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读书笔记
肖春阳（2010402047）
《政治学》主要讨论了两大问题：一是政治理论，二是现实政制。亚里士多德认为，社会中一般存在三个阶层，即富人、穷人和中间阶层(就是“占有一份适当而充足的财产”的人，他们不会为富不仁，也不会觊觎他人。因此他提出的治国之道是抑富扶贫，强化中间)。这与孔子的观点不同，孔子的观点有点类似柏拉图，主张贵族统治。 亚里士多德对于人与国家的关系的看法倒很类似于我国古代的孔子，他们都认为个人要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那里，这叫“入世”。 亚里士多德关于公民的定义，也影响深远。直到18、19世纪，欧洲的民主国家（例如大革命时期的法国）还以财产多寡限制选举权，那些没有财产或财产微薄的人被认为不能享有公民的权利。 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是社会团体之一种，而且是最高层次的社团。亚里士多德指出的，人的本性发展要求最广泛意义上的公共生活，还是有其重要意义的。
古希腊的政治思想特别强调抽象的正义和善。亚里士多德认为每一个社团都是以一种善为目的，那么国家便是以最高的善为目的。在这一意义上，他认为政治学是最高的科学。亚里士多德还早就提出了法治的思想。读过柏拉图《理想国》的同学应该知道，柏拉图的观点可能类似于孔子，推崇人治，孔子讲“礼治”。亚里士多德似乎更倾向性恶论，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七情六欲，不免会产生不公和腐败，必须以法律来约束所有的人。
一、对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各卷的浅析
卷一 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特殊的社会团体，是最高、最广的社会团体，即政治社团。有理智的人应该也必然会是城邦的统治者，而有体力无理智的人应该是被统治者。亚里士多德认为，君主制是原始家属关系的延续。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君主制应该逐渐为民主制所代替，野蛮民族才实行君主制。“政治家所执掌的则为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托付的权威”。而且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正义，“人类由于志趋善良而有所成就，成为最优良的动物，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他就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
亚里士多德是奴隶制的维护者，他反驳了那种认为奴隶制违反自然，是源于强权、不正义的观点。他并不认为人人生来平等。发动战争以掠取奴隶也是合理的，如果那些本应服从的卑下的部落却拒绝服从的话。因为，掠取奴隶就如同狩猎掠取野兽。
卷二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有了任期制的思想。这是因为“全体公
民都天赋有平等的地位”，因此统治者不应该始终是某一部分人，
而“应该让全体公民大家参与政治”。亚里士多德反对苏格拉底财产共管的思想，因为人们的利己本性决定了他关心自己的所有物，而忽视公共事物，至多只关心与自己有关的公共事物。在财产公有的情况下，实际上人一无所有。亚里士多德还主张“产业私有而财物公用”的经济制度，其中“私有”是关键。他认为世界上的罪恶并非来自私有制，而是来自人类的罪恶本性，即使实行了公有制也不能消除这些罪恶。因为人们大都生活于私有制下，很少生活在公有制下，对公有制下的罪恶少有觉察。“人类的恶德就在他那漫位止境的贪心”“财产的平均分配终于不足以救治这种劣性及其罪恶。这就要求助于教育。惟有训导大家以贪婪为诫；至于他们份内应得的事务当然应该给予公正的分配，勿使发生怨望。”
另外，亚里士多德还认为，实行公有制必然导致社会的完全整体划一，但同时亚里士多德也赞成社会的多元化。亚里士多德似乎预见到了后来绝对主义或者整体主义（totalism）的恶果。 亚里士多德为利己心进行了辩护，甚至进行了美化。他说：“自私固然应该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只有在私有制下，人们才会体会到施舍带来的乐善好施的快感。亚里士多德却认为自由的公民各阶级禀赋相同，政权不应由一部分人垄断，而应实行民主制度。亚里士多德主张私有制同时却主张民主制，而柏拉图主张公有制同时却主张寡头政治，这确实值得人们反思。 亚里士多德似乎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尽管他承认变革的必要性，但又指出：“变革实在是一件应当慎重考虑的大事”。如果轻易废改法律，那么民众守法的习惯和法律的威信就会削弱。
卷三 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制度是“居民由以分配政治权利的体系”。公民则是“凡得参加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们”。城邦则
是“为了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 这与亚里士多德先前指出的城邦也是一种社会团体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这个概念也适用与国家，那么国家就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亚里士多德认为，“决定城邦的同异的，主要地应当是政制的同异”。 这实际上上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是“一种社会团体”或“一个公民集团”思想的逻辑上的必然。
亚里士多德把统治分成两个方式：㈠主人统治非自由人、即奴隶㈡自由人统治自由人，即公民统治公民。在这种统治方式中，公民互为统治和被统治者。既然公民互为统治和被统治，就应该兼具指挥和服从的品德。“同等的人交互做统治者也做被统治者，这才合乎正义。”这也
就要求法治。什么是最优良的政体呢？“最优良的政体就该是由最优良的人们为之治理的政体。这一类型的政体的统治者或为一人，或为一宗族，或为若干人”。“政治权利的分配必须以人们对于构成城邦各要素的贡献的大小为依据。”这些要素是：门望、自由身份、财富、正义的品德和勇毅。 亚里士多德认为，多数的平民群众素质上的欠缺使他们不适宜担任公职，但是如果把他们排除在政权之外，就等于在国内保留着许多敌人。因此，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给予平民群众选举权、参议权和监察权。而且，亚里士多德认为，“把公民大会、议事会和法庭所由组成的平民群众的权力置于那些贤良多担任的职司之上是适当的，也是合乎正义的（合法的）。”因为，“所有参加这些审议机构的人们的集体性能原来就大于那些少数贤良所组成的最高（行政）机构”。多数群众比少数人的统治不容易产生腐败。因为，“大泽水多则不朽，小池水少则易朽”。大多数的人如果要他们判决有关自身的案件时，实际上就都是不良的判官。 亚里士多德尽管主张民主、法治，但还是为独裁和人治开了一扇后门。如果出现了善德特著的人物，在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民主政体下，也许必须放逐，而在贵族或君主政体下则听从杰出美德的人。
卷四 立法须与现实相适应，政体决定法律。没有好的政体,便没有好的法律，平民政体的变种——非法治的平民政体否定了法律，趋向专制，不能算作政体。最坏的政体是非法治政体。 法治本身就具有有两重含义：获得普遍服从；良法。法律不是奴役，而是拯救。
共和政体是寡头和平民政体的结合。中产阶级最能顺从理性和中庸，中产阶级为基础的政体是最好的政体。
卷五 对于政体变革的原因，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中的寡头和平民对于政治权利不满时就会起来鼓动变革。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权的更替只有通过法律而实现才能保障稳定，而通过政变取得政权还会引起更多的争端。对于一种政体来说，最好是恪守“中庸之道”，对于统治者来说也是如此。在平民政体中，应该保护富室。富人应该对国库做较大贡献。就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相比较而言，平民政体更加稳定，因为平民内部较少争斗，而寡头不如往往出现斗争。另外，平民政体比寡头政体更接近共和政体。 寡头政体的变革有两个特别显著的途径：一是以暴政，被群众推翻；二是寡头集团内部出现内斗。还可能有更深层的社会经济动因：寡头政体不得不适应民众财富和参政能力增长的社会现实。亚里士多德注意到政体变化的外部原因。雅典和斯巴达争霸时代，“雅典人到处破坏寡头城邦；斯巴达人则到处压制平民政体”。“为政最重要的一个规律是：订立法制并安排它的经济体系，防止假公济私。对寡
头政体，贪污问题更加应该注意。限制政治参与和政权内贪污腐败盛行结合在一起是政体不稳定的大患 。亚里士多德对僭主政体的评价很低，认为它“兼具寡头和平民政体的弊病”。僭主们象寡头们一样“不信任平民群众”，压迫平民，同时，又象平民政体一样仇视和压迫杰出人物。亚里士多德揭露了僭主维护自己统治使用的种种伎俩。他论述了僭主延续自己统治的策略，即“僭术”。
卷六—卷八 平民政体 平民主义政体的精神为“自由”。平民政体的正义原则是数量的平等，即大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正义。平民政体的具体特点是：选举、轮番为治、几乎无财产限制、任期制。最高治权归公民大会，平民占大多数，因此平民决定政事。亚里士多德认为平民应该拥有议事的权利，但对于参政权则应该有财产限制。 最优良的人党政，贵族担任公职，民众有审查之权。人们相互依仗而又互为限制，谁都不得任性行事，着在实际上对个人都属有利。“人类倘若由他任性行事，总是难保不施展他内在的恶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以农民为主体的平民政体是最理想的，“群众都爱好实利而不重名位”。这样就能保证杰出人物掌握政治权力，而以工商佣工为主的平民政体是较劣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政体对于人们的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最优良的生活应当寓于各邦在现实情况下所可达到的最优良政体中”。亚里士多德倾向积极参加政治生活。因为：人生一定要有“善行”而后可以获致“幸福”，实践（“有为”）就是幸福，最优良的善德就是幸福，幸福是善德的实现，也是善德的极致，应该“依从理性，把理性作为行为的准则”。 城邦中的公民必须有财产，才可能有条件修养善德和从事政务的闲暇。
二、对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思想总体的评价
第一、亚里士多德主张通过公民教育和培养实现城邦生活的完善与和谐。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有三种途径可以使人变得善良，即本性、习惯和理性，本性毫无疑问是首要的，也就是说，他首先必须是人而不是动物。动物主要靠自然本性生活，很少受习惯的影响，而人的生活除了受本性的影响，还要受习惯和理性的影响。习惯和理性是人所独有的。本性、习惯、理性三者协调一致、相互促进，特别是当理性能够统御本性和习惯的时候，人才可以过上至善的生活。
第二、亚里士多德提出了理想的政体模式—城邦中产阶级占主体的共和制。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城邦日益没落，社会混乱，贵族和平民、奴隶主和奴隶的矛盾日益激化。对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各种社会动荡和混乱均起于非正义，而非正义就是不公道、不平等。他还指出：“凡离中庸之道（即最好的形式）愈远的也一定是恶劣的政体”。根据中庸
之道，他提出“国家有调和阶级矛盾的职能和责任”的思想，因为城邦是自由人组成的平等的、符合正义的社会组织，所以大家都有平等的权利。他们过着无忧无惧的平安生活，易具中庸美德，适于作贫富两级间的仲裁者。这样，就可以减少城邦内的竞争和内讧。
第三、亚里士多德主张通过公民教育和培养实现城邦生活的完善与和谐。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有三种途径可以使人变得善良，即本性、习惯和理性。本性、习惯、理性三者协调一致、相互促进，特别是当理性能够统御本性和习惯的时候，人才可以过上至善的生活。而对于最优良的城邦而言，公民的善和城邦的善是一致的。所以最优良城邦中的立法者可以通过立法和教育，来培养或培训公民的德性，使公民灵魂的这三个组成部分达到和谐一致，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对城邦的少年儿童进行教育。
在本书中，亚里士多德关注了公民教育的方方面面，包括婚配、生育、儿童教育的科目设置、教育阶段的划分、如何度过闲暇的生活等。在他看来，“和平是战争的目的，闲暇是劳动的目的，勇敢和坚韧适用于劳作之时，智慧适用于闲暇之时，要在闲暇时培养自己的德性”。优良城邦中的好公民应当既勤劳勇敢又善于追求闲暇，要在闲暇中追求那种不以实用为目的的高尚行为。而对于这些重要的道理，公民要通过接受教育，使自己在儿童时期就明白。
亚里士多德在本书中对苏格拉底的思想做了全方位的剖析和批判，亚里士多德在书中表达的政治观点对后来的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乃至当今世界的国际政治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虽然他的有些论点也显示出了当时时代和人们认识的局限性，但他思想和智慧的光辉却穿越千年令我佩服、赞叹不已。让我们循着古人至善的美德和超越的智慧，认清并走好当下的路，青春定会朴实而又智慧、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