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比较
(一)引言
张之洞、梁启超皆处清末国难当前，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两人同持救国兴国必由教育之论；然因两者生卒年代先后稍有不同，处境亦异，各具不同的政治观、文化观，因而两人的教育观也有所不同。比较张、梁两位前贤的教育思想，启迪思考有关的教育问题，会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本文从两人的生平与政治思想出发，然后比较两人由此而来的教育思想，看看他们对教育宗旨、作用，教育内容、教育制度构想及教育对象和方式几个方面，有甚么不同。
(二)生平与政治思想的比较
(1)生平 :
张之洞生于1837年 (鸦片战争前三年)，卒于1909年 (辛亥革命前两年)，终年73岁。张生于书香之家，父为知府；10岁读毕九经，16岁中举人，27岁为慈禧拔为「探花」，自始一生为官，且为清中枢大臣，前后督两广、两湖，大办洋务，尤重兴学育才；1903年，年67，入京觐见，奏停科举，推广学校，改善学制；1908年，临终前一年，以72高龄，犹创设女子师范学堂于京师，孜孜不倦。
梁启超生于1873年，比张之洞年轻36岁。梁父为乡里塾师，母亦识字，12岁中秀才，因家贫无书，赖父执送书，始有所读；17岁中举人，18岁识康有为后，即从其学，共倡变法。
1898年助光绪维新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其后游历欧、美、澳；回国后，从政时间少，在野时间多，唯论政议学不绝；五四运动后(48岁)，始专注治学、演讲及著述；卒于1929年，终年57岁，距张之洞去世20年。(两人生平事功比列，见附录。)
张、梁的共同处为幼承儒学，中举，从政时接近权力中心，颇有发挥之时机；然因处境不同，识见有别，故所倡之教育思想，异多于同，先述两人之政治思想之相异处。
(2)政治思想 :
张之洞之作《劝学篇》，无论其背景、动机为何(1)，亦可见其思想之一斑。内篇《同心》说：
「吾闻欲救今日之世变者，其说有三：一曰保国家，一曰保圣教，一曰保华种。」
张氏之所谓「保国家」，是指维持清王朝统治，所以他强调「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2) 他在＜教忠＞篇列举清王朝十五项「深仁厚法」、「良法善政」，呼吁：「凡我报礼之士，戴德之民，固当各抒忠爱，人人与国为体」，(3) 《知类》提出黄种之说，旨在说明满汉一家，维护满清统治地位。
康、梁等维新派，提出君主立宪，以民权对抗君主专制 (4)；至1920年，梁启超更倡革命排满共和，「使我国进为世界的国家」，引起康有为不满。梁启超的政治企图是通过自上而
下的和平渐进改革，使中国依次完成由君主专制、君民共治、最终达至民主共和的嬗变 (5) 。所以，张、梁两人之所谓国，内涵有着本质的不同，梁说「民权」，张非之以《正权》，亦由是故。
(三)教育的宗旨与作用的比较
张之洞对教育的作用与宗旨的看法，随着时局和他的处境不同而有所变化，以保障满清皇朝利益为依归。他早期两任学政十年，教育宗旨是「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教育内容是「通经学古之学」，对象是培养少数士子，强调伦常名教，注重品行，不在求富求强，适应世变，此时出版的《輶轩话》和《书目答问》，极少涉及西学，甚至是用来抵制新学的 (6)。
中法战争后，张认识到人才比武备更加重要，1885年上《筹议海防要策折》，指出「当时急务首曰储人才」，认为「战人较战具为尤急」，把××局限于纯工具性的作用。及至甲午战争初期，看见日本教育成功之例，稍改看法，把教育的作用由战人战具的关系提高到立学立国的关系来看，《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教育救国的基本思想:「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才之成出于学」。1898年的《劝学篇》，更肯定「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同心》），认识到「自琼森于力，力生于智，智生于学」、「智以救亡，学以益智」，相信「国之智者，势虽弱，敌不能灭其
国；民之智者，国虽危，人不能残其种」（《利益》）。虽然如此，1898年5月所奏的《两湖经心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张的教育宗旨及作用，仍在于「令守道之儒为识时之俊」，未至于提高全民之智。及至1902年的《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强调指出：「国势之强弱在人才，人才之消长在学校。环球各国竞长争雄，莫不以教育为兴邦之急务」，「今日中国欲转贫弱为富强，舍学校更无下手处」，才开始重视小学，开始接受国民教育和义务教育的思想。提出「所谓国民义务之宗旨，凡任学务者断断不可迷昧。故此时各处兴学，首以小学为急」。由于张之洞之国乃满清皇朝君主专制之国，故「小学教其为善良之人」，培养忠诚的国民，以实现清王朝的「自强」、「求富」、「自主」的目的，而非今日国民应有的权利和义务。
梁启超所追求的，是建设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教育宗旨在培养「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的「一种特色之国民」，具有「独立的精神」的新民(9)，「备有人格，享有人权，能自动而非木偶，能自主而非傀儡，……此则普天下文明国教育宗旨之所同，而吾国亦无以易之者也。」(8) 可见国家教育目标所培养的新民，「精神是进取的，思想是自由的；行动是自立的；生活是有组织的；质量是重公德的，爱国家的，尽义务的；性格是有毅力的、勇敢、尚武的等等」(9)；与张之洞所言的大大不同，不独止于具有救国强国富国的作
用，还享有「民权」——即人民享有同义务相对应的自主之权和自由之权。「必使人人知有权，人人知有自由」（10），「一定要一国人民都有可以享受民权保持民权的资格」(11) 。
伸民权须广开民智，因「权生于智，「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权」，「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12）。论者谓此处所谓民权，是指「治事能力」，是指治事的「主动权」，并不完全是个法学意义上的政治概念（13）。但若「治事」也包括「议事」、「断事」、「理事」等内容，有「参政」、「议政」、「参与决策」等比较复杂的、高层次的能力的含义，其终必也涉及权力及权利。梁氏在《新民说》中，也提倡「权利思想」：「人人务自强以自保吾权」，可见民权不独是「主动权」了（14）。梁氏欧游时看见欧洲民智大开，「自治独立之声，遍于全欧」，民权、自由已成天下之公理，则此时之「民权」概念，肯定是指政治上的权利了 (15) 。
梁启超的《新民说》，反映梁氏意识到国家的主体是人，社会变革、进步的程度，与国民质素的高低息息相关，也直接与教育有关。因此他高倡「教育为立国之本」，「教育之宗旨在培养新民」，「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16）！无怪他批评李鸿章「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茫乎未有闻焉」（17）；也蔑视
张之洞的《劝学篇》，以为「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18）梁启超认为「洋务自强，变法数十年，而利未一见，弊已百出」，皆因「变法不变本原」;建议「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欲求新政，必兴学校」（19）；指出「国家之设学，欲养人才以共天下」（20）。其实，育人才、启民智有多种途径，开学校只是其中一种，还有广泛的社会教育，都是强国治本的关键。
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摘要：张之洞(1837～ 1909)中国近代教育家、清末洋务派首领之一。他重视兴学育才, 认为“经国以自强为本, 自强以储才为先”, 在40 多年的仕官生涯中, 没有中断过兴学育才的教育活动。他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纲领, 强调“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极力提倡学习西学西政、西艺、西史 ,倡办的各级各类学堂多具有资本主义近代学校的一般特点,教学内容增加外国语和天、地、兵、算、声、光、化电等近代科目。他注重师范教育,提出“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 关系至重”。派遣学生及学务官员出国留学或考察教育；和袁世凯奏请递减科举，张之洞忠于清王朝，却因积极倡导改革传统教育，大力发展新式教育，成为封建教育制度的掘墓人和近代教育制度的奠基人。晚年受命同张百熙、荣庆主持制订了中国第一个正式颁布的近代学制癸卯学制。他倡办新式学校的活动及其教育思想对近代中国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 关键词：张之洞；教育思想；影响 张之洞是著名的政治家和教育家 ,后起的洋务派领袖。他在1898年著成的《劝学篇》中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体系,成为清末教育的指导思想。张之洞对教育的作用与宗旨的看法，随着时局和他的处境不同而有所变化，以保障满清皇朝利益为依归。他早期两任学政十年，教育宗旨是“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教育内容是“通经学古之学”，对象是培养少数士子，强调伦常名教，注重品行，不在求富求强，适应世变，此时出版的《輶轩话》和《书目答问》，极少涉及西学，甚至是用来抵制新学的。 中法战争后，张之洞认识到人才比武备更加重要，1885年上《筹议海防要策折》，指出“当时急务首曰储人才”，认为“战人较战具为尤急”，把教育局限于纯工具性的作用。及至甲午战争初期，看见日本教育成功之例，稍改看法，把教育的作用由战人战具的关系提高到立学立国的关系来看，《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教育救国的基本思想：“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才之成出于学”。1898年的《劝学篇》，更肯定“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同心》），认识到“自琼森于力，力生于智，智生于学”、“智以救亡，学以益智”，相信“国之智者，势虽弱，敌不能灭其国；民之智者，国虽危，人不能残其种”（《利益》）。虽然如此，1898年5月所奏的《两湖经心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张
近三十年来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概述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他在匡国济世上施展雄才大略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子女的言传身教。其渊博的学识和健康向上的思想也润泽在子女身上，不仅悉心培育出了三个院士，还缔造出满门才俊的又一个传奇。 不仅如此，这与梁启超先生对近代的教育也有十分独到的见解，并且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不仅提出了许多科学的理论，而且付出了许多的努力，为我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所以，近十年来学术界对于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下面，笔者就针对学术界对梁启超教育思想的研究进行文献综述。 一、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 对于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的研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可谓颇丰。有许多学者曾经就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做了很深入的研究与思考。如谢毓洁的《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①、刘先飞的《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②都对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讨论。以谢毓洁的《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一文为例，作者在文中描写了梁启超对于儿童教育的方法及加强对儿童教育的原因，作者在文中认为：梁启超之所以会对儿童的教育如此关心，是因为他认为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就是国民没有普及文字阅读，而在先进的西方国家，国民文字阅读的普及率远远要高于中国。 同时，梁启超十分重视女性对儿童教育的作用和影响。他认为妇女的知识水平和素养直接影响到儿童蒙养的效果，而蒙养则直接关系到民族的未来与发展。而《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的作者刘先飞则认为梁启超认为要提高儿童蒙养的质量与水平，就必须要改编蒙学之书，并且指出梁启超极力推崇少儿歌谣，在梁启超的心目中，音乐、诗歌是改造国民品质的重要手段，歌谣可以用来塑造刚健雄壮的国民气质。于是，歌谣作为儿童教育的手段而被梁启超所选中。 梁启超强调要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反对对儿童施加暴力，认为那样不仅对儿童的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而且是对儿童人格的不尊重。谢毓洁的《梁启超 ①谢毓洁，《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石家庄学院学报》，2009年01期 ②刘先飞，《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学术探索》，2011年06期
张之洞，人称张香帅，号抱冰老人，南皮人，东南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始人，中国高等师范学堂之鼻祖，中国幼儿园创始人（第一所幼稚园，选聘了3名日本保姆）。中国重工业奠基人。张之洞13岁中秀才，16岁中顺天乡试第一名（解元），26岁中会试第三名（探花）。1909年(绪三十五年) 七十二岁。10月4日病逝，6日追谥文襄，晋赠太保。翌年归葬南皮。 张之洞先为清流以敢谏闻名，号称牛角，其战斗力非常生猛。后任山西巡抚和各地学官,后来长期任总督，1907年后任大学士，军机大臣，1909年死，谥号文襄。 张之洞任封疆大吏的时间内，中国经历了三次严重的外国威胁：中法战争时期张之洞处于两广总督的直接指挥位置，筹饷、调兵、用将、反对撤兵议和，为这场战争取得部分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张之洞的实业主要两件，一件是督办芦汉铁路（卢沟桥——武汉，大名鼎鼎的京汉铁路，曾记否，北伐时京汉铁路大罢工），另外一件是把内陆武汉打造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 以芦汉铁路的修筑为契机，张之洞为了图，御外侮；挽利权，存中学，在他主政的18年间，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应商战、劝农桑、新城市、大力推行湖北新政。 以武汉为中心，他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炮厂、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机器厂、钢轨厂、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制革厂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居全国之冠，资本总额约1130万两白银。汉阳钢铁厂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并形成了以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为龙头的湖北工业内部结构，武汉也一跃而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一些国内有影响的民营企业相继产生。湖北的近代工业体系已初步奠定。湖北经济亦由此跨入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汉口由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 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后，便主持兴建湖北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等重型企业。汉阳铁厂于1894年建成投产，开炉炼钢。炼铁厂共有铸铁厂、打铁厂、机器厂、造钢轨厂和炼熟铁厂等6个大厂，4个小厂，两座钢炉，工人3千人，外国技师40人，这是我国第一个近代大型钢铁工厂。炼铁需要铁砂和煤等原料和燃料，于是张之洞又派德国技师在大冶附近勘察，发现此处铁矿蕴藏丰富，从而又兴建了中国第一个用近代技术开采露天铁矿——大冶铁矿。张之洞先后下令开发大冶三石煤矿、道士茯洑煤矿、江夏马鞍山煤矿和江西萍乡煤矿（安源煤矿，太祖发迹的圣地）。这样，就以炼铁厂为中心，兼采铁、和采煤和炼钢为一体，创建了我国近代第一个、也是远东第一座的钢铁联合企业。它的建成，标志着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兴起，为我国重工业开了先河。除此之外，张之洞还创建了我国首家系统完备的军工厂——汉阳兵工厂，汉阳造从此闻名天下（曾记否，汉阳步在八年抗日战争都在用），在中国近代军事建设以及国防中起到重要作用。张之洞还是六君子之一——杨锐的老师。 1898年（绪二十四年），张之洞在省城东门外卓刀泉创建农务学堂。1900年正式开学，聘请美国农学教习2人指导研究农桑畜牧之学。 1906年，农务学堂校址迁移到武胜门外多宝庵地方（今湖北大学校园），开设高等正科，改名为湖北高等农业学堂，并附设实验场。这是湖北最早的近代农业学堂和现今华中农业大学的前身。 张之洞还在湖北铁政局内创建工艺学堂。课程有汽机、车床、绘图、竹器、洋脂、玻璃各项制造工艺。张之洞改书院、兴学堂、倡游学，使包括汉口在内的武汉三镇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体制。传统的书院教学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张之洞致力于书院改制，相继对江汉书院、经心书院、两湖书院的课程作出较大调整，各有侧重，以造真材，济时用为宗旨。在兴办新式学堂方面，其创办的算学学堂（1891）、矿务学堂（1892）、学堂（1893）、湖北武备学堂（1897）、湖北农务学堂（1898）、湖北工艺学堂（1898）、湖北师范学堂（1902）、两湖总师范学堂（1904）、女子师范学堂（1906）等等，则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
浅谈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一代学术宗师，但很少有人把他当做一位教育家来研究。从戊戌变法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倡设女学堂启》、《教育政策私议》、《论教育当定宗旨》、《教育与政治》等十几篇教育论文，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其晚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和讲学，参与教育实践，因此对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为过。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人。 关键词：近代教育; 国民教育; 教育思想. 一、教育之宗旨 梁启超一直强调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可以说，他是第一位写出教育重要性的教育家。在他的“关于教育的永恒原则”中，文章第一次提出教育必须有目的，他认为人与动物、植物、文明与野蛮最大的区别在于自觉而有目的性的活动。教育是一项非常重要和复杂的人类活动，它不能没有目的，必须是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事物如果没有目的都是可以接受的，而教育也是有目的的[1]。 梁启超在批判传统教育和外交教育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目标，并随着时事的变化不断完善教育使命。 在1898年的改革时期，梁启超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中国和西方的政治人才。他呼吁以政治科学为基础学习西方。他认为过去的“在中国西部，皮毛，只有运行时间的技能，以及法律的管理，所以方言、数学、制造、武器都是建立起来的，而宫廷的政治是腐烂的。”于是他总结道:“今天的学校，当涉及到政治时，这就是艺术的教义。”因为政治更容易学，也更难学;政治的使用范围更广，艺术的使用也更狭窄。为了使他的州政府不能够做艺术，行政人员，振兴艺术，直耳!……它不是政府的权力让它公开，但是统治者不知道如何使用它，它将永远被其他人使用。 梁启超是教育的目标是“以学为根本”的结论，其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富裕的西方国家和日本在这方面，他说:“泰西州，第一个重量级的政治学院，也是它的学习。基于公理公法，古希腊和罗马的古代历史被用来作为建国的第一正义。日本的法学院是第一个，而日本的学校在政治上是最重要的。就日本而言，日本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也不是十年就能完全改变的。 在学习如何学习的过程中，梁启超在《南方隐藏历史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以“形象”为校本，以《公法公理》为补充，以校核世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为了使古代人民统治世界;要利用当前形势，寻求当今世界的治理是很重要的。这样，学者们就知道了当今的制度。他是复古的，他是古老的。古人的系统，今天认为是好的，今天不太好。什么是可行的在今天是不可行的。
（梁启超画像，来自网络） 梁启超教子有方 梁启超共有九个孩子，个个出类拔萃，其中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人为院士。梁启超教子有方，概括起来，有三个突出特色： 一是给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梁家子女都受到了很好的学校教育，梁思顺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梁思成先就读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梁思永先就读于清华学校，后往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梁思忠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校和西点军校；梁思庄先留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后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梁思达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梁思懿，先入燕京大学学医，后又往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习；梁思宁，先入南开大学学习，后因日本侵华，参军抗日；梁思礼先入美国普度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就读于辛辛那提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
为弥补孩子们国学根底不够的不足，梁启超在家中开设国学训练班，还经常给子女购买图书和各种学习用品。1912年流亡日本多年刚刚回国的梁启超，就为远在加拿大的大女儿梁思顺买《东坡集》《韩柳合集》等。为使二儿子梁思永在考古学研究上有所进步，梁启超亲自为他联系自费参加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的考古发掘，甚至还和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联系，让梁思永自费参加其在西北的考古活动。为了让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建筑学上大展宏图，他特意花巨资安排他们到欧洲度蜜月，细心考察欧洲建筑艺术。 二是给子女传输科学的人生理念。作为思想理论家的梁启超，总是从哲理的高度，把人生的一些基本理念，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告诉孩子们，希望他们少走弯路。将这些论述概括起来，精华的东西是：做人应该尽兴、理智、随缘。 所谓尽兴，就是将兴趣和能力发挥到极致。梁启超视兴趣为幸福的源泉，成功的基石。他时常教诲子女对生活、对事业要有广泛而浓厚的兴趣，还特别强调支持兴趣持久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希望，希望是成功的阶梯，他一再告诫子女们要对生活充满希望，万万不可悲观。他在家信中说：“我以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以医，唯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梁启超总是告诉子女们要时刻明白自己的性格和能力，不要好高骛远，只要将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了，就应该心满意足。他说：“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 所谓理智，就是用理性约束感性。他告诉子女任何时候都要头脑清醒，用自己的智慧去理性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在给孩子们的信中，他说：“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梁启超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处理感情问题上，一定要以理智超越情感，发乎情止乎礼，不可随心所欲。即使是交友，梁启超也希望子女们要理智，他告诫二女儿思庄说：“庄庄多走些地方，多认识一些朋友，性格格外活泼些，甚好甚好，但择交是最要紧的事，宜慎重留意，不可和轻浮的人多亲近。” 所谓随缘，就是对得失顺其自然。梁启超的基本思路是：遇到失败或挫折首先要平静地接受，任其自然；其次要看作是磨练自己的机会，妥善寻求解决的办
晚清名臣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一、张之洞的教育理念 （一）张之洞的教育理念 大家好!从古代一直到现代，有在教育改革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教育家，也有在教育方面有独特创新的教育家。在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末端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一位教育家，他颁布了近代学制《奏定学堂章程》，也叫“癸卯学制”，这个学制对废除封建科举制度起了很大的作用。颁布这个章程的这位著名教育家在其他方面，比如在清代的社会政治改革、经济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位教育家就是清末的张之洞。 张之洞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最大的建树就是在1903年11月26日，和荣庆、张百熙拟定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这是他在教育方面最大的贡献，也是他在教育改革方面重要的贡献。这个章程是我国第一部正式颁布执行的近代学制章程，对于废除1300年来的科举制度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所 以我们说张之洞在清末教育史上堪称为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主持的这个教育改革博采了外国学制的优点。这个时期，封建社会已经发展到了末期，虽然闭关锁国是当时的政策，但是也阻挡不了国外先进文化、先进教育思想的传播，所以当时的一些教育家或者在教育行业中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对 西方教育思想都有自己的见识或者理解。
（二）张之洞的教育实践 这样就对传统教育的科举、书院、私塾开始实行了一些改革的措施。在中国传统的教育当中，书院、私塾、科举制度是比较盛行的，也是一个主要的教学方式。癸卯学制的颁布实际上是把教育当中的一些形式加以改革了。这个章程把普通的师范和普通的中学学堂、学校的优点突出出来了，把普通的师范和普通中学学堂分开，设立不同的机构。高等师范和高等学堂开始分设，师范又有不同的等级，根据老师的层次，比如小学老师、中学老师、高中老师、大学老师。师范分为初级、优级这样两个级别。 初级收小学毕业生，小学毕业生毕业之后可以到初级师范院校来学习，当他们毕业之后就在小学任小学老师，这是当时的一个改革措施。优级收初级师范毕业生和普通中学毕业生，这是培养初中老师和普通中学老师的师范院校。所以在当时高等师范和高等学堂就开始分设了，这样一个分不同层次培养教师的模式就出现了。 这个章程颁布前，全国政府主办的学校还挺少的。章程颁布之后，到1910年，官办学校，我们叫公办学校就非常多了。可见这个章程的颁布对清末的教育是有很大促进作用的，学校增多了，学生就必然增多了。求学规模的扩大，学生数量的扩大，功劳应该是谁的呢？就是张之洞的。 张之洞功不可没，在1907年的时候，他被升任为学部大臣
梁启超的教育改革思想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康有为的弟子，也是康有为从事变法维新活动的主要骨干和助手。1897年与他人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并任中文总教习，这所学堂以培养知识广博的变法人才为目的，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普通学传授经学、诸子学和公理学、中外史治格算之粗浅者，专门学从入学后第七个月开始学习，从公法学、格算学和掌故学三个门类中任选一门。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也坚持保皇立场。但民国成立后他在政治上不再追随康有为，晚年主要从事学术活动。梁启超是近代学术最为渊博的学者之一，著述多达七百余万言，重要的有《饮冰室文集》、《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等。 ㈠论培养新式国民 梁启超也像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强调变法是使国家富强的关键，而改良教育又是变法的关键。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由“力”而趋于“智”，所以他指出：“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针对封建时代只注重培养少数治国精英，对民众则只讲道德教化，乃至实行愚民政策。梁启超提出“开民智”，即普遍提高民众素质，其意义不仅是促进国家富强，而且能促进社会进步。他指出民权来源于民智“昔者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曰欲兴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开民智可以说是由专制走向民主的必备条件。开民智的基本途径自然是兴办教育。他说：“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 基于这一思路，梁启超指出：“教育之意义，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不徒为一人之才与智也。”他认为传统教育最大缺点是培养的人缺乏国家观念、公共观念和自治观念，只求个人完善，或者就想升官发财，奴性、作伪、自私、怯懦、麻木是人们的通病。他要求培养的新式国民，应具有独立的人格，权利义务并重的思想，有知识、道德和才干，既能自主、自立，又有团体协作精神。这些主张已显然具有反封建的色彩。 ㈡论变科举、兴学校 梁启超对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将八股文取士视为中国锢塞文明之一大根源，结果是“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在当时世界以智慧竞争的形势下，“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闇，岂能立国乎？”只是因为科举是整个传统教育的指挥棒，所以他断言：“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他还提出了变革科举的三种方案：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即废除科举制度，使学校毕业生具有相当于科举及第的身分（如小学毕业生相当于秀才，中学毕业生相当于举人，大学毕业生相当于进士）。中策是“多设诸科”，例如明经、明算、明字（中外语言文字）、明法（中外刑律）、绝域（各国公法）、通礼、技艺、学究（师范）、明医、兵法等科目，以选拔各种专门人才。下策是“略变其取士之具”，即在维持现有科目的情况下，加试一些实学知识，使应试
《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 《最苦与最乐》拓展阅读 巢湖市柘皋中学葛庆国老师 梁启超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巨大的人物，但对他的评价却褒贬不一。过去很多人批判他是保皇派和反革命直到近几十年才对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给予正确的评价。我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奇才，并归纳了他对近现代中国的十四大贡献。 一、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 梁启超先生最早将西方的民权，民主自由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促使了国人的觉醒，使国人产生了近代化意识。以戊戌变法为界，中国思想此前是封建正统思想，此后是启蒙思想兴起。他将民权思想引进实务学堂，培养新式人才，开创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新阶段。他的启蒙思想还影响到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具有国际意义。 二、梁启超先生坚决不妥协地反封建专制，倡导民主宪政，开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和法律制度化的新时代。 三、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宣传家。 梁启超先生把报刊作为宣传思想的阵地，先后创办了《中外纪闻》、《实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闻报》、《大中华》、《申报》等有重大影响的报刊。他的文章反映了当时最科学的思想，广受知识分子的欢迎，影响广泛。他将西方的哲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财政学和法学等当时先进的学科和学说介绍到中国。 四、梁启超是世界史上罕见的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政治家。
梁启超先生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主将，君主立宪的倡导推动者，革命共和的大力鼓吹者和立宪派领袖。辛亥革命后任进步党党魁，熊希龄主阁时任司法总长兼财政总长。袁世凯称帝，他愤然拒绝重金收买，发表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公开讨袁，与蔡锷等组织护国运动。一战后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极力主张力争国权。他事先探听到日本欲接管山东这一帝国主义图谋，及时将消息传回国内并在报纸上发表，引发了标志中国民主革命转入新阶段的五四运动。 五、梁启超是坚决反帝的旗手。 梁启超组织领导了公车上书反对签定《马关条约》。发表文章《瓜分危言》揭露帝国主义欲瓜分中国的野心。坚决地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六、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教育家。 由于过去对他主要是大力批判，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没引起国人的重视。他的教育思想主要是：（1）倡导教育救国，提出培养人才是基础的教育救国论。（2）兴办学堂等教育机构，主张废八股，设立京师大学堂和国内各级学堂。他率先引进西方学制和管理制度，制定教育方针。（3）设立图书馆，他先后设法组建了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松坡图书馆，组织建立了中国图书馆学会。（4）实地讲学，早年在东莞办学，后任万木草堂学长，主讲于实务学堂。辛亥革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并为清华题写了“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校训。（5）教育以育人为本的教育思想。主张首先教学生做人，次则传授知识，贯彻“立志，爱国，成才”的教育理念。他的九个儿女中有八个出国留学，又都学成归国，其中三个是院士。他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近代教育奠定了基础。 七、塑造国民精神。 梁启超毕生致力于倡导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精神，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首先提出改造国民懦弱性的学者，主张塑造新智新力的新国民，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八、梁启超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梁启超先生把当时几乎所有的西方社会科学都介绍到中国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以推广。他广泛研究中国历史，指出二十四史只是为帝王作谱牒，提出了新的史观。因此我们可以说梁启超先生是中国旧学的终结者，新时代中西结合新文化的开创者，是划时代的文化人物。 九、首创思想解放，反对儒训。 梁启超开创了中国学术的新时代。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并不是李大钊，而是梁启超先生。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宣传这一学说，李大钊是
梁启超成才之路的教育启示 黄秋琳 工商三班 1116103013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作为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对于推动历史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本身的成才之路对现代教育具有典型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成才；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启示 一、论梁启超成才的主观因素 梁启超从小便天赋过人，颖慧异常且勤奋好学。他热爱读书，涉猎面极广，而且很有针对性和选择性，绝非泛泛而读。他深许康有为的名言：“无专精则不能成，无涉猎则不能通”，对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和新闻学等等都颇有研究。“他求知欲，创新与极强，学一门爱一门，学一门钻一门，一头扎进去，孜孜不倦，务求有心得，有造诣。”（《梁启超评传》P6）他生平著述极多，涉及各个领域，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留下了一笔丰硕的文化遗产。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问的增长往往有赖于阅历的丰富。梁启超年少时，就已博览群书，游历八方，到县城、省会去观光求学，开拓视野，增长见识。但他不甘局限在国内，短短几年间，他便游历了新加坡，澳洲，美洲，考察了多个国外知名城市，并拜会了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他还亲眼目睹了明治维新后日本各个方面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些常人难以做到的丰富阅历，锤炼了他的性格，陶冶了他的情操，使之拥有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 光学理论，而不加以改进和应用，便是纸上谈兵。不同于只知读死书，死读书的孔乙己，梁启超坚持独立思考，善于举一反三，将所学的各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从中顿悟并发掘出新的认识和见解。他身体力行，进行了大量专题性历史研究，从西方诸哲和国学大师，尤其是先秦诸子两方面汲取营养，而后借助早期改良派所用的方法，将西学和中国古典文说有机的融为一体。他用西学改造中学，重建新国学，这对于当时思想还未彻底解放的国民来说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他还综合欧美和日本等国的经验，倡导由政府监督，行政立法，实行小学义务教育。 梁启超之所以取得辉煌的学术成就，得力于他强烈的爱国主义之情、社会责任感和时代感。正是这样的爱国之情时刻激励着他奋发图强，走上政治舞台，为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奔走呼号，寻找新出路。在《少年中国说》中他曾激扬文字：“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中国现行的高考制度其实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范围和时间。学生花了大部分时间跟着老师的引导，学习与考试科目相关的书籍。由于考试的标准答案缺乏灵活性，导致学生的答案也摆脱不了课本内容的桎梏，他们创新的机会少之又少，于是他们渐渐失去了学习的兴趣。他们的时间随着作业，考试与
兰台世界2012·11月下旬 一、“中体西用”思想产生的背景 19世纪初，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打破了平静的清王朝统治。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而来的，是近代西方的政治、文化、军事等内容，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方面痛感中国的落后，一方面主张向西方学习。但在向西方学习具体的观点上存在许多的分歧，积极学习派认为，不仅要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同时也要学习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消极学习派则只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对于文化、政治制度等内容则坚决抵制。在这样的背景下，张之洞开始了寻求革新之路，受英国传教士李提摩的影响，张之洞开始从军事人才培养和军械装备入手，同时兴办各类新式军事学校，从而开始了其“中体西用”思想的初步尝试与实践。1898年，张之洞在《两湖、经心两书院改造学堂办法片》中提出“两书院分习之大旨，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机，亦杜离叛道之弊”，标志着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的正式形成。 二、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 1.“中体西用”教育思想基础。1898年，张之洞撰成《劝学篇》，其“中体西用”的思想在该书中得到系统的阐述，《劝学篇》一书共分为内外篇，一共24篇[1]。其中内篇包括九个部分的内容，分别是：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和去毒，内九篇的内容谈以中学为体，旨是“正人心”，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要是教育人们要奉行孔孟之道，遵守传统的封建道德规范，效忠于封建统治者。外十五篇，主要谈西学为用，宗旨是“开风”，内容包括：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攻教、非弥兵，主要是在维护清朝统治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实现国家富强的目的。总之，《劝学篇》的内篇中，张之洞将中学作为根本内容，其目的是宣扬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外篇中则主张通过学习西方技艺等方面内容以挽救走向末路的大清王朝。从其教育意义的角度来说，张之洞系统论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点，奠定了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文教政策的基础。 2.“中学”与“西学”的内涵[2]。“中学”指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包括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等内容。这些是中华文明的基础，是根本。其特别强调封建伦理道德的“三纲”的地位，并认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中学的精髓，几千年来都是这样，必须予以继承与延续，并指出这是中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根本，同时其坚决反对西方所推崇的民权和男女平等的思想，由此可见，张之洞倡导的中学为体是通过传统的封建伦理纲常来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制度框架。“西学”包括“西政”和“西艺”两部分，“西政”是指西方的具体政治制度以及行政管理措施等方面的内容，包括法律、教育、通商等方面的内容；“西艺”是指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包括算、绘、声、光、化、电等方面的内容。他认为，这些西方的新学对于国家政治、经济、国防等方面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其在引进西学时具有一个明显的原则，即对于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的“西学”可以引进，而对于具有资产阶级进步思想违背传统封建伦理纲常的文化则坚决反对，不予引进。 从上面可以看出，“中体西用”思想中，中学和西学具有不同的功能，并且其地位是不平等的。中学是本体，是核心、基础；西学之用，是在中学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其作用。张之洞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是在维护清朝统治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当的变革，因而得到统治者的认同，成为近代新教育制度的政策基础。 3.“中体西用”教育思想。在《劝学篇》一书中，张之洞围绕中学和西学，提出了一个改革教育体制的思想纲领。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学制系统和教育结构布局的建立设想，学堂课程设置原则，中小学以及职业教育，师资自费以及人才选拔等。首先，张之洞建议各地建立不同的学制系统以及教育结构布局[3]。在京师建立大学堂，道府建立中学堂，州县建立小学堂，中小学为大学堂培养、输送人才。其次，关于学堂课程设置及课程层次，张之洞提出“新旧兼学”“政艺兼学”的原则，对于课程设置，其主张在各个不同学段，中学的四书五经作为必学之课程，而西学则根据年龄作适当的安排。第三，重视基础教育。张之洞提出“宜教少年”的原则，主张教育从娃娃抓起，十分 重视青少年的教育。第四，重视发展农工商矿并专业的发展。在极力推动基础教育发展的基础上，张之洞十分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他提出“先学艺后举事为要义”的主张，并积极举办各种职业专业教育。 三、“中体西用”思想实践探索 1.系统教育设计[4]。1901年， 张之洞和刘坤一上了“江楚会奏三折”，三折中针对“育才兴学”提出了以下四条改革措施：设置文武学堂，改革文科，停止武科，奖励留学。张之洞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教育系统的观点，勾画了教育系统的蓝图，并对从蒙学、小学、中学、大学的年限、课程、毕业职务等都有了具体的规划。1902年，在总结湖北系统办学经验的基础上，张之洞上了《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他强调国家的强弱与教育的水平息息相关，将兴办学校教育的意义提高到空前的高度，同时，奏折中针对系统化办学的思想有了一定的变化与发展：首先，张之洞提出国民教育和义务教育的思想。其次，通过大学造就国家有用的人才。第三，强调师范教育的重要性，提出“教员不迁就”的原则。张之洞不仅重视师资的专业训练，同时要求一切关于教育的行政人员等都必须对教育具有一定的研究，能够有效地解决教育当中的问题。第四，完全阐述教育的内容，包括德育、智育、体育。 2.制定完整留学章程，规范海外留学教育。清朝末期留学运动快速发展，到海外留学成为一种潮流，随着大规模的留学生留学海外，一些进步思想在学生中传播逐渐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慌，特别是1903年留日学生发起的抗俄运动， 得到全国各学堂学生响应，震撼全国，清政府逐渐意识到规范留学教育的重要性。1903年，张之洞拟定了 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及实践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从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产生的背景入手，详细分析其“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的内涵以及在教育领域的实践探索，以期为当今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 中体西用教育张之洞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及实践探究 □ 伊犁师范学院中国语言学院蔡红 摘要关键词文史探源 WENSHITANYUAN 72
2004年5月 学 术 交 流 May,2004 总第122期 第5期 Academic E xchange Serial No.122 No.5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研究 杨晓梅 (哈尔滨学院历史系,黑龙江哈尔滨150086) [摘 要]尽管人们对梁启超的认识和了解不在教育方面,但作为中国近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颇有见地地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主张。他的教育宗 旨随着时世的变迁不断发展,从戊戌维新时期主张培养政治革新人才到20世纪初培养现代 国民,逐渐把教育的着眼点放到更广泛、更普遍的人群,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他特别强调女 子教育的重要性,把女子教育同国家强盛联系在一起,这种主张可谓前无古人;他借鉴日本所 制定的学校教育的四个阶段,为近代学制的颁布提供了重要参考;他关于义务教育和教育经 费的见解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具有开创性。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近代教育史的内 蕴,也为近代教育制度的完善和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梁启超;教育思想;教育宗旨 [中图分类号]G40-0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04)05-0166-06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一代学术宗师,但很少有人把他当做一位教育家来研究。从戊戌变法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 变法通议 、 倡设女学堂启 、 教育政策私议 、 论教育当定宗旨 、 教育与政治 等十几篇教育论文,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其晚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和讲学,参与教育实践,因此对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为过。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人。 一、教育之宗旨 梁启超一直强调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可以说他是最先撰文论述教育目的的重要性的教育家。他在 论教育当定宗旨 一文中首先提出教育必须有目的,他认为人与动植物、文明人与野蛮人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活动的有意识、有目的。教育是人类一种非常重要而复杂的活动,不能没有目的,而且这种目的还必须是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事情没有宗旨都可以苟且迁就,教育没有宗旨是寸毫不能有成的。 首先,梁启超对封建教育的错误目的进行了抨击。中国的传统教育自从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之后,始终将儒学及儒家的经典作为学校惟一的教学内容。隋朝实行的科举制,经过唐代的发展,一直沿用到明、清,前后达1300年的时间,这种制度把学校教 [收稿日期]2004-03-18 [作者简介]杨晓梅(1965-),女,四川威远人,哈尔滨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硕士,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166
王国维的教育思想集团标准化办公室：[VV986T-J682P28-JP266L8-68PNN]
浅析王国维的教育思想?? 摘要：本文对王国维的生平做简单的介绍，论述他在教育方面的突出贡献，主要表现在解放教育思想、教育宗旨、培养大批合格教师、哲学为首的课程观、兴高等教育和提倡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之别。本文对其教育思想进行介绍，并提出他的教育思想对现在教育的启示。 关键词：王国维；教育思想；启示 一、王国维个人简介 王国维生于1877年卒于1927年。青年时代既接受封建传统教育又受到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戊戌变法前夕(1898年初)他来到上海，进入当时变法运动的喉舌《时务报》工作，业余时间到罗振玉主办的东文学社学习。(时务报)因变法的失败而被封闭后，王国维转到东文学社当职员，同时学习哲学、外语和自然科学。1901年东渡日本留学，学习英文和数学，数月后因病返国。回国后，广泛学习西方哲学。1903年起任通州、苏州师范学校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及伦理学等。在师范学校任教期间，王国维撰写了大量的有关教育学的论着，这批论着充分展示了当时王国维对教育的认识与见解，同时也确立了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应有地位。 二、王国维的教育观点 （一）解放思想 清政府所实行的学制，以封建礼教为宗旨，束缚人们的思想。张白熙、荣庆、张之洞会奏《重订学堂章程》折说:“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伸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学务纲要》强调:“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即由小学改业者，必须曾诵经书之要言，略闻圣教之要义，以定其心性，正其本源。” 王国维认为当时的教育阻碍人们的思想发展，不能够给人们精神上的寄托，他意识到中国原有的伦理纲常已经不足以维系中国人民的精神，不能再用教育学生，必须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思想充实人们的思想，他认为教育的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用新的东西充实人们的精神生活，获得精神的慰藉。使之有一个高尚的精神境界。王国维强调教育在思想上的作用，重视精神文明。 王国维反对因循守旧，以极大的热忱了解和引进西方文化,他以其独具的眼光看到了中西学之间的沟通问题,他认识到一味拒斥西方的学术思想,将会阻碍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近代化；但如果完全无视传统文化,西学也将因缺乏必要的结合点和移植的土壤而难以立足生根。 （二）确立教育宗旨 王国维在清末教育制度发生巨大变革的历史转折时期,最先提出了比较科学、相对完整的教育宗旨,即培养身心和谐,德、智、美、体全面发展的“完全之人物”。既吸收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家和教育家的有关思想,又融合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精华,以适应中国当时急需摈弃科举旧制,重新确立与新式教育相统一的教育宗旨这一时代要求。 1.德育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述论 摘要:面对国势衰落、民族危亡的形势,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梁启超,充分认识到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倡导教育救国、教育兴国,主张废科举、改革封建教育制度,主张建立近代学校教育制度,高度重视师范教育与女子教育。同时,梁启超突破了洋务教育人才观的思想局限,提出了培养具有近代政治意识和道德品质“新国民”的教育目标。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一、教育救国、教育兴国 梁启超生活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他带着拯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强烈责任感去研究中外民族兴衰史,他发现国家兴亡与民众素质高低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他提出了教育救国、教育兴国的主张。他多次指出:“夫教育为立国之根本”,“今日为中国前途计,莫亟于教育。”[1] 在《学校总论》中,他指出:“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智恶乎开?开于学!学恶乎立?立于教!” [2]梁启超把“育人才”、“开学校”和“变科举”都看做是“开民智”即提高人民文化教育水平的主要手段,认为它们是实行维新变法的根本所在。所以,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他就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2]总之,在梁启超看来,只有变法,改科举,兴学校,育人才,才能开民智,使国家富强,摆脱民族危机。 二、废科举、改革封建教育制度;兴学校、建立近代教育制度 梁启超是一名举人,本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但同时也遭受过科举制度的磨难,对科举制度的陋习和烦琐的程式有着深刻的感受,亦深刻认识到科举制度与社会发展的矛盾。他指出:“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蔽皆由此。”[2] 因此,他极力主张变革科举,说:“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2] 同时,他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他列举八股取士的危害,他说:“科举之试以诗文楷法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 [3],梁启超不仅要求改革科举,还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即“合科举于学校”;“多设诸科,与今日帖括一科并行”;“一仍今日取士之法,而略变其取士之具。”[4] 这些主张无一不反映了梁启超废除科举、改革封建教育体制的主张。在不久之后的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这虽不是梁启超个人的行为,但他改革科举制度中作出的贡献,是值得我们汲取的。 三、“趋变求新”的教育理论与“新民教育”的教育实践 梁启超在教育理论方面是激进的,是“趋变求新”的,而在他具体教育实践中,主要就是他的“新民教育”。他在《论新民》一文中对“新民”的解释是: “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曰,淬历其所本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缺一,时乃无功。”[7]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造就国民”培养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民”。他认为中国之弱在“人才乏绝”,而“欲振中国,在人才”。但人才必须是“新民”,“新民”必须具有新道德、思想、新精神。 梁启超的教育言论丰富而广泛,绝非短短数千言、寥寥几个条目所能包含的,本文以上述三个层面阐对其教育思想进行了阐述,意在说明梁启超在近代教育转型时期所起的筚路蓝缕的开创作用。从教育实践上看,梁启超或许无法与张謇、蔡元培、陶行知相比,但他在近代教育制度的开创和教育理论的建立方面,可谓先行一步,独领风骚。尤其是梁启超突破了洋务教育人才观的思想局限,提出了培养具有近代政治意识和道德品质新国民的教育目标从而把晚清教育改革提高到普及国民教育的高度上,贡献极大,影响深远,亦非他人可比。正如现代学者所誉:“梁启超堪称是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奠基人” [8]。
父亲 —浅谈梁启超之家庭教育 梁启超（1873年－1929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从公车上书到维新变法，梁启超先生引领了那个时代的政坛，其与时俱进，远见卓识的身影早已深入人心。然，培养出“一门三院士”的他，同时是一位合格的父亲，其教育方式值得我们探讨和学习。 在生活上，先生无微不至地关爱着孩子。思成车祸的那次，他真是急坏了，守在身旁，呼唤着：“思成，你醒醒，大夫一会儿就到，你不会有事的。不要紧，别害怕。”可是他心里却念叨着：医生怎么还不来？医生快来吧！只要让我孩子活下来，哪怕落下残疾我也认了。有这样悉心照顾的父亲，孩子怎么可能会有事。另外，关于思成和徽因的婚礼，先生对他们的婚事事无巨细，一一操心。他觉得孩子们在国外，可以从美国到加拿大，按西方风俗，在教堂举行仪式，婚后赴欧洲旅游，同时考察国外建筑，然后回国举行国内婚礼。他对孩子的爱既有传统特色，又有现代意识，虽然操办一切，却始终站在孩子们的角度，尊重他们的想法和意见，这是相当难得的，至少在100多年后的今天，其开明程度也是很多家长难以企及的。还有，我们知道在思成和徽因赴美读书期间，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因政而亡，先生的信中溢满温情，足以让孩子重燃希望。他告诫思成：“徽因遭此惨痛，唯一的伴侣，唯一的安慰，就要靠你，你要自己镇定着，才能安慰她。……林叔叔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她要鼓起勇气，发挥她的天才，完成学业，将来和你共同努力，替中国艺术界有点贡献，才不愧为林叔叔的孩子……”先生之关怀备至，从儿媳身上可见一斑。 在精神上，先生循循善诱地引导着孩子。徽因和思成毕业在即，国内社会却动荡不安，民不聊生，两人不知所向时，先生以他的博大和通达排解了孩子们的苦恼：“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它则甚？一面不可骄傲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而于社会总有多少贡献……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若何，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贡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先生可谓精神向导，随缘又不放任，自律又不苛求。 在学业上，他高标准地要求孩子，为了弥补孩子国学根底不足，他每个假期专门为子女授课，为他们讲：“国学源流”，讲“前清一代学术”，讲《孟子》、《墨子》等。思成生病住院疗伤期间，还为其安排了学习计划，“吾欲汝两月中取《论语》、《孟子》温习暗诵，务能略举其辞，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可益神志，且助文采也。更有余日读《荀子》则益善。《荀子》颇有训诂难通者，宜读王先谦《荀子集解》。”梁思成后来回忆道：“我非常感谢父亲对我在国学演习方面的督促和培养，这对我后来研究建筑史打下了基础”。 先生为孩子们的成材提供可能的一切条件。1912年流亡日本多年刚刚回国的梁启超，就为远在加拿大的大女儿梁思顺买《东坡集》《韩柳合集》等。为使二儿子梁思永在考古学研究上有所进步，梁启超亲自为他联系自费参加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的考古发掘，甚至还和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联系，让梁思永自费参加其在西北的考古活动。为了让梁思成和徽因在建筑学上大展宏图，他特意花巨资安排他们到欧洲度蜜月，细心考察欧洲建筑艺术。 梁启超，这位合格的父亲，以他无所不在的思想情感力量，潜移默化地引领者梁家下一代的人生道路。在风雨如晦，时局维艰，学术研究难以为继的情势下，梁家后代却薪尽火传，成为不同学科的顶尖人物。 是的，一位伟大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