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的实施和中国宪法变迁
秦前红目录
一、人权宪政理念和宪法变迁
二、人权宪政规范的整合和宪法变迁
三、人权宪政实施机制的整合和宪法变迁
第九届全国人民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01年2月28日决定：批准我国政府于1997年10月27日签署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同时对《公约》第8条第1款(甲)项声明保留。①另外，由于我国政府已于1998年10月已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预计我国政府不久也将批准加入此项公约。上述两个公约所指涉的内容与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规定有密切的关联，因此，人权的实施和保障首要的是一个宪政层面的问题。随着两个人权公约在我国的实施，必将引发包括宪政理念、宪政规范和宪法保障机制等各个层面的调适、整合与重构问题。
一、人权宪政理念和宪法变迁
人权是人依其自然属性和社会本质所应享有的、受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制约的权利，依其存在状态的不同可表现为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实有权利。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一般认为，人权(human rights)这个概念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有关人权的主张最早产生于古代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概念之中。古希腊斯多葛学派主张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不受任何基于政治地位、家庭背景等因素的影响。早期的基督教和自然神宗教的教义认为，上帝创造人本身就意味着赋予人某种存在的价值，依其存在的价值和尊严，理所当然就享有一定的权利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一些人文主义思想家
从历史文库中重新祭起人权思想的旗帜，加以适当改造后用来向封建的意识形态发起进攻。他们主张以“人”为中心，把“人”作为一切事物的出发点和归宿，用“人权”取代“神权”，声称人类“天生一律平等”。十七世纪启蒙思想家倡导的天赋人权学说更是主张“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每个人都是“他自身和财产的绝对主人”，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是每个人“不能变更”和“无从否定”的天赋人权。
西方近代意义上的人权概念是在19世纪后半叶由我国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介绍、引入中国的。清末变法维新和立宪修律运动以及人权与宪政思想在中国迅速的传播，对我国的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都产生过积极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也曾注意总结人权发展的成果，重视人民对人权的理想追求。例如，周恩来总理曾于1954年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庄严声明：“各族人民不分种族和肤色都应该享有基本人权，而不应该受到任何虐待和歧视。” “反对种族歧视，要求基本人权……已经是觉醒了的亚非国家和人民的共同要求。”① 上世纪50年代末以后，人权概念在我国一度被视为“异端”而打入冷宫，人权理论和人权问题亦被弄得混乱不堪。即使到了1979年前后，还有学者坚持认为：“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和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再提“尊重人权”，“争取人权”的口号，实际上是向党和政府“示威”，是意味着要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去。②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中国政府才在正式的官方文件中重新使用“人权” 概念。1991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发表题为《中国的人权状况》的白皮书，阐明了中国关于人权问题的原则立场和基本政策，并且指出，人权是一个伟大的名词，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和崇高目标。人权的范围十分广泛，不仅包括生存权，人身权和政治权利，而且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权利;不仅包括个人人权，而且包括集体人权，享受人权的主人不是少数人，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白皮书的这种宣示，打破了以往中国关于人权问题的许多禁区，实现了人权理念的重要突破。
正是因为在人权概念和人权问题上走过了一条独特的曲折的历程，所以，随着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即将在我国实施，许多宪政理念需要调适和重整。其中较为突出的有以下几方面：
(一) 我国宪法和两个人权公约在人权立论逻辑上存在区别
两个人权公约使用了共同的序言表述文本，确认其所规定的权利“源于人身的固有尊严”，其实质是坚持人权是一种道德权利、自然权利。这一思想在所有关涉人权问题的国际公约和宪章中是一脉相承的。比如维尔纳宣言指出：“一切人权都源于人类固有的尊严和价值，人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中心主体，因而是实现这些权利和自由的主要受益者，并应积极参与其中。”1948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开宗明义指出：“人类一家，对于人人固有尊严及其平等不移权利之承认确系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之基础。”而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权利是斗争得来的理论，我国宪法序言强调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各族人民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我国宪法的上述规定隐示了“公民的基本权利” 不是自身固有的，而是由国家赋予的。
在人权的主体方面，两个人权公约所确立的主体是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的抽象主体;而我国宪法中“公民基本权利”的主体则要考虑国籍、阶级性等具体属性。根据我国的宪政理论，在阶级未消灭、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人民和敌人在立法上是不能平等的。因此宪法第33条第2 款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仅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和守法上的一律平等即司法平等，而不包括立法平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6条规定，所有的人在法律前平等，并有权受法律的平等保护，无所歧视，在这方面，法律应禁止任何歧视并保证所有的人得到平等的和有效的保护，以免受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理由的歧视。无疑，该条规定的内涵更丰富，外延更具有普适性。又比如根据我国宪法第34条之规定，我国可基于政治原因或其他原因剥夺公民的选举权;而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第25条的规定，公民享有的选举权是不容剥夺的。
在人权的属性方面，在两个人权公约中，人权是终极的、目标性的;而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则是工具性的、权宜性的，是实现国富民强、人类解放的一种手段。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曾作过具体说明。在19世纪的40年代中期，马克思在分析德国未来革命时就明确提到：不能仅仅依靠“政治解放”，而必须同“人类解放”联系在一起。“这个革命必须依靠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由于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无权，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人权。” 因为它“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彻底解放自己。”①
(二) 两个人权公约和我国宪政制度在应然权利的认知上有重大差异
所谓应然权利特指公民应该享有而制度规范没有确认和规定的权利。根据西方人权概念产生的文化、宗教背景和我们前面提及的关于人权的道德逻辑及价值判断，我们自然可以推论出，两个国际人权公约所规定的权利内容均属于固有人权(inborn rights)，当然为公民所享有。而根据我国法理和宪政原则，以及惯行的司法实践，公民应当享有而宪法没有规定的权利，则公民不能享有。在我国，应然权利在法律价值判断上通常会被定义为“法律不禁止的权利”，由于没有立法的支持而得不到国家法律的确认、保护和救济;同时，由于国家未对该种权利作出否定的法律评价，公民行使该权利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这种作法，在我国全面加入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后，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将带来巨大的冲击，给我国公民的人权保护造成不利的阻滞。其显例是关于迁徒自由、罢工自由的问题。《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规定公民有迁徙自由。我国1954年宪法曾经规定迁徙自由，但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以及现行宪法都取消了这个规定。现行宪法之所以没有规定“主要是考虑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还不可能为公民的迁徙提供充足的，可供自由选择的条件”。② 我们认为迁徙自由是一种带有经济自由权性质的人身自由权，迁徙自由既包含人身自由权，又包含就业自由权在内的经济自由权。事实上，如同赵世义先生所指出的，“早在19世纪早期，各国宪法的规定和宪法学理论一般都把迁徙自由视为经济自由，从19世纪中叶后，迁徙自由就被看成一项个人自由了。……在20世纪中叶后经济自由重新受到强调，从经济自由的角度观察迁徙自由就具有了一定的现实意义。”③ 因此，有关迁徒自由的立宪处理方式，如果说在我国早期实行计划经济、城乡严格分立的二元体制下，
为保证城市人口福利供给和控制城市规模，严格控制城乡间人口流动尚有稍许合理性的话，那么在市场经济愈来愈充分发展，人口的自然流动、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已越来越迫切的情况下，我们仍然秉持以往的做法来对待迁徙自由无疑会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另外，我们认为，迁徙自由不仅仅属于人身自由而且还属于经济权利的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国际法学界公认经济、社会权利和公民、政治权利是两种不同权利。前者是一种积极权利(positive rights)，充分实现这类权利，要求政府动用许多资源，去采取积极的行动。它们的充分实现，取决于资源的多少。因此，我们只能逐渐地实现。公民、政治权利则是一种消极权利(negative rights)，它们只要求政府不去做可能损害它们的行动，而不需要动用多少资源就可以立即实现。① 因此，当我们把迁徙自由作为一项具有经济自由属性的权利规定于宪法中时，我们就不必再顾虑其规定不具有现实性、不实事求是了。
我国宪法原有的思维理念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与企业及国家之间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互相协作关系，即使有矛盾，也是非对抗性的，也可以通过协商调解的方式解决，没有必要通过罢工这种颇为激裂易造成重大社会震荡、经济破坏的手段来解决，因此，宪法没有必要规定公民的罢工权利。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我国已出现多元所有制结构下的多种利益关系，尤其是私营经济、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大量存在，而这些企业中劳资双方的利益往往不尽一致，如果资方严重损害劳方利益时，罢工已成为劳方集体对抗、制约资方并保护自己合法权益一种重要手段，因此，承认并尊重公民行使罢工权，已成为一项现实的宪政议题。
(三)两个人权公约所表达的个人主义的权利价值观和我国宪法所表达的偏重于集体主义的权利价值观的冲突
我国宪法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既规定了公民的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内的权利，包括劳动权(第42条)、休息权(第43条)、社会保障权(第44条、45条)、受教育权(第46条)、文化活动自由权(第47条)、男女平等权(第48条)和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保护的权利(第49条)等，又规定了公民的政治权利和人身权利，包括选举和被选举权(第31条)，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35条)，宗教信仰自由(第36条)，人身自由权(第37条)，人格尊严权(第38条)，住宅不受侵犯权(第39条)，通信自由和通讯秘密受到保护权(第40条)和申诉控告、检
举权(第41条)。与我国宪法的立法体例不同，两个人权公约采用分别规定的体例，并相应赋予了公约加入国的不同履约义务。这两种不同表述体例的背后，实质上体现着两种不同权利价值观的差异。两个人权公约是冷战时期世界两大阵营激烈对抗和不同文化背景蕴含的价值观念相互妥协的产物，体现了人类试图超越意识形态的鸿沟来实现一体化道德价值和权利保护秩序的理想诉求。然而，各种主客观因素决定了两个人权公约对西方价值观体系的迁就和维护。因此，两个人权公约当然会与奠定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及法制资源之上的宪法发生理念和价值观的差异，甚至严重的冲突。正如瑞士人托马斯·弗莱纳所称：“个体主义意识形态和集体主义意识形态是不可调和的”。① 这两种宪政理念的冲突具体体现在对传统人权(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和所谓第三代人权(发展权和自决权等)的不同体认和对待上。西方国家源于其自由主义的哲学、法律传统，基于在世界经济格局的强势地位，他们坚守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的藩蓠，坚持基本公民权和政治权先于国家而存在的理念，坚持国家为公民所创设，其存在目的是要维护公民不可让与的基本权利，包括自由权、生命权和私有财产权等，强调个人自由权利优位于生存权、发展权等经济社会权利。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主张：“我们之中任何来自不同背景的人都不能推卸我们所肩负的遵守世界(人权)宣言的义务。酷刑、强奸、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任意扣押、种族清洗和出于政治原因的失踪——所有这些都是为任何尊重民权的信仰、信念或文化所不能容忍的，也不能因经济发展或政治权宜的需要而合法化” ② 德国前外长金克尔认为：“必须清楚地指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不足以及仅仅以达到富裕为目的思想都不能使对基本自由和自治权利的否定合法化。”③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为了迅速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特别强调个人行使权利和自由必须与对他人社会履行义务结合起来。④ 中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同时我国政府还强调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国家内政和不以人权为工具施加政治压力的原则;强调经济、社会、文化、公民和政治权利之间的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强调对各层次的人权给予同等关注的需要;强调发展权……是全球性的，不可让与的权利，是基本人权的组成部分;强调保证人权和弱小群体基本自由的必要性……⑤
(四)人权与主权的冲突与协调
宪法是主权国家规制的产物，两个人权公约是签署公约的主权国家合意和妥协的产物。因此，两个人权公约和宪法关系的一个重要层面即表现为主权和人权理念的调适与冲突。主权不代表绝对逻辑，而是一种历史逻辑，是特殊的社会、经济条件的产物。在血缘、部落社会，主权是不具任何意义的概念。古代中国、希腊各城邦内部也不是根据主权的逻辑组织的。主权秩序需要建立在明确的政治权威和法律权威的框架上。在中世纪，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屈从于一种普适性的法律秩序，统治权既来自于上帝之法，也是上帝之法的反映，教会为封建秩序提供了贯穿始终的组织上、道德上框架。在封建体系中，内部组织范围和外部组织范围之间，“公共领地”和“私有财产”之间没有明显界际。这种具有多面性、分散性的封建传统政治体系之所以享有高度一致和统一性，并非因为主权权力的存在，而主要在于共同的法律、宗教和社会传统与机制。因此，尽管存在领土上的分隔，但构成世界秩序的单位并未表现出现代主权概念那种占有性、排他性特征。它们都将自己看成一个世界共同体的地区代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独特的具有世俗权威的国家，导致了主权的出现，与之相适应的主权理论亦开始发达起来。罗马法的复兴顺应了专制主义国家的需要，顺应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城乡的发展。基督教改革运动与反改革运动以及宗教战争，导致整个欧洲为此起彼伏的宗教和政治动乱所吞没。世俗国家权威的出现似乎成了结束这种动乱的最有效补救方式，宗教改革本身破坏了教会所有的普遍权力，尤其是罗马教皇的权力，从而为世俗专制主义奠定了基础。因此，我们可以说主权最早是西方国家的政治语言，是在西方建立专制主义国家秩序中发展起来的，是用来说明国家内部关系和描绘国家之间关系的概念。根据《国际法原则宣言》的解释，主权原则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1、各国法律地位平等;2、每一国均享有充分主权之固有权利;3、每一国均有义务尊重其他国家之人格;4、每一国领土完整及政治权力不得侵犯;5、每一国均有权自由选择并发展其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制度;6、每一国均有责任充分并一秉诚意履行其国际义务，并与其他国家和平相处。
就人权宗旨而言，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的内容绝大多数会转化甚至直接变成一国宪法之下的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因此，国际人权公约的原则、理念会丰富、补充一个国家的宪政理念。但国际人权公约隐含的意蕴有借助人权的国际保护干涉人权这一原本属于国内管辖事项的倾向，因此未免造成人权与主权理念的冲突。随着人类一体化的发展，人类
相互依存度的不断提高以及人类本身共有的自然属性所引来的共同道德尊严，产生了有效协调人权与主权关系的现实紧迫性。这就要求打破传统主权概念的坚冰，反对将主权概念推向极端，反对笼统地谈论主权与人权的关系问题，承认国际社会有权基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基本道德价值，在坚持适当、公正的程序的前提下，限制甚至制裁一国滥用主权、大肆践踏基本人权并构成国际犯罪的行为。
二、人权宪政规范的整合和宪法变迁
从国际人权公约的适用效力来说，其有关人权的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内容对我国人权的宪政制度的作用是隐性的、渐行的，并且公约的缔约国以文化的相对性和特殊性为由对公约本身作出保留，也视为一种惯例而被接受。但是，人权公约中的制度规范仍将对我国产生法律约束力。因此，一旦人权公约的内容与我国宪法的相应规定出现差异和冲突时，我们便必须研究这些差异和冲突出现的背景和原因，适应我国法治国建设的总体需要，对我国人权宪政制度作出及时重塑与整合。考量国际人权公约和我国宪法这两种背景迥异的法律文本，便至少可以发现在以下几方面，它们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和冲突：
(一) 公约规定的某些权利和自由，我国宪法尚未规定①
除了我们前面所谈及的罢工自由和迁徙自由外，我国宪法缺乏规定的还有《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1条所规定的充足生活水准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1条所规定的反债务监禁权，第7条规定的反酷刑权和第8条规定的反强制奴役权，第17条所规定的私生活自由权等。以充足生活水准权为例，它体现了所有经济和社会权利都力图达到的一个目标，那就是使所有的人都成为一个人道的社会的一部分。这一权利与整个人权系统的基础密切相关。这个基础就是“人皆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均各平等。人各赋有理性良知，诚应和睦相处，情同手足。” ② 食物、衣着和住房是充足生活水准的三个最为重要的因素。为此，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其多次的会议中，不仅反复重申这一原则，而且提供了可操作性的标准规则。如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1994年通过的一般性意见第33条就规定，为了实现残疾人的充足生活水准权，除了确保残疾人得到充分的食物，出入方便
的住房和其他基本资料以外，还有必要确保向残疾人提供“支助服务，包括辅助性器材，帮助他们提高日常生活的独立能力和行使他们的权利。”③
(二)公约的规定与我国宪法的某些规定有冲突
宪法中一些有关权利义务的规定与公约存在冲突。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8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权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这与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必须履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的义务是有冲突的。同时，该公约第6条第1款规定：“人人皆有天赋之生存权，此种权利应受法律保障，任何人之生命不得无理剥夺。”在这一规定中，“人”的外延得到最广义的解释，不仅包括已出生的人，还包括所谓边缘性的人即胎儿。胎儿非因其母体生理病症，不得被剥夺生存权，尤其要禁止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随意对其生死予夺。而我国现行宪法第49条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虽然计划生育包括鼓励生育和节制生育两个层面的含义，但在我国既定国情下，经济的落后和资源非再生性利用的瓶颈，使我们目前最终只能奉行以节制生育为意旨的基本国策，对那些违反计划生育的妇女实行强制性堕胎的作法，也只能是在上述政策之下的一个逻辑合理性选择。但这一种做法显然与公约规定相悖。
另外，我国宪法第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这一项规定既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7条关于工作权的规定存在重大差异，更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8条3款(甲)项规定的“任何人不得使服强迫或强制之劳役”严重冲突。因为义务从法律原理而言是指公民必须履行某种行为的必要性，不履行法律义务的直接后果是要承担包括法律制裁在内的法律责任。所以，宪法关于公民有劳动的义务的规定显然包含了国家可强制公民劳动的意味。而作为法律权利意义上的工作权根据学者的理解，它应具备下列特点：1、工作权是个人的权利。这一方面是因为，法律以个人为基本单位是近代法律制度超越古代法律制度的标志;另一方面，将工作权利授予群体必然导致对非群体的歧视。2、工作权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束权利的代表。它代表了与工作或劳动结合在一起的若干权利之集合，包括劳动的权利，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选择具体劳动方式的权利，劳动安全权利和罢工权
利等。3、实现工作权利是国家的义务。在这其中，因为劳动既然是人的一种权利或自由，当然它必须是自主自愿的行为。政府只能鼓励人们积极参加劳动，不能实施强迫劳动。强迫劳动或强制劳动不仅包括为获得经济效益而强制他人劳动，而且还包括服务于政治教育目的的强迫劳动。①
(三)公约和我国宪法对权利保护的程度存在差异
较之两公约而言，我国宪法对一些权利的保护存在明显程度上的差距。这种差距并非是主观客观因素所能容见的制度空洞，而是表现为我国宪政人权制度的滞后与不足。比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包括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礼拜、戒律、实践和教义来表明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任何人不得遭受足以损害他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强迫。表示自己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仅只受法律所规定的以及为保障公共安全、程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限制。尊重父母和(如适用时)法定监护人保证他们的孩子能按照他们自己的信仰接受宗教和道德教育的自由。此条规定与我国宪法第36条规定相比更具细密性和可操作性。这是因为，仅规定宗教信仰自由而不规定举办宗教活动场所、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这项自由便会有被空洞化的危险，或被法律、法规限制的风险。
再比如《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7条明确规定，缔约国确认人人有权享受公平与良好的工作条件，特别要保证：人人在其行业中适当的提级的同等机会，除资历和能力的考虑外，不受其他考虑的限制……。而我国宪法只规定国家创造劳动就业条件，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劳动报酬，福利待遇，休息权，男女同工同酬等，而没有具体到对晋职、晋级权的保障。作为专门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律《劳动法》也未作出相关规定。据实而论，随着现代文明的日益进步，工作权的内涵正在发展与丰富，由于职业竞争的残酷性，国家如果仅对就业权提供保障，无疑只是一种浅层次的保障。从人的身心发育和素质完善的角度而言，晋职晋级权的保障不容有丝毫怠忽。
另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4款规定：“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而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人是否合法或如果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此项规定渊源英国
古老的人身保护令状制度，它由最初的一项保护贵族的特权而延伸为人人皆有权享受的一项自由，并赋予了被拘禁或逮捕的人自我寻求法院监督纠正非法拘禁逮捕的权利。而我国宪法关于“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由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的制度设计，充其量只解决了逮捕的法定程序以及国家机关的分工问题，而并没有使被逮捕者获得良好的救济渠道。《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款也仅确立了司法机关主动纠正错误逮捕和拘留的制度。这种制度本身的设置不周全，是造成我国逮捕程序缺乏实质意义的公正性而备受社会舆论挞伐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宪政人权规范与两个国际人权公约所产生的实定法意义的差异与冲突，除了我们前面所述的文明背景、法治图式的不谐外，更主要地是由于我国宪政人权规范的自体不适症所引致的。我国现行宪法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内容不能适应或满足公民现实的权利需求，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我国公民权利过于原则化，规范表述过于笼统和概括，易造成人们解读上的歧义和适用上的不知所措。其二，我国现行宪法的权利体系的某些内容缺乏科学性，逻辑分类缺乏严密性，比如说生存权、发展权、自决权等国际人权斗争的最新成果在我国宪政文本中没有反映，国内根本法与国际法的效力关系问题没有载明，对公民的平等权和宗教信仰自由权的分类有悖于国际人权学说的通例。其三，我国现行宪法的权利内容缺乏明确性：如关于我国政治权利和自由的范围由于宪法规定不明，造成学理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实践上造成宪法实施的阻滞。其四，我国现行宪法的权利内容缺乏完整性。如人身权利中缺乏隐私权内容，经济、社会权利中缺乏充足生活标准权的内容。与此同时，有些学者认为，我国宪法对某些权利的规定也存在着片面性，如公民的住宅权。宪法规定：公民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但完整意义上的住宅权应当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容，一方面是禁止非法侵入，另一方面是禁止和排除拒不退出的行为，外国如日本通常将要求退出权视为住宅权的一部分。① 其五，我国现行宪法缺乏现实适应性，宪法的现实适应性是宪法规范和社会现实的良性互动关系的体现，它要求宪法规范能洞照社会现实的需要，反映社会主流的需求，同时又能合理超然于社会现实的细枝末节之外，从而赢得一种均衡。以此标准作为参照，我国现行宪法是明显地缺乏现实适应性的。例如，由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出现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等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格局;与之俱来的，
公民个人财产的种类在扩大，个人财产的数额也在大幅度增加;这一社会现实不仅要求宪法学研究应把财产权作为一个重要的范畴，并从产权、人权与政权的相互作用的角度来理解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关系，而且要求国家在宪政规范中确立公民个人财产的范围及保障制度。但遗憾的是，由于意识形态的禁锢，我国宪法迄今为止，并未建立这种确认和保障制度。另外，现行宪法对现实发展所提出的新的权利要求，如安宁权、环境权、隐私权等，也表现出一种规定上的缺失。
综上而论，我国宪法与两个人权公约之间存在着诸多不相适应之处。在我国签署、批准公约的前提下，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冲突已成为一个当务之急。
三、人权宪政实施机制的整合和宪法变迁
两个人权公约和我国宪法在各自范围内对权利自由作了界分。按照国际法上惯行的“条约必须信守”的原则，我国作为两个人权公约的签约国当然应履行公约中规定的各种义务及责任。这就产生了履行公约义务和履行宪法义务的整合问题。在处理这一个问题时，我们必须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一)正确处理我国宪法和两个人权公约的效力关系
对于条约与国内法尤其是宪法的关系，国际上通行三种学说：
1. 宪法优越说。适用这种学说的国家往往从国家主权主义立场出发，认为宪法的效力高于条约的效力。如法国宪法第54条规定：如果经共和国总统、总理或者议会任何一院议长提请审查，宪法委员会宣告一个国际协定含有违反宪法的条款时，必须在宪法修改后，才可以授权批准或者认可该国际约定。第15条同时规定，依法批准或者认可的条约或者协定，自公布后即具有高于各种法律的权威。考虑到法国现行宪法是戴高乐主义的产物，其主旨在于稳定法国政治局面，重塑法国的大国地位，结合上述两条的文义揭示，我们认为法国宪法隐含着高于条约的原意。前西德基本法
第93条第1款第2项规定，联邦法院有权审查条约是否违反了根本法的形式和实质规定，如果违反了，该条约在国内即被认为无效，从而不可适用。这条规定可视为明示了宪法的效力优越于条约。①
2. 条约优越说。采用此学说的国家，认为条约与宪法发生冲突时，应以条约为准。荷兰是典型的采用此种学说的国家，它在宪法条文中比较周密地规定了条约的优位权问题。荷兰宪法第66条规定：“公布协定的规则，应在法律中予以规定。协定经公布后对任何人都有拘束力。”第65条规定：“在荷兰王国正在施行的法律规定，如其适用将与该法律规定制定以前或以后依照第66条公布的协定相抵触，应不予适用。”第60条第3项规定：“法院无权判断协定是否符合宪法。”第63条规定：“协定的内容得背离本宪法的某些规定，如果国际法秩序的发展要求这样做的话。在这种情形下，除非经两院各以三分之二多数表决通过，国会不得对协定予以认可。”②上述荷兰宪法第60条、65条、第66条之规定直接阐明了条约的优越地位，第63条规定的意旨虽然在于确保宪法的效力，然而，如果荷兰国会违反这个规定，认可总统批准条约，按照上述66条第3项，法院既然无权判断协定是否符合宪法，该条约仍然具有优越于宪法和国内法的地位。荷兰王国之所以奉行条约优越于宪法的学说，与荷兰属海洋国家有关。开放的海洋文化的不断熏陶，使荷兰人较之他国人民具有更多的国际情怀，这就是为什么近代倡导和创立国际法学说的著名大家如格老秀斯、奥本海等人都诞生于荷兰的原因所在，也是荷兰海牙为什么会拥有世界上最多国际机构的缘由。
3. 条约与宪法效力同等说。采用此说的国家，认为宪法和条约效力相等，都是国内最高法律。美国宪法第6条第2款规定：“本宪法与依照本宪法制定的合众国法律，以及以合众国的名义缔结或将要缔结的条约，均为国家最高的法律，即使与任何州的宪法或法律相抵触，各州法官仍应遵守。”美国人认为条约与联邦法有同等效力，否定所谓的“转换理论”(Transformation)，否认“自动生效”(self-executing)，在处理宪法和条约关系时适用后法优于先法的原则。这种做法的显见缺点是“由于条约有时反映着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实际上也有大国强加于小国的条约，因此这种学说很难说符合宪法”。①
对于宪法和条约之间的效力关系问题，我国宪法和其他各项法律迄今为止尚未明确规定。宪法只是在第67条第14项、第81条及第89条第9项规定了缔结、批准和废除国际条约的职权及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本规定虽然涉及国内法和条约的关系问题，但我国制定法系的内在意蕴决定了它只能在民事法律范围内运用，而难以在整个法律体系中推而广之。国际人权公约指涉的绝大多数事项均与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密切相关，而两者又在诸多方面不尽一致甚至严重抵牾。同时，根据我国宪法第62条第1款和第67条第14款之规定，宪法由全国人民大会修改，条约却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和废止。
这些问题的客观存在，促使我们有必要从法理上梳清宪法和条约的关系，解决好条约在中国的适用问题。首先，任何宪法与条约关系处理模式的选择均不可在纸上妄谈优劣利弊，它必须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力量对比关系，与一国民族、文化传统及法治背景结合起来，审时度势，明智裁量。其次，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都不可自疏于世界发展大势而独自发展。通过缔结和参加国际条约，使条约在国内得以适用，其根本出发点乃在于为了与国际社会融通，获得更为广泛的国际认同，同时也使本国国民知悉国际潮流的变化和交易规则的统一，培养开放的世界观。遵守通行的国际规则，只会使世界走向更加和谐和均衡的境界，抗逆共同规则，则会造成一损俱损的局面。再次，现实的客观需要决定了我国应采用条约优于宪法的模式。“根据国际法的一般原则，我国不应以国内法规定为由拒绝所承担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义务，这既有利于维护我国的信誉，也有利于保护我国国民在国外的合法权益。” ① 同时，这也是我国政府的惯行作法。1990年4月27日，中国代表在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上回答有关问题时就明确阐明了此种态度。② 最后，实行条约优越于宪法的模式并不意味着漠视我国的主权利益，更不意味着对含有不公正内容条约的迁就。因为，批准和缔结国际条约的行为就体现了一个国家自主意志。若条约内容严重背离中国国情，损害中国国家利益，我国自应拒绝签署和加入。同时，我们尚可运用国际法实施中通行的保留和克减机制来处理国际条约与宪法相悖的问题。具体到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的实施来说，我国可以首先在签署和批准条约时声明保留，以此排除人权公约中不适合我国的条款对我国发生约束力。据统计，仅到1994年11月，在《公约》的127个缔约国中，就有46个国家对
公约义务的承认提出了意义不同的150项保留。③ 如法国，比利时等国宣布，公约关于言论、结社自由、和平集会的权利等方面的规定在法国、比利时等国适用时将以《欧洲人权公约》的相应规定为准。美国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6条关于生命权的规定和第7条关于禁止酷刑的规定作出了保留。发展中国家大都集中在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下的一系列原则上，如无罪推定，被告的最低保障等。我国在签署和批准两个人权公约时也可以对根本不应适用于我国的权利条款予以保留。同时，运用两个人权公约关于克减条款的规定，实现国际人权公约权利和义务的均衡。《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允许一个国家对权利“可加以同这些权利的性质不相违背并且只是为了促进民主社会中的总的福利目的的法律所确定的限制”;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在社会紧急状态威胁到国家的生存并经正式宣布时，本公约缔约国得采取措施克减其在本公约下所承担的义务。”当然，克减不应超过必要的限度，应与紧急状态相适应，而且克减措施不得违背国际人权公约的目的和宗旨;在范围上，下列公民权利不得克减：生命权，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任何人不得仅由于无力履行约定义务而被监禁，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权被承认在法律面前的人格，人人有权享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等等。
根据我国的法律和实践分析，我国采取的是条约直接适用原则。至于条约批准机关和宪法、基本法律批准机关不同所造成的条约与法律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们目前所应采取的权宜之计，是将我国法律中关于条约适用的规定，解释为全国人大对其常委会的授权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本身在制定法律时已同意条约优先适用。
(二)加强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建立国际人权公约的司法救济制度
国际人权公约在我国的即将实施，造成了我国宪法变迁因素的外部化。完好地协调宪法和条约的关系，有赖于两个方面条件的成立：在宪法文本中明确规定条约与宪法的适用关系问题;建立并健全我国宪法的实施保障机制，及时并正确处理国际人权公约实施时所出现之具体问题。在目前尚不具备这两个条件的情况下，重要的是要发挥好宪法解释机制的作用。这是因为：其一，由于作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实施机制基础的条约义务是“即时义务”
(immediate obligation)或“立即履行的义务”(the obligation of immediate implementation)，而我国又不可能对宪法和公约冲突之处全部予以保留，实际上也没有全部保留①，因此，在直接适用条约的情况下，理应依靠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及时协调条约与宪法的关系。其二，人权保障机制的完善有赖于以宪法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为依据指导部门立法的完善，建构我国人权法律保障的完整体系。由于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向部门法的具体规定转化时既存在着“内在精神失真” 即实质不周延的可能，也存在相互冲突的可能，这便需要运用宪法解释制度来化解矛盾，消除冲突。其三，客观情势的变化会赋予国际人权公约和宪法有关基本权利的规定以新的内容，新的含义。同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使一些新的权利要求被赋予基本人权的地位，这也需要宪法解释机制的及时跟进，以消解人权规范与社会现实的紧张关系。其四，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制度运用不当，会造成人大常委会违背全国人大的意志，侵犯人民主权原则。因此，当下中国所采取的由人大常委会行使宪法解释职权来进行人权保障的作法不宜作为一种治本的手段。建立宪法保障的常设机构乃为当务之急。
建立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的司法救济制度，也是我国应承担的条约义务之一。《世界人权宣言》第8条规定：“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所赋予他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作出有效的补救。”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3款第(2)项规定：“能由合格的司法、行政或立法当局或由国家法律制度规定的任何其他合格当局断定其在这方面的权利;并发展司法补救的可能性。”根据上述规定，我国应确立人权公约在我国法院直接适用的制度。① 但考虑到我国政治体制和司法队伍的特殊状况，在法院直接援引国际人权公约作为判案依据时，应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关涉适用人权公约的个案，宜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法院审理，并应在相关法院设立专门的人权法庭。最高人民法院应及时整理并发布相关典型判例，以供有关法院审案时参考。二是打破宪法不能司法适用的观念禁区，研究宪法司法适用的运作规律，解决因宪法司法适用带来的制度配套问题。三是改革现行司法体制，提高司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尊重司法权的独立行使，树立司法机关的崇高权威。四是协调好人权案件的国内诉讼和国际人权机构解决争议机制的关系，处理好国内法院的司法审查权与国际人权机构法律监督权的冲突与矛盾。
*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① 《公约》第8条第1款(甲)项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保证)人人有权组织工会和参加他所选择的工会，以保证和保护他的经济和社会利益，这个权利只受有关工会的规章的限制。对这一权利的行使不得加以除法律所规定以及民主社会中为了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利益或为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需要的限制以外的任何限制。”对上述规定所涉及问题，我国《宪法》、《工会法》、《劳动法》等已作了相关规定，故我国特声明保留。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0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当代人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5-376页。
① 转引自李龙、万鄂湘主编：《人权理论与国际人权》，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② 蔡定剑：《中国宪法精释》，中国民主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
③ 赵世义：《资源配置与权利保障》，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页。
① 参见Phililp Aiston and Gerard Quinn ：The Nature and Scope of states parties' obiligation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Goverme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n Human Rights, Quarterly, 1987,P159.
① [瑞士]弗莱纳(Fleiner. T)：《人权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② 转引自[加拿大]艾尔罗·孟德斯：《人权、发展权与均衡法的法律及宪法基础》，载白桂梅主编：《国际人权与发展：中国和加拿大的视角》，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③ 同上
④ 严复用“群已权界”来表称权利概念，很确切地代表了这种思维路径。
⑤ 参见[加拿大]艾尔罗·孟德斯：《人权、发展权与均衡法的法律及宪法基础》，载白桂梅主编：《国际人权与发展：中国和加拿大的视角》，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① 这种情况的另一方面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两个人权公约没有规定，如申诉并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它反映了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差异性。
②《世界人权宣言》第1条，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12月10日第217A(Ⅲ)号决议通过并宣布。
③ 见联合国大会1993年12月20日第48196号决议，附件，《残疾人机会均等标准规则》。
① 吴玉章：《工作权的内容和实现》，载王家福：《〈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1页。
① 参见韩大元、王世涛：《国际人权公约和我国人权宪政体制的整合》，载《法律科学》，2001年第2期。
宪法是概括凝炼的法律规范，但宪法关于某一问题的禁止性规定是否应穷尽各种行为，以及能否做到穷尽式列举，都值得从立宪技术的角度去研究。
① 参见李浩培著：《条约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395页。
② 参见李浩培著：《条约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400-401页。
① [日]田中和夫：《条约与国内法——国际人权公约的国内法效力》，转引自王家福、刘海年、李林主编：《人权与21世纪》，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① 《关于处理涉外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行政规章汇编》(1987年)，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164页。
② 王铁崖：《条约在中国法律制度中的地位》，中国国际法学会主编：《中国国际法年刊》(1994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版。
③ 朱晓青：《<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实施机制》，载于《法学研究》，2000年第2期第111-112页。
① 我国对《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的权利仅保留一项，即“组织工会权”。见《人民日报》，2001年3月1日。
① 由于两个国际人权公约义务的性质不同，法院的适用也要相应地作些区分，但那种对经济、文化、社会权利进行刻板的分类并且根据定义将其置于法院管辖范围之外的做法是不恰当的，因为两种权利并非是绝然分开、没有联系的，而是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
中国宪法与法国宪法频繁变迁之比较研究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权威性与稳定性是其应有之义。宪法文本的频繁变迁必将有损于宪法的权威与实施，近代中国百年宪政历史便是明显的写照。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对宪法变迁历史的深思。新形势下本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中央全会的形式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着重强调依宪治国与依宪执政，开创了法治历史的新纪元。 一、本文变迁含义的界定 从语义角度分析，变迁是指情况、事物或环境随时间变换而发生的变化、转移。 宪法变迁最早出现于1960年，德国学者耶林令克在其专著《宪法的修改与宪法的变迁》中首次提出该词。耶认为宪法变迁是指宪法条文在形式上没有发生变化而继续保持其原来存在状态，在没有意图、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基于事态变化而发生的一种变更。【1】国内学者韩大元认为宪法变迁是指宪法条文本身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宪法条款的实质发生变化并产生一定的社会效果。【2】秦前红认为宪法变迁的含义一般可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其一是指世界各国宪法、某种类型宪法或者某个国家宪法产生、发展的经过；其二是指某国宪法修改的经过；其三是指宪法的自然变更或者说无形修改，具体来说是指宪法条文本身没有发生任何变化。【3】 相比较而言，秦前红的理论既涉及宪法整体宏观更替发展，也涉及微观内涵变更；既有历史观角度的延续，也有具体适用技术的阐释。笔者依据秦的内涵界定，取其中前两项内容，界定本文的宪法变迁：指中国和法国历部宪法（包括相关宪法性文件、草案、修正案，公布实施与否不予考虑）更替、修改的历史沿革，即一种历史观的宪法演变考察，是宪法文本的有形改变，排除适用技术的考量。 二、中法宪法变迁历史过程概述 1.近代中国宪法变迁历史概述 1908年清政府颁布近代第一部成文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大纲首次将君权与公民权利纳入宪法规范的范围，可视为中国立宪之始。此后三年《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公布，但该信条并没有改变封建王朝的命运。 此后陆续颁布的宪法及宪法性文件有：1911年《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912年《临时约法》、1913年天坛宪草、1914年袁记约法、1916年宪草、1917年《军政府组织大纲》、1919年宪草、1923年贿选宪法、1925年宪草、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训政纲领》、1931年《训政时期约法》、1936年五五宪草、1946年国民党《中华民国宪法》和1948年《动员战乱时期临时条款》。自《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历时41年。其间公布、起草的宪法性文本共15部，平均每三年左右便有一部宪法或宪法草案产生。但仅就形式而言，只有1923年贿选宪法和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短期生效。 新中国成立后，《共同纲领》充当临时宪法的角色。【4】此后陆续颁布了54、75、78和82年宪法。其中，78年宪法曾于79、80年修改，1982年宪法曾于88、93、99和04年修改。49年至今，包括共同纲领在内，共颁布五部宪法，正式修正案六个；11次立宪、修宪行为，平均每六年一次。 2.法国宪法变迁历史概述 法国政权经历了两次波旁王朝复辟、两次帝国和五次共和国。宪法经历了复杂的历史变迁，印证了法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宪法试验场的预言。 1789年《人权宣言》揭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此后法国陆续颁布了1791年君主立宪制宪法、1793年雅各宾宪法、1795年共和国宪法、1799 年拿破仑宪法、1804 年第一帝国宪法、1814年波旁王朝宪法、1815《帝国宪法附加法》、1830年七月王朝宪法、1848 年第二共和国宪法、1852年第二帝国宪法、1870年宪法、1875年第三共和国宪法、1946年第四共和国宪法与1958年第五共和国宪法。
人权的国际保护 一、人权的概念 邵津：人权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作为人而享有或应该享有得基本权利，或者说是指人人基于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平等、自由等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基本权利。 饶戈平：人权是指人所享有的或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二、人权的国际保护 邵津：人权的国际保护主要是指国家按照国际法，通过国际条约或者基于国际习惯，承担国际义务保护基本人权，并在某些方面进行合作与保证及相互监督，禁止非法侵犯这些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并促使它们得以实现。 饶戈平：人权的国际保护即国际人权法，是指国家之间通过条约或习惯国际法而承担国际义务，对实现人权的某些方面进行国际合作与保护，并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加以防止和惩治，也涉及人权的国际保护的法律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 非PPT:人权的国际保护历程：人权的国际法保护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人权的保护起初只有国内法保护，但历史上也在特定领域中存在着对人权的国际保护，包括：保护宗教上的少数者、人种少数者、语言少数者；禁止奴隶贸易和奴役制度；国际劳工保护；保护战争受难者。 人权国际保护受到正式和普遍重视是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德、日、意法西斯的军国主义独裁和野蛮侵略给各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人们的基本生存权利遭到严重侵犯。因此，通过建立新的国际保护机制以保证和维护基本人权的思想在二战以后开始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随着《联合国家宣言》、《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殖民地国家和民族独立承认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宣言、条约相继通过，人权的国际保护体系逐渐形成，国际人权法作为国际法的独立分支也发展成为一个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 三、人权的国际保护方式 （一）国家通过参加国际条约，承担国际义务保障人权和改进国内的人权状况，这是国家承担条约义务的前提下进行的。 (二)国家未参加有关的国际人权条约，但根据该国所确认的有关人权保护的国际习惯法规则，通过国内立法和司法活动保护人权。 四、人权的国际保护与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关系 部分国际法学家的观点：人权的国际法保护可以限制或改变国内管辖权或不干涉内政原则。假设人权与主权对立，也不能以取消联合国与其宗旨为核心部分相关的职能为代价。 部分国际法学家的观点：人权具有特殊性和相对性，个人所实际享有的权利不但受其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的制约，也受国内道德和历史传统的影响。人权保护目前主要是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由国内法来调整。
对国际人权公约的克减与保留 孙世彦* 为了在主权国家的正当合理的权利与个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之间维持平衡，国际人权法允许国家在某些特别情况下、根据一定的条件，采取各种不同的措施限制人权的行使与享有。而对人权的克减——尽管是非常性质的且临时性的——就是某些人权公约允许的合法限制。若干最重要的国际人权文书都有相关的规定，允许缔约国在存在威胁国家生命的紧急状态如国际或国内武装冲突时期，采取措施克减其在这些条约之下的人权义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4条、《欧洲人权公约》第15条、《欧洲社会宪章》第30条和《美洲人权公约》第27条是克减条款的最为突出的典型例证。但是，并非所有的国际人权文书都包含了相类似的允许缔约国克减其义务的条款，例如，《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条约》就没有任何克减的规定。 但对于缔约国克减其人权义务的权利，各相关条约都明确规定了一定的限制条件。首先也最重要的是，并非这些有关条约保障的所有权利都可以克减。所有包含了克减条款的公约均清楚地规定，不得对某些权利予以克减。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4条为例，该条第2款明确规定，不得对《公约》的第6条即生命权、第7条即免于酷刑或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惩罚的自由、第8条第1款和第2款即免于奴役和强迫役使的自由、第11条即免于债务监禁的自由、第15条即刑法不溯及既往的权利、第16条即人格被法律承认的权利和第18条即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予以克减。这些即使在社会紧急状态时期亦不得克减的权利，也因此被称为“不可克减的权利”。1其次，对可克减权利的克减，仅以紧急情势所严格需要者为限，这意味着克减措施的程度和范围必须与应对紧急状态的必要性之间相称。在不可克减权利的单目之后，这一相称性的检验构成了对可允许之克减措施的最重要的限制。第三，克减措施不得与缔约国根据国际法所负有的其它义务相矛盾。在这一方面，最为值得注意的国际义务是其它国际人权文书规定的义务，以及国际人道法和国际劳工法之下的协议性的或习惯性的规则。第四，除了《欧洲人权公约》和《欧洲社会宪章》之外，所有包含了克减条款的公约都规定，克减措施不得包含纯粹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或社会出身的理由的歧视。在克减的语境中禁止歧视意味着，克减的措施的采取不得有意识地针对某一或某些种族、民族、语言或宗教人群。与区域性人权公约不同的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还要求只有在正式宣布紧急状态时，其缔约国才能合法地克减其在《公约》之下的义务。根据该《公约》，缔约国还有义务就其克减的公约条款、采取的克减措施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1根据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意见，另有一些未列于第4条中的权利也不得加以合法克减，见人权事务委员会第29（72）号一般性意见，“紧急状态期间的克减问题”，第13段，载HRI/GEN/1/Rev. 6 (12 May 2003).
从世界宪法的发展趋势看中国宪法的发展变化 法是随着人类历史上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而宪法,在当时并没有出现;后来人类又经历了封建制社会,宪法仍然没有出现;直到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家之后,宪法才被制定出来。 宪法是社会文明秩序的一个宣言，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人类掌握的最主要的管理社会的手段和法律武器就是宪法。宪法也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的贯彻执行对于一个国家维护统一、保持政权稳固、保障人民的权利与自由、发展民主政治、完善法治以及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重要作用。世界上自成文宪法产生以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毛泽东说得好:“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来的。”近代意义的宪法,是17至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产物。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资本主义宪法是英国宪法、美国宪法和法国宪法。 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最先发生的国家,也是最早实行宪政的国家。但在法律的形式上,英国宪法没有形成统一完整的宪法法典,而是由各个时期陆续颁布的宪法性法律文件和形成的宪法惯例所构成的。尽管当时的英国宪法是典型的不成文宪法,但它揭开了世界宪政运动的序幕,无愧是近代宪法的先驱。 资本主义国家第一部成文宪法是美国宪法。它以《独立宣言》为先导,于1787年在费城制定。它在世界上第一次宣布了共和国制度的诞生,并确立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原则,为许多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效仿。 法国宪法是欧洲大陆第一步成文宪法,它以《人权宣言》为其序言,在宪法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它实行的议会制,既不同于美国的总统制,又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相区别。 在英国、美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立宪运动的影响下，欧美各国相继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革命胜利后也都普遍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并制定了自己的宪法。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1918年制定了世界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苏俄宪法》。作为一种新型的现代宪法，苏俄宪法的意义在于：首先，它突破了资产阶级宪法和宪政的局限性，使宪法成为无产阶级实现民主和组织国家政权的根本法；其次，它第一次系统地规定了经济制度，扩大了宪法的调整范围，使宪法由传统的政治领域进入到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从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再次，苏俄宪法推动了社会主义类型宪法的发展。此外，苏俄宪法还使宪法突破了西方文化的范围，开始成为世界文化现象。它把人类历史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原则,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对以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宪活动起了指导的作用。从此,宪法就有了两种历史类型的划分,即资本主义宪法和社会主义宪法。 随着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宪法也不断地向前发展，具体表现为： 1、宪法发展呈现出两方面的发展趋势：（1）从宪法对近代社会进行制度安排的角度看，在传统的政治领域，宪法对国家权力的配置，一方面表现为加强行政权力，使行政权力呈现扩大趋势，这是宪法对国家权力横向配置方面的发展趋势，具体表现为：行政权干预司法权，如美国总统频繁使用否决权；紧急命令权，如法国宪法对紧急命令权的规定；委托立法。另一方面表现国家权力向中央集中，中央集权的趋势日渐明显，这宪法对国家权力进行纵向配置方面的发展趋势，具体表现在：在传统中央集权的国家，即使存在地方自治与分权，也不具有实际意义；在奉行地方分权、实行地方自治的国家，如英国，中央对地方的干预越来越多；在联邦制国家，联邦中央的权力越来越大，这在美国表现最为突出。（2）随着国家权力
国家人权条约体系 目前，国际人权法主要是由一系列条约构成的，这些条约主要包括： （一）1966年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开放给各国签署和加入。这两个公约汲取了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主要内容，并加以完善和发展。两个公约的内容涉及了法律上人权的基本内容和国际人权保护的主要方面，被认为是基本的关于人权的国际法律文件。两个公约都首先规定f自决权和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其中《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主要涉及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权利，包括工作权，社会保障权、家庭权、健康权、受教育权等。它要求缔约国尽最大能力采取措施，以便使这些权利逐渐得到实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涉及了广泛的公民权利，包括生命权、免于酷刑、人身自由、公正审判、信仰自由、和平集会、选举权和桩选举权等，要求缔约国尊重和保证这些权利，并为达到此目的采取必要的立法或其他措施，以实现公约所涉及的各项权利。两个公约分别建立了各自的履约机制。 （二）专门领域或区域的人权条约1、专门领域主要包括： （1）消除各种歧视方面一是《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行公约》； 二是《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 三是《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公约》； 四是《关于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 五是《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公约》等。 （2）妇女儿童权利保护方面一是《妇女政治权利公约》； 二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三是《儿童权利公约》等。 （3）禁止奴隶制和强迫劳动方面一是《废止奴隶制蛆隶贩卖及类似奴隶制之制度与习俗补充公约》； 二是《废止强制劳动公约》等； （4）保护被拘禁者权利方面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主要是《禁止酷刑和其他不入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等。
人文学院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论文题目：法律全球化下的人权国际保护 学生姓名：杜碧月学号：090904113 专业：法学 指导教师：郑淑霞 2012年月12月 25日
3. 毕业论文拟采用的研究方法和主要参考文献简述 1、研究方法： （1）历史研究的方法 为了从总体上能够对人权的国际保护作出全面的评价，首先就必须运用历史的方法，追溯到人权的国际保护产生、发展的历程。通过对历史的考察，获得对国际人权保护全面了解，认识国际人权保护的实质，得出对其正确的评价。 （2）比较的方法 通过对国内外人权国际保护研究的比较，分析了法律全球化下人权国际保护的发展背景、现状、趋势，在不同层面的人权国际保护制度中寻求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进一步结合我国的保护现状研究我国如何面对这些挑战和问题，该做出何种建议和完善。 （3）实证分析的方法 本文试就法律全球化与人权国际保护的概念、内容和特性作一定的分析,从其发展历史、发展背景、原因等各个方面研究，阐述了当下世界法律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人权保护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2、主要参考文献简述 [1] 贺鉴《霸权、人权与主权：国际人权保护与国际干预研究》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0年出版 本书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充分利用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国际法学、外交学以及历史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采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将理论研究与实证考察有机结合，重视个案分析。本书通过考察国际人权保护与国际干预的历史演变以及联合国地位和作用的变化，系统研究国际人权保护与国际干预，剖析后冷战时代国际人权保护与国际干预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提出规范国际人权保护和完善国际干预机制的对策。 [2] 黄文艺《全球化的法律分析》科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本书汇集了国内众多法理学、国际法学知名学者关于法律全球化方面的论述，意在向读者展示中国学者从法学的视角对全球化的解读。本书包括17篇文章，分别讨论了全球化视野下的法制、法律场域中的全球化、全球化与法律区域化等涉及全球化方面的法律问题。全球化问题引入法学场域，不仅意味着法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和知识总量的增长，更带来的法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和观念结构的更新，本书收录的这些文章，展示了法学界在全球化研究上的学术进步和进展。
两个人权公约的比较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 不同 1内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不包括罢工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罢工权。从公约名字也可以看出一个侧重政治生活，一个侧重经济社会文化方面。 2观念：人权不是大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当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有了实现人权的可能，人权将会经过立法确定下来。而两个公约最大的不同，在于人权理念的差异。第一代人权:形成于美国和法国大革命时期，其目的在于保护公民自由，免遭国家专横行为之害。以自由为内容的消极的人权，要求国家不干涉、国家权力受到限制，此种人权的实现不需要国家花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就是消极的人权。第二代人权:形成于俄国革命时期，其目的在于国家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社会福利事业。以受益权、社会权为内容的积极的人权，要求国家积极介入，此种人权需要国家实质性的投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就是积极的人权. 这两个公约针对的是性质不同的人权，但这种不同是相对的:劳动权在社会权为内容的积极权利体系中就具有较强的自由权这一消极性质，即国家权利亦不得侵犯公民享有的职业选择自由、劳动者劳动结社自由等权利。 2文义的不同 (1)国家义务的履行时间不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规定的国家义务是“即刻性”义务:《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渐进性性”义务。（2)执行体系上的差别:①《公民权利和政
治权利》规定了三种公约履行的监督程序:报告程序、国家间的指控程序、个人中诉程序。执行体系多元。②《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单一的报告程序。 同： 1背景：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并公布了《世界人权宜言》，在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相互妥协下，两个公约产生。两公约诉产生过程，内容和执行体系，都表明国际社会在人权保护领域普遍的共识。两公约本身即是求同存异的产物，它是尽可能地融合了东西方国家对人权的不同理解，充实和发展了《联合国宪章》中关于基本人权的内容和为人权领域的国际合作提供了国际法依据。 2目的：阐明人类基本人权，期使人人于经济社会文化与公民政治权利上，享有自由及保障。限制国家权力，是对“人权限制”的限制;两个公约都有对儿童、家庭和妇女权利的特殊保护: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两个公约都有相同的旨趣等。 3内容：，在序言的内容上是完全相同的:关于自觉权的规定是相同的;关于平等原则与平等权的规定是基本相同的:于工会自由的规定除罢工权外也是大致相同的;关于人权的限制的意向相同。
一、个案的功能与宪法学理论发展 在我国法治国家的建设过程中，人们开始关注了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即近年来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个案，引起了学术界、民间与官方的关注。对个案的解释与分析中过去被人们认为枯燥、抽象和沉寂的宪法学开始发挥起调整社会生活的作用。可以说，在实践中出现的个案激活了沉默的宪法学。长期以来，中国的宪法学理论与社会成员的生活之间缺乏密切的联系与利益上的互动，理论的实践功能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但通过近几年出现的宪法实践中的个案，社会成员们开始认识到宪法与自己生活之间的利益联系，从宪法生活中的被动角色变为积极发现宪法问题，并以个体的力量推动宪法实践发展的积极角色。 从宪法学本身的发展途径看，没有人会否认宪法实践中的个案对宪法学理论发展产生的社会功能与实践价值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长期脱离社会现实，脱离社会成员的生活状况的宪法学回到了关注社会现实，赋予社会成员理想、利益与追求的定位。我们知道，宪法学是研究宪法现象的知识体系，其宗旨与历史使命是解释宪法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人类通过宪法获得幸福与自由的经验、智慧，为人们解决共同面临的宪法问题提供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在一个法治国家，宪法是社会共同体的最高价值与规则，是人们对基本制度与价值体系所表达的基本共识。宪法学理论的专业化与大众化的协调直接关系到这种社会共同体价值的实现程度，并影响整个社会发展的进程。 我国宪法学理论研究目前正处于重要转型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宪法学理论研究开始发挥了积极的社会功能，并且开始走出五十年代的法理传统，将理论研究的视野投向了更广泛的领域。但发展进程比较缓慢，没有获得社会环境的整体支持与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可。到了八十年代，我国的宪法学理论研究基本上是以现行宪法的结构为基础来展开研究思路与理论体系的。宪法学研究的重点也主要立足于对现行宪法文本的静态含义的理解和释义上，社会各界对宪法学的关注仍停留在粗浅的认知与制度性的评价上，还没有从社会实践与学理理性的角度认可宪法学知识的社会功效。其原因主要在于，当时的社会环境还没有提供宪法走进社会生活的内在动力与必要的空间。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宪法学研究中出现了规范研究、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等新的方法，形成研究方法多元化的局面。九十年代后期，从文化学、哲学的角度研究宪法学基础理论问题也受到了宪法学界的关注。特别是社会生活中出现与宪法有关的个案以后，宪法学研究的实践功能得到了加强，进一步丰富了宪法学研究范围与领域。通过个案的探讨，宪法学理论研究的范围不断得到开拓，研究宪法问题的深度也有了明显的提高，构建系统性的宪法原理逐渐成为宪法学理论研究的最主要的学术风格与特色。 在宪法学方法论日益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中，宪法学者对宪法原理的论证也从单纯地依赖价值判断逐渐过渡到价值判断与经验判断并用，特别是实证研究方法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个案的大量出现给宪法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课题，如：面对实践中出现的个案，传统的宪法学理论明显表现其滞后性，缺少必要的理论准备与学术解释力；随着个案出现而增加的社会对宪法的需求与宪法学理论的应对能力之间的反差，说明宪法学理论实践功能的落后；个案的出现给宪法学家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也带来了新课题，迫使学者们认真地对待生活中的宪法问题，提出有说服力的宪法学理论；因出现个案而产生的社会生活的变化或制度性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宪法学本身的功能，把宪法学推向“宪法市场”，提供了宪法理论与社会现实之间互动的纽带与平台等。学者们认识到，为了解决实际生活中日益增多的宪法问题、
联合国人权公约 本公约缔约各国， 考虑到，按照联合国宪章所宣布的原则，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确认这些权利是源於人身的固有尊严，确认，按照世界人权宣言，只有在创造了使人人可以享有其公民和政治权利，正如享有其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一样的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自由人类享有公民及政治自由和免於恐惧和匮乏的自由的理想，考虑到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负有义务促进对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行，认识到个人对其他个人和对他所属的社会负有义务，应为促进和遵行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而努力，兹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部分 第一条 一、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他们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二、所有人民得为他们自己的目的自由处置他们的天然财富和资源，而不损害根据基於互利原则的国际经济合作和国际法而产生的任何义务。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剥夺一个人民自己的生存手段。 三、本公约缔约各国，包括那些负责管理非自治领土和托管领土的国家，应在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条件下，促进自决权的实现，并尊重这种权利。 第二部分 第二条 一、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尊重和保证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一切个人享有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 二、凡未经现行立法或其他措施予以规定者，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按照其宪法程序和本公约的规定采取必要的步骤，以采纳为实施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所需的立法或其他措施。 三、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 （甲）保证任何一个被侵犯了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或自由的人，能得到有效的补救，尽管此种侵犯是以官方资格行事的人所为： （乙）保证任何要求此种补救的人能由合格的司法、行政或立法当局或由国家法律制度规定的任何其他合格当局断定其在这方面的权利；并发展司法补救的可能性； （丙）保证合格当局在准予此等补救时，确能付诸实施。 第三条 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保证男子和妇女在享有本公约所载一切公民和政治权利方面有平等的权利。 第四条 一、在社会紧急状态威胁到国家的生命并经正式宣布时，本公约缔约国得采取措施克减其在本公约下所承担的义务，但克减的程度以紧急情势所严格需要者为限，此等措施并不得与它根据国际法所负有的其他义务相矛盾，且不得包含纯粹基於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或社会出身的理由的歧视。 二、不得根据本规定而克减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和第十八条。 三、任何援用克减权的本公约缔约国应立即经由联合国秘书长将它已克减的各项规定、实行克减的理由和终止这种克减的日期通知本公约的其他缔约国家。 第五条 一、本公约中任何部分不得解释为隐示任何国家、团体或个人有权利从事於任何旨在破坏本公约所承认的任何权利和自由或对它们加以较本公约所规定的范围更广的限制的活动或行为。 二、对於本公约的任何缔约国中依据法律、惯例、条例或习惯而被承认或存在的任何基本人权，不得借口本公约未予承认或只在较小范围上予以承认而加以限制或克减。 第三部分 第六条 一、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 二、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判处应按照犯罪时有效并且不违反本公约规定和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法律。这种刑罚，非经合格法庭最後判决，不得执行。 三、兹了解：在剥夺生命构成灭种罪时，本条中任何部分并不准许本公约的任何缔约国以任何方式克减它在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规定下所承担的任何义务。 四、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应有权要求赦免或减刑。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减刑。 五、对十八岁以下的人所犯的罪，不得判处死刑；对孕妇不得执行死刑。 六、本公约的任何缔约国不得援引本条的任何部分来推迟或阻止死刑的废除。 第七条 任何人均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特别是对任何人均不得未经其自由同意而施以医药或科学试验。 第八条 一、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 二、任何人不应被强迫役使。 三、（甲）任何人不应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 （乙）在把苦役监禁作为一种对犯罪的惩罚的国家中，第三款（甲）项的规定不应认为排除按照由合格的法庭关於此项刑罚的判决而执行的苦役； （丙）为了本款之用，“强迫或强制劳动”一辞不应包括：
试论国家在人权保护中的作用 班级：姓名：学号： 摘要：在现今社会人权问题越来越上升为热门问题，各国都在积极关注人权保护问题，中国列入世界轨道，在这一方面也有所行动，归根结底，人权问题是国家问题，人权保护是国家的基本义务，只有人权得到保障，公民的各项权利才能得以实现，本文将从国家的人权保护义务和国家人权保护机构的设置两方面讨论国家在人权保护中的作用。 关键词：国家人权保护义务立法人权机构 一、国家在人权保护中的义务 人权从自由权中心主义逐步转化为自由权与社会权并重的价值体系后，国家保护人权义务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不仅扩大了保护的范围，而且保护形式与程序日益呈现出多元化。国家保护人权义务是人权观念与人权分类变化的必然产物。在传统的人权分类理论下，国家的人权保护义务是比较单一的，片面地追求“作为人权保障堡垒的司法部门的应有规范性命题，没有充分关注经验性的价值”。随着宪政文化的多样化，人权保障理念开始发生了变化，改变了仅仅“通过司法权来实现人权保障”的传统观念，逐步确立新的人权内容与分类。 首先，人权的实践性得到了强化。在传统理论体系下，人权虽表现为高度价值化的体系与标准，但在现实生活中仍缺乏实践功能。随着人权实践的发展，“实践中的人权”、“规范的人权”、“运动中的人权”理念逐步变为社会的人权价值，人权的实践性表现为程序化、国际化与生活化的特点。在主权与人权关系的价值互动过程中，人权的价值日益走近实际生活，这对国家人权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 其次，作为人权保护义务主体的“国家”概念发生了变化，即从抽象意义上的国家到实体生活中的国家的转变.国家实际上是指具体行使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的活动，包括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以及与公权力活动有关或实际上行使公权力的机关活动。国家机关作为行使国家权力的活动主体，首先要保护一切基本权法益，并以此作为进行活动的道德和法律基础。人权保护义务首先指国家机关对基本权法益的“国家保护义务”，其义务包括：作为人权而得到的保护利益；第三者的利益；紧急状态中对社会主体权利的保护；采取预防手段减少人权主体利益受到不当的危害。国家必须保护人权的道德基础来自于国家存在的目的与宪法的正当性要求。有学者指出，“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个人是国家的基石，如何保障个人权利的最大实现就构成了国家制定一切政策的前提和出发点，一切为了人民的权利应当是国家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根本标志”[. 再次，国家保护人权义务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保护的内涵从消极性的保护转变为积极的保护，表现为一种综合性的道德与法律要求。爱德和凡一胡佛等人认为，国家的人权保护义务分为四个方面：第一，尊重的义务；第二，保护的义务；第三，满足或确保的义务；第四，促进的义务。对这种分类日本学者大沼教授做了如下解释。他认为，人权尊重的义务是指国家避免和自我控制对个人自由的侵害；保护的义务是指国家防止和阻止他人对个人权利侵害的义务；满足的义务是指国家满足个人通过努力也不能实现的个人所需、希求和愿望的义务；促进的义务是指国家为在整体上促进上述人权而应采取一定措施的义务。可以看出，国家对人权的尊重与保护义务是相互联系和互动的整体性义务，尊重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国家应该履行的保护、满足与促进的义务，尊重只是国家义务的前提与基本的道德基础而已。在宪法
中国宪法史 中国宪法学产生于 20 世纪初，迄今已有 100 多年历史。在 100 多年的发展与演变过程中，宪法学与 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之间形成了一种混合的制度体系与学术体系。尽管在旧中国宪法发展 中脱离宪法理性的制度与文本所占的比重比较大，但就整体学术脉络而言，不同时代学者们所提供的宪法 学知识保持着不同形式的学术关联性，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 [1] 特别是，宪法学作为研究宪法 现象的知识体系，提倡知识与学术的历史传承，使宪法学说成为连接知识与经验、现实与历史的纽带。 宪法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宪法制度史、宪法思想史和宪法学说史等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其中，宪法 制度史是从宪法发展的制度变革层面来研究宪法的发展历程
宪法思想史是从宪法发展的思想流变层面来 研究宪法的变迁过程，凡与特定历史时期的宪法问题有关的观点、主张等都可以属于这一知识体系，其本 身的理论体系化程度并不是判断宪法思想史成果的标准 ; 而宪法学说史则是从宪法发展的学术积累层面研 究宪法学产生与发展的过程，考查宪法的历史积淀，旨在探讨特定概念与范畴体系化、整体化的过程。它 既不同于宪法发展历史，也不同于特定时代宪法思想的记载，是对学术对象变迁的“再认识”。当然，在 宪法学说发展中制度、思想与学说又保持着关联性，在互动中寻求发展。 在中国，宪法学说史描述与再现了历史事实。在 1908 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前后，我们建立了初 步的知识体系， 追求着一种宪政理想， 但学说的历史带有深沉的政治影响。 [2] 以控制国家为目标的宪法， 往往在国家的主导下获得宪法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中国宪法学说具有浓厚的“国家学说”
试论人权的性质(一) 人权，是指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每个现代人维持正常生活所应拥有的条件。 关于人权的性质，西方国家的一些国际法学者主张，“人权没有国界”，“不干涉内政原则不适用于人权问题”，甚至还有学者提出，人权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人权原则要取代国家主权原则而成为国际法的基础。西方学者的这种主张往往被某些国家利用，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这与人权保护背道而驰。我们认为，人权具有二重性，即人权的国内法属性和人权的国际法属性，国际法中的人权保护只是针对人权的国际法属性，任何国家以人权为幌子，对别国人权问题指手划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是强权政治的表现，不具有合法性。一人权概念从第一次提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都属于国内政治和国内法律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问题开始进入国际法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对人权最大规模的践踏和破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反省，成为人权问题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基本起因。联合国的成立，特别是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将人权问题正式纳入了国际法的范畴。但是，人权问题，特别是基本人权问题仍然属于一国的内政，由各国的国内法加以规定，由国内有关机关进行保护，这部分人权并没有进入国际法领域。一般说来，由于各国的历史背景、社会习俗、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不同，对生存权、平等权、自由权、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等，只有通过国家的立法才能授予，只有通过国家的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采取措施才能保证实现，国际法不直接授予权利给个人。 人权的国内法属性是由人权的特点所决定的。众所周知，人权的内容存在法定权利和应有权利的矛盾。法定权利是人所实际享有的权利，是统治阶级根据所处的地位，结合本国具体的经济结构与政治制度，在一定限度内将自己所认可的应有权利法律化的结果。应有权利是指作为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人类自诞生以来就一直追求的美好目标，当某种应有权利得到实现，转变为法定权利后，又有新的应有权利产生，等待着人类为之奋斗。人权内容的这种特点，决定了人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发达程度的制约。由于各国的发达程度相异，某种权利在一个国家是法定权利，在另一个国家则可能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的应有权利，若要硬行将其规定为法定权利，也不可能成为实有法定权利。 鉴于各国国情不同，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要在国际上制定一个统一的人权标准是不现实的，只有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由各国法律自行确定本国人权的法定权利，人权的实现才有保障。人权问题，或者说人权的基本方面仍然是国内法的问题，属于国家的内部事务。根据国家主权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任何一个国家都享有自决的权利，国家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有权自行决定包括人权制度在内的各项制度，别国无权干涉。属于国内法方面的人权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内政，这部分人权在进入国际法领域之前，都由主权国家根据其意志自由决定，其他国家有义务予以尊重，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有责任使这一内政不遭侵犯。二《联合国宪章》序言部分开宗明义就规定：“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联合国的成立与发展，使人权问题进入国际法领域，人权的国际保护成为现代国际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人权的国际法属性主要表现为：世界上包括主要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所缔结或参加的有关人权问题的国际条约具有普遍约束力，构成造法性条约，所有国家都应遵守。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内法规定违反了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或者一个国家的侵权行为直接影响到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结果，从而违反国际人权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则应由有关国家承担国际责任。一般说来，种族歧视、种族灭绝、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奴隶制及类似的制度与习俗等，就属于国际人权法所禁止的内容，它们已超出了国内法的规定而成为国际法的问题，无论是否符合一国国内法规定，都是对国际法的破坏，要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国际法的制裁。如1990年8月2日，伊拉克以武力方式吞并科威特，造成科威特人民的人权遭受大规
Kurczveil诉德国案 （案件编码53550/09） 判决书 斯特拉斯堡 2011年10月2日 在Kurczveil诉德国案中欧洲人权法院由Bo?tjan M. Zupan?i?审判长、Ganna Yudkivska 和 Angelika Nu?berger法官以及, Stephen Phillips书记官组成。 一、程序 1.本案源于2009年10月5日德国公民Istvan Kurczveil先生以德意志联帮共和国政府违反《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第34条为由诉至本院的申请。 2.申请人的代理人为斯特拉斯堡的律师Jantkowiak先生。德国政府的代理人为政府司法部律师Wittling-Vogel先生和副代理人Behrens先生。 3.2010年5月27日第五审判庭审判长决定将此申请案件通知德国政府。 二、事实 案件情况 4.申请人于1946年出生于德国Lübbenau。 5.2003年8月27日德国木材管理专业协会拒绝承认申请人的呼吸道疾病为职业病。 6.2003年9月26日申请人由律师代理对前述认定提出异议，2003年12月23日异议被驳回。 7. 2004年1月14日申请人将申请诉至科特布斯市社会法院。 8.2004年3月11日应答方提交被告抗辩声明和申请人相关文件。 9.2004年6月14日社会法院要求申请人提交之前向19位医生咨询的记录以及相关医学证明等五份证据，三个月后这些文档全部移交社会法院并提供给应答方参阅。 10.在2004年11月8日和2005年1月13日社会法院要求申请人具体化自己的诉求。2005年2月7日申请人提交目的说明声称自己只是要确认自己正在受到职业病的侵害。 11.2005年5月2日社会法院决定获取第一份专家（W.M先生）关于此问题的12种特点的咨询意见。申请人由于生病取消定于2005年6月29日的身体检查。2005年8月10日专家检查了申请人的身体。2005年10月13日专家提交了19页的检查意见书称申请人需要做更深层次的检查。 12.2006年3月23日社会法院决定由另一位专家（P.H女士）以不同的12种特征对申请人进行检查。专家表示她愿意进行这次检查。 13.2006年4月申请人更换律师。 14.2006年5月24日专家P.H女士通知社会法院申请人应该先由专家U.R女士检查。2006年7 月4日申请人以偏见为由怀疑后一位专家及U.R女士。2006年7月7日社会法院以书面形式驳回申请人的怀疑并重申此项必需检查识别尊重的。2006年10月19日申请人通知法院他愿意配合检查。 15.2007年2月7日专家U.R女士提交了她做的11页的专家意见书。2007年3月29日法院移交这些文件给专家P.H女士以促使她作出被要求的对申请人的检查。2007年4月17日专家P.H女士通知法院她无法作出专家意见。 16.2007年8月17日社会法院修改2006年5月23日作出的决定改由另一位专家D.A先生作出。2007年8月31日专家D.A先生通知法院他无法及时的做出自己的专家意见检查。 17.2007年9月26日社会法院修改2006年5月23日作出的决定改由另一位专家SCH先生作出。2007年10月10日社会法院被通知专家SCH先生已经退休。
论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的实施和中国宪法变迁 秦前红* 目录 一、人权宪政理念和宪法变迁 二、人权宪政规范的整合和宪法变迁 三、人权宪政实施机制的整合和宪法变迁 第九届全国人民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01年2月28日决定：批准我国政府于1997年10月27日签署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同时对《公约》第8条第1款（甲）项声明保留。①另外，由于我国政府已于1998年10月已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预计我国政府不久也将批准加入此项公约。上述两个公约所指涉的内容与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规定有密切的关联，因此，人权的实施和保障首要的是一个宪政层面的问题。随着两个人权公约在我国的实施，必将引发包括宪政理念、宪政规范和宪法保障机制等各个层面的调适、整合与重构问题。 一、人权宪政理念和宪法变迁 人权是人依其自然属性和社会本质所应享有的、受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制约的权利，依其存在状态的不同可表现为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实有权利。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一般认为，人权（human rights）这个概念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有关人权的主张最早产生于古代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概念之中。古希腊斯多葛学派主张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不受任何基于政治地位、家庭背景等因素的影响。早期的基督教和自然神宗教的教义认为，上帝创造人本身就意味着赋予人某种存在的价值，依其存在的价值和尊严，理所当然就享有一定的权利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一些人文主义思想家从历史文库中重新祭起人权思想的旗帜，加以适当改造后用来向封建的意识形态发起进攻。他们主张以“人”为中心，把“人”作为一切事物的出发点和归宿，用“人权”取代“神权”，声称人类“天生一律平等”。十七世纪启蒙思想家倡导的天赋人权学说更是主张“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每个人都是“他自身和财产的绝对主人”，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是每个人“不能变更” 和“无从否定”的天赋人权。 西方近代意义上的人权概念是在19世纪后半叶由我国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介绍、引入中国的。清末变法维新和立宪修律运动以及人权与宪政思想在中国迅速的传播，对我国的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都产生过积极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也曾注意总结人权发展的成果，重视人民对人权的理想追求。例如，周恩来总理
什么是内政？古今中外的法学家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要说这个问题应当从主权说起。 主权概念产生于16世纪中叶，由法国学者博丹首先提出，他认为主权是一个国家不可分割的、至高无上的、统一持久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继博丹之后，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将国家主权观念延展至国际社会，着重从国际法学角度突出了主权的对外性质。 发展到现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国家主权是指国家对内的最高权和对外的独立权。所谓对内的最高权，是指主权国家在国内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理国内管辖的事务。所谓对外的独立权，是指国家在国际关系上是最高的权威，在国家之上，再没有超国家的权威，国家在行使国家权力时完全自主，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这一点是国家主权的根本属性。家主权早已上升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一项国际法原则，国家主权原则是当代国际法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 我认为，所谓对内的最高权，即内政的权力，凡属于国内管辖之事项国家，均有权自行决定。 什什么又是人权？人权又属不属于内政？所谓人权，是指一个人作为人所享有或应享有的基本权利，是人类社会最高形式和最具普遍性的权利。它包括生命权和生存权、政治权和公民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民族权与和平权、发展权与环境权等等，这些权利是密不可分的。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来源于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天赋人权”思想。 从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第一次提出人权概念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人权都具有国内性，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一国如何对待其本国国民，本质上属于该国的主权和内政。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结束，鉴于几千万人死于战争，基本人权和人类尊严被法西斯残酷践踏，各国对人权问题开始予以深刻地关注，人们深刻认识到人权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国内法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与世界和平、国家的独立与发展紧密相关的重大国际法问题，至此人权问题开始真正进入国际法领域。人权的国际保护第一次被规定在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文件《联合国宪章》中，宪章明确指出“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拘束”，并在第一条将“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列为联合国的宗旨之一。联合国对人权保护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以至于被认为“除了追求和平联合国再也没有比实现人权更重大的目标了。”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西方许多学者已经形成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他们认为国家主权已经失去了昔日无所不包的至上权威性。随着整个世界的互动性与相互依赖性的强化，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连结日益紧密化，人权问题已越出国家界限成为全球问题。人权保护没有国界，人权高于国家主权。 然而，我国领导人1992年在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上发言却指出：“人权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国家范围内的问题。因此，观察一国的人权状况，不能割断该国的历史，不能脱离该的国情。要求世界各国照搬一国或少数几国的人权标准和模式，既不适当，也行不通。中国重视人权，并主张在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同国际社会就人权问题进行平等的讨论和合作，而反对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