内容比例均衡、覆盖度广、考查全面的特点，今年的试卷很好的体现了这个特点，数三考了差分方程，经济学应用，数一考了旋度计算，假设检验，都是低频考点。 大家复习概率时一定注意构建知识体系，概率中有三条主线：一维与二维、离散与连续、普遍与具体。学习随机变量，要对照着记忆一维离散型、一维连续型、二维离散型、二维连续型的概念、性质与相关计算方法，既要学习普遍规律，比如分布函数、概率密度、概率分布等，也要学习具体的十大常见分布，记准他们的分布、性质与期望、方差。
数学的复习，坚持全面、夯实基础永远是王道。 3.依托基础，有微创新 考研数学试题所考核的都是基础知识，但难度适中，整张卷难度系数会维持在0.5略低，并不会给学生"如此简单、毫无压力"之感，依托于基础，仍有微创新，需要考生真正吃透概念、原理，才能顺畅做出。比如今年数一第18题，考查内容是函数周期性，不过从微分方程入手，显得耳目一新;线性代数矩阵相似的一题，解决问题需要的知识仍然很基础，但比较灵活。 因此，考生复习中，不要拘泥于"背题型"，考研试题的命题套路并不多，"骨架子"总是那几幅，但总有一点微弱的变化，数学能力不是背出来的，要真正理解概念、原理与方法并多加练习，提高自己的解题能力，数学能力上提高了，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针对以上三条特点，对下一届考生的复习，再次强调这几点建议： 1重视基础，打牢基础，远离偏难怪题，提高基础题目的准确率; 2复习全面，不可遗漏，低频考点也要关注，注重梳理知识体系; 3吃透知识，提高数学素养与解题能力，切忌死记硬背生搬硬套。
浅析当代中国与世界 摘要：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这一论述充分反映了当前国际国内发展局势的基本特点，是我们党对新时期我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个高屋建瓴的科学判断。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虽然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面临着不容忽视的挑战，但前景光明，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在政治上，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大国间结成伙伴关系越来越普遍；在经济上，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国际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速度加快，区域和全球合作越来越深入；在文化上，世界不同文明、民族、宗教和发展模式的交流越来越广泛；在安全上，各国共同利益不断增多，合作意愿越来越强烈。综观全球，国际形势正在向各国关系日益紧密、互动日益增强的方向发展，当今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相互依存的世界。在这样的大环境、大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与世界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关键词：世界中国关系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过去几年，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发展变化充分地验证了党的十八大这一重要判断。无论是从中国还是从世界角度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切，互动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频繁，相互影响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和深入。可以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不仅影响中国的命运，也关乎世界的未来。 （一）．当今世界的变化 纵观当今世界，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世界各国相互联系越来越密切，相互依存也越来越深入。冷战时期，世界被一堵堵有形和无形的墙隔离着，即使鸡犬相闻，也仿佛老死不相往来。中国和苏联互为最大邻国，拥有世界最长的共同边界，但是相互人员往来稀少，60年代贸易额一度连5000万美元都不到。苏联和美国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两国贸易额最低时不足1亿美元。如今，世界则被一张张有形无形的网连接着。世界日益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据称，互联网连着全球40亿人口和500亿台电子设备，每年发送90万亿封电子邮件，进行着2万亿笔电子交易。人们虽然远隔万里，但是一上网，就感觉“天涯若比邻”。联系和交往的密切也使得各国的利益更加交融交汇，真正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就是为什么华尔街一生病，全世界都跟着吃药，为什么整个欧洲乃至国际社会都在全力帮助希腊克服债务危机，为什么各国要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恐怖主义、气候变化、核扩散等一系列全球性挑战。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再强大的国家也不可能单打独斗，独善其身。同舟共济、合作共赢已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别无选择。必须抛弃你上我下的“翘翘板”思维，必须停止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必须大力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建立适应时代变化的新型国家关系。总之，相互依存是当前国际关系与冷战时期的最根本区别，也将决定今后国际关系的演变方向。 （二）．中国与世界关系 回首2010年,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持续发酵!美国加快全球战略调整和中印等新兴大国快速崛起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国际形势和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发展变化都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没有根本性变化,但
我们祖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六（2）班吴子捷 我们的祖国拥有着其他国家未曾获得过的悠久历史，从三皇五帝到新中国的成立，已经过去了悠悠的几千年的漫长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中华民族饱经风雨，经历了无数的沧桑巨变，创造了无数的辉煌，收到了无数的侵略，但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民族用我们独有的精神，坚持到了今天，开创了我们今天的新中国。 在过去的几千年时光中，虽然我们的祖国一直处在奴隶制和封建制度的控制之下，但还是获得很多的辉煌和成就，让所有的人类为之惊叹，为世界的今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发展。 在三皇五帝的时期一直流传着神农氏尝百草、黄帝战蚩尤、大禹治水、尧舜让禅的佳话。商代的盘庚迁都，周代的姜太公钓鱼，春秋战国的长勺之战、卧薪尝胆、周游列国、南门立木、田忌赛马、完璧归赵、窃符救赵、围魏救赵、荆轲刺秦王激励着无数的后来之士。秦时的破釜沉舟，汉时的张骞出使西域、飞将军李广、苏武牧羊、司马迁写史记、昭君出塞、投笔从军、张衡发明地动仪、医圣张仲景，三国时桃园三结义、三顾茅庐、煮酒论英雄、官渡之战、神医华佗、七步成诗，两晋时的闻鸡起舞已经吟唱了几千年。隋代的李春修建赵州桥，让我们见证了古人的精湛技艺；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让当时的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宋代的包青天、活字印刷术、资治通鉴，让我看到了当时的文化，韩世忠、岳飞，体现了宋代将领的爱国之心，李清照、辛弃疾、文天祥将宋代的诗词流传于天下；元代的成吉思汗开创了当时最大的帝国，天文学家郭守敬、纺织家黄道婆、书画家赵孟頫、作家关汉卿，体现了元代中国的发展；明代的郑和下西洋讲古中国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于谦、戚继光、袁崇焕又是一代爱国名将，徐霞客、李时珍编写明代的游记和医术；清代的康熙乾隆又创出一番新盛世。 这些过去的辉煌见证了我们祖国的过去，但我们也不能忘记过去的耻辱，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日本的侵略、南京大屠杀让我们铭记，成为了我们心中的一次惨痛的记忆，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 我们祖国的现在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悠悠的五千年已经过去，从1949年10月1日开始，我们的伟大祖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给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祖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富足和安定，让历尽沧桑的中国人民真正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在这个美丽的新时代中，我们的祖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伟大发展，从而成为了这个世界上的泱泱大国，站立在了世界的屋脊之上，站立在了世界民族之林，让我们的祖先，为我们这一群炎黄子孙感到骄傲，感到自豪，感到无比的光荣，无比的欣慰。 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新时代，我们完成了我们祖先一直梦想的事，我们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飞机、坦克、战舰，拥有了核弹、原子弹、卫星，杨利伟叔叔这些伟大的航天员们，代表着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第一次飞上了太空，第一次走进了太空，第一次将我们中华人民共
我主要回答同学们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中大部分都是关系现代数学大局的问题，很深刻，也很难回答。这种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答案。我今天讲的是我的个人意见，同学们可以参考，但不一定正确。 1．现代数学的特点和现状 有的同学问：听说现代数学分支非常细，不同分支的人彼此不了解，这样还能出现总揽全局的数学大师吗？此外，数学的复杂是否使它远离“简单性”这个朴素的自然法则？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提这个问题的同学希望从总体上了解现代数学，这是非常好，非常值得鼓励的。但是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并不容易。确实，现代数学分支繁多。按美国数学会的分类，数学科目可以分成60多个大类，每个大类下面又有几十个子类，总计有3500个以上的子类。肯定没有人能把所有这些分支都了如指掌，甚至于一个分支的专家也很难把分支里的所有数学了解得一清二楚。 但是，真正影响大局的数学却没有那么多。这就像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但是影响全球格局的却只有少数大国。这种影响大局的数学可以叫做“主流数学”。即便在主流数学中也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平等的，还有主次之分。因此，如果能抓住主流数学中的主流问题，大体上就可以说是“总揽全局”了。至于说“大师”，他不仅能总揽全局，而且能通过他的工作影响全局。这样的人肯定很少，但也不能说一个没有，这要由历史来做定论。那么，为什么现在出不了牛顿，欧拉，高斯，黎曼这样的大师了呢？这有两个原因。首先，时势造英雄；不是每个时代都会出旷世英雄的。其次，即便是这样的英雄，他的历史地位也要经过历史的考验，并不是在当时就能确立的。 那么哪些是主流数学呢？回顾历史，现代基础数学从17世纪开始发源，经过18-19世纪的大发展和20世纪的完善，现代数学的基础部分，包括代数和数论，几何与拓扑，分析学的所有主要分支，我们叫这些为经典分支，都进入了成熟期。所谓成熟是指，理论已经十分完善，而内在的发展动力则减弱了。因此，基础数学的单独分支的自身发展已不再是主流。取而代之的是综合与交叉，集多个分支的方法来解决以前无法解决的重要问题。费尔马猜想和庞加莱猜想相继被证明就是最好的例证。在我看来，现代数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应用数学的兴起，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各个方面对数学的需求日益增长，推动了应用数学的崛起，它正成长为数学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主流。 从重要问题的来源看，基础数学内部一些最主要的问题是来自数论，拓扑以及几何，例如克莱研究所的7大问题中4个是关于纯数学的，两个来自数论（黎曼猜想，BSD猜想），一个拓扑（庞加莱猜想），一个代数几何（Hodge猜想）。[另外3个多少与应用有关：Navior-Stokes方程（流体力学），P-NP问题（计算复杂性），Yang-Mills理论（理论物理）。] 近年来，理论物理对基础数学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是值得注意的。 数学的复杂性不在于它的分支繁多，而在于它的深度和难度越来越大。世界既有简单的一面，又有复杂的一面。科学家的任务是把复杂的东西分析和解剖，化繁为简，找出对
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现状及未来 ——专访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者主罗伯特·希勒 林永青：首先，感谢您接受《腾云》杂志和价值中国网的联合采访。去年您在媒体提到，“中国的经济奇迹是一个鼓励人们做出现实的伟大故事”。很多年前伦敦政经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表示过类似的看法：“历史事件往往不是智慧或能力，而是偶然的瞬间。一些历史上大的事件只是一些随机产物。比如，如果足够多的人相信西方的没落，西方就没落了。”您如何比较中国和西方的不同“历史故事”呢？ 希勒：中国书写的是复兴的故事。我不是一个中国历史学家，你让我比较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历史启示，我能力有限，只能简单阐明我的想法。我只是知道中国近代，有一段几百年的磨难。但是我也知道，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一直在世界拥有领先的地位。就是回到中国清朝中期的时候，相比欧洲，中国也有一个鼓舞人心的时期，我不认为当时的欧洲同样具备。 而在最近几年，我认为，一个伟大的文明复苏的思想是中国发展的根本性的动力。中国人把它看作是正在发生的历险。但（这种经济发展）对于欧洲和美国，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故事了，这样的历史在那里的人们身上上演过。在中国，人们亲身感受到他们同中国崛起的关联性和与责任感。而在我看来，对于美国来说，这样的故事发生在200年前，今天的美国人不再具有共同为国家发展做出牺牲的意愿。所以储蓄率在今天的中国非常高，而在美国非常低。我听到了很多说法，其中一个是中国人的历史时刻感。中国人为自己承担的义务作出贡献。 林永青：您能谈谈美国或西方的未来发展趋势吗？西方世界会衰落吗？ 希勒：历史表明，每一种文明都是来来去去，但目前我没有看到西方有任何危机的迹象。在二战以后，美国有特别的优势：它未受战争破坏。此外，也许因为美国是一个更大的经济体，自二战之后美国政府比当时的其他欧洲国家更愿意支持科研。所以美国在那一段时间一直存在优势。 然而，今天，正如你游历世界各地时所看到的，现在人们意识到了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各国的经济也都开始腾飞。曾经在20世纪60年代，大部分诺贝尔奖得主来自美国和欧洲。诺贝尔奖曾经被欧洲人垄断，但随后渐渐转移到美国人头上。现在，我觉得诺贝尔奖可能已经转移到更多的国家。这样的情况与当时可用于研究的资源密不可分。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高等教育比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更为普遍和盛行。这一现象今天已经改变了，美国的独特性将被削弱。但我不认为这对美国人是一件坏事，世界各地教育经济的腾飞是令所有人兴奋的。 林永青：我在报纸上看到您建议，“中国政府应该做一个长远规划，以避免富人与穷人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2012年3月，奥巴马签署的《就业法案》（JOBS ACT）就与社会化创业融资（众融）、与创造就业机会都息息相关。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马上就将通过JOBS法案的第三修改案。在过去，只有合作投资者可以进行网上投资，而第三修正案将允许每一个普通人可以在网上投资、获利。人们普遍认为，众融将开启”资本民主化“的道路。创新金融工具，正是您的研究重点。能否对互联网金融的崛起，众融、P2P网贷，或其它新兴金融模式做出评论？
深度雄文！中国未来十年的政治经济分析 在作者看来，未来十年，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图景，将会切换到一个全新的操作系统。而设计和开发这个全新操作系统所用的语言，一个是科技，一个是万物互联，一个是文化。 未来已来，预见方能遇见，如何拥抱？ 中国未来十年的外部环境 所谓的世界大事，其实古往今来的几千年，国与国之间只有三件事：战争，和平与发展。战争是和平的前提，和平是发展的前提，经济发展的失衡又会带来新的战争。 战争发生，是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需要进行再平衡，以使国与国之间的形成新的力量均衡。新的均衡完成之后，就会产生和平。一个和平的国际秩序，进而带来经济发展。有的国家发展的好些，有的国家发展的差一些，新崛起的国家，就要向旧的霸权发起挑战，来重新划分世界利益格局。将亚欧非三个大陆整合起来的一路一带战略规划图 地缘政治，和狮王争霸，本质都是一样的。把世界文明史上的帝国兴衰，替换成新老狮王之间的争雄角逐，会发现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它们都遵循一个古老而恒常的法则：丛林法则。毕竟人类也是动物，脱离不了动物界的那套普世法则。
直到核威慑这个恐怖平衡的新法则，取代了一贯的丛林法则。人类的战争形态，发生了根本改变。核大国之间，再难以像往常那样，搁个几十年上百年，就要来一套狮王争霸。因为核威慑的恐怖平衡法则是，没人会赢，也没人会输，只会两个一起死。 所以，作为再平衡手段的战争，对于核大国之间而言，没有输赢，费那么大代价除了同归于尽也捞不到什么好处，作为手段的战争失去了意义。军事只是手段，利益才是目的，自古以为都是如此。 中国是一个核大国。核大国之间，在恐怖平衡新法则下，轻易不会发生战争。而非核国家，想要以武力挑战中国，无异于痴人说梦以卵击石。所以，中美之间，不会爆发全面战争，俄美之间也不会爆发全面战争，中俄之间更不会爆发全面战争。如果世界上前三名的军事大国，相互之间都不会发起全面战争，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根本就打不起来。 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会到来，但是不意味着一切都风平浪静。在全面战争不可行的情况下，敌对国之间，技术性祸害就是新的遏制与再平衡常规手段。 比如代理人战争，比如输出恐怖主义，比如各种互相恶心。祸害与反祸害，遏制与反遏制，依然是世界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中的长期主题。这就是未来10年里，中国将面临的外 部环境。
过去、现在、未来名言警句 ●如果你希望现在与过去不同，请研究过去（斯宾诺沙） ●如今逗乐我们的一切都曾是某种危急关头（弗吉妮亚·伍尔夫） ●不要等到日子过去了才找出它们的可爱之点（法国） ●不要埋首于远昔的过去，把握现在吧（德国） ●不要让昨天占用今天的时间（美洲） ●好汉不夸当年勇 ●毋为已消逝之年华叹息，须正视匆匆溜走的时光（欧洲） ●一切过去了的都会变成亲切的怀念（普希金） ●观往知来 ●最可怕的是看见你过去憎恶的一切披着未来的外衣又回到你面前（让·罗斯唐） ●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你自己（英国） ●“过去”是我们临终的母亲，并不是已经死亡的事物。我们的未来不断使她出现在我们的心灵中（梅瑞狄斯）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应展望将来，莫留恋过去（拉丁美洲） ●记住昨天，如果不是为了激励明天的进取，那就莫如忘却 ●将来现在将来，于现在有意义，才于将来会有意义（鲁迅） ●未来走到我们中间，为了能在它发生之前很久就先行改变我们（里尔克） ●对于未来的真正慷慨在于向现在献出一切（法国） ●为着后来的回忆，小心着意地描绘你现在的图画 ●追上未来，抓住它的本质，把未来转变为现在（苏联） ●创造明天的是今天，创造将来是眼前，当你痴痴地坐等将来的时候，将来就从你的懒惰的双手中畸形丑陋地走出来（克劳塞维茨） ●把每时每刻都用在自己的事业上的人，对他来说都是足够的原因（塞涅卡） ●时间的步伐有三种：未来姗姗来迟，现在像箭一般飞逝，过去永远静立不动（席勒）
●在无论何时，现在只是一个交点，为过去与未来相遇之处，我们对于二者都不能有什么架打。不能有世界而无传统，亦不能有生命而无活动（蔼理斯）
过去过年和现在过年的对比 春节，俗称“年节”，是中华名族最隆重的和中国人最期待的节日。在过去，无论高高朝堂，还是僻野民间，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小民百姓，对于春节是十分重视的。古时候过年的情景如何呢？如唐朝诗人周弘亮的诗句所言，“何处夜歌销腊酒，谁家高烛候春风”，描写出了故乡除夕的浓浓年味。又如王安石的一首著名的七绝诗所言，“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描绘出了我国古代人民欢度春节的喜庆场面。 中华文明已有5000年，而中国人过春节的历史已有4000多年，足见春节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之重。传统的春节有很多习俗，人们一进腊月就开始忙“年事”，每隔几天就有特别的含义和仪式：吃“腊八粥”、贴门神、贴春联、贴年画、扫尘、杀猪弄肉、祭灶神，蒸馒头、饮屠苏酒、吃年夜饭，守夜、放爆竹、给压岁钱、接神、祭祖、送财神、拜年……。总之，过去那种人神共享的中国年，尽展各式各样的民俗，洋溢着浓浓的“年味”，有着强烈的农耕文明时代的胎记。现在很多农村依然保留着过去的习俗，但是在大城市里，这些习俗反而见得少了。 大城市里，高楼林立，尽管邻居间门挨着门，但是却很少串门，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淡漠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随着这些生存环境的变化，“年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虽然春节的花样越来越多，拜年的方式也越来越时尚，而一些人却觉得现在的春节不如过去热闹了，对春节淡漠了，甚至一些人直抒感慨：过年没什么意思了！不少人对春节的新鲜感变得麻木，只是在毫无目的的搜寻着“年味”。过年时的七彩缤纷不再像小时候那样新鲜，而唯一剩下的永存不变的就是与家人团聚的那份感觉，这或许是人们心中恒久不变的“年结”吧。 春节伴随着我们的成长走过了一年又一年，小时候的我们期盼快快长大，到现在岁月如梭，犹记那时“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的除夕的记忆。然后，这些都已成为了过去的故事。现在过年时的“年味”是浓是淡，已经争论了许久。但是，我认为不变的是人们对于春节过年回家的期盼。不管“年味”是浓是淡，当家人从全国各地回到家中，共享除夕夜，欢度春节，这对人们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为什么相比于过去，现在的“年味”在一些人眼里变淡了呢？我们可以试着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分析一下。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首先我们来谈一谈过年的吃。过去，对于多数家庭来说，平时吃得都比较简单，无非是一些粗茶淡饭，肉类可能都很少见，一年中也仅有少数一些日子才会打打牙祭，给一家人吃顿好的。而过年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所以，不论平时日子过得怎样拮据，除夕那晚的年夜饭还是很重视的。鸡鸭鱼肉都会尽可能的备齐全，特别是鱼，因为鱼的寓意是“年年有余”，人们希望来年能有个好收成，生活上能够更好一点。很多地方的人不论生活条件如何，都会尽最大努力在过年的时候吃上一条鱼。另外，像腊肠、腊肉之类的，也基本只在过年的时候才会进门。越是物质匮乏，生活艰难困苦，人们对春节就越发的盼望，对“年味”品味的也越深。所以，过去人们对过年的吃还是很期待的。 现在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科技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相比于过去，人们的购买力也增强了不少，以前是买不起，现在是随意买。一年四季都可以在超市里买到几乎所有以前在过年才能吃到的东西。而且现在平时吃的和过年也没多大的区别了，对于一些普通家庭而言，也能做到天天有鱼有肉。我们对过年时的吃也已经不再抱有多大的期望，所以，这方面的热情也减淡了。
世界大趋势与未来10年的中国面临的挑战2010，世界告别了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开始进入第二个十年。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将进一步深入展开，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安全等各个领域都将在嬗变中呈现新的特点，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机制性变化。凡此种种，预示着未来数年内世界发展变化的大趋势。中国怎样应对变化着的世界，对中国自身发展至关重要，也对世界走向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面对前所未有的变局，世界发展趋势如何？中国如何应对？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经济问题已经不是人们关心的问题，由经济发展带来的政治、社会、道德问题才是我们政府和社会所应该反思的。 挑战一：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 虽然惩治腐败是我们党的一贯立场和方针，而且惩治腐败的力度逐年加大，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但无须讳言的是，腐败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在某些时期、某些地方、某些领域甚至还呈蔓延之势，主要表现在犯罪的人数越来越多，职务越来越高，金额越来越大，腐败的“出生率”大于“死亡率”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挑战二：分配不公激化社会矛盾 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不同群体之间均存在着不平衡问题。尤其是关系民生的收入分配，其差距的拉大不仅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导致仇富心态的产生、官民对立，严重危及和谐社会关系的构建。因此，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是事关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战略问题。 挑战三：基层干群冲突 干群关系的好坏、干群矛盾的积聚与解决直接关系着社会稳定和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尤其对于基层政权来说，人民是政权的基础，民心向背关乎政权兴衰存亡。根基不稳，势必将造成整个国家大厦的坍塌。迫切需要我们不断解放思想，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开拓创新的勇气，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挑战四：高房价与低收入矛盾 房价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国内经济问题最突出、民众最关心的问题。当前，尽管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否确实存在严重的泡沫问题也尚未有定论，但普通城镇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