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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青州地区佛教造像艺术本土化探析

北朝青州地区佛教造像艺术本土化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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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卷第1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2年1月 Vol.34 No.1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Jan. 2012 ──────────

收稿日期:2011-10-05 作者简介:刘鹏(1981-),男,山东枣庄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佛教考古。 -73-

北朝青州地区佛教造像艺术本土化探析

刘 鹏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印度佛教雕塑艺术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因袭印度佛教雕塑的内容、题材和形式,而是在中国传统雕塑的基础上,吸收了印度艺术的新鲜血液,融合为中国式的佛教雕塑艺术。

关键词:北朝;佛造像;青州;民族化 中图分类号:

J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2)01-0073-03

The Art Localization of Buddhism Status in Qingzhou during the

Northern Dynasty

LIU Peng

(History and Culture College of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20, China )

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its introduction to China, the Arts of Indian Buddhist sculpture didn’t follow the subject matter, the contents and form of Indian Buddhist sculpture. Instead, it based o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sculpture, drew the fresh blood from the Indian sculpture, mixed together and formed the arts of the Buddhist sculp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the Northern Dynasties; buddhism status; Qingzhou; nationalization

山东①古称齐鲁,地处南北、海陆及漕运交通的枢纽,自古便是东方重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很发达,佛教的的传播与发展也十分兴盛。东汉时期的佛教徒楚王英(?~71)、笮融(?~195)的活动范围即在现在鲁南、苏北一带。任继愈先生曾指出:“东汉佛教流行于东海”,即汉代佛教多发现在苏北、鲁南地区。山东是我国佛教发展较早的一个地区。

早在20世纪初期,就有中西方学者对山东的石窟、佛教造像等进行过调查、研究工作,如日本学者关野贞、常盘大定,中国的学者荆三林、阎文儒等。不过他们的论述多侧重于石窟、摩崖造像的调查研究,对山东造像内容及风格特征等有独到的见解,但并未对山东佛教造像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归纳。本文拟对北朝时期青州地区造像风格演变及本土化过程进行阐述。

一、青州地区典型佛教造像遗存

南北朝时期的佛教,虽然南方承袭魏晋遗风,偏重

玄谈义理,即所谓“江东佛法,弘重义门”;北朝则侧重于实践,偏重于宗教仪式,“以造塔像崇福田者为多”,但利用佛像来传播佛教思想,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统治阶级不惜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修建寺院,开凿石窟,蔚然成风,因此,佛教也叫像教。

北朝时期,统治者大多信奉和提倡佛教。《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正光后,“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余”。南北朝时期佛教在山东地区迅速发展,刻经造像活动大大增加。在山东境内遗留下大量的佛教遗存,目前为止,山东17地市,除日照、莱芜、威海之外,均有发现,其中以济南、青州、博兴等地分布最多。

1. 龙华寺遗址

位于博兴县城东北10公里处,面积约56万平方米。始建年代不详,根据出土文物研究,至少北魏孝文帝时期已经建寺,北周武帝灭佛时被毁,隋仁寿三年(603)重建,隋末又废弃。1976年、1983年分别出土一批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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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造像、铜造像等;1984年,又发现了一批具有断代意义的遗迹和遗物。这批遗物自北魏太和二年(478)至隋大业四年(608)都留有确切的纪年[1]。尤其是老子铜造像的发现,对研究我国佛教与道教的关系增添了新的内容。

2. 龙兴寺遗址

位于现在的青州市博物馆南侧,其遗址上多次发现北朝时期的彩绘贴金石造像。从史料、造像等分析,龙兴寺至少创立于北魏永安二年(529)之前,清光绪版《益都县图志》记载:(南朝)宋元嘉二年(425)但呼佛堂;北齐武平四年(573)赐额南阳寺。隋开皇元年(581)改曰长乐,又曰道藏。则天天授二年(691)改名大云。开元十八年(730)始号龙兴。宋元以来,代为名刹。明洪武初拓地建齐藩,而寺址遂湮[2]。

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的发掘,是我国20世纪佛教艺术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1996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研究我国佛教造像艺术的珍贵资料。

3. 驼山石窟

位于青州城西南4公里、王家庄西驼山主峰东南崖壁上,共有石窟5座、摩崖造像群1处。共有佛像、菩萨、力士、供养人等造像638尊,最高约6.5米,最小不足30公分。驼山造像年代可分为两期,阎文儒先生在《云门山与驼山》中认为,一期为北周到隋朝,包括第一、三、四石窟;一期为唐,为第二、五窟。它是山东地区重要的石窟之一。

二、青州造像本土化趋势

青州佛教造像,主要是指现在青州市内发现的具有典型特征的驼山石窟、云门山石窟和龙兴寺窖藏佛像。这三处佛像主要是北魏、东魏、北齐和隋唐时期的造像。其中,北魏时期的佛像本土化进程明显,北齐时,吸收了大量外来的笈多艺术风格,到隋唐时期,又融合了世俗化的审美趋势。下面重点介绍北魏、东魏、西魏时期佛教造像本土化进程。

从青州龙兴寺造像来看,北魏时期,多为一佛二菩萨的背屏式造像,主佛处于背屏的正中位置。从韩小华造弥勒像来看,弥勒的身躯高大于两侧的胁持菩萨,凸显了佛的尊位,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观念。

龙纹背屏的出现,也是青州北朝佛教造像本土化的一个重要特征。龙在中国是神圣的象征,并与皇帝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权力的象征。比丘尼惠照造弥勒像,在主尊造像背光的顶端,一条腾龙托着一尊佛像。龙兴寺窖藏背屏中出现了龙的形象,说明了主尊佛的地位与君王一样尊贵。背屏中有精美的飞天出现,飞天是在印度原有的基础上,融合了中国本土的乐伎、舞蹈等姿态精华,优美生动的飞天,体现了极乐世界的美好,反映出北朝战乱时期,人们对佛国世界的向往。

青州从469年纳入北魏版图,但从北魏末期到东魏的佛像却为褒衣博带式袈裟,如同魏晋文人士大夫的形象再现。佛像从北魏的面带微笑,肉髻高耸,面方而清秀,眼圆而眉弯,发展到了东魏时期的,面相由方而变圆,逐渐丰腴,袈裟为褒衣博带,长裙层层叠叠,削肩而含胸,体形修长。由此可见魏晋之风对佛教造像的影响。从面容上看,这一时期的菩萨造像长眉圆脸,嘴角含笑,质朴纯真,为东方女性所特有的慈眉善目的面貌。

此时菩萨造像的颈部多有项圈的装饰,项圈的下部出现了花枝图案,虽有可能是佛教中的忍冬纹,但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田自秉先生:“在装饰图案发展史上,从商周到六朝以动物纹为中心的装饰题材已近尾声,即将过渡到隋唐以后以植物纹为中心的历史阶段。这种变化,反映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人们在审美领域逐渐摆脱宗教意义和神话思想的束缚,而以自然花草为欣赏对象,获得思想上的解放。”[3]北魏青州菩萨造像项圈下出现植物装饰纹,也是顺应了本土装饰纹样变化的发展趋势。

北魏龙兴寺菩萨造像,大多是作为背屏式造像中的胁持菩萨,服饰素朴简洁,配饰极为简单,手中多持有莲花、桃形装饰物等,身着天衣,交叉于膝下呈“W ”的形状,或帔帛交于腹前呈“X ”形,“X ”和“W ”形呈现出了均衡的美感,体现了山东儒家“文质彬彬”、“中正典雅”的审美思想。邢长振造的一佛二菩萨像,释迦主佛与左胁持菩萨的头部已残缺,但右侧胁持菩萨基本保存完整,这尊造像背屏上有宝塔、飞天,下有龙纹、莲荷的图案,佛像和菩萨身后都有浮雕的圆形头光和彩绘的椭圆形身光,背屏上还有尖拱形的火焰纹,这尊造像代表了东魏时期佛教造像的高超水平,也是佛教造像这时期在青州地区本土化的一个显著代表。

三、青州佛教造像与笈多风格

北魏末期盛行的背屏式佛教造像到后期数量上大为减少,并出现一些新特征,特别是到北齐时期,青州地区出现一种全新的佛教造像风格——单体圆雕立姿造像。这种风格完全迥异于上一时期青州地区的造像。佛像多是表面装饰着扁平的螺发,肉髻低平如馒头状。阮荣春先生曾指出,以“裸髻”为典型特征的印度秣菟罗佛教造像艺术是南传系统的源点[4]。

青州北齐造像的肉髻上,出现了明显的螺纹,是受到外来佛教传播影响的鲜明特征。衣着上,佛衣轻薄,像肌肤一样紧贴在身体上,使身体的造型特征十分明显,为“曹衣出水”风格。从佛衣的雕刻技法上看,有的用突棱状的纹饰表示衣纹,疏密有序地随着人体曲线的起伏变化;有的采用浅线线刻的单阴线或者双阴线的技法来表现衣纹;还有的袈裟表面无任何衣纹处理,用彩绘的手法表现田字格袈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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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齐佛像的艺术风格和雕刻、彩绘手法等特点上分析,这一时期的佛教造像带有典型的印度笈多艺术特色。正如黄春和指出的:“青州佛像,特别是北齐造像接受的应当是印度笈多艺术非常纯正的艺术粉本,因为青州造像不仅在衣纹表现手法上与笈多艺术十分吻合或接近,而且整体造型也与笈多造像神貌相合;尤其是其丰满健壮和富有弹性的身躯与笈多造像非常接近。试想,如果不是按照纯正的笈多艺术粉本而来,而是通过中间环节传入,那很难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5]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北魏、东魏时期,本土化特征明显,但到北齐时,在本土化的进程中,出现了转折,融入了更多的外来风格与技术。从历史发展和佛教造像风格上来看,山东佛教造像与南朝、河北关系密切,但山东佛教造像与河北、南朝佛教造像并不完全相同。山东佛教造像以本地传统文化为基础,吸收了河北、南朝、印度等外来成分,但绝非翻版,而是经过山东能工巧匠的不断摸索,在雕刻技法、构图布局及整体的艺术风格上,都具有了新突破与发展。青州佛教造像是不断借鉴吸收本土和外来文化,形成地域特色鲜明的青州风格的

发展历程。其造像艺术风格呈现出了独特的地方特色,到北齐时期逐渐形成了具有山东特点的“青州样式”,其艺术水平之高、风格之独特,在中国雕塑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注释]

① 历史上的山东,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区划,本文所说

的山东是指现在山东省的范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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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报[J].考古,1986(9):813-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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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37.

[5] 黄春和.青州佛像风格与印度笈多艺术[J].宗教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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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韩立娟)

(上接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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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Z].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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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原书房,1974:432.

(责任编辑、校对:韩立娟)

论青州模式佛教造像的阿玛拉瓦蒂渊源

赵玲(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北朝“青州模式”造像与南印度阿玛拉瓦蒂造像系统渊源关系的讨论,指出印度阿玛拉瓦蒂造像是中国早期佛教艺术渊源的主题之一,这为进一步追寻中印早期佛教艺术的海上传播系统提供了新的实物依据。[ 关键词 ]青州模式;佛教造像;阿玛拉瓦蒂;渊源 [ 中图分类号 ] J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75(2014)02-0063-06 论“青州模式”佛教造像的阿玛拉瓦蒂渊源 ① 收稿日期:2014-01-25 作者简介:赵玲(1981-),女,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佛教美术。 ①基金项目:第53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南印度阿玛拉瓦蒂佛教造像研究”(资助编号:2013M531444)。②参见罗世平,《青州北齐造像及其样式问题》,《美术研究》2000年第3期,第47-52页。李森也采用此说:李森,《龙兴寺历史与窑藏佛教像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5。 自1983年山东博兴出土百余件青铜造像后,山东造像一度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稍后,在山东诸城、青州、莱州、临朐等地陆续地发现了大批佛教造像。尤其是1996年,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一处大型佛教造像窑藏坑出土了大规模的佛教石造像,激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和热烈讨论。这批造像不仅风格鲜明,题材丰富,技艺成熟,贴金彩绘完好,更为重要的是,造像历经北魏、东魏、北齐、隋、唐和北宋数朝,跨越五百余年,数量多达400余件(包括石雕、铁雕和泥塑)。大量山东佛像的发现充分显示了从北朝开始,这里曾是我国东部佛教艺术的中心。由于这里地处古青州城,我们将这里发现的造像统称为“青州造像”,将这种独具一格的佛教造像模式称为“青州模式”。 一、前言 青州造像自发现以来,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几大窑藏地址分别发布了发掘简报,温玉成、夏名采等学者在此基础上陆续发表了考察报告和发掘纪实。这些材料为研究青州造像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随后的研究,逐步涵盖了历史、考古、宗教、艺术等多个学科领域,已经取得了颇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然而,以往的研究在“青州模式”佛像渊源这一关键问题上,较多着力于本土和印度笈多渊源的讨论上。1993年,刘凤君先生系统地研究了山东北朝造像艺术;1998年,他开创性地提出了“青州风格”的提法。之后,学界开始关注“青州风格”渊源的探究,开始追寻该造像系统和技艺的渊源。1998年,杨泓先生指出,龙兴寺造像是北朝和南朝双重影响下,结合地方特色的产物。2000年,金维诺先生在《南梁 与北齐造像的成就与影响》一文中,提出青州造像受到南朝和南海诸国造像样式的综合影响而成。这一说法具有前瞻性,尤其是南海诸国的外来影响之说,得 到了罗世平②、 丁明夷等人的支持。并且,罗世平认为,这种外来影响的源点是印度笈多样式,这同时为佛像样式传入的大致年代提供了依据。稍后,费泳发表专文指出,青州模式造像源自南朝,且晋魏隋时期造像风格的整体演变大体是由北方“凉州模式”与“青州模式”共同构建的论断。台湾学者李玉珉也在2004年专文讨论了山东北朝造像与南朝造像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见解,都认识到青州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因素的多元性,尤其是关于“青州模式”是受笈多样式直接移植的开创性见解,是中印佛教艺术源流关系的大发现。 综合以往的研究,对青州模式造像渊源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南北朝渊源的讨论,外来影响的探讨则略显单薄。青州造像兴起于佛教艺术大发展的南北朝时期,尽管造像风格不乏本土风貌,但更多体现了它的独立和独特性,这是受到外来因素直接影响的结果。而作为南北朝时期影响我国的古印度“笈多样式”与青州造像关系不大,笈多样式是在公元四至七世纪,经西域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与青州造像的年代序列并不符合。而且,笈多造像的传播经西域和中原地区,西域的笈多风格最为浓郁,越往东则越淡薄。地处东部沿海的青州地区,虽仍有笈多风格的形迹,但已并不占主导。 二、“青州模式”的佛教造像 北朝时期,青州地区兴起佛教造像活动,造像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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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艺术赏析论文墨予 禅宗六祖慧能曾言:“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转眼已两千多年了。经过与中华本土文化无数次的碰撞,终于有了“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兴盛。 佛理的精深,无法言喻。读一本佛经,如同与一位智者对话,每一句箴言,心就像木鱼,一下一下地被敲着,由混沌变为洞彻。喜爱林清玄的文章,不仅是因为他清雅的文字,更是因为那字里行间的禅意。在我看来,探究佛理的人,思想定不会浅薄。 在这个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社会,品一杯清茗,读一本佛经,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奢侈。每个人都上紧了发条,狂奔向下一个目的地,步伐虽快,心却早已疲惫。仓央嘉措曾经说过:“在这佛光闪闪的高原,三步两步便是天堂,却仍有那么多人因心事过重而走不动。”是啊,汲汲于名利,奔走在尘世,任由那颗心渐渐停止跳动,那么多人泯灭良知,亲手铸就一个个炼狱,最终纵身一跃,自己尝了苦果。 求佛,无数善男信女踏进金光闪闪的大雄宝殿,诚心祈求,他们求的不是佛,有的求的是尘世的安稳,对于这,我想,佛大约是慈悲的。偏偏有那么多人求的是心安,倘若如此,他们大概是走错了地方,佛应该更希望他们能弥补自己的罪过。我信仰佛,但我很少踏入富丽堂皇的寺庙,那里的佛,或许只有一个金色的躯壳。心在哪儿,佛就在哪儿。 有人砸了佛像,毁了香炉,说:“念了半辈子佛,一个子儿没发。”此等粗鄙之语,只怕他是念了半辈子的财。有人说,佛家讲究万念皆空,若无欲望,生亦何欢呢!在我看来,空是得道者的境界,生于尘世,注定“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是不能,佛亦是尘世中人所化,有的如文殊普贤,让人顶礼膜拜。而弥勒佛袒胸露乳,却无人说他不是佛,人人都说他那一抹笑意味深长,我却认为那是他的一抹人性,身处西方极乐,自然普度众生,但他更为人所亲近。只需将佛的思想注入凡人的躯壳,纵使不能六欲尽除,但以一双眼看人间悲喜,若是与人为善,便兼贪嗔痴恨,也是对众生的怜悯,在我看来,亦是佛。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何必争名逐利,拥一份禅意,一路前行,如木槿花般,优雅盛开,从容老去,有何不可?

宗喀巴大师的六种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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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像基本上都属于写实类。一般情况下,宗喀巴写实像的特点是大师头戴黄色通人冠,双目有神,大耳垂下,大鼻突前,面相饱满而略带微笑,显得格外慈祥;身披三法衣,双手当胸结说法印并捏青莲花茎;左右肩花分别托起经书和智慧剑,象征着宗喀巴为文殊菩萨的化身。此外,与很多西藏各宗派的上师一样,宗喀巴也依照自的品相亲手建造了其泥塑像,藏语称之谓“杰阿扎玛”,也属于写实类。 美化像 镏金的宗喀巴美化造像。 美化像藏语里称之为“ 嚓古”其中“ 嚓”意为美丽,而“古”为敬语就是指人或神仙的身体或宗教造像。这是比较少见的一种造型类别,除了概念和造像本身,笔者还从未见过任何有关出现此类造型的文献资料 以及研究文章,故而也无法肯定地解释其具体缘由。但是依笔者看来,这可能与藏传佛教造像度量经规定的三十二相,八十毫等塑造佛类型像的审美标准应有直接的关联。如上所述,在西藏信徒把自己的上师视为佛陀尊奉后,以佛陀的完美相貌标准,重塑自己信奉的上师形象就不足为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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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鉴赏

李可染--我最喜欢的画家 “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这是李可染大师的座右铭。 李可染画的“牛”也颇见功力。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画牛成为其山水画创作的补充,并逐渐形成风格。他自诉“吾崇其性、爱其形,故不倦写之。”对于线条的理解和追求,也是受了他的老师齐白石的影响,与其画虾的手法颇有些相似,特别喜欢他的《万山红边》这幅画。 山水画 一位国际友人参观故宫绘画馆,看到展子虔《游春图》,他问是什么时代的作品,当有人告诉他是隋朝的、距今已经一千三百多年时,这位国际友显得非常惊讶,他摇着稀疏的头发赞叹说:"不可思议!中国绘画反映生活为什么这样早!"有人以为山水画不能反映生活,这是不对的。中国人很早在自已生活环境中发现美,想要表现环境中美的事物。古人从表现神,描绘宗教故事到画山水、花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 从前看见石涛一张画,题诗一首: 丹井不知处,药灶尚升烟。 何年来石虎,卧听呜弦泉。 刚开始怎么也看不懂,后来有个同学去黄山了,回来拍了好多照片,原来黄山的风景如此壮观。一看实际的黄山的风景便知,在黄山上,石涛是把黄山很多不同景点集中在一处:丹井、药灶、石虎、呜弦泉这许多地方,经过组织加工,画在一个小册页上。"搜尽奇峰打草稿",石涛可以说已经参透山水画创作之奥妙。 意境,既是客观事物精萃部分的集中反映,又是作者自己感情的化身,一笔一划既是客观形象的表现,又是自己感情的抒发。创造一个艺

术品,艺术家不进入境界是不会感动人的。他们自己都没有感动,怎么可能感动别人呢?有些戏剧演员,站在台上一动不动,一句台词没有,但却浑身是戏,因为他们的精气神已经完全进入境界。有一次看京剧《长板坡》,刘备吃了败仗,在当阳道上露宿。当时刘备身边坐着两位夫人,都既没有台词也没有动作。但是我看糜夫人一身都戏,而甘夫人一点戏也没有。糜竺夫人抱着小孩,使人感到在战场上风尘仆仆,精神疲惫。而甘夫人完全走了神,我看到的并不是甘夫人,而是化了妆的演员,这时可想或许是她在想赶紧卸妆后赶快回家买菜、做饭或是接孩子…… 艺术道路 中国艺术有一个最了不起的传统,是讲人品与画品的统一。人品不好,画必然不好。 一个人只求名利,必然作假、讨好、欺骗,必然嫉贤妒能,整天想着压人家,必然有状元思想,总想自己什么都第一。德、智、体、美,德要放在第一位。说实在的,没有一个沽名钓誉的人能得到真正的荣誉的。名誉的评价在人民,在于历史。 屈原写《离骚》,司马迁写《史记》,曹雪芹写《红楼梦》,是为了什么名利吗?居里夫人做科学实验失败了那么多次,最后发现了镭,人家奖给她勋章,她把勋章拿给小孩子玩,很看轻这些东西。 一个人完全没有一点邪念,是不可能的,但一定要克服邪念。庄子讲过一个故事:有个驼背老人,在树林里粘蝉,好像用手拿,一个也跑不掉。庄子问他本领哪里来?老人说,我练出来的。我用一根竿子顶一个球,后来加成两个球,再加成三个球,练来练去,从不间断,达到得心应手的地步。粘蝉时,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蝉翼上,宇宙之大,别的什么都看不见。庄子听了感慨地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

考古佛造像之一河北省博

佛造像 我们通过不同时期、地域、质地的佛造像文物精品,展示佛造像艺术的发展历程。公元1世纪,在古希腊雕塑艺术影响下,佛教造像最早出现于印度西北部犍陀罗地区。中国的佛造像艺术是在公元1世纪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将佛教高深的哲理转化为艺术形象,不断吸收、融入中国之文化艺术,逐步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艺术内涵、鲜明时代风格与不同地区特色的中国佛造像艺术体系。 佛造像,是带着宗教情感的艺术创作活动,其工艺手法多样。国博汇集的佛造像艺术精品,既有简洁质朴的古印度造像,又有华丽庄严的藏传佛像;既有中亚遗风的彩塑泥像,又有中土气韵的木雕造像;既有窖藏出土的石刻精品,也有海外回归的石窟瑰宝。 我们先从早期的风格看起~(^_^) 斯瓦特风格 斯瓦特位于犍陀罗地区的北部(今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河谷地区),属古犍陀罗地区,在中国文献中被称为优填国、乌苌、乌仗那。在斯瓦特河谷地区发现的佛教雕塑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风貌,被称为斯瓦特风格。6世纪以前斯瓦特地区的佛教造像作品主要受犍陀罗和笈多风格的影响。自6世纪始,斯瓦特地区的佛教造像向独立的艺术形式发展,既吸收了犍陀罗、笈多艺术风格,又与中亚艺术结合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斯瓦特风格。其造像立体感较强,样式简单,注重细部刻画,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犍陀罗造像的遗风。这种风格的造像一直延续到10世纪,对克什米尔和中国西藏西部地区造像具有一定影响。

此尊造像为螺发,椭圆形脸,双目微睁,嘴唇饱满,神态静穆端庄。身着通肩袈裟,左手牵衣角,右手施与愿印,结跏趺坐于椭圆形莲座之上。莲座为深束腰,莲瓣大而饱满,这是斯瓦特地区常见的莲座形式。释迦牟尼佛的袈裟质感厚重,保留了犍陀罗艺术的特点,但袈裟排列规则的衣纹线条却是笈多风格的体现。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前565—前485年)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太子,为寻求对人生诸苦的解脱而出家,经过六年苦修,最后得道成佛。根据佛教教义,佛是人,不是造物主,他虽有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却不能主宰人的吉凶祸福。当佛像出现以后,佛被神化成为至高无上的尊神。伴随着佛教信仰的世俗化和大众化,佛有了全新的意义,佛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出现了时间上的七世佛、三世三千佛,空间上的十方佛等佛教造像理论。释迦牟尼佛也成为众多佛之中的一位,是现世所拥有的佛。

北朝青州地区佛教造像艺术本土化探析

第34卷第1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2年1月 Vol.34 No.1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Jan. 2012 ────────── 收稿日期:2011-10-05 作者简介:刘鹏(1981-),男,山东枣庄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佛教考古。 -73- 北朝青州地区佛教造像艺术本土化探析 刘 鹏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印度佛教雕塑艺术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因袭印度佛教雕塑的内容、题材和形式,而是在中国传统雕塑的基础上,吸收了印度艺术的新鲜血液,融合为中国式的佛教雕塑艺术。 关键词:北朝;佛造像;青州;民族化 中图分类号: J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2)01-0073-03 The Art Localization of Buddhism Status in Qingzhou during the Northern Dynasty LIU Peng (History and Culture College of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20, China ) 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its introduction to China, the Arts of Indian Buddhist sculpture didn’t follow the subject matter, the contents and form of Indian Buddhist sculpture. Instead, it based o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sculpture, drew the fresh blood from the Indian sculpture, mixed together and formed the arts of the Buddhist sculp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the Northern Dynasties; buddhism status; Qingzhou; nationalization 山东①古称齐鲁,地处南北、海陆及漕运交通的枢纽,自古便是东方重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很发达,佛教的的传播与发展也十分兴盛。东汉时期的佛教徒楚王英(?~71)、笮融(?~195)的活动范围即在现在鲁南、苏北一带。任继愈先生曾指出:“东汉佛教流行于东海”,即汉代佛教多发现在苏北、鲁南地区。山东是我国佛教发展较早的一个地区。 早在20世纪初期,就有中西方学者对山东的石窟、佛教造像等进行过调查、研究工作,如日本学者关野贞、常盘大定,中国的学者荆三林、阎文儒等。不过他们的论述多侧重于石窟、摩崖造像的调查研究,对山东造像内容及风格特征等有独到的见解,但并未对山东佛教造像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归纳。本文拟对北朝时期青州地区造像风格演变及本土化过程进行阐述。 一、青州地区典型佛教造像遗存 南北朝时期的佛教,虽然南方承袭魏晋遗风,偏重 玄谈义理,即所谓“江东佛法,弘重义门”;北朝则侧重于实践,偏重于宗教仪式,“以造塔像崇福田者为多”,但利用佛像来传播佛教思想,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统治阶级不惜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修建寺院,开凿石窟,蔚然成风,因此,佛教也叫像教。 北朝时期,统治者大多信奉和提倡佛教。《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正光后,“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余”。南北朝时期佛教在山东地区迅速发展,刻经造像活动大大增加。在山东境内遗留下大量的佛教遗存,目前为止,山东17地市,除日照、莱芜、威海之外,均有发现,其中以济南、青州、博兴等地分布最多。 1. 龙华寺遗址 位于博兴县城东北10公里处,面积约56万平方米。始建年代不详,根据出土文物研究,至少北魏孝文帝时期已经建寺,北周武帝灭佛时被毁,隋仁寿三年(603)重建,隋末又废弃。1976年、1983年分别出土一批北朝

中国佛教考古

网上找到的 中国佛教考古获重大发现 邺城遗址出土数千佛像 2013年05月19日 15:18 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孙自法 0人参与0条评论 3月19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邺城考古队队长朱岩石博士向媒体介绍邺城遗址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考古发掘情况。中新社记者 孙自法 摄 中新社北京3月19日电 (记者 孙自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日下午在北京宣布,2012龙年春节期间,该所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组成的邺城考古队,在河北省临漳县邺城遗址东部北吴庄抢救发掘了一处佛教造像埋藏坑遗迹,共出土编号佛教造像2895件(块),未编号造像碎片有78个自封袋达数千件。 此次发掘出土佛教造像数量众多,根据发掘过程中的粗略统计,有题记的超过百件,绝大多数是汉白玉造像,少数为青石造像。根据造像特征、题记年代等初步判断,这批佛教造像时代主要是东魏北齐时期,另有个别北魏时期青石造像,亦见到个别唐代风格造像。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邺城考古队队长朱岩石博士说,邺城遗址北吴庄佛教造像的考古发现与发掘,是目前所知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遗物数量最多的佛教造像埋藏坑,也是中国佛教考古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其出土佛教造像具有重大的学术、艺术和历史价值: 分享到: 更多

一是埋藏坑位于邺南城外郭城区内,其地层堆积、打破关系明确,造像时代特征显著,为今后研究东魏北齐邺城的都城制度、外郭城范围、东郭城区时代沿革,以及中国古代历史上灭佛运动和佛像痤埋制度等都提供了重要线索。 二是编号佛教造像数量达2800多件(块),其位置清晰准确,层位关系均有科学记录。 三是出土佛教造像工艺精湛、造型精美、类型多样、题材丰富。多数为背屏式造像,另有部分单体圆雕的佛和菩萨像;题材包括释迦像、阿弥陀像、弥勒像、释迦多宝像、思惟太子像、观音像、双菩萨像等;多数造像保存有较好的彩绘和贴金痕迹。这些都充分显示北朝晚期邺城作为北方地区佛学中心和文化艺术中心的历史地位。 四是这批佛教造像时代跨越北魏、东魏、北齐和唐代,北魏晚期、东魏、北齐、唐代各时期纪年明确,时代前后衔接,为研究北朝晚期至隋唐时期邺城地区佛教造像的类型和题材提供了可靠的标本。 朱岩石表示,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的田野发掘工作虽已初步完成,但是该区域的考古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展开,特别是埋藏坑与具体遗迹或古代寺院遗址是否有关系、该遗迹对东魏北齐邺南城外郭城的探寻能够提供怎样的线索等,均需要下一步探讨。目前,邺城考古队最紧迫的工作是如何科学、全面地保护和整理这批珍贵文物。 据悉,由于出土佛教造像表面的色彩保护、金箔装饰加固、碎块拼接缀合等工作非常艰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正在针对这批文物的特性,制订详细保护方案。(完)

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的艺术特色

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的艺术特色 夏名采 山东青州市博物馆研究员 山东 262500 内容提要:青州在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是今山东地区佛教文化的中心。青州龙兴寺的佛教造像,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手法和艺术特色,逐步走向完美和接近现实,有着极强的地方个性。 关键词:青州 龙兴寺 佛教造像 龙兴寺窖藏佛教造像出土之后,在全国及全世界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甚至有的学者称这一发现为中国本世纪佛教美术考古最重要的发现。 这批佛教造像出土以后,在国内有关专家的指导下,我们进行了认真而细致地整理。经过二年多的努力,有一部分造像已恢复了当年的英姿。现在,这批造像终于和大家见面了。从这些造像中,我们可以看出她们那种与众不不同的特有风格,这就是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的艺术特色。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山东地区以青州为中心的佛教造像的艺术特色。这些艺术特色在各个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手法,体现了青州为中心的佛教造像艺术逐渐演变、逐渐完美、逐渐接近现实生活的发展过程。 一 北魏晚期造像的艺术特色 目前展出的北魏晚期造像数量不多,且以背屏式造像为主,单体圆雕造像较少,这也正是龙兴寺出土的这批造像的一个特点。但从这批造像中,我们也能清晰的看出她那与众不同的艺术特色。 永安二年(529年)韩小华造像,是一件有准确记年、准确造像人的造像,在造像左侧有四行题记: 永安二年二月四日清信女韩小华 敬造弥勒佛一躯为亡夫乐丑儿与 亡息 兴 奴等后己身并息阿虎愿 使过度恶世后生生尊贵世世侍佛 这件弥勒造像螺形高髻,面相清瘦,眉目清秀,面部微笑,其面肌、五官生动而自然,褒衣博带袈裟和长裙下摆略向外侈。二胁侍前额梳留三圆形发饰,面相与弥勒相同,披帛从双肩垂下至腿部后上卷至肘间,再飘然下垂。综观此件造像,给人以“秀骨清风”的感觉。而这件造像的三尊均立于覆莲基座之上,又与以后的造像有着明显的区别。 与韩小华造像相近的另一件背屏式造像,则更可代表青州地区北魏晚期造像的艺术特色了。这件背屏式造像顶部已残,但三尊像保存极为完整。其本尊的螺形高髻极为 ? 7 9 ?

从雕塑看佛教的发展(终)

从雕塑看佛教的发展 摘要:佛教以其禅宗思想而深入中国历史将近2000年,而其佛教雕塑不仅作为宣扬佛教禅宗的一种重要方法,更是作为其发展历史的重要见证,成为佛教文化中极具特色的组成元素。本文讲述了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以及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分析各个历史阶段佛教雕塑所具有的不同特色,揭示中国文化与佛教文化之间的相互促进发展、融合的关系。 关键词:雕塑佛教汉化融合 正文: 印度佛教由释迦牟尼创立于公元前六世纪,传入中国后,逐渐汉化。西汉至清末,经历了传入、传播、兴盛和时盛时衰几个阶段,即两汉魏晋南北朝的传译阶段,隋唐的创造阶段,以及宋元明清的融合阶段,从一个文化的“舶来物”,到被汉文化所同化,到最后完全地汉化而与民间世俗相结合,逐步发展成为我国影响最大传播最广泛的宗教。 佛教是从外国传入的,但佛教艺术在中国的发展,不可能是外来艺术的简单叠加,而是寄去了外来优秀文化艺术的精髓以后,在中国传统艺术基础上进行的再创造。因此佛教雕塑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与我们本民族文化相互借鉴、吸收、融合直至民族化、本土化的过程。艺术总是受到时代文化的强烈影响,随着佛教在中国的逐步汉化,佛教雕塑必然地随之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佛教雕塑的发展史与佛教的发展史一样,同样是一个汉化、世俗化的过程。并且,其发展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佛教在我国的发展变化。 1、佛教雕塑艺术的东传 佛教雕塑艺术的第一次兴起应该是阿育王弘法的年代,阿育王孔雀王朝在国力强盛的基础上,宣扬佛法,佛教建筑雕刻一时大兴。但是在阿育王时代的佛教雕刻中却回避了释迦牟尼佛具体造像问题,佛的具体造像都是用佛座、佛足印等物来“标号式”的表现,而回避佛的形象直接出现在画面上。到公元前127年,孔雀王朝的实力已渐势微,大月氏迅速强盛起来,建立了崇奉佛教的“贵霜王朝”。这时候开始了具体的佛教造像艺术活动,形成后世所谓“犍陀罗”、“秣菟罗”两种艺术风格。犍陀罗和秣菟罗的佛教造像艺术随着佛教的东向传播,逐渐延伸到中国境内。 从战国到汉代,新疆地区分散着诸多小国,汉武帝时候,与汉朝有交往关系的西域诸国就从三十六个逐次增加到五十多个。而这时候中国佛教雕塑成就主要体现在新疆地区发现的众多佛洞。其中有新疆库车“森木塞姆千佛洞”、新疆拜城“克孜尔千佛洞”、库车库木吐拉千佛洞等。如果把这些千佛洞的地点联系起来,就会看到有一条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部边缘地带由西向东的上行传播路线。 2、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的流变 西域的于、莎车、疏勒一代虽然在汉代已经是佛教开始兴起的国度,但是西汉武帝刘彻“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雷厉风行,深入人心,此后一直是汉代治国的思想之本,佛教思想的东渐必然受到抵制。到了三国以后,北方少数民族逐鹿中原,先后有“三秦五凉”等十六国政权更迭。从思想文化上说,这些少数民族的汉文化根基有限,汉代儒家思想观念的影响也不深,这就为原本在西域一带甚为流行的佛教东向提供了空间。 南北朝社会弥散着崇佛的风气,由于绝大多数君王对佛教的利用和支持,以及长期的崇佛的社会生活气氛,修建佛寺和开凿石窟在这一段时期一直方兴未艾。如果以敦煌为一个站点,那么,在十六国直至北朝时期,从敦煌到玉门,再到张掖、威武的各个站点,正是沿着河西走廊的通道直下到达天水,即沿着东南与西北向的祁连山北侧产生了大大小小的石窟。这段时间的佛教雕塑艺术主要包括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的雕

艺术鉴赏论文

中国古代艺术鉴赏 学校:重庆科技学院 作者: 院系:法政与经贸学院国贸4班 日期:2012、05、08

摘要: 中国古代艺术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多样化的特点。它有绘画、雕刻、工艺、建筑等多种艺术类型。例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和玉雕,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秦汉的墓葬俑群,魏晋南北朝的佛教雕塑以及唐宋以来的墓室壁画等等。 这些古代艺术作品,在艺术表现方面,有涉及到文与气、文与理、文与质、文与性、情与景、情与理、情与性、形与神、形与意,风骨与辞采,法度与自然等一系列的概念和范畴。在此,我选取各个时代的典型作品进行赏析。 关键词: 中国古代艺术彩陶青铜器佛教雕塑壁画 清明上河图美与形 正文: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在这悠悠长河中,我们华夏祖先们创造了璀璨的中华文化。在学习美术鉴赏中国部分的时候,很是自豪,自豪于我们的艺术文明,钦佩着我们祖先的智慧,游弋在艺术的海洋,感觉是一种熏陶。下面根据我在艺术鉴赏课上学到的相关知识,来分别鉴赏一下古代各个阶段的那些我们自豪的艺术。 彩陶 我们都知道在旧石器时期,就已经有制作较为精细的石器了,还有那些用动物骨头制作的项链等装饰品。这个时期的文明向前提升一

大截的是彩陶文化。 我翻阅相关的资料,《美源》里一段对彩陶的描述“史前彩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还是仰韶文化的彩陶。它们主要是日常使用的实用器皿,包括盛放物品的盆、罐、壶和饮食用的钵、碗等,制工精致,使用的泥土经过淘洗,故此胎质细腻,入窑焙烧后成品一般呈橙红色。”由此可见,彩陶这种艺术品是很实用的。 对于彩陶,最具代表性的是人面鱼纹彩陶,对于这个由细泥红陶制成,敞口卷唇,盆内壁用黑彩绘出两组对称的人面鱼纹彩陶,我们能够看到当时的文化和一些风俗习惯。仔细研究这个彩陶,眼睛细而平直,鼻梁挺直,神态安详,嘴旁分置两个变形鱼纹,鱼头与人嘴外廓重合,加上两耳旁相对的两条小鱼,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表现出丰富的想像力,人头顶的尖状角形物,可能是发髻,加上鱼鳍形的装饰,显得威武华丽。 青铜器 经过了石器时代,摆脱了奴隶时代,我们正式进入封建社会,开端是夏商周时期。 在这个时期,最为体现当时的文化文明的是青铜器。当时的青铜器主要是用于战争,祭祀,所以都是国家管理生产。夏商周的君王设置了相关的部门来生产青铜器。 我们都知道,当时的主要以司母戊鼎和四羊方尊。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一家的农地中出土的司母戊鼎,因其腹部著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司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又称司母戊

青州物质文化遗产

青州物质文化遗产——仰天山 一、仰天山概况 青州市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县市,从古到今有不少的历史遗迹和文化建筑遗产在此建造,其中仰天山就是非常有名的一座山。仰天山位于山东青州城西南46公里处,青州市王坟镇与庙子镇交界处,主峰海拔834米,最高峰摩云崮海拔848米,,面积2.1平方公里。因罗汉洞(千佛洞)有天窗,“一窍仰穿,天光下射”而得名。正是因为它独有的景色和历史文化价值2000年2月22日,经国家林业局正式批准仰天山为国家森林公园。 仰天山的自然风光优美,其中由翠谷、峭壁、秀水、寺院、碑林、幽洞、九龙盘以及灿若锦缎的漫山红叶所构成的“仰天风光”,构成一幅美妙无比的山水画,吸引着古往今来的游客。一年四季,这里有赏不尽的风光,看不完的景致,能够给人以美的享受。初春,草木吐绿,生机勃勃;酷夏,绿树成荫,泉水清洌;金秋,满山红叶,果实累累;严冬,层峦叠嶂,银装素裹。 仰天山地貌特殊,有神秘莫测的溶洞、高俊奇险的山崖和千奇百怪的洞穴;仰天山的美丽和神奇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千百年来留下了大量人文古迹。使这座山在具有优美风景的同时又增添了不少人文色彩。让我们从它的自认景色说起。 二、仰天山历史文化遗迹 1、罗汉洞 俗称千佛洞,古名白云洞、又名太祖洞。洞阔数米,深60多米,

高30米。洞内南壁上有佛龛四排,过去供奉着北宋“应真造像四十八种”。洞顶南侧有一天然石隙,仰可见天,仰天山即因此而得名。每逢八月中秋午夜,银盘似的月亮透过石隙将光亮洒满洞中,形成著名的临朐八景(古代这里属临朐县)之一“仰天高挂秋月圆”。此地不仅景色优美而且具有丰厚的人文底蕴仰天山孕育了佛教文化,这可以从它的千佛洞中看出来。史。洞顶有一个天然石隙,仰头可以见天,每年中秋节可以从石隙看到月亮,但由于受地球与月球运行轨迹影响,只能在甲子年看到全月。届时耀眼的月亮塞满洞口,高峻的洞壁上一片银白,景色十分壮观,古人有“仰天高挂秋月圆”的诗句称赞这一美景。因为这景色只能60年见到一次,显得尤其珍贵。 2、观音洞 俗称“隔山照”。过去洞内石壁上有一面“古镜子”,平明如镜,光可照人。每逢月明之夜,寺院及其周围的山峦树木全部映在镜中,煞是好看。《仰天山记事》载:“不知何年,诗人题刻其上,遂不能照全。”只可惜由于千百年来游人手杂,早已镜毁景灭,如今人们已无缘观赏这一奇妙的景致了。据说钟羽正曾在此设铁索,供人攀援,今亦不存。 3、仙人洞 在观音洞南,虬松倒挂,悬在峭壁中间,翠柏掩门,人莫能攀。相传古代有悬空的木质栈道与观音洞相通,寺内的一位有名望的长老圆寂前入洞坐化,走一步拆一步,从此路绝。如今,峭壁上空留一行排列整齐的座窝儿,似乎为上述传说的佐证。

雕塑作品分析整理

中国雕塑: 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主要内容内容分别是陵墓雕塑(包括地上的纪念性石刻与墓室随葬俑)、宗教雕塑、民俗性及其他内容的雕塑。 著名的佛教造像雕塑家有东晋是的戴奎。 唐代著名雕塑家有杨惠之,被称作“塑圣”。 四大石窟及其特点。 佛教雕塑各时期特点: (北魏造像秀骨清俊,睿智的微笑,暗含着对恐怖现实的蔑视,对人生荣辱的淡忘和超脱世俗之后的潇洒与轻松;西魏、北周造像的温婉和淳厚,沉醉于对现实生活的追求和对佛国世界的向往;隋唐造像丰满细腻;宋代造像衣纹写实,面貌庄重。真实的反映了各个时代艺术家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和审美取向。) 早期佛教雕塑的手法明显受印度影响。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最引人注目的第20窟主佛,创造于北魏初年,佛像面部菱角分明,平直的鼻梁与额面成为一体,鼻子向侧面和下面的转折也概括平直,整个神像显示了庄严、肃穆、超人的美。而创作于北魏后期的陕西天水麦积山石窟23号窟中的佛像,造型手法明显趋于圆润,额部与浅浅的眼窝转折关系淡化,消除了眉梢的表现,鼻子圆鼓,嘴的造型更趋向于写实,明显接近了汉人形象的特点。 罗汉形象进入中国,就穿上了汉式僧衣。宋元之后,罗汉的形象越来越平民化,明清时期的罗汉雕像逐步失去了早期神像那种超凡脱俗的气象,吸引我们的已经不是神像的“神性”了,而是人像的“神情”了。 课本中涉及的石窟年代: 北魏初年的大同云冈石窟;北魏后期的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唐代的洛阳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 主要雕塑作品及其年代: 三星堆青铜面具 三星堆遗址是一处距今5000年至3000年左右的古蜀文化遗址,即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至商末周初,是上个世纪我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1998年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重点保护名单。 在三星堆遗址,出土了许多青铜人面具,共出土人面具20余件,分大、中、小三型。这些以纵目面具为代表的青铜面具群,是三星堆文物中最有特色同时最具精神文化内涵的文物

艺术鉴赏论文

摘要:古人言:“书为心画”,一件书法作品的诞生,无疑是作者情感、志趣、意愿的表露,或多或少、或显或隐。而任何一件优秀的书法作品,之所以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是因为它借助线条的挥舞,反映了作者独特的精神气格和丰富的内心世界。俄国哲学家普列汉诺夫说过:“艺术既表现人们的感情,又表现人们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地表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就书法而言,黑白相映的作品是静止的,显示的却是一个个活脱脱的生命形象,然而这一切看来都是静止的,需要欣赏者去感悟、去体味。 关键字:书法美艺术视觉造型艺术想象力时代背景

书法是一门独特的视觉造型艺术。人们欣赏一件优秀的书法作品时,无疑会得到美的享受,艺术的陶醉,但是,欣赏书法艺术的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书法艺术与其他艺术如文学艺术、音乐艺术、绘画艺术相比显得更为抽象,更难捉摸。一幅作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审美结果大相径庭的现象是常有的,即使是对一代书法大师作品的评价,也不一定千口一音。那么,书法艺术的审美是否存在统一标准呢?回答是肯定的、问题在于审美者所占的角度、所持的依据,特别是自身修养的高低。 艺术上的许多范畴,朴拙与呆笨、凝重与滞涩、豪放与粗野、宽博与松散、飘逸与轻浮、差别都很微妙,在欣赏和评价时把握不住就会产生移位,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有俗话说:“会看看门道、不会看看热闹”,对书法艺术了解程度不同,审美的结论也不会相同,“观千器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知音”,这与审美者自身的修养是分不开的。古往今来,有关书法艺术的审美著作、浩如烟海、今择其要点、归纳如下: 一、线条姿态美 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是由线条来完成的,而体现线条美的基本要素,则是要求线条富于变化。而书法使用的书写工具是毛笔,以笔锋来说,柔软而富有弹性。书写的轻重、疾快、强弱、顿挫、提按、正偏在纸上留下浓谈、干湿、刚柔、动静、方圆等各种千变万化的线条、它是具有生命力的线条、能够充分体现线条的和谐美和动态美。 1、和谐美。这种美的要素,欧美艺术家讲究得极为精细,作张椅子,也要看长短、疏密、粗细、曲直,作得好就美,作得不好就不美。线的美,在美术中,最为高等,不靠旁物的陪衬,专靠本身的排列。而中国的书法艺术是以线为生命之本的,汉字由点和线组合而成,具有高度抽象化的特质。而“点”是线的浓缩,“线”亦是点的延长,“点”和“线”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因而中国的书法艺术,又被称作线条的艺术。古人曾说“学书贵能通变”,运笔中掌握提按、顿挫、徐疾和某些过渡性技巧,使线条呈现变化的主要方法,通过按笔可以达到“重若崩云”,提笔又使线条“轻如蝉翼”、令人有种时隐时现的变化感和沉浮感,从

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特色

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特色 中国的佛教造像是以印度为本原的,在公元前3世纪的印度孔雀王朝时代,阿育王以“达摩”治国为由,大力弘扬佛法,数建石柱,广立佛塔,开创了印度最早的佛教造像艺术。它由次大陆传入我国中原以后,在2000多年发展和演变中逐步形成它在中国的特色,并把佛教造像艺术推向顶峰。 佛教造像艺术的产生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首的佛教,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天竺国(古印度),盛传于亚洲各国,距今已有约2500年的历史。由于佛教历史悠久,传播范围极其广泛,因而,佛教造像,石窟寺处处可见,特别是在中国,虽然历经几千年,饱经风蚀战火,但仍能完整地欣赏到佛教造像的艺术盛况和遗迹。 在公元前2世纪的古印度,佛教造像仍然是塔、寺庙和窟殿,佛的形象尚未出现。公元前1世纪期间,佛教分裂为大乘和小乘两个派别,大乘教认为三世十方有无数佛,进而把佛神化,佛的形象才开始出现。此时佛教传播逐渐广泛,南传入斯里兰卡和东南亚诸国,渐次形成具有小乘教特色的石窟艺术;传入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一带,形成具有中亚特色的石窟艺术;传入我国塔里木盆地北缘,形成龟兹石窟艺术。接着向东推进,并向南北展开,逐渐形成具有中华民族艺术特色的佛教造像艺术。 佛教造像艺术的特色 中国除了有闻名世界的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外,遍布全国的还有已成规模的石窟和摩崖造像250多处。仅四川境内大大小小的窟龛造像佛就有百处之多,分布在50多个县境内。 早期的中国佛教造像,是以古代“丝绸之路”为传播途径的,以新疆为起点,由西向东,由北向南发展,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北魏和盛唐是两个高潮,形成了中国佛教造像先后400多年的鼎盛时期。 在中国,佛教造像的风格是由古印度的塔庙式发展为窟龛式、佛坛式的。在传承过程中,工匠们把古印度的佛教造像艺术与中华民族特点相结合,产生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先后形成了龟兹、凉州、平城、中原、北齐5种不同的造像风格,并为隋唐现实主义的佛教造像风格奠定了基础。隋代的佛像造像,主要分布于甘肃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和山西太原天龙山、山东青州云门山石窟等,具有雄健劲拔、清新

佛教雕塑造像赏析

佛教雕塑造像赏析 北齐时期 博文中展示的是北齐时期的“佛教雕塑造像”。北齐时期以双身像大量流行最具特点,除了前期出现的双佛坐像以外,双佛立像、双菩萨立像、双思惟菩萨半跏像都是这一时期新出现的品种。这时期单纯背屏式佛像几乎不见,以透雕缠龙菩提树作为背屏却非常流行。佛像一般头形较圆,肉髻低平,甚至有些肉髻下缘界限都不十分明显,与头浑然成为一体。肌体的表现越来越受到重视,但一般多注意体量和曲线,并不强调肌肉的力量感。前期单一的袈裟披裹样式被打破,主要有圆垂领式、袒右式等,这两种袈裟均雕刻双重边,表示佛像身穿两层衣。还有一种袈裟特地将上衣斜披,直接露出覆右肩顺胸垂下的中衣。单体菩萨立像仍保留背屏样式,大致以天保末期为界,前期与东魏后期造像极为相近,只是面庞较为丰满,衣纹更加贴体,线条流畅,动感性更强。帔帛两端搭在双臂折回的样式,也逐渐被直接绕双臂垂下的样式所取代。后期装束变得更加简洁,刻意突显菩萨身躯的线条,头戴宝冠叶瓣较散,宝缯呈波浪状绕冠叶上下内外穿梭,两侧冠叶雕圆环,宝缯从内穿出直接垂下,过去宝缯扎结扇形的样式逐渐减少不见。帔帛挎肩一端经过腹前,穿过对面肘部垂下;另一端下垂绕膝上搭在前者帔帛

下垂、再绕膝上折穿过对面肘部垂下是这一时期新出现的样式。另外早期曾一度消失的帔帛挎肩垂至膝部上折缠臂下垂的样式也重新流行起来。帔帛上面的褶纹逐渐简化甚至变得完全光素的一小窄条,部分造像用绘画的方法代替雕刻来处理菩萨身体上的纹饰,显得过于简单和粗糙。 北齐佛石像 (上海博物馆藏) 北齐释迦佛石像(上海博物馆藏) 北齐力士石像(上海博物馆藏) 北齐石佛像 (上海博物馆藏) 北齐佛像石碑 (上海博物馆藏)(第六集)" alt="参观山西省博物院(第六集)" src="https://www.doczj.com/doc/a32412970.html,/DownloadImg/2018/01/1908/ 122298100_6_20180119081910667" width="517" height="690"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border: 0px; list-style: none; text-align: center; display: block;"> 北齐观音菩萨五尊像 (山西博物院藏) (第六集)" alt="参观山西省博物院(第六集)" src="https://www.doczj.com/doc/a32412970.html,/DownloadImg/2018/01/1908/ 122298100_7_2018011908191110" width="517" height="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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